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成與叛逆:遼圣宗的形象更易與個性釋放

石 鵬

(西北大學 歷史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遼圣宗耶律隆緒(下文簡稱隆緒)乃蕭綽長子,學界一般認為,圣宗即位后,軍國大權長期由蕭綽把持,隆緒只能聆聽母訓而“略無怨辭”[1]80。李錫厚曾指出,蕭綽不給圣宗實權的后果是當圣宗親政后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權力真空,最終釀成了權力之爭[2]104;苗潑和曹顯征則將圣宗視作軟弱無能之君,認為“如果沒有圣宗母后攝政,就沒有遼朝的中興和鼎盛”[3]。與上述研究不同,一些學者注意到了蕭綽對隆緒的悉心培養。楊樹森曾指出,在承天后的影響下,圣宗深受漢族封建文化的熏陶,從經史百家中學習了許多漢族封建統治的經驗[4]126-127;田禾指出,圣宗漢化程度較高與蕭綽的教導分不開[5];周寶榮則認為,蕭綽對隆緒實行的是一種儒化教育,蕭綽高標準嚴要求的培養并未造成圣宗的逆反心理,反而很受圣宗歡迎[6]。以上研究均有一定道理,然須思考的是,圣宗作為一代“盛主”[7]1323,雖受其母蕭綽“教訓為多”[7]1323,卻并非毫無個性。下文通過對相關史事的挖掘窺探遼圣宗耶律隆緒的形象轉變與個性特征。

一、強母威懾下的弱子形象

早在景宗朝,景宗因“嬰風疾”[1]65而不能理政,時為皇后的蕭綽便得以參決軍國大政,史稱“女主臨朝,國事一決于其手”[1]69。乾亨四年(982)九月,景宗“次焦山”時突然“崩于行在”[7]113,年僅12歲的隆緒奉遺詔即位。此后,蕭綽便憑借皇太后身份開啟了長達27年的臨朝攝政生涯,史稱“軍國大事聽皇后(指蕭綽)命”[7]113,直至其病逝前不久才歸政隆緒,而此時的隆緒已年近40歲。

攝政之初,蕭綽曾向諸臣問道:“母寡子弱,族屬雄強,邊防未靖,奈何?”[7]1322耶律斜軫與韓德讓則以“信任臣等,何慮之有”[7]1322答之。一問一答之間彷佛描繪了一幅孤兒寡母無所依憑的景象,但事實并非如此。自保寧元年(969)五月“立貴妃蕭氏(指蕭綽)為皇后”[7]98始,至保寧八年(976)二月“書皇后言亦稱‘朕’暨‘予’”這一詔諭的出臺,再到蕭綽攝政,蕭氏家族在朝廷中的權勢一直在不斷擴張。在此期間,雖發生了蕭思溫(蕭綽父)被殺一事,但蕭氏家族成員及其眾多親信已盈布于朝堂之上,如蕭綽弟道寧(一作隗因)在景宗逝世前就曾任“同政事門下平章事”[7]116一職,圣宗剛繼位,又讓他“領本部軍駐南京”[7]116;蕭思溫繼子繼先(一作繼遠)則于“乾亨初,尚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7]1398;景宗藩邸成員韓匡嗣因滿城之敗被景宗“促令誅之”[7]1361,多虧“皇后引諸內戚徐為開解”[7]1361才幸免于難;匡嗣之子德讓更是自比伯禽與伊尹,在蕭綽臨朝后,“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政事令”[8],權傾一時。由此可見,蕭綽與韓氏家族的政治聯盟關系已久。耶律曷魯之孫耶律斜軫于保寧元年(969)被蕭思溫賞識而為景宗所用,后又“妻以皇后之侄”[7]1434,蕭綽攝政之初,斜軫“益見委任,為北院樞密使”[7]1434。此外,耶律休哥“總南面軍務”[7]1432,蕭思溫于保寧初“為宿直官”[7]1445,蕭綽之女長壽奴與延壽女又分別嫁與蕭排押與蕭恒德。通過拉攏親貴和政治聯姻的方式,蕭綽最終建立并鞏固了以其為首的政治集團。

蕭綽還與韓德讓等人密謀,力圖干預帝位的傳遞,以便讓隆緒能順利繼位?！哆|史·景宗紀》稱景宗崩后,“遺詔梁王隆緒嗣位”[7]113。遺詔之事不見于同書《后妃傳·景宗睿智皇后蕭氏傳》和《耶律斜軫傳》,但在《耶律隆運傳》中卻有“景宗疾大漸,(德讓)與耶律斜軫俱受顧命,立梁王為帝”[7]1422的記載。關于此事,《契丹國志》云:“景宗疾亟,隆運不俟詔,密召其親屬等十余人并赴行帳。時諸王宗室二百余人擁兵握政,盈布朝廷。后當朝雖久,然少姻媛助,諸皇子幼穉,內外震恐。隆運請于后,易置大臣,敕諸王各歸第,不得私相燕會,隨機應變,奪其兵權。時趙王等俱在上京,隆運奏召其妻子赴闕。景宗崩,事出倉卒,布置已定,乃集番漢臣僚,立梁王隆緒為皇帝?！盵1]197這段文本敘及蕭綽與韓德讓的“密謀”,其中部分內容與宋人所稱的“初,蕭氏與樞密使韓德讓通,明記(指景宗)疾亟,德讓將兵在外,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帳,白蕭氏易置大臣,立隆緒”[9]533的意思大體相同,應是出自共同史源。從文本整體來看,雖有一些夸大和不實的成分,但在景宗逝世前后,蕭綽暗中與韓德讓勾結,最終擁立隆緒為帝,進而穩定政局這一事實大體可信。需要注意的是,此處也并未提到所謂景宗遺詔之說。

總而言之,在景、圣之際,以蕭綽為首的政治聯盟早已占據統治集團的核心。在此背景下,年幼的隆緒被“安排”登上帝位。隆緒的即位即使真出自遺詔,也應是蕭綽為首的政治聯盟步步為營的結果。

在強母的扶植與幫助下,年幼的隆緒順利登上皇位,此為“子憑母貴”[10],隆緒的即位也進一步鞏固了蕭綽的領導核心地位。隆緒即位之初,凡事都由母親蕭綽決斷,圣宗之所為體現的多是蕭綽的意志。統和元年(983)五月,“詔近臣議皇太后上尊號冊禮,樞密使韓德度以后漢太后臨朝故事草定上之”[7]118。臣僚以東漢太后攝政故事為先例要求圣宗批復,似乎暗含著蕭綽一派已將圣宗視為東漢時幼弱諸君的意味。此外,圣宗若要出行,蕭綽也經常形影相伴,這一點在史籍中多有記載。特別提及的是,在統和元年(983)八月懷州之行時,“上與斜軫于太后前易弓矢鞍馬,約以為友”[7]119,此時隆緒12歲,斜軫生年不詳,但史載“保寧元年(969),樞密使蕭思溫薦斜軫有經國才”[7]1434,假設斜軫此時為15歲,兩人年齡差距至少為18歲(可能會更大)。蕭綽將年齡差距頗大的兩人“約以為友”,顯然是強化和鞏固政治聯盟的一種手段。由此可見,蕭綽將圣宗視為鞏固自身地位的一枚棋子。

統和七年(989),隆緒已是“弱冠”年紀,開始嘗試接觸國家政事。但出于游牧民族孩童的天性,圣宗的很多“不良”行為受到蕭綽的直接訓導或間接指責。如統和七年(989)七月,發生了“諫議大夫馬得臣以上好擊球”而“上疏切諫”[7]144-145一事。時任諫議大夫的馬氏曾自稱“得侍圣讀”[7]1434,顯是蕭綽安插在隆緒身邊的老師兼監護。馬氏以“三不宜”勸導圣宗放棄擊球,其中一條便是“萬一有銜勒之失,其如社稷、太后何”[7]1410?似有借蕭綽要挾圣宗之意。再如統和十五年(997)八月,近30歲的隆緒“獵于平地松林”時,皇太后誡曰:“前圣有言:欲不可縱。吾兒為天下主,馳騁田獵,萬一有銜橛之變,適遺予憂。其深戒之!”[7]162田獵乃契丹國俗,延續已久,時人便有“遼俗君臣尚獵,而遼主尤善騎射”[11]之謂,蕭綽借《禮記》中的“欲不可縱”[12]為誡來勸導隆緒,也透露出蕭綽有意把隆緒培養為循規蹈矩的守成之君之意。

蕭綽控制圣宗的一言一行,史籍中有“(隆緒)或府庫中需一物,(太后)必詰其所用,賜及文武僚庶者,允之,不然不允”[1]80和“御服、御馬皆太后檢校焉?；驅m嬪讒帝,太后信之,必庭辱帝”[1]80的記載。盡管其中可能有些夸大的成分,但“母專其政,人不畏主”[13]的說法應該不是毫無根據。

二、守成與叛逆之間:遼圣宗的個性轉變

傳統史家將遼圣宗耶律隆緒描述為“守成之令主”[1]83?！笆爻伞弊钤缫娪谙惹氐浼?《詩》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孔穎達疏:“言保守成功,不使失墜也?！盵14]由此可見,“守成”即有接續前人事業而不廢的含義。因此,所謂守成之君,應既有治國理念上持中的一面,亦有為人君主時穩重的一面。就前者而言,蕭綽臨朝的幾十年間,在大的統治基調上,遼朝對內政大加整頓,對外以維持國與國之間秩序的平衡與穩定和防范潛在的威脅為核心,與女真、西夏、回鶻、高麗和宋朝等國及國內諸部族雖有一些沖突,但仍以維護各方力量的平衡為旨歸。遼圣宗親政后,在內政上仍繼承了蕭綽攝政期間的基本政策,如賑濟饑民、按察刑獄、錄囚、整頓吏治、勸農、虛心納諫和任用賢才等,此為圣宗“守成”的一面。就后者而言,蕭綽盡力培養隆緒學習中原文化,意在讓隆緒借鑒和學習中原王朝的統治理念和統治經驗,以便更好地治理國家,這也使得遼朝后來形成了“學習唐朝的一代風氣”[4]126-127。隆緒本人也常以唐朝文化為美。他常以唐太宗和唐玄宗故事求教于侍臣,“讀唐《貞觀事要》,至太宗、明皇《實錄》則欽伏,故御名連明皇諱上一字”[1]80,“又親以契丹字譯白居易《諷諫集》,召番臣等讀之”[1]80,可見其對唐朝文化推崇備至。圣宗親政后,雖無須再像此前那樣謹小慎微,但從他身上依舊能看到蕭綽苦心栽培的痕跡。如蕭綽委派的侍臣馬得臣曾諫言圣宗“更望定省之余,睦六親,加愛敬”[7]1410,蕭綽死后,圣宗與兄弟隆慶和隆祐關系和睦,并對他們委以重任。開泰元年(1012)“賜皇弟秦晉國王隆慶鐵券”[7]188,五年(1016)九月“隆慶來朝,上親出迎勞至實德山,因同獵于松山”[7]195,兄弟情誼盡顯。隆慶死后,圣宗追冊他為“皇太弟”,并重用其子謝家奴[7]195-196。統和二十八年(1010)圣宗親征高麗時隆祐“留守京師”[7]184,次年(1011)三月“權知北院樞密使事”[7]185,于開泰三年(1014)三月“留守東京”[7]187,備受圣宗重用。在“隆祐薨”后,朝廷給予“輟朝五日”和“贈隆祐守太師,謚仁孝”[7]187的殊榮。蕭綽死后,圣宗服喪“終制三年”[1]80而不改元,極盡孝子之禮。圣宗對自己的過失也能及時糾正,如開泰三年(1014)七月頒布的“詔政事省、樞密院,酒間授官釋罪,毋即奉行,明日覆奏”詔令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其酒后常常隨意賞罰之弊。此外,圣宗還經?！岸Y高年,惠鰥寡”[7]224。凡此種種,均體現了圣宗為人君主時值得稱道的一面,這自然與此前蕭綽的培養有密切關系。

重壓之下的圣宗并非只會逆來順受,圣宗本人亦非毫無個性可言。有學者認為,蕭綽對圣宗的培養“并未造成圣宗的逆反心理,倒是很受圣宗歡迎”[6]33,筆者不敢茍同。美國心理學家戴安娜·鮑姆林德曾提出專斷型教養方式的概念,她認為,專斷型父母要求孩子絕對地服從自己,很少考慮孩子自身的要求和愿望,導致孩子的自我調節能力與適應性都比較差。而在父母侵入式的教育方式下,有些孩子會變得軟弱,有些孩子則會變得叛逆[15]。蕭綽攝政時,圣宗表現得極為軟弱,失去蕭綽的約束后,其叛逆個性便彰顯于世人面前。

蕭綽死后,圣宗一反之前守成穩重的姿態,頻繁地出現于獵場,將其母先前“欲不可縱”的叮囑拋之腦后。據《遼史》統計,圣宗親政前即蕭綽攝政的27年間,有明確記載的游獵活動有9次;而在他親政后直至去世的22年間,游獵活動至少有16次。少了蕭綽的訓誡,圣宗豪放粗獷和放縱的天性便得以暴露,史籍中“遼主歲時射獵,以示不忘本俗,雖奉太后命誡,不能改”[16]的說法應非虛言。此外,在蕭綽死后,圣宗還沉湎酒色。開泰二年(1013)正月“以馬氏為麗儀,耿氏淑儀,尚寢白氏昭儀,尚服李氏順儀,尚功艾氏芳儀,尚儀孫氏和儀”[7]189,在納妃的同時他還大肆迎娶女官,耽于女色。圣宗沉湎于酒的記載更屢見于南朝文獻?！堕L編》中稱“隆緒曉音律,與帳下縱飲或通晝夕,自歌起舞”[9]2559;《契丹國志》云“承平日久,群方無事,縱酒作樂,無有虛日”[1]81。這些記載的史源雖不可考,但從遼方記載中也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如圣宗曾下詔勿得“酒間授官釋罪”,便從側面折射出圣宗好酒的生活習性。此外,遼圣宗晚年還迷信佛教,生活腐化,與蕭綽攝政時期的形象大不相同。

圣宗的獨特個性同樣可以從蕭綽死后國家大政方針變動這一層面得到體現。前文已述,蕭綽攝政時,遼國實行的民族和外交政策中雖不乏武力征伐手段,但在征討之后,往往會基于自身實力建立一種維持各方力量平衡的格局,如與宋朝簽訂“澶淵之盟”,同高麗和西夏等國及諸部族建立并保持良好的朝貢關系等。然而,圣宗在親政后不到1年時間即打破了蕭綽攝政時期的對外政策路線,甚至毫無預判便對高麗和西鄙等地大肆用兵。統和二十八年(1010),蕭敵烈曾諫諍圣宗罷征高麗,理由是“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抏敝。況陛下在諒陰;年谷不登,創痍未復。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為武;萬一失利,恐貽后悔”[7]1473,蕭敵烈苦口婆心地勸說皇帝放棄對高麗的征伐,但依舊是“時令已下,言雖不行,識者韙之”[7]1473-1474。蕭敵烈諫言中的“況陛下在諒陰”一語亦能彰顯圣宗的復雜心態,一方面,此時正值“番漢群臣上言山陵已畢,宜改元”之際,為表達對母親的追思,帝曰:“吾契丹主也,寧違古制,不為不孝之人”,最終得以“終制三年”[1]80;另一方面,圣宗又在服喪期間不顧臣僚反對,堅持征討高麗,與其之前的孝子形象形成了鮮明反差。

事實上,圣宗親政后民族及對外政策的迅速轉向不能被簡單視為政策的自發調整,也不應單純將其視作遼朝國家戰略中的一個環節,圣宗本人的個性因素亦須考慮在內。圣宗幼時便有一個“征伐夢”,統和元年(983)十月時,“上將征高麗,親閱東京留守耶律末只所總兵馬”[7]120,三年(985)秋七月“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高麗”[7]123,但到了次月便因“遼澤沮洳”而“罷征”[7]123,這在圣宗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自此次“罷征”后長達28年間,遼未對高麗大加征伐,而蕭綽死后不到半年,圣宗便以“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弒其主誦”為由,連年對其大肆撻伐,全然不顧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抏敝”與“年谷不登,創痍未復”的社會現狀。此外,對待其他各國和各部族,圣宗也是每遇小事便訴諸武力。這些都反映了長期隱忍的圣宗對母后蕭綽攝政時期對外政策的一種反抗。親政之初的圣宗很可能想借助東征西伐在朝廷樹立威望,但因其好大喜功和過于固執急躁,最終導致民怨與起義不斷。此外,有學者注意到,在蕭綽當政期間,韓德讓一人曾兼掌南北樞密院,權勢極盛。但韓德讓逝世后,圣宗便重新恢復了兩院分設樞密使的舊制[2]105,史稱“自韓德讓知北院,職多廢曠,室魯拜命之日,朝野相慶”[7]1415。這一方面表達了韓德讓為政一手遮天致使政事廢弛的體制弊病,另一方面也暗示圣宗親政后對蕭綽攝政時期的統治集團成員有重新洗牌的考量?？傊?蕭綽攝政之下圣宗的唯諾與親政后的張揚個性形成了鮮明反差,凸顯出隨著環境的更易圣宗內心活動的復雜狀態。

綜上,圣宗本性中帶有放縱與享樂的特質,然而在蕭綽在世時,這樣的特質難以顯露,呈現于世人面前的是一個對母親言聽計從、謹慎守成和知書達理的帝王形象。蕭綽去世后,圣宗的叛逆心理與張揚個性便得以充分彰顯。

三、充滿張力:遼圣宗的身份困境

蕭綽意欲把隆緒培養成一位循規蹈矩且漢文化素養較高的“守成”皇帝,以便將來自己歸政時圣宗能獨立處理國家要政。但對于圣宗本人而言,自己的個性雖能夠被隱藏一時,但終究有一天會得到釋放。從蕭綽的長子,到母后攝政下的“傀儡”,再到真正意義上的一國之君,圣宗身份屬性遞嬗的背后體現的是其扮演不同角色時產生的精神碰撞。

圣宗從小“精射法”[7]115,“弓矢鞍馬”與“分朋擊鞠”[7]119亦不在話下,但這并不是蕭綽心中理想的皇子形象。蕭綽出自書香世家,其父思溫“通書史”,“在軍中,握齱修邊幅,僚佐皆言非將帥才”[7]1397。思溫雖身為契丹人,但少有豪放勇武之風。在原生家庭的影響下,蕭綽深受漢文化浸染,喜讀《尚書》和《禮記》等儒家經典。室昉曾“進《尚書·無逸篇》以諫,太后聞而嘉之”[7]1401。又曾用《禮記》中“欲不可縱”來勸導圣宗,這都證實了蕭綽對儒家文化的仰慕。在母后蕭綽的影響下,圣宗自幼便“喜書翰,十歲能詩”[7]115,年齡稍長則“曉音律,好繪畫”[7]115,蕭綽還委派侍臣陪讀于圣宗身邊,講經說禮,對圣宗產生很大影響。

為防止圣宗因沉湎于游獵活動而導致“銜橛之變”[7]162,蕭綽對圣宗嚴格管束,這是蕭綽考慮到隆緒身為國君這一特殊身份之所為。早在景宗朝時,便因“帝數游獵”[7]1404而耽誤國事,郭襲曾以“銜橛之變”來勸誡景宗,雖得到景宗的“稱善”[7]1404,但并未被重視。更重要的是,蕭綽父思溫因“從帝獵閭山,(而)為賊所害”[7]1398,此事令蕭綽實難釋懷。有鑒于此,蕭綽看到“帝(指圣宗)既不預朝政,縱心弋獵”[1]80的情況自然會進行規勸訓誡。從這個意義上講,此處的訓誡或許并非如某些學者所言,僅是蕭綽推行“漢化”的一大表現[17]。面對母親的強大壓力,圣宗只得克制自己的天性并選擇妥協,自蕭綽勸誡之后直至圣宗親政的12年間,史籍中明確記載的圣宗游獵活動僅有1次,對比其后的“放縱”,圣宗被蕭綽約束的程度可想而知。

在蕭綽攝政期間,圣宗的壓抑情緒長期得不到釋放。直至親政后,其才真正意義上成為了遼朝皇帝。一定程度上講,圣宗此后的盡情游樂和征伐四方是對他之前的皇子與“傀儡”身份的一種反抗,也是他走出身份困境的一次嘗試。

綜上,由皇子到“傀儡”再到真正的皇帝,身份的轉化帶來的是圣宗由守成向叛逆個性的轉變?；首蛹啊翱堋鄙矸菹率プ诘氖爻?、謙謹甚至無能背后反映的是蕭綽的影響;圣宗親政后,其鋒芒畢露和特立獨行個性的彰顯展現出一個真實而完整的人物形象。學界一般認為,圣宗朝是遼朝的鼎盛期,甚至有學者還提出了“圣宗之治”[18]的理論命題。在圣宗朝,蕭綽在內政外交方面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對圣宗的培養上未必盡如人意。后世史家稱圣宗為“守成之令主”[1]83,而“守成”的背后恐怕只是蕭綽的一廂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