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的“怎么辦”：列寧民主政治思想與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邏輯關聯和現實導向

陳紫懿

（中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0）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 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保證。 十八大以來， 我國進入發展的關鍵期，站在新歷史方位下，新時代民主政治建設在前進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些阻力。 列寧在革命時期發表了《怎么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以下簡稱《怎么辦？ 》），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在實踐基礎上形成了一系列關于社會主義如何發展民主政治的理論， 為解決我國民主政治建設中面臨的一些困境提供了借鑒的可能，也為新時代我國民主政治建設指引了方向。

一、思路與進路

我們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國際局勢的發展難以預料。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民主政治的發展一直是由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所倡導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為主導。 到今天， 西方民主政治發展開始暴露弊端，決策的效率低下、政黨亂斗等矛盾凸顯。 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優勢卻愈發明顯，無論是在人民民主權益的保護、為經濟發展提供支撐， 還是在應對重大突發疫情等方面都顯示出了獨特的優越性。 我國生產力總值持續上升，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群眾生活質量得到提升，中國也正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在大局和歷史的交匯處， 中國要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更卓越貢獻，進一步推進民主政治的發展，就需要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上不斷探尋， 把握新時代民主政治建設的發展方向， 給全世界民主政治的完善提供基本遵循。

列寧的《怎么辦？ 》寫成于1902 年2 月，當時世界局勢發生動蕩，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發生沖突，產生各種矛盾，在俄國社會得到了集中體現。列寧作為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代表， 同各種錯誤思想作斗爭，并根據當時俄國的實際情況，在這本書中提出了：“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的著名論斷，強調了理論斗爭的重要性，對當時的俄國革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今天，中國也面臨著復雜的國際形勢， 我們在民主政治建設中同樣遇到了迫切問題，亟需解決。通過回顧一百多年前的列寧的“怎么辦”，在看到當今中國的“怎么辦”，探索之間的邏輯關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歷史中的“怎么辦”：民主政治思想的發生路徑

任何思想的產生都是有其發展軌跡的。 民主政治思想的發展經歷了從西方城邦時期“共和”到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由與平等”，近代馬恩民主思想的出現又進一步豐富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內涵。

（一）早期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登場

“民主”一詞最初源自于古希臘的“demokratia”，從其構成上看，主要是由人民“demos”和權力、治理“krators”兩詞構成，即“人民權力”，表達的是“人民行使權力”“人民進行社會治理”[1］。 在西方的城邦中，古羅馬和雅典提出了“共和”的思想，在有限的地域和民眾中進行了有限的“民主”實踐。

民主的概念不止是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原始的民主，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眾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強調自由、平等、人的價值，是西方經典的民主政治思想，對之后社會的發展，民主政治的實踐產生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代表性的人物有洛克、孟德斯鳩和盧梭等。 洛克認為所有人在自然狀態之下都是平等獨立的，任何人“生命、自由或財產”都不容他人的侵犯， 同時也提出應該對政府權力實行監督和制衡， 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障個人的自由需要對權力進行約束以免權力的濫用， 并且國家權力不可集中于君主一個人， 應由不同部門掌管。 孟德斯鳩在洛克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三權分立”的學說，強調法律的功能，法律的監督對自由也同樣適用，“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力”。盧梭則提出了更加徹底的民主政治理論，在《論人類不平等》中探討了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自然狀態下人的三種特質：自由、平等和獨立， 以及人類社會如何從自然狀態發展到不平等狀態的，《社會契約論》 中則提出了實現社會平等的理想和“人民主權”的理想，他的理論也使得這一時期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思想達到了頂端。

19 世紀及20 世紀初， 西方民主政治思想討論的中心發生了轉移， 世界資本主義繁榮發展并且進入帝國主義時期。 西方出現了一部分進行實證研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以韋伯、熊彼特為主要代表，提出精英民主思想，政治活動的組織需要政治精英來完成，普通民眾只能是對領袖作出選擇。黑格爾則用哲學的思辨來揭示國家的本質， 首次把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區分開來。此外，民主與自由、民主與民主化理論也有進一步發展。

（二）近代馬恩民主政治思想的加入

從原始民主思想到近代民主思想， 從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思想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思想， 其發展路徑是源遠流長、一脈相承的。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政治思想的出現是對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揚棄的過程， 在吸收了其中精華部分的基礎上不斷發展超越。

一是馬克思對黑格爾的國家學說進行了批判繼承， 揭示了黑格爾的學說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之上的， 但肯定了黑格爾將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區分開，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對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闡述， 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發展的原動力， 生產力的發展會受到市民社會的制約，同樣也會反過來制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是國家起源的基礎，為國家的產生提供了前提條件，馬克思認為在巴黎公社中， 各種國家機構的權力應該屬于人民，國家的權力應該歸還給社會，只有讓人民真正參與到社會事務的管理之中， 才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有序發展[2］。 公社將舊的國家機構打破，然后通過普選制、代表制、人民監督等方式參與到國家治理中， 實現了政治國家向市民社會的復歸。政治國家在向市民社會復歸的過程中，國家之所以存在也是因為市民社會， 國家應服從整個社會的利益， 國家在這之中發揮的并不是統治職能，更多的是在社會治理中發揮管理職能，政治國家的存在是為了服務市民社會。 在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中，國家是在社會的基礎上產生的，國家構建的基礎就是社會成員交付給社會所形成的公共權力， 利用公共權力來構建的維護社會秩序的制度體系。所以說，社會可以脫離國家這種形式而存在，國家的構建卻離不開社會。國家的權力掌握在了統治階級手中， 統治階級只有代表了人民大眾的利益，才能實現民主，才能將國家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 使國家意志能夠最大限度地體現人民的公意。

二是馬克思明確民主的實現路徑是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在《1840 年至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首次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 中就提出任意階級想要獲得統治的權力，都必須先掌握政權，消滅原有的國家機器和統治形式。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提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盵3］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需要一個過渡期， 這個過渡時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要消滅階級統治，需要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奪取政權，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 然后采取手段同資產階級進行斗爭。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多次強調民主的階級性，在階級社會中，民主是一個階級對另外一個階級的統治，民主和專政是不可分割的，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 資產階級政權通過代議制來實現對國家的統治，也是為了實現統治階級的利益， 共同處理社會事務的一種手段[4］。 無產階級要實現真正的民主與解放，需要將資產階級統治推翻，實行超越資產階級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通過在對傳統民主思想的揚棄的基礎上， 進一步揭示了民主的本質和民主的實現途徑， 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和民主和專政相統一的觀點。

三是馬克思強調民主的表現形式為人民民主。 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的政治思想， 提出必須堅持人民民主， 現實的國家表面是維護人民權益的， 但實際上存在一定的虛偽性。 只有建立真正的保障人民主權的民主制度， 才能實現人的政治性，需要拋棄以前的國家的構建形式。馬克思認為如果國家制度的建立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沒能反應人民的呼聲，人民可以通過暴力革命來推翻這個統治，建立反應人民意志的國家制度。 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指出巴黎公社為人民民主制度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公社將權力從壓迫人民的階級中收回， 所有的權力歸還給了普通民眾， 實際上是堅持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原則，人民通過獲得的權力去改造社會。巴黎公社所采取的相關措施體現了人民民主， 巴黎公社是人民的政府。 生產資料由工人階級組成的聯合會來進行支配，使勞動階級獲得了解放，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同時在政治上人民群眾獲得了選舉權，建立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組織形式， 人民擁有了監督權、罷免權，并且還設立相關措施，有效防治公職人員濫用公權。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政治思想主要是通過巴黎公社革命的實踐和其他無產階級的運動總結的基礎上形成的， 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背景下提出的，當時并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所以也會存在歷史的局限性。此后，列寧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將馬克思主義的相關理論變為現實，根據俄國當時特殊的國情，領導蘇維埃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進一步豐富了民主政治思想。

三、列寧的“怎么辦”：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思想的初次實踐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 世界局勢發生變化，帝國主義的矛盾在俄國集中體現， 列寧作為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者的代表， 領導了布什維克黨和俄國廣大革命群眾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 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 總結了社會主義國家民主政治建設的經驗， 不僅對于鞏固俄國無產階級政權具有重要意義， 而且對之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一）民主的探索：從直接民主到間接民主

十月革命后， 無產階級蘇維埃政權在俄國建立起來， 列寧開始探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道路， 列寧深受巴黎公社所采取的直接民主制的影響，認為無產階級階級奪取政權后，應該讓全體人民都能夠行使權力， 都能夠參與到國家管理之中。 十月之前，列寧就曾提出“2000 萬人組成國家機構”的概念，他認為管理工作經過資本主義已經被簡化了，所有的人都能勝任，所以，當十月革命勝利之后，蘇維埃政權就開始實行直接民主制，首先是強調蘇維埃是國家最高的權力機關， 反對黨越過蘇維埃政權直接頒布命令；其次，人民應該參與到蘇維埃各項事務的處理之中， 積極行使監督權，并且通過直接選舉產生的代表來進行管理；最后，蘇維埃國家實行廣泛的自治，所有機關都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不接受上級任命。

但是這樣的民主形式， 實際上并不符合當時俄國的實際情況，過于理想化，在實踐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 當時俄國勞動群眾的文化水平較低，對于政策的理解有誤，不能使權力的作用得到有效的發揮，同時，內戰的爆發，也呼吁建立權力更加集中的政治體制， 來確保蘇維埃政權的穩定發展， 列寧開始探索由間接民主取代直接民主的道路。

間接民主是指讓政黨代表制取代人民直接管理制， 人民選出代表， 代表來替人民群眾發表意見。 在1919 年3 月俄共（布）八大上，列寧首次提出了從直接民主制向黨代表人民進行管理的間接民主制轉變，“無產階級專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體無產階級的組織來實現。 只有吸收了階級的革命力量的先鋒隊，才能實現這種專政。 ”[5］在列寧的推進下，俄國由直接民主過渡到了間接民主，主要通過以下四個方面來表現： 一是由以往人民直接參與管理轉變為由選舉政黨代表進行管理； 二是從“一切權力歸蘇維?！鞭D變為由黨組織“監督”蘇維埃；三是企業不再由工人進行直接管理，國家將設置專門的機構統一對企業進行管理； 四是廢除以前執行的蘇維埃選舉制和罷免制， 設立黨的委任制； 五是由人民直接監督黨政機關和黨政領導干部，轉變為國家建立的檢察機關監督。蘇維埃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完成了由直接民主到間接民主的轉變， 并且建立起了更加符合俄國特殊國情的高度集中的權力體制。

（二）民主的實現：從“鐵的政權”到依法辦事

革命勝利后，資產階級政權被推翻，資產階級分子不斷組織活動對剛剛建立的政權造成沖擊，同時，當時俄國剛剛結束革命，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被廢除， 無產階級的社會事務管理機構和組織尚未完全建立，社會正處于無序的狀態，這就使得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權來領導群眾進行建設。 因此，在蘇維埃政權建設的初期，列寧主張建立“鐵的政權”，“專政就是鐵的政權，是有革命勇氣的和果敢的政權， 是無論對剝削者和流氓都實行無情鎮壓的政權。 ”[6］

俄共（布）八大正式確立了布爾什維克黨對于國家的絕對領導，黨采取了政治、經濟等一系列的舉措來實現“絕對統治地位”，實現了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控制，成為國家機器的核心。 到1922 年俄共（布）十一大時，為了鞏固政權，提出“俄國共產黨是國內唯一合法的政黨”，十二大后，對其他黨派進行鎮壓，并頒發有關行政驅逐的法令，彰顯了“鐵的政權”的存在。 1922 年底，布爾什維克黨高度集權的局面在蘇俄確立下來。 權力的過度集中也開始引發爭議，對于“民主”和“集中”的關系問題， 部分人開始指責中央的各項事務未能充分展現出“民主”。 共產黨與蘇維埃的機關之間關系過于緊密，易出現以黨代政的現象。

進入新經濟政策時期后，列寧開始調整政策，肅反委員會的權力受到限制， 加強社會的法制建設，以憲法為綱領來完善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依法辦事。新經濟政策時期，為了推動經濟建設的有序進行，列寧以法律形式確定了新經濟政策，重視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還完善了民法、刑法等各項基本法。由于俄國存在著輕視法律的歷史因素，為確保蘇維埃各項機關單位能夠依法辦事， 列寧向社會發出明確指示，要求根據法律管理國家，在《關于切實遵守法律的決定提綱草稿》中強調“法制應當加強（或得到嚴格的遵守），因為俄羅斯聯邦法律的基本原則已經確定。 ”此外，法律的制定需要落實，離不開監督。列寧要求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監察機關擔負起監督行政工作人員依法履職的指責，來實現各個機關單位能夠依法辦事。列寧在進行社會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由建立“鐵的政權“的思想發展到加強法制建設、依法辦事，不僅使蘇維埃的民主的實現得到了保障， 同時還初步形成了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

（三）民主的維系：從人民主人到人民公仆

十月革命后舊的國家機器被打破， 建立起蘇維埃的政權和政府機關。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社會局勢不穩， 需要招攬一批人員進入政權和政府機關對社會進行管理和協調， 由于俄國具有著較長的封建傳統，民主基礎薄弱，并且小農經濟的大量存在，農民大多沒有接受過教育，實際上并不能參與到社會事務的管理之中， 這樣的現實情況就導致蘇維埃政權在成立之初， 還吸收了部分舊政權的官吏。并且蘇維埃政權權力的高度集中，也為官僚主義產生創造了可能，到新經濟政策時期，就出現了機關臃腫、人浮于事的問題，蘇維埃黨政機關內部的官僚主義產生并開始蔓延。

官僚作風的出現， 使人民公仆變成了人民主人，脫離群眾，無視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要求，嚴重阻礙了蘇維埃民主政治的建設發展。在《新經濟政策與政治教育委員會的任務》中，列寧就指出了機關內部的“三大敵人”，一是共產黨員過于自滿，二是領導干部貪污受賄， 三是機關人員文化水平低。列寧看來，蘇維埃政黨和政府機關的官僚主義已經十分嚴重了， 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應該組織起來同官僚主義做斗爭，來保護自身的利益，提出“共產黨人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 那就是這個高度重視官僚主義的危害。 ”[7］

為防止機關工作人員變為官僚， 列寧采取了一些措施來加強機關內部的建設。 一是主張吸收人民群眾來參與到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治理中，來取代擔任各項職務舊官僚， 加強蘇維埃同人民群眾的緊密聯系，將政權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二是精簡機構，建立相關的工作制度，要求公職人員嚴格遵循制度履職，縮減人員，建立高效的工作機關；三是加強文化教育，提升黨政人員的科學文化水平，在實踐中學習，提高管理水平[8］。 列寧反官僚主義的相關舉措， 是蘇維埃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內容， 對于保障人民群眾的權益和社會的穩定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從人民主人到人民公仆的轉變，克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是蘇維埃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必然要求， 也是當代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民主政治必須攻破的難題。

四、中國的“怎么辦”：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困境

民主政治的發展狀況， 可以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和政治制度能否反應人民的利益。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民主政治的建設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 也是當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保證。 建國以來，無論是《共同綱領》的制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確定，還是人民民主國家法律體系的建立，都為我國民主政治的建設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民主政治建設中也經歷過一些挫折。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歷史的交匯點，不斷深化對于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治理學說和列寧民主政治思想的認識， 開辟了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新篇章，提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9］，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發展的實踐經驗的高度凝練和總結， 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取得的突出性成就。 要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向前向好發展中就需要處理好一些關系， 應直面我國在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所存在的隱患和困境。

（一）民生困境：經濟快速發展與民主政治發展的失衡

民主政治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中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民主政治建設應以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規律為導向，并不斷調整適應，落后的民主政治建設將會阻礙經濟的發展； 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存在著階級屬性，是服務于一國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而言，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民主政治建設只有做到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 人民群眾才會擁護黨的領導和服從政府的管理，也有利于匯聚群眾的力量，共同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與發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 但也出現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行政成本增多、金融市場秩序混亂、官商勾結等不良作風的出現等， 這些問題的出現與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健全息息相關。 一方面經濟的發展使得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升， 人民群眾追求的不僅是解決“溫飽問題”，開始追求精神層面的“滿足感”，相較于經濟建設的發展，民主政治建設顯然還存在著不足， 人民群眾政治參與度不高，人民群眾的訴求未能得到政府的回應，人民群眾未能充分行使“當家作主”權力；另一方面，經濟的發展導致貧富差距過大， 社會階層出現分化，不同的階層會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未能很難處理好“多數”與“少數”之間的關系，“少數服從多數” 的原則在社會治理中一旦普遍化，就會導致群體極化的風險，民主政治的發展就會走向“極端的民主”。

進入新時代， 我國社會主要的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 經濟快速發展和民主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社會主義矛盾的表現形式之一。 我國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社會加快轉型升級的過程中，人民群眾在物質上已經獲得了高度的滿足，也意味著需要建立與之相匹配的更高層次的民主政治體制，來滿足人民群眾參與民主政治的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現代化建設。 特別是信息技術浪潮的到來， 給我國民主政治的建設也帶來了一些不確定因素。在互聯網興起后，人民群眾訴求民意的范圍更大、訴求的渠道更多，人民群眾通過網絡獲得大量的實時信息， 實際上是給社會治理帶來了更多的壓力， 并且網絡具有虛擬性和追究責任難等特點， 為人民群眾發泄不滿提供了場所，人民群眾在網絡上會想要突破各種限制，甚至會無視法律法規， 進行人身攻擊， 發表刺激性言論。 這正是基于我國在發展過程中未能處理好經濟建設與民主政治建設的關系， 不能有效利用大數據工具更精準的獲取民意， 了解人民群眾最迫切的需求， 民主政治建設未能跟上經濟建設的步伐，才引發了民生發展的各種憂患。

（二）制度困境：民主政治制度的落實不到位

民主政治制度是一個國家良性運行的重要條件之一。新中國成立后，開始建立起中國的民主政治制度體系， 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完善了民主政治制度體系的構建， 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得到了保障。 但民主政治制度在執行方面面臨著重重阻力。 一是政府部門以及相關領導干部的政策執行力度、深度不夠。政府部門和相關的領導干部作為民主政治制度執行的主體，起著關鍵性作用。但是在民主政治制度執行的過程中，會出現“選擇性執行”和“相互推諉”的局面，地方政府以及相關部門只嚴格執行符合本地區或者本部門利益的民主政治制度， 對于不符合切身利益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執行則敷衍了事， 執行的意愿不強， 執行浮于表面，執行力度不夠，相關制度未能得到落實，極大危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 二是監督部門和紀檢監察干部沒有對民主政治制度執行進行追蹤監督，制度的落實離不開監督， 部分監察人員在監督民主政治制度執行過程中，經?！氨犚恢谎?，閉一只眼”，只顧監察任務的完成，不管質量；另外，有的監察人員對于相關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解還不夠，在監察過程中， 對于制度執行要達到的標準把握不準，執行方式、執行適用范圍、執行尺度等要求認識不夠，導致民主政治制度的落實不到位。

進入新時代， 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已經不斷完善并且顯示出了獨特的優越性， 治理能力也不斷加強， 我國的民主政治制度總體上已經進入有規可依的階段， 習近平總書記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提出，是對以往西方民主政治建設的超越，也是對以往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繼承與發展， 是新時代新的發展階段民主政治建設的行為指南，意味著新時代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已經明確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各個政治環節民主的統一， 要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民主主體的全覆蓋， 必須確保各項民主政治制度的落實和執行的到位， 為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注入活力， 也為世界政治文明的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未落實的民主政治制度是無法有效發揮其作用的。

（三）官僚困境：形式主義作風屢禁不止

官僚主義是指領導干部脫離實際、 不顧群眾利益，利用公權來標榜自己的行為和現象。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相伴而生， 兩者互為表里， 互為因果，一方的產生以另一方的存在為條件，都是黨和政府作風建設的難點問題。 黨的歷代領導人都高度重視官僚主義作風的政治，毛澤東發表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 等一系列文章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進行批判， 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也指出：“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形式主義。電視一打開，盡是會議，會議多，文章太長，講話也太長，而且內容重復……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 ”[10］在我國民主政治建設中，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主要表現為兩方面， 一方面是弄虛作假。在執行民主政治制度的過程中，召開各種浮于形式的會議，發布沒有實際意義的文件，來營造出聲勢，并且接受采訪，組織發新聞，但是對于能夠保障人民的民主政治權益， 落實民主政治制度的事卻沒有做到位，熱衷于作出形式上“成績”，追求虛名；另一方面是作風漂浮，有的領導干部脫離群眾、高高在上，喜歡擺領導架子，認為事情都是自己說了算，聽不進去別的意見和建議，不接受批評監督，在民主政治的落實工作中敷衍了事，不愿意深入基層與人民群眾展開交流， 營造出關心群眾的假象來應對上級的檢查。

十八大以來， 習近平總書記在基層考察時曾指出:“當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依然突出，又有新的表現形式”，要求“聚焦突出的問題，充分認識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多樣性和變異性。 ”[11］電子形式主義是在數字政府的治理過程中出現了“技術異化”的顯現不良反應。其主要特征的表現也以數字技術為載體，具有數字化與智能化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點，一是政府的政務平臺“僵尸化”，在建立后長期屬于閑置狀態，沒有安排專人管理，對于群眾的評論不予回應， 民生的訴求得不到反饋，發布的內容也多為政府領導視察、會議、或是介紹成績等，缺乏實用性，最終淪為了“空殼”；二是日常工作“表格化”，抗疫初期武漢地區指揮部工作人員曾反應，“我們指揮部辦公室一半的人晚上都在填表，8 個人從早填到晚”， 有些地區甚至安排了專職負責填表的人員， 耽誤了抗戰一線工作人員線下工作的開展， 消耗了特殊時期本就緊張的人力和物力，抗疫的效率也受到了影響。

五、“怎么辦”到“這么辦”：列寧民主政治思想的中國新時代顯影

列寧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締造者，其民主政治思想，不僅對于俄國意義重大，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繼續發展同樣具有借鑒意義。 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民主政治建設方面面臨著一些困境， 可以借鑒列寧民主政治建設的思想來建設我國新時代的民主政治，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

（一）奠定民主基調：堅持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

列寧認為“人民的自由，只有在國家的全部政權完全地和真正地屬于人民的時候， 才能完全地和真正地得到保障。 ”[12］他提出，蘇維埃實行的民主，其實質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就要保障人民群眾的正當權利，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 社會主義國家要匯集人民群眾的力量，就需要讓人民真正參與到國家管理之中，這也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完善與發展的關鍵一步。 列寧同樣高度重視蘇維埃的政權建設， 指出無產階級政黨是國家政權的領導核心， 黨的領導是一條不可動搖的原則， 要加強黨的建設， 始終保持先進性，明確劃分了黨和政府機關的職權，實行政黨分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毙聲r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中國共產黨作為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 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 堅持黨的領導，要求為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指引方向， 并且為民主政治建設提供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 黨的領導應該是總攬全局的， 并不是要介入到各項細微的社會事務之中，而是把握全局，做好統領工作，制定各項大政方針，發揮好黨組織的積極作用。當前中國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國正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要應對未來的風險與挑戰，必須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體系， 把堅持黨的領導貫穿到各個環節和各個方面， 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人民的主心骨。

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指出:“人民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的旗幟。 ”[13］應確保人民參與社會政治實踐權利，豐富民主的形式，拓寬民主的渠道，使公民能夠有效參與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來，將民主政治融入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民群眾的意志也能得到更充分的反映， 明確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 充分調動起公民參與民主政治建設的熱情，凝聚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二）塑造民主框架：實現民主政治制度的系統化

在蘇維埃政權的建設和鞏固中， 一直在探索比資本主義更為高級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起完善的人民監察制度，提出“需要建立由人民群眾自己下面來全面管理國家的制度”[14］。 制度競爭是國家之間最根本的競爭，制度優勢是我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在國際競爭中獲得話語權的重要優勢?！鞍l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關鍵是要增加和擴大我們的優勢和特點，而不是要削弱和縮小我們的優勢和特點。 ”[15］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必然要經歷制度由不完善到完善、不系統到系統的過程，需要明確現階段民主政治制度建設中的缺陷，從而對癥下藥，構建一個符合我國現階段發展要求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體系。

民主政治制度應以人民為中心。 堅持完善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 制度在制定過程中要遵循民主的原則，應以體現人民的意志，各項規則要以保證人民的權益和激發人民的創造力為標準。關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的組織原則是選擇能夠代表各個民族、每個地區、每個階層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能夠深入群眾，定期地去了解人民群眾真實的態度與想法， 而不是流于形式；關于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人民政協作為專門的協商機構， 人民政協在為黨和政府獻計獻策時應精準協商，為人民群眾發聲，積極提出有效可行的意見和建議；關于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應吸收更多的群眾參與到社會事務的管理之中， 直接有效的行使自己的權利，保障自己的利益，使社會主義民主更廣泛、更真實。

民主政治制度運行注重科學高效。一方面，應明確制度執行的主體， 理清部門與部門之間的關系， 各政府部門負責的工作要精準對接， 相互磨合，不應出現執行的空缺，構建科學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執行系統，為制度執行的每一環節提供保障，執行部門相互協作， 使民主政治制度的效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另一方面，建立有效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監督機制，確保制度的落實，定期對制度的實施情況進行反饋，聽取群眾的意見，監督各部門工作，破除民主政治制度在實施過程中的阻力。最終形成一個有機統一、 運行有效的民主政治制度體系。

（三）奏響民主旋律：加強黨政機關的作風建設

列寧對于蘇維埃黨政機關內部的官僚主義深惡痛絕，指出“官僚主義者就是我們內部最可惡的敵人。 ”[16］揭露了官僚主義的種種危害和弊端，開始精簡政府機構，認真選拔黨政領導干部，改造各級政府機關，來克服官僚主義作風。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黨的作風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 提出執行“中央八項規定”來改進作風，指出：“作風建設，重在經常，必須經常抓；作風建設，重在細節，必須環環抓；作風建設重在持久，必須反復抓”。[17］作風問題不僅嚴重妨礙了各項民主政治制度落實的情況， 而且已經變成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嚴重危害了人民群眾的權益。要整治黨政機關的作風問題，應針對起產生的根源，并采取相關的配套措施。

一是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力度。 黨政機關的領導干部和公職人員要提高思想認識， 堅定理想信念， 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自覺主動摒棄不良作風，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要堅持以科學正確的理論作為行動的指南，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提高思想政治素養。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各黨政機關不可放松警惕， 應持之以恒。 同時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要找到作風問題的根源，對癥下藥，根據新時代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 不斷激發黨政機關領導干部提高自身修養的潛力。

二是細化官僚主義的懲治措施。 中央出臺的各種法規和文件， 已經明確了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嚴防和打擊， 在貫徹落實相關法規和文件的過程中，各地各部門應根據當地自身情況，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具體表現， 制定更具有針對性的條例； 同時， 定期對黨政機關的工作進行考核，考核標準的制定不應拘泥于形式，要更注重實績， 考核方式也應該是多樣的， 可以采取民意調查、 能力測評等方式來考察黨政機關公職人員的履職能力。

三是完善黨政機關的作風監督體系。 黨政機關的作風監督需要建立嚴密的監督體系， 不僅是黨內監督、民主監督、相關部門監督，同時也應加強輿論監督。建立大數據監督網絡，利用大數據工具， 對社會事務的相關輿論進行收集、 分析和整理，嚴查黨政機關的作風問題，為作風建設提供數據支撐，確保黨政機關作風建設的順利開展。在數字化高度發展的今天， 借助大數據工具進行作風監督將成為推進作風建設的重要手段。

六、結論與討論

從列寧的“怎么辦”到百年來的“怎么辦”，列寧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經驗始終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指向標。 列寧在帶領蘇維埃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過程中，從直接民主到間接民主、從鐵的政權到依法辦事， 從人民主人到人民公仆的實踐，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規律，為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注入了活力， 為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實踐提供了可借鑒的方案， 新時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完善和發展， 不僅豐富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 而且還昭示著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