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我國鄉村振興的模式探索與價值創新

●王 丹 陳 雅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南京,210023

引言

黨的十九大以來,伴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人民群眾對公共文化服務有了更高標準的需求。2018 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出臺,提出要加強農村公共文化建設,實現鄉村兩級公共文化服務全覆蓋,提升服務效能[1]。何以振興鄉村文化? 如何讓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鄉村振興? 逐漸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 202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頒布,強調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優化城鄉文化資源配置、推進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一體建設[2]。 隨后,《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發展規劃》《“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關于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意見》《鄉村振興責任制實施辦法》《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 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等法律、政策文件陸續出臺,均表明在新的發展形勢下,要實現公共文化服務的高質量發展,需要促進公共文化服務與科技、旅游、文化相融合,建立協同共進的文化發展格局。 具體到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高質量發展,亟須明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與鄉村振興之間的邏輯關系,以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為抓手,助推鄉村文化振興,促進鄉村文化事業與鄉村文化產業的深度融合,高效發揮文化在基層治理和鄉村振興中的應有功能[3]。

1 相關研究綜述

目前國內對于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與鄉村振興之間的關系探討聚焦于供給模式與效能、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實踐樣態、空間重塑、困境探討與路徑研究。在供給模式與效能方面,學者注重公共文化服務多元主體供給體系的構建,關注包括宗教文化搶占鄉村文化營地[4]、鄉村文化同質化現象[5]、區域間公共文化供給失衡問題[6]、鄉村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管、用”方面存在失衡[7]、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專業人才缺乏[8]等供需不匹配導致的供給效能問題,提出要構建“自下而上”的公共文化服務供需機制,積極引導群眾參與,強化可持續性保障機制的構建[9]。 在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實踐樣態方面,國內學者的研究多從案例出發,研究不同地區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現狀,發現農民群眾公共文化參與主要呈現出參與頻次低、參與時間短、參與內容重娛樂化、參與交通成本高的特征[10],提出要結合區域、城鄉的實際情況來設計和創新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制度[11]。 在空間重塑方面,農村公共文化空間是農村文化產生與繼承的載體,是農民群眾日常生活交往的場域,對農村社會道德價值的塑造和秩序體系的建構有重要意義[12]。 當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正處于“空間轉向”的過程,學界多聚焦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空間重塑問題,研究空間弱化、空間主體作用發揮等突出問題,從提升農民群眾文化自覺意識、優化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引導農村文化市場健康發展、凝練農村公共文化空間特色等多個維度出發,提出要發展農村公共文化[13],打造“內嵌型”公共文化空間[14]。 在困境探討與路徑研究方面,學界認為要想推動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需要改變思維定式,全面落實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制度,構建縣域圖書館、文化館總分館制,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15]。

由于歷史文化背景、政治體制和社會結構的差異,西方國家的農村與我國農村存在較大的差異。西方國家的農村正逐漸由“生產性空間”轉向“消費性空間”[16],國外關于公共文化服務與農村發展的研究,多從“城鎮化發展”這一主題出發,從產業化、市場化和多中心治理的視角展開[17]。 西方學者重點關注農村文化的內涵特質和價值作用,提出農村文化具有社會交往、社會教育和人性復原的功能[18],農村文化對于農村經濟、產業轉型和社會變革具有促進作用[19]。 同時,國外研究總體傾向于微觀研究,一方面,深入具體行業的實踐,如農村旅游[20]、農村文化遺產[21]等,探索農村文化治理的模式;另一方面,聚焦有關國家農村文化發展的典型案例,基于文化治理、協調整合等視角提出文化旅游能夠有效解決非洲貧困問題[22]、政府支持和地方企業家精神在日本農業經濟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23]的觀點。

學術界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開展的系列研究為本研究議題提供了理論參考,但目前的相關研究大多探討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產生的影響,缺乏從公共文化服務視角出發探討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與鄉村振興邏輯關系的深入研究?；诖?本研究在梳理和借鑒國內外學者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分析現階段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鄉村振興的邏輯關系和內在機制,指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與鄉村振興之間存在雙向賦能關系,并進一步從實踐層面歸納當下我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鄉村振興的主要模式,分析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如何更好地推進鄉村振興,從而為鄉村文化振興提供相應的理論框架和路徑支持。

2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我國鄉村振興的邏輯關系與內在機制

國家鄉村振興戰略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戰略具有協同性,公共文化服務政策及相關法律的制定始終以鄉村振興為背景,聚焦鄉村問題,關注用文化的力量來破解農村發展中的問題,重塑城鄉關系,促進城鄉融合。 因此,有必要先厘清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和鄉村振興二者之間的邏輯關系,再探討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鄉村振興的內在機制。

2.1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與我國鄉村振興的邏輯關系

從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和鄉村振興的核心內涵、價值指向來看,鄉村振興具體指的是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24]。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是促進農村文化發展的主要載體,是指由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以滿足農村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農村居民基本文化權益為目的而提供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農村公共文化設施和農村公共文化活動[25]。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在促進鄉村文明建設、推動鄉村治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與鄉村振興有著相同的價值指向,即二者的核心都是對接人民的實際需求,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從社會持續發展需要的角度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和鄉村振興共同服務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過程。 當前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問題突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是直面現實痛點、推進農村現代化的正確抉擇。 文化作為國家軟實力的代表,文化治理是國家推進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主要手段,公共文化服務是文化治理的關鍵抓手。一方面,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能夠為鄉村振興提供精神和智力的支持。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能夠帶動鄉土文化的創新性繼承和發展,加深農民群眾對鄉土文化的認同感;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在發展中通過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滲透,能夠提升農村整體的思想道德建設水平。 另一方面,鄉村振興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建設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農村經濟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緩解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發展中資金短缺的困難,優化農村公共文化基礎設施的配備和文化資源的供給質量;農民群眾生活水平提高,文化需求會相應提升,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使用率會隨之提高;鄉村振興的成果會吸引優秀人才投身鄉村建設,壯大人才隊伍。

2.2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我國鄉村振興的內在機制

筆者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實踐進行梳理總結,并基于鄉村振興背景下各地區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提升的工作實際,結合相應理論,構建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我國鄉村振興的內在機制框架,如圖1 所示。

圖1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我國鄉村振興的內在機制框架

2.2.1 系統完善的外部公共政策環境

2011 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公共文化服務應遵循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26];2017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對公共文化服務進行了明確定義,即公共文化服務是指由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以滿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設施、文化產品、文化活動以及其他相關服務[27]。2021 年,《關于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出臺,明確指出加強鄉村文化治理是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之一,必須緊緊圍繞鄉村振興戰略,將鄉村文化建設融入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全局[28]。 目前,我國在宏觀政策層面已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作出明確要求與基本指引,現階段的公共財政也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提供了基本保障。 系統完善的外部公共政策環境有利于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更好地作用于鄉村振興的諸多方面,成為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基礎和保障。 隨著多層級的公共圖書館總分館制建設的不斷推進,縣級圖書館、縣級文化館、鄉鎮文化站、村級文化室等公共文化基礎設施的全覆蓋,多樣性農村文化活動形式的開展,“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公共文化服務在全國范圍內已基本實現。

2.2.2 多元參與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

從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需雙方的關系來看,農民群眾是主要需求主體。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經濟水平的提高,農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呈現出多樣化、精準化、特色化的特點,即農民群眾需要獲取更多類型豐富、品種多樣、具有鄉土地域特色的公共文化產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主體包括政府、公共文化類機構以及社會力量。 農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得到有效反饋能夠提高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針對性,而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方的主要責任在于準確把握農民群眾的有效需求,深入分析當前和未來農村基本人口結構的公共文化服務特征,將現有文化資源與農民群眾的需求相匹配,據此提供相對應的公共文化服務內容和相適應的服務形式,并采取有效率的服務措施。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高質量發展需要形成政府、公共文化類機構、社會力量等多方資源的通力協作。 政府起到保障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有效運行的作用,主要提供三方面支持:一是經費保障,堅持“小財政辦大文化”的理念,設置文化發展專項基金,注重資金拼盤,整合黨建、政法、農業及社會各項資本。二是人才保障,吸引高層次專業人才進入農村文化事業,為鄉鎮配齊文化專兼職干部,培育發展文化協會、文藝團隊、文化志愿服務者等,強化基層文化隊伍建設。 三是制度保障,政府需要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發展制定相應的政策和規定,同時建立起科學可行的績效評價體系,重視群眾意見,不斷提升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滿意率。

公共文化類機構作為公共文化資源供給的主要來源,是將政策落地的執行者。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中的公共文化類機構主要包括圖書館、文化館、文化站等基層文化設施和文化活動場所,主要發揮以下三個作用:一是實現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專業化生產。 這些公共文化類機構具有自主性,不完全依賴政府,能夠充分發揮專業性優勢,一方面注重自身資源和服務的整合創新,另一方面著眼于與外界其他主體的聯系、協作,共同打造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品牌、平臺等。 二是提供符合農民群眾興趣的公共文化服務產品。 三是監督農村公共文化服務。 公共文化類機構通過農民群眾交流渠道,讓農民群眾訴求得以反饋,從而實現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效果的監督。

社會力量也是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主力軍,其參與過程可總結為三個階段:一是在政府的引導下參與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階段;二是積極提供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階段;三是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效率和效果進行評價的階段。 政府與社會力量通力合作,形成“政府搭臺、社會唱戲、群眾參與”的模式,實現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真正下沉。

2.2.3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與鄉村振興的雙向賦能關系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為鄉村振興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農民群眾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參與主體,通過參與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其精神生活得到豐富,這種沉淀而成的精神力量能夠為鄉村振興提供主體能動性的內在支撐,具體表現主要有三:一是鄉村文化宣傳陣地的形成。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建設需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積極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完善農村公共文化的基礎設施配備,健全文化站、農家書屋等重要文化宣傳陣地,提升農民群眾的綜合文化素質。 二是農民群眾文化活動得以豐富。農村針對農民群眾興趣開展的文化活動更加貼近農民群眾生活,通過“送戲下鄉”“書服到家”等文化惠民活動,能夠在潛移默化中引導農民群眾自覺抵制落后文化,崇尚科學,培養其健康向上的生活態度,激發農民群眾參與文化建設的公民主體意識。 三是促進鄉村文化產業的發展。 農村往往具有特色民俗、古典建筑和藝術特產,通過對農村文化資源的深入挖掘,扶持一批以傳統手工業為主的農村特色文化產業,促進鄉村文化產業鏈的形成,對于促進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推動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融合發展和加快各文化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鄉村振興反促進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高質量發展。 一方面,鄉村振興戰略的貫徹落實對于農村發展水平的整體性提升有重要作用,鄉村振興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在系統環境。通過對農村經濟社會結構的調整,依托優質的農村基礎產業,發展特色農業、智慧文旅、健康養老等,農村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得到相應改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和鄉風文明”的目標逐步實現。 另一方面,逐步富裕的農村讓農民群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進一步滿足,鄉村振興戰略下的農村治理結構更加優化,農村治理主體之間形成良性互動,能夠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效能提升提供強大的動力支持,有利于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可持續發展。

3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我國鄉村振興的模式探索

當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鄉村振興的優秀實踐案例數量頗豐、成效顯著。 “文化+旅游+農業”相融合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模式日益成熟,是釋放農村活力、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增收的有益探索,是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鄉村振興的創新實踐。筆者將現有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我國鄉村振興的典型案例進行梳理總結,發現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鄉村文化振興主要有文化鑄魂型、文旅融合型、文農互助型3 種模式。 地區典型案例如表1 所示。

表1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我國鄉村振興的典型案例

3.1 文化鑄魂型

文化鑄魂型是指以農村本土的優秀傳統文化為重點宣傳內容,將圖書館、文化館等公共文化服務主要陣地作為平臺,以城區帶動引領、鎮村互動分享和農民普遍參與為手段,通過閱讀推廣、文藝表演等形式挖掘本地特色文化,傳承優秀鄉土文化,弘揚時代精神,旨在便民惠民,促進社會文明進步。

北京市門頭溝區軍莊鎮結合當地歷史文化氛圍和現有資源,發展特色“軍莊鑼鼓”文化品牌,排演以軍莊大鼓為表演主體的《戰歌行》群眾文化節目。在打造過程中,還選取了12—14 周歲的學生進行校園教育,從校園傳承角度來實現軍莊鑼鼓文化的傳承[29]。 為推動書香建設、營造良好文化氛圍,引導青少年綠色閱讀、文明上網,凈化文化環境,助力“護苗”行動,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木瀆鎮開展“護苗·綠書簽”的宣傳活動。 活動將閱讀與非遺技藝相融合,用木偶演繹經典兒童故事,讓少年兒童在了解非遺文化的同時愛上閱讀。 木瀆鎮還開設了“1 所12 站”的青少年暑托班,招募大學生志愿者,圍繞綠色閱讀、非遺課堂、課業輔導等內容開展兒童教育,培養兒童閱讀興趣[30]。 陜西省榆林市府谷縣以府谷縣圖書館為重要載體,突破傳統“重城輕鄉”的路徑依賴,開展以公益合作為特色的“書服到家”活動,讓圖書館與郵政局合作,推出“同城快遞”,借助“搭便車”的方式讓府谷縣農民群眾享受閱讀服務,借助公益力量實現全民閱讀的城鄉一體統籌[31]。 四川省遂寧市安居區創新實施“三香安居”工程,重視對書院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形成以黃峨書院為核心,其他5 所書院為補充的“1+5”書院格局,黃峨書院也成為全市首個家風教育基地[32]。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不僅要有簡單的娛樂文化活動和單調的書籍供給,而且需要將自身同增強文化自信、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相結合,提供對農民群眾具有吸引力的服務。 文化鑄魂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鄉村振興的模式,摒棄了“吹拉彈唱”的陳舊套路,組織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活動,開發出蘊含當地傳統文化精神的文創產品,塑造了可持續的文化品牌,其應用形式最為豐富,開展的活動成效也最為直接和明顯。 該模式仍是未來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重點,但需進一步提升整體效能和持續創新運營理念。

3.2 文旅融合型

文旅融合型是指以當地歷史文化和特色文化為依托,以景區、古鎮、古街等為平臺,實現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推進農村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 旅游業在鄉村振興中發揮著巨大作用,使得鄉村文化、非遺資源、古村落文化等鄉村天然的、專屬的IP 出現在大眾視野,促成文化賦能旅游、旅游振興鄉村的良性互動關系。 文旅融合型的應用形式豐富多樣,其中以農家樂、主題民宿、土特產與文創消費等為主要典型。

浙江省臺州市是主題民宿的建設示范地區,其民宿多與佛道、唐詩、地方特色等文化主題相結合。例如浙江省臺州市三門縣的紅色民宿,以文化氛圍和獨特創意吸引游客入住[33]。 福建省擁有深厚的民俗文化和秀美的綠水青山,在全國創新性地提出“全域生態旅游”的發展思路下,將福建農村打造成旅游厚植本土人文生態資源的樣本。 福建省三明市沙縣夏茂鎮俞邦村有著富有特色的小吃文化,“沙縣小吃”流行于全國各地,俞邦村從小吃文化出發建設小吃街,將“小吃村”進一步轉變成“旅游村”,推動農村餐飲業態,釋放旅游消費需求[34]。 廣東省佛山市三水區傳統祠堂資源豐富,三水區通過建立試點祠堂、制定指導標準等多項舉措,結合祠堂在凝聚人氣、詩書教化、議事調和等方面的傳統功能,為祠堂文化注入新的內涵和現代元素。 諸如將以弘揚族人忠孝精神為主的“鄧氏宗祠”改造成以“紅色家史”為主題的紅色教育基地,吸引大量年輕游客走進祠堂,了解宗祠歷史和文化。 此外,通過對古建筑和文化遺產的活化利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農村地區因公共文化設施不足導致的文化活動匱乏等問題,拓展和鞏固了農村文化陣地[35]。 廣西壯族自治區民間傳統節日豐富,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縣深度挖掘民間傳統節慶、產業節慶的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依托節慶民俗打造了多個節慶旅游項目、鄉村景觀和非遺類文化品牌。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蘆笙斗馬節”,吸引了大批游客,特色文旅產業成為當地經濟發展和群眾發家致富的陽光大道[36]。

在國家戰略指引下,各地依托政策扶持、企業跟進和資本投入積極開發鄉村旅游市場。 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文旅融合不斷深入,文化旅游的新生態呈現出服務多元、廣域覆蓋的特點。 文旅融合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鄉村振興的模式,經過多年發展,已經具有成熟的運作流程,在吃、住、游、購、娛等環節進行供給創新與需求拉動,共同推動鄉村文化和旅游市場的發展。 鑒于農村文化空間建設的需要和農民對高質量文化的向往,該模式具有巨大的挖掘潛力,將成為農村文化振興持續深入的重要發展方向。

3.3 文農互助型

文農互助型是指強調農村農業文明的建設,以現代農業產業園區和產業聚集“中心村”為平臺,充分保護和利用農村民俗文化和傳統農耕文化,開展鄉風文明建設、實用技術開發培訓、農特產品包裝推介等,提高文化“紅利”,推動農民群眾素質提升、農業產業發展,實現鄉村文化與產業同步振興。

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區堅持“以花為媒”,打造重點扶貧項目“田園超市”,定期舉辦杏花節、菊花節、農民豐收節等具有人文氣息的集休閑觀賞、農事體驗、農產品銷售為一體的傳統節慶活動,實現產業增值,農民收入翻倍[37]。 山東省濟南市槐蔭區利用黃河沿線村莊豐富的土地資源和人文景觀,在水稻種植間隙期放棄種植小麥等農作物,選擇種植油菜花,將席家莊村打造成農耕文化氣息濃厚的油菜花“網紅打卡地”。 同時,席家莊村還策劃推出了“水稻研學線路”“蓮藕研學線路”等主題多樣的打卡項目,著重打造“槐蔭四寶”“黃河稻蟹”等農產品品牌,實現了生態振興新突破[38]。 安徽省巢湖經濟開發區順應農村電商的大勢,以電商形式助推農產品銷售,把農村改造成專業的“南瓜電商村”“冬瓜民俗村”“西瓜美食村”等產業村,建設“三瓜公社”,吸引實力電商和文化名人入駐,深入挖掘瓜果文化創意,同時借助二十四節氣館和主題農業帶等宣傳江淮農耕民俗文化[39]。 云南省昆明市將文化和農業融合,以文農產業為抓手,推動文化與農村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特色村落的產業嫁接。 如晉寧小漁村打造“漁·戀”新型公共文化空間,提供花藝、手作、創意石膏畫等文化體驗,讓古老漁村煥發新生;富民縣推出“半山耕云”等項目,打造田園文化綜合體,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場館互嵌互融,引領文農消費新潮流[40]。

將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和農業文明相結合對于農村的經濟利益提升具有明顯促進作用,能夠提升農民群眾勞作的幸福感和獲得感,振奮其生活的精氣神,孕育積極向上的鄉風民風。 文農互助型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鄉村振興的模式,其運作規模和效能還有比較大的發展空間,需要有專門的理論和政策指導。 讓文農互助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真正走入公眾視野,贏得更多實力產業的進駐和消費者的青睞,是未來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努力方向。

4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我國鄉村振興的價值創新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是民生領域改革的再出發,是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及時性、針對性回應,凸顯了優質公共文化資源在農村場域中均衡供給的現代公共治理要求,彰顯著政府改善公共服務質量的職責[41]。 根據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和鄉村振興的雙向賦能關系,研究發現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高質量發展能夠在環境業態、參與主體、產品服務與實現方式等方面實現創新突破,從而促進鄉村振興。

4.1 環境業態:從政府包攬到跨界融合

當下跨界融合態勢日益增強,鄉村振興背景下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抓住時代機遇,重視供給主體改革,“政府包攬”的傳統供給方式不復存在,公共文化機構間彼此獨立的僵局也被打破。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主動與科技、旅游、農業生產相融合,文化事業和社會產業相融合,政府、社會組織和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多元主體協同的供給體系建立。 首先,明確公共文化服務職能部門之間的相互合作,將政務資源和文化資源進行充分整合,從頂層設計上根據農民群眾文化需求制定精準的文化供應政策;其次,教育、科技等其他部門進行輔助供給,綜合各方力量,將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滲透到鄉村建設的各個方面;最后,廣泛調動市場和社會力量等多主體參與到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建設,給予其允許范圍內的最大自由度,發揮群體組織、社會組織、志愿者等的文化治理作用,各主體之間相互獨立、地位平等。 由此,開放多元、共建共享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新業態得以塑造。

4.2 參與主體:從被動接受到自覺參與

傳統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政府通常處于絕對的支配地位,基層文化部門容易出現只追求數量和規模的“面子工程”。 另外,由于城市文化的侵襲,農村文化會在“精英主義”的文化配給下逐漸邊緣化,一大批不契合農民群眾喜好、不符合農民群眾使用習慣的文化產品出現,農民也只能被動接受,導致農民群眾參與到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積極性被打擊,自主價值難以得到充分發揮。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環境下的農民群眾對于文化的需求更加旺盛,其主體意識大大提高,農民群眾既是公共文化產品的享有者,也是公共文化服務的決策者和監督者。 鄉村振興背景下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秉持著“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在公共文化的資源選取、供給形式等方面堅持便民、利民的原則,充分聽取農民群眾意見,為農民群眾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服務,農民群眾在文化建設方面的話語權增強,能夠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實現廣泛參與。 作為鄉村振興的最終受益者,農民群眾因其基本文化需求得到充分滿足,參與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意愿得以增強,農村內部的自主性力量在公共事務領域中充分發揮基礎性作用,降低了政府治理農村的成本,使得鄉村振興的步伐更加穩健。

4.3 產品服務:從基本保障到優質供給

傳統意義上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產品內容陳舊、類型單一、局限性較大,其形式多為“露天電影”“送戲下鄉”等,活動開展頻率較低,僅僅能夠為農民群眾提供最基本的文化保障。 鄉村振興背景下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通過對農村本地歷史文化、紅色文化等的挖掘,依托當地地理環境培育鄉村文化,打造田園旅游,不斷推進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 另外,通過探索“總分館制+農家書屋”的建設路徑,在農村各處建立基層服務點,形成“共建共享、互聯互通、城鄉一體”的總分館格局,農民群眾能夠享受到多樣化、特色化的優質公共文化產品。 值得一提的是,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開始關注到不同人群的偏好特征,有針對性地提供公共文化產品。 例如,針對廣大農村青少年群體開展科普活動、文化教育、職業技能培訓,針對留守兒童和老年人等開展不同年齡段的差異化服務,如養生講座、歌舞表演等。 文化活動類型更加豐富,渠道更加多樣,農民群眾的文化獲得感得以提升。

4.4 實現方式:從單一線下到雙線并行

傳統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實現方式多為單一的線下服務,需要農民群眾到場參與,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參與度都不高。 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和移動終端的全面普及,農民群眾紛紛通過互聯網來滿足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數字文化成為農村文化消費的主要組成部分。 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進行數字化轉型,依托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發展公共數字文化。 區縣級公共文化服務云平臺已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電視、電腦、手機、廣播“四端一體”的網絡服務體系逐步完善,農村公共文化資源借助文化云平臺得以聚集和傳播,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實現方式從單一線下轉變為線上線下互聯共通。 可以預見的是,農村公共數字文化將在未來得到更加深入的拓展,也將成為助力鄉村文化振興的主流方式。 然而,數字化的線上體驗并不可能完全替代實體的線下參與,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必須根據當地發展的實際情況,有所側重地實現線上和線下的雙線并行。

5 結語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不僅直接關乎鄉村文化振興的實踐,也影響鄉村振興戰略的整體實施進程[42]。目前,鄉村文化振興的實踐仍然存在痛點。 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能力也有所差異。 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助推鄉村振興并沒有統一的模式,各鄉村必須開闊眼界,因地制宜,結合自身實際情況采取針對性的措施,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提升新路徑,提高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整體水平,為我國鄉村振興事業注入豐富多彩的文化肌理和人文內涵,打造“美麗鄉村、文化鄉村”的動人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