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鄉村旅游社區演化歷程和發展趨勢研究

尹 科 嚴爾瑋

(1.安順學院政法學院；2.安順學院外國語學院，貴州 安順 561000)

社區是人口聚集及社群依附、產業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本單元。在社區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旅游業因其綠色、低碳、低投入高收益和可持續等產業特性，極大地滿足了鄉村社區發展的多元訴求，成為全球眾多鄉村社區發展的支柱產業。部分學者認為100多年前的歐洲開啟了近代鄉村旅游[1]147，我國現代鄉村旅游則萌芽于20世紀50年代的外事接待[2]，同時開啟了我國現代鄉村旅游社區建設。國家宏觀制度建設持續推動村莊社區化管理，引領眾多農村村寨(村組)逐步向鄉村旅游社區過渡轉型[3-5]。農村社區選擇鄉村旅游業的發展路徑，突破鄉村產業結構調整和社區轉型發展與鄉村生態環境的“保護和發展”困境，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促進全域旅游戰略，實現鄉村振興。因此，科學總結我國鄉村旅游社區發展歷史，對豐富和完善鄉村旅游社區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理論具有重要意義。

學界在旅游目的地發展和演化過程方面研究較早，取得較多研究成果。Butler認為旅游地發展會經歷萌芽探索、起步確立、發展壯大、穩固持續、逐步停滯和衰落、復興六個階段生命周期過程[6]。Park等對韓國典型鄉村旅游社區發展過程中社會資本的影響實證研究認為，菜農、稻農或果農等比普通農戶擁有更優質的社會資本[7]。AKP Vikneswaran Nair利用亞太地區典型社區旅游實踐制定九階段計劃，推動社區旅游作為鄉村旅游發展長期工具[8]。王昆欣等結合浙江省發展實踐，對鄉村旅游社區發展模式及運營機制進行了研究[9]。喻忠磊通過對陜西秦嶺金絲峽景區小河流域典型的鄉村旅游目的地社會生態系統的調研，探討其社會-生態系統適應性變遷過程及其動因[10]。陸林等基于Butler生命周期理論，對安徽太平湖旅游地的三個階段的演化過程進行了研究[11]。鄧夢琪和陳佳等都從體制變遷視角，分別剖析了袁家村、朱家灣、趙代村等典型鄉村旅游發展適應性演化過程階段[12，13]。這些研究一方面主要針對的是單一知名旅游景區或城市旅游目的地的研究，同我國城市社區引領鄉村社區整體發展的獨特實際結合不夠；另一方面，對鄉村旅游的適應性演化階段融合不夠，尤其是同我國社區發展宏觀制度變遷對鄉村社區發展演化和轉型的結合不夠。對于我國而言，發展鄉村旅游是踐行全域旅游，推動新型城鎮化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動力和有效途徑，也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重要戰略任務，鄉村社區可持續發展迎來了重大的戰略機遇。本文將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論同我國城市社區建設長期引領鄉村旅游社區發展的實際相結合，科學劃分我國鄉村旅游發展階段，系統分析我國鄉村旅游社區演化階段及其未來發展趨勢。

一、我國鄉村旅游社區演化階段

我國鄉村社區形態存世悠久，從原始社會的宗法聚落脫胎起源，先秦時期的“邑”“鄉”和“里”，隋唐時期的“鄉”和“村”，明清時期的“里”和“甲”等均呈現了古代農村社區演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現代鄉村社區的發展歷程基本就是鄉村旅游社區的演進歷史?；谖覈鞘猩鐓^的發展引領實際，將農村社區和鄉村旅游社區兩者結合起來分析，可以更加全面系統地揭示現代鄉村旅游社區歷史演進和階段特色。通過梳理文獻可以發現，我國現代鄉村旅游社區演化大致經歷了萌芽、確立、初步發展、全面發展和新時代深化改革五個階段。

(一)萌芽探索階段(1949—1977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內，初步完成了城市社區建設的基礎工作，我國城市社區的發展取得一定進步，并引領農村社區和鄉村旅游社區發展萌芽。1949年10月23日，杭州上城區紫陽街道上羊市街居民委員會成立(我國第一個居民委員會)，標志著我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社區開始萌芽。1950年至1953年，全國推廣土地改革運動，推行互助農業生產，實行農業生產合作社為農村社區的建立和發展夯實了基礎。1954年到1955年，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城市居民委員與組織條例》和《城市街道辦事處條例》要求基本形成基層政權對社區、街道和居委會的三級社區組織，為農村社區和鄉村旅游社區發展提供了重要參考。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目標。次年，山東省石家莊村開展外事接待旅游活動被視為我國鄉村旅游的萌芽，也是我國鄉村旅游社區建設的萌芽。此階段，我國現代社區各方面的建設基礎都很脆弱。加上自然災害和社會危機，我國城市和農村社區建設都受到了重大負面影響。農村社區在三年自然災害和其他社會危機共同作用下，社區生態環境惡化、農民生活困頓、農業生產和鄉村社區建設幾近停滯，導致我國鄉村旅游社區萌芽期被動延長。

(二)起步確立階段(1978—1990年)

1978年開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落實和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農民收入增加，農村社區迅速發展，我國農村社區和鄉村旅游社區發展進入起步確立階段。1981年，中央政法委員會在《京、津、滬、穗、漢五大城市治安座談會紀要》中首次提出了對社會治安要實行綜合治理的工作方針，為持續至今的社區綜合治理奠定了基礎。1982年，我國憲法正式確定了社區居民自治的重要原則，明確了街道辦事處承擔社區治安、社區服務和社會保障等數十項任務，并逐步演化為當前社區服務的主要內容。1986年，安徽省黟縣宏村開始進行旅游開發，成都市郫縣農科村“徐家大院”(我國第一家“農家樂”)也開始營業。1987年，中共中央在《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文件中明確提出了“有計劃地建立改革試驗區”的要求，隨后在溫州、湄潭、朔州等地開展“城鄉統籌發展綜合改革”試驗和農村改革試驗區建設，農村社區(鄉村旅游社區)在這一階段取得了為時不長的發展。1988年，深圳舉辦的首屆荔枝節被部分學者認為是我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鄉村旅游起源[1]147。1989年，“中國鄉村旅游協會”成立。此階段，開展鄉村旅游的社區主要依托城市近郊、知名景區和獨特的旅游資源開展。八十年代初期，貴州省旅游局分別在安順市黃果樹瀑布風景區旁的布依族石頭寨、黔東南的上朗德、西江苗寨和麻塘革家寨等8個少數民族村寨(社區)陸續發展鄉村旅游；云南昆明的五棵樹村(石林旅游風景區旁)，大理周城(蝴蝶泉邊)，曼景蘭村(西雙版納景區)等，開啟了部分省市鄉村旅游社區建設實踐。此階段，鄉村旅游社區伴隨旅游業的發展，其定位逐步明確，但是鄉村社區及其旅游業發展均處于起步階段。鄉村旅游社區的主要經營形式為“農家樂”，農戶自家即為經營場地，由于“家庭式”經營管理比較粗放，旅游商品和服務均比較缺乏，市場競爭不大，市場規模較小，品牌建設缺乏，旅游市場管理滯后。

(三)初步發展階段(1991—2004年)

20世紀90年代開始，由于東部沿海改革試驗區迅速發展，城鄉收入差距逐步增大，農民收入增長趨緩，農村社區發展嚴重滯后，引發國家層面對城市社區管理體制和組織體系建設的探索和創新，以及對農村社區發展的改革探索。這一階段，中國政府提出“社區建設”的概念，并開始在杭州市下城區和天津市河北區社區進行建設實驗。1993年，李后強等首次提出“康養產業”，并且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縣進行了大量成功實踐和系統凝練，得到學界廣泛的認可和拓展，并逐步推廣到社區康養。1995年，《全國社區服務示范城區標準》推動政府逐步退出社區管理，實行“社區自治”。1999年，山東王溝村發起的我國第一家“漁家樂”民俗旅游品牌開始運營。2001年，成都市開始對“農家樂”進行經營改革，“農家樂”經營農戶數量由103家精簡為10余家，每天接待游客增加600多人次。2003年，國家開始將城市和農村社區建設“統籌城鄉發展”。同年，俗稱成都市鄉村旅游“五朵金花”--成都市錦江區三圣街道紅砂村“花鄉農居”，幸福村“幸福梅林”，駙馬村“東籬菊園”，萬福村“荷塘月色”，江家堰村“江家菜地”旅游開發正式投入營運。國內知名度較高的云南麗江、湖南鳳凰古鎮和昆山市周莊古鎮等均是在這一階段開始鄉村旅游開發的。在此階段，鄉村旅游產品以“觀農村景，嘗農家菜，吃農家飯，干農家活，住農家房，享農家樂”為主，鄉村旅游社區多依附于知名景區謀發展，且主要分布在大城市的近郊、特色農業地區以及東部發達地區。鄉村旅游已經由比較原始的“農家樂”，演進為“社區康養”和“鄉村休閑”。

(四)全面發展階段(2005—2011年)

此階段，全國各地地方政府逐步開始重視鄉村旅游及其社區發展，推動全國范圍內鄉村旅游及其社區迅速發展。2005年10月，“十一五”規劃綱要將“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上日程。2006年10月，民政部在215個縣進行農村社區建設實驗，我國的農村社區(鄉村旅游社區)發展和改革從各地初步發展階段過渡到全面發展的新農村建設階段。同年，《關于促進農村旅游發展的指導意見》下發執行，開啟了鄉村旅游業作為獨立的政策目標，納入國家產業發展宏觀政策，并將當年確定為“中國鄉村旅游年”。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洋家樂”開始營業。到2006年底，我國已建成2萬多個鄉村旅游景區(點)，接待游客3億多人次，旅游收入達400多億元人民幣[14]。2007年，陜西袁家村在各級政府的主導下，依托自身豐富的旅游資源和民俗文化，發展鄉村旅游業，吸納3000多人就業，實現年游客接待量500萬人次，收入超過5億元，社區農戶人均純收入超過10萬元。2008年，國家旅游局將“鄉村休閑”納入“國民休閑”范疇，標志著我國鄉村旅游業及其社區進入全面發展階段。至當年10月，民政部批準建設2.04萬個國家級農村試驗社區[3]1。同年12月，“多村一社區 ”的農村社區建設模式被民政部向全國力推[15]，逐步構建新型農村社區共同體。國家宏觀制度建設持續推動村莊社區化管理，引領眾多農村村寨(村組)逐步向鄉村旅游社區過渡/轉型[4]。2009年，《文化部、國家旅游局關于促進文化與旅游結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啟動文旅融合，也標志著城鄉旅游產業融合的起點。同時我國旅游業在較長時期內實行政府主導開發的管理體制，眾多鄉村社區基于自身孱弱的“社會-生態系統”束縛，嚴重依賴基層政府的幫扶來進行旅游開發，導致政府管理體制變化對其發展約束更大、影響更強[9，16]。政府基于市場和社區旅游資源積累，主導鄉村旅游社區發展力度較大，部分發達地區鄉村旅游社區逐步從“鄉村休閑”轉型為“鄉村度假”產業轉型，旅游產業同一二三產業融合已成為新的趨勢。

(五)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階段(2012年至今)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順利召開后，我國鄉村旅游業及其社區發展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代。2012年起，在智慧城市建設大潮中，智慧社區建設逐步發展成為必選項。2014年頒布的《智慧社區建設指南(試行)》要求“到2020年，50%以上社區實現智慧社區標準化建設”。2015年，國家旅游局啟動“國家全域旅游示范區”創建工作。次年，262個市縣獲批開展國家全域旅游示范區創建。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發展戰略。至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共確定四個批次1,199個村開展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建設(筆者據文旅部文件統計)。當年，我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共同接待游客達32億人次，創收1.81萬億元，直接吸納1200萬人口就業，帶動800多萬農戶受益。在政府的宏觀政策引領下，鄉村旅游社區伴隨鄉村旅游業的發展迅猛增加。2020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6部門印發《綠色社區創建行動方案》，通過城市綠色社區建設引領農村社區建設。本階段，在我國旅游目的地從資源導向轉變為以資源和市場為基礎、以產品為導向的發展過程中，政府的職能隨之從最初的開發主體轉變為旅游產業發展引導者，政府旅游管理體制和政策相應發生變化，加上不同類型鄉村獨有的旅游資源稟賦、產業規模和結構、民族文化傳承等基礎條件，共同決定了鄉村旅游社區體制變遷與轉型路徑，對微觀農戶生計選擇、中觀鄉村旅游社區發展路徑和宏觀區域共同演化產生重大影響[17，18]。一方面，圍繞“以人為核心”的鄉村旅游社區建設綠色生態化、智能化、智慧化趨勢更具體和落地；另一方面，旅游產業本身作為國家重大產業發展戰略，同其他重大戰略布局協同共進成為新的發展趨勢，具有中國特色的旅游共同體建設開始逐步引領世界潮流。

二、鄉村旅游社區未來發展趨勢

目前，我國國家級鄉村旅游重點村主要分布在東部發達城市周邊地帶和知名旅游景區周圍，整體呈現“東多西少”分布格局[19]。結合前期演化階段及其特征，本研究認為我國鄉村旅游社區未來主要具有以下幾個發展趨勢：

(一)鄉村旅游社區主體人本化

社區作為旅游資源集聚、社群依附、產業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本單元，在不斷發展過程中，社區逐步成為共同的生態環境、經濟貿易、社會網絡和價值體系的獨特復雜系統，人本化始終是社區系統存續的核心價值。鄉村旅游社區系統建設的核心是“以人為本”，通過科學規劃、社區營造和社區自治等內容的實施，圍繞“三生”提升社區農戶的福祉。鄉村旅游社區系統建設要協調好農戶與農戶、社區、社會、國家和自然等之間的復雜關系，統籌建設好涉及農戶的計生制度、就業制度、利益分配制度、住房制度和社保制度等，充分發揮社區農戶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為社區自治做好鋪墊。

(二)鄉村旅游社區產業融合化

在鄉村旅游社區發展過程中，作為主導產業的旅游產業需要做好“旅游+”和“+旅游”兩方面的融合工作?！奥糜?”就是旅游業主動同農業、工業、教育和體育等多產業融合發展的實踐，塑造休閑農業、工業旅游、研學旅游和體育旅游等業態，提升區域核心競爭力；“+旅游”則是同旅游業發展關聯較強的各行業，主動加入旅游元素或要素，如傳統小吃麥芽糖制作和糍粑制作等加入游客體驗，社區公共設施建造加入民族文化旅游元素，增強區域旅游吸引力。未來鄉村旅游社區的發展，必須將旅游社區和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拓展文化傳承、田園養生、研學科普、民俗體驗、民宿康養等休閑農業新業態，提升鄉村旅游社區發展韌性，形成旅游特色。

(三)鄉村旅游社區建設戰略協同化

未來鄉村旅游社區建設必須堅持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兩大戰略的協同驅動。一方面，協同新型城鎮和鄉村振興政策制定，必須堅持社區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振興政策制定，持之以恒地推動眾多農戶向社區主體轉型。另一方面，協同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措施的制定。協同新型城鎮化建設和鄉村振興具體措施，統籌人口、土地、產業和社會保障等多方面的戰略措施制定，優化區域核心生產力布局，制定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可持續發展措施。

(四)鄉村旅游社區治理智能化

旅游業是服務密集型產業，智能化將成為鄉村旅游社區治理的重要手段與工具?；鶎又卫碇悄芑梢酝ㄟ^精準定位基層治理前后端的需求牽引，數字賦能公務人員、企業和公眾，自上而下地提供精準和高效的基層治理服務；同時，可以組織社區主體擁有的內外部資源，智能整合社會力量和閑置社會資源，自下而上盤活社會動力。需要注意的是，社區治理智能化建設過程中，應抑制智能技術誘發的負面風險和各種危機，避免社區主體被智慧化“綁架”。

(五)鄉村旅游社區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綠色生態化

伴隨社區農戶對生態環境問題關注日益增強，社區旅游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綠色生態化成為未來社區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必然趨勢。要做好鄉村旅游社區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綠色生態化，一是盡快制定符合中國鄉村旅游社區特色的綠色化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標準，倡導“綠色、低碳、環保、節能”；二是推動傳統基礎設施和技術裝備的綠色化演替，激發社區自主開展濕地景觀、綠地系統和景觀廊道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三是重視居民認同、參與，重視社區社會倫理和文化的驅動力量。

另外還應關注鄉村旅游社區營造大眾化、鄉村旅游產品的特色化和品牌化、鄉村旅游社區的主體形態“現代化”等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