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與中小企業創新投入
——基于政府補助的中介效應

張 帥 李季剛

(新疆財經大學,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2)

一、引言

創新是提高經濟效率、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也是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持核心競爭力、保證企業向價值鏈上游邁進的關鍵。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了加強科技創新發展體系建設、提高國家創新整體效能的重要性。其中企業作為科技研發的微觀主體和重要力量,既涵蓋實力雄厚的大型企業,也包括大量創新活躍的中小企業。但由于創新項目投資高、風險大、可變性高、時間周期長,內源融資往往無法滿足中小企業自主創新需求,此時外部資金支持便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支撐力量。除此之外,還有種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小企業創新活力,如何破解中小企業創新融資困境成為當前急需研究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近年來,大數據、云計算等前沿技術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以信息技術為依托的數字普惠金融打破時間、空間限制,降低信息不對稱,為中小企業創新發展拓展了新的融資渠道,提供了資金支持,增強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當然,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離不開相關部門的支持,怎樣加強政策扶持,有目的性地開展政府補助,鼓勵科研機構和企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依舊是現階段政府部門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探究數字普惠金融、政府補助與中小企業創新投入三者之間的關系不僅有利于解決中小企業融資貴、融資難這一實際問題,進而推動金融業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還拓展了政府補助發揮作用的臨界條件,為政府今后健全補助政策提供參考。

二、文獻綜述

在金融體系中,傳統金融機構根據盈利性和風險性的綜合考慮發放貸款,對于信譽等級低、抗風險能力較弱的中小企業來說,其科技創新活動自始至終面臨資金短缺、融資貴的窘境。全新的金融服務模式來源于金融業與數字化科技的結合,對企業創新具有明顯激勵作用(李春濤等,2020)。其中,與傳統金融不同的是,數字普惠金融憑借其數字化、信息化優勢,打破傳統金融服務的壁壘,降低資金使用成本,為個人和企業提供更多樣化的產品和服務,使金融資源得到合理的利用。同時,憑借其共享、便捷、低成本、低門檻等特性,對金融服務實體企業中存在的資源錯配等問題起到了補充糾正作用,提供成本可負擔且正規的金融支持(唐松等,2020)。具體而言,首先,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得到了有效緩解,金融服務范圍更加廣泛,金融服務門檻進一步降低,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水平得到了顯著提升(喻平和豆俊霞,2020)。其次,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風險,加快融資審批流程,從而降低中小企業的資金使用成本,為企業提供創新空間(文紅星,2021)。再次,金融機構目前更愿意為大型企業提供融資,導致金融資源錯配問題愈發嚴重,從而抑制中小企業創新,數字普惠金融的興起為尾部群體帶來更便捷的金融支持,緩解了傳統金融難以下沉的窘境,可以有效改善這一問題(王敏和李兆偉,2023)。最后,數字化普惠金融還能夠幫助中小企業實現財務管理的精細化和自動化,提高企業的財務透明度和管理效率。這將有助于企業更好地掌握經營狀況,及時調整經營策略,保持良好的盈利和發展態勢,進一步培養創新創業人才,為進一步創新打下堅實的基礎(江濤濤和王文華,2021)。綜上所述,數字化的普惠金融對中小企業的創新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有助于提高中小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和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提高中小企業的創新投入水平,離不開大量資金與資源的持續投入,而政府作為其中的重要參與者之一,可以通過政策手段來影響企業外部融資環境,促進企業創新力度的提升(葉祥松和劉敬,2018)。除此之外,政府還可以運用財政補助等手段,改善企業所面臨的研發高風險的困境,加大企業創新投入的活力。尤其對于大部分中小企業而言,要想開展企業創新活動,必須依靠外部資金的支持,才能保障創新活動的有序推進。首先,政府補助可以降低企業所面臨的不確定性風險。由于創新研發所需資金多,耗時階段長,面臨風險大,中小企業自身難以開展研發活動,需要政府補助這樣的外部資金支持來助力研發,保證企業創新動力(申香華,2014)。其次,由于市場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情況,投資者往往并不了解企業真實的研發創新水平,此時那些得到政府補助的企業,更容易散發出積極的信號吸引投資者的目光,使其創新水平更上一層樓。因此,政府補助無疑降低了企業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郭玥,2018)。最后,政府補助能夠緩解創新活動的融資約束。與其他融資方式相比,政府的資金補助不僅可以讓企業以更低的成本進行科研投資,也可以緩解企業在自主研發階段所面臨的內在經濟壓力,有助于打破企業融資困難的窘境,增強企業的創新動力(池仁勇等,2021)。

通過現有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大多集中于數字普惠金融和政府補助緩解中小企業融資約束方面,但很少有學者探究其能否改善中小企業創新投入與創新環境,提升經濟主體的福利。且鮮有文獻綜合考慮政府補助這一外在因素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由于政府補助受外在多重因素影響,面臨較大不確定性,現有文獻中對政府補助這一重要特征分析不足。因此,本文在參考以往文獻的基礎上,聚焦政府補助視角,研究其在數字普惠金融與中小企業創新投入中發揮的作用,進而為深化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及實現實體經濟包容性增長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普惠金融與中小企業創新投入

研發創新活動的推進離不開金融業的支持。在以間接融資為主導的傳統金融市場中,由于征信體制不健全,中小企業難以獲得投資人的關注,融資約束和難度大大加劇。新興的數字普惠金融憑借其云計算技術、大數據分析等優勢,不僅可以吸納社會上的閑置資金,提高資金供給規模,還可以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促進投資人與企業信息共享,優化信貸流程,從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金融服務門檻,為中小企業創新發展注入新動力。除此之外,數字普惠金融依托互聯網技術,為直接融資開辟新道路,使資金供需雙方直接接觸,擴大融資渠道和覆蓋范圍。數字技術的應用為被忽視的中小企業打破金融服務的壁壘,提供更為便捷、靈活和透明的服務模式,讓他們也能夠獲得相應的金融支持。數字普惠金融還能夠帶動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創新活動的開展。據此,本文提出第一個假設。

H1: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能夠有效促進中小企業創新投入。

(二)數字普惠金融、政府補助與中小企業創新投入

作為一種資金配置方式,政府補助可以改善資金錯配狀況,緩解中小企業融資約束壓力,降低融資成本,并向資本市場散發積極信號,引導廣大投資者向企業注入資金,激發企業創新投入活力。同時,政府補助也可能帶來尋租行為,扭曲市場機制,削弱政府補助對中小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另外,政府對企業補助過度,會導致政府占據主導地位,加重政府財政負擔,不符合中小企業創新的長遠發展戰略。而數字普惠金融的引入,使政府可以充分利用數字普惠金融的優勢,通過大數據信息共享技術,實現數字化項目風險評估和動態監測,避免企業尋租行為的發生,同時提高信息處理效率,縮短政府補助的審查時間,加快中小企業創新步伐。據此,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設。

H2: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政府補助來促進中小企業創新投入的發展。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說明與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選取2011—2021年在中國創業板上市的企業,并將與之對應的地級市層面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作為研究對象。企業相關財務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自北京大學互聯網研究中心編制的《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本文對初始樣本作以下篩選處理:第一,剔除金融行業和房地產行業的企業;第二,剔除相關數據缺失的企業;第三,剔除財務狀況異常的企業。同時,為防止極端值的影響,對主要連續變量1%以下和99%以上的數據進行縮尾處理。最終,本文收集1 255家創業板上市企業共6 080個觀測值。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中小企業創新投入(RD)。數字普惠金融促進中小企業創新的直接表現形式為研發投入的增加,故本文參考聶秀華(2020)的做法,創新投入采用研發支出占營業收入的比重作為代理變量。

2.解釋變量:數字普惠金融指數(Lnindex)。本文借鑒郭峰等(2020)對于數字普惠金融的度量,采用北京大學數字互聯網研究中心推出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作為代理變量,并將數字普惠金融的三個子指標即覆蓋廣度(Lncoverage)、使用深度(Lnusage)和數字化程度(Lndigital)納入模型。

3.中介變量:政府補助(Sub)。政府補助是政府向企業無償撥付的貨幣性或非貨幣性資產的一種資助行為,且政府作為投資者向企業投入的資本是不包含在內的。對于規模不同的公司,相同數額的政府補助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因此本文借鑒陳濤和趙婧君(2020)的度量方法,采用各個企業每年收到政府補助額的自然對數來衡量。

4.控制變量。本文借鑒梁榜和張建華(2019)、謝雪燕和朱曉陽(2021)的方法,選取企業年齡(Age)、企業規模(Size)、企業成長性(Growth)、資產負債率(Lev)、總資產凈利潤率(ROA)、獨立董事占比(Indratio)、兩職合一(To)、第一大股東持股比(Large)等8個影響因素作為控制變量。

本文主要變量說明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變量說明

(三)模型構建

首先,采用控制行業和年份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構建本文基本回歸模型。

RDit=α0+α1Lnindexit+∑α2Xit+∑Ind+∑Year+εit

(1)

其中:i代表企業個體;t代表年份日期;RDit代表中小企業創新投入; Lnindexit代表數字普惠金融指數;Xit代表控制變量;本文還采用了控制行業和年份影響的雙固定效應,分別表示為∑Ind、∑Year;εit為隨機擾動項。

其次,本文借鑒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的分析方法,在模型(1)的基礎上,構建政府補助的中介效應模型。

Subit=β0+β1Lnindexit+∑β2Xit+∑Ind+∑Year+εit

(2)

RDit=γ0+γ1Lnindexit+γ2Subit+∑γ3Xit+∑Ind+∑Year+εit

(3)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如表2所示,報告內容包括樣本量、平均值、標準差、最小值、中位數和最大值。從表2可以看出,中小企業創新投入指標數據波動性較大,說明我國創業板上市企業創新水平高低不一。數字普惠金融指標也體現一定差距,其中數字化程度最小值是3.315,最大值是5.819,波動最大,表明整體上數字普惠金融在中國蓬勃發展,但地域之間仍存在一定的差別,特別是全國各地區之間數字化程度經濟發展水平。

表2 描述性統計

(二)基準回歸分析

數字普惠金融與中小企業創新基準回歸分析如表3所示。表3列(1)報告了數字普惠金融總指數對中小企業創新的影響,中小企業創新投入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數字普惠金融對中小企業創新具有正向作用,假設H1得以驗證。表3列(2)、(3)、(4)報告了數字普惠金融子指標對被解釋變量中小企業創新投入的回歸結果。其中,覆蓋廣度在1%水平上顯著水平為正,系數為0.437;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在5%水平上顯著水平為正,系數分別為0.207和0.114,顯著提升中小企業的創新水平,再次驗證了假設H1。

表3 數字普惠金融與中小企業創新基準回歸分析

(三)內生性問題及穩健性檢驗

1.引入滯后變量。為了盡可能避免數字普惠金融與中小企業創新投入之間出現內生性問題,本文對解釋變量進行滯后一期處理,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由表4列(1)-(4)可以看出,解釋變量數字普惠金融總指數及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三個子指標仍均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影響系數分別為1.044、0.808、0.513、0.727。因此,在充分考慮內生性偏差之后,檢驗結論與上文基本一致,即數字普惠金融能夠促進中小企業創新這一結論具有穩健性。

表4 內生性檢驗

2.替換被解釋變量。本文參考胡騫文等(2022)的做法,將被解釋變量用研發支出占總資產比重(RD-a)替換研發支出占營業收入比重(RD),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以看出,數字普惠金融總指數和三個子指標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基本保持一致,大大增加了結果的穩健性。

表5 穩健性檢驗:替換被解釋變量

(四)異質性分析

1.企業所有權。根據企業所有權性質的差異,本文把中小企業劃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種,探究數字普惠金融對不同所有權性質中小企業創新能力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列(1)顯示在國有企業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并不顯著,列(2)顯示在非國有企業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出現此結果可能是因為國有企業是我國經濟的支柱,是經濟循環通暢的重要保障,所以國家在資源配置、融資方面更傾向于國有企業。與之相比,非國有企業不僅自身存在信息不對稱、抗風險能力弱等問題,還不具有“天然優勢”,從而導致其融資門檻高,故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給非國有中小企業帶來更多的便利。

表6 異質性分析:企業所有權、行業異質性

2.行業異質性。本文參考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的方法,把樣本分成高新技術行業與非高新技術行業兩大類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由表6列(3)、(4)可以看出,在非高新技術企業中,數字普惠金融的回歸系數顯著大于高新技術企業,基于傳統行業的特征,非高新技術行業的企業更容易利用數字化信息技術,破解企業發展中的難題,推動企業內部核心技術的突破,發揮數字普惠金融對企業創新發展的積極效應。

六、政府補助的中介效應分析

政府補助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由表7列(1)、(3)可知,數字普惠金融對中小企業創新投入的總系數和直接系數分別為0.995和0.976,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同時由列(2)可知,間接系數的乘積為0.019,也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由于直接系數與間接系數同號,且直接系數小于總系數,說明政府補助在數字普惠金融與中小企業創新投入之間起到部分中介效應,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值為1.948%,即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政府補助促進中小企業創新投入的發展。綜上所述,假設H2得到驗證。

表7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政府補助的高低是否在其中發揮不同的作用?本文借鑒陳銀飛和苗麗(2021)的做法,進行進一步的中介效應檢驗。本文將政府補助按從大到小順序進行排列,取后1/2的樣本為低額度政府補助組,其余樣本作為高額度政府補助組,分別進行中介效應回歸,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當企業獲得低額度政府補助時,總系數為0.919,間接系數乘積負向顯著,為-0.012,直接指數為0.931,由于直接與間接的系數符號方向相反,且直接系數的絕對值比總系數絕對值更大,說明數字普惠金融直接影響中小企業創新投入的正面效應,會被數字普惠金融通過低額度政府補助進而間接影響中小企業創新投入的負面效應所遮掩,即低額度政府補助發揮遮掩效應。相反,高額度補助組的直接和間接系數符號方向一致,均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高額度政府補助仍發揮部分中介效應。即當政府補助力度不足時,中小企業外部資金流入受限,不利于中小企業自身創新和長遠發展。

表8 中介效應檢驗:低額度政府補助、高額度政府補助

七、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國創業板企業的面板數據,運用雙固定效應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旨在闡明數字普惠金融如何影響中小企業創新投入以及政府補助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并將企業按所有權和行業異質性劃分進行異質性分析。最終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數字普惠金融會對中小企業創新投入產生正向影響,即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會促進中小企業創新水平的發展;第二,政府補助在數字普惠金融與中小企業創新投入之間發揮部分中介效應,尤其對高額度政府資金補助的企業更明顯;第三,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更能顯著激發非國有中小企業和非高新技術行業的創新水平。

根據以上結論,本文提出相關建議。

1.中小企業應高度重視科技發展作用,充分認識到研發投入不足這一問題?？萍紕撔率瞧髽I實現轉型升級的核心動力,不僅可以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和創新質量,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還能帶來更多的利潤和回報,為中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尤其針對非國有企業和非高新技術行業,非國有企業能夠提高政府補助的利用效率,大力開展創新研發活動,提升自身實質性創新產出,非高新技術企業能夠打破傳統思維束縛,建立良好創新文化,全面提升市場競爭力。

2.正確發揮政府補助的引導作用,制定補助政策時要考慮針對性和特殊性,避免“一刀切”。中小企業因其規模的特殊性,各自所面臨的問題并不相同,政府應該根據不同企業的實際情況進行針對性的補助政策,避免把所有企業都放在同一起跑線上,導致對某些企業“過度照顧”,對某些企業“忽視不計”,這可能會導致公平性的缺失。政府的補助政策還應該強調政策的引導作用,要有針對性,不能一味地縱容企業,而是應該引導企業走好發展之路,積極推動中小企業之間的合作發展,在貿易、金融、技術等方面提供全面的支持和指導,從而提高中小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3.完善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數字金融支持力度。雖然我國數字金融總體上發展迅速,但地區之間的發展還存在較大的差異,這些差異的存在不僅導致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還可能加劇城鄉數字鴻溝的差距。因此,要不斷完善各地區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對數字金融創新和發展的支持和引導,促進數字經濟的全面發展,提升地區之間數字化程度的均衡性,共同推動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更好地發揮數字普惠金融對中小企業創新投入的支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