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具有空間溢出效應嗎？
——以長江經濟帶11?。ㄊ校槔?/h1>
2023-01-25 08:25王松茂尹延曉
農林經濟管理學報 2022年6期
王松茂，尹延曉
（山東農業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山東 泰安 271018）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現階段，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較為突出的結構性矛盾是城鄉發展不協調，“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成為新時代化解社會主要矛盾、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經之路。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城鄉融合發展將城市和鄉村作為一個有機體，其關鍵在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驅使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最終實現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1］。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和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興起，數字經濟正影響和改變著城鄉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2022 年1 月，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指出：“推進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合理配置公共資源，形成以城帶鄉、共建共享的數字城鄉融合發展格局”。數字經濟具有促進要素流動、優化資源配置、重塑產業結構等特征［2］，展示出彌合城鄉差距、推動城鄉融合的巨大潛力。因此，探究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的理論邏輯和作用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已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現有文獻主要探討了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主要呈現三種觀點。（1）數字經濟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相關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3］、通信設施完善［4］、互聯網普及［5］是實現城鄉收入均等化的重要途徑。伴隨著數字經濟規模擴大與滲透效應增強，市場一體化進程明顯加強，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6］。（2）數字經濟加劇城鄉收入差距。從城鄉數字差距視角出發，部分學者認為農村數字經濟發展受限，數字基礎在城鄉之間存在較大差距，數字化發展將會引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7］；以共享視角為切入點，張磊等［8］提出電商經濟雖然能夠有效提升經濟效益，但收益尚未在城鄉之間實現共享，這將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李連夢等［9］研究表明數字經濟不僅能夠影響城鄉收入差距，還會影響城鄉消費差距。（3）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的影響具有非線性。程名望等［10］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是先擴大后縮小的倒“U”型關系，城市地區相較于農村地區具有更為良好的數字經濟基礎與發展環境，數字經濟發展往往會拉大城鄉收入差距，而伴隨數字經濟的普及與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完善，其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轉化為顯著的抑制作用。
地理學第一定律指出，“一切事物都是相互關聯的，彼此接近的事物關聯更加緊密”，忽略空間相關性研究變量間的關系將會削弱結果的可靠性與真實性［11］。數字經濟的流動性與共享性特征促使其具有較強的空間相關性特征，由此，部分學者嘗試將空間因素納入數字經濟研究框架：（1）數字經濟自身空間相關性研究。李海剛［12］通過空間相關性檢驗得出數字新基建具有顯著空間相關性特征，在空間分布中呈現“H-H”與“L-L”集聚態勢。（2）數字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研究。劉新智等［13］將數字經濟與區域綠色創新進行有機結合，認為數字經濟不僅能夠促進本地綠色創新能力，還能通過溢出效應提升周邊區域的綠色創新水平。（3）數字經濟對城鄉關系的空間溢出效應。周慧等［14］以資源錯配為研究視角，得出數字經濟發展能夠促進改善資源錯配擴大相鄰區域差距的結論。然而，部分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數字經濟對城鄉經濟融合［15］、城鄉多維融合［16］均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
已有研究在探討數字經濟與城鄉關系影響方面得到諸多有益結論，但尚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數字經濟能否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學界尚未達成共識；其次，將空間因素考慮在內探索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影響的研究較少，數字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尚未得到全面而深刻的詮釋；最后，當前關于數字經濟對城鄉關系影響的研究大多從單一維度展開，從多維視角探討數字經濟城鄉融合效應的研究相對較少。鑒于此，本文選取長江經濟帶為研究案例地，基于2010—2019年省級面板數據，運用空間杜賓模型和中介模型，從多維視角探究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空間溢出效應及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機制，旨在豐富數字經濟和城鄉融合的理論內涵，為數字經濟服務城鄉融合提供理論參考。
二、理論分析
（一）數字經濟的城鄉融合效應
經濟、社會、空間、生態是城鄉融合的4 個重要領域，四者協同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本文以經濟、社會、空間、生態4個維度為切入點，分析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直接作用路徑。第一，數字經濟的城鄉經濟融合效應。對于農村而言，數字經濟的發展極大地解放生產力，促進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對于城市而言，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顯著提升城市對數字人才的吸引力，通過儲備人力資源來提升城市經濟韌性與經濟質量［17］；對于城鄉兩部門而言，數字經濟的發展加強城鄉經濟交流與融通，提升城鄉資源利用率。第二，數字經濟的城鄉社會融合效應。數字經濟的發展一方面能夠直接作用于城鄉社會問題，通過要素重組與聚合實現遠程醫療、線上教育，改善城鄉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現狀［18］；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滲透到政府治理領域，改變政府治理方式、優化治理結構、轉換治理動力，促進政府組織數字化、信息化、協同化與智能化升級，提升政府宏觀調控效率，促進城鄉公共事業的公平性。第三，數字經濟的城鄉空間融合效應。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以高技術為支撐，加速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流動速度，極大地削弱時空約束［19］，使得生產要素能夠在更為廣闊的空間流動，提升生產要素的利用水平與利用效率。第四，數字經濟的城鄉生態融合效應。首先，數字經濟本身表現出環境友好型的特征，其發展必然會對環境依賴型產業產生較大沖擊。數字經濟發揮其替代效應加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引導城鄉生態環境向健康、可持續方向發展。其次，數字經濟在社會各主體之間搭建起較為完善的溝通平臺，搭建起“政府-企業-公眾”三者間的互動橋梁［20］，完善環境監管機制，傳播環境保護知識，保障生態環境質量。
（二）數字經濟對鄰地城鄉融合的空間溢出機制
全球化、數字化時代，空間個體孤立發展的狀態被打破，數字經濟的增長極大地拓寬區域經濟交流的界限，強化溢出效應。從數字經濟自身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來看，當前數字經濟發展表現出明顯的區域性與階段性特征，不同省份間的數字經濟基礎與發展存在較大差異，部分地區成為數字經濟發展先行區。隨著規模的擴大，先進地區的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逐漸向落后地區溢出，對周邊地區進行輻射帶動，促進鄰近或相關地區數字經濟發展。鄰地數字經濟發展直接促進鄰地城鄉融合，總體表現為先行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對鄰地城鄉融合的間接效應。數字經濟城鄉融合效應的空間溢出主要源于區域間的示范效應［21］。當某一區域通過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成為數字經濟先行區，成功縮小當地城鄉差距時，該地區的發展模式、政策體制與創新經驗將會對鄰近及相關區域產生啟發效應與學習效應。同時，示范效應的存在能夠增強社會各主體對于發展數字經濟、促進城鄉融合的決心與信心，這將加快數字經濟城鄉融合效應的空間溢出傳播進程。
（三）數字經濟影響城鄉融合的路徑機制
1.數字經濟通過緩解城鄉資源錯配促進城鄉融合 數據平臺的建立能夠實現城鄉間信息的實時傳導和有效利用，數字經濟憑借其高流動性特征與扁平化結構能夠有效減少資源配置環節冗余，提升信息傳遞效率與資源配置效率［22］。數字化、智能化的應用使得資源配置的黑箱逐漸透明化，能夠改善城鄉生產要素無序流動現狀，提升要素流動質量，緩解資源錯配。當前，我國農業部門與非農部門均存在資本和勞動力要素錯配狀況，實現城鄉資源合理配置是實現城鄉融合的必經之路。資本要素在城鄉之間進行合理配置能夠縮小城鄉地區的融資能力差距，拓寬農村地區的融資渠道；勞動力資源在城鄉之間進行合理配置能夠緩解摩擦性失業，拓寬城鄉居民的就業渠道，有利于城鄉人力資本積累，模糊城鄉邊界，實現融合發展。
2.數字經濟通過提升流通效率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數字化發揮其滲透效應與實體經濟相結合，能夠豐富流通主體、拓寬流通渠道、改善流通方式，從而提升流通效率［23］。首先，數字經濟向流通領域滲透，對傳統流通業進行改造，推動傳統流通業向智能化、數字化方向轉型，提升流通效率。其次，數字經濟應用于流通業，能夠實時反饋流通信息，產品供應鏈上下游協同發展，減少因物流運輸迂回、供需不匹配、交易系統繁雜所帶來的效率損失。流通效率的提升是社會綜合實力提升的關鍵，是影響我國城鄉經濟結構的關鍵因素［24］。流通效率提升能夠保證城鄉產品交換的順暢性與便利性，打破城鄉交易壁壘，降低城鄉流通成本與交易費用；打通城鄉經濟循環堵點，改善農業、農村、農民的弱勢地位，拉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緩解城鄉差距。
三、數據來源、變量選取與模型構建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統計年鑒》、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的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及長江經濟帶11?。ㄊ校┙y計年鑒。實證樣本選擇為長江經濟帶11?。ㄊ校?，時間序列設為2010—2019年，其中個別缺失數據借助插值法補全。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城鄉融合內涵廣泛，是經濟、社會、空間、生態等各維度融合形成的有機體，是實現城鄉居民生產、生活方式與生態環境一體化的公平、公正、和平的新型城鄉關系。綜合已有研究，本文構建經濟、社會、空間、生態4 個維度測度城鄉融合水平［25］，選用熵權法對城鄉融合指標體系進行賦權［21］（表1）。
表1 城鄉融合測算指標體系
2.解釋變量 本文將數字經濟劃分為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3 個維度，用以衡量數字技術發展、數字技術應用以及數字產業融合狀況［26］。借助熵權法對數字經濟指標體系賦權具體如表2所示。
表2 數字經濟測算指標體系
3.中介變量 ①城鄉資源錯配指數。借鑒劉明輝等［27］的研究，將農村地區視為進行農業部門生產活動的主要聚集地，非農部門生產活動則主要聚集在城鎮區域，以兩生產部門的關系表現出城鄉關系，以部門間的要素邊際收益差距表示資源錯配狀態。②流通效率。借鑒王曉東等［28］的研究，以社會零售品總額衡量流通業增加值，并將其作為產出指標。將長江經濟帶11 ?。ㄊ校┑呐l零售業從業人員數、住宿餐飲業從業人員數以及交通倉儲及郵電通信業從業人員數之和作為流通業的勞動投入，采用永續盤存法計算資本存量作為資本投入，利用DEA-Malmquist指數測度投入產出效率。
4.控制變量 借鑒前人研究基礎，添加可能對回歸結果產生影響的控制變量［6］。①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GDP 進行對數化處理后表征；②政府規模，用政府支出占GDP 比值表征；③金融發展，用存貸款余額占GDP 比值表征；④文化水平，用本科及以上學歷學生比例表征；⑤外貿依存度，用進出口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表示。相關變量說明與描述性統計如表3所示。
表3 變量說明與描述性統計
（三）模型選擇
構建空間面板模型探討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空間效應，具體模型如下：
式（1）中，Yit和Xit分別表示i省份的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ρ為被解釋變量的空間自相關系數，γ為數字經濟回歸系數，α為數字經濟空間溢出系數；Yjt表示j省份的城鄉融合水平，wijYjt為城鄉融合空間滯后項；wij為參考何昭麗等［29］構建的11×11 的嵌套矩陣，用以綜合反映區域間地理關聯與經濟社會聯系。
將空間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分解為直接效應與溢出效應，借鑒LeSage等［30］的研究，將式（1）合并同類項后可得：
式（2）中，Y為N× 1 維因變量的向量；k為IN的回歸系數；IN為元素均為1 的N× 1 維向量；X′為N×M的解釋變量矩陣；ε*為誤差項；N=11。
對式（2）中的因變量（Y）取期望E（Y），并對第k個解釋變量求微分可得：
式（3）中，等式右邊對角線上的元素值βk為直接效應；非對角線上的元素為間接效應，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的和為總效應。
四、結果與分析
（一）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時空演變
圖1 顯示了研究期間長江經濟帶11 ?。ㄊ校底纸洕l展狀況。長江經濟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上升趨勢，且增長速率較快，2010 年長江經濟帶數字經濟指數僅為0.082 5，而2019 年數字經濟指數已攀升至0.916 0，年均增長率高達27.22%。2010—2015 年數字經濟變異系數呈現斷崖式下降，區域間數字經濟差距明顯縮小，2015—2019 年數字經濟變異系數在保持平穩態勢的基礎上實現小幅下降，數字經濟整體均衡性顯著增強。圖2 報告了2010—2019 年長江經濟帶城鄉融合發展態勢。研究期間內長江經濟帶城鄉融合整體水平逐年上升，2010 年城鄉融合均值為0.233 5，2019 年城鄉融合均值為0.775 6，年均增長率為14.30%。城鄉融合變異系數逐年下降，從2010 年的0.507 0 下降至2019 年的0.124 3，區域之間城鄉關系表現出明顯的趨同性。
圖1 2010—2019年長江經濟帶數字經濟發展狀況
圖2 2010—2019年長江經濟帶城鄉融合發展狀況
（二）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空間效應分析
1.模型前驗 （1）面板平穩性檢驗。LLC、Fisher-ADF、Hadri LM 檢驗均在10%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各變量均具有平穩性。（2）空間自相關檢驗。如表4所示，研究期間長江經濟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城鄉融合的莫蘭指數均為正，分別在1%、5%的統計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表現出明顯的空間聚集特征。
表4 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的莫蘭指數
2.空間面板回歸模型估計結果 在進行空間面板回歸之前首先對模型進行選擇，Wald（SAR）和LR（SAR）的統計量分別為339.70 和206.46，Wald（SEM）和LR（SEM）的統計量分別為88.22 和64.91，在1%的水平上均通過顯著性檢驗，故采用空間杜賓模型進行估計。Hausman 檢驗統計值為203.21，在1%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即選用杜賓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表5）。模型（1）顯示了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整體效應，城鄉融合的空間自相關系數ρ大于0，說明城鄉融合存在顯著的空間正關聯性。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數字經濟對當地城鄉融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同時，數字經濟滯后項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證實當地數字經濟發展對周邊地區城鄉融合水平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進一步將數字經濟分解為數字經濟基礎設施（X1）、數字產業化（X2）、產業數字化（X3）進行結構效應分析，研究發現數字經濟3 個維度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均顯著為正，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對當地城鄉融合水平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三者的滯后一期在10%的水平上均顯著為正，說明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均對相鄰地區的城鄉融合具有正向溢出效應。
表5 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空間杜賓回歸結果
3.直接影響與空間溢出效應分析 利用偏微分方法將估計結果分解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表6），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直接影響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數字經濟發展能夠提升本地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同時，正反饋效應的存在使得直接效應系數（0.646 1）顯著高于間接效應系數（0.326 9）。就各維度而言，三者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總效應均在10%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均能促進當地城鄉融合，并對周邊地區城鄉融合水平產生積極影響。其中，三者的總效應大小依次為：數字產業化（0.259 1）＞產業數字化（0.172 8）＞數字經濟基礎設施（0.140 0），數字產業化對城鄉融合的推動作用最顯著，其次為產業數字化，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對城鄉融合水平貢獻度最小。
表6 空間效應分解
（三）穩健性檢驗
1.區域異質性檢驗 對長江經濟帶11 ?。ㄊ校┻M行整體分析難以考察長江經濟帶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影響的區域差異，因此本文分別對上游成渝經濟區、中游城市群、下游長三角地區進行實證分析（表7）。
表7 區域異質性檢驗
表7 結果表明：上游成渝經濟區、中游城市群、下游長三角地區城鄉融合滯后項系數均為正，且在1%的水平上均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上、中、下游地區的城鄉融合水平均具有明顯的空間正向關聯效應。將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分解為直接效應與溢出效應發現，上、中、下游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總效應均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表8），效應大小依次為：下游長三角地區（0.724 3）＞中游城市群（0.523 1）＞上游成渝經濟區（0.449 1）。就直接效應而言，三者數字經濟回歸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均通過檢驗，符號均為正，說明長江經濟帶上、中、下游數字經濟發展對當地城鄉融合水平均具有促進作用。就間接效應而言，中游城市群與下游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溢出效應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中游城市群與下游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空間溢出效應明顯。上游成渝經濟區間接效應在10%的水平上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其數字經濟發展對鄰地城鄉融合推動作用不顯著。
表8 各地區效應分解
2.內生性檢驗 空間杜賓模型未充分考慮模型內生性問題，參考邵帥等［31］的研究方法，引入GS2SLS 模型，將數字經濟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回歸，在控制內生性問題的基礎上探究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空間溢出效應?；貧w結果如表9所示，數字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在考慮模型內生性的情況下，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仍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
表9 內生性檢驗
（四）機制分析
數字經濟作為縮小城鄉差距的有效工具，能夠促進本地與相鄰區域城鄉融合發展，為探究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作用機制，本文選取城鄉資源錯配與流通效率作為中介變量，設定如下公式：
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傳導機制檢驗結果如表10所示。模型（5）、模型（7）匯報了數字經濟對農業部門和非農部門資源錯配的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數字經濟農業部門資源錯配與非農部門資源錯配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和5%顯著性水平上為負，表明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顯著縮小兩部門的資源錯配。同時，數字經濟農業部門資源錯配與非農部門資源錯配的空間滯后項回歸系數分別在1%和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數字經濟能夠對周邊地區產生溢出效應，緩解周邊區域資源錯配現象。模型（6）和模型（8）為將兩部門資源錯配作為中介變量加入基準模型后的估計結果，數字經濟回歸系數與空間滯后項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數字經濟能夠促進本地及鄰地城鄉融合發展。同時，中介變量回歸系數均為負，表明資源錯配的存在是城鄉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資源錯配的緩解能夠有效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數字經濟通過促進各要素在城鄉之間合理自由流動，有效緩解城鄉資源錯配，促進城鄉關系融合發展。就流通效率而言，模型（9）中數字經濟及其空間滯后項回歸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上均為正，表明數字經濟發展不僅對本地流通效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還能夠有效提升鄰地流通效率。模型（10）為將流通效率作為中介變量加入基準模型后的估計結果，數字經濟與流通效率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表明在數字經濟影響城鄉融合的過程中，流通效率存在部分中介效應。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提升流通效率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同時，數字經濟空間滯后項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仍存在正向空間溢出效應。
表10 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傳導機制檢驗
五、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基于2010—2019 年長江經濟帶省級面板數據，構建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指標體系，測度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發展指數，利用空間面板杜賓模型和中介模型檢驗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得出以下主要結論：（1）研究期間長江經濟帶11 ?。ㄊ校底纸洕c城鄉融合的水平呈穩步上升趨勢，區域間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差距逐漸縮小，平衡性顯著增強。（2）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具有較強的空間相關性，數字經濟在對當地城鄉融合產生正向促進作用的同時能夠推動相鄰地區城鄉融合水平的提升。（3）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對本地及鄰地的城鄉融合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其中，數字產業化對城鄉融合的效應最為顯著（0.259 1），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對城鄉融合的推動作用相對較弱（0.140 0）。（4）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存在區域異質性，中游城市群與下游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能夠促進本地與鄰地城鄉融合發展而上游成渝經濟區對相鄰地區城鄉融合的溢出效應還未顯現。（5）資源配置效率與流通效率在數字經濟促進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的中介效應明顯，數字經濟通過減少資源錯配、提升商品流通效率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數字技術普及與城鄉數字經濟均衡發展并舉，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首先，地方政府應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對數字經濟相關產業發展提供更強的政策支持，將數字經濟視為推動城鄉融合的可靠政策工具。通過加大對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投入，著力解決數字經濟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確保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可得性，促進數字經濟普及與發展。其次，通過政府補貼緩解數字產業門檻高、進入壁壘大的現狀，促進數字產業快速發展。著重加強對農村地區數字產業的扶持，充分把握數字產業成本過高與農村居民支付能力有限的矛盾。采取傾斜政策，促進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向農村流動，確保數字產業在城鄉間均衡發展。最后，應加強農村居民數字技能培養，打破數字經濟“長尾效應”。通過公益輔導培訓、普及數字工具等方式增強農村居民對數字技術的應用意愿與能力。第二，強化數字經濟的輻射帶動作用，注重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路徑。首先，著力打造一體化數字平臺，促進生產要素與生產資料在城鄉間自由雙向流動，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增長極輻射作用，帶動周圍腹地數字經濟發展。其次，強化先行區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影響的示范作用，通過溢出效應不斷向周邊地區進行經驗輸出。最后，明確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機制，通過提升城鄉資源配置效率、打通城鄉資源、要素、商品流通渠道，強化資源配置效率與資源配置效率的中介效應，加速數字經濟促進城鄉融合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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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較為突出的結構性矛盾是城鄉發展不協調，“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成為新時代化解社會主要矛盾、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經之路。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城鄉融合發展將城市和鄉村作為一個有機體，其關鍵在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驅使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最終實現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1］。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和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興起，數字經濟正影響和改變著城鄉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2022 年1 月，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指出：“推進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合理配置公共資源，形成以城帶鄉、共建共享的數字城鄉融合發展格局”。數字經濟具有促進要素流動、優化資源配置、重塑產業結構等特征［2］，展示出彌合城鄉差距、推動城鄉融合的巨大潛力。因此，探究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的理論邏輯和作用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已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現有文獻主要探討了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主要呈現三種觀點。（1）數字經濟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相關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3］、通信設施完善［4］、互聯網普及［5］是實現城鄉收入均等化的重要途徑。伴隨著數字經濟規模擴大與滲透效應增強，市場一體化進程明顯加強，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6］。（2）數字經濟加劇城鄉收入差距。從城鄉數字差距視角出發，部分學者認為農村數字經濟發展受限，數字基礎在城鄉之間存在較大差距，數字化發展將會引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7］；以共享視角為切入點，張磊等［8］提出電商經濟雖然能夠有效提升經濟效益，但收益尚未在城鄉之間實現共享，這將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李連夢等［9］研究表明數字經濟不僅能夠影響城鄉收入差距，還會影響城鄉消費差距。（3）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的影響具有非線性。程名望等［10］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是先擴大后縮小的倒“U”型關系，城市地區相較于農村地區具有更為良好的數字經濟基礎與發展環境，數字經濟發展往往會拉大城鄉收入差距，而伴隨數字經濟的普及與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完善，其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轉化為顯著的抑制作用。
地理學第一定律指出，“一切事物都是相互關聯的，彼此接近的事物關聯更加緊密”，忽略空間相關性研究變量間的關系將會削弱結果的可靠性與真實性［11］。數字經濟的流動性與共享性特征促使其具有較強的空間相關性特征，由此，部分學者嘗試將空間因素納入數字經濟研究框架：（1）數字經濟自身空間相關性研究。李海剛［12］通過空間相關性檢驗得出數字新基建具有顯著空間相關性特征，在空間分布中呈現“H-H”與“L-L”集聚態勢。（2）數字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研究。劉新智等［13］將數字經濟與區域綠色創新進行有機結合，認為數字經濟不僅能夠促進本地綠色創新能力，還能通過溢出效應提升周邊區域的綠色創新水平。（3）數字經濟對城鄉關系的空間溢出效應。周慧等［14］以資源錯配為研究視角，得出數字經濟發展能夠促進改善資源錯配擴大相鄰區域差距的結論。然而，部分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數字經濟對城鄉經濟融合［15］、城鄉多維融合［16］均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
已有研究在探討數字經濟與城鄉關系影響方面得到諸多有益結論，但尚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數字經濟能否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學界尚未達成共識；其次，將空間因素考慮在內探索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影響的研究較少，數字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尚未得到全面而深刻的詮釋；最后，當前關于數字經濟對城鄉關系影響的研究大多從單一維度展開，從多維視角探討數字經濟城鄉融合效應的研究相對較少。鑒于此，本文選取長江經濟帶為研究案例地，基于2010—2019年省級面板數據，運用空間杜賓模型和中介模型，從多維視角探究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空間溢出效應及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機制，旨在豐富數字經濟和城鄉融合的理論內涵，為數字經濟服務城鄉融合提供理論參考。
二、理論分析
（一）數字經濟的城鄉融合效應
經濟、社會、空間、生態是城鄉融合的4 個重要領域，四者協同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本文以經濟、社會、空間、生態4個維度為切入點，分析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直接作用路徑。第一，數字經濟的城鄉經濟融合效應。對于農村而言，數字經濟的發展極大地解放生產力，促進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對于城市而言，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顯著提升城市對數字人才的吸引力，通過儲備人力資源來提升城市經濟韌性與經濟質量［17］；對于城鄉兩部門而言，數字經濟的發展加強城鄉經濟交流與融通，提升城鄉資源利用率。第二，數字經濟的城鄉社會融合效應。數字經濟的發展一方面能夠直接作用于城鄉社會問題，通過要素重組與聚合實現遠程醫療、線上教育，改善城鄉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現狀［18］；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滲透到政府治理領域，改變政府治理方式、優化治理結構、轉換治理動力，促進政府組織數字化、信息化、協同化與智能化升級，提升政府宏觀調控效率，促進城鄉公共事業的公平性。第三，數字經濟的城鄉空間融合效應。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以高技術為支撐，加速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流動速度，極大地削弱時空約束［19］，使得生產要素能夠在更為廣闊的空間流動，提升生產要素的利用水平與利用效率。第四，數字經濟的城鄉生態融合效應。首先，數字經濟本身表現出環境友好型的特征，其發展必然會對環境依賴型產業產生較大沖擊。數字經濟發揮其替代效應加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引導城鄉生態環境向健康、可持續方向發展。其次，數字經濟在社會各主體之間搭建起較為完善的溝通平臺，搭建起“政府-企業-公眾”三者間的互動橋梁［20］，完善環境監管機制，傳播環境保護知識，保障生態環境質量。
（二）數字經濟對鄰地城鄉融合的空間溢出機制
全球化、數字化時代，空間個體孤立發展的狀態被打破，數字經濟的增長極大地拓寬區域經濟交流的界限，強化溢出效應。從數字經濟自身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來看，當前數字經濟發展表現出明顯的區域性與階段性特征，不同省份間的數字經濟基礎與發展存在較大差異，部分地區成為數字經濟發展先行區。隨著規模的擴大，先進地區的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逐漸向落后地區溢出，對周邊地區進行輻射帶動，促進鄰近或相關地區數字經濟發展。鄰地數字經濟發展直接促進鄰地城鄉融合，總體表現為先行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對鄰地城鄉融合的間接效應。數字經濟城鄉融合效應的空間溢出主要源于區域間的示范效應［21］。當某一區域通過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成為數字經濟先行區，成功縮小當地城鄉差距時，該地區的發展模式、政策體制與創新經驗將會對鄰近及相關區域產生啟發效應與學習效應。同時，示范效應的存在能夠增強社會各主體對于發展數字經濟、促進城鄉融合的決心與信心，這將加快數字經濟城鄉融合效應的空間溢出傳播進程。
（三）數字經濟影響城鄉融合的路徑機制
1.數字經濟通過緩解城鄉資源錯配促進城鄉融合 數據平臺的建立能夠實現城鄉間信息的實時傳導和有效利用，數字經濟憑借其高流動性特征與扁平化結構能夠有效減少資源配置環節冗余，提升信息傳遞效率與資源配置效率［22］。數字化、智能化的應用使得資源配置的黑箱逐漸透明化，能夠改善城鄉生產要素無序流動現狀，提升要素流動質量，緩解資源錯配。當前，我國農業部門與非農部門均存在資本和勞動力要素錯配狀況，實現城鄉資源合理配置是實現城鄉融合的必經之路。資本要素在城鄉之間進行合理配置能夠縮小城鄉地區的融資能力差距，拓寬農村地區的融資渠道；勞動力資源在城鄉之間進行合理配置能夠緩解摩擦性失業，拓寬城鄉居民的就業渠道，有利于城鄉人力資本積累，模糊城鄉邊界，實現融合發展。
2.數字經濟通過提升流通效率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數字化發揮其滲透效應與實體經濟相結合，能夠豐富流通主體、拓寬流通渠道、改善流通方式，從而提升流通效率［23］。首先，數字經濟向流通領域滲透，對傳統流通業進行改造，推動傳統流通業向智能化、數字化方向轉型，提升流通效率。其次，數字經濟應用于流通業，能夠實時反饋流通信息，產品供應鏈上下游協同發展，減少因物流運輸迂回、供需不匹配、交易系統繁雜所帶來的效率損失。流通效率的提升是社會綜合實力提升的關鍵，是影響我國城鄉經濟結構的關鍵因素［24］。流通效率提升能夠保證城鄉產品交換的順暢性與便利性，打破城鄉交易壁壘，降低城鄉流通成本與交易費用；打通城鄉經濟循環堵點，改善農業、農村、農民的弱勢地位，拉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緩解城鄉差距。
三、數據來源、變量選取與模型構建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統計年鑒》、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的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及長江經濟帶11?。ㄊ校┙y計年鑒。實證樣本選擇為長江經濟帶11?。ㄊ校?，時間序列設為2010—2019年，其中個別缺失數據借助插值法補全。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城鄉融合內涵廣泛，是經濟、社會、空間、生態等各維度融合形成的有機體，是實現城鄉居民生產、生活方式與生態環境一體化的公平、公正、和平的新型城鄉關系。綜合已有研究，本文構建經濟、社會、空間、生態4 個維度測度城鄉融合水平［25］，選用熵權法對城鄉融合指標體系進行賦權［21］（表1）。
表1 城鄉融合測算指標體系
2.解釋變量 本文將數字經濟劃分為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3 個維度，用以衡量數字技術發展、數字技術應用以及數字產業融合狀況［26］。借助熵權法對數字經濟指標體系賦權具體如表2所示。
表2 數字經濟測算指標體系
3.中介變量 ①城鄉資源錯配指數。借鑒劉明輝等［27］的研究，將農村地區視為進行農業部門生產活動的主要聚集地，非農部門生產活動則主要聚集在城鎮區域，以兩生產部門的關系表現出城鄉關系，以部門間的要素邊際收益差距表示資源錯配狀態。②流通效率。借鑒王曉東等［28］的研究，以社會零售品總額衡量流通業增加值，并將其作為產出指標。將長江經濟帶11 ?。ㄊ校┑呐l零售業從業人員數、住宿餐飲業從業人員數以及交通倉儲及郵電通信業從業人員數之和作為流通業的勞動投入，采用永續盤存法計算資本存量作為資本投入，利用DEA-Malmquist指數測度投入產出效率。
4.控制變量 借鑒前人研究基礎，添加可能對回歸結果產生影響的控制變量［6］。①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GDP 進行對數化處理后表征；②政府規模，用政府支出占GDP 比值表征；③金融發展，用存貸款余額占GDP 比值表征；④文化水平，用本科及以上學歷學生比例表征；⑤外貿依存度，用進出口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表示。相關變量說明與描述性統計如表3所示。
表3 變量說明與描述性統計
（三）模型選擇
構建空間面板模型探討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空間效應，具體模型如下：
式（1）中，Yit和Xit分別表示i省份的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ρ為被解釋變量的空間自相關系數，γ為數字經濟回歸系數，α為數字經濟空間溢出系數；Yjt表示j省份的城鄉融合水平，wijYjt為城鄉融合空間滯后項；wij為參考何昭麗等［29］構建的11×11 的嵌套矩陣，用以綜合反映區域間地理關聯與經濟社會聯系。
將空間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分解為直接效應與溢出效應，借鑒LeSage等［30］的研究，將式（1）合并同類項后可得：
式（2）中，Y為N× 1 維因變量的向量；k為IN的回歸系數；IN為元素均為1 的N× 1 維向量；X′為N×M的解釋變量矩陣；ε*為誤差項；N=11。
對式（2）中的因變量（Y）取期望E（Y），并對第k個解釋變量求微分可得：
式（3）中，等式右邊對角線上的元素值βk為直接效應；非對角線上的元素為間接效應，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的和為總效應。
四、結果與分析
（一）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時空演變
圖1 顯示了研究期間長江經濟帶11 ?。ㄊ校底纸洕l展狀況。長江經濟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上升趨勢，且增長速率較快，2010 年長江經濟帶數字經濟指數僅為0.082 5，而2019 年數字經濟指數已攀升至0.916 0，年均增長率高達27.22%。2010—2015 年數字經濟變異系數呈現斷崖式下降，區域間數字經濟差距明顯縮小，2015—2019 年數字經濟變異系數在保持平穩態勢的基礎上實現小幅下降，數字經濟整體均衡性顯著增強。圖2 報告了2010—2019 年長江經濟帶城鄉融合發展態勢。研究期間內長江經濟帶城鄉融合整體水平逐年上升，2010 年城鄉融合均值為0.233 5，2019 年城鄉融合均值為0.775 6，年均增長率為14.30%。城鄉融合變異系數逐年下降，從2010 年的0.507 0 下降至2019 年的0.124 3，區域之間城鄉關系表現出明顯的趨同性。
圖1 2010—2019年長江經濟帶數字經濟發展狀況
圖2 2010—2019年長江經濟帶城鄉融合發展狀況
（二）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空間效應分析
1.模型前驗 （1）面板平穩性檢驗。LLC、Fisher-ADF、Hadri LM 檢驗均在10%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各變量均具有平穩性。（2）空間自相關檢驗。如表4所示，研究期間長江經濟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城鄉融合的莫蘭指數均為正，分別在1%、5%的統計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表現出明顯的空間聚集特征。
表4 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的莫蘭指數
2.空間面板回歸模型估計結果 在進行空間面板回歸之前首先對模型進行選擇，Wald（SAR）和LR（SAR）的統計量分別為339.70 和206.46，Wald（SEM）和LR（SEM）的統計量分別為88.22 和64.91，在1%的水平上均通過顯著性檢驗，故采用空間杜賓模型進行估計。Hausman 檢驗統計值為203.21，在1%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即選用杜賓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表5）。模型（1）顯示了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整體效應，城鄉融合的空間自相關系數ρ大于0，說明城鄉融合存在顯著的空間正關聯性。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數字經濟對當地城鄉融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同時，數字經濟滯后項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證實當地數字經濟發展對周邊地區城鄉融合水平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進一步將數字經濟分解為數字經濟基礎設施（X1）、數字產業化（X2）、產業數字化（X3）進行結構效應分析，研究發現數字經濟3 個維度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均顯著為正，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對當地城鄉融合水平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三者的滯后一期在10%的水平上均顯著為正，說明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均對相鄰地區的城鄉融合具有正向溢出效應。
表5 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空間杜賓回歸結果
3.直接影響與空間溢出效應分析 利用偏微分方法將估計結果分解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表6），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直接影響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數字經濟發展能夠提升本地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同時，正反饋效應的存在使得直接效應系數（0.646 1）顯著高于間接效應系數（0.326 9）。就各維度而言，三者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總效應均在10%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均能促進當地城鄉融合，并對周邊地區城鄉融合水平產生積極影響。其中，三者的總效應大小依次為：數字產業化（0.259 1）＞產業數字化（0.172 8）＞數字經濟基礎設施（0.140 0），數字產業化對城鄉融合的推動作用最顯著，其次為產業數字化，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對城鄉融合水平貢獻度最小。
表6 空間效應分解
（三）穩健性檢驗
1.區域異質性檢驗 對長江經濟帶11 ?。ㄊ校┻M行整體分析難以考察長江經濟帶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影響的區域差異，因此本文分別對上游成渝經濟區、中游城市群、下游長三角地區進行實證分析（表7）。
表7 區域異質性檢驗
表7 結果表明：上游成渝經濟區、中游城市群、下游長三角地區城鄉融合滯后項系數均為正，且在1%的水平上均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上、中、下游地區的城鄉融合水平均具有明顯的空間正向關聯效應。將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分解為直接效應與溢出效應發現，上、中、下游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總效應均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表8），效應大小依次為：下游長三角地區（0.724 3）＞中游城市群（0.523 1）＞上游成渝經濟區（0.449 1）。就直接效應而言，三者數字經濟回歸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均通過檢驗，符號均為正，說明長江經濟帶上、中、下游數字經濟發展對當地城鄉融合水平均具有促進作用。就間接效應而言，中游城市群與下游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溢出效應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中游城市群與下游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空間溢出效應明顯。上游成渝經濟區間接效應在10%的水平上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其數字經濟發展對鄰地城鄉融合推動作用不顯著。
表8 各地區效應分解
2.內生性檢驗 空間杜賓模型未充分考慮模型內生性問題，參考邵帥等［31］的研究方法，引入GS2SLS 模型，將數字經濟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回歸，在控制內生性問題的基礎上探究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空間溢出效應?；貧w結果如表9所示，數字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在考慮模型內生性的情況下，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仍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
表9 內生性檢驗
（四）機制分析
數字經濟作為縮小城鄉差距的有效工具，能夠促進本地與相鄰區域城鄉融合發展，為探究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作用機制，本文選取城鄉資源錯配與流通效率作為中介變量，設定如下公式：
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傳導機制檢驗結果如表10所示。模型（5）、模型（7）匯報了數字經濟對農業部門和非農部門資源錯配的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數字經濟農業部門資源錯配與非農部門資源錯配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和5%顯著性水平上為負，表明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顯著縮小兩部門的資源錯配。同時，數字經濟農業部門資源錯配與非農部門資源錯配的空間滯后項回歸系數分別在1%和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數字經濟能夠對周邊地區產生溢出效應，緩解周邊區域資源錯配現象。模型（6）和模型（8）為將兩部門資源錯配作為中介變量加入基準模型后的估計結果，數字經濟回歸系數與空間滯后項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數字經濟能夠促進本地及鄰地城鄉融合發展。同時，中介變量回歸系數均為負，表明資源錯配的存在是城鄉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資源錯配的緩解能夠有效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數字經濟通過促進各要素在城鄉之間合理自由流動，有效緩解城鄉資源錯配，促進城鄉關系融合發展。就流通效率而言，模型（9）中數字經濟及其空間滯后項回歸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上均為正，表明數字經濟發展不僅對本地流通效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還能夠有效提升鄰地流通效率。模型（10）為將流通效率作為中介變量加入基準模型后的估計結果，數字經濟與流通效率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表明在數字經濟影響城鄉融合的過程中，流通效率存在部分中介效應。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提升流通效率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同時，數字經濟空間滯后項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仍存在正向空間溢出效應。
表10 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傳導機制檢驗
五、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基于2010—2019 年長江經濟帶省級面板數據，構建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指標體系，測度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發展指數，利用空間面板杜賓模型和中介模型檢驗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得出以下主要結論：（1）研究期間長江經濟帶11 ?。ㄊ校底纸洕c城鄉融合的水平呈穩步上升趨勢，區域間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差距逐漸縮小，平衡性顯著增強。（2）數字經濟與城鄉融合具有較強的空間相關性，數字經濟在對當地城鄉融合產生正向促進作用的同時能夠推動相鄰地區城鄉融合水平的提升。（3）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對本地及鄰地的城鄉融合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其中，數字產業化對城鄉融合的效應最為顯著（0.259 1），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對城鄉融合的推動作用相對較弱（0.140 0）。（4）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存在區域異質性，中游城市群與下游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能夠促進本地與鄰地城鄉融合發展而上游成渝經濟區對相鄰地區城鄉融合的溢出效應還未顯現。（5）資源配置效率與流通效率在數字經濟促進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的中介效應明顯，數字經濟通過減少資源錯配、提升商品流通效率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數字技術普及與城鄉數字經濟均衡發展并舉，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首先，地方政府應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對數字經濟相關產業發展提供更強的政策支持，將數字經濟視為推動城鄉融合的可靠政策工具。通過加大對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投入，著力解決數字經濟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確保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可得性，促進數字經濟普及與發展。其次，通過政府補貼緩解數字產業門檻高、進入壁壘大的現狀，促進數字產業快速發展。著重加強對農村地區數字產業的扶持，充分把握數字產業成本過高與農村居民支付能力有限的矛盾。采取傾斜政策，促進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向農村流動，確保數字產業在城鄉間均衡發展。最后，應加強農村居民數字技能培養，打破數字經濟“長尾效應”。通過公益輔導培訓、普及數字工具等方式增強農村居民對數字技術的應用意愿與能力。第二，強化數字經濟的輻射帶動作用，注重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路徑。首先，著力打造一體化數字平臺，促進生產要素與生產資料在城鄉間自由雙向流動，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增長極輻射作用，帶動周圍腹地數字經濟發展。其次，強化先行區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影響的示范作用，通過溢出效應不斷向周邊地區進行經驗輸出。最后，明確數字經濟對城鄉融合的影響機制，通過提升城鄉資源配置效率、打通城鄉資源、要素、商品流通渠道，強化資源配置效率與資源配置效率的中介效應，加速數字經濟促進城鄉融合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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