語言類型學視野中的詞類問題研究

馬 永 強

（蘭州財經大學外語學院，甘肅 蘭州 730020）

一、引言

語言的科學研究都是基于范疇的，語言學范疇的形成與發展和人類認知與思維的范疇化進程密切相關（Aarts，2006：361）［1］，其中詞類范疇化是語言范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是人類認知最基本的特征之一。詞類范疇化的結果是形成不同的詞類范疇。自古以來，如何將人類語言詞匯進行分類一直是語言學家非常關注的問題。一般來說，相同類別的詞匯在音系、形態、句法、語義等方面都有著某種程度的共同性，基于這些共性特征劃分詞類范疇有助于實現語言研究的描寫充分性和解釋充分性。

詞類問題是一個自人類語言的語法描寫開始至今都沒有得到妥善解決的語言學難題。詞類是語法研究中的核心問題，正如Denison（2013：151-152）［2］所言，詞類在絕大多數語法描寫實踐中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幾乎所有的詞典（單語和雙語）中都為詞目詞標注了詞類，詞類概念被廣泛地應用于語言理論研究和教學實踐（尤其是基礎教育和外語教育）。詞類問題的懸而未決可能會導致詞類描寫實踐的無章可循。有鑒于此，本研究通過系統梳理語言類型學視野中詞類研究的焦點問題，在對前人的詞類研究成果進行批判性吸收的基礎上，旨在厘清詞類問題的普遍性和差異性，為后續的詞類研究提供借鑒。

二、基本詞類范疇的普遍性與差異性

語言基本詞類范疇（主要指名詞、動詞和形容詞）是否具有跨語言的普遍性一直是個頗具爭議的問題。語言類型學視野的詞類研究長期在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之間來回搖擺，即基本詞類范疇的普遍性和跨語言差異性（Anward，et al.，1997：167）［3］。換句話說，每種語言是否都有名詞、動詞和形容詞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針對這一爭論已久但仍無定論的問題，語言學家進行了深入的理論闡釋和廣泛的實證調查，很多研究表明語言的基本詞類范疇是普遍存在的（Baker，2003）［4］，盡管在邊緣地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別。Koontz-Garboden（2012）［5］認為語言基本詞類范疇的普遍性有強式和弱式假說之分：強式說認為如果名詞、動詞和形容詞在所有語言中存在至少一個用法實例，則所有語言都具有完全相同的詞類系統；弱式說認為原本可能就存在某些獨立于所有語言的語法范疇（如名詞、動詞、形容詞和副詞），任何語言都可以從中選擇一種或者多種以便構成相同的詞類系統。多項基于原型理論范疇的詞類范疇普遍性研究印證了弱式假說存在一定程度的合理性。Croft（2000：65）［6］認為名詞、動詞和形容詞不是特定語言的范疇類別，而是語言的普遍性特征（language universals），因為它們構成了“類型學原型”（typological prototypes）。Denison（2013：155）［2］認為主要范疇的原型成員確實具有相當明確的語義（或關系）特征，因此可以在各種語言中使用相同的術語，如名詞、動詞、形容詞等。針對一些被認為與印歐語具有不同詞類系統的語言實證調查研究也得出了基本詞類范疇具有跨語言普遍性的結論，如毛利語（Maori）、蒙達里語（Mundari）、瑪雅語（Mayan languages、薩利希語（Salish languages）、他加祿語（Tagalog）、查莫羅語（Chamorro）等。

詞類范疇的跨語言差異性也是語言類型學家經常探討的焦點問題之一。有語言類型學家認為不存在跨語言的詞類范疇，他們應該為自己所研究的語言創造特有的詞類范疇，而不應將其他語言中已有的范疇類別搬來即用（Haspelmath，2007）［7］。同時，一些基于小眾語言（understudied languages）的調查研究也認為詞類的性質和存在因語言而異。如Broschart（1997）［8］通過實地調查，聲稱湯加語（Tongan）不是像印歐語那樣明確區分名詞和動詞，而是“詞型（word type）——詞例（word to?ken）”二分的語言類型，即大多數的詞在詞庫層面并沒有指稱性和述謂性之分，而在句法層面“加上冠詞就都能做指稱語，加上時體標記就都能做述謂語”。這樣的結論顯然不能令人信服，因為很多語言的詞匯在詞庫層面都以詞干形式存在，只有在句法層面根據語境需要才使用相應的屈折詞綴。就連Broschart 自己都承認湯加語和諸如英語之類的印歐語不論是在詞庫層面詞匯的詞干形式，還是在句法層面語言形式所表達的詞類信息，都呈現出很高的相似性，他認為湯加語和英語之間唯一真正的區別是英語仍然通過詞匯的屈折變化形態呈現某些詞類信息（Broschart，1997：151）［8］。因此，僅以沒有形態變化為依據不足以證明湯加語就是完全不同于印歐語的“詞型——詞例”二分的語言類型。再以Topping（1973）［9］對查莫羅語的詞類系統研究為例，他認為這種語言的詞類必須基于詞的語法特征（grammatical prop?erties）才能更好地確定，而非基于意義和功能，他認為查莫羅語的詞類不同于英語中名詞、動詞或形容詞的分類。據此，Topping（1973：77-82）［9］把查莫羅語的詞類系統劃分為兩大類，即主要詞類（Major Word Class）和次要詞類（Minor Word Class），而每一類都包含若干種次類。以主要詞類為例，它由I 類（Class I）、II 類（Class II）和Ⅲ類（Class Ⅲ）三種子類組成，其中第一類主要包含及物動詞，第二類更具包容性，幾乎包含其他所有的實詞類別，還有一少部分不符合主要詞類的一般規則的詞被歸為第三類。他同時指出，除少數例外，查莫羅語的任何實詞都是多功能的，可以用作動詞、名詞或修飾語。然而，Chung（2012：12）［10］基于更廣泛的語料進行驗證后發現，查莫羅語的詞類系統并非是像Topping（1973）［9］所提出的那樣，而依然是熟悉的名詞、動詞和形容詞的詞類三重奏。同時他強調說并不是所有的查莫羅的實詞都是多功能的（Chung，2012：30）［10］。因此，Topping（1973）［9］所持的“查莫羅語的實詞都是多功能的”的觀點犯了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把一部分高頻詞的多功能性泛化為整個實詞類的多功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是基于對查莫羅語的真實觀察，但是Topping（1973）［9］和Chung（2012）［10］針對該語言的詞類系統研究卻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Topping（1973）［9］所使用的語料只涵蓋了的查莫羅語形態、句法和詞匯語義的一小部分，故無法得出可靠的結論（Chung，2012：50）［5］。綜上所述，Broschart（1997）［8］和Top?ping（1973）［9］分別針對湯加語和查莫羅語的詞類系統所作出的論斷都是堅持純粹的“唯形態”標準而得出的，即詞類的區分要嚴格按照詞的形態變化，具有相同形態變化的詞歸屬于同一類別。然而事實并非如此，語言的形態只是外在的編碼形式，而作為語言知識的詞類信息是在語言使用過程中不斷涌現出來的。相比于形態，每一種語言都會在功能方面呈現出更多的規律性（LaPolla，2016：367）［11］。因此，詞類判斷的標準應該是特定的詞在句法中所體現出來的規約性命題言語行為功能（王仁強、楊旭，2017：28）［12］，語義功能而非形態是語法分析的關鍵（高航，2020：74）［13］。

針對語言基本詞類范疇的跨語言普遍性和差異性的爭論，絕對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和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眾所周知，并非所有語言都具有相同的詞類系統，也不是每種語言的詞類系統都完全獨特（Anward，et al.，1997：170）［3］?；驹~類范疇具有跨語言差異性的事實并不意味著如果它們表現出相似性就不能在跨語言適用，因為范疇化就是基于相似性的而非同一性（Moravcsik，2016：424）［14］。盡管很難找到兩種具有相同詞類系統的語言，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詞類范疇可能適用于某些甚至所有語言，而另一些則可能僅適用于特定語言。雖然不能理所當然地將一種語言的詞類范疇擴展到另一種語言，但是假定其中一種語言的詞類范疇完全不能應用到任何其他的語言也是毫無根據的（Moravcsik，2016：422）［14］。因此，在進行語言類型學研究時，應該堅持“求同存異”的原則，即在承認不同語言之間存在一定差異性的基礎上尋求它們之間更多的相似性，而非僅停留在外在的形態差異層面進而忽略人類語言在語義功能層面存在的內在聯系。只有基于語言使用事實對不同類型的語言進行更廣泛、更深入的研究（LaPolla，2016）［11］，尤其是針對那些使用人數較少、適用范圍有限、研究還不夠充分的小眾語言，才能更加準確、全面地認識人類語言的本質，關于語言基本詞類范疇的跨語言普遍性問題也許能夠得到比較合理的解釋。

三、語法多功能現象的普遍性

人類語言詞匯的語法多功能現象（Multifunc?tionality）是語言類型學研究中的一個老大難問題，近百年來不斷引發激烈的討論，其爭論的焦點則是如何解釋和表征概括詞的多功能性。多功能性指的是特定的語言單位（如詞或語素）在不同的語法環境中可以實現不同語法功能的能力，且同一語言單位的不同語法功能之間呈現出互補分布（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的關系（Hachem，2015：1）［15］，也就是說，同一語法環境只能選擇多功能詞匯的其中某一個語法功能，并不會在兩個或多個功能之間出現模棱兩可的情況。詞匯的多功能性也是人類語言追求語法系統經濟性的必然結果（Hachem，2015：323）［15］，即通過在不同的語法環境中使用一些語音和形式相同且語義相關的詞匯，可以有效地減少相關語言中不必要的詞匯和其他語言結構的數量。Lefebvre（2001：107）［16］認為多功能性是人類所有語言詞匯普遍存在的特征，并且不限于特定的詞類范疇的詞匯，而是可能涵蓋所有主要詞類范疇的成員，包括實詞和虛詞。他認為多功能的詞匯可以分為三類：包含一個以上實詞類的詞、同時包含一個實詞類和一個虛詞類的詞、包含一個以上虛詞類的詞（Lefeb?vre，2001：118-119）［16］。值得注意的是，詞匯多功能性的普遍存在并不意味著多功能性在語法功能之間是均衡分布的，而是每種詞類、每個詞都有自己的首選功能（Mosel，2017：289）［17］，即世界上所有的語言都有多功能的詞匯，但是它們的大多數詞并不是多功能的（Lefebvre，1998：144）［18］，即使是多功能的詞匯也存在程度差異，其中某些詞匯比其他詞匯呈現出更高的多功能性。換句話說，多功能性與詞匯的使用頻率呈正相關，越是高頻使用的詞，越有可能呈現多功能性。多項基于相關語言和特定區域語族的實證調查研究表明，多功能性是人類語言詞匯的普遍性特征，如海地語（Haitian）、豐語（Fongbe）、德語（German）、荷蘭語（Dutch）、波利尼西亞語言（Polynesian lan?guages）以及克里奧爾語（Creole languages）等。

如何解釋和表征概括詞的語法多功能現象是語言學家爭論的焦點，涉及到理論闡釋和詞典表征兩個方面的問題。關于在理論上如何解釋語言詞匯的多功能性，語言學家提供的其中一個解決方案是詞無定類（underspecification/ precategoriali?ty）（Farrell，2001：109）［19］。在這種框架下，多功能詞匯在詞庫中沒有明確的詞類歸屬，這使得它們可以靈活地出現在多個語法位置上，多功能詞匯具體的詞類歸屬取決于它們所出現的語法環境。另一種解決方案是零派生（zero derivation）或者轉類（conversion）（Martsa，2013）［20］。在這種框架下，多功能詞匯通常都有一個基本意義且由此進入語言詞庫，然后基于所謂的“零”形式在不同的語法環境中派生出第二種或者更多的意義。該方案對語法學家的吸引力在于，通過提供一種語法派生規則，可以反映出相關派生意義之間的關聯，并且可以實現跨類詞匯歸納，它將在很大程度上減少詞匯條目的數量。雖然“詞無定類”和“零派生”的解釋都將大大減少詞匯條目的數量，但是并不能真實體現概括詞本身的詞類屬性：涌現屬性。概括詞的詞類是在言語句法層面的語言使用模式中涌現出來的，具有循環累計因果效應，規約化的意義和用法應該在社群語言層面詞庫中進行表征，作為語言學習和文化傳承的基礎。

概括詞的語法多功能現象在詞典中究竟如何表征在學界未能達成共識，在詞典編纂實踐中的處理策略也不盡相同。語言學家就多功能詞匯的詞典表征策略提供了多種可選方案，如增設詞類、處理為兼類詞或同形詞等（Bazell，1966；Jeek，2016）［21］［22］。不同類型的詞典對于規約性語法多功能現象的表征也采取不同的策略，以英語詞典為例，“母語詞典一般處理為兼類的多義詞，而英語學習者詞典的處理則呈現兩極分化現象：其中，牛津系列學習者詞典處理為兼類的多義詞，而朗文、柯林斯、麥克米倫系列的學習者詞典等則處理為語法同形詞”（王仁強，2014：50）［23］。正如Jackson（1988：22）［24］所言，概括詞的語法多功能現象在詞典中究竟如何表征“不是一個嚴格意義的語言學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際應用的問題，即不同類型的詞典基于用戶視角采取的不同設計特征而已”。鑒于概括詞的語法多功能現象（兼類）與詞頻呈正相關，是“言語交際的經濟性和相似性動因相互作用的結果”（王仁強、周瑜，2015：64）［25］，更多的學者還是認為將多功能的概括詞處理為兼類多義詞最為可取。

四、結語

雖然語言類型學視野的詞類問題研究長期存在語言基本詞類范疇的普遍性和跨語言差異性的爭論，但是如果研究者能夠透過語言形態這層迷霧，就能發現人類語言在概括詞的語法多功能層面存在很多的共性特征。語言的形態只是外在的編碼形式，而作為語言知識的詞類信息是在語言使用過程中不斷涌現出來的，涌現屬性屬于人類語言共有的特征。只有基于語言使用事實對不同類型的語言進行更廣泛、更深入的調查研究，尤其是針對那些使用人數較少、適用范圍有限、研究還不夠充分的小眾語言，才能更加準確、全面地認識人類語言的本質，對于語言類型學研究中的焦點問題給出比較合理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