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平滑影響:才能信號還是迎合行為

孫世敏,馬智穎

(東北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遼寧 沈陽 110169)

0 引言

現有薪酬外部公平性對高管行為影響研究均以“薪酬分配結果-高管心理感知-高管行為表現”為分析路徑,然而隨著高管薪酬披露制度的完善及媒體關注度提升,薪酬外部公平性呈現在公眾視野下,并影響投資者認知。薪酬外部公平性源于高管薪酬社會比較,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意味著高管享有高于參照對象的超額薪酬,即便薪酬方案得到最終控制人支持,也易被認為損害了中小股東權益。盈余穩定可向投資者傳遞公司良好經營信號,滿足投資者對公司業績及資本利得需求,因此盈余平滑成為高管向投資者和社會公眾自證薪酬正當性、進行能力辯護的重要手段。盈余平滑對改善長期股價具有積極作用[1],其包含的未來收益信息能滿足投資者決策有用性需求[2]。投資者對薪酬外部公平性的關注可能是高管盈余平滑的重要助力,基于“薪酬分配結果-投資者關注-盈余平滑動機”分析路徑研究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平滑影響更具現實意義。

有關投資者關注壓力下高管盈余平滑動機,理論界給出了不同解釋。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代表高管具有較高人力資本價值,才能信號假說以此為據解釋盈余平滑動機。盈余平滑需要高管準確估計公司未來現金流走勢并對盈余調增調減做出準確預判,對高管才能具有較高要求[3]。公司傾向于為高才能管理者設計激勵性更強的薪酬契約[4],高管憑借自身才能、通過正確決策穩定盈余并提升公司價值,向投資者傳遞高質量的“有效”信息。但是,高管薪酬與公司業績不匹配亦可能是管理層權力過大所致[5],迎合行為假說從代理成本視角解釋盈余平滑動機。高管薪酬議價能力受管理層權力影響,偏離行業標準的超額薪酬可能是代理問題的表現。高管為證明自身高額薪酬合理性,通過機會主義盈余操縱向投資者提供“扭曲”的虛假盈余信息。目前,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平滑影響研究甚少,盈余平滑是高管才能體現還是迎合行為有待進一步驗證。此外,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影響是否具有持久性?盈余平滑對公司未來業績有何影響?上述問題至今尚無答案,需要深入探索。

本文學術貢獻體現在以下四方面:(1)基于“薪酬分配結果-投資者關注-盈余平滑動機”分析路徑,從才能信號假說和迎合行為假說視角詮釋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平滑影響機理,為理論研究提供新視角和新證據。(2)探索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平滑影響,發現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促進盈余平滑,薪酬外部劣勢不公平誘發上行盈余操縱并抑制盈余平滑,豐富了現有研究成果。(3)通過調節效應和中介效應檢驗證實高管盈余平滑動機,發現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作用是通過縮減長期投資支出實現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削弱了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影響,證明超額薪酬激勵下高管盈余平滑行為并非才能體現,而屬迎合之舉。(4)發現盈余平滑對薪酬優勢不公平逆轉十分敏感,對薪酬劣勢不公平逆轉具有遲滯性,表明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效應具有形成緩慢、消失迅速特征;低水平盈余平滑更有助于改善未來業績,高水平盈余平滑對未來業績的促進效應遞減迅速。

1 相關研究回顧

1.1 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管理影響

薪酬外部公平性研究起步較晚,現有文獻大多從高管心理感知角度探究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管理影響。胡倩倩的研究指出,外部薪酬差距會使高管產生團隊價值不被認可的消極心理感知,并導致盈余管理行為[6]。羅宏等發現高管薪酬社會比較的攀比動機可能導致盈余操縱,比較結果差距越大,高管通過盈余管理提高自身薪酬的欲望越強[7]。胡凌云認為外部薪酬差距較大時高管更容易產生“不公平對待”心理感知,加劇了高管通過真實盈余管理降低薪酬差距的行為[8]。賀湘媚以CFO 為研究對象,發現CFO 薪酬低于行業薪酬水平時會滋生公平緊張情緒,并采取盈余管理促使薪酬增長;若CEO 外部薪酬差距亦較大,二者因共同薪酬增長目的合謀操縱業績會進一步提升盈余管理程度[9]。Omesh 和Ryan 基于高管團隊層級視角研究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管理影響,發現低層級高管在不公平心理感知作用下會加強團隊合作,并通過盈余操縱提高自身薪酬水平[10]。由于高管薪酬受公司盈余影響,薪酬外部不公平會促使高管為改善自身處境、弱化不公平感受而通過盈余管理調整會計信息[11]。

1.2 盈余平滑動機與影響因素

盈余平滑是高管在會計原則允許范圍內利用自由裁量權降低盈余波動性、使公司經營表現相對平穩的一種盈余管理行為。盈余穩定性對公司經營管理諸多方面產生影響,導致高管盈余平滑動機較為復雜。從融資需求角度看,盈余穩定代表公司具有較高的長期市場價值,高管可通過盈余平滑影響市場預期。盈余平滑不僅能滿足投資者期望、降低市場風險[12],而且對提升股價、降低融資成本具有積極影響[13]。從外部監管角度看,盈余平滑可以幫助高管達到規避外部監管目的。劉斌等發現政府監管之下高管更愿意實施盈余平滑,國有公司尤為突出[14]。從薪酬契約設計角度看,薪酬業績敏感性與高管盈余操縱行為緊密相關[15],穩定收益是高管盈余平滑的重要動因。梅世強和位豪強認為現行業績評價存在棘輪效應,致使高管不愿創造過高業績,傾向于選擇盈余平滑為未來獲得有利契約預留空間[16]。此外,現有文獻還從公司治理角度研究盈余平滑影響因素,發現國有控股公司盈余平滑更嚴重[17];獨立董事話語權越高,盈余平滑程度越低[18];非執行董事比例越高,盈余平滑行為越弱[19]。

1.3 文獻評述

現有文獻從薪酬契約、公司治理等諸多視角研究盈余管理影響因素,但有關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管理影響文獻有限,且側重于機會主義盈余操縱,盈余平滑研究文獻甚少。才能信號假說和迎合行為假說可以對高管盈余平滑行為給出不同的理論解釋,但缺乏經驗證據支持。薪酬外部不公平是否會加劇或抑制高管盈余平滑行為?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平滑影響通過什么途徑實現、受哪些因素調節?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分辨盈余平滑“才能信號”與“迎合動機”的關鍵。上述問題至今尚未清晰,需要深入探索。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1 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平滑影響

盈余信息體現公司經營狀況,具有信號傳遞作用[20]。信息有限條件下盈余穩定性是投資者判別公司發展前景的重要依據之一。盈余平滑可以吸引投資者、降低信貸風險[21],有助于提升盈余預測精確度、維持長期供求關系[22-23]。為向投資者傳遞良好的未來盈余信息、提升公司長期價值,高管有意愿進行盈余平滑。盈余平滑包含“有效信息”和“扭曲信息”兩種成分,行為動機不同導致盈余平滑質量存在較大差異。依據才能信號假說,高管才能直接影響公司經營成果和發展前景[24],盈余平滑要求高管具有較強的經營事項掌控能力、未來收益精確預測能力和環境突變應對能力[25],因此股東需要為高素質管理者設計激勵性更強的薪酬契約,以激發其潛能提升管理效率[4]。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使高管享有超過外部參照對象的額外薪酬,高管為證明自身薪酬合理性,將憑借自身才能在會計原則允許范圍內利用自由裁量權平滑盈余,向投資者傳遞“有效信息”以吸引投資者,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目標。依據迎合行為假說,投資者對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的關注使高管面臨較大的業績創造壓力,這種過度關注帶來的聚光燈效應會加快壞消息傳播速度[26],高管可能為迎合投資者期望向股東和財務報告使用者傳遞“扭曲”的虛假信息,通過機會主義盈余操縱實現盈余平滑假象[27],以吸引投資者支付更高股票溢價,同時為自身優勢薪酬尋找合理解釋。

相比之下,薪酬外部劣勢不公平使高管遭受薪酬損失,從才能信號假說角度可以理解為董事會對高管才能質疑而給予的警示。對“才不配位”的高管而言,提升公司業績比實現盈余平滑更有助于消除外界對其能力的質疑,上行盈余操縱比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更具吸引力。從迎合行為角度看,薪酬外部劣勢不公平時高管進行迎合性盈余平滑成本高于收益,快速提升業績避免降薪懲罰更符合切身利益,因此高管更傾向于通過上行盈余操縱改善業績以彌補正式合約遭受的損失。此外,依據公平偏好理論,高管具有損失厭惡特征,薪酬外部劣勢不公平可能誘發高管“報復性”行為,為恢復公平而采取機會主義上行盈余操縱。羅宏等的研究表明,高管薪酬低于同行業可比公司高管薪酬越多,其攀比動機越強,未來盈余操縱程度越大[7]。薪酬外部劣勢不公平導致的上行盈余操縱是高管機會主義行為表現,將會破壞盈余平滑。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設:

H1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促進盈余平滑,薪酬外部劣勢不公平誘發上行盈余操縱并抑制盈余平滑。

2.2 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調節效應

公司盈余穩定性不僅取決于自身經營狀況,還受宏觀經濟環境影響。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政府增強了對本國經濟和市場的干預,經濟政策頻繁變動使上市公司難以準確預知政府決策動向,外部環境風險顯著提高[28]。中國公司政策敏感性較強,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加劇了盈余波動風險,使得投資者對會計信息的依賴性增強[29]。依據才能信號假說,公司為高才能高管匹配了高于行業標準的超額薪酬,將促使高管以卓越技能和有助于提升公司價值的管控手段進行盈余平滑,進而吸引投資者、降低信貸風險[21]。經濟政策不確定環境下,為向利益相關者傳遞公司穩定經營信息,高管需估計市場動向、對公司盈余進行預判并采取更多平滑調整行動,盡可能減緩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盈余平滑的沖擊。由此推斷,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將強化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作用。

依據迎合行為假說,高管盈余平滑動機是為了迎合股東和投資者需求以穩定股價,為自身高額薪酬辯護。憑借機會主義盈余操縱營造收益穩定假象只為博得投資者認可,并非追求公司價值最大化。理性的高管會去比較盈余管理行為潛在的收益與成本[30],在經濟政策不確定環境下盈余平滑成本加大,盈余平滑對存有迎合動機的高管而言不再是最佳選擇。首先,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加劇了公司盈余波動性,盈余平滑難度增加。其次,新政頻繁施行需要高管和相關人員不斷學習,利用會計政策選擇和會計估計變更等手段實現盈余平滑的操縱成本更高。再次,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為公司盈余波動和高管高額薪酬合理性提供了充分的辯護理由。由此推斷,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可能削弱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依據才能信號假說和迎合行為假說提出以下假設:

H2a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作用隨著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提高而增強。

H2b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作用隨著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提高而減弱。

2.3 長期投資支出中介效應

實現持續平穩的公司盈余有賴于科學的投資決策和對風險的合理控制。進行長期投資有助于公司抵御外部環境威脅,保持可持續經營能力,但長期投資具有投資金額大、收回期間長等特點,同時也會加劇公司經營風險?；诓拍苄盘柤僬f,高管因具有較高素質和技能而享有超過行業參照基準的超額薪酬,并在高激勵強度下為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而努力工作[4]。長期投資是公司未來價值的重要來源,薪酬激勵性較強時高管的投資意愿會明顯增強[31]。有效的長期投資決策會給公司帶來盈利機會,有助于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但投資支出的增加也會降低公司當期盈余水平,影響公司股票市場表現。為了向投資者和財務報告使用者充分披露公司價值信息,高才能高管在對未來收益進行精準預判的基礎上,可通過盈余平滑改善公司股價信息含量,將公司未來的收益信息在股價中加以體現[32],這不僅有助于增強投資者信心,對公司長期投資支出也具有顯著促進作用[33]。簡言之,超額薪酬激勵下高管為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而進行長期投資,為了控制長期投資支出引起公司盈余降低可能導致的不利影響,高管會加大盈余平滑力度,即才能信號假說下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影響是一種積極影響,長期投資支出在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加劇盈余平滑過程中具有中介傳導效應。

基于迎合行為假說,高管為滿足股東和投資者對盈余穩定性需求,通過機會主義盈余操縱提供虛假盈余信息,為其高額薪酬提供合理解釋。長期投資收益是一種預計收益,具有不確定性,會增加盈余平滑成本和難度。具有迎合動機的高管為降低盈余平滑難度,可能會削減長期投資支出導致投資不足。此外,處置固定資產和長期投資可增加公司收益,有助于收益下滑時實現盈余平滑。迎合行為假說下高管盈余平滑是一種消極被動的迎合行為,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效應很可能是通過縮減長期投資支出實現的,即長期投資支出在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加劇盈余平滑過程中具有中介遮掩效應。

基于上述分析,依據才能信號假說和迎合行為假說提出以下假設:

H3a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效應是通過增加長期投資支出實現的,長期投資支出在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加劇盈余平滑過程中具有中介傳導效應。

H3b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效應是通過縮減長期投資支出實現的,長期投資支出在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加劇盈余平滑過程中具有中介遮掩效應。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0—2018 年中國滬深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對樣本進行如下篩選:剔除金融和保險類公司;剔除ST、?ST、SST 和PT 類公司;剔除管理層薪酬為零的公司;剔除觀測數據缺失的公司。此外,由于凈利潤為負值的公司可能存在過度確認費用損失的“洗大澡”行為,后期收益回轉會影響盈余平滑,且不利于薪酬外部公平性準確計量,故剔除凈利潤為負值的公司。由于“薪酬外部公平性”計量使用前一期數據,“盈余平滑”計量使用當期和未來兩期數據,故本文實證研究數據觀測期實為2011—2016 年,最終得到12440個有效觀測樣本。本文實證研究數據來源于相關網站和數據庫,其中“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來源于芝加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聯合創建的網站(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china_monthly.html),其他數據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為控制極端值影響,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前后1%的Winsorize 處理。

3.2 變量選擇與定義

(1)被解釋變量。①盈余管理(DA)。借鑒大多數文獻計量方法,利用修正的Jones 模型進行分行業分年度回歸,得出可操控性應計利潤(殘差),以其作為盈余管理替代變量。其中,DA>0 代表上行盈余操縱,DA<0 代表下行盈余操縱。②盈余平滑(Es)。公司收益確認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盈余平滑將導致凈利潤波動與經營現金流波動出現明顯差異,即應計利潤變化與經營現金流變化關聯性降低。本文借鑒Das等[32]的做法,用第t至t+2 期滾動計算的經營現金流標準差與凈利潤標準差的比值衡量盈余平滑程度。

(2)解釋變量。本文解釋變量為薪酬外部公平性(ED)。首先,使用cluster 聚類分析法,分年份將樣本公司按照行業、地區、規模、產權性質和業績進行聚類,得到特征相似的同群公司。其次,以同群公司高管薪酬均值和公司業績均值作為外部參照標準,按照式(1)計算薪酬外部公平性(ED)。最后,以標準“1”作為公平分界點,將ED>1 界定為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記為Eu;ED<1 界定為薪酬外部劣勢不公平,記為Ed,并用|ED-1| 代表薪酬外部優勢與劣勢不公平程度。

(3)調節變量。本文調節變量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Pu)。借鑒李鳳羽和史永東[34]的做法,使用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聯合發布的月度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衡量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由于經濟政策變更屬于突發的外生因素,各月情況不盡相同,故選取當年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最大值作為變量值。

(4)中介變量。本文中介變量為長期投資支出(Capx)。借鑒李培功和肖珉[35]的做法,用現金流量表中“構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與“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收回的現金”兩個項目的差額衡量長期投資支出?？紤]公司規模影響,用期初總資產對長期投資支出進行單位化處理。

(5)控制變量。選取資產負債率(Lev)、公司規模(Size)、賬面市值比(Bm)、銷售增長率(Sale)、股權集中度(Fsh)、董事會規模(Bod)、獨立董事比例(Ddp)、產權性質(Soe)、兩職兼任(Dual)、審計機構(Big4)10 個控制變量,同時設置行業(Ind)和年度(Year)虛擬變量。此外,以盈余管理(DA)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模型中還引入總資產回報率(Roa)、盈余管理柔性(Rec)、再融資行為(Ei)和避虧動機(Avl)4 個控制變量。

各變量名稱、符號及計量方法見表1。

表1 變量名稱、符號及計量方法Table 1 Variable name,symbol and measurement method

4 實證過程及結果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分析

區分全樣本、薪酬外部優勢與劣勢不公平樣本分別進行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 所示。盈余平滑(Es)均值5.413,說明中國上市公司經營現金流波動程度高于凈利潤波動程度,相比之下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樣本組盈余平滑程度更高;最大值(72.625)與最小值(0.151)差距懸殊,標準差(9.870)較大,各公司盈余平滑程度存在差異。盈余管理(DA)最大值0.524,最小值-0.260,上行與下行盈余操縱并存;優勢不公平樣本組均值-0.022,以下行盈余操縱為主,可能存在盈余平滑行為;劣勢不公平樣本組均值0.036,側重上行盈余操縱。薪酬外部優勢與劣勢不公平(Eu和Ed)均值分別為2.205 和0.366,高管薪酬分配不公平現象普遍存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Pu)均值147.776,政策變動幅度較大。長期投資支出(Cpax)最大值(0.238)和最小值(-0.032)相距懸殊,部分公司可能存在投資過度或投資不足問題;均值0.051,整體態勢尚好。

表2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4.2 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平滑影響實證檢驗

(1)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管理方向影響實證檢驗

為檢驗薪酬外部公平性對上行與下行盈余管理影響,借鑒陳德球和陳運森[36]的研究思路構建式(2)回歸模型。其中,|DA|i,t代表第i個樣本公司第t年盈余管理程度,Edi,t-1和Eui,t-1代表第i個樣本公司第t-1 年薪酬外部劣勢與優勢不公平程度,α0為常數項,αi(i=1,2,…11)為各變量回歸系數,εi,t為殘差項,其他符號含義見表1。將全樣本細分為上行盈余操縱(DA >0)和下行盈余操縱(DA <0)樣本組,并區分薪酬外部優勢與劣勢不公平分別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見表3。

觀察表3 左側欄回歸結果,發現上行盈余操縱(DA>0)和下行盈余操縱(DA<0)樣本組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Eu)回歸系數分別通過1%和5%顯著性檢驗,證明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既加劇上行盈余操縱,又促進下行盈余操縱,即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時高管可能通過上行和下行盈余操縱實現盈余平滑。表3 右側欄回歸結果顯示,上行盈余操縱(DA>0)樣本組薪酬外部劣勢不公平(Ed)回歸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0.024),下行盈余操縱(DA<0)樣本組Ed回歸系數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薪酬外部劣勢不公平時高管更傾向于通過上行盈余操縱提升公司業績以彌補正式契約遭受的損失。

表3 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管理方向影響回歸結果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compensation external equity on earnings management direction

(2)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平滑影響實證檢驗

區分薪酬外部優勢與劣勢不公平樣本組,運用式(3)回歸模型檢驗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平滑影響,結果見表4 左側欄。Eu回歸系數(0.086)通過1%顯著性檢驗,表明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促進盈余平滑。Ed回歸系數(-1.390)在1%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薪酬外部劣勢不公平抑制盈余平滑。

綜合表3 與表4 實證結果,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時高管傾向于通過上行與下行盈余操縱平衡盈余,從而促進盈余平滑。薪酬外部劣勢不公平時高管更偏好通過上行盈余操縱提升公司業績,從而對盈余平滑產生抑制作用。至此假設1得證。

4.3 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調節效應實證檢驗

為驗證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調節效應,在模型(3)基礎上引入經濟政策不確定性(Pu)調節變量,建立式(4)回歸模型。以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樣本組為研究對象,并分別將第t期和第t+1 期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代入模型進行回歸檢驗,結果見表4 右側欄。

表4 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平滑影響及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調節效應回歸結果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compensation external equity′s influence on earnings smoothing and moderation effe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表4 右側欄回歸結果顯示,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Eu)回歸系數均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促進盈余平滑,結論同前。第t期和t+1 期交乘項(Eu×Pu)回歸系數均為-0.001,分別通過5%和1%顯著性檢驗,說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削弱了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作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程度越高,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作用越弱。上述結論拒絕假設2a,支持假設2b,表明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效應不是高管才能體現,而是源于迎合心理,證實了迎合行為假說。因盈余平滑是高管基于當前信息做出的迎合行為,自身缺乏足夠能力應對外部經濟環境變化產生的經營風險,因此隨著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增強收益平滑難度增大,高管迎合動機和迎合能力降低。

4.4 長期投資支出中介效應實證檢驗

為進一步驗證超額薪酬激勵下高管盈余平滑動機,將式(3)、式(5)和式(6)三式聯合驗證長期投資支出(Capx)在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加劇盈余平滑過程中的中介傳導或遮掩效應,實證結果如表5 所示。

表5 長期投資支出中介效應檢驗回歸結果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mediation effect test of long-term investment expenditure

觀察式(3)回歸結果,盈余平滑(Es)與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Eu)在1%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促進盈余平滑,結論同前。式(5)結果顯示,Eu回歸系數(-0.001)通過1%顯著性檢驗,說明隨著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程度提升,長期投資支出(Capx)降低,即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削弱長期投資支出。式(6)結果表明,盈余平滑(Es)與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Eu)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與長期投資支出(Capx)顯著負相關。綜合上述分析,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導致公司長期投資縮減,而長期投資支出降低有助于提高盈余平滑程度,即長期投資支出在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促進盈余平滑過程中具有中介遮掩效應,表明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效應是通過縮減長期投資支出實現的。上述結論拒絕假設3a,支持假設3b,證明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條件下高管盈余平滑具有迎合動機,驗證了迎合行為假說。

4.5 穩健性檢驗

(1)假設前提的邏輯檢驗。本文基于“薪酬分配結果-投資者關注-盈余平滑動機”路徑分析超額薪酬激勵下高管盈余平滑動機,認為投資者對薪酬優勢不公平的關注是高管盈余平滑的外在壓力。為驗證上述假設前提在邏輯上是否成立,以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樣本組為研究對象,在模型(3)基礎上引入投資者關注(Att)調節變量及其交乘項(Eu×Att),并參照現有文獻做法,以高管薪酬年度百度指數均值代表投資者關注程度,驗證其調節效應。表6 結果顯示,Eu×Att回歸系數(0.003)通過5%顯著性檢驗,表明投資者關注增強了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效應,證明本文理論分析邏輯思路可行。

表6 投資者關注假設前提邏輯檢驗結果Table 6 Logical testing results of hypothesis premise about investors′ attention

(2)其他穩健性檢驗。通過以下三種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①增加對被解釋變量可能產生影響的控制變量。薪酬外部不公平可能改變高管工作效率,影響高管對公司業績走向的準確判斷,并對盈余平滑產生影響。為剔除上述因素干擾,在回歸模型中增加“業績預測能力(Aby)”控制變量,將公司實際凈利潤增長率與業績預告利潤增長率比對,相符取1,否則取0。②改變薪酬外部公平性計量方法。借鑒吳聯生等[37]研究思路,用殘差法計量薪酬外部公平性,重新進行實證檢驗。③更換樣本公司。盈余平滑需要前期財務基礎,由于新上市公司薪酬制度和經營管理模式尚未成熟,故剔除上市年限不足3 年的樣本公司。上述三種方式穩健性檢驗結果顯示,各假設關鍵變量回歸結果未發生顯著變化(篇幅所限結果未列示)。

5 進一步研究

5.1 薪酬外部公平性逆轉對盈余平滑影響

薪酬外部公平性源自社會比較,各個會計期高管薪酬與外部參照信息可能發生變化,薪酬外部公平性也會發生逆轉。為考察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平滑影響是否具有持續性,按照第t期薪酬外部公平性狀態是否與第t-1 期相同,將第t-1 期薪酬外部優勢與劣勢不公平樣本細分為“不公平狀態存續”和“不公平狀態逆轉”兩組,并將第t期“薪酬外部優勢(劣勢)不公平”作為自變量代入式(3),檢驗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平滑影響的動態效應,回歸結果如表7 所示。

表7 薪酬外部公平性逆轉對盈余平滑影響回歸結果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external equity reversal on earnings smoothing

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樣本組回歸結果顯示,不公平狀態持續組Eu回歸系數(0.151)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而不公平狀態逆轉組Ed回歸系數(-3.161)在1%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盈余平滑對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逆轉十分敏感。觀察薪酬外部劣勢不公平樣本組回歸結果,不公平狀態持續組Ed對盈余平滑具有顯著抑制作用,而不公平狀態逆轉組Eu對盈余平滑影響不顯著,表明盈余平滑對薪酬外部劣勢不公平逆轉具有一定遲滯性。綜合兩組樣本實證結果,發現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作用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效應具有形成緩慢、消失迅速特征。該結論從另一側面反映高管盈余平滑的迎合動機,一旦失去薪酬優勢地位,迎合行為便失去意義。

5.2 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平滑影響的經濟后果

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促進盈余平滑,但盈余平滑會導致公司盈余中包含更多操縱成分,可能提高未來收益風險。為驗證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影響的經濟后果,此處引入“未來盈余(Pro)”虛擬變量(Roa為正取值1,否則取值0),建立式(7)回歸模型。

為進一步考察不同盈余平滑程度對未來盈余影響的差異性和持續性,以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樣本組為研究對象,依據盈余平滑中位數將其細分為“Es低組”和“Es高組”,分別檢驗第t-1 期和第t-2 期盈余平滑對第t期未來盈余影響,結果見表8?！癊s低組”和“Es高組”盈余平滑(Es)與未來盈余(Pro)均存在顯著正相關性,表明盈余平滑有助于穩定未來盈余,符合盈余平滑行為的內在邏輯。相比之下,盈余平滑較高組Es回歸系數顯著低于盈余平滑較低組,且組間差異通過顯著性檢驗,證明較低水平盈余平滑更有利于穩定未來業績。對比第t-1 期和第t-2 期盈余平滑對第t期盈余影響,發現盈余平滑較低組兩期盈余平滑(Es)對第t期盈余(Pro)的影響沒有明顯差異,而盈余平滑較高組第t-2 期Es回歸系數顯著性明顯減弱。綜合上述分析,低水平盈余平滑更有助于穩定未來業績,高水平盈余平滑穩定未來業績的作用快速遞減。

表8 盈余平滑對未來盈余影響回歸結果Table 8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about earnings smoothing on future profit

6 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2010-2018 年中國滬深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基于“薪酬分配結果-投資者關注-盈余平滑動機”路徑、運用才能信號假說和迎合行為假說詮釋薪酬外部公平性對盈余平滑影響,并通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調節效應以及長期投資支出中介效應驗證超額薪酬激勵下高管盈余平滑動機。研究發現如下三點結論:第一,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促進盈余平滑,薪酬外部劣勢不公平誘發高管上行盈余操縱并抑制盈余平滑;第二,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削弱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作用,長期投資支出在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加劇盈余平滑過程中具有中介遮掩效應,表明超額薪酬激勵下高管盈余平滑行為并非才能體現,而屬迎合之舉;第三,薪酬外部優勢不公平對盈余平滑的促進效用具有形成緩慢、消失迅速特征,低水平盈余平滑更有助于穩定未來盈余,高水平盈余平滑改善未來盈余的效用快速遞減。

本文研究結論對投資者和公司管理實踐具有四點啟示。第一,盈余平滑雖可滿足股東和投資者期望,但畢竟是盈余操縱結果,可能增加未來收益風險,盈余平滑程度不宜過高。第二,高管超額薪酬激勵雖可促進盈余平滑,但大都基于迎合動機,過度激勵未必產生效應,保持薪酬外部公平性更具現實意義。第三,董事會不僅要關注盈余穩定性,更應重視高管盈余平滑動機,盡量抑制迎合動機盈余平滑。第四,投資者應審慎看待財務報告披露的盈余信息,持久平穩未必是好事,平滑處理后的盈余所能代表的未來收益信息極其有限。簡單依據盈余推斷公司發展前景是片面的,只有綜合考慮各層面財務信息才能準確分析公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