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著力推進高質量發展的系統邏輯

任保平 李培偉

[提 要]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經濟必須擺脫傳統數量型增長的路徑依賴，著力推進高質量發展，才能緩解社會主要矛盾，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著力推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系統邏輯包括歷史邏輯、價值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和政策邏輯五個維度。從著力推進高質量發展的歷史邏輯出發，主要矛盾的轉化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必需從數量型經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價值邏輯要求建立以質量為發展目標的價值判斷體系，形成現實價值與終極價值相結合的價值判斷體系。推進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最優路徑選擇，而最優路徑選擇應是符合價值邏輯要求的經濟系統、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三大系統之間質量的耦合與互動。最優路徑選擇在微觀、中觀和宏觀層面又具體表現為微觀質量、中觀質量和宏觀質量三位一體的實踐邏輯。著力推進高質量發展的政策邏輯的關鍵在于建立以創新驅動政策、結構協調政策和質量變革政策為核心的政策體系。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1)習近平，2022：《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10-26。，并提出要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既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首要任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手段。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經濟只有擺脫傳統數量型增長的路徑依賴，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才能緩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滿足人民對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并且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黨的十九大提出 “轉向高質量發展”，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黨的二十大提出“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依據黨的二十大精神，還需要從經濟發展理論角度來研究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系統邏輯?；诖?，本文從著力推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歷史邏輯出發，探究著力推進高質量發展的歷史邏輯、價值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和政策邏輯。

一、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歷史邏輯

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從歷史邏輯來看，是經濟發展初始條件與主要矛盾變化的結果。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中國依靠漸進式改革實現了“雙重轉型”：一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二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進而向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轉型。在轉型過程中，中國創造了經濟增長的“中國奇跡”(任保平，2022)，實現了中國經濟從“站起來”向“富起來”，最終走向“強起來”的偉大轉變，在這一過程中也形成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理論。中國經濟發展理論形成的邏輯起點在于主要矛盾的變化。矛盾反映事物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一種特殊狀態，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劉國章，2008)。主要矛盾貫穿于中國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形成了“發展是硬道理——科學發展觀——新發展理念”的發展理念演變，也形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理論從以“數量型經濟增長”為理論核心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歷史邏輯。

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期間，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農業國與先進的工業國之間、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中國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主要表現為資本要素的強約束。資本要素的嚴重不足決定了中國必須采取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保證生產資料優先增長，將更多的經濟剩余用于資本積累，從而迅速推進工業化和經濟的高速增長，以緩解主要矛盾。而計劃經濟體制是當時中國經濟發展實現重工業化目標的必要制度條件(林毅夫等，1999)。中國依靠指令性計劃為主、指導性計劃為輔的計劃經濟體制，通過扭曲生產要素價格，降低了重工業化發展的要素成本，從而建立起較為完整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實現經濟體系的再造。但計劃經濟體制所帶來的生產資料優先增長使得價值規律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且違背了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使得中國經濟出現資源配置比例失衡、方式落后和效率低下的發展局限，導致人民長期處于貧困狀態，國家經濟實力、綜合國力長期落后。為此，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1：《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由此拉開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序幕。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主要矛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主要矛盾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必須通過高速增長和規模擴張相結合的數量型經濟增長來解放生產力、提高生產力水平，同時也決定了經濟體制需要從效率較低的計劃經濟體制向效率更高的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最終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效解決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局面。改革開放的本質是制度創新，是一系列制度細節的建立、完善、更新甚至重構(盛來運等，202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中國經濟發展理論上的一次偉大創新，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理論的制度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價值規律調節社會生產關系，構建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不斷提高國有企業、個體私營企業，以及外資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持續推進行政管理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和投資體制的改革進程，不斷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激活了要素規模擴張、投資需求增加、科學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升級、區域空間發展以及五大動力維度，實現了以GDP為核心指標的經濟數量上的增長和經濟規模的擴張。也就是說，在這一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理論的形成和完善主要圍繞以數量型經濟增長為特征的經濟發展模式，以提高全社會的經濟效率和經濟發展速度為內在要求，以大幅增加人均收入水平和全社會財富為最終目標，一方面有效緩和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也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在數量型經濟增長期間，中國經濟蘊藏的巨大發展潛能和空前活力得到釋放。但掩蓋在經濟總量擴張之下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協調、不可持續的深層次問題開始凸顯，形成了“高數量、低質量、低效益”的特征，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障礙。這些突出矛盾和問題的背后所反映的是經濟發展的質量問題。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3)習近平，2017：《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7-10-28。主要矛盾的轉化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必須從數量型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通過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來滿足人民對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最終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質量概念的本質是一種價值判斷，在經濟學范疇內的質量是指對經濟事物社會價值的判斷，即對某一事物優劣性的判斷(任保平和王蓉，2013)。由此可見，經濟發展的質量是對經濟發展優劣程度的事后判斷，是各種經濟資源的配置關系及綜合運用的總和，而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經濟發展質量的高級狀態和最優狀態。黨的二十大把中國式現代化作為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心任務，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經濟高質量發展應是有效性、協調性、創新性、持續性、共享性和穩定性的統一體，是以人的現代化為最終目的的質量型發展。高質量發展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開拓了發展觀、發展目標、發展任務、發展模式、發展動能以及發展戰略等方面的新境界，系統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核心，以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為目標任務的發展模式。

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價值邏輯

從質量與數量的關系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數量和質量的對立統一性，對質量內涵的理解需要建立在質量與數量相結合的基礎上。首先，質量和數量都是對事物、產品或工作的不同評價和判斷，但數量是一種數值判斷，而質量是一種價值判斷。其次，數量的數值判斷以數學原理為基礎，評價標準客觀，評價指標單一，但質量的價值判斷則不同，其評價標準建立在一定價值體系基礎上且具有主觀性特征的衡量標準，評價指標也只能是復合型，所以質量分析要比數量分析更為復雜。最后，數量和質量的統一性決定了對質量的研究必須是建立在數量發展的基礎之上，質量研究是數量擴張到一定程度后才出現的產物，數量先于質量發展的邏輯也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從數量型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歷史邏輯相符合。由此可見，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為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以新發展理念作為高質量發展價值邏輯的指導思想，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價值判斷體系。

高質量發展的價值邏輯反映了從快與慢的價值判斷向好與壞價值判斷的轉變，以及質量型價值判斷體系的建立。價值邏輯是從經濟發展的質量出發，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結合哲學、社會學以及倫理學的價值思考，建立以質量為發展目標的價值判斷體系(任保平和王蓉，2013)。提出對高質量發展結果、前景和持續性的優劣屬性的行為判斷標準，指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價值邏輯要求。價值判斷不同，邏輯體系就不同，對現實問題的解讀也會不同，從而形成不同的經濟發展路徑和政策調整主張。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價值判斷體系應由現實價值判斷和終極價值判斷兩部分構成?，F實價值判斷以實現效益最大化的評判標準，而終極價值判斷的核心是人的現代化，是基于人本主義經濟發展觀的判斷標準?，F實價值判斷和終極價值判斷具有相互統一性(任保平和王蓉，2013)。首先，現實價值判斷是價值判斷在現實經濟層面的反映，是實現終極價值判斷的基礎和實現手段，是過渡性價值判斷；終極價值判斷是高質量發展的最終目標，是現實價值判斷的邏輯終點，是超越性的價值判斷。其次，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實價值判斷與終極價值判斷應是時間序列的發展性和同時存在性相一致的價值判斷體系，即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經濟為了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要求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同時符合現實價值判斷與終極價值判斷。

(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實價值判斷

現實價值判斷是對高質量發展在現實經濟層面發展的優劣程度的價值判斷。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轉向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以質量最大化為目標，對經濟發展成本進行有效控制，微觀上實現生產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中觀和宏觀上有效降低經濟發展代價，實現經濟發展成本最小化。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思想，以質量效益為核心，現實價值判斷應包含經濟發展的有效性、協調性、創新性、可持續性以及平穩性等方面。

有效性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標準。經濟學中的有效性是指經濟發展的效率，包括資源配置效率和資源利用效率，一般通過資源的投入產出比來表示。高質量發展是集約化發展，必然要求每一單位的生產要素投入所獲得的產出要盡可能地多，以此推動產出效率最大化的實現。產出效率越高，經濟發展的有效性就越強，經濟發展的質量也就越高。

協調性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協調性是指經濟結構的協調發展，包括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和貿易結構等。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結構協調型發展，要求通過結構協調來緩解各主體內部組織關系以及多元系統之間不平衡、不均衡以及不充分的矛盾問題，同時實現結構內部協調和結構間的協調，以結構系統的整體協調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資源利用效率，減少資源錯配，以上下聯動、內外兼修的合力來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實現。

創新性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依托。創新性是要解決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問題，用培育新動能的方式來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應遵循通過以科技創新、數字化創新為核心，構建技術創新支持體系，推動產業創新、管理創新、戰略創新和制度創新等多維度多層次的協同創新。進而以協同創新體系的建設和完善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思路，培育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推動生產可能性曲線不斷向外移動，緩解轉型的陣痛和降低轉型總和結果的不確定性，推動整體經濟向高質量方向發展。

可持續性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普遍形態?？沙掷m性是指有效降低經濟發展的代價，代價可以理解為超越經濟發展成本所支付的價值，包括經濟價值、環境價值和社會價值(任保平和文豐安，2018)?？沙掷m性更突出生產力的更新性和綠色性，更加注重先進生產力和綠色生產力的培育，旨在依靠創新驅動綠色經濟發展，以綠色運行的基本方式來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將資源需求和環境污染控制在合理閾值內。同時，通過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來持續降低資源浪費和廢物污染的熵值，提高人民生活的質量水平，推動代際平等和生態平衡的實現。

平穩性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平穩性是指宏觀經濟運行具有穩定性，即經濟發展速度在一個合理區間內適度波動，具有波動幅度小的特點。過度的經濟波動一方面會破壞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內在機制，造成資源浪費，另一方面會放大宏觀經濟運行的潛在風險，即經濟發展過熱導致通貨膨脹，經濟發展過冷造成失業率增加。所以，宏觀經濟運行具有平穩性是經濟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可以為高質量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經濟環境。只有將平穩性貫穿于經濟發展的全過程，才能使資源得到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才能保證經濟發展的質量。

(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終極價值判斷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終極價值判斷是人文關懷，人是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任保平，2012)，其實質是實現以人民為核心的發展。所以，終極價值判斷是對高質量發展在經濟社會層面發展的優劣程度的價值判斷。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轉向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以人為核心，以人的現代化為最終目標，微觀上促進人的自身發展，中觀和宏觀上使經濟社會均衡發展，提高人的生活質量，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主要包括社會文化發展、經濟發展成果的共享性、國民幸福的最大化以及人的現代化等方面。

社會文化發展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前提條件。文化作為一種價值判斷是推動經濟發展質量提高的精神動力。文化價值是構成經濟高質量發展價值導向的基礎，影響著各種經濟主體對資源、技術、制度等要素的選擇，決定經濟行為的合理性，同時優秀傳統文化對經濟社會具有長期激勵和約束作用，是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保障。只有以一定的文化價值規范為基礎才能對高質量發展作出價值判斷，只有當經濟發展質量和國家民族的文化尺度相一致時，才能與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相同，才能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任保平和王蓉，2013)。

經濟發展成果的共享性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價值導向。共享性是對共同富裕思想的繼承、創新和轉化。要求高質量發展在實現社會總體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提高福利分配的平等性，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全體人民共享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在內的所有發展成果，激發全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創造和諧的外部環境和社會氛圍，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提供物質保障和精神保障。共享性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以及漸進共享(洪銀興，2019)。

國民幸福的最大化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目標。實現人的現代化首先要實現國民幸福最大化。人的幸福在數量型經濟增長期表現為對物質財富的追求，此時物質財富和人的幸福之間存在著正相關性；但是當經濟發展轉變為高質量發展時，幸福更多地體現在工作條件狀況、家庭美滿程度以及社會地位、人文關懷、社會文化發展水平等方面，更加注重精神財富和生態財富。因此，幸福最大化應是包括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和生態財富的最大化。只有在幸福最大化這個基本目標得到實現的前提下，才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實現人的現代化。

人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核心，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出發點和最終目標。人的現代化就是人的全面發展，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自身的發展；二是人的生活方式達到現代化水平(洪銀興，2021)。人自身的發展主要包括身體健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以及思想道德素質三個方面，體現為人口質量。人的生活方式達到現代水平主要包括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體現為生活質量。高質量發展歸根到底是人的發展，從而更突出人民的獲得感，更好地滿足人的精神狀態和內在需求，給予人民更多的人文關懷。所以，高質量發展應以實現人的現代化為最終目標，作出合理的發展規劃與制度安排。

三、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著力推進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優路徑選擇，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最優路徑選擇應當符合價值邏輯，要求經濟系統、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三大系統之間的耦合。最優路徑選擇的約束條件是經濟發展成本的最小化，經濟發展成本主要包括：經濟系統成本、自然系統成本以及社會系統成本，目標函數是經濟發展質量的最大化(任保平，2013)。所以，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優路徑選擇擴展到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上。為使經濟發展成本最小化、經濟發展質量最大化，應在經濟系統層面上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自然系統層面上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社會系統層面上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同時，還應實現經濟系統與自然系統、社會系統之間的耦合與互動。因為當且僅當三個系統之間處于耦合優化狀態時，才能滿足價值判斷體系標準，才能選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最優路徑，使經濟發展成本最小化、經濟發展質量最大化，從而著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

(一)經濟系統上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由社會經濟活動各個環節、各個層面、各個領域的相互關系和內在聯系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是社會經濟系統的綜合轉型，是中國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高培勇等，2019)?，F代化經濟體系是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思想，立足于現實價值的判斷標準，且以終極價值判斷標準為最終目標，可以有效降低經濟系統成本，從而使經濟發展成本最小化成為可能。

現代化經濟體系以創新為第一驅動力，以協同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發展經濟學家把經濟發展驅動力劃分為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四個方面。在數量型經濟增長階段，以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為主要驅動力，強調規模擴張和經濟增長速度，而忽略了效率提升和經濟發展的質量。而轉向高質量發展，現代化經濟體系則是以創新為第一驅動力，逐步建立起以企業為主體、協同創新為方式的技術創新支持體系，建設和完善協同創新體系，進行創新型國家建設。同時，將靜態和動態的比較優勢有機結合起來，以培育新動能的方式重塑創新鏈、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通過兼顧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平衡發展數量和發展質量的合力來提高經濟效益。

現代化經濟體系以現代產業體系為支撐，以生產力質量提升來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國傳統產業體系主要依靠低端要素的規模投入來實現經濟高速增長，這種生產方式具有“高投資、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生產力質量水平較低。而轉向高質量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則以產業創新為主要動力，通過培育先進生產力、綠色生產力和構建數字化生產方式來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產業轉換能力。持續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發展生態循環產業鏈。同時，通過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健全的環保問責制度將生產的外部成本內部化，使資源消耗以及社會影響限制在合理閾值內?，F代產業體系就是通過產業結構協調和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協同發展來有效提升生產力的質量，促進有效供給的形成，從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經濟結構再平衡機制來持續降低經濟系統成本。

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雖然是經濟系統層面上的最優路徑選擇，但仍然將社會系統層面的最佳社會效應即人的現代化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因為在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設過程中，供給主體通過供給體系改革，即依靠科技創新打破產品的“低端鎖定”、完善質量管理，擴大高質量產品供給以及適應消費結構升級調整產品供給方向的三個維度來全面提升產品質量，促進產品有效供給的形成，從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而有效供給的增加不僅提升了人的現代化水平，也使商品的使用價值與社會需求結構逐漸相適應，使得市場趨于供求平衡，最終減少經濟社會中的無效供給，提高產能利用率，從而有效降低經濟系統成本。

(二)自然系統上實現最佳環境效應

自然系統是自然界的生命子系統與其生存環境子系統在特定時空的有機結合，其中，自然環境是自然系統的核心，是連接經濟流和生態流的關鍵節點。所以，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有效降低自然系統成本的關鍵在于形成最佳環境效應，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在數量型經濟增長時期，依靠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規模擴張的后果必然是使得人類對資源的消耗速度大于資源的再生速度，環境的資源功能逐漸衰竭，自然資源供給約束趨緊。同時，這種以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方式也使得在給定時間內生產的污染程度會大于環境的自凈力，從而環境的資源功能和降解功能同時開始衰竭。這種經濟后果造成自然環境質量下降的同時又會制約經濟發展質量，從而陷入惡性循環，經濟發展成本不斷提高。所以轉向高質量發展，必須在自然系統上推動最佳環境效應的實現，才能全面提高經濟發展質量。

最佳環境效應的價值觀是生態文明理念。首先，生態文明理念反對“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模式，不認同利用自然環境代價換取經濟發展；其次，生態文明理念強調生態生產要素的稀缺性，認為最佳環境效應的實現本身可以使經濟發展的質量得到提高；最后，生態生產要素也應該和其他生產要素共同參與到價值分配中，將生態成本、生態產品以及生態收益納入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

最佳環境效應的財富觀是生態財富觀。生態財富觀首先明確了自然環境也是社會財富，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生態財富的高存量和優質量始終是社會生產力數量和質量不斷提高的基本動因。其次，生態財富是社會再生產的基礎，只有實現生態財富的再生、增值和擴展，才能實現社會再生產和可持續發展；最后，生態財富是人類生存和生活的基礎，是提高人的現代化水平的重要保證。生態財富觀建立了物質財富與生態財富的雙重財富尺度，并且最佳環境效應必然要求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重點突出自然財富的地位，使物質財富增長與生態環境質量之間可以協調發展。

最佳環境效應所踐行的價值觀和財富觀是自然系統成本最小化的前提。而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實現最佳環境效應的必要條件則是加大對自然資本的投資，實現自然資本的長期可持續性。經濟越是發展，對自然資本的投資越重要。如果大部分國民收入來自自然資源和環境消耗，那么通過犧牲自然資本進行物質資本積累的經濟發展方式不可能是高質量的；如果經濟發展更加注重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環境質量，不僅有利于自然資本積累，實現最佳環境效應，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有效積累率也會得到相應提高，從而降低自然系統成本，提高經濟發展質量。

(三)社會系統上實現最佳社會效應

社會系統是人和組織以經濟關系、社會關系、文化關系等構成的復雜有機整體。社會系統中的基礎要素是人，連接基礎要素的是各種社會關系。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系統上實現最佳社會效應的關鍵在于實現人的現代化，從而有效降低社會系統成本。最佳社會效應包括福利效應、共享效應以及現代化效應。

一是福利效應。福利效應是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钡牡赖略瓌t，以增加社會總福利水平為前提，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同時提高福利分配的平等性，使絕對貧困得到解決，相對貧困得到緩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逐步加強。在人力資本積累和社會需求水平提高的同時，還應積極降低經濟發展的趨利效應，以進一步降低社會系統成本。

二是共享效應。共享效應要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成果必須惠及全體人民。約翰·穆勒(1991)指出總產量達到一定水平后，立法者與慈善家就無須十分關注絕對產量的增加與否，此時最重要的事情是分享總產量的人數應該相對有所增長。共享效應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社會保障更加平等，力圖使更廣大人民享受到高質量發展所帶來的成果和福利，改善全社會的公共福利狀況，變不公平的經濟發展為公平的經濟發展，通過形成長期激勵來降低社會系統成本。

三是現代化效應?，F代化效應就是將人的幸福最大化作為基本目標，更關注人的生存與發展，關心人、愛護人、尊重人，在注重人自身發展的同時，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形成自身全面發展和生活質量提升的協同發展機制，進而持續提高人的現代化水平。而最佳社會效應的實現必然需要人積極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在遵循社會規律的基礎上推動社會系統高質量發展，所以人的現代化是實現最佳社會效應的核心。人的現代化水平越高，社會系統成本也就越低，進而推動最佳社會效應的實現。

最佳社會效應通過福利效應、共享效應以及現代化效應三個維度使社會系統成本最小化成為可能。而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實現最佳社會效應的關鍵是增加社會資本的投資，引導物質資本進入社會系統，通過改善物質生活基礎、充實精神文化生活、完善醫療衛生體系、構建社會保障機制以及維護社會安全穩定等方面的協同發展，來不斷增進人民福祉，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從而持續降低社會系統成本，最終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水平。

(四)經濟系統、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之間實現耦合優化狀態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著力推進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經濟系統、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之間不是各自獨立的個體系統，三者的關系體現為：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是經濟系統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支持系統，經濟系統是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實現最佳環境效益和最佳社會效益的前提和基礎，同時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的高質量發展又是經濟系統高質量發展的最終目的。根據系統演化理論，需要實現三個系統之間的耦合優化狀態(任保平，2013)。

首先，經濟系統內部要通過非要素增加型技術進步提高自身組織能力，通過自身組織能力的提高使經濟系統內部的各個部門和組成部分可以協同作用，以相互約束、相互合作、共同發展的協同力量來促使部門或組成部分之間以此消彼長、此長彼消的方式運動和變化，最終形成系統整體有序的以及高質量的經濟發展行為。

其次，經濟系統趨向于質量提高的條件是經濟系統必須具有開放性。開放性可以使經濟系統與自然系統、社會系統之間不斷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使經濟系統在演化發展中不斷從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中獲取系統發展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同時，也會使經濟系統不斷進行自我改革、創新，更新發展觀念、設計新的制度、建立新的組織以及改造傳統技術，使經濟系統協調、高效地運行。

最后，經濟系統在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過程中，必須提高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投資，促進最佳環境效應和最佳社會效應的實現，協調好經濟系統、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之間的系統演化關系。在數量型經濟增長時期，宏觀調控往往偏重于增加經濟系統內物質資本的投資規模，而忽略自然資本、社會資本的投資，導致三個系統之間的沖突逐漸增加，發展問題開始不斷涌現。而轉向高質量發展，必須提高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在投資中的比例，使物資資本、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之間存在一個相對均衡的增長率，實現三個系統之間可持續的耦合與互動，不斷逼近耦合優化狀態，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從而降低經濟發展總成本，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四、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實踐邏輯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最優路徑選擇在微觀、中觀和宏觀層面具體表現為微觀質量、中觀質量和宏觀質量三位一體地協調推進，因而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實踐邏輯是微觀、中觀和宏觀質量的協調。在微觀質量上關注產品質量、企業質量、人口質量以及環境質量，在中觀質量上關注產業發展質量、金融發展質量以及生活質量，在宏觀質量上關注國民經濟運行質量和宏觀調控質量。同時，微觀質量、中觀質量和宏觀質量的邏輯具有統一性，即微觀質量是中觀質量和宏觀質量的前提，中觀質量是連接微觀質量和宏觀質量的載體，宏觀質量是經濟發展質量的綜合體現。

(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微觀質量邏輯

微觀質量應是各個經濟單位以及經濟單位生存載體集合的質量，包括：一是微觀主體的質量，主要包括人口質量、企業質量以及與其相關的產品質量；二是微觀主體生存載體的質量，即環境質量。微觀主體和微觀環境的質量不僅決定著整個經濟系統、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的運作質量，同時也是構建中觀質量和宏觀質量內在聯系的邏輯基礎。

1.企業質量維度。

企業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微觀主體，只有培育起具有生機與活力的企業主體，高質量發展才能有效實現。在數量型經濟增長時期，企業被定義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的生產函數，而利潤最大化決定了企業發展目標主要集中于企業數量維度，即擴大企業規模，提高企業贏利能力。而轉向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企業發展目標從企業數量維度延伸到企業質量維度，即在企業數量維度的基礎上，實現有效率的發展。企業質量是相對于企業數量而言的綜合性概念，是產品質量、產業質量以及國民經濟運行質量的決定因素之一。

在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企業仍然要將企業數量維度即企業規模、企業贏利能力作為發展目標之一，因為企業數量維度直接決定了企業質量維度的物質基礎，是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實現手段和根本保障。但從價值判斷體系出發，企業高質量發展應更注重有效性、創新性以及公益性。首先，有效性要求企業每一單位資源投入所能獲得的產出即投入產出比逐漸增加，企業發展的效益越來越高。其次，熊彼特(2011)認為企業增長是一個動態的和非連續的過程，而推動這一過程的主要因素就是創新。創新性要求企業通過技術創新采用數字化生產方式、系統化經營管理模式、扁平式組織結構以及新的商業模式，開發新產品、提供新服務，持續提高產品或服務質量以更好滿足消費者需求。最后，企業必須超越以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更加注重對社會的關注，對人的價值的關心，主動向社會系統提供社會資本，有效彌補政府社會責任的缺失，從而有效提升人的現代化水平，推動最佳社會效應的實現。

2.產品質量維度。

產品質量是產品使用價值的具體體現，反映的是微觀經濟的產出質量。產品質量主要包括固有質量、損失質量和感知質量三個維度。固有質量是指產品的固有性能符合某種能用數字進行計量的質量標準，即國際標準、國家標準、部門標準以及企業標準；損失質量是指不合格產品、勉強合格產品甚至是合格品也可能給社會帶來損害，產生外部性成本；而感知質量是指產品本身滿足消費者需求的能力，即消費者對產品的滿意程度。

在數量型經濟增長時期，產品質量主要體現為固有質量和損失質量，此時企業主要通過提升固有質量和降低損失質量來實現產品質量最優。而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轉向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產品質量更加符合終極價值判斷，將消費者滿意度作為產品質量的最高標準，更好地滿足消費者需求，即產品質量中感知質量所占的分量越來越重，產品質量的優劣需要由消費者做出判斷才具有現實意義，才能提高國民幸福水平和推動人的現代化的實現。

同時，在經濟高質量發展時期，產品質量應不再局限于產品本身所具有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產品質量內涵需要得到進一步外延。首先，產品質量應在提高產品實用價值的基礎上提升產品的審美價值，主要包括造型生動、商標精美以及包裝精致等方面。審美價值一方面可以改變消費者心理，影響消費決策，另一方面也是產品質量的催化劑，使其更好地滿足消費者需求。其次，產品質量應還包含提供給消費者的一系列附加利益，即運送、維修、客服服務、零配件供應等產品售后服務項目的質量提高，從而樹立企業品牌形象，提升消費者滿意度。最后，提升產品質量的關鍵在于大力推進產品質量服務市場和信息公共服務平臺的建設和完善，通過市場機制和產品質量信息有效供給的結合，來促進產品質量水平的可持續提升。

3.人口質量維度。

人口質量反映微觀經濟的要素質量。在數量型經濟增長時期，人口質量主要體現在人口數量上的擴張，通過形成人口紅利推動經濟發展。而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人口質量應更注重人力資本的積累、人口結構的協調，以及社會系統中人的現代化水平的提升。

舒爾茨(1990)認為，人力資本是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以勞動者的數量和質量來表示的一種資本類型。人力資本主要來源于教育投資，是人在受教育時放棄的收入(即機會成本)形成的資本。在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應更加注重人力資本的積累。人力資本可以引起物質資本、資金和技術投入使用效率的提高；也是引起科學進步、企業新技術發展和制度創新的主要動力；還可以使人的道德基礎、社會責任感得到一定提高，社會價值觀念向著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的方向轉化，有利于人的現代化。

人口結構作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結合體，在時間序列變化過程中既體現了自身的歷史變化規律，也會持續受到新的外部沖擊，造成非線性、非均衡和非穩定的結構變化趨勢，通過放大效應對人口質量產生持續影響。人口結構協調發展就是要緩解人口系統內部和系統間的各主體組織關系和多元系統之間的不平衡、不均衡以及不充分問題，提高年齡結構、城鄉結構和社會結構方面的整體協調性，以協調發展機制實現人口質量的提升。

人的現代化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自身的發展，二是人的生活方式達到現代水平。其中后者主要體現在生活質量方面，屬于中觀層面邏輯。在人口質量維度中人的現代化指人自身的發展，主要包括身體健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以及思想道德素質三個方面。首先，身體健康素質是人口質量最基本的載體，受到先天素質和后天積累的綜合作用影響，是科學文化素質提升的前提和保障。其次，科學文化素質主要體現在人口資源向人力資源轉化，再向人力資本轉化的能力，這種轉化能力越強，社會生產力要素的要素質量、組合質量以及成果質量都會得到提高，從而以生產力的質量提升推進高質量發展。再次，思想道德素質是推動經濟發展質量提高的精神動力，可以為經濟主體提供激勵和約束，同時促使自利行為公益化、社會化，從而體現經濟主體社會責任與經濟責任的統一。最后，人自身的發展應是三個維度的均衡協同發展，任何一個維度的缺失都不能提升人的現代化水平。

4.環境質量維度。

環境質量直接決定經濟系統、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的運行質量。在數量型經濟增長時期，中國經濟發展出現嚴重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狀況，從而形成高質量發展生態環境條件的強約束。而轉向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中國經濟發展要關注環境質量，增加自然資本的投入，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國民經濟體系，從而減輕經濟發展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提升生態環境質量。

環境質量既表現為內在的環境結構，也表現為外在的環境狀態，由自然、經濟和社會三方面因素共同決定。自然因素反映自然系統內部自然資源供給量、環境發展狀態的平衡程度，是對環境質量基礎現狀的基本描述，直接決定環境質量的優劣程度。經濟因素是影響環境質量的主要因素，根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可知，在高質量發展階段，應逐漸增加自然資本的投入，使非可再生資源的使用效率提高，可再生資源的使用比重提升，且污染控制逐漸接近環境和社會效益最大化時的污染水平，從而實現綠色的可持續發展，改善環境質量。

社會因素和環境質量之間存在共生效應。環境質量會影響人的幸福水平、身體健康素質和生活質量，進而影響人的現代化；環境質量又會受到人的自身發展、人口密度和制度安排的影響。首先，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質可以提高環境意識，提高對環境和環境保護的認知程度，從而不斷調整自身的經濟活動和社會行為以更符合綠色發展理念。其次，人口密度越高所需要的資源就越多，更多的資源可能排放更多污染，當人口密度達到一定程度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開始逐漸完善，兩種相反效應的博弈決定了環境質量的高低。最后，由于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約束作用無法在市場機制中完全體現，需要政府制定環境規則、實行宏觀調控、完善環境制度安排，從而提高環境的質量水平。

(二)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中觀質量邏輯

相對于宏觀經濟，中觀經濟只是宏觀經濟系統中的子系統；相對于微觀經濟，中觀經濟則是集合若干微觀經濟子系統的大系統(杜棟，2009)。由此可見，中觀質量是微觀質量與宏觀質量的過渡地帶，主要反映行業和部門的發展狀況，同時也反映結構變化和生活方式的優劣程度。

1.產業發展質量維度。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看，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時，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社會對商品使用價值的實際需求會發生改變，如果此時產品結構不能及時調整或產品的使用價值無法被消費者接受，市場交換就不會出現，交換價值也就失去基礎，其商品價值也就無法在市場中得到實現，從而就有可能出現商品使用價值與社會需求結構相矛盾的情況，產生有效供給不足的問題。為解決上述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中國經濟發展要“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4)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10-26。產業是集合若干微觀經濟主體的大系統，是根據某一特征而形成的企業群或企業集合，是供給體系在系統性維度上的供給主體。因此，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提高和改善供給體系質量的核心是提高產業發展質量，核心方向是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緩解需求結構變化與有效供給不足、低端供給過多與高端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從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

首先，產業發展質量是對產業在產生、成長和進化過程中所蘊含或體現出來的綜合發展能力優劣的評價，最先體現為產業發展的自身價值，主要包括產業競爭力和產業結構兩方面。在產業競爭力方面，各國之間產業競爭力比較的內容就是產業競爭優勢，而產業競爭優勢最終會體現在產品、企業以及產業的市場實現能力上。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提高產業競爭力就是通過產業內企業創新能力水平的提升，使產業以更有效率和效益的方式生產出滿足消費者需求、可以被消費者所接受的產品，并獲得滿意的經濟收益。

其次，產業結構協調是產業發展質量的核心內容。轉向高質量發展，中國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總量矛盾，而是結構性矛盾，且這些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在供給側：一是需求結構變化與有效供給不足的矛盾。人們的消費需求逐漸呈現出“多元化、品牌化、高端化、服務化”特征，而此時供給結構沒有適應需求結構進行及時調整，會導致無效供給過多。二是低端供給過多與高端供給不足的矛盾。主要存在中低端產品供給過剩，而高端產品供給不足以及低端要素供給過多，而高端要素供給過少的現象。緩解結構性矛盾的關鍵是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通過創新驅動實現產業結構向合理化、高級化轉型，以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來解決產業結構扭曲現象，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再平衡機制。

最后，產業發展必然會對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產生發展外部性，體現為產業發展的環境價值和社會價值。在環境價值上，產業發展需要依賴于環境的資源功能和降解功能，其合理性和高級性直接決定了對外部環境的影響程度，所以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生態環境已經成為衡量產業發展質量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社會價值上，首先，表現為產業向社會提供產品或服務質量的好壞，以及產業品牌識別度和消費者認可度的高低，即產業品牌效應；其次，產業吸納社會就業人數以及緩解就業結構矛盾的能力也反映出產業發展對社會的貢獻，即產業就業效應；最后，產業發展質量可以表現為工業化質量，而工業化是推動城鎮化的主要動力，工業化質量直接決定了城鎮化質量，而城鎮化質量是體現社會系統運行質量的重要維度之一，即城鎮化效應。

2.金融發展質量維度。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加速器，也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之一。金融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服務實體經濟，以投融資功能使實體經濟可以加快規模擴張、技術進步和產品研發，最終實現實體經濟的擴大再生產。在數量型經濟增長時期，金融發展主要關注規模和數量，通過增加儲蓄來推動資本積累進而促進實體經濟發展。但也出現金融資源配置的結構性問題、信貸市場的周期波動性問題以及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問題。在市場環境下，金融質量提升與數量擴張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金融發展應該是數量擴張和質量提升相統一的過程(Levine，2004)。所以，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轉向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在關注金融規模的基礎上，更加注重金融發展質量，主要包括金融結構、金融效率、金融穩定性以及金融風險性等方面。

金融規模合理擴張是提高金融發展質量的前提。當金融規模擴大時，金融工具逐漸完善，金融資產規模逐漸提升，從而有利于企業的投融資和普惠金融體系的形成，提升金融發展質量。而金融發展質量的提升又會反作用于金融規模的增長，從而形成數量和質量相互推動的良性循環。

在規模有序擴張的基礎上提高全民生活質量，一是提高金融結構的協調性，最大限度地發揮各類金融功能。主要包括提高不同規模金融機構的平衡性、區域平衡性、城鄉平衡性和直接間接金融平衡性，以結構優化實現金融的內涵式發展。二是提高信貸市場的穩定性，金融發展的平穩運行既可以使金融資源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也可以提高金融體系的抗沖擊能力。三是提高金融機構的效率，有效性可以充分動員國民儲蓄資源，廣泛吸收和積累社會儲蓄，提高資本的邊際生產率，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資本支撐。四是降低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的風險性，風險性越低，發生流動性風險和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就越低，金融發展質量也就越高。提高金融發展質量的關鍵在于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促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賈康等，2019)，鼓勵金融創新，強化金融立法和金融執法力度，以金融發展的質量提升來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

3.生活質量維度。

生活質量主要反映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優劣狀況。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轉向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提高全民生活質量。生活質量包括共享標準和發展標準兩個維度。發展標準是共享標準的前提和保障，共享標準是發展標準的本質要求，發展標準和共享標準的協調發展是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以生活質量提升為導向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

共享標準是要將經濟發展成果以相對差異原則更全面、更公平地分配給全體或大多數社會成員，在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以及漸進共享中實現生活質量的總體提升，進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其中，全民共享是目標，全面共享是內容，共建共享是基礎，漸進共享是途徑(洪銀興，2019)。首先，全民共享是要保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受益群體覆蓋全體人民，要求人民共享水平差距不能過大，但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時富裕，存在一定差距是合情合理的。其次，全面共享是要使人民共享的經濟發展成果具有多元性、多層次以及寬領域，在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生態環境以及社會保障上得到全面共享。再次，全民共享的前提是人人共建，共建的過程也是共享的過程，只有充分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依靠全體人民的力量推動生活質量的提高。最后，共享發展必然是一個從低級狀態向高級狀態、從不均衡到均衡、從不充分到充分的發展過程，在漸進式改革中實現漸進共享，以合理的制度安排解決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發展標準是指在客觀物質條件不斷提高的基礎上形成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環境因素和社會因素的協同發展機制，進而通過協同發展機制提高國民幸福水平和人的生活方式現代化水平，最終提高居民生活質量。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生活質量應當是客觀生活質量和主觀生活質量的統一。首先，客觀生活質量提高是主觀生活質量提高的實現手段?？陀^生活質量主要包括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居住環境以及社會因素等方面，以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客觀生活質量總體上不斷提升，民眾的客觀物質生活條件已經得到有效改善，但主觀幸福感停滯不前現象尤為突出，且隨著經濟發展，客觀生活質量和主觀生活質量的差距在不斷擴大，主觀幸福感的停滯不前必然也會阻礙客觀生活質量的提升，進而阻礙人的現代化的最終實現。所以在轉向高質量發展時期，應當以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環境因素和社會因素的協同發展機制尋求主觀幸福感提升的具體機制，也就是說，客觀生活質量需要以主觀生活質量提高為發展路徑和最高目標，通過主客觀生活質量同時的、全面的提升來有效推動人的現代化的實現，最終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宏觀質量邏輯

宏觀質量的考察對象應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質量。同時，國民經濟在運行過程中會受到或大或小的外部沖擊，使國民經濟運行偏離潛在的發展路徑，此時就需要政府制定并執行相關的宏觀調控，以使國民經濟可以平穩運行，實現黨的二十大提出的“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所以，宏觀質量的考察對象還應包括宏觀調控質量，從而形成較為完整的宏觀質量體系。

1.國民經濟運行質量維度。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國民經濟運行質量不僅要反映數量特征，更要反映長期運行的質量特征，使國民經濟運行質量符合價值判斷體系標準，實現數量維度向質量維度的突破。所以，國民經濟運行質量應包括運行條件質量、運行環境質量、運行過程質量以及運行結果質量四個方面。

運行條件質量是基礎支撐和重要保障，主要包括要素稟賦條件的質量和基礎設施條件的質量兩方面。要素稟賦條件的質量首先表現為各種要素的豐裕度，在數量型經濟增長時期，中國依靠低端要素的大規模投入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而進入高質量發展期，要素稟賦條件發生變化，同時創新驅動成為高質量發展的第一驅動力，以及數字經濟背景下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所以此時生產要素更多地轉向高端要素，即形成以知識、信息、人力資本和數據為主要生產要素的技術進步型生產模式，擴大生產可能性邊界，實現有效的、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其次，表現為要素稟賦的配置結構，配置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協同性以及配置結構內部的協調性決定要素稟賦的配置效率，決定產業生產的效率和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程度，最終決定有效供給的形成，所以要素稟賦的配置結構是維護國民經濟運行有效性、穩定性和協調性的關鍵。

運行環境質量是國民經濟持續運行、釋放運行潛力的關鍵因素。運行環境質量主要包括自然環境、制度安排環境以及國民素質環境的質量。首先，自然環境基于良好的自循環效應，一方面利用資源功能為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提供物質要素，另一方面利用降解功能形成完善的補償機制和治理機制，承載經濟社會活動所造成的負效應。其次，制度安排環境是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構成的經濟運行環境，完善的制度環境可以節約交易成本，在經濟發展中創造秩序和降低交易的不確定性，通過直接約束和激勵作用構建有效的市場機制、競爭機制和價格機制，從而提高經濟運行效率。最后，國民素質環境是提高國民經濟運行質量的內生動力機制。主要包括企業自主創新素質和國民的生活質量兩方面，其中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對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大有決定性作用，而國民的生活質量會影響人的自身發展，對人力資本積累和消費需求結構具有重要影響。

運行過程質量是運行條件和環境的作用結果，是國民經濟運行質量的主要體現。運行過程質量應滿足有效性、創新性、協調性、可持續性以及平穩性，是現實價值判斷的直接體現。首先，需要提高經濟運行效率，提高技術進步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強調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來配置資源，注重知識轉化為技術、技術轉化為成果的能力。其次，協調的國民經濟結構是供給體系改革的必由之路，實現以產業協調發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穩步推進為核心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及協調的對外貿易結構，來有效推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形成。再次，深度培育綠色生產力、有序激發潛在動能和增強效果是國民經濟可持續運行的路徑依賴。最后，加快形成以高質量發展為導向、供給管理為主要調控方式的宏觀調控體系，來提高國民經濟運行的平穩性，減緩經濟周期波動。

運行結果質量是國民經濟運行的最終目的。運行結果質量必須符合終極價值判斷，體現最優路徑選擇，使國民經濟運行成果惠及全體人民，使更多的人民群眾從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得到好處，進而提高國民幸福感，實現人的現代化。在國民經濟平穩運行的前提下，運行結果質量的提高會進一步提高運行條件質量和運行環境質量，進而提高運行過程質量，而運行過程質量的提高又會進一步提高運行結果質量，從而形成國民經濟運行的正反饋循環體系，實現經濟運行質量長期持續提高的新格局。

2.宏觀調控質量維度。

在數量型經濟增長階段，中國的宏觀調控主要局限于經濟系統，形成以“經濟高速增長”為核心的宏觀調控體系；而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最優路徑選擇延伸到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更關注經濟發展的質量，因此，宏觀調控的核心也必須轉向到“更關注發展質量各個維度的提高”中，更加注重以宏觀調控質量的提升來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實現。宏觀調控質量應是指從宏觀調控制定到執行的過程中能夠對經濟發展質量各個維度產生正效應的優劣程度。

從宏觀調控的制定過程來看，宏觀調控制定必須優于財政資源約束，能以有限的公共財政資源投入獲得宏觀調控結果的最大化收益。宏觀調控政策制定必須符合相關的法律法規，目標具有合法性。同時必須以微觀、中觀和宏觀的各維度質量提高為核心，遵循經濟規律、自然規律以及社會規律，目標具有科學性。宏觀調控的制定還應當具有前瞻性和創新性，使宏觀調控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可以不斷自我發展，不斷適應新的經濟形勢，從而形成相互兼容的宏觀調控體系。

從宏觀調控的執行結果來看，宏觀調控執行應符合宏觀調控制定的預期結果，這是宏觀調控質量的第一要義。宏觀調控執行結果應立足于現實價值判斷，以終極價值判斷為目標，推動最優路徑選擇的實現。遵循間接引導、固定規則和存量調控為主的原則，從數量調控轉向結構調控、質量調控，形成以供給管理為主要調控方式的高質量宏觀調控體系，從而在推動經濟總量平穩增長的同時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宏觀調控應基于這樣一種理念：高質量的宏觀調控體系應以促進經濟發展質量一個維度或某些維度的提高而不以其他維度受損為評價標準，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必須是人的現代化的實現。

五、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政策邏輯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完善科技創新體系”“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優化配置創新資源”“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5)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10-26。因此，高質量發展政策邏輯的關鍵在于建立以創新驅動政策、結構協調政策和質量變革政策為核心的政策體系。

(一)創新驅動政策

數量型經濟增長依靠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實現經濟高速增長，而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則需要依靠創新驅動進而推動動力變革來培育新動能，實現向質量效益型發展的轉型。創新驅動不是單一方面的創新，而是包括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制度創新、戰略創新等方面的協同創新(任保平等，2020)。因此，在經濟政策上需要以深化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導向，以技術創新為支撐，建立和完善協同創新體系，從而推動創新型國家建設，培育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

協同創新體系的核心是技術創新，更具體化為數字化創新。數字化創新通過要素配置優化、規模經濟、產業融合和創新驅動來培育新動能(任保平和李培偉，2022)。所以，需要形成以數字化創新為核心的技術創新支持體系，進而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科技創新格局來支撐協同創新體系的形成。技術創新支持體系應以企業為創新主體，以知識、信息、人力資本和數據為創新要素，以市場需求為創新導向，以官產學研用一體化為創新方式，以自主創新、數字化創新為創新原則，以體制機制變革為創新保障，以高質量發展為創新目的，加快基礎研究成果和科技成果轉化，重構科技創新的新動力，以完備的技術創新體系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技術支撐。

創新驅動政策的核心是協同創新，通過完善協同創新體系來產生全面創新，從而推動高質量發展新動能的培育。協同創新體系需要建立以技術創新為支撐、以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為依托的產業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和戰略創新等協同創新機制，從而以協同創新機制來協同發展智能制造、柔性化生產、分布式生產以及個性化定制，重塑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實現從依靠低端要素投入、大規模投資為主的規模優勢向依靠技術進步、科技創新的競爭優勢轉變，創造出內生比較優勢，形成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將企業家作為創新主體，但在協同創新背景下，這一范圍顯然過于狹窄，創新主體應該包含更豐富的層次。在微觀層面，除企業主體外，還應包括個人主體。個人主體有越來越豐富的人力資本，可以通過創新創業平臺參與到創新中，從而打造個人創新型主體。在宏觀層面，國家主體也是創新主體，一方面可以全面深化創新驅動型戰略，構建創新激勵機制；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建立和完善全國統一大市場，使創新資源可以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以市場需求為引導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偠灾?，無論是微觀主體還是宏觀主體，其本質都是通過教育投入、科研投入的增加來提高人力資本水平，提升科技對經濟發展的技術支持，形成協同創新體系，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

(二)結構協調政策

數量型經濟增長通過追趕型戰略實現總量擴張的同時也積累了明顯的結構性問題，主要體現為需求結構變化與有效供給不足、低端供給過多與高端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所以，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需要以結構協調政策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促進有效供給的形成，正確認識供給與需求的關系(方福前，2021)，通過結構再平衡機制優化經濟結構來實現結構協調型發展，從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

結構協調政策應保障各結構系統內部實現協調發展。經濟發展結構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和區域結構等方面。產業結構協調主要體現在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高級化，產業之間可以相互服務、相互促進，最終促進有效供給的形成。城鄉結構協調體現在遵循城市發展規律，在構建現代化城鎮體系的同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培育新型農業主體，最終形成城鄉一體化融合發展的新格局。區域結構協調體現在按照主體功能區的建設思路，構建高密度經濟發展極，進行集中的專業化生產和密切化交流，對非功能區進行有序疏導和二次布局，最終協調區域差異形成區域結構優化紅利。

結構協調政策還應注重各結構系統間的協調發展。由于產業、區域和城鄉之間不是完全孤立和分裂的，其差異化和非相似性也在所難免。所以，結構協調政策應遵循整體性、系統性和協同性原則，統籌產業政策、城鄉一體化政策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重點協調結構間的發展層次差別，提高內外聯動組合效果來緩解結構性矛盾，謀求高質量發展的新路徑。在經濟系統實現內部整體協調發展的基礎上，還應注重經濟系統、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推動三大系統實現耦合優化狀態，從而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最優路徑選擇。

結構協調政策的核心是產業結構協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實現效率變革的關鍵因素。產業結構協調的動力：一是需求結構的拉動，二是供給結構的推動。需求結構變化是直接動因，中國消費需求結構正處于追求時尚和個性的階段，人們的消費需求呈現出“多元化、品牌化、高端化、服務化”特征，生產方式轉變為多品種小批量的生產方式，這必然會導致產業結構由合理化向高級化轉變。在供給結構協調上，數字信息技術得到廣泛運用，人力資本水平持續疊加，促使供給結構不斷升級，產業基礎能力逐漸高級化，產業鏈水平逐漸現代化，產業結構軟化趨勢和高技術化趨勢日益加強。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不僅可以使產出效益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提高，還可以帶動區域結構、城鄉結構等其他經濟結構的協調發展，從而使供給體系的有效供給增加，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

(三)質量變革政策

質量變革是動力變革與效率變革的最終目的，是有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所以，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質量變革政策是高質量宏觀調控體系的核心，是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政策的邏輯終點。質量變革政策一方面需要使經濟系統、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的最優路徑選擇得以實現，實現三維層面的質量變革；另一方面還需要使經濟系統、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之間的耦合優化狀態得以實現，實現三維質量變革的協調發展(任保平和劉笑，2018)。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

質量變革政策的前提是三維層面的質量變革。在微觀層面，企業是質量變革的微觀主體，質量變革政策通過提高企業發展質量以實現單個經濟單位生產成本的最小化，帶動產品質量和環境質量的提高，進而提高人口質量，提升人的現代化水平。在中觀層面，產業是質量變革的中觀主體，所以，質量變革政策主要通過優化產業結構以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有效供給的形成，進而提高國民生活質量，實現人的現代化。金融發展質量提高可以有效支撐實體經濟發展，加快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金融發展的質量提高也是質量變革政策的題中應有之義。在宏觀層面，質量變革政策通過提高國民經濟運行質量和宏觀調控質量來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發展的代價最小化，從而推動經濟發展成本最小化、經濟發展質量最大化的實現。

質量變革政策的核心是三維質量變革的協調發展。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質量變革政策需要協調好總量和質量的關系，在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提升經濟發展質量，促使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第一，協調好穩增長與調結構的關系。穩增長是調結構的基礎，能夠為調結構創造更大的空間；調結構是穩增長的重要保障，能夠保證經濟長期可持續地穩定增長。第二，協調好提高供給質量與淘汰落后產能的關系。關鍵在于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構建三次產業協同合作體系，提高傳統產業的產能利用率，把握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推動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進程。第三，協調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一方面要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遵循價值規律提高生產力質量；另一方面要積極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促進市場機制作用的充分發揮，有效利用市場機制來提高發展質量，從而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第四，協調好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的關系。通過高水平開放、國內市場的質量提升和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立來提升對外貿易質量，形成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第五，協調好高質量經濟發展與高質量環境的關系。加大自然資本的投資，發展綠色經濟、循環經濟，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協同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第六，協調好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關系。加大社會資本的投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各項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把提升人的現代化水平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最終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