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文化服務政府購買的空間轉向研究?

●龔蛟騰 方 美 洪芳林

1.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湘潭,411105 2.湘潭大學圖書館,湘潭,411105

引言

城市的總體性概念生成邏輯在于公共性治理價值、集體性治理結構和敏捷性治理過程的聚合。 一座城市的社會凝聚力、國際影響力和經濟輻射力,離不開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力量,更需要文化空間的承載、表達與賦能。 在“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等理念的指導下,“十四五”以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有關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政策文件。 《關于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發展規劃》《“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等強調了政府購買公共文化空間的重要性和建設步驟、要求、方向、愿景等,為改造城市已有建筑空間、打造創意文化空間和建設新型公共空間提供了政策依據。 我國公共文化空間政策顯著引導了城市圖書館空間變革[1],實踐探索經驗也通過形成新的話語表述來支撐更深層次的公共文化空間轉型。

20 世紀70 年代,“空間轉向”就已經成為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趨勢,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將“空間的生產”劃分為空間實踐、空間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間,所揭示的空間系統關注焦點從具體物質空間營造過渡到空間關系與社會關系的新結構[2]。 在學術界,開始從空間視角解讀歷史情境和社會生活,實證研究最初聚焦在城市,城市社會學由此興起[3]。 馬克·戈特迪納等人在《新城市社會學》一書中認為,城市空間的生產是在復雜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背景之中發生的,要考慮空間生產中需求因素和供應因素的雙向平衡,而供應因素強調了空間的工具屬性,即為各種社會力量成長提供了新的組合切入點和嬗變的載體[4]。 當前,公共文化空間提檔升級已成為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重心正在向公共文化空間轉移,空間轉向對城市公共文化服務的治理意義和價值不斷凸顯。 盡管空間場景營造是城市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新趨勢,但是在政府主導語境下,很少有研究回顧和反思廣義范圍的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服務在空間維度的表征與最新實踐進展。 因此,本文以案例研究為指導,挖掘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總體進展與個案特點,建構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框架,為我國新型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1 相關研究

自2015 年《關于做好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工作的意見》發布以來,我國政府購買公共文化服務步入快車道,相關研究蓬勃興起。 隨著人民對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長,政府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取得了長足進展。 研究發現,目前我國學界主要聚焦公共文化服務政府購買分析、多主體協同參與政府購買研究、政府購買實踐模式與治理機制探索3 個方面。

1.1 公共文化服務政府購買分析

公共文化服務政府購買是一項新生事務,近年來在圖書館等領域取得了長足進展。 為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文化服務,政府購買已成為其創新發展的關鍵方式。 雖然我國政府購買圖書館公共文化服務的理論研究起步晚,但其發展速度較快,研究領域不斷擴展,研究成果逐漸系統化[5]。 具體而言,為推進政府購買公共圖書館服務,有關學者明確公共圖書館社會化發展的合理定位[6],開展公共圖書館服務供給政社合作關系研究[7],建立起需求驅動、理論支撐、保障系統和供給優化相互促進的四維體系[8]。 針對我國在政府購買公共圖書館服務監管實踐中存在的諸多困境,要求完善政府購買監管機制[9]。 關于圖書館公共文化服務政府購買的治理,則要求追求現代化治理目標,強調政府、社會力量和公共圖書館的平等協商、多元合作[10],同時引入網絡化治理模式[11]。 這些措施在提高公共文化服務質量和覆蓋率的同時,也為促進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標準化建設提供借鑒參考[12]。 公共文化服務政府購買盡管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仍需進一步加強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

1.2 多主體協同參與政府購買研究

政府購買涉及多方利益相關者,這些不同主體為研究提供了新角度,需要對各主體之間的博弈關系進行分析,明確制度建設方向,實現各方利益的協調和各主體的共同成長[13]。 政府積極履行職責是推動服務社會化發展的關鍵,應及時預防并靈活采取措施應對政府購買的責任缺失[14]。 目前我國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最主要的形式是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15],社會組織作為政府購買的主要承接主體,在實際購買過程中卻出現了“弱參與”的現象。 針對這一問題,已有學者選取案例進行實證研究[16],深入探析“弱參與”的形成機理[17],指出要借鑒國外經驗教訓[18]等,進一步激發社會組織活力。 公眾作為直接受益方參與政府購買公共文化服務,一方面有利于探討其實際價值、機制構建與實現路徑,對實現政府購買目標,滿足公眾需求意義重大[19];另一方面,公眾參與是提高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也是構建服務型政府的重要內容[20]。

1.3 政府購買實踐模式與治理機制探索

政府購買公共文化服務是一項復雜的項目工程,要求盡可能考慮所有相關因素。 面對現實中存在的意識形態失守、制度價值偏離、組織保障不力等風險,迫切需要風險識別、致險成因、防范機制等方面的系統研究[21]。 現有研究提出采用PDCA 方法從供給和運營2 個層面構建公共文化服務政社合作全流程風險控制體系[22];或采用文化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等的新型融資模式,改革創新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機制,提高公共文化服務質量和效能[23],如公共數字文化服務平臺PPP 模式的應用,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政府財政壓力,更好地提升了政府部門的公共服務效能[24]。 政府要按照承接方提供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支付相對應的資金,因此,建立科學合理的第三方評估機制十分必要[25]。 模式機制的實踐探討更多地集中在公共圖書館領域[26-28]。 這些成果大多圍繞購買內容、涉及主體、實踐治理展開,且側重從服務本身出發改善服務質量,但對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服務政府購買關注較少,不利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全面健康發展。 因此,從城市公共文化服務的“空間轉向”探討政府購買治理模式,能夠為公共文化空間治理提供新途徑。

2 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實踐案例

近年來,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力度加大,逐步構建起多層次、多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體系。 一批顏值與內涵兼具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間遍布大街小巷、深入城市肌體,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最美公共文化空間大賽聚焦公共文化空間這一載體,促進城市空間屬性與文化屬性的融合,旨在搭建一個高度開放的平臺,廣納各方力量并形成社會參與大循環,為公共文化注入新活力。如今,最美公共文化空間大賽呈現出量級增長態勢,實現從長三角地區向全國的跨越式發展,為公共文化空間營造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健全積蓄“設計力量”,挖掘出一批樣板案例,集聚上百名專家、設計師,開拓了新格局,促進了城鄉公共文化空間高質量發展。

2.1 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案例來源

城市公共文化空間作為城市空間的文化地標,是一個城市的文化縮影、一個區域的精神剪影。 在“2022 年長三角及全國部分省市最美公共文化空間大賽”中,一批“商圈文化空間”“文博藝術空間”“公共閱讀空間”“跨界文化空間”等不同類型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間分別獲得“最美公共文化空間大獎”、“百佳公共文化空間獎”、“優秀公共文化空間案例”獎。 為快速了解當前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實踐情況,文章主要采取案例調查分析法。 首先明確城市定位,排除鄉村、基層公共文化空間,結合政府購買,排除個體運營的公共文化空間;其次篩選出長三角地區的獲獎案例(最美公共文化空間大賽最先在該地區發起,有關理念或實踐可能相對更為成熟);最后通過網上調研和專家訪談確定最終的分析案例。 從該大賽獲獎案例中選取33 個具有一定權威性和代表性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間作為調研樣本(見表1)。

2.2 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整體特征

隨著廣大群眾對高品質文化空間的需求日益增加,各地政府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過程中順勢而為,鼓勵、支持和引導新型公共文化空間的建設。 不可否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已取得巨大成就,但發展不均衡仍是目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的突出短板[29],空間治理或是破局的重要環節。治理的關鍵在“治”,更在于政府主導和社會化發展融合下的協同共治。 在挖掘上述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實踐的基礎上,得出以下共有特征。

2.2.1 實行集中統一管理

政府購買便于集中統一管理保障運維。 方式包括:①制定專門法規,保障良性運行和可持續發展。比如,全國首部以城市書房為主題的地方性法規《揚州市城市書房條例》將城市書房建設嵌入發展專項規劃,對政府主導建設、社會力量參與建設、建設選址程序、建設類型和要求均作了詳細規定[30],為三灣城市書房運營提供了統一標準。 ②公開招標,聘請具有專業資質的公共文化服務公司開展服務運營工作。 比如,蠶里街區的大有蠶種場項目由滸墅關下屬國有公司龍華文旅建設,偉光匯通旅業公司負責招商和運營,實行“政府引導、企業主體、市場運作”三位一體的開發管理運營模式[31]。 ③納入總分館體系,由圖書館統一管理。 比如,天長市已形成以一個總館為中心,四個分館為側翼的特色圖書館體系,“圖書館+景區”的蘭芬書屋就是其中分館,為居民提供借還、閱讀一體化服務[32]。 政府購買為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存在與發展提供重要支撐與保障。

2.2.2 注重社會力量參與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提出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推動各級政府購買公共文化服務,鼓勵社會組織和企業參與公共文化設施運營和產品服務供給[33]。 當前,許多地區的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公共文化設施運營,公共文化從“單一供給”轉變為“多元供給”。 比如,揚州市城市書房的建設模式從一開始的“政府引領,多元投入”轉變成“政府引導,多元投入”[34];大運河1986 文創園從20 世紀80 年代的老廠房到2018 年臨平區以“零土地招商”吸引民間資本、盤活土地資源,后由運河街道牽頭引進園區運營公司,聘請頂尖設計團隊改造老廠區,重新煥發活力[35];容湖書房原是一處閑置的商業咖啡館,為響應書香靖江建設,為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閱讀場所,2017 年底,靖江市濱江新城投資開發有限公司投資1 500 萬元重建臨水景觀,將這里打造為城市書房[36]。 社會力量與群眾的密切接觸交流為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提供源頭活水。

2.2.3 關注用戶身心體驗

公共文化空間治理成效好壞取決于服務受益方的體驗感和幸福感,即廣大人民群眾的感知評價,這也為政府購買指明了努力方向,推動購買準度和群眾滿意度的提升。 公共文化空間建設關注用戶需求,注重在空間選址和設計上下功夫,積極融合生態環境和資源的同時,兼顧時尚性和開放性。 它們有的位于鬧市區,如武康大樓30 度空間坐落于余慶路、天平路、興國路、武康路以及淮海中路五條馬路的交會處,在66 平方米的小空間里,通過三面櫥窗呈現330 度全景觀空間,實現“小窗口,大內容”[37];有的掩映于公園綠林處,如蘭芬書屋、三灣城市書房與周遭景物和諧有機地融為一體;有的臨近碧湖清波,如清和書苑被網友親切地稱為“離大自然最近的書房”[38]。 鼓勵文化內容創新,做好“文化+”文章,滿足人民多層次多方面需求,如全國首個24 小時淮劇書房——喜馬拉雅數字淮劇有聲書屋,集聽、說、學、唱于一體,通過“科技+文化”的方式,線上線下同步為淮劇戲迷打造一個沉浸立體的有聲空間[39]。

2.3 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個案分析

為深入探索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現狀,本文從33 個樣本案例中選取上海地鐵公共文化藝術空間、南京市建鄴區二十四小時美術館和文津書房(大運河典籍館)3 個獨具特色、建設運營相對成熟的案例進行剖析。 政府購買對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起引領作用,在這些案例中,政府都以不同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城市公共文化空間購買。 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服務是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豐富當地群眾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同時也提升了自身社會形象,更為其他公共文化空間治理實踐樹立了標桿。

2.3.1 上海地鐵公共文化藝術空間

地鐵作為承載城市發展的“第二空間”,更加注重溫度和情懷。 2013 年伊始,上海就明確了“地鐵公共文化建設”的新追求,目前已成為唯一一個真正處于公共空間,打破空間界限,沖破場館“圍墻”限制的公共藝術空間[40]。 在地鐵看展,無需門票,沒有門檻,任何年齡、任何身份的觀眾都可實現隨到隨看,甚至還可以反復多次觀看,這種“無縫嵌入生活”的觀展方式實現了真正的藝術“零距離”。 上海申通地鐵集團已構建政府指導、企業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共建共享機制,通過加強與政府部門、藝術機構、社會資源的互動與合作,引入具有良性運作能力的文化藝術類企業和個人,形成“地鐵搭臺、社會唱戲”的局面。 其還致力于探索公共文化項目與品牌藝術機構的合作模式,常年與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合作,并簽訂長期合作協議,使地鐵公共文化的內容、品質及意識形態有了保證。 2019 年,上海地鐵分別與上海文廣演藝中心及演藝大世界合作,進一步豐富了地鐵內的文化藝術形態[41]。

2.3.2 南京市建鄴區二十四小時美術館

南京市建鄴區二十四小時美術館由南京青奧會留下的空間設施改造而來,秉持“讓藝術融入城市空間與生活”的策展理念,從工藝美術、裝置藝術到行為藝術、燈光藝術、數字藝術,始終保持對青年文化需求的敏銳度,同時匯聚高校、科技企業、藝術家等各類優質資源,高度重視復合型人才的培養,成為連接高校創新實踐與成果的城市空間和平臺。 在內容運營方面,其始終關注前沿科技發展,開發各類新型數字文化服務,并注重尋找合適的技術伙伴和數字形態,拓展公共服務邊界,推動技術與藝術的融合,推出了與大眾精神需求契合的系列公益藝術活動,深受人民喜愛[42]。 在運行機制方面,南京市建鄴區二十四小時美術館對專業鑒賞能力、運營能力要求高,選擇以企業為主體的運營模式,政府更多的是發揮政策支持和價值引導的間接作用,同時公眾參與也被當作重要考量,如讓公眾融入多彩的藝術活動中,享受服務,并注重讓他們參與空間的管理運作,重視其訴求,在雙向互動中賦予空間濃厚的公共色彩,促進空間正向改造升級[43]。

2.3.3 文津書房(大運河典籍館)

文津書房(大運河典籍館)是淮安市圖書館以構建現代化總分館體制為方向,以建筑空間美、特色文獻美、機制創新美、書香飄溢美為內涵創新打造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間。 在具體建設方面,保留清江市圖書館(現淮安市圖書館)原有功能,突出專題館建設,通過“館中館”的特色布局,充分展現小空間發揮大效用的潛力[44]。 其主體功能分為古代運河典籍展示區、現當代運河文獻展示區、運河輿圖展示區以及運河數字資源體驗區4 個部分,現已發展成古代典籍和現代文獻并舉、靜態和動態展示相結合的多功能服務綜合體、旅游休閑“打卡地”、青少年研學游基地。 在服務效能方面,讓專業化、優質化的經營團隊(引進泊岸空間咖啡休閑體驗)入駐文津書房,將專供讀書人的場所提升為大眾化、普及化的“最美文化空間”。 管理模式上按照文旅融合的思路,采取政府購買模式,融合打造閱讀分享、藝術展覽、文化沙龍、演藝表演、研學體驗、文創展示、輕食餐飲等新型文化業態。 目前文津書房(大運河典籍館)已被淮安市政府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由財政撥款保障運營[45]。

3 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治理框架

文化空間作為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主要載體和基本場域,為構建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服務框架提供了重要治理工具和著眼點。 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既強調政府部門的方向引導與規劃布局,也關注社會力量的資本優勢以及人民群眾的價值偏好。應充分釋放多元主體在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中的動能,逐步形成政府、社會力量、公眾協同治理的制度框架(見圖1)。

圖1 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框架

3.1 明確政府購買中政府部門引導地位

3.1.1 轉變觀念,做好頂層設計

我國傳統的公共文化服務主要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作為管理者包攬一切。 隨著服務型政府理論和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興起,政府角色發生明顯轉變,負責在公共文化服務建設中引導文化資源的配置。 如滬蘇浙皖四地文旅部門共同簽署了《長三角文化和旅游一體化高質量發展2023 浦江宣言》,提出創新擴容長三角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務產品采購大會,強化平臺作用與造血機制,持續推動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吸引長三角乃至全國優質資源入駐,擴容社會美育資源,促進供需精準對接,實現區域公共服務資源優化配置[46]。 將公共文化服務的生產和提供相分離,體現了政府在文化政策上的宏觀導向,從制度層面充分肯定和鼓勵了政府購買公共文化空間。 此外,通過制定政策和立法還能對政府購買的眾多環節、細節進行詳細規定,讓購買更加規范化,使活動全程有法可依。

3.1.2 大膽放權,建立合作關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區各部門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持續推進“放管服”改革,政府購買就是向社會放權的一個明顯信號。 一方面,應健全招投標機制并充分發揮相關機制的作用,給予社會力量充分信任,將市場化的項目交由社會力量完成,為民間資本進入公共文化服務領域創造空間。 當前許多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運營雖看似由企業主導,實則是政府在引領并提供支持。 比如,濉溪古城二期水街布景工程的招標主體為濉溪縣古城文化旅游管理公司,但其項目資金來源是國有資金[47];靖江市圖書館——容湖書房作為靖江市濱江新城“2020”發展目標中重點項目牧城書屋的首個項目,由靖江市濱江新城投資開發有限公司匠心打造運營[48]。 另一方面,還應建立良性持久的政社、政企合作關系,正視社會組織優勢、政治壓力、非正式關系、資源獲取、項目成效、合作雙方收益、監管與考核等[49]。

3.2 激活政府購買中社會力量參與潛能

3.2.1 提高承接政府購買的能力

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引入競爭機制是確保服務高質量供給的重要手段,但同時也給承接方帶來挑戰,如果承接方發育不良、能力不足,必然使公共文化空間購買效果大打折扣。 確保社會力量的健康成長和可持續發展是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面臨的一個考驗。 首先,擴展數量。 將正在進行或潛在的可能參與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的社會力量組織起來,合力推動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 截至2022 年9 月,全國正式注冊的社會組織共有89.320 6 萬個,其中社會團體36.9萬個,民辦非企業單位51.5 萬個[50],表明社會力量在數量維度的潛力巨大。 其次,提高自身資源整合能力。 這不僅是一種獨特的競爭優勢,更是一種政府期待,因為政府能夠提供的資金也是有限的,所以承接主體除了依賴政府項目資金,還需自主爭取外部資源,以便更有效地滿足需求和解決問題。 再次,拓寬業務領域,增強市場份額,提高社會影響力和經濟收益,形成風險轉移優勢,緩解生存壓力。 最后,注重培育和留住專業的高素質人才,提高服務的專業化程度。

3.2.2 樹立公益性的價值取向

2021 年,民政部印發的《“十四五”社會組織發展規劃》提出要提高政府購買服務項目資金使用效益,增強受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發揮社會組織在擴大公眾參與方面的積極作用[51]。 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承接主體按運營目的可劃分為非營利機構和營利性機構。 一般認為非營利機構突出公益性和公共性,但也存在營利趨向,特別是在社會監督不力、內部管理不規范的現實情境下[52]。 組織內部可以制定相關規范,進行公益文化建設,熏陶組織成員,最終外化為實際公益行動。 文化企業是營利性機構,其應樹立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在進行城市公共文化空間實踐時以公益精神為引領,平衡經濟效益和社會責任,規避為獲取不當利潤而進行的不恰當生產。 將企業、文化組織等納入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可以彌補政府及其附屬機構直接提供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所衍生的彈性不足、效率低下以及服務產品單一等缺陷[53]。

3.3 發揮政府購買中人民群眾主體作用

3.3.1 增強主體意識

城市是充滿市民個體意志和行動能力的空間,而非僅是政治或資本主導的結構性力量角力的競技場[54]。 在城市公共文化空間中,市民不能單純地把自己視為接受者、享受者,還應成為治理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主體。 公眾應該強化知情意識,提高參與意識,樹立監督意識。 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中的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應及時公開,切實保障群眾知情權,在群眾內部進行廣泛協商,有效集中民智,調動群眾參與熱情,進而促使群眾自覺督促政府部門和承接主體的責任履行。這些都是人民群眾主人翁意識的具體體現,是創新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的有益探索。 公民參與治理的過程中,實際上填補了政府失靈、市場失靈的空缺,創造了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增進了民主程度和凝聚了社會共識[55],脫離公眾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實則失去了靈魂。

3.3.2 提出需求反饋

提升公眾的公共文化服務獲得感既在于關懷其需求,更在于優化其供給[56],這也間接回答了政府購買的底層基礎就是公眾的文化需求。 在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中,公眾要積極主張自身文化權益,大膽表達自身文化訴求,踴躍參與政府關于公共文化空間需求征集活動,方便政府利用這些信息制定購買目錄,為公眾提供足夠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間以滿足基本文化需求。 人民群眾作為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直接受益者,要參與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評估,提出對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服務能力與水平的反饋意見,對城市公共文化空間供給的質與量、經費投入的效果等進行綜合評價。 這有利于政府部門發現城市公共文化空間供給過程中的短板并要求承接主體進行相應優化,形成購買計劃制定、實施、反饋和完善的良性循環。 讓城市公共文化空間以更人性化的方式、更貼近生活的形式自下而上地被營造治理,提升城市公共文化空間品質,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和多層次的公共文化需求。

4 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優化策略

在高質量發展格局下尋求破解方略和有效治理模式,成為影響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的關鍵。 參考相關研究發現,當前我國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在治理實踐中依然深切地面臨著文化服務供需錯位[57]、文化資源開發價值懸置、文化治理標準不明[58]、責任主體不清及關鍵協同治理主體缺位[59]等現實困境。 為有效解決上述問題,需要加強政府購買規范管控,從頂層設計到具體實施以及整個流程管理,根據國家政策導向和實踐發展需要進行不斷調試,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政府購買公共文化空間發展道路。

4.1 提高政府購買的目標導向

目標導向是所有行為不可或缺的驅動力,既有靜態性又有動態性,能夠檢視并修正前進方向。 政府購買不僅是一種政府行為,更是重要的風向標,具有很強的帶動功能。 提高政府購買目標站位能更好地把握未來發展趨勢,抓住機遇,少走彎路。

4.1.1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明確“為誰買”。 發揮人民主體性,把政府購買的選擇權交給人民,讓人民決定“買什么”。 把公共文化服務的評價權交給人民,讓人民評判好不好,全力提升購買服務質效。 人民群眾主體性還突出表征在群眾創造力激發。 如張家港市美術館創新探索的“藝術家駐館公共教育項目”不僅僅為藝術家提供創作、展示的資源和空間,更強調普通公眾在藝術家帶領下對當代藝術創作和美術館藝術作品展示的深度參與,在藝術家與手藝傳承人的指導下,已有801 位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市民參與到“心靈手巧·長江錨”“納百計劃”“游刃有余”的創作中[60]。

4.1.2 堅持主體均衡發展

當前城市公共文化空間還存在“政府強,社會弱”的現象,主體間發展不平衡。 一方面,受傳統行政慣性影響,政府過度承擔公共文化服務責任,壓縮了其他主體參與空間;另一方面,社會力量過度依賴政府,忽視自身建設,造成整合能力弱,導致弱參與、低質參與的窘境[61]。 首先,政府可以通過制定政策法規,建立健全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機制,引導、鼓勵和規范社會力量的發展壯大與實踐參與。其次,大力培育扶持各類文化型社會力量,如設立專項資金、注重對底層力量的支持投入。 最后,推動政府與社會力量的長期科學協作,形成優勢互補的共生關系,享受合作紅利,破除可能困境。

4.1.3 堅持供需精準適配

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還存在供給與需求匹配度不高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服務需求甄別零散化、服務供給結構碎片化、服務承接主體短視化等,出現“供需適配偏差”的現象[62]。 當今,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現多樣化和動態化特征。 在此形勢下,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需要精準識別公眾文化需求,實現供需有效對接。 未來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一是要建立“按需制單、百姓點單”模式,提供符合公眾特質的文化參與渠道和參與形式;二是要堅持動態調整,定期更新政府購買目錄,提高城市公共文化空間供需的匹配程度。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政府購買必然離不開先進技術的支持,尤其是各種新媒體技術,應與時俱進地加以引進并及時應用。

4.2 增強政府購買的內容監控

政府購買內容是政府購買行為的價值內核。 要始終明確政府購買是為人民而買,要求行之有效,買到群眾心里,不斷把人民群眾的“愿望清單”轉化為政府購買的“責任清單”,因此對購買內容加強監督管控十分必要。

4.2.1 合理安排優先級

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應重點考慮、優先安排人民群眾最關心的基礎性項目,兜底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權益。 比如,做好新型公共文化空間從0 到1 階段的保障工作;推動更多文化場所無門檻免費開放,讓各類民營性質的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美術館等文化場所適當讓利于民,達成空間的公益屬性與社會參與并行的效果;優先保障弱勢群體權益,弱勢群體在獲取和享受文化服務上可能存在困難,政府購買服務要為他們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幫助。 政府優先購買要求更加突出民主性,避免出現權力尋租等不公平競爭狀況。 或者說,只有體現民主,才是合理的優先級政府購買。

4.2.2 注重政府購買多樣性

公眾的文化需求日益多樣化,城市公共文化空間類型層出不窮,為政府購買多樣化的空間內容、類型提供了內外雙重推力。 令人欣喜的是,當前公共文化空間的政府購買,已不局限于圖書館等公益文化機構,而是正朝著市場進發,如《關于推動實體書店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通知》提出支持各地將實體書店提供的常態化公共文化服務納入政府購買公共文化服務指導性目錄或具體購買目錄,重點扶持一批品牌實體書店做優做強,同時鼓勵符合條件的實體書店承接創作公益性文化產品、組織公益性文化活動等公共文化服務項目,強調供給的多元性[63]。政府多樣性購買豐富了資源總量和資源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同時滿足大眾需求和個性化需求,未來應重點注重政府購買多樣性。

4.2.3 注重政府購買公平性

政府購買城市公共文化空間重視效率,但效率必須建立在公平上,保證公平也有助于效率的實現。政府購買難以避免公共責任從屬企業目標,要注意防止公共性被承包商的逐利性消解[64]。 在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中,公平性一方面指人群平等受益,政府購買應把均等享受作為基本原則,充分考慮所有人群的利益,包括老年人、進城務工人員、殘疾人等弱勢群體。 另一方面是地區平等發展,相較于西部地區,我國東部地區的市場機制和支持型社會組織更為發達,政府往往通過支持型組織進行社會組織培育,西部地區還存在成熟的支持型組織缺位問題[65],因此,政府購買在地區上可以采取一定的傾斜政策。 總的來說,政府公平性購買需要實現城市公共文化空間區域內優化和注重區域間平衡。

4.3 注重政府購買的程序管理

程序管理是政府購買的重要框架,理解并遵循流程是取得質效和績效的必經之路。 政府購買不僅要著眼于機關內部的微觀步驟,還應注重涵蓋購買源頭、服務落實和未來發展的整個宏觀流程管理。

4.3.1 激發空間服務自主性

政府購買能否高效進行有賴于社會力量的積極配合。 一方面,政府要對承接主體加強政策宣傳和輿論引導,防止他們理解走樣,讓其充分意識到參與購買的優越性。 另一方面,由于社會力量的自主性受到經濟資本和政治資本的影響[66],政府可以建立績效激勵或通報機制,根據貢獻大小對組織機構進行獎勵或通報表揚,同時也要注意科學性和公平性,避免挫傷部分組織機構的積極性,從而起到反向效果。 還可以完善社會力量參與政府購買的政策環境,降低注冊門檻,健全競爭性政府購買服務機制,放寬市場準入,盡可能吸納更多力量參與,避免不完全競爭帶來的購買壟斷,確保社會力量的合理自主權受到法律保護和平等對待。

4.3.2 保障空間服務可及

提高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服務水平關鍵在于增強空間的均衡性和可及性,要求政府購買遵循效能原則,發揮政府在優質資源擴容下沉和區域均衡布局的引導作用。 城市公共文化空間可及性是指群眾享受到符合自己需求的公共文化空間的難易程度,涉及政府“怎么買”的問題。 應綜合考慮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地理位置、服務設施、環境設備等因素,確保這些空間能夠真正服務于社會大眾的需求,避免低效錯配。 例如,各地大力推進的“15 分鐘公共文化服務圈”,增強了公共文化服務的便捷性。 還可以通過拓展數字化服務、延長開放時間等方式來提升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影響力和利用率。

4.3.3 保證可持續性投入

政府購買的可持續性是公共文化服務質量和長遠發展的保障,必須兼顧財政收支效率和效果,爭取少花錢多辦事、花同樣多的錢辦更多事。 要求從高層開始,從小處著手,秉承價值大于成本的理念,投入有意義的項目,選擇合適的承接主體。 可以借鑒2011 年發布的《貿易法委員會公共采購示范法》,在全生命周期內綜合考慮購買活動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影響,從采購需求描述、預算編制到資格審查、評價標準再到合同履行整個購買過程都強化貫徹可持續理念。 堅持先有預算,后有購買原則,從既有政府預算中進行精確的成本核算、制定合適的價格。善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和市場購買服務協議的融資功能,撬動社會投資和減少政府初始投入[67]。 最終讓可持續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政府購買為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保駕護航。

5 結語

為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全國各地紛紛立足本區域特點,打造了一批有特色、有品位的公共文化空間,尤以各類城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間的發展最為迅速,這離不開政府購買的促進作用。 政府購買能夠聯結起社會力量與人民群眾,其應用于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是增強城市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有效性的重要手段。 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政府購買的治理機制創新,強調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協同合作,是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必然要求,在加速社會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的同時,也帶來一定程度的挑戰和難題,未來可以從空間轉向這一新視角重新審視考量公共文化服務政府購買及其治理模式的創新路徑。 一方面,在文化惠民的發展戰略、精致溫暖的環境設計、豐富多樣的服務內容、突出公益的運營管理等方面集中體現“人的尺度”和“人民至上”的服務理念,探索以人民需求為導向的公共文化空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需要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又著力滿足個體的文化需求[68],堅持以人民中心理念指引空間治理方向。 另一方面,通過跨界融合創新文化空間治理路徑,借助整合各界優質文化資源,進行多業態、多模式、多功能的公共文化空間跨界探索,實現空間多維度的功能疊加和綜合目標。 尤其注重推進文、商、旅融合發展,滿足公眾不同維度的價值需求,讓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治理催生出“1+1＞2”的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