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認知差異對農戶宅基地流轉行為的影響分析

王兆林，王 敏

（1.重慶工商大學 長江上游經濟研究中心，重慶 400067；2.重慶工商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重慶 400067）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農村宅基地作為保障農民生產生活的土地，是農民家庭的重要物質基礎。在“兩權分離”情形下，宅基地的使用權是農民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基本權利，其身份資格、無償使用、長期占有、封閉運行［1］等基本特征嚴格限制了宅基地有效流轉。伴隨著中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大量農民進城定居，農村宅基地居住保障功能逐漸弱化，經濟財產功能愈發凸顯，由此引發“隱形流轉”“空心村”、宅基地閑置廢棄等一系列問題［2-3］。為更好地發揮宅基地使用權的財產性功能，2018 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要完善農民閑置宅基地和閑置農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2020年中央關于《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提出“深化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這些政策文件都釋放出以要素市場化配置為導向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信號［4］?！叭龣喾种谩毕抡厥褂脵嗔鬓D作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已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

近年來，學術界針對宅基地使用權流轉進行諸多探索，主要聚焦于以下4 個方面：一是宅基地使用權流轉的制度改革與優化。為實現平衡宅基地的社會保障屬性和財產功能目標，相關研究嘗試探索宅基地使用權流轉的分層設置［5］，并將宅基地流轉類型劃分為農戶自主和集體主導兩類，探索宅基地流轉協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以保障農戶居住資格權力和釋放宅基地財產價值［6-7］。同時，相關研究認為宅基地使用權制度優化的重點在于宅基地取得制度優化、登記制度優化和流轉制度優化三大方面［8-9］。二是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困境與出路。實踐探索中仍存在隱形流轉或變相流轉宅基地現象，該類流轉缺乏保障機制和監督管理，且引導農戶自愿退出閑置宅基地的難度也較大［10］。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破解了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困境，在保障農民戶有所居的前提下，有條件適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權入市流轉，回應農民的財產權益需求［11-12］。三是宅基地使用權流轉范圍與方式。從理論和實證層面來看，外來農民在非戶籍所在地有償使用宅基地可優化宅基地資源配置，即宅基地流轉范圍可進一步擴大［13］。如余江區的所有權規范管理型、金寨縣的成員權保障型和義烏市的使用權市場主導型等宅基地流轉方式各有優勢，為宅基地“三權分置”下使用權流轉提供有益借鑒［14］。四是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價格評估。實證表明，通過測度農村內部宅基地“同地、同權、不同價”和城鄉居住用地“同地、不同權、不同價”之間的價值偏離，構建“城鄉統一市場”，完善農村宅基地“二級市場”是充分顯化宅基地使用價值的重要路徑［15］。

盡管有學者基于農戶視角研究其流轉行為［16-17］及影響因素［17-19］，但相關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現有研究主要聚焦農戶宅基地使用權流轉行為影響因素，鮮有關注其形成流轉行為背后的影響機理；另一方面，傳統的Logistic、Probit等計量方法難以將無法直接觀測到的變量納入模型，并忽視了農戶個體特征、宅基地資源稟賦及農戶自身認知等因素對其流轉行為程度的綜合影響。已有研究證明農戶認知水平決定其價值判斷，進而影響農戶決策和行為［20-23］，內部認知等主觀因素和外部環境等客觀因素共同作用于農戶宅基地流轉行為，但諸多因素對其流轉行為的影響路徑和復雜邏輯仍不明晰。鑒于此，基于全國7 個典型宅基地改革試點省市24 個村的1 773 份抽樣數據，運用結構方程模型（SEM），構建分布式認知理論和感知價值理論框架，實證探討價值認知差異對農戶宅基地流轉行為的影響影響因素和內在機理，為政府推行宅基地流轉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Hatch等［24］提出分布式認知理論（Distributed Cognition Theory，DCT），認為個體認知活動受“個人力、地域力、文化力”綜合影響，該理論被廣泛用于農戶認知活動［25-26］、農戶行為［27］等領域的研究。宅基地對農戶具備居住保障、情感價值和財產功能［28］，個人力（個體特征）、地域力（資源稟賦）和文化力（評價及滿意度）影響農戶宅基地流轉認知活動，進而影響農戶流轉行為。感知價值理論（Perceived Value Theory，PVT）由Zeithaml［29］于1988 年提出，同樣基于個體認知視角，認為感知價值受感知利益正向影響，受感知風險負向影響［30-31］。農戶具有提高收益、規避風險的心理傾向，其感知利益和感知風險細分為經濟、心理、情境［32-33］等?！皟蓹喾蛛x”下宅基地隱形流轉現象屢見不鮮，易引發社會矛盾。宅基地“三權分置”后，使用權按市場法則公平交易，農戶對宅基地流轉價值也有了新的認知，流轉行為在市場開放后明顯增強。

DCT 和PVT 均基于個體認知視角，從“個體認知”到“行為響應”路徑中存在理論共性和邏輯連接，兩者結合可取得顯著結果［26］，這為本文提供理論和實踐依據。因此，為銜接DCT 中“個體認知活動”這一抽象概念，引入“感知價值”具象化農戶認知水平，構建價值認知對農戶宅基地流轉行為的影響機理分析框架（圖1）。

圖1 價值認知對農戶宅基地流轉行為的影響機理分析框架

在DCT 中，個人力（Individual Force，IF）表示個體認知在某一特定情境下受主體自身特征影響。學術界通常將年齡、性別、職業和收入水平等因素納入農戶個體特征中［20，27］?？陀^上，年齡越大的農戶非農就業能力有限；主觀上，宅基地承載高齡農戶的鄉土情懷，這類農戶更難適應非農生活［3，18］。因此，年齡較大的農戶主要以務農為生，受教育程度較低，長期居住于農村，并依賴宅基地生產生活，這類個人力越弱的農戶對流轉宅基地的感知價值普遍不高。地域力（Regional Force，RF）表示個體所擁有的資源稟賦或所處情境會約束或限制主體的認知活動。由于宅基地的無償使用屬性和可繼承特征，部分農戶擁有多處宅基地或宅基地面積較大，易出現宅基地閑置或低效利用現象。吳郁玲等［18］認為宅基地宗數和面積均在不同程度影響農戶流轉意愿。擁有宅基地面積越大或宗數越多、村集體經濟狀況或社會服務等地域力越強的農戶，感知價值明顯越強。文化力（Cultural Force，CF）包括個體評價、慣例和滿意度等抽象概念。在農戶的傳統觀念中，宅基地由祖上繼承而來，是安身立命之本，作為養老保障和情感、文化的寄托，其價值不能片面用金錢衡量［16］。因此，文化力同樣影響流轉感知價值?；诖?，提出如下研究假說：

H1：個人力顯著正向影響農戶宅基地流轉感知價值；

H2：地域力顯著正向影響農戶宅基地流轉感知價值；

H3：文化力顯著負向影響農戶宅基地流轉感知價值。

農戶感知利益（Farmers Perceived Benefit，FPB）包括流轉宅基地獲得收入等經濟層面的感知利益、為當地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等社會層面的感知利益和獲得身份認同等心理層面的感知利益。農戶宅基地流轉的感知利益越高，則感知價值越高，能夠正向促進流轉行為。農戶感知風險（Farmers Perceived Risk，FPR）包括流轉宅基地造成住宅破壞，收益不合理等經濟層面的感知風險、流轉后用于建設廠房可能破壞生態環境等社會層面的感知風險和耗費精力等心理層面的風險。農戶感知流轉宅基地的潛在風險越高，感知價值越低，從而阻礙農戶流轉行為?；诖?，提出如下研究假說：

H4：農戶對宅基地流轉的感知利益正向影響農戶流轉行為；

H5：農戶對宅基地流轉的感知風險負向影響農戶流轉行為。

感知價值（Farmers Perceived Value，FPV）指農戶綜合權衡利弊后，對宅基地流轉作出的主觀評價，體現為農戶對宅基地流轉政策等的態度。農戶流轉行為（Farmers Circulation Intention，FCI）為目標變量，通過農戶對流轉宅基地的參與行為程度表征。農戶流轉宅基地的感知價值越高，越能促進流轉行為?；诖?，提出如下研究假說：

H6：農戶對宅基地流轉的感知價值正向影響農戶流轉行為。

三、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課題組2020 年9 月—2021 年9 月按照分層隨機抽樣原則對山東省禹城市倫鎮趙莊村、五龍村，辛店鎮任莊村、大秦村，安徽省金寨縣古碑鎮留坪村和迎河村、青山鎮湯店村、姜河村，江西省余江區錦江鎮七都村和樂泉村、中童鎮瑤池村和愛國村，浙江省義烏市義亭鎮西田村和葉前村、蘇溪鎮青春村和上甘村，四川省郫都區唐昌鎮釣魚村和永安村、友愛鎮青岡村和石羊村，貴州省湄潭縣洗馬鎮團結村和新場村、重慶市大足區拾萬鎮長虹村和福利村等7個省份試點地區24個村莊開展問卷調查，樣本選擇總體上涵蓋經濟發達、中等、欠發達區縣，研究區域具有良好代表性。調查采用半結構訪談方式發放問卷共計1 860份，回收有效問卷1 773份，有效率為95.32%。受訪農戶多以男性為主，比例為58.38%；年齡主要分布在55～64 歲，占總數的41.62%；農戶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比例為89.79%；村干部比例僅為5.41%；64.86%的農戶擁有0.01 hm2以上的宅基地面積；家庭人口數在3 人及以上居多，比例為90.92%。

（二）研究方法

結構方程模型（SEM）是一種依靠多種檢驗以判定假設模型與數據擬合程度的統計分析方法，能夠檢驗潛在變量與測量變量之間的假設關系。SEM 可以通過圖形方式清晰地描繪農戶宅基地流轉行為的影響機制，且本文構建的分析框架符合結構方程模型的一般形式。本文共涉及個人力、地域力、文化力、農戶感知利益、農戶感知風險、農戶感知價值和農戶流轉行為7 個潛在變量和33 個觀測變量，設定參數與方程式具體形式如下：

式（1）和式（2）為測量方程，用以度量潛在變量與測量變量之間的關系，式（3）為結構方程，用以度量潛在變量與潛在變量之間的關系；x和y分別為外生觀測變量和內生觀測變量，Λx和Λy分別為觀測變量在潛在變量上的因子載荷矩陣；ξ為外生潛變量，包括個人力、地域力、文化力、農戶感知利益和農戶感知風險；η為內生潛變量，指農戶感知價值和農戶流轉行為；B和Γ為路徑系數，σ、ε和ζ均為誤差項。

依據前文理論分析并借鑒已有研究成果，調查問卷采取Likert 5 級量表對模型變量進行量表設計（表1），其中農戶感知利益（FPB）和農戶感知風險（FPR）變量的測量題項分別從經濟、社會和心理3 個方面設計觀測變量。

表1 農戶宅基地流轉行為問卷變量說明

續表1

四、結果與分析

（一）樣本總體狀況

根據調研數據統計結果，宅基地“三權分置”后的農戶流轉宅基地行為達56.68%，但不同區域受訪農戶流轉行為差距明顯。江西省余江區和浙江省義烏市的農戶流轉行為明顯高于其他調研區域，整體高達72.94%。值得一提的是，重慶市大足區的受訪者流轉行為較低，傾向于自己經營宅基地作民宿、農家樂等，訪談得知主要原因在于，經濟條件較好區域的農戶早已接觸過宅基地流轉，認可流轉的市場價值。而大足區的受訪者主要地處城郊區、旅游區，良好的區位條件為農戶提供“家門口就（創）業”機會。同時，數據顯示，流轉價格偏低的農戶占71.91%，在擁有閑置宅基地前提下，87.39%的農戶愿意流轉宅基地。這表明，擁有其他住房仍然是農戶愿意流轉宅基地的先決條件。

（二）數據信度與效度檢驗

為衡量數據的可靠性和正確性，運用SPSS26.0軟件對數據進行信效度檢驗，采用Cronbach’α系數檢驗各緯度量表的內部一致信度，KMO值和Bartlett球形度檢驗數據效度［34］，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各潛在變量的Cronbach’α系數值均大于0.70，表明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KMO值均大于0.6，且Bartlett球形檢驗統計值顯著（P＜0.001），表明問卷數據具有較好的效度，綜合來看，模型數據質量通過檢驗。

表2 信度檢驗與效度檢驗結果

（三）模型適配度檢驗與修正

為檢驗模型適配度，基于現有理論框架，運用AMOS26.0 軟件擬合農戶宅基地流轉行為及影響因素的初始結構方程模型，評估模型外在質量。初始模型擬合適配度未達標，根據參數估計結果，剔除FPB3、FPB5、FPB7、FPR5、FPR7和FPR8等不顯著題項，同時增列e11與e12之間的共變關系，有效降低模型卡方值，且不違背理論假設。修正后模型整體適配度檢驗結果如表3 所示，各項擬合指標均滿足閾值條件，表明修正后模型整體擬合程度良好，穩健性通過檢驗。修正的SEM模型及標準化路徑系數如圖2所示。

表3 結構方程模型適配度檢驗

圖2 結構方程模型標準化路徑系數圖

（四）農戶宅基地流轉行為影響因素與作用機理分析

根據修正模型擬合結果，匯總各潛在變量對農戶感知價值和農戶流轉行為的標準化路徑系數（表4），各變量之間路徑系數分別在5%和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的正、負方向與理論一致。由表4 可知，IF、RF、CF 與FPV 之間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0.249、0.271 和-0.179，且在1%顯著性水平通過檢驗。這表明農戶個人力、地域力顯著正向影響農戶感知價值，文化力顯著負向影響農戶感知價值，H1、H2和H3得以驗證。FPB與FCI之間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154，且在1%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表明農戶感知利益對農戶流轉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H4得以驗證。FPR 與FCI之間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287，且在1%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表明農戶感知風險對農戶流轉行為有顯著負向影響，H5得以驗證。FPV與FCI之間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364，且在1%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表明農戶感知價值顯著正向影響農戶流轉行為，H6得以驗證。

表4 結構方程模型估計結果

1.農戶根據自身情境形成感知價值 個人力（IF）、地域力（RF）和文化力（CF）是農戶形成感知價值的基本因素，其影響程度依次為RF（0.271）＞IF（0.249）＞CF（-0.179），說明農戶感知宅基地流轉價值主要受地域力影響，其次是個人力和文化力。首先，從地域力層面來看，宅基地數量、農戶對村集體經濟、村莊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滿意度是影響農戶流轉宅基地感知價值的重要因素。調研發現，相比于“兩權分離”，宅基地“三權分置”政策出臺后，宅基地數量較多或面積較大的農戶，其擁有的閑置房屋較多，這類農戶期望流轉閑置宅基地的行為更加強烈。在擁有閑置宅基地的前提下，87.39%的農戶愿意流轉宅基地，尤其在村集體經濟、設施服務越差的區域，農戶越認可流轉宅基地所帶來的財產收益。而不愿意流轉宅基地的農戶多因為宅基地是其唯一住所，流轉后住房無法保障。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政策能在流轉后仍保留農戶宅基地資格權，并享受流轉帶來的持續經濟收入，因此大部分農戶愿意將閑置宅基地流轉。其次，從個人力層面來看，農戶兼業程度、受教育程度和年齡也是影響農戶感知價值的重要因素。一般來看，年齡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對宅基地流轉的相關認知和接受度越高。兼業程度較高的農戶基本脫離農業生產，在本村居住時間較少，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弱化。數據顯示，77.06%的兼業類農戶希望通過流轉宅基地變換資金減輕租賃或購買城鎮住房的負擔。最后，從文化力層面來看，農戶的土地情結、環境認同和養老保障對其感知宅基地流轉價值具有重要負向影響。農戶將宅基地視為祖宅的“鄉土情結”加深其對宅基地的依賴情緒，部分農戶習慣鄉村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將宅基地作為養老保障的傳統觀念進一步弱化其流轉行為?！皟蓹唷毕乱颉暗仉S房走”原則，轉讓房屋則宅基地隨之流轉，農戶將不可再申請宅基地。但宅基地“三權分置”將“兩權”中的使用權分離為宅基地資格權和“宅基地使用權”，允許以多種形式流轉宅基地，保障了農戶合法權益，一定程度上促進農戶流轉宅基地的參與性和積極性。因此，文化力因素在這兩種正負作用下，影響系數相對較小。

2.農戶理性權衡利弊形成感知價值 感知利益（FPB）和感知風險（FPR）是農戶形成感知價值的關鍵因素，其影響程度依次為FPR（-0.230）＞FPB（0.111），表明農戶流轉宅基地的感知價值主要受感知風險負向影響，受感知利益的正向影響。從感知風險層面來看，經濟風險是其中最關鍵的方面，包括流轉收益不合理、不到位和自身房屋遭受損壞等。社會風險方面的因素也有重要影響，主要是擔心流轉市場不穩定，易與社會主體或政府引發利益沖突等。心理風險方面的因素作用并不顯著，表明農戶不會因為環境壓力或心理負擔影響對流轉宅基地的感知價值。由訪談得知，71.91%的農戶認為宅基地流轉價格較低，且當前流轉政策正處于試點階段，各方面機制尚未完善，擔心自身利益無法保障。同時，房屋造價較高的農戶相較于流轉帶來的收益，對流轉后房屋的保護更加敏感，擔心破壞住房設施。因此，這類農戶感知價值較低。從感知利益層面來看，經濟利益、社會利益和心理利益等方面的因素均對農戶感知價值產生重要影響，說明農戶認可流轉帶來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生活水平。在“兩權情形”下，農戶多通過私下尋租追求經濟價值，但“三權分置”后農戶可以出讓、轉讓、出租或抵押宅基地。農戶尤其偏好流轉作民宿、農家樂等用途，希望通過市場主體修繕閑置、破舊的老宅，提升宅基地的市場價值。宅基地“三權分置”允許使用權在更大范圍內流轉，意味著農村宅基地能夠實現規模運營，部分認知相對超前的農戶也認為大規模的宅基地流轉可以帶動鄉村經濟發展，拓寬當地就業渠道等。因此，這類農戶感知價值較高。

3.農戶綜合評估價值形成流轉行為 農戶感知利益（FPB）、農戶感知風險（FPR）和農戶感知價值（FPV）是農戶形成流轉行為的決定因素，其影響程度依次為FPV（0.364）＞FPR（-0.287）＞FPB（0.154），表明農戶流轉宅基地的行為主要受感知價值作用，其次是感知風險和感知利益。農戶根據自身情況以及宅基地流轉后的用途，會對流轉宅基地獲取收益作出主觀評價。調研數據顯示，在愿意流轉的前提下，56.42%的農戶希望將宅基地流轉作民宿、康養和農家樂等用途。這類用途的宅基地流轉既保留農房原有的居住屬性，又將改善現有房屋居住條件。因此，農戶認為這類流轉可以增加宅基地附加值。部分農戶表示并不介意流轉后的宅基地用途，但對流轉價格比較敏感。一般情況下，相較于廠房、倉儲物流等用途，農戶更傾向于民宿、農家樂等收益較高的流轉形式。14.71%的農戶表示不愿意將宅基地流轉給他人經營，計劃在本村經營小賣部、農家樂或民宿等。這類農戶的宅基地通常所處旅游區或城郊區，自然環境和經濟條件較好，比較適合經營性流轉。感知風險比感知利益對農戶流轉行為影響更大，表明農戶具有“風險厭惡”特征。一方面，對無其他住宅的農戶而言，流轉收益相比于流轉后租房、購房等生活成本“杯水車薪”；另一方面，擁有閑置宅基地的農戶擔心流轉后房屋破壞、環境污染而“得不償失”。因此，農戶流轉宅基地時會同時考量利益和風險，這也符合農戶理性人的客觀實際。

五、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基于全國7 個典型宅改試點省市24 個村的1773 份抽樣調查數據，運用結構方程模型（SEM），構建分布式認知理論和感知價值理論框架，實證探討價值認知差異對農戶宅基地流轉行為的影響因素，得出主要結論如下：（1）基于分布式認知理論和感知價值構建的理論框架，能夠很好地解釋“三權分置”下農戶流轉行為形成的內在邏輯機理；（2）農戶個人力、地域力顯著正向影響農戶宅基地流轉感知價值，文化力顯著負向影響農戶感知價值，其中地域力影響最大，其次是個人力和文化力；（3）農戶流轉宅基地的感知價值主要受感知風險負向影響，受感知利益的正向影響；（4）農戶流轉行為主要受感知利益和感知價值顯著正向影響，受感知風險負向影響，其中感知價值影響最大。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結合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有關“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等精神，提出如下政策建議：一是尊重農戶行為，維護農戶權益。集體經濟組織應深入摸底不同農戶宅基地情況和流轉需求，充分尊重農戶的真實行為，確保宅基地流轉后農戶生活有改善，各項權益不受損。二是提升農戶認知，拓寬就業渠道。農戶對流轉政策不熟悉或對市場信息不了解常會擴大農戶對流轉宅基地的風險感知，進而降低感知價值，制約農戶形成流轉行為。因此，政府應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加大流轉政策普及力度，提升農戶流轉宅基地的價值感知。滿足農戶差異化的流轉需求，促進農村宅基地的合理配置和利用。三是規范流轉市場，建立反饋機制。為農戶宅基地流轉搭建高效有序的市場化平臺，建立糾紛調解機制，可有效降低農戶對流轉的社會風險感知。通過對宅基地流轉范圍、時限及用途作出詳細規定，規范各方權責分配能顯著降低農戶經濟風險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