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業開放是否促進了制造業就業提升？

付家雨 李 飚 張夢軒

(1.鄭州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2.鄭州大學 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3.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中國WTO研究院，北京 100105)

一、兩業融合下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就業的影響

隨著制造業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攀升，制造業服務化已成為顯著的業態特征，服務業與制造業之間呈現出相互影響、相互支撐乃至融合發展的趨勢。由于現代制造業的復雜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歷史階段，需要眾多部門和制造商參與，其制造環節的不斷延伸加大了產業鏈分布，而這些分布在上中下游龐大的產業鏈所需要的不僅是各類資源要素投入，也更加依賴龐大的服務業體系，如信息服務、金融、流通、工業設計等領域不可或缺，在這種日益交織的兩業密切合作中，催生出制造業服務化和服務型制造業。制造業不僅對服務業的要求越來越多元，反過來服務業也進一步細化了制造業的門類，加劇了制造業產業鏈條的功能化延伸。制造業服務化主要包括價值鏈縱向延伸(上下游服務環節)、價值鏈橫向拓展(培育核心增值環節)、價值鏈虛擬化重置(制造外包)三種形式。因此，這一過程最終對制造業的就業規模形成了正向傳導。

服務業影響制造業就業主要通過兩種途徑：一是通過區域內產業互補對制造業就業形成乘數效應[1]；二是通過服務業開放為制造業提供更多的產品設計、金融服務等資源，進而通過制造業生產效率的提升與成本下降來影響就業規模。隨著我國對外開放不斷深化，服務業領域已經成為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體現。服務業開放是指結合“負面清單”模式，通過降低行業投資準入門檻和取消持股比例限制等方式，進一步實現互聯網信息、金融等生產性服務行業開放。由于我國知識服務貿易逆差較大，特許金融等服務產品主要依賴服務進口，服務業開放可以通過彌補、延長制造業產業鏈、培育制造業新的增值環節等形式影響制造業的企業規模和就業需求。因此，本文主要關注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就業績效的影響，進而探討服務業開放能否成為提升制造業就業規模的有效途徑。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為了推動價值鏈延伸，拓展產業發展空間，我國制造業正從單一的生產制造向“制造+服務”模式轉變。但由于制造業升級所需的大量服務產品供給不足，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的有效融合依然不足。服務業開放能夠使制造業產業鏈和供應鏈攀升所需的科技服務、物流服務、金融服務等資源嵌入到制造業的生產過程，夯實產業基礎，促進產業鏈上下游間的協作創新和技術融合，并形成一定的技術溢出，使制造業企業的生產效率得到提升。隨著生產效率的全面提升，制造業企業的產品質量和出口規模大幅提升，制造業會實現從低生產效率向高生產效率行業的就業轉移和就業擴張，進而提升制造業的總體就業規模[2][3]。然而，由于制造業服務化程度存在顯著的行業異質性，不同類型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企業生產效率的提升也存在較大差異，譬如，運輸服務和其他商業服務開放對制造業生產效率的促進作用較大，而保險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通訊郵電服務開放則對制造業生產效率有負向影響[4]。因此，隨著服務業開放程度提升，不同類型服務業對制造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有所差異，進而在不同制造業行業間形成差異化的就業效應。

研究假設1：服務業開放會通過提升制造業生產效率進而提升制造業就業規模。

服務業開放會促進國內市場競爭，降低服務產品的價格。隨著價格下降，制造業價值鏈各環節的服務產品投入成本也會有所下降，形成成本節約效應，從而使制造業在勞動、資本、技術的成本組合上實現重配，并有利于制造業企業形成更為精細完整的價值鏈，進而提升制造業的就業需求。比如，汽車制造行業包括前端研發檢測環節、中端智能制造環節、后端汽車服務環節。服務業開放形成的市場競爭效應能夠讓汽車制造行業獲得更多價廉質優的研發設計服務、金融服務、物流和銷售服務，助力汽車制造業行業實現智能化設計和產業鏈上中下游融通，進而提升行業整體就業規模。然而，不同類型的服務業開放與制造業的匹配程度不同，不同的制造業行業對成本調整的敏感程度也不同，因此，不同類型的服務業開放對不同制造業企業生產規模提升后的用工決策也不盡相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對成本變動較為敏感，用工需求較大，因此，服務業開放帶來的兩業融合發展有利于提升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的就業需求。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對生產成本變動的敏感程度較低，不同類型服務業開放帶來的成本節約可能會用于提升就業需求，也可能會用于增加制造業外包與科研投入。

研究假設2：服務業開放會通過降低制造業生產成本進而提升制造業就業規模。

三、研究設計

(一)計量模型構建

1.靜態面板回歸模型。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就業規模的影響可用如下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表示：

lnLrt=α0+α1SLrt+α2Xrt+δt+γt+εrt

(1)

其中，r=1，2，...，n表示橫截面單元，t=1，2，...，n表示時序期數，lnLrt表示r截面t期的制造業規模，SLrt表示r城市t期的服務業開放指數差異，δt為年份固定效應，γr為城市固定效應，Xrt代表其他控制變量，εrt為隨機擾動項。本文使用2001-2019年285個地級市數據構建平衡面板數據，探究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就業規模的影響。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投入產出表，其中，缺失值采用線性插值法進行填充。

2.空間計量模型。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就業存在空間溢出效應，構建雙向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

lnLrt=β0+ρWlnLrt+β1WSLrt+β2WXrt+δt+γt+εrt

(2)

其中，ρ代表空間自回歸系數，W為空間權重矩陣。在空間權重矩陣的選取上，本文選用反地理距離矩陣進行分析，β1和β2為核心解釋變量以及控制變量空間交互項的彈性系數。根據各城市所在地理位置的經緯度信息計算得到各城市之間距離的倒數。

(二)主要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就業規模(lnL)。本文使用地級市制造業就業人數的對數來衡量就業規模。

2.主要解釋變量：服務業開放(SL)。本文構建服務業開放指數來衡量服務業開放。學界衡量服務業開放主要使用服務業FDI[5]、服務業限制指數[6][7]等方法。本文則結合地級市數據特征，借鑒常榮平等(2021)的方法[8]，從“正面清單”角度構建服務業開放指數，構建方法如下：首先，根據《服務貿易具體承諾表》的三大領域七類行業進行分類。其中，流通領域服務業包括零售、批發，通訊領域服務業包括增值服務與尋呼業務、移動話音與數字業務、國內與國際業務，金融領域服務業包括銀行服務業、保險服務業。其次，結合不同行業的服務貿易開放時間，按照城市開放年齡進行衡量，未開放取0，城市開放當年的開放年齡取1，之后逐年增加，得到各個地級市不同行業的開放年齡，數值越高表示開放程度越大。再次，將開放年齡指標賦予完全消耗系數。其中，完全消耗系數由各省市投入產出表計算得到?；谕度氘a出表時間和區域的可得性，采用了2002、2007、2012、2017四個年份的投入產出表進行計算并得到服務業開放指數。

3.控制變量。使用工資水平、社會實際產出、物質資本存量、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控制變量。其中工資水平(lnW)以地級市制造業工人平均工資水平的對數來衡量；社會實際產出(lnY)以實際GDP的對數來衡量；物質資本存量(lnK)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固定資本量的對數來衡量；對外投資(lnFDI)以實際對外直接投資額的對數來衡量。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

表2匯報了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結果，總體而言，2001-2019年，服務業開放顯著提升了制造業就業規模。分樣本來看，不同類型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就業規模的影響不同。服務業開放能讓制造業獲得更多價廉質優的服務產品，帶動制造業與服務業間的良性互動，擴大制造業的產品出口和市場規模，為制造業企業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其中，流通領域服務業開放會顯著提升制造業的就業規模，這可能是因為流通領域服務業開放與國內制造業原材料采購、生產、倉儲、分銷、配送等全產業鏈匹配度較高，能夠以信息化工具實現企業運輸資源的智能調度和優化配置，降低整體運輸成本，與制造業就業規模較大的行業能夠形成良性互動。

表2 固定效應模型基礎回歸結果

從統計數據來看，2012-2020年，制造業就業規模提升排在前三的細分行業分別為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33.2%)，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15.2%)，汽車制造業(6.2%)。2021年，服務業進口額占比最高的三個行業分別為旅行(34%)、運輸(25%)和其他商業服務(13%)。此外，流通領域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的就業帶動作用與我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有直接關系，流通領域服務業開放能夠滿足中國制造業的國內外產品供應需求，提高勞動密集型制造行業的用工需求，這與當前中國車工等技能工人緊缺的現狀相符。同時，通訊領域和金融領域服務業開放不利于制造業就業規模提升，這可能是由于該領域服務業開放程度較低，無法適配先進制造業在智能化轉型和金融支持等方面的需求所致。據統計，2013-2020年，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占進口總額的比重僅從2%升至9%，金融服務占進口總額的比重仍維持在1%。隨著我國服務貿易結構不斷優化，新興服務貿易部門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因此通訊領域和金融領域服務業開放帶來的就業效應需要進一步考察。

(二)穩健性檢驗與內生性處理

為了進一步檢驗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結果，本文采取如下方法：(1)刪除19個重點城市。由于直轄市和新一線城市的區域首位度較高，能夠獲得更大的貿易開放自由化。為剔除貿易政策對結果的干擾，本文剔除19個新一線及以上城市進行分析。(2)進行1%縮尾處理。為消除極端值對樣本結果的影響，本文對數據進行1%縮尾處理。表3第(1)列和第(2)列匯報了穩健性檢驗結果，與基礎回歸一致，服務業開放顯著提升了制造業就業規模。

表3 固定效應模型穩健性檢驗和內生性處理

為了進一步處理服務業開放與制造業就業規模之間可能存在的互為因果問題，本文采取如下方法：(1)GMM檢驗。本文將解釋變量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進行GMM檢驗。(2)兩步GMM檢驗。使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兩步GMM檢驗。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程度與服務業開放關系密切，但并不會直接影響制造業就業規模，是較為理想的工具變量。表3第(3)列和第(4)列匯報了穩健性檢驗結果，與基礎回歸一致，服務業開放顯著提升了制造業就業規模。

五、影響機制檢驗

為了探究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就業的影響機制，本文借鑒江艇(2022)的方法[9]，構建如下中介效應模型：

lnLrt=φ0+φ1SLrt+φ2Xrt+δt+γt+εrt

(3)

Medrt=ω0+ω1SLrt+ω2Xrt+δt+γt+εrt

(4)

lnLrt=π0+π1SLrt+π2Medrt+π3Xrt+δt+γt+εrt

(5)

其中，lnLrt表示制造業就業規模，Medrt為中介變量，生產率和生產成本分別用scl和sccb表示，控制變量Xrt與前文一致。

首先，本文以專利數來衡量生產率。專利是研發活動的關鍵產出，能夠客觀真實地反映出企業內部的資源配置、生產效率等無形因素[2]。表4第(1)列中服務業開放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服務業開放能夠提升制造業生產率，列(2)加入中介變量后，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變小，表明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就業規模的影響是由于生產率機制發揮了部分中介效應。隨著服務業開放，外來服務生產要素會投入到制造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促進創新資源的流入，加劇制造業企業之間的內部競爭，低生產率企業逐漸被淘汰，進而提升了制造業總體生產效率和創新能力[10]。隨著生產率提升，制造業企業的競爭力和生產規模提升，雖然會淘汰部分中低技能勞動力，但生產率提升帶來的就業創造效應更大。

表4 影響機制檢驗理

其次，本文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成本來衡量生產成本。根據表4的第(3)列可以看出，服務業開放對生產成本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服務業開放能夠顯著降低區域制造業企業的生產成本。第(4)列加入中介變量之后，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變小，表明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就業規模的影響是由于生產成本機制發揮了部分中介效應。服務業開放能夠幫助制造業企業獲得成本低廉、優質的服務產品，降低生產成本，增強就業吸納能力。

六、進一步分析

(一)空間溢出效應

相較于制造業復雜和耗時長的生產、儲存和運輸，服務業具有更強的跨區域交易便利性。服務業開放能夠提升服務產品供給能力，隨著兩業融合程度加深，服務業開放也可能通過技術溢出效應提升本地市和周邊地市的制造業生產效率，進而擴大制造業的就業需求，在區域內對制造業就業形成空間溢出效應?？臻g效應分析需要先考察整體層面的各個地理單元之間的空間自相關程度。根據計算，2001-2019年Moran's I指數均大于0，存在空間正相關，適合采用空間計量模型進行深入分析。

表5第(1)列匯報了使用反地理距離矩陣的空間杜賓模型結果，總體而言，2001-2019年，服務業開放能夠促進本地市和周邊地市制造業就業規模的提升，且服務業開放能夠對制造業就業存在空間溢出效應。由于空間交互項系數無法直接反映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就業規模的邊際效應，為此要進一步采用偏微分法對空間效應進行分解。直接效應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服務業開放能夠提升本地市的制造業就業規模，間接效應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服務業開放能夠提升周邊地市制造業就業規模。同時，服務業開放對周邊地市制造業的就業效應大于本地市，說明服務業開放帶來的空間溢出效應有顯著的輻射和反饋功能，周邊地市會通過服務業開放帶來的服務產品滲透提升制造業的產業鏈延伸，進而擴大制造業產能和用工需求。

表5 空間計量回歸結果

表5第(2)-(4)列匯報了流通領域、通訊領域和金融領域服務業開放的空間溢出效應。流通領域服務業開放提升了本地市的制造業就業規模，通訊領域服務業開放降低了本地市制造業就業規模。金融領域服務業開放降低了本地市制造業就業規模但提升了周邊地市制造業就業規模，形成了空間溢出效應。這可能是由于在制造業服務化的過程中，金融領域服務業開放對于降低制造業生產成本和融資成本最為有利，能夠促進周邊地市制造業企業拓寬核心增值活動環節，實現主營業務多元化，增加企業利潤和用工需求。

(二)穩健性檢驗與內生性處理

為了檢驗空間計量模型穩健性，本文進行雙重差分檢驗。2016年，中國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政策在全國15個地級市開始實施。由于地級市對能否成為試點城市缺乏決策權，該政策具有較強的外生性。本文將中國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基于2016年這個政策實施年份考察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就業的空間溢出效應。借鑒王啟超(2021)的方法[11]，選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城市作為處理組，其它城市作為對照組。如果實施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政策能夠提升制造業就業規模，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服務業開放能夠促進制造業就業規模。為了驗證該假說，設定如下模型：

(6)

其中，du為組間虛擬變量，試點城市取1，非試點城市取0，dt為時間虛擬變量，實施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后的時間取1，否則取0；du×dt為雙重差分項，β1為雙重差分估計量，用于衡量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政策對試點城市制造業就業的影響，Xrt表示其它解釋變量。

從表6第(1)列可以看出，交互項系數與基礎回歸變動不大，說明服務業開放不僅可以顯著促進本地市制造業就業，還會通過空間外溢效應提升周邊地市就業規模。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政策可以起到深化開放與帶動就業的良好效果。

表6 空間計量的穩健性檢驗與內生性處理

進一步檢驗空間計量模型的內生性問題：(1)采用系統GMM模型。具體做法為：首先計算服務業開放指數與空間權重矩陣乘積，其次將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作為工具變量使用系統GMM進行分析。表6第(2)列結果表明，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就業規模具有空間溢出效應。(2)采用解釋變量滯后一期。服務業開放帶來的服務產品進入制造業生產和流通領域需要一定周期，制造業企業依據服務產品開放度協商制定服務產品成本和調整企業生產成本也需要一定周期。因此，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就業可能存在滯后性問題，本文采用服務業開放指數滯后一期進行分析。表6第(3)列結果表明，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就業規模具有空間溢出效應。

七、結論與政策建議

制造業是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的核心，也是國家安全和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保障，解決制造業高質量充分就業對于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從制造業服務化視角探討服務業開放是否會促進制造業就業規模提升。主要研究結論包括：服務業開放能夠提升制造業企業的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進而顯著提升制造業的就業規模，其中流通領域服務業開放帶來的就業效應更明顯。此外，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就業規模提升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服務業開放會顯著提升地級市本地和周邊地市的制造業就業規模。

政策建議如下：第一，堅持深化服務業開放水平。服務業開放是解決制造業高質量充分就業的重要手段，我國應充分發揮服務業開放對于制造業就業的帶動效應，積極推進服務業高水平深化開放。第二，堅持審慎有序開放不同領域服務業。當前國際經濟貿易形勢復雜多變，為了降低不同領域服務業開放對制造業的就業抑制作用，應該結合不同服務業發展現狀和先進制造業的發展需求，堅持審慎積極的服務業開放路徑。第三，堅持多舉措深化兩業融合。服務業開放能夠帶來價廉質優的服務產品，應該通過水平關聯和垂直關聯的服務中間品市場提升我國制造業的創新能力，進而提升我國制造業服務化程度。同時，我國要積極提升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服務業開展供應鏈物流、信息服務等模式創新，通過服務業與制造業的主動融合提升國內產業鏈和價值鏈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