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馬克思“第三類文本”中政治哲學思想的獨特性
——基于類型學的比較性考察

張娥

安徽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政治哲學是馬克思思想研究中重要的理論主題之一,馬克思對政治價值、政治制度與政治理想的關注貫穿其所有文本之中。學界對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的研究往往側重于部分經典著作,較少將青年馬克思創作的報刊文本作為研究對象,系統考察其內蘊的豐富的政治哲學思想。從類型學的角度出發,以理論與現實的黏合度為標準,馬克思的文本可以被劃分為四類:“第一類文本”為基本完成的、成型的“成熟性文本”,“第二類文本”是服務于理論研究的各 種摘錄、筆記和手稿,“第三類文本”是指直接以現實為導向、與現實連接最緊密的報刊文本,而“第四類文本”則是馬克思與他人的往來書信[1]。馬克思四類文本的作用各不相同,“第一類文本”主要反映的是馬克思思想的形成與闡明過程,“第二類文本”是思想生成的“有計劃的準備”過程,而“第三類文本”則是對現實問題的直接回應,它們與“第四類文本”一起構成了馬克思思想形成的文本依據。以書信為主的“第四類文本”由于在理論闡釋的系統性與思想傳播的影響力層面相對有限,因而本文重點將青年馬克思的“第三類文本”與其他文本類型進行了并置性研究。文本類型的差異造就了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關注對象、關注方式以及最終理論呈現的不同,在比較視野中考察青年馬克思“第三類文本”中的政治哲學思想,挖掘其內在獨特性,有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思想,為完整呈現馬克思的思想發展脈絡提供新視角。

一、“第三類文本”與“第一類文本”相比:思想內容的時效性

馬克思的“第一類文本”主要涵括大部頭或完整的、成本的著作,這類文本的完成需要花費漫長的時間以及大量的知識積累,如馬克思曾為寫作《資本論》耗費二十余年,直至去世仍未完成。與“第三類文本”相比,馬克思在“第一類文本”中對政治哲學思想的闡述更為系統,在縝密的思想論證中較為全面地呈現了其政治哲學思想的基本內核。但是,時間和精力耗費巨大決定了“第一類文本”中的政治哲學思想總是相對滯后于當時的社會環境,常常表現為理論上的“后知后覺”,且有時因無法順利出版使其社會效應被削弱而無法對當時處于政治事件中心的人們給予理論指導。與“第一類文本”不同的是,“第三類文本”由于其載體——報刊的特殊性,其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對正在發生的社會政治事件作出理論回應,決定了其政治哲學思想內容的時效性,因而常常表現為社會政治事件的“理論在場”。

青年馬克思“第三類文本”中政治哲學思想內容的時效性與報刊追求時效的本質特征密不可分。馬克思認為,“如同生活本身一樣,報刊總是常變常新,永遠也不會老成持重”[2]352,它是人民思想和感情的表達者。馬克思在1859年2月寫信催促恩格斯盡快寫一本“小冊子”, 即《波河與萊茵河》,認為這類小冊子同“報紙文章是一樣的。不能耽誤時間。根據同樣的理由,為了能夠立即取得效果,我認為你不要超過四五個印張(如果這樣的篇幅是必要的話)”[3]。根據馬克思的研判,報刊最大的特點在于“常變常新”,并對社會動態做出及時、準確的理論反應,時間成本與其價值構成反比,花費的時間越長其新聞價值則會越低。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時,恩格斯為英國的《派爾-麥爾新聞》寫作了59篇有關戰爭的短評,他在寫給馬克思的信中談道:“現在,喪失時機對這類文章來說是致命的?！盵4]列寧也曾表達過類似的看法,“報紙要是落后,就會毀滅”,報紙“應該走在大家前頭”“還應當展開論戰”“單調和遲誤都是與報刊工作不相容的”[5]。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對報刊文章的認知來看,時效性構成馬克思“第三類文本”中政治哲學思想內容創作的主要動因。

正是對時效性的追逐,青年馬克思在“第三類文本”中關注的都是當時引起轟動的社會政治事件,并從哲學上對這些社會政治事件進行了理論上的闡明。在法律層面,馬克思批判新書報檢查令、林木盜竊法,還涉及如漢諾威國王頒布的“1833年憲法”“離婚法草案”等在內的諸多法律問題;在政治制度層面,他抨擊封建等級制、區鄉制度改革問題等,深刻揭露了特權階層對人民權益的踐踏;在社會思潮層面,馬克思駁斥克利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魏特林帶有粗鄙平均主義性質的空想共產主義,以及德國小資產階級不徹底的民主主義等,有效廓清了人民大眾的思想迷霧;在社會問題層面,馬克思通過披露摩澤爾河沿岸農民的貧困狀況表達了對封建專制制度的強烈不滿,并肯定了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的積極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喚起了人民群眾階級意識的覺醒。青年馬克思對社會政治問題的廣泛關注,促使其將哲學作為思想武器去解剖現實,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為貧苦大眾發聲,不斷刺破統治階級的謊言,避免其落入統治階層以及小資產階級設置的思想陷阱里。

在對所處時代熱點問題的即時回應中,青年馬克思的報刊文本呈現出主題龐雜、內容分散的特質,致使以政治哲學為關鍵詞尋找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存在困難。英國學者大衛·利奧波德認為,“政治、現代性和人性之間的關系”構成青年馬克思早期文本的思想主線,而馬克思發表的新聞文章的焦點由于缺乏對現代國家的關注,對我們正確理解當代國家的性質并無裨益,因而是“狹隘的和有局限的”[6]。在利奧波德看來,無論是對新聞出版自由、林木盜竊法,還是對離婚法草案等問題的討論,馬克思均未跳出普魯士政府對萊茵省地區統治的窠臼,從根本上而言,他所探討的仍然是政治落后的封建國家,這種國家統治形式與當代國家迥乎不同,故這一時期的報刊文章對探討當代國家的發展借鑒意義不足。

利奧波德對馬克思早期文本思想主線的界定有一定合理性,但將是否有利于理解當代國家的性質作為判斷早期報刊文本價值的依據似乎略顯強人所難。首先,“第三類文本”與“第一類文本”在寫作動機上的最大區別在于,理論著作總是按照一定的主題、遵循一定的主線來謀篇布局的,因而往往呈現出主題明確、內容聚焦的特征。但是報刊這種特殊的文本類型決定了它無法像大部頭著作一樣圍繞特定的主線展開翔實的論證,其與受眾的接受程度以及興趣點并不相容,而題材的選擇、主線的清晰程度不應成為判斷文本價值的首要標準,其所傳達的思想深度和產生的理論與社會效應更能充分彰顯其內蘊的政治哲學思想的豐富價值。其次,任何文本創作本身都是當時時代的反映,帶有濃厚的時代烙印,馬克思生長于政治制度落 后的德國,他不可能跳脫出當時的時代環境創作出符合現代國家性質的文本,并提供解決現代國家“病癥”的診療方案。相較于同時期的其他類文本,青年馬克思的新聞文本由于報刊這一載體的特殊性,“時效性”是其最為顯著的特征,它必須更加迅速地反映當時、當地最為重大且必要的事情,而普魯士政府的封建統治正是那一時期最顯著的時代特征。如果僅以青年馬克思“第三類文本”中政治哲學思想關注對象的時代局限性來判定其所達到的價值高度,實則陷入舍本逐末的認識泥淖,忽視了這一時期政治哲學思想本身及其分析方法所具備的時代穿透性。因此,從對當代國家性質的理解出發指稱馬克思早期的“第三類文本”存在缺陷或局限顯然說服力不夠。

青年馬克思在“第三類文本”中表達了其對政治價值、政治制度以及政治理想的孜孜追尋,這些珍貴的思想瑰寶雖然誕生于19世紀,但對今天人們認識自由、國家以及共產主義的本質依然具有啟發意義。政治價值是青年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的基礎,從將自由視為理性“賜予的自然禮物”[2]163到“自由是人的本質”[2]164,從探尋政治自由到經濟自由再到人的全面自由,都表明隨著不斷地卷入現實社會政治斗爭中,馬克思對政治價值的認知也相應地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不再將合乎理性的法律視為自由的“圣經”與平等的捍衛者,認識到現實的法律實則已經淪為自由的破壞者與特權的“保護神”,一針見血地揭穿了各種“虛假自由”的神秘面紗,找尋到了實現真正自由的現實路徑。政治制度批判構成青年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的核心,他在“第三類文本”中展開了以“國家批判”為中心的政治制度批判,這一批判主要圍繞三大問題展開,即宗教問題、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馬克思認為,哲學比宗教更具有關心國家事務的權利,而國家只有掙脫宗教的束縛才能實現自身[2]223。通過揭露宗教的現實根基,使國家擺脫了宗教的控制,馬克思將批判的矛頭從虛幻的宗教形式轉向了國家制度本身;通過翻轉黑格爾理性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關系、挖掘政治解放的限度確立了真正的人的解放;通過揭示私有財產對國家倫理的僭越,指出社會問題存在的根源在于國家,而只有國家被徹底廢除才能真正消滅社會問題。政治理想作為青年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的理論旨趣,集中展現了他搭建理想社會雛形的不懈努力。在“第三類文本”中,青年馬克思對社會主義進行了選擇性批判,對革命民主主義經歷了從信奉到背離的過程;在回答“往何處去”的時代之問的過程中,構建了理想社會的未來藍圖,闡明了無產階級將在哲學武器的引導下完成全人類解放的歷史使命;面對人們對共產主義的攻擊與質疑,澄清了各種誤解與歪曲,指出共產主義并非“愛的囈語”[7]8,共產主義者不需要與“政府聯合”[7]207,且權利平等在共產主義社會真實存在而非“幻想”。我們對青年馬克思“第三類文本”中政治哲學思想價值的評判,理應挖掘其穿越時代的思想洞察力與方法論價值,盲目地拘泥于部分結論,反而容易陷入本末倒置的思想境地之中。

二、“第三類文本”與“第二類文本”相比:傳播對象的廣泛性

馬克思的“第二類文本”是其計劃“自己弄清問題”所作的摘錄、筆記以及部分未完成的手稿,這類文本是馬克思為了展開深入研究而做的準備工作,其寫作初衷并非為了傳播以產生社會影響。而青年馬克思的“第三類文本”以報刊為媒介,充分利用其獨立性、互補性、通俗性與獲取便利性的特征,使這一時期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思想在人民之中得到了廣泛傳播,并在傳播過程中形成了思想交互效益,進一步推動了馬克思思想的轉變與日趨成熟。

一方面,馬克思立足于報刊的四重特性,推動其政治哲學思想迅速擴散,有效彌補了“第二類文本”在社會傳播效應方面的不足。首先,馬克思利用報刊的獨立性特征,在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之下,旗幟鮮明地抨擊了普魯士封建專制制度,向大眾傳達了不同于官方的聲音。青年馬克思并不聽從官方意見的支配,始終致力于用哲學剖析人民關注的政治問題,如新聞出版自由、撿拾枯枝的權利、猶太人的解放以及私有制的消滅等問題。契合人民心聲的政治哲學思想在人民之中得到了迅速傳播,而人民的理論需求也成為青年馬克思“第三類文本”政治哲學思想的理論主題。在《萊茵報》全文刊登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關于報刊的內閣指令之后,馬克思指出,獨立性是報刊存在的前提,而“如果沒有這種獨立性,即使欺騙、撒謊和有害意圖的傾向不可能在報紙上出現,高尚的、忠誠的、莊重而坦率的思想也更不可能在報紙上出現并站住腳了”[2]319。在1843年同科隆市民大會上100名市民聯合簽署的《科隆市民關于繼續出版〈萊茵報〉的請愿書》中,馬克思與其他市民一致認為,《萊茵報》雖然只是當時琳瑯滿目的報刊中的一員,但查封《萊茵報》也會使全國的所有報刊喪失獨立性,“而這種獨立性不僅是一切道義關系的基礎,而且為了對真正的國家事務進行有原則的討論,它是完全必要的,缺少了它,無論是真正的天才,還是性格堅強的人都無法從事政治著述”[2]950。具有獨立性的人民報刊能夠體現真正的道德精神,并散發出“玫瑰的芬芳”,始終遵循自身內在規律的支配從而有效掙脫任何外在規定的使命制約。其次,馬克思利用不同報刊之間的內容互補性,闡發了豐富的政治哲學思想。不同類型的報刊關注的議題迥然有別:有的關注政治學,有的關注政治實踐;有的關注新思想,有的關注新事實。例如,在馬克思看來,被普魯士政府查禁的《萊比錫總匯報》主要關注的是政治事實,而《萊茵報》則側重于傳達政治思想。事實與思想之間并非互相排斥、非此即彼的關系,它們互不相同卻又互相補充,能夠從不同方面豐富人們的政治生活,喚起人們對政治問題的關注。青年馬克思利用報刊互補性的特征,在不同的報刊上發表了適應不同受眾需求的文章,從而擴大了其政治哲學思想的受眾范圍。再次,為了適應人民的閱讀需求與理解能力,青年馬克思在其政治哲學思想的闡釋中更加注重表達的通俗性,避免由于內容過于深奧晦澀致使普通民眾存在閱讀障礙。馬克思通過報刊將其政治哲學思想滲透至人民之中,揭露了普魯士封建專制制度的腐朽沒落,揭穿了私有制奴役人民的現實偽裝,促使人民在反思現實政治問題的過程中迅速覺醒,從而為其共產主義政治理想的實現奠定了群眾基礎。最后,報刊具有獲取與攜帶的便利性,裨益于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短時間內的大范圍傳播。與“第二類文本”相比,報刊由于成本低、易于攜帶,適應了人民碎片化閱讀、及時獲取消息的需求。以《萊茵報》和《前進報》為例,馬克思在《萊茵報》發表了至少34篇文章,抨擊了普魯士的封建專制制度,喚醒了民眾的反抗意識?！度R茵報》鮮明的政治立場以及捍衛民主的決心,使其迅速獲得民眾的廣泛支持,訂閱量從1842年8月的885份激增至1843年的3000份?！肚斑M報》每周出版兩次,到1844年底,訂閱用戶已經超過800位,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影響力,恩格斯甚至稱其為“共產主義報紙”[8]。青年馬克思報刊文章的傳播數量以及恩格斯的評價表明,其政治哲學思想在當時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成為人民了解其政治哲學思想的重要窗口。

另一方面,青年馬克思“第三類文本”中政治哲學思想的廣泛傳播,推動其政治哲學思想在與大眾的理論交互與思想回響中日臻豐富與 完善。筆記、摘錄以及手稿一類的文本反映了馬克思個人思想糾葛中的有意識的主體自覺,它在理論的碰撞與反思中逐漸萌生新的思想,但其同現實的持續互動以及與時代人民的直接思想交鋒尚不充分。青年馬克思在《萊茵報》當編輯、為《前進報》《德意志-布魯塞爾報》以及《北極星報》等撰稿的過程中,其遭遇的現實問題以及政治哲學思想得到的即時反饋,潛移默化中形塑了他對政治價值、政治制度以及政治理想的認知,也逐漸改變了其理論研究的方向。面對《萊茵報》時期要對“物質利益問題”發表意見的難事,馬克思意識到思辨理性解釋現實問題的邏輯匱乏,轉而深入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去,不斷夯實其政治哲學思想“大廈”的經濟學基礎;而在與盧格關于無產階級運動的價值效用的爭論中,青年馬克思愈發認識到社會革命的重要性,也一步一步搭建起以現實的共產主義運動為目標實現全人類解放的政治理想。由此可見,同文獻閱讀與自主研究相比,無法調和的現實矛盾致使理論解釋陷入困境以及與錯誤思潮的觀點交鋒構成青年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演進的外驅力,也是青年馬克思運用其政治哲學思想解決現實難題的有益嘗試。

青年馬克思的“第三類文本”與其傳播對象之間是雙向互動的關系:馬克思通過報刊將其政治哲學思想傳遞給人民,而人民關心的核心問題則成為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關注的核心議題,它反過來作用于青年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主題的確定以及內容的形成。這種雙向互動的關系決定了青年馬克思“第三類文本”中政治哲學思想的豐富性與動態性,這是專門論述某一個或某幾個問題的筆記、摘錄抑或手稿并不具備的獨特性。

青年馬克思“第三類文本”中政治哲學思想的廣泛傳播對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以及政治制度的走向發揮了重要作用。馬克思始終堅持報刊的人民性,在針砭時弊中啟發民智,營造了良好的社會輿論空間,為人民洞察封建專制制度的腐朽沒落,進而喚醒民眾的意識覺醒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而大眾對自由、平等的新政治制度的渴望,催生了反抗現有制度的主體自覺,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專制制度的崩落與解體,加快了社會變革的歷史進程。他以報刊為理論陣地,揭露社會的不公正以喚醒人們的革命意識,為無產階級的現實斗爭提供方向指引。這種對現實社會政治變遷產生的直接影響力充分詮釋了馬克思追求“改變世界”政治哲學建構的理論初衷,發揮了筆記、摘錄、手稿等“第二類文本”無法實現的社會導向功能。在深入探究馬克思政治哲學生成脈絡與歷史影響的過程中,既要充分肯定“第二類文本”在馬克思政治哲學運演中扮演的思想準備角色,也不能忽視青年馬克思“第三類文本”中政治哲學思想由于廣泛傳播而發揮的推進思想演變、促進社會變革的雙重效用。在猶太人的血統和德國公民的身份之間,在時代的呼喚和舊制度的羈絆之間,在虛幻的理性天國與現實的物質利益之間,馬克思的思想幾經滌蕩,極大地開拓了馬克思的視野,淬煉了馬克思的邏輯,使馬克思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擁抱現實的重要意義。馬克思與現實的持續互動,使他不斷萌生新思想,又將這些思想以報刊為媒介向社會傳播。也正是在這個階段,馬克思逐漸意識到德國古典理性國家觀的虛妄,意識到政治解放不過是解放道路上的驛站,進而在腦海中燃燒起人類解放的熊熊之火——這也成為其為之奮斗終生的目標。

三、“第三類文本”在馬克思政治哲學整體思想中的地位

青年馬克思“第三類文本”中的政治哲學 思想在思想內容、傳播對象以及話語形式上有其與眾不同之處,但報刊文章本身在時效性與系統性、廣泛性與深刻性、論辯性與明晰性之間很難達到完全的平衡,致使其政治哲學思想仍有局限。在審視青年馬克思“第三類文本”中政治哲學思想的價值之時,我們不應過分夸大其所蘊含的政治哲學思想的理論與歷史地位。在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整體思想中,這類文本中政治哲學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彰顯了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確立的時代特性,印證了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形成的現實動因,并豐富了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傳播的社會效應。

其一,彰顯了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確立的時代特性。首先,“第三類文本”中政治哲學主題的確立與時代境遇密不可分?！叭祟惤夥拧弊鳛轳R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的主題雖然在《德法年鑒》時期才被正式提出,但馬克思對“人類解放”的內在渴求是貫徹始終的,因為人的被壓迫狀態始終存在,因而他對自由的渴望、對解放的渴求都為其政治哲學思想主題的確立埋下了伏筆。其次,“第三類文本”中政治哲學分析方法的轉換與時代境遇密不可分。在“第三類文本”中,青年馬克思解構現實政治問題所選擇的分析方法發生了從主要依靠哲學分析向以經濟學分析為主的致思邏輯轉換?！度R茵報》時期,馬克思以“理性”為分析工具來搭建其政治哲學雛形,這與當時作為普魯士“國家哲學”的黑格爾哲學密不可分。到了《德意志-布魯塞爾報》時期,“理性”已完全讓位于新的分析范式——政治經濟學,青年馬克思正是借助這一分析框架揭開了籠罩在私有制之上的“神秘面紗”,明確了消滅私有制的必要性與可能性。馬克思曾經想順應“時代要求”出版一個綜合性的、持續性的期刊,并將政治經濟學問題置于首要位置。雖然這一出版計劃因為各種原因最終并未實現,但從馬克思的研究構想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此刻對政治經濟學的探索一方面是自身研究興趣的映射,另一方面卻是當時時代問題的投影。再次,“第三類文本”中政治理想實現途徑的優化與時代境遇密不可分。青年馬克思追求人類解放的政治理想一直存在,但他對于如何實現這一政治理想的看法在不同時期卻存在差異?！度R茵報》時期,他渴望改革現實國家以適應理性的發展要求,其對社會的變革仍具有不徹底性。當馬克思從德國前往法國之后,他便從追求國家的改良轉換為徹底消滅國家,主張以無產階級為主力推翻一切奴役人、剝削人的政治制度,從而實現人類的解放。青年馬克思對于其政治理想實現途徑的認知變化與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時代的變化促使其逐漸明確了共產主義理想實現的現實路徑。

其二,證實了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形成的現實動因。青年馬克思的“第三類文本”集中體現了馬克思理論創作與現實政治問題的雙向互動,為探究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的形成過程與發生邏輯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據。而在該類文本中,《萊茵報》是青年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萌生的起點,也是整個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從理論走向現實的開端。馬克思在參與《萊茵報》的過程中,第一次遭遇到了現實的社會與政治問題,這些問題對其頭腦中固有的知識體系造成了猛烈沖擊,使他逐漸意識到思辨哲學解釋現實的無力,萌生了尋找其他知識以解決現實問題的主體自覺?！度R茵報》被查封之后,馬克思帶著對“物質利益問題”的困惑退回“書齋”,并摘錄了大量文獻,形成了“克羅茨納赫筆記”。這種“困惑”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理性國家與現實國家之間的矛盾問題;二是理想的國家形式何以實現的問題;三是必須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問題[9]。這三個問題本身并非 毫無關聯的獨立存在,相反,它們之間緊密相連,反映了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形成的現實動因、發展路徑以及最終指向問題,正是這三個問題構筑了青年馬克思“第三類文本”乃至整個政治哲學思想的初步輪廓。通過潛入現實政治生活的深處,馬克思豁然發現自己腦海中建構的理性國家與現實的普魯士政權統治顯得格格不入,現實的普魯士政權處處背離理性國家的建構原則。在對這一現實問題進行思考并不斷深入現實生活的過程中,他發現了潛藏于政治假象背后的經濟問題,于是認識到研究政治經濟學以解決自身“困惑”的重要性,而解開“困惑”以尋找到理性國家與現實國家之間裂隙答案的最終旨趣正是在于促進理想國家形式的實現。這種理想的國家形式在青年馬克思的思想中是一個認識不斷深化的流變性存在,它在馬克思不斷消滅自身“困惑”的過程中逐漸顯現出其具體輪廓并變得愈發清晰起來。馬克思對財產關系與政治問題的內在關聯、特權與階級的產生以及國家與法的問題的探討實質上都是“物質利益問題”在他頭腦中產生的理論回響,他此刻所做的摘錄表明國家與法的問題是其思考的中心議題,因為現實的法律不再是公平與正義的捍衛者,而成了特權階層的“保護神”,探尋這一異化現象的根源便成了他此刻進行廣泛閱讀與思考渴望找到的答案。對青年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形成產生影響的報刊并不局限于《萊茵報》,其后他所接觸并參與的每一份報紙,如《德法年鑒》《前進報》《北極星報》以及《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等,都使其對現實問題的認識愈發深刻,促使其政治哲學思想不斷地走向深入,最終實現了質的飛躍。正如東德學者I·陶貝特所說,“開始政治新聞活動,直接參加政治論戰,就是馬克思自覺企求的、給以論證和加以實踐的哲學和政治的結合”[10]。在馬克思圍繞報刊開展活動并逐漸確立其政治哲學思想的過程中,他開創了很多個“第一次”:第一次將“拜物教”概念引入哲學,雖然這一概念并非馬克思最早提出,但他卻用其進行哲學分析,決定性地改變了該詞的使用方式[11];第一次提出“國家的消亡”“廢除私有財產”“無產階級”等觀點[12]。正是在不斷接觸現實政治問題、參與現實斗爭的過程中,尤其是受《萊茵報》時期遭遇的“物質利益問題”的推動,青年馬克思揚棄了思辨哲學的影響,確立了以實踐為核心的致思之路,建構起了其政治哲學“大廈”的基石。

其三,豐富了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傳播的社會效應。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社會效應的產生依托于馬克思的所有文本,不同類型的文本產生的社會效應不盡相同,這與其接受主體的差異密切相關。在馬克思的四類文本中,相對而言,“第一、二類文本”的受眾主要為具有相關專業知識背景的人;“第三類文本”面向的主要是普通民眾;而“第四類文本”一般擁有明確的受眾,其面向的是某一個或某幾個確定的個體。青年馬克思“第三類文本”受眾的廣泛性與獨特性決定了其政治哲學思想傳播的社會效應是整個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傳播社會效應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政治哲學思想社會效應產生的起點。雖然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的傳播主要與“第一類文本”“第二類文本”密不可分,但在馬克思的青年時期,很多蘊含政治哲學思想的重要文本在當時并未公之于世,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神圣家族》等,因而這一時期其政治哲學思想傳播的社會效應幾乎完全依賴于“第三類文本”的社會傳播。馬克思選擇報刊作為其政治哲學思想傳播的載體,與報刊充當社會輿論引導者與監督者的角色密切相關。正是基于對報刊功能的深刻認知,青年馬克思十分重視用報刊去抨擊社會的非正義以及澄清人們的思想誤區,使 報刊成為社會斗爭的重要輿論陣地與思想媒介。例如,為了表示對向政府告密行為的憤懣,他在1843年寫給尤利烏斯·福祿培爾的信中曾說:“如果你們的瑞士人做出這么卑鄙的事情,那么我就不僅要在《改革報》、《國民報》、《和平民主日報》、《世紀報》、《信使報》、《新聞報》、《喧聲報》、《商業報》和《獨立評論》上,而且還要在《泰晤士報》上,如果你們同意的話,我還可以用法文寫成小冊子來抨擊他們?！盵13]報刊是制造社會輿論的工具,是人民的“英勇喉舌”,是政府當局的監督者,其思想的傳播具有廣泛的社會效應,在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的傳播中具有重要的補充作用。

“第三類文本”由于篇幅短小和更偏重論戰、宣講式的體裁和文風,經常性地被研究者們所忽視或遺忘。但這樣的忽視對于研究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思想而言可能是一種缺憾:從占有材料的完整性上來看,缺乏對馬克思“第三類文本”的剖析無法系統地把握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無法展現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政治哲學的思想成長脈絡;從政治哲學自身的屬性來看,作為一門以“愛智慧”為名的學科,政治哲學不應該缺失實踐之維。在馬克思看來,政治哲學應當關注和聯系現實世界,將思辨的智慧與現實世界相聯系,接受實踐的檢驗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完善。對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的研究,如果缺乏了對其“第三類文本”的占有和把握,就難以觸及其政治哲學思想中最為核心的實踐性意蘊。馬克思的思想創見并非靜坐于書齋產生的學問,而是關注現實并發脈于實踐的思想結晶。他一生雖不致力于創設一種異質于傳統政治哲學的新理論形態,卻將畢生的精力投入到了現實的政治實踐之中,實現了對西方政治思想傳統的顛覆。

四、結語

青年馬克思“第三類文本”中的政治哲學思想與其他類文本相比,具有思想內容的時效性、傳播對象的廣泛性與話語形式的論辯性等獨特的價值特征,在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暗谌愇谋尽睘槲覀冋宫F了一個雖不成熟但充滿天才思想的青年馬克思形象,呈現了馬克思關于實現人類解放,進入共產主義的初步理論創想。對“第三類文本”的探究,將為完整描繪馬克思的人格肖像,溯源馬克思政治哲學的初始狀態提供思想資源,抑或拓寬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路徑,啟發更多的研究者繼續深入挖掘“第三類文本”蘊藏的思想資源,進一步推動馬克思主義研究整體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