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價值邏輯與提升策略

丁輝俠 高景暉 段思佳

(1.鄭州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2.鄭州大學 法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自新公共管理運動以來，以結果為導向的績效管理在公共部門改革中得以廣泛應用，在設定組織目標、發現和糾正偏差、改善組織績效與提高公共滿意度等方面有效提升了政府效能。政府績效管理的核心理念是借助績效信息進行科學決策，Behn將“如何有效評估績效”確立為公共管理研究的三大問題之一，認為了解如何評估績效、如何利用績效信息持續提升公共服務的未來績效至關重要[1]。一些學者將“政府績效信息使用”視為突破績效管理困境的良方，例如，Moynihan和Pandey提出政府績效信息使用是檢驗績效管理成敗的最終標準，是提高其有效性的關鍵所在[2]。Camilla認為只有對政府績效信息加以充分利用，績效管理才稱得上真正實施[3](P12)。研究發現，中國地方政府對于績效信息的使用程度不足，如何充分釋放政府績效信息所蘊含的價值能量在中國政府管理實踐中仍是一個嶄新的議題。本文在中國治理場景下，就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價值邏輯、現實問題和提升策略展開研究，旨在為持續提升政府未來績效、提高決策科學化水平貢獻學術力量。

一、文獻回顧

“政府績效信息”的概念在學術界仍舊存在一定爭議。通過文獻梳理發現，不同學者主要從狹義和廣義兩個范疇對其進行界定。狹義上的政府績效信息被限定為政府績效評估的結果，如Saliterer和Korac將其界定為產生、收集并用于判斷政府組織績效狀況的數據和證據[4]。廣義上的政府績效信息是指在政府績效管理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數據資料的集合，如Kroll將其描述為在政府運行過程中產生、收集并用于反映公共政策和公共項目產出、成果、效率以及有效性的一系列信息[5]。政府績效信息是一套完整的信息體系，包含績效評估制度、計劃、目標、監測、結果及整改信息等[6](P36-37)。對比發現，廣義上的政府績效信息強調以績效評估的結果來評價政府工作結局的優劣性，狹義上的政府績效信息強調績效信息可能產生于績效管理過程的任意階段，蘊含大數據思維。本文將政府績效信息闡述為在政府績效管理動態過程中產生的一套與績效相關的信息集合。更進一步地，從過程上來看，政府績效信息包括戰略規劃、績效計劃、績效目標、績效評估指標、績效實時監控、績效結果報告、績效改進狀況等。從形式上來看，政府績效信息不僅包括書面的正式信息(工作計劃、考核辦法、考核報告等)，也包括各種口頭的非正式績效信息(如會議、電話中領導口頭告知的內容等)。

政府績效信息使用是一種將績效信息融入政府管理和決策過程之中的理性行為。學者們從不同視角對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具體方式進行了劃分：依據使用目的可以將政府績效信息用于評估、控制、預算、激勵、促進、慶祝、學習和改進[7]。依據應用范圍可以劃分為績效信息內部使用和外部使用[8]。依據使用效果可以劃分為目的性使用、被動性使用、政治性使用和非正當使用[9]。據此，本文將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總結為有使用政府績效信息需求的主體通過一定的方式將產生于政府績效管理和評估過程的績效信息用于達到特定目的的行為，使用主體、信息內容、使用方式和使用目標是其基本概念要素(見圖1)。本文研究的是積極的績效信息使用方式，主張摒棄主觀臆測式管理，講求以客觀的績效信息為決策依據，以此提高決策科學化水平，持續提升政府未來績效，以實現人民滿意的目的。

圖1 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概念要素

政府績效信息使用在績效管理系統中占據重要地位，是否恰當地對政府績效信息加以使用或許是衡量績效管理改革成效的最優標準，但是在政府實踐中卻少有關注[10]。Montesinos、Fernadez等學者對意大利和西班牙地方政府的調查顯示，在決策過程中超過60%的財務主管沒有充分使用績效信息，在責任落實過程中績效信息的使用同樣非常有限[11]。TerBogt對荷蘭市政當局的調查發現，市政議員更多使用與高層領導的口頭磋商和會議中獲得的績效信息，而對預算、年度報告、中期報告等書面信息不感興趣[12]。印度尼西亞政府由于制度能力低下、腐敗程度嚴重、利益相關者施壓不足等原因，其績效管理實施本身舉步維艱，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程度極為有限[13]。一項對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日本四國政府績效管理的內容分析顯示，這些國家的法律文本中關于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規定較為缺乏，僅要求在未完成績效目標時做出合理解釋[14]。意大利政府主要以消極的方式使用績效信息，僅將其用于制定符合法律最低要求的文件，而缺少管理性或目的性使用，且以內部使用為導向，缺乏與公眾和利益相關者等外部行動者的溝通[15]。巴基斯坦政府部門實施績效管理和使用績效信息的程度也比較低，這與其根深蒂固的行政環境氛圍密不可分，政府管理者更傾向于追求外在的績效評估程序，而不是將政府績效信息應用于管理控制和責任落實[16]。

那么，有哪些因素對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產生關鍵影響？通過文獻梳理發現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影響因素大致可劃分為個人因素、組織因素、信息特質和環境因素四個方面。首先，政府工作人員的個人特征，如任期、態度、動機等與其使用績效信息的程度存在關聯性，具備強烈公共服務動機的公務員在管理過程中傾向于依據績效信息做出更有利于社會公眾的決策選擇[17]。其次，從政府組織層面看，組織文化、領導模式、組織類型等塑造了公務員對績效信息的使用方式。發展型組織文化鼓勵員工的創新和冒險精神，允許質疑和挑戰現狀，提倡發現更為靈活、更具適應性的問題方案，此種組織文化下的員工對績效信息的使用欲望更加強烈[18]。再次，信息特質構成了政府績效信息能否被合理使用的前提要件，如績效信息本身的恰當性、可用性、透明度。Kroll從信息可得性、工作相關性、可理解程度、可靠性以及整理質量五個方面對政府績效信息的質量進行了綜合評價，發現政府管理者更樂于使用高質量的績效信息[19]。最后，外部環境因素(尤其是來自利益相關者的壓力)左右著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效果。Moynihan和Hawes認為利益相關者更善于也更有能力動用審查政府績效信息的權力，績效信息事關政府的聲譽和合法性，這從外部給予了政府管理者合理使用績效信息的壓力[20]。

綜上可以發現，在政府績效管理動態運轉過程中產生的大量績效信息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績效管理仍未擺脫形式主義的窘境。尤其在中國本土化治理場景下，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相關學術研究匱乏，政府績效信息使用在政府管理實踐中的價值邏輯有待挖掘，如何對癥下藥充分釋放政府績效信息的價值值得進一步深思和探討。

二、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價值邏輯

受新自由主義、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影響，一些諸如市場機制、工商管理技術、私有化等手段被引入政府管理領域，以提升政府效能。與追求效率和個人利益的私人部門不同的是，效率和公平是公共部門實踐中應當兼顧的雙重邏輯，而且，只有在追求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時候公共部門的效率才具有意義[21]。政府績效信息使用在提高行政效率和維護社會公平兩個方面發揮著重要的價值意義。據此，本文從行政效率和公共責任兩個角度構建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價值邏輯框架。

(一)行政效率邏輯

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行政效率邏輯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決策科學，二是持續增效，這二者之間的關系亦是密不可分。信息是決策的依據，政府績效信息為政府目標設定、責任分解、路線糾偏和等級評定提供了參考來源，也為持續不斷地提升政府未來績效賦予了動能。

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思想內涵要求政府官員摒棄“臆測式”行政管理，提高決策科學化水平。一些急功近利的領導干部秉承錯誤的政績觀，一味追求短期業績，脫離群眾實際，全憑主觀感受和個人想象力制定決策，不但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更損害了人民的長遠利益。政府績效信息使用要求打破這種“拍腦袋”的決策方式，強調尊重事實證據和客觀規律，以績效信息指導政府管理和決策，為實現“善治”打好堅實的信息基礎。在績效管理過程中，政府部門系統性地匯集了包含戰略目標、考核指標、動態追蹤、評估結果等在內的一系列績效信息，這些信息幫助政府管理者在公共政策制定、公共項目審批、公共資源分配、人事調動以及獎優罰劣等事務上做出更為恰當的決策。因此，客觀、準確、全面、動態、及時的績效信息為政府提供了管理決策的依據和支撐，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為管理決策降低不確定性和模糊性，減少決策失誤的風險，在優化內部管理流程的同時提高了決策科學化水平?？傊?，政府績效信息使用是“循證決策”的典型體現，以事實證據為基礎的決策是提高政府有效性的有力推手[22]。

政府績效信息使用有助于優化動態調整機制，持續提升政府未來績效。政府績效管理不能僅僅停留在績效信息的生產，作為一種管理工具，其核心使命在于持續不斷地提升組織和組織成員的績效[7]。在我國，一級政府的績效評估方案由上級政府制定，在績效評估之前，本級政府依據績效評估目標、指標體系等信息可以把握本年度的工作重心，為工作計劃指明方向。在績效方案實施中，借助績效信息可追蹤、發現和及時糾正目標偏離情況。在績效評估后，可清晰地了解預設目標的完成度，實現績效結果的橫比和縱比。例如，2018年9月25日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的意見》規定從“績效目標、績效監控、績效評價、結果應用”等流程上完善績效管理制度，這一政策為預算績效信息的使用創造了有利條件，為提高財政資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見，與現行的“績效結果運用”相比較而言，政府績效信息使用更具有動態性、全面性，使政府工作目標更加明確，管理上能夠有的放矢。政府績效信息使用有助于實現更為精準的“成本-收益”分析，便于未來更加有效地利用公共資源，提升公共產出水平，改善公共服務質量，提高行政效率。政府績效信息使用有助于發現問題和短板，有針對性地制定整改方案，避免空話套話和泛泛而談，以持續不斷地改進組織未來績效。

(二)公共責任邏輯

中國政府績效管理的各項改革舉措都應堅定不移地貫徹公共責任邏輯，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政府績效信息使用所體現的公共責任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第一，強化社會溝通，暢通監督渠道。政府績效信息產生于績效管理全過程，因此，相對于普通公民來說，政府天然地處于績效信息的優勢地位，信息壟斷或信息不對稱堵塞了公眾監督政府的渠道。政府有義務維護公民的合法權利和正當利益，將政府績效信息使用加以制度化是強化社會溝通、暢通監督渠道的良方。政府為響應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可以通過主動公開或依申請公開等方式將績效信息公之于眾，用于解答社會疑慮，回應民眾關切，滿足公民訴求，政民互動有助于提升政府形象和社會信任。同時，在政府信息公開的前提下，公眾通過政府績效信息可以實現有效的社會監督，互聯網時代更加放大了輿論的監督作用。社會監督作為政府內部監察的有益補充，給政府主體施加了強大的問責壓力，敦促其提升組織績效和提高公共服務質量[23]。第二，建設服務型政府，增進民生福祉。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盵24]服務型政府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將管制型政府的“官本位邏輯”向“民本位邏輯”轉變，從人民的實際需要出發，充分尊重人民群眾對公共服務的選擇權[25]。政府績效管理是推動轉變政府職能和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手段。政府績效管理在本質上應體現公共價值，要依據績效信息來回答“政府的產出、結果是否匹配社會和公眾的需要”這一關鍵問題[26]。政府績效信息可以展示政府職能的落實情況，透過績效信息來分析判斷各項民生政策的實施情況，督促政府落實公共責任，增進民生福祉，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現實問題

政府績效信息使用堪稱政府績效管理系統的“阿喀琉斯之踵”，缺少對政府績效信息的合理使用環節將導致績效管理的前期投入流于形式。當前，政府績效信息使用在制度、程序、組織以及認知等方面存在不可忽視的現實問題，阻礙了政府績效信息效用價值的發揮。

(一)制度困境：績效信息制度缺位，地方政府各行其是

一些西方國家建立了基本的政府績效管理法律、法規和制度安排，例如美國的《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修正案》、布什政府開發的項目評估定級工具以及英國國家審計署2002年發布和2006年修訂的全面績效評估框架，對政府績效信息使用做出了相應要求。我國雖然2018年出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的意見》，強化了對國家財政資源配置效率的監管控制，規定了“健全績效評價結果反饋制度和績效問題整改責任制，加強績效評價結果應用”，但對于預算績效信息到底該如何使用未做出明確的要求，沒有配套具體的預算績效信息使用辦法或方案。一旦制度化的政府績效信息“硬使用”處于缺位狀態時，具有較大自由裁量空間的績效信息“軟使用”就會存在隱患。

地方政府在實踐中探索的績效管理辦法可謂各行其是，在評估內容、標準、方式和流程的規范性上存在不足[27]。地方政府在績效評估過程疲于應付各項綜合性和專項考核，大大增加了基層考評負擔。各地政府發布的績效管理辦法尚未正式采納“績效信息使用”這一說法，通常在政策文本中單獨設立“績效評估結果運用”模塊，具體方式一般包括通報評估結果、獎勵優績、責令整改或約談劣績、納入干部綜合測評，難以產生長效激勵效果。當前政府績效管理系統以“評估”為核心環節，以績效信息的“生產”為導向，陷入了所謂“為了評估而評估”困境。如果僅僅以“信息生產”本身作為目標，而不是以“信息使用”為追求，則績效管理改革必然難以達到提高績效水平的目的。

(二)程序困境：績效管理程序缺陷，績效信息失真失準

政府績效管理的程序存在客觀缺陷，這直接影響了績效信息的質量。首先，政府績效評估包括內部評估、第三方評估和公眾評議等方式，而實際上我國以政府內部評估作為最主要的方式，這變相地加重了組織體系內上級對下級的控制。在政府績效評估過程中，評估主體和評估對象相分離，二者存在直接的上下級隸屬關系，因此，前者牢牢掌握著評估話語權[28]。其次，績效目標、評估內容、指標體系、權重設置、評估流程和結果運用等均由上級政府決定，缺少評估主體和評估對象的雙向溝通，評估對象對評估主體唯命是從。再次，各地政府績效數據的搜集方式普遍為評估對象自行整理績效報告和支撐材料，這種自我舉證的方式為政府績效信息失真埋下了伏筆。為使上報材料更加“漂亮”以爭取優異結果，評估對象可能采取數據作假、數據注水、無中生有等機會主義行為，對摻水原始數據的匯總和加工得到的績效信息勢必失真。無論是客觀性的績效信息缺失，抑或是過程性的數據遺漏，還是主觀性的績效信息虛假，必將導致政府績效管理陷入“測不準”陷阱，進而抑制了政府績效信息的使用[29]。政府績效信息失真將帶來決策失誤、激勵與問責失靈、資源配置無效率等一系列嚴重后果。最后，績效信息質量還體現在可及性、恰當性、可讀性、工作相關性、及時性、透明度等方面[30]。依據計劃行為理論，績效信息質量代表著管理者對績效信息的知覺行為控制，公務員傾向于使用高質量、易把控的績效信息。然而，由于績效管理流程存在的客觀缺陷，績效評估指標體系科學性、動態性較弱，以及績效評估結果的有效性低下，導致當前政府績效信息質量尚未達到有效使用的必要條件。

(三)組織困境：創新文化氛圍薄弱，激勵機制不健全

首先，對于政府管理者來說，政府績效信息使用可以稱得上是一種創新計劃。在現有的政府績效管理系統中，績效目標設置、績效計劃制定、績效計劃實施、績效評估開展、績效診斷與反饋等環節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領導者的重視，但是，其績效信息使用尚未在政府組織中得到廣泛推行。政府成員缺少創新的積極性、主動性，甚至恐懼創新、逃避創新，工作辦事因循守舊，將創新停留在口號上、紙面上，遇到新問題依賴于層層上報和被動等待上級指示，必然導致無法推進政府績效信息使用這一創新計劃。其次，在弱創新組織文化的影響下，政府領導者偏重于完成績效評估過程這一“規定動作”，而對政府績效信息使用這一“自選動作”的重視程度明顯不足。這導致上級領導者的參與程度低，對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給予的注意力分配不足，沒有向下屬傳達充分的可信承諾，直接影響下級成員對政府績效信息使用。最后，政府組織缺乏有效的績效信息使用激勵機制。在當前的政府績效管理實踐中，績效信息能否得到合理使用有賴于公務員的個人理性與自覺，缺少來自政府組織的正向或負向、物質或精神的激勵，使用或不使用績效信息對個人績效考核都沒有很大影響。查閱各地方政府現行的績效考核辦法發現，關于績效考評結果運用的規定較為模糊，政府部門績效結果與員工個人績效結果之間缺少有機鏈接，績效考核結果運用方式缺乏可操作性，物質獎勵、榮譽獎勵等對公務員產生的實質性激勵力度有限。在壓力型體制下，政府成員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經濟趕超等更為顯性的政績上來，或者集中力量處理一段時期內由運動式治理帶來的緊迫性政治任務，而對于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方式或程度存在較強的靈活性，缺乏有效的壓力和動力。

(四)認知困境：使用態度猶疑不決，公共服務動機策略

政府績效信息使用是一種較為隱秘的行為，難以通過直接觀察的方式來發現。公務員對政府績效管理的態度是影響政府績效信息使用行為的重要認知因素。首先，部分公務員從觀念上對政府績效管理的認知不清，將績效管理的功能定位于完成上級任務，或是例行公事，而不是將其作為實現善治的有效途徑。政府管理者已經習慣于漸進主義決策模式，不愿放棄求妥保穩的決策方式，對于靈活性極強的政府績效信息使用行為難以適應。對政府績效管理持懷疑或冷嘲熱諷態度的公務員實際上很少會使用績效信息，這意味著他們對政府績效信息使用這一創新計劃失去信心，對組織改革持悲觀態度，甚至質疑組織變革背后的動機和邏輯[19]。公務員對政府績效信息的類別、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向具有強烈的主觀選擇性[31]。從實踐情況來看，不同背景的公務員可能就同一績效信息解讀為看似合理但矛盾沖突的解釋，其原因在于公務員試圖將個人偏好作用于績效評估，選擇性地挑選和使用有利于己的績效信息[32]。其次，政府績效信息使用是一種“角色外行為”[17]，公務員法和政府管理制度從未將政府績效信息使用列入公務員的職責范圍，公務員不會因為使用或者不使用績效信息而引發獎懲。相反，政府績效信息使用不僅挑戰漸進決策模式，還會增加公務員的工作量，甚至會引發內部矛盾沖突，因而政府績效信息使用有賴于公務員的公共服務動機[33]。一項調查顯示，我國中部某市黨政干部的公共服務動機整體上處于中等水平，不同年齡、教育背景、行政級別和政治面貌的干部呈現較大的公共服務動機差異，并且現行的薪酬制度、晉升制度和干部考核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黨政干部的公共服務動機[34]。公務員公共服務動機不足將滋生懶政怠政傾向，服務意識薄弱，進而削弱政府績效信息使用行為。

四、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提升策略

政府績效管理的核心使命是持續提升未來績效，實現這一使命的前提是通過政府績效信息使用化解績效管理的形式化頑疾。從應然的角度看，政府績效信息使用既有助于優化工作流程和資源配置，又有助于督促政府落實公共責任，回應社會需求[35]。為突破現實困境，切實發揮政府績效信息使用效能，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提升。

(一)完善管理制度建設，輸出績效治理理念

針對當前政府績效管理“重評估、輕使用”的弊端，迫切需要完善管理制度作為堅實后盾。首先，應做好頂層設計，將地方政府單打獨斗轉化為“中央統一部署+地方靈活創新”。中央政府應盡快出臺綜合性績效管理政策，依靠國家強大的政策傳遞性為地方政府績效管理提供政策指導。亦可由中央政府出臺績效管理行政規章，經由一段時間的試行和修訂，再由全國人大頒布相關法律[36]。其次，在績效管理制度和實踐中，逐漸將“績效結果運用”更新為“績效信息使用”。地方政府在其績效管理辦法中，應配套出臺政府績效信息使用方案，通過具體而明確的表述對績效信息使用加以規范，對績效信息的使用方式、使用標準、使用要求等進行詳細界定。第三，為避免政府績效信息使用進一步加重政治控制的風險，應在全國范圍內傳達績效治理理念，倡導政府績效評估主體多元化，堅持公共價值導向的政府績效治理，下級政府既要對上級政府負責，更要對社會公眾負責，以實現公共利益為依歸[37]。

(二)優化績效管理程序，提升績效信息質量

優質的績效信息是政府績效管理使用的前提，應齊頭并舉提高績效信息質量。第一，完善政府績效評估程序，綜合采納多元化績效評估方式，避免政府“一家獨大”的局面，吸納科研機構、科研工作者參與設計績效評估指標體系，提高績效指標科學性，適當引入第三方評估，通過中立性的第三方單位提供客觀性的績效信息，鼓勵公民參與政府績效評估過程，強化社會監督功能，保障績效信息的公共責任導向。第二，改進績效評估技術，挖掘真實的政府績效信息，彌補當前下級上報、上級認定績效報送方式的缺陷?；谛祿蚪Y構化的數據生成的政府績效信息容易造成信息失真，利用大數據可以驅動政府績效評估從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信息建構邏輯轉變，從靜態評估向動態評估轉變，從滯后評估向即時評估轉變，從模糊評估到精準評估轉變，可以顯著提升績效信息的真實性、完整性、連續性和即時性[38]。第三，通過培訓端正績效評估主體和評估對象的行為。評估主體應嚴格執行績效評估辦法，依據績效評估標準行事，避免出現主觀性強、打人情分、輪流坐莊、吹黑哨等致使績效信息有失公允的不良行為。評估對象應實事求是上報工作實情，杜絕弄虛作假。

(三)營造創新型組織文化，構建長效激勵機制

欲推行政府績效信息使用這一創新計劃，須營造接納變革的組織文化，獲得領導者的認可與支持，進而激勵組織成員形成主動執行創新計劃的習慣，最終使政府績效信息使用以制度化形式內化于政府組織之中。組織文化和管理模式是雙向塑造關系，培育創新型組織文化和調動領導者注意力分配是優化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可行路徑。第一，積極培育以靈活性、適應性為特征的創新型行政文化，使公務員意識到政府績效信息使用這一創新行為能夠獲得組織接納和認可。在創新型組織文化的帶動下，領導者如果鼓勵下屬的創業精神和冒險行為，允許他們質疑現有制度并提出更好的改進方案，倡導決策的靈活性和適應性，那么基層公務員使用績效信息的欲望就會更強[18]。第二，強化領導者在組織中的示范效應，領導者的注意力應由繁瑣的評估程序轉向績效信息使用，不僅要通過出臺文件、會議布置、口頭強調等形式強化公務員對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重視，也要通過親身參與評估和科學地使用績效信息，為公務員形成正面的示范效應，向公務員傳達充分的可信承諾，以增強公務員對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程度。第三，建立健全政府績效信息使用的長效激勵機制。相比物質獎勵、榮譽獎勵等弱激勵方式，晉升激勵對公務員來說是一種強激勵模式，只有把績效評估的結果與晉升建立聯系，來自晉升機會的吸引力才會激勵公務員重視對各類政府績效信息的使用[39]。因此，應將政府績效信息與干部人事評價制度進行更加有機的銜接，打開干部人事評價過程的黑箱，將政府績效信息作為干部晉升的實質性的參考依據。

(四)提高公共服務動機，端正公務員認知態度

第一，在公務員選拔任用中注重對公共服務動機的考察。公共服務動機驅使公務員主動承擔績效信息使用這一角色外行為帶來的工作成本，然而當前公務員招考過程中考察的科目是《行政職業能力測試》和《申論》，缺少對于公共服務動機的直接考察，應選拔公共服務動機水平高的人才進入政府部門。第二，在公務員培訓和日常工作中灌輸公共服務動機，提高公務員自覺使用政府績效信息的工作意識。開展公共精神專題培訓，使公務員隊伍理解公共服務動機的重要意義，提升公務員的責任意識、大局意識、創新意識。在日常工作中部門領導應通過不斷引導和強調，使公共服務動機得到公務員的重視和吸收。第三，端正公務員對政府績效管理的認知態度，公務員對政府績效管理持認可時更有可能將政府績效信息納入決策過程中。建議基于績效目標開展系統的公務員學習或培訓，確保公務員認識到績效管理在政府決策和服務公眾方面的價值，以及績效信息使用對政府和社會帶來的積極成效。邀請有成功經驗的績效信息使用者與公務員進行溝通，以成功案例消除公務員的疑慮，或者是以研討會的形式加深公務員對績效信息重要性的理解?？傊?，通過個人和集體長久的努力，將政府績效信息使用從有形的制度轉變為無形的文化，內化為公務員自覺的行為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