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保云南而建貴州？
——貴州建省原因的再探討

林 芊

(貴州大學歷史與民族文化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一、引論

貴州建省于明永樂十一年(1413年)，不僅成為明代第十三個省區，而且是由三省邊地土司地區集合成一個新的國家獨立省級行政區，這種由邊緣而中心的政治成果，在中國古代行政區劃建置上是一個創新。目前能見到的建省前的明代歷史文獻，都未曾清晰為何建省的意圖。萬歷時期出現了“開貴州為云南”與“為保一線路而建貴州”的貴州建省原因論，并將與朱元璋“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不能守”聯系起來。因《明史》承襲了此觀點而成權威解釋①。

“為保云南而建貴州”，也是當代頗為流行的一個貴州建省“原因論”，貴州著名史學家大都持此觀點。該觀念最早出現在周春元主編《貴州古代史》一書中，引朱元璋在《平滇詔書》所言“至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亦難守”為據，解釋說“可見經營貴州，也是為了更好地治理云南”[1]。之后學者都沿此思路闡釋建省原因，如史繼忠言“遠征云南，無論是從湖廣或從四川進兵，勢力都以貴州為其喉襟，取云南必重貴州”[2]138、“貴州省之設，實在是因戰略地位的重要”[2]140；熊宗仁認為“貴州建省，并非因其經濟社會發展已達到建省的條件，而是因貴州為進出云南的咽喉，控制貴州，即可輕取云南。正是基于這種軍事、政治考慮，明王朝才將云南、四川、湖廣三省邊地分割出來，拼湊出貴州省”[3]；范同壽稍有不同，分析指出社會經濟的發展已為建省奠定了基礎，但同樣也認：“開始將貴州作為一個省一級區劃來進行思考的是朱元璋”，“因為不處理好貴州問題，拿下云南也守不住”，“沿著朱元璋的思路，成祖完成了貴州建省的過程”，“貴州建省這樣一個歷史事件，歸結為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m然它并非明成祖朱棣即位后的創意，卻是秉承朱元璋遺愿的產物?！盵4]201-204知名政論家劉學洙也據朱元璋“雖有云南，亦難守也”之意，因而“在貴陽設立了全省最高軍事領導機關——貴州都指揮使司。這樣，貴州建省便呼之欲出”[5]。

筆者通過對明代永樂朝前期歷史觀察認為，貴州建省是明成祖推行邊疆政策及軍政實踐的自然后果，或者是說建新省的原因，并分析指出萬歷時期的原因論都帶著濃烈的時事政治關懷，由時政辯辭導出的貴州原因論是缺乏歷史征信力的。為此也有必要對“為保云南而建貴州”的觀念作一商討。

明代萬歷時期，出現了“開貴州為云南”與“為保一線路而建貴州”的貴州建省原因論，其依據是朱元璋的觀念，因為朱元璋曾講過“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不能守”。當代貴州學者也大都以此為依據，如上所述《貴州古代史》就引朱元璋《平滇詔書》所言“至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亦難守”。所謂《平滇詔書》，是指《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等敕》，內容如下：

比得報知云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云南尚遠，今云南既克，必置都司于云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御，禁其民母挾兵刃。至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亦難守也。[6]24

顯然，整個文字不是類似建省的頂層設計的政治報告，只是對征云南軍情的分析與預見。而其有一句關鍵話語“至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亦難守也”，萬歷時被論者釋讀為“為保云南而建貴州”的原因。當代學者們據詔書中“至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亦難守”這句話，做了更為復雜的演繹?！顿F州古代史》將“如靄翠輩”注釋為貴州，這句話就解釋為只要如靄翠輩安定了，云南也就有了保障；建貴州省是安定靄翠輩的方式，于是就演繹為建貴州省的原因是為了確保云南的觀念。

二、《平滇詔書》不能視為貴州建省的設計書

實際上，是否如論者所言為云南而建貴州省，主要關系到對朱元璋《平滇詔書》的理解。

如果將閱讀《平滇詔書》與回到歷史現場聯系起來，上述解讀顯得與事實不太相符，所謂原因也就很是勉強。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下令出征云南前，就對戰爭軍情有預見，他在九月給傅友德等的諭敕中說：

云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眾，得其厄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今敘永)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塞，乃進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搗云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云南既克，宜分兵勁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余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6]20

其中“得其厄塞，取之之計”的厄塞，是曲靖、烏撒等軍事關隘。烏撒、曲靖是明玉珍征云南折戟的地方，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明玉珍出兵三萬意圖攻取云南，就是在烏撒、曲靖一線被梁王與大理合兵擊潰失敗。顯然，朱元璋吸取該次教訓，在謀取云南時預先設法謀取曲靖、烏撒等關隘。據此，傅友德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遣都督郭英等率兵由永寧(今敘永)南下至烏撒，以牽制烏撒、烏蒙、芒部、東川等地的土司武裝；傅友德、藍玉、沐英則率主力軍由辰沅、至貴州(衛)，普定、普安等地留兵戍守，隨后進攻曲靖。據此部署，控制烏撒成為取云南大軍制勝的一個關節點，以至于攻克曲靖后，傅友德又立刻率軍北上進攻取烏撒，逼降烏蒙、芒部、東川等地的土司，有力地支持了藍玉、沐英奪取昆明及云南全境。

洪武十四年(1381年)底云南全境肅清元勢力后，立刻置云南都指揮使司與布政使司。怎樣處置戰后的云南，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月下達了史書上所謂《平滇詔書》。如果從其時的軍政情勢判斷，《平滇詔書》是不能讀出建貴州省的用意的。首先，詔書預設可能“不盡服之”的靄翠輩代表的“貴州”，是指當時由四川管轄的“貴州宣慰司”。貴州宣慰使靄翠與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等在族群上同屬一族，又因彼此山水相連，千百年來在此地構成一個政治共同體，故詔書從當時政情考慮，將他們以“靄翠輩”并稱②。顯然，這時靄翠的貴州宣慰司不能理解為永樂所建貴州行省的省級行政單位。其次，《平滇詔書》是云南戰爭情勢的分析及處理戰后事務作出的預設，認為由此而產生建貴州新省觀念，與當時征云南的軍事情勢不合。詔書主旨是關注確保烏撒等關隘的安全；烏撒關隘扼控七星關可渡河，皆是由四川進入云南東北境的戰略要地，這樣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等“靄翠輩”的態度就是關系云南成敗的重要因素，因而又在二月給傅友德等的詔書中，設想在實卜(烏撒土司)所居之地設都司，以控制貴州、烏蒙、東川、芒部等。故詔書中提出“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亦難守也”的預設，意思只能是如果不能安定駐守于烏撒等關隘的“靄翠輩”——烏蒙、東川、芒部及貴州宣慰司等，雖有云南也難守。

隨后發生的事，也證實了靄翠輩“不盡服”則可能危及云南。為此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又下詔：

征南將軍奏，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并云南土官等既降又叛?！@般說，他那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四處，把事怎地服事土官，教如此不至誠，引將軍去路，壞了好地面。當初我這里用兵可為普定、安贊招咱每的軍，藏了有罪的人，去拿安贊，安贊已拿了。取云南的緣故，為云南梁王使人來俺根前(跟前)打細通了流官及火者每，為這般征云南。云南既定，梁王自死，家小都被俺收了。那各處土官不曉事，叛甚么？若曉事，不作歹呵。將那大軍踏踐壞的人口、頭疋納差發呵，幾年用得了？那廝每許大地方，如何無一個曉事的，把事都這般不知天道人事，可惜攪壞了。你部家即便出榜，去教土官百姓知道。教聽者俺的言語，安分守己當差，休做歹。不聽話呵，俺再用心，他每當不得。本部再開圣意，仰西南諸夷悉宜遵守，毋蹈前非，須至牓者。[7]

朱元章認為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四土司叛服無常，征而又叛，為此警告說：“去教土官百姓知道。教聽者俺的言語，安分守己當差，休做歹。不聽話呵，俺再用心，他每當不得”。詔書就很明確地表明，關系云南安危的是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四處。

將《平滇詔書》及上引兩道詔書與當時軍政行動聯系起來，從時間上來看僅是云南戰事期間對軍情的估計及處理。從地理空間看是烏撒、烏蒙、芒部、貴州等宣慰司。從征云南軍事行動來看，必須控制的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方，是烏撒、烏蒙、芒部、貴州等宣慰司所倚重的關隘。從人事政情發展看，詔書稱“至如靄翠輩”，是因貴州宣慰使靄翠是與烏撒、烏蒙、芒部土司同族又毗鄰的土司，朱元璋與之一視同仁。在上述特定時空和軍政情勢下，將《平滇詔書》“不盡服之”靄翠輩的貴州，釋讀為30年后才組建的貴州省，都不是一個意義上的貴州；雖然烏撒、烏蒙相當于今天貴州威寧、赫章與畢節一部，而永樂十一年(1413年)建貴州省，它們均不在境內。因此，論者所引《平滇詔書》“至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亦難守”的話是不能理解為沒有貴州省則“云南亦難守”，進而將其引申“為云南而建貴州”之意更是不妥。

三、洪武時沒有建貴州新省的思想與社會環境

就洪武時期文獻看，朱元璋并沒有建貴州新省保云南的思想，因而明成祖創建貴州，也并非是“秉承朱元璋遺愿的產物”。

朱元璋在征討云南的過程中，就已規劃了對云南的處置。上引《平滇詔書》講到取得云南，“區畫布置尚煩計慮”。于是規劃出兩個“必置”，即必置都司于云南，必置布政司于云南。顯然，該區畫布置規劃只是一個針對云南省的計劃。其中云南建布政司，不過是在征討元代殘存勢力梁王后恢復實施行省權力，只是行省機構改了名稱和換了“主人”；而建云南都司，原因是“前已置貴州都司，然其地去云南尚遠”，不能對安定云南產生作用。后面這個判斷可見朱元璋并無建貴州的設想，因為它沒有加強貴州都司可以保云南的意思。而已置的貴州都司，不過是其四川行省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此而言，四川出現了兩個都司。因此，從對《平滇詔書》“區畫布置”的釋讀，朱元璋不僅沒有建新省以保云南的思想，而且也沒有期望貴州都司對保云南有決定性的軍事意義。

再進一步判讀史事可知，明成祖建貴州省，基本政策是改土歸流，以此為標準回看朱元璋經營西南土司地區的事務，并不積極主張改土歸流。朱元璋擊敗陳友諒與明玉珍勢力后，西南地區前元所置各宣慰使司紛紛歸附。朱元璋“即令以故官世守之”，即在承認明朝中央政府權威前提下，保持土司原有傳統方式，由地方強勢者領導自治。如洪武五年(1372年)“貴州宣慰使靄翠與宋蒙古歹及普定府女總管適爾等先后來歸，皆予以原官世襲”，“賦稅聽自輸納，未置郡縣”。朱元璋在派兵平定四川之后，并沒有十分看重云南的地方勢力，認為“云南僻險，不欲用兵”，試圖采取安撫招降的辦法統一云南，并先后五次派遣使臣到云南招降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和大理段氏等，準許梁王“仍舊封”，段氏為“大理國王”[8]92，貴州都司建立后，朱元璋也沒有在這些區域推行流官制度③?？梢?，朱元璋對于后來組成貴州省的三省邊緣區域的統治方略，很難走向建貴州省的軌道。

社會政治思想是對當時政治生態環境的反映。從當時的政治觀念看，也沒有在西南地區建新省的思潮。洪武時期，針對怎樣治理征服后的云南與湖廣邊地土司，有許多觀點，其中張適的觀點很具代表性。張適官至滇池魚科、宣科二司大使，應當對當時社會與西南邊疆事務都有所了解，著有《滇南集》，其中一卷記載了他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言及貴州(宣慰司)的事務：

貴州古之鬼方也，道隘且要，假令一夫猖狂，則懸車束馬之涂，不知所出矣。且以今兵威，因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黔中者，大索之諸夷間，廣為岐涂，何不可哉。夫制御者，先之形便，則威無不迄；久安者，據其要領，則無偏廢不舉之患，所謂搤吭拊背。建瓴之勢在我，則雖有邪謀變計，何能為乎。且與其緣險塞，徑懸度，臨不測，道一孔之所出，孰與交衢四注，分裂其支郡，而關梁出入，動悉由我。有事若從天而下，豈足道哉。[9]614

張適提出了分裂貴州宣慰司，以解除由川蜀經貴州宣慰司入云南之一孔道的局限。顯然，張適的主張是那時社會思想的一種表達，而他提倡分裂貴州宣慰司的主張，則完全與新建貴州省南轅北轍。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時期是否有需要貴州作為后盾的政治生態環境？事實是，朱元璋征服云南后的十多年間，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正處于安寧時期。沐英統治云南十年，“簡官僚，修惠政，剔奸蠹，興學校，治水利，通鹽井，來商旅，墾田至一百一萬二千畝，軍食贏足。恩威并施，教化大行，云南遂為樂土?！痹颇系纳鐣伟矊幾屩煸胺浅Ｐ牢?，為此講到“朕聞云南諸夷心服于爾”并大加賞賜沐英，僅一次就“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七萬五千貫”。[10]何耀華對洪武時期云南的研究表明，云南的農田、水利、貿易等得到了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國家稅收得到保障，明朝在云南的統治得到鞏固和發展。[8]95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遠慮云南政局，鎮遠侯顧成進言，稱云南局勢雖然時有波動，但不過是些“蠻賊間嘗竊發，譬如蜂蠆之毒，……不足心系”[6]119，永樂三年(1405年)初沐晟率兵征討平八百媳婦時，全省局面是“國泰國清”。很難想象云南呈現出來的社會安定局面會促使朱元璋產生再建一個新省來保云南的政治設想。

四、設貴州都司非是建省的前奏

為云南而建貴州這個觀念，派生出一個論證，就是貴州都司的設置是為貴州建省作準備。范同壽持朱元璋建貴州省“原因論”的一個論據，即認為朱元璋設立貴州都司是建省的前奏：“在貴陽設立了全省最高軍事領導機關——貴州都指揮使司。這樣，貴州建省便呼之欲出了”[4]204。的確，貴州都指揮使司是省級的軍事機構，明代一省最高權力機關由三個部門分權：民政由布政司，刑獄由按察司，軍政由都司，三司分別直接對皇帝負責。但是，所建貴州都司并非是為建省作準備。

實際上，明初設置都司地區并不一定要建省。首先，明王朝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時共建置17個都司、3個行都司，永樂時增至21個都司。除了永樂時期短暫的交趾省外，全國配備有都司的實際只有二京十三省。第二，在邊地設置都司，也不是為了設省，北疆的典型如遼東都司。洪武四年(1371年)前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降明，在此設定遼東都衛，七年(1374年)改為都司。二十年(1387年)遼西的前元太慰納哈出降明，全遼地區一統于明，雖然區域內有遼東都司，但并未恢復原遼陽行省，其地民政歸山東行省。至明成祖時，于永樂七年(1409年)在“野人女真”區的東北黑龍江下游，設置努爾干都指揮使司，也沒資料表明東北黑龍江下游努爾干都指揮使司是建省的前奏。明王朝在東北、西北、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許多羈縻性都司衛所，如奴兒干都司、烏斯藏都司、朵甘都司、鄖陽都司，但卻沒有對應設省。鄖陽都司與貴州都司建立的目的最為相似，是針對湖廣西部土司地區的措施。

另外，明代有一省兩都司的建制。如湖廣、四川、陜西等都有兩都司，貴州建省前，貴州都司實際上是四川兩都司之一④。再者，一些都司設置還晚于行省，典型的如廣西。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恢復了廣西行省建制。但其境內只有上一年在靜江府(桂林)內設置的廣西衛，此時還無都指揮司。至洪武十年(1377年)才完成廣西衛都指揮使司。

如果將洪武十五年(1382年)設置的貴州都司作為一個省的軍政單位，那么應當有相當的充實工作要做。顯然，朱元璋沒有加強貴州都司的舉措。如烏蒙、烏撒二衛應屬云南都司，但是十六年(1383年)初傅友德就以其地改屬四川布政司，這一行為顯然是加強民政的四川，并未考慮將其改屬論者所謂為建省而設置的貴州都司，以增強貴州都司的力量。同樣，洪武十五年正月貴州都司設立，但同樣也看到，水西衛當年即廢。由都司為建省的推論與常識也相悖。朱元璋是通過對元朝的戰爭而完成的王朝更替，推翻前朝是軍事征服，故衛所當然走在前面，然后才有民政的恢復。貴州都司是建立在征服地區的軍事機關，基本思想是針對“叛服無?！钡母鞯赝了径O置的軍政單位，并不是貴州建省的前奏。上述表明朱元璋對西南地區部署沒有建新省的絲毫設想，也無加強貴州都司為籌建一省創造條件的所作所為。

五、“任重道遠”：被放大了的“一線路”

為云南而建貴州這個觀念派生出另一個重要論證，是 “為?！痪€路’而貴州建省”。如上引史繼忠言：“遠征云南，無論是從湖廣或從四川進兵，勢力都以貴州為其喉襟，取云南必重貴州”“貴州省之設，實在是因戰略地位的重要?！盵2]140這里的貴州為取云南“喉襟”，即是指由湖廣經貴州至云南的“普安舊路”。該路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開通，據元代《析津志·天下站名》，是由辰沅起，經鎮遠、黃平、葛龍、貴州(今貴陽)、普安進入云南到中慶(今昆明)的驛道，它成為湖廣通往云南的大驛道。著名史學家方鐵最近有與史繼忠等相似的論點，認為“明朝置貴州省的初衷，是為保護普安入黔舊路的安全”[11]。在許多論證中，往往將“普安舊路”稱之為“一線路”。將由湖廣經貴州通往云南的驛道指稱為“一線路”，實際上也是一個大可商榷的觀念。

第一，湖廣經貴州到云南的驛道，并不是論者所指稱的“一線路”。萬歷時任貴州巡撫十年的郭子章，對一線路有詳細的解釋：“貴州一線路外，即苗穴矣，即苗即賊，不窺吾路則窺吾城”[12]1033；“自貴陽而東，名下路，為郡七，為衛十，顧路則一線也。危矣。予穿萬山中復得一路。舊路從鎮遠、偏、清至省七日。新路從鎮遠、石阡、龍泉、遵義至省九日。一辟之鼻二孔，無幸窒一，疏其一尚可呼吸，不者死矣?！盵12]1074從上述敘述可見一線路的實質。首先，郭子章眼中，一線路的“一線”，是指這條道路的政治生態，意思是驛道穿行在未王化的地區間，驛道兩側皆是郭子章所言的未王化的“苗穴”；再者，郭子章明確地指示出一線路的路段方位，是“自貴陽而東的道路”，路從鎮遠起，經偏橋、清平，止于省城貴陽，“有七日路程”?？梢?，“一線路”并非指從湖廣直抵云南，貫穿整個貴州中部的大驛道。僅是指云南至湖廣驛道的貴陽以東的路段。這條道路在天啟年間編纂的《滇志》中稱“普安入黔舊路”[13]，之所以成為了“舊路”，是因為萬歷時郭子章又開辟了一條能避開了“一線危矣”的路，即由鎮遠經石阡、遵義至貴陽的新道。因此，湖廣經貴州到云南的驛道，在歷史文獻上，將東從湖廣起程進入貴州稱“常行站道”，西從云南起程進入貴州則稱“普安舊路”。

第二，從歷史事實看，作為交通要道，包含了一線路在內的普安舊道其重要性是有著階段性變化的。至少在明中期，包含了一線路在內的普安舊道，并非貴州連接湖廣與云南的主要交通要道。首先，古代貴州被稱為山國，因受地形所制，雖不可能形成四通八達的交通網，也不可能有條條道路通京城的便宜，但卻也不是唯一線路通云南。上引張適分裂貴州宣慰司領地的主張，也強調了由四川入滇的驛道，它起自四川永寧(今敘永)，沿赤水經云南烏撒、烏蒙、芒部、貴州等宣慰司，至昆明。該驛道在元代先稱烏蒙道，后稱烏撒道。這一點得到了晚明著名史學家談遷的認同。為此談遷針對張適的觀點，將四川入滇故道體系追述至漢代：“按：漢所為關沫若梁孫水者，若水出蜀旄牛徼外，南道越嵩、邛都，以至犍為、朱提入于江。所謂朱提銀者也，是水之所出，自其界也，而犍為故役屬西南夷，又豈假他道哉?！盵9]614意即自漢代迄明，一直是內地通往邊疆云南的重要道路。如上所述，洪武十四年(1381年)出兵征云南，該路成為關系成敗的重要因素，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還“諭水西、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沾益諸酋長曰：‘今遣人置郵驛通云南，宜率士人隨其疆界邇遠，開筑道路，其廣十丈’。準古法以六十里為一驛”[6]25，為守衛該路還在建置衛所，百年后的《(嘉靖)貴州通志》言“畢節衛……為滇岷之通道”[14]113，該志還記載了另一條與其相似的通往中原的古老驛道，該志引《方輿勝覽》云“上接烏江、下通蜀楚，舟楫往來，商賈鱗集?！陡尽房ぎa朱砂、水銀、綿、蠟，皆中州所重者。商人故多趨焉?！盵14]108這在明代許多文獻中都得到了重申：《貴州圖經新志》也引《唐書》言思南府“牂牁要路”[15]74。所謂“牂牁要路”，就是以唐代烏江流域思州為中心的往來中原與黔南及水西(即后來的貴州省中東部)的再往云南的交通要道，洪武十七年(1385年)貴州慰使奢香應允朱元璋“接修舊路”一事，就是一例牂牁要路的重要見證。上述明代文獻反映出，至少在嘉靖時中原通往云南，烏撒道與牂牁要路也是重要的交通要道。這一點明人有許多議論，如明開國功勛李文忠洪武四年(1371年)就四川的軍政情分析道：

貴州今屬湖廣，而其地在成都西南。計成都到重慶三十六驛，重慶到播南九驛，播南到貴州五驛，共凡五十驛。貴州由播南、思州、至沅州達辰溪二十一驛，辰溪至湖廣十六驛，凡三十七驛。此之成都至貴州雖少十三驛。然成都至貴州系水路順流而下，舟行快捷，陸路只十四驛。若湖廣至貴州皆逆上流，路雖少而時遠于成都矣。今奏議以貴州屬成都衛，便于節制，而凡軍務之急者，貴州一移文成都衛，一移文武昌衛，然武昌時晚。若民職有司者，則屬湖廣行者為便。上詔示：可之。[6]4-5

李文忠所指“水路”，即貴州宣慰司與播州宣慰司內的赤水河與烏江，它反映出來時人“出則從江水、入則走旱路”的優化行程，一方面說明貴州入中原，走四川更方便，因為可憑借江水之利。另一方面顯示出了洪武時期就有一個由長江及支流赤水、烏江為中心出入貴州的道路系統。直到百多年后，該體系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隆慶四年(1570年)刊刻的黃汴《天下水陸路程》，列出了內地經貴州通往云南的陸路主要有兩條：一是東路，即由辰沅進貴州；一是西路，由大江至瀘州，至永寧衛分路，西至普市驛、畢節衛去云南；東去閣鴉驛(今大方縣境)接奢香驛、水西驛、六廣驛、龍場驛到貴陽。[16]其中西路即李文忠所指“水路”在萬歷時期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郭子章也高度贊揚西路路況管理良好，稱“安氏龍場九驛至永寧入蜀，其地近水西。夷法嚴而必行，道不拾遺，馬可夜馳?！诹铨埨?、洪邊諸路，得盡如九驛，黔其樂土也”[13]1040。上述明代文獻表明，元、明時期中原經貴州至云南的主要道路交通有兩條，一是由烏江為中心由東北到西北進入云南東北的驛道，其主要路段通常的名稱，在貴州名奢香九驛，在云南名烏撒大路；一條為橫貫全省中部，經貴州(貴陽)、普安進入滇南的驛道，史稱“普安舊路”，該路又以貴陽為坐標，分為兩段，貴陽以東則是萬歷時期習稱的“一線路”。萬歷晚期人沈德符《萬歷野獲編》還指出，內地進入云南的道路有三條，普安舊道為中路。但與之前稍有不同的是，中路是“今日通行之道也”[17]，這是貴州道路系統發生微妙變化結果。

與此相應，通往云南的交通也非只有所謂“一線路”。嘉靖時刑部尚書鄭曉在其“史評”中講道：

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國初靄翠宋欽歸，仍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云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威懷有方，稍稱馴順。其壞地聯絡，沖胸掣肘。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渡畢節，西播外突，普坑內潰，交讒構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城相率，不可謂非策也。[9]1088

在這里，鄭曉提到了由廣西與四川經貴州分別進入云南的兩條道路，他們都對云南有重要戰備意義，因而也是要力加保護。這里將兩條道路交通價值與一線路一視同仁。

再從驛道功能看，被論者賦予建省重任的一線路，實際的運輸能力并不能高估。據萬歷七年(1579年)時的統計是“馬二千八十八匹，夫二千七百三十一名”[18]340。這是一個整年的運輸能力。而整個一年的運輸量的占比分配，湖廣10%，貴州40%，云南50%?？梢娫撀范尾⒎菗摿嗽颇辖煌}的使命。該路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作為一條朝貢道。這一點在明代許多官員的奏折中都有申明，如貴州宣慰使司儒學教授楊懋在其《宣慰司儒學題名記》中稱：“肇設新添衛，隸貴州都司。道路適通滇南，諸夷人貢多由，于是太宗文皇帝不鄙夷區，置布按二司統而糾之，視與中國齒，邊境得以安寧久矣?！盵15]209再如貴州左布政使張廉說：“吾藩財賦人民，視中州諸藩不及三之一。然而犄角形勢?？刂泼缌?，以通西南朝貢道路，其地至要也”[18]408。張廉講到貴州建省的目的一是控制苗，二是保西南貢道的通暢。從明代在貴州驛道網絡中的地位與作用看，一線路與奢香九驛沒有多大差異，顯然，將其視為關系到保云南的重要地位，至少與嘉靖時的實際情況不相符。

上述分析說明《平滇詔書》中那句“大抵貴州開為云南，無貴州是無云南也”不能當作為云南而建貴州省的依據?？v觀明代文獻，在嘉靖前沒有保云南建貴州之觀念，如成化三年(1467年)貴州左布政使蕭儼《布政使司題名記》：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承天啟運，混一六合，覆載之內，悉王悉臣。睹茲貴州，在牂牁之南，即古三苗、鬼方之域，歷代所未服。今昔威之神武，而納于職方，始建貴州都司，統衛所二十，以鎮其地，錢谷之出納，刑獄之按治，則兼于鄰蜀。迨我太宗文皇帝繼統守成，丕熙洪業，永樂十一年癸巳，乃以貴州漸被治化，……人民之眾，詞訟之繁，不可無?？傊?，復又議設布按二司。維時魏郡蔣公廷瓚，以行在工部侍郎選任左布政使，乘傳而來，暫造城外之北驛館，假為公署而聽政。蓋以草創，而衙宇未能暇及。時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尚隸湖廣，其二酋長皆姓田氏，?；坏?，蔣公奏于朝族其家，遂以地設思南、思州及銅仁、石阡、鎮遠、黎平、烏羅、新化八府，與貴州宣慰、金筑按撫二司，并割云南普定之界為州，總隸貴州布政司統制。其司之設官，則有左右布政使二員，左右參政二員，左右參議二員；其首領則有經歷司經歷一員，都事一員，照磨所照磨一員、檢校一員 刑獄則有理問所理問一員、副理問一員、提控案牘一員、副使一員。司獄司司獄一員，典金帛則有豐濟庫大使一員。官視中州無甚異。[15]13-14

布政使司是一省最高民政機關，布政使是一省最高行政長官。蕭儼作為一省首長之一，所著《布政使司題名記》是對貴州省最好的歷史記憶?！恫颊顾绢}名記》至少有兩處點出了建貴州省的原因，一是因為“統衛所二十”的貴州都司在行使職權過程中存在缺陷，如“錢谷之出納，刑獄之按治，則兼于鄰蜀”。一是對王化與國家觀念使然，認為自唐以來這一有五十州的少數民族地區，還未形成國家化的內地，因而明代建貴州省是這一偉大使命的完成。顯然，《布政使司題名記》顯示了較明顯的建省原因的主觀認識?？梢娰F州建省，非是為保一線之路，或者為保云南，而是國家大一統觀念，是華夷或華夏觀念的傳統國家政治觀的實現。

“開貴州為云南”及“保一路建貴州”等觀念，最初產生于明嘉靖朝，萬歷時期達到高潮[19]。清人編纂《明史》時，將貴州建省表述成為云南而建貴州?！睹魇贰べF州土司傳》稱：貴州“其地西接滇、蜀，東連荊、粵。太祖于《平滇詔書》言：‘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不能守也’，則志已在黔，至成祖遂成之”[20]。這里意思已很明白，朱元璋已著手謀劃建貴州省，成祖完成其遺志。正史是國家態度，因而有巨大影響力直接制約讀史者思維，其表述出來的觀念往往也成為了讀史者的觀念，于是朱元璋認為“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不能守”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人們的史觀。

在此史觀上，也易于展開其內涵而形成亞觀念，如上為保云南而守一線路成為貴州建省原因就是其中之一。除上述萬歷時期的論辯外，明末清初的學者們又推波助瀾，起到了 觀念普及的作用。當今許多論者強調貴州軍事地理之于云南的重要性，往往引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貴州方輿紀要序》論貴州地位的那段話為證：

?？假F州之地，雖偏隅逼窄，然驛道所經，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環達于西北，幾千六百余里。崇禎四年，督臣朱燮元討安位，位降，使位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設亭障，置游徼，紀里道之數千六百余里。貴陽猶人之有胸腹也。東西諸府衛，猶人之兩臂然。守偏橋、銅鼓以當沅、靖之沖，則沅、靖未敢爭也。據普安、烏撒以臨滇、粵之郊，則滇、粵不能難也。扼平越、永寧以拒川蜀之師，則川蜀未敢爭也。所謂以守則固矣。命一軍出沾益，以壓云南之口，而以一軍東指辰、沅，聲言下湖南而卷甲以趨湖北，武陵、澧陽不知其所守，膺擊荊南，垂頭襄陽，而天下之腰膂已為吾所制矣。一軍北出思、黔，下重慶，敵疑我之有意成都，而不疑我之飆馳葭萌也。問途沔北，顧盼長安，而天下之噤吭，且為我所搤矣。所謂以攻則強矣。如是而曰貴州蕞爾之地也，其然乎哉 ！[20]

其實這段話是傳統文人閱史或者“讀地圖論軍事戰略”的自我意識?！蹲x史方輿紀要》在論及每一個行省地理區位時，都指出所在省對鄰省有軍事戰略意義的價值，形成一種在軍事地理意義上，本省的存在對他省安全都是致命要害的敘事框架。這一普世性的戰略解釋實際上與戰爭過程軍事地理的理解不是一回事；稱其為普世性，是因為這樣的敘事框架它大可到國家，小可形容州縣。如在洪武初建立普安衛時，對其軍事地理重要性描述，也有強調其地位“外控六詔，內捍貴藩”之說法[15]186。而且，照此推論，即使在顧祖禹的眼里，貴州的軍事戰備意義也絕非專指云南，因為同樣可理解建貴州可以保湖廣或者四川，它都與云南有同樣的軍事區位價值。萬歷時貴州提學沈思充就有相似的論述：貴州“此我太祖再造區宇，紹統古先帝王而非求多也。今之黔，東則楚，西則滇，北則川，南則粵，是腹心而喉咽也?！盵18]459顯然，引顧氏之言為貴州建省原因找立論依據，可能由于其“讀地圖論軍事戰略”的普世性特征而失去真實效力；而且將顧氏所言單純理解為貴州對云南的意義，也不符合顧氏的議論本章。當代論者將其釋讀成為云南而建貴州，只能說是缺失警惕的閱讀下跟著顧祖禹感覺走。

上述史事表明：第一，嘉靖后期流行的“開貴州為云南”，與朱元璋“至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亦難守”話語不是同一個意思，因此是不能釋讀“可見經營貴州，也是為了更好地治理云南”。第二，“一線路”并非是指普安舊道；至少在明代中期，一線路并非是一條事關全局的重要交通線，也無因一線路而事關云南安危的事實。第三，產生“開貴州為云南”與為保一路而建貴州省這個觀念是從嘉靖后起，事因裁撤貴州議論而引；該觀念在萬歷時期達到高潮，則又與在貴州征礦稅相關，不過都是說辭而已。如果以“開貴州為云南”與保一路而設貴州，顯然與明代貴州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不符，尤其與前洪武、永樂兩朝的情況不符，是一個既不全面也不客觀的論點，而萬歷時期強調一線路并將此與普安舊道聯系起來，除是政論的辯辭外，應當還有其他社會經濟原因，可另當別論。

注 釋：

①筆者對明代永樂朝前期歷史觀察認為，貴州建省是明成祖推行邊疆政策及軍政實踐的自然后果，或者是建新省的原因。并分析指出，萬歷時期的原因論都帶著濃烈的時事政治關懷，由時政辯辭導出的貴州原因論是缺乏歷史征信力的。參見林芊、韋天亮《在土司地區建?。涸囌撁鞔F州省的設置》，《安順學院學報》2023年第5期第1頁至第10頁。

②朱元璋一直將他們并稱，如在處置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等土司時，也說“靄翠夫婦也如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七月丁酉(二十五日)遣使赍敕諭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等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于亻羅亻羅，厥后子孫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為救援?！眳⒁娰F州民族研究所編：《〈明實錄〉貴州資料輯錄》，貴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頁。

③如《貴州通史》對朱元璋在西南的土司措施寫道：“明初，沿襲元代的土司制度，大加恢拓，在今貴州境內，設置了思州、思南、播州和貴州四大宣慰司，又設金筑、都云等安撫司及烏撒、普定、普安等土府，并將元代所置三百余蠻夷長官司改置為數十長官司及蠻夷長官司”。載《貴州通史》第二卷“導言”，何仁仲總編：《貴州通史》第二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第2頁。

④貴州行都司，見弘治十一年(1498年)七月貴州監察御使張淳奏：“稱貴州古荒服之地，我太祖文皇帝肇造區夏，列在疆域，于是設行都司，令四川帶管”。貴州民族研究所編：《〈明實錄〉貴州資料輯錄》，貴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