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論語》英譯的概念化透視

張小曼 張思哲

(合肥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論語》作為儒學經典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精髓，《論語》英譯發展至今三百年，常見的英譯本就有六十多種，都有其可取之處。其中理雅各英譯本(以下簡稱“理譯本”)被廣泛傳播，影響力較大。有數據證明，截至2019年，在國外社交媒體所引用的儒學話語中，頻率最高的出自理譯本[1]582。在亞馬遜網站上對《論語》英譯本的查詢中，理譯本排名第一，占比高達26.02%[2]66。由此可見，理雅各對《論語》在國外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不愧是《論語》國際傳播的先驅者。

國內有關理譯本研究，在中國知網上最早搜到的論文是譚文介對理譯本的評價[3]。近年來雖有借鑒翻譯理論探討理譯本的研究，但數量不多。例如，李麗琴對理雅各“賢賢易色”一章英譯的分析與辨證[4]；韓星從韋利和理雅各的英譯本入手，對比分析“君子”這一關鍵詞的翻譯方法[5]；徐珺以改寫理論和順應理論為基礎，分析理雅各和韋利英譯本中的詩學和意識形態[6]?？梢?，國內研究往往從理論入手，聚焦《論語》的關鍵詞英譯，或通過譯本比較分析意識形態和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國外關于《論語》英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韋利、白氏夫婦、安樂哲、劉殿爵等英譯本，針對理譯本的研究相對較少。例如，亨德森曾對白氏夫婦的英譯本做出評價，認為從“層累理論”這一角度來看該譯本有很大價值，但同時也有難以忽視的缺陷[7]；李晨陽論證了《論語》研究中一個長期爭議的話題，即兩個核心概念——“仁”和“禮”之間的關系[8]。余紀元以霍克斯和安樂哲對“天”這一關鍵詞的英譯為例探討《論語》體現的中國傳統的超越性[9]。綜上所述，國內外關于理譯本研究數量不多，成果較少，研究內容不豐富，研究視角有限，主要集中于翻譯策略研究、《論語》核心思想和關鍵詞翻譯研究、譯本優缺點分析或者不同譯本的比較研究，現有研究與理譯本的地位和實際貢獻很不相稱。有鑒于此，本文擬探討理譯本的概念化翻譯，以期深化理譯本研究。

一、概念化與翻譯

概念化曾在不同時期得到不同學者的定義、研究和解釋。知名語言學家蘭蓋克(R.W. Langacker)作為認知語言學和意義學派的代表性人物，曾經提出把“意義概念化”作為語義研究的重要原則[10]30，這是首次將意義定義為“概念化”。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來說，意義不是客觀給定的，而是由語言使用者構建起來的，因此不能單純地將意義解釋為描述客觀事實的行為，概念化更傾向于描述使用語言的認知習慣。與蘭蓋克的定義不同，謝里夫(F. Sharifian)從文化語言學的角度探索語言和文化概念化之間的關系，提出實現文化概念化的方法，包括文化范疇、文化圖式、文化隱喻等[11]3。埃文斯(V. Evans)對概念化的理解在本質上和蘭蓋克幾乎一致，認為概念化就是語言中意義的構建過程，但埃文斯[12]38和塔米(Talmy)[13]612-628更強調識解在概念化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總的來說，“意義概念化”指意義等同于概念化，或者說概念化的過程就是語義構建的認知過程。而“話語”作為交往的基本方式無處不在，所以概念也是一種話語，只不過是用理論方式表達出來的[14]。簡言之，在認知語言學領域，概念化就是話語意義建構起來的認知過程[15]34，以身體經驗和心智活動為基礎建構動態復雜意義的過程[16]171。

認知語言學即語言的認知分析，強調“認知理論和認知分析”的理論背景。作為翻譯領域跨學科研究的新分支[17]169，認知翻譯學(cognitive translatology)主張將認知語言學的理論基礎、研究范式與翻譯相結合[18]33?？ㄌ馗Ｌ?J. C. Catford)曾提出范疇轉換是兩種翻譯模式之一，也是翻譯活動的基礎[19]73；[20]1。廣義上，范疇是事物被分類到同一類別時所依據的共同特質。范疇化是主客體之間在相互認識、改造、發展和完善過程中對事物依次進行分析、識別、分類、理解的過程。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曾對經典范疇學提出質疑，認為在同種語言中同屬一個范疇的成員未必處于同等地位，并且范疇的邊界也不是經典范疇學所定義的那樣清晰明確[21]。同理，不同語言所依據的分類范疇標準也不同，比如漢語的某些范疇無法與英語完全一一對應，原型范疇學理論由此逐漸成形，在其理論驅使下，翻譯不再囿于西方二元對立帶來的限制。有認知語言學家據此提出“原型理論”，認為范疇的分類依據是范疇的原型，即該范疇的中心成員[22]14，這驗證了原型范疇學認為范疇邊界是模糊的且范疇內部的成員也有層級之分的依據。從原型范疇學角度看，翻譯更偏向于范疇之間的轉換過程。譯者在進行范疇轉換時很難避免范疇內各體系只有部分對應或者無法對應的情況，因為譯者接受的原文已經在源語范疇下被識別分類過，而翻譯過程就是將原文帶入譯語范疇內進行分類處理，這就是再范疇化的由來。換句話說，翻譯等同于再范疇化。

理譯本能夠持續獲得海外讀者的青睞，從翻譯方法看正是因為理雅各充分發揮了譯者主體性，選擇恰當的翻譯策略在譯本中建立起概念框架。譯者要構建完整的概念結構，幫助讀者更透徹地理解原著的核心觀念，就要充分考慮原文語境、源語文化和譯語文化等各種關聯因素?！墩撜Z》作為宣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經典，不管是譯語讀者還是英譯研究者，要想領悟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除了閱讀原著中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和對話，就是從一些反復出現的概念話語去揣摩。譯者對于主要概念詞的翻譯反映其對典籍核心思想理解的客觀程度，有鑒于此，根據概念化從源語到譯語的轉換形態，筆者將其分為三種：原生態、次生態和新生態。之所以這么劃分，除了考慮生態具有狀態的含義外，還因為它與生態翻譯學理論在研究范式上具有相似性。生態翻譯學是從生態學視角縱觀翻譯的整體性研究，探討翻譯生態、文本生態和翻譯群落生態的相互作用與關系[23]511。筆者由此從自然生態環境視角定義概念化，原生態、次生態和新生態概念的提出是出于在翻譯中保護語言生態環境的目的，因為環境保護的原理與翻譯對語言文化生態環境的保護原理大體類似。全球生態環境的惡化已經逐漸威脅到了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保護自然環境的生態平衡已成為全人類的共識；同理，維持源語和譯語之間翻譯環境的生態平衡也是譯者應盡的義務。

二、原生態概念化與《論語》英譯

原生環境指的是天然形成、未經人類加工開發、未受人類活動影響、依然保持自然的形態和特征。而原生態概念化則是指依照環境保護原理，參考生態翻譯學研究理念，將原文生態環境完整移植到譯文生態環境系統，譯者保留原文語境中的概念話語意義，保護并傳達原文形式及其文化內涵的翻譯行為。

從原型范疇學角度看，源語的范疇類別無法與譯語范疇完美對應，這意味著譯者在進行翻譯活動時需要面對范疇對等、范疇錯位和范疇空缺三種范疇關系[18]35，因此譯者在處理源語和譯語概念時要充分考慮運用范疇化理論知識，先進行范疇整合，然后進行再范疇化或者直接進行再范疇化。范疇化是概念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某種程度上三種范疇關系可以和三種概念化方法進行比較分析。范疇對等是指源語范疇和譯語范疇完全對應；原生態概念化是指原文中的概念化表達經由翻譯與譯文中的概念化表達達到高度契合，在形式和內容上都能達到功能對等。

根據中西社會文化之間存在的語言表達和思維方式的相似性和相通性以及原文語境、翻譯動機和語言文化背景差異等因素，譯者選擇保留某概念話語在原文中的意義，并直接運用到譯文中，筆者認為此時概念化的實現方式為“原生態概念化”。不管是譯者還是讀者，日常學習中可以觀察到英漢語言之間有許多共用的、相同的或者互通的、相似的概念話語?；谶@種情況，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可以直接挪用來自譯語的概念話語，從而實現原生態概念化的步驟。這樣譯語讀者在面對源語中熟悉的詞匯時可以更輕松地理解原文的含義，這要求譯者既要熟悉源語文化，又要了解譯語讀者的閱讀傾向，以便做出正確的選擇。

例1：“非禮勿視……”《論語·顏淵篇第十二》

理雅各譯：“Look not at what is contrary to propriety…”[24]97

在《論語》中，如果說“仁”是其他美德的基礎和框架，儒家思想的核心，那么“禮”就是儒家思想外在的表現形式之一。春秋時期重視“禮”的程度甚至高于“仁”，有學者提出儒家思想的核心實際上就是“禮”[25]81?！岸Y”的具體內容包括禮貌之禮、儀節之禮等，這意味著“禮”除了禮節、儀式外，也指人們的道德規范、政治制度、治國之本?！皃ropriety”一詞和“禮貌、禮節”相對應，因此源語范疇中的“禮”和譯語范疇中的“propriety”完全對等，譯者移用譯語中的概念和原文相對應，傳達了“禮”的含義，與“原生態概念化”的思想相一致。這種譯法清晰而又準確地給譯語讀者傳達了原文創作語境中孔子想要表達的意思以及“禮”所包含的重要思想，為“禮”的概念化構建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例2：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論語·八佾篇第三》

理雅各譯：The Master said，“I could describe the ceremonies of the Hsia dynasty，but Chi cannot sufficiently attest my words…”[24]18

這句話描述孔子對“禮”發展史的研究，這里的“禮”指夏朝殷商的禮制、藝術與文明。理雅各來華之前長期生活在英國，一直信奉基督教，深受基督教的影響，他接觸儒學的目的是傳教，因此他直接按照西方式思維，根據“禮”的“禮儀、儀式”含義，將其翻譯為“the ceremonies”，豐富了“禮”的內涵，使其更容易為譯語讀者接受。

從范疇化的角度看，翻譯范疇轉換主要分為兩類：語言范疇轉換和非語言范疇轉換。非語言范疇轉換就是前文提及的三種范疇關系，語言范疇轉換包括詞類范疇轉換、句法范疇轉換、語義范疇轉換、語用范疇轉換、時體態式范疇轉換和文體范疇轉換。其中句法范疇轉換主要集中在句式和句法結構等方面[20]3。像“非禮勿視……非禮勿動”這樣含有修辭格的句子在《論語》中隨處可見?？鬃铀詫φ坦ふ?、言簡意賅，理雅各一般采用類似的英文修辭格的予以對應，例1中的排比句就譯成了英文的平行結構“Look not…listen not…speak not…make no movement…”[24]97，保留了原文的修辭格式，句式整齊，讀起來朗朗上口，實現了句法范疇轉換，提高了譯文的可讀性，使概念化的構建在句法上彰顯原文的特色。

例3：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薄墩撜Z·里仁篇第四》

理雅各譯：The Master said：“It is only the truly virtuous man，or who can hate，others.”[24]24

這兒，理雅各將“仁者”譯為“the truly virtuous man”，再現了“仁者”在《論語》中最基礎最泛化的含義，即“高尚的人”，兩者雖是不同文化范疇下的表達，但意義基本互通，在這種情況下對譯語概念的移用正是“原生態概念化”翻譯的主張。

原生態概念化的運用為“仁”的概念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叭省笔侨寮宜枷胱詈诵牡挠^念和終極價值，但儒家思想所說的“仁”，是一種廣義深邃的概念，其真正的意義遠遠不可能被如此簡單地概括?！叭省笔且环N大愛，不是狹隘的兒女情長的私情與小愛。但這種大愛也是以知人和愛人為前提和原則的，不是不分黑白善惡的博愛?？鬃影选叭省碑斪髯罡叩牡赖略瓌t、標準和境界，形成了以“仁”為中心的倫理道德結構。理雅各把“仁者”譯成“the virtuous”，把“不仁者”譯為“those who are without virtue”[24]24，準確地傳達了孔子的思想，原生態概念化在翻譯中起到了建構概念、穩固理念的作用。

三、次生態概念化與《論語》英譯

次生環境是指受到人類制約和社會活動影響而改變形成的生態環境。次生環境經由原生環境演變而來，雖然經過人為干預，其發展和演變還是遵循原生環境的發展規律。在翻譯語境下，次生態就是在原生態語境基礎上演變而來的，譯者需要判斷原文語境，考慮雙語文化異同，在譯文中重建源語文化的概念話語并呈現出來，經過譯者的改造而構建譯語語境。在再范疇化過程中，范疇錯位指源語范疇中的某些部分無法和譯語范疇相對應，這是運用次生態概念化翻譯的前提。

《論語》成書于戰國前期，時間久遠，其概念話語盤根錯節，即便是中文讀者也很難讀懂，遑論譯語讀者，因此譯者需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將原文的概念話語和譯語文化相結合，以便譯語讀者更好地理解其深意，把握其內涵。英漢雙語之間雖有很多互通或者相似的話語和意象，但畢竟兩者思維方式不同，時間性和空間性有別，詞源上互有差異，兩種語言在本質上還是天壤相隔。從范疇角度看，基于思想認知和文化背景差異，中西雙方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范疇觀，同一范疇類別之間也會存在差異，表達方式也會有所不同[26]139。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論語》作為廣泛流傳的經典行文簡練，晦澀難懂，理雅各作為跨文化譯者，翻譯之難可想而知。原著中有許多反復出現的概念話語值得推敲，尤其是一些關鍵性的概念話語，難以用三言兩語去定義，這時譯者就有責任給譯語讀者傳達原文讀者可以領會的深義，因此，不論是歸化翻譯還是異化翻譯，任何能夠給概念話語進行深度闡釋的翻譯方法都可以拿來使用，對缺省的語義進行補充，以實現概念化構建。從前文有關“仁”的意義可知，“原生態概念化”對于概念化的整體構建雖有奠基之功，但概念化的完整構建不能僅靠這一種方法，還需要使用其他方法予以配合，以便傳達原文的概念。

例4：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薄墩撜Z·顏淵篇第十二》

理雅各譯：The Master said，“To subdue oneself and return to propriety is perfect virtue.”[24]97

理雅各將《論語》中的“仁”譯成“virtue”。陳榮捷認為孔子是第一位把“virtue”定義為用普通德行去思考的人[27]，或許這就是理雅各選擇“virtue”一詞的緣由——他理解“仁”是“仁者”必須具備的德行之一。雖然原文只用“仁”去闡述仁德，但其含義實際上非常廣泛，包括孝、悌、忠、恕、理、知、勇、恭、寬、信、敏、惠等各種道德。而在西方文化里，英語讀者一般熟悉規范化、范疇化、具體化的美德或倫理規范等，因此理雅各用“virtue”籠統概括“仁”，將兩者直接對應，實現了“原生態概念化”，之后適時添加“perfect”，譯為“perfect virtue”，代表著“仁”的定義的泛化，指代最高尚、最完美的道德，在原有的基礎上根據語境和內涵進行補充改造，最終實現“次生態概念化”。

“君子”作為《論語》中出現頻率第二高的概念詞，其核心意義的翻譯與傳達非常重要。理雅各作為第一個系統翻譯、研究中國典籍的英國人，曾將《四書》《五經》悉數譯出，其中就包括《詩經》。理雅各將“君子”譯為“our prince (junzi)”[28]59。古時君子在不同的場合指代不同的人，可以是天子、諸侯，或貴族、官員，或情人、丈夫，或有才德之人以及文人等，一般來說是男子的統稱。但相比之下指代普通男子的大部分來自民間詩歌，《詩經》中的“君子”更多地指代有身份有地位的貴族，和西方文化里的王子處于幾乎同等的地位。此后“君子”的意義，其實是孔子在《論語》中賦予的，帶有強烈的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內涵，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就是把人培養成君子，因此“君子”在儒家思想里的內涵非常豐富。

例5：……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墩撜Z·先進篇第十一》

理雅各譯：…the men of these latter times，in ceremonies and music，are accomplished gentlemen…[24]84

這兒，“君子”是和“野人”對比的，“野人”指未曾有過爵祿的普通百姓，而“君子”指卿大夫的子弟，社會地位高的人。理雅各把君子翻譯為“accomplished gentlemen”，即“有修養的紳士”，這是基于譯語讀者的認知基礎和長期受到西方社會階級評判標準的影響而采取的翻譯。在中國古代社會，文人受到社會尊敬的標準不僅僅局限于財富的多寡，還取決于階層地位、道德修養和社會聲望。西方社會雖沒有“君子”這一概念，但在其認知里，有官位在身、學習禮樂、位高權重者就相當于英國極具代表性的彬彬有禮、富有教養、舉止優雅的紳士形象?；谶@種認知情況，理雅各順理成章地將中國“君子”和英國“紳士”聯系起來，從概念化的角度看實現了錯位范疇轉換和“次生態概念化”，進一步完成了以“君子”為體系的概念化構建?？v使英漢兩種語言有著巨大的差異，憑借其深厚的功底和淵博的學術，理雅各也能從中找到兩者的互通之處，巧妙處理文化因素的翻譯，“君子”的翻譯即為明證。

四、新生態概念化與《論語》英譯

在原生態和次生態基礎上筆者提出新生態，即在某些特定條件下，經過特定的手段和方法進行改造后生成和發展的新狀態、新環境。和原生態、次生態同理，運用到翻譯中新生態可以被理解為有跨文化背景的譯者對概念缺省的內容進行創造性翻譯，幫助譯語讀者填補難以理解的文化空缺，在譯文中營造出嶄新的新生態或新概念。對比范疇空缺，指源語范疇在譯語范疇中無對應項，不存在與原文相對應的概念，所以需要譯者進行創造性翻譯，以達到新生態概念化的實現條件?？偨Y下來，這三種范疇關系只提出了范疇化，乃至在概念化過程中譯者可能遭遇文化帶來的翻譯困境，這種困境借助普通的翻譯方法難以有效地解決，只能依靠特殊方法，所以范疇關系不能直接和概念化相提并論，而只能用作理論依靠。

基于中西文化差異，《論語》中有很多譯語讀者未接觸過以至于無法理解的概念話語，譯者此時就需要借助源語文化中的概念話語構建基于譯語文化框架的新概念話語，此時的概念化實現方式就是“新生態概念化”?！靶律鷳B概念化”和“原生態概念化”“次生態概念化”的本質區別在于，“原生態概念化”是直接挪用，“次生態概念化”雖也有創新，但始終是基于源語文化的基礎之上的，而相比之下，“新生態概念化”的實現過程是基于兩種語言之間互不相通或者譯語中不存在與原文相同或類似的概念話語這一前提，面對時間和背景跨度極大的專有名詞或文化信息，譯者在翻譯時很難避免文化缺省，為了彌補缺省文化，就需要選擇恰當的翻譯策略，比如借助譯語語境中的概念話語，對原文中的概念話語進行解構，最終創構出新的偏向于譯語讀者的概念話語。為此，譯者需要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為譯語讀者提供不違背原文含義但卻是譯語文化所缺的、新的、在原作基礎上升華的信息，必要時構建出新的意象或概念話語。譯者的主觀能動性在“新生態概念化”過程中對于譯文生成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認知同時受到客觀世界基礎和主觀意識認知的管控，會因為認知方式的不同反映出個體、民族語言之間的差異[29]2。實現“新生態概念化”的過程可能需要依靠或借助原生態和次生態概念化的翻譯方法步步推進。

理雅各《論語》英譯本的獨特之處在于他為了重現原作的風格特色，盡可能地保留原文的語義和形式，他推崇使用“直譯加注法”(parenthetical translation)，即根據理解和需要添加非常詳盡的注釋和附錄[30]39。充實恰當的注釋可以補充原文缺省的含義，幫助讀者了解更多原著包含的意義。在對人名的翻譯上，理雅各通常采用此方法。

例6：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管事不攝，焉得儉？”《論語·八佾篇第三》

理雅各譯：Some one said，“ Was Kwan Chung parsimonious？” “ Kwan，” was the reply，“ had the San Kwei，and his officers performed no double duties；how can he be considered parsimonious？”[24]22

理雅各先將管仲音譯為“Kwan Chung”，后文譯為“Kwan”，雖然在譯文里沒有解釋管仲到底為何許人也，但在文后增加了如下注釋：“管仲，名夷吾，中國歷史上著名人物。齊國上卿，輔佐齊桓公(公元前683—前642年)(筆者注：齊桓公在位時間有誤)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在孔孟時代，人們對管仲的評價要高于圣人，而這是那些英雄的崇拜者所不能容忍的?！盵24]162理雅各先將“管仲”譯為威妥瑪氏拼音“Kwan Chung”，然后在注釋里詳盡地介紹了管仲的姓名、身份、業績、地位和世人評價，這樣讓譯文變得簡潔明了，也給希望更深層次了解有關背景知識的讀者提供了有效信息，這符合“新生態概念化”的翻譯方法：對管仲的身份信息進行補充不僅為讀者傳達了字面意義，也補充了原文之外的信息，而且能夠吸引譯語讀者對原文本身包含的文化信息產生更濃厚的興趣。譯者只有透徹掌握原文的背景文化和隱藏信息，才能完成新生態的概念化構建。

例7：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墩撜Z·陽貨篇第十七》

理雅各譯：The Master said，“I hate the manner in which purple takes away the luster of vermilion. I hate the way in which the songs of Chang confound the music of the Ya…[24]156

“鄭聲”和“雅樂”在英文范疇里沒有直接對應的概念詞，屬于范疇空缺，理雅各采用直譯法，分別譯為“the songs of Chang”和“the music of the Ya”，雖然忠實傳達了原文的句式結構和字面含義，實現了范疇轉換和概念化，但是沒有考慮到春秋時期的音樂情況?？鬃犹岢艠?，認為雅樂即修身養性，而鄭聲因與雅樂處于對立面，故孔子用鄭聲代指私欲泛濫之樂。因此，理雅各的譯文沒有傳遞原文的文化含義。辜鴻銘將這句話翻譯為Confucius remarked，“I hate the way in which scarlet dims the perception for vermilion. I hate the way in which the modern popular airs are liable to spoil the taste for good music[31]484.”其中，“鄭聲”譯為“the modern popular airs”，“雅樂”譯為“good music”，恰到好處地傳遞了原文的文化意義。由此可見，概念化的生成需要考慮文化背景才能傳達原文的文化意義。

五、《論語》英譯概念化解讀的意義

諸如《論語》之類中國古代典籍的英譯，如何采用恰當的翻譯策略去忠實傳達原著的思想，是譯本贏得目的語讀者支持、接受與廣泛傳播的關鍵因素之一。理雅各細閱《論語》原著，掌握儒家思想精髓，巧妙處理原著中的概念話語，詳盡闡述文內文外信息，精心再現原文的句式結構，整體構建了以《論語》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概念化框架，這不僅易于譯語讀者的理解，也為儒家思想走出國門邁向世界起到了有力的推進作用。

譯者對《論語》眾多具有代表性概念話語的掌握是忠實傳達典籍核心思想的關鍵所在。理雅各將概念話語識別，歸類，翻譯，其譯本中的概念話語框架清晰，邏輯嚴密，呈現一種獨特的風格，讓人感受到概念化在譯本中酣暢淋漓地貫穿與表達。理雅各借助概念化幫助譯本構建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主體框架，使得譯本自成一派，在充分融合原文風格的基礎上形成了別具特色的譯者風格。從概念化的角度解讀理雅各的《論語》英語對于當今的典籍英譯具有現實意義。譯者根據原文中的語境，準確理解原文的含義，挖掘原文的引申意義，充分考慮目的語讀者的表達習慣和欣賞水平，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與方法實現概念化的構建，從而實現原文從形式到內容在譯文中的忠實再現，這樣生成的譯本才會深入人心。

《論語》英譯延續至今，譯本眾多，但都有其可取之處，理譯本也是如此，雖然人們對其褒貶不一，好壞參半，如理雅各研究儒家思想的動機不純導致其譯本給譯語讀者輸入了偏見和誤解[32]64；[1]582；[33]62，但筆者結合概念化分析發現，理雅各的翻譯其實是一種認知轉換的活動，其譯本的核心內容清晰，整體框架牢固，為讀者深入理解儒家思想內核帶來了很大幫助，同時也幫助讀者提升了認知能力，也為《論語》英譯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研究思路。

結 語

意義即概念化，概念化的過程即語義構建的認知過程；從范疇學角度看，翻譯過程就是將原文帶入譯語范疇內進行分類處理，即再范疇化的過程。理雅各的翻譯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他選擇了恰當的翻譯策略在譯本中分別建構了原生態、次生態和新生態的概念框架。概念框架的構成，確保原文從形式到內容都能在譯文中得到忠實的再現，譯語讀者藉由概念框架完成從源語文化到目的語文化的認知，從而達成對原作的整體性認識。

中國典籍英譯的關鍵是采用恰當的翻譯策略去傳達原著的思想，贏得譯語讀者的接受與支持。理雅各借助概念化在譯本中構建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主體框架，使得譯本自成一派，在充分融合原文風格的基礎上形成了別具一格的譯者風格。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與方法實現概念化的構建，從而在譯文中實現原文從形式到內容的忠實再現，這樣的譯本才會走向成功。

理雅各的《論語》英譯其實是一種認知轉換活動，核心內容清晰，整體框架牢固，既為典籍英譯帶來了新的啟示，也為《論語》英譯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