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視域中儒商精神的價值結構與踐行路徑

宗 超 張英魁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1]。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制造強國、貿易強國與農業強國等建設都需要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來支撐。優秀傳統文化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關系是學術界研究的重要議題。1990 年以來，“大中華經濟圈”“世界華人網絡”等詞語屢屢見諸報章雜志，這些以文化關系建構經濟關系的概念，突顯出文化對于經濟的重要作用。當代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提出無論是現代政治還是經濟都離不開文化的助力作用，倘若沒有文化的大規模介入，政治和經濟便無法保持活力。布迪厄將文化的這一重要作用稱為“文化資本”[2]。儒商精神正是這樣一種“文化資本”。所謂儒商精神，主要是指那些以儒家思想作為經營理念和行為風范的商人，把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同商品經濟法則互補整合所形成的一種具有東方特色的商業文化精神。[3]

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得更加復雜，使世界經濟結構與民眾心理結構等都面臨著更為復雜的挑戰。國際貿易與國內經濟發展模式的雙重變革，黨的二十大的決策部署，都要求中國企業家不斷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不斷總結提煉改革開放后中國企業家創新、創造、敢為人先的寶貴經驗，承擔更大的時代責任。在這一過程中，儒家精神的現代化問題，以及現代儒家精神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有效融合問題，是學術界應該關注的重點。

事實上，學術界對儒家精神與經濟發展關系的關注由來已久?！皝喼匏男↓垺比〉玫陌寥私洕删?，引發許多研究者對韋伯“中國無法發生資本主義”①這一命題是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的，對其詳細討論可參見孫晨光《再探“韋伯命題”：中國為何沒有出現資本主義？——基于〈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的一種解釋》，該文刊發于《東方論壇》2015 年第1 期。論點的質疑，他們提出儒家倫理不但不妨礙資本主義的發展，反而是有正面作用的。哈佛大學Silin 在1976 年撰寫的博士論文《領導與價值：臺灣大型企業的組織研究》中，對儒家思想與企業經營關系的探討是較早的嘗試。他發現儒家倫理可視為行動的規范基礎，是華人企業行為的重要指導方針，只要通過一定程度的社會化或教化，此規范就能發揮重要作用。Rozman 在1990 年指出，“亞洲四小龍”在過去三十年間取得了高速的經濟成長，有經濟奇跡之稱。中國臺灣、中國香港以及新加坡都是典型的華人社會，而韓國亦頗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洗禮。亦有諸多學者討論了儒商精神、儒商文化或中華文化與現代市場經濟的契合性，如美國學者C.S.George、杜維明，大陸學者唐凱麟、羅能生、張德勝、黎紅雷、宋長琨、徐國利等。當前，基于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時代要求以及后疫情時代國際經濟整體不斷衰退的現實環境，有關傳統儒商精神如何實現對現代企業家精神的建構以及中國儒商型企業家如何應對當今世界變局并承擔起時代責任的討論開始涌現，如吳根友、顏炳罡、黃俊杰、楊朝明、涂可國等學者的相關研究。雖然學者們就儒商精神的內涵和標準、價值意義、培育路徑、現代轉化等問題開展了一系列探討，但關于儒商人格的現代轉化與企業生產過程契合性的關注還十分不足。因此，探討后疫情時代儒商精神以及現代轉化的學術研究需要繼續深化。

本文立足當下語境來審視奠基于中華文化傳統、具有中華民族文化特質的儒商精神，具有怎樣的現代表征，會導向怎樣的實踐邏輯。對這一問題進行學理上的討論，可為現代企業家精神提供豐富的滋養。從文化生態學與文化學的體系結構論來看，儒商精神的由己推人——由修身到治國——的實踐邏輯，融會于現代市場的生產過程之中，表現為現代儒商精神的四維價值結構即克己行義、仁入品出、禮約行雅、商同國事。這四維價值結構包含著儒家內在精神與價值原則的相互支撐，共同形塑著既具有深厚中華文化底蘊，又具有現代市場經濟和全球治理理念，并浸潤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現代儒商精神，從而內在規定了中國企業家在后疫情時代弘揚儒商精神的外在實踐邏輯——在經濟行動中把個人利益、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有機融為一體。

二、克己行義：有限經濟利益承載無限人文關懷

儒商精神本質上是一種約束，這種約束是對主體無限利益訴求的道德倫理約束，即在商業文化與商業訴求的總體關照下，克制過度的物質主義。儒商將儒家所強調的“克己行義”運用到企業經營中，這種自我克制使得在商業經營中，讓渡物質利益成為人文關懷的具體表達方式，從而有效地反思與克制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無限追求利益的市場邏輯。

（一）利益最大化的道德克制：儒商精神的基礎功能

從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發展歷程來看，基于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利益最大化追求，成為市場建構的基本邏輯。任何資本都在不斷追求以最小投入去獲得最大收益，資本主義以此作為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在這一內在動力的推動下，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當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同樣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基本邏輯。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充分尊重人們追求利益的內在動力，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經濟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后疫情時代，雖然企業的創造、創新與經營行動都受到了疫情所導致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經濟行為與市場心理變化的影響，但利益最大化等現代市場規則仍然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這與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致力于實現共同富裕的價值理念與戰略要求具有內在一致性。

當然，對市場行動中利益最大化的理解，在不同價值體系中是不同的，這是一個社會結構與社會文化互動的結果。中國式現代化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體現著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與內在要求，體現著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原則。因此，中國特色的利益最大化，在價值旨歸上是指向共同富裕的，在性質上是具有人民性的。那么，如何在具體經濟運行中克制資本對利益的過度追求？儒商精神便起到了有效作用，它使利益追求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形成內在連接和有效溝通，助力打造避免過度物質主義追求的具有鮮明道德屬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具體來說，儒商將儒家在克己方面的要求轉化為對利益的有效克制，所采用的機制就是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慎獨”“內省”等觀念與方法，不斷反思市場經營中商業化與道德性之間的關系，在利益追求的過程中避免狹隘的唯利益主義，把利益追求放在自我、社會和國家的有效融合體系中充分考慮。如此，便形成了一種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的堅守，避免了市場經濟利益最大化導致的對他者的過度壓制以及對弱者的侵害。由此可見，儒商精神對自我欲望的道德約束——克己，使得經濟理性人的利益最大化轉化為具有深刻中華文化意蘊的“道義為先”、以“道義統合利益”的利益最大化——中國式的利益最大化，形成一套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利益追求與價值表達機制。

（二）克己與行義統一在商業行動中

有限利益表達實際上是對自我利益進行道德約束的結果，這在市場經濟行動中，為競爭者或弱勢者的利益獲取留下了足夠的空間，其實質是儒家克己之后行義的方式?！傲x的觀念，大概萌芽于孔子之前；到孔子乃確立為一個重要的觀念”[4]。儒家所謂義主要是指代表公平正義的人的道德價值與道德行為[5]，同時，它是一種能夠承擔艱巨任務的能力[6]。儒商對義的訴求使企業不斷協調自我利益追求的空間，使得市場弱勢群體得到關愛，從而確保其利益具有實現的空間和可能。也就是說，義維護的是這樣一種價值倫理原則：市場經濟中的弱勢群體與競爭失敗者所具有的基本權利、生命尊嚴與生活條件必須得到充分保障。這樣一來，在企業的商業行動中，克己行義在市場競爭導致的勝敗與得失中得到踐行，并最終在儒商的基礎性價值維度上，形成了一種有限利益追求與無限人文關懷相互協調的價值原則。

儒商精神克己憫人的實踐邏輯具體體現為：在經濟利益的追逐中，不是簡單市場化的優勝劣汰與勝者全得，也不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利益至上與資本為王，而是勝者有限所得——這種有限是道德主體性自我約束之下對競爭失敗者的道德關懷。勝者經濟所得的有限，通過自我道德價值的實現——社會關懷——得以補償。這一社會關懷行動是儒家倫理本位在當代社會的現代性表征，它以儒商經營主體性和自我競爭力為基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是以道德關懷力的不斷累積為基礎，以關懷行動主體的自我完善與發展為前提。那么，在特定情形中，儒商會表現出關懷為先、利益在后、舍己為人的道德選擇。雖然這只是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才會出現的商業行為道德化的表現形態，但它無疑是儒商精神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極其吸引人的表現形式，尤其在后疫情時代其彰顯的同舟共濟、榮辱與共的精神價值具有巨大的典范作用。

（三）義約利顯：以義作為求利之規約

儒商經由克己與行義所形成的有限利益追求與無限社會關愛有機融合的價值邏輯，在實踐過程中具體表現為義利關系的協調。義，指道德行為之當然；利，指物質利益。[7]協調義利關系是傳統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如朱熹所云：“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保ā杜c延平李先生書》）孔子對此問題的看法奠定了儒家義利觀的主基調——“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見利思義”（《論語·憲問》）?？鬃蛹缺砻髁藢αx利問題的基本態度，也為我們指明了處理義利問題的具體標準。后來儒者雖然對義利關系問題各有論述，但根本上依循的還是孔子見利思義的主旨。

社會變化越復雜，經濟受疫情影響越深遠，企業對利益的追求也會越具體與迫切。而作為被儒家文化浸潤、育化的從商者，儒商的利益追求則彰顯著見利思義的獨特性。譬如，在近代素有“南張北周”之說的著名儒商張謇與周學熙就是典型。他們終身抱定實業救國的理想信念，興辦教育、扶貧濟弱，一生所獲財富皆為社會服務。被譽為“儒家資本主義的代表”[8]的日本儒商澀澤榮一在其著作《論語和算盤》中說：“指導我一生最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見利思義’。這是《論語》的一句話，我看到利我就要想到義，要思考這種利能不能和義配合。義可以包容利，而沒有義的利則不能持之以恒。義可以獲得大利、并不和利大相徑庭?！盵9]因此，就儒商而言，義可以包容利，義本身就是一種大利——長遠的、為大家的利。也就是說，由見利思義所導向的并不是對利的損害，相反，恰是一種義利相統一的協調狀態——義約利顯——以義的原則作為求利的尺度，這既能與“看不見的手”相平衡，又能成就道義為先的利益最大化。這種義約利顯的儒商精神突出地表現了具有中華文化底蘊的中國企業對公平正義的堅守以及對社會與人類責任的擔當，賦予中國特色經濟行為與企業形象巨大的道德意義。因此，儒商精神使中國企業具有了超越西方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的道德理想與道德形象，其企業主體必然會在全球治理實踐中承擔起更大責任，也必將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主體。

三、仁入品出：以仁愛鑄就產品與服務

“仁”是傳統儒家的核心價值，其根本含義是“愛人”①仔細閱讀《論語》會發現，孔子對不同學生問仁的回答雖不盡相同，但皆圍繞著“愛人”這一基本原則展開，表達的是“愛人”的方方面面。譬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表示對人的尊重和恭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體現的是對別人的體諒和同情；“克己復禮”則體現了一種“愛人”的規矩和規范。誠如韋政通先生所說：“孔子對仁左說右說，言之再三，但沒有比‘仁者愛人’這一點更重要的?！保▍⒁婍f政通所著《中國的智慧》，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 年版，第59 頁。），表達的是對人的尊重、關懷、負責、體諒等愛的情感和行動；其最終旨歸是“成人”，力求的是人格的成長與完善，體現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連貫統一的過程。在儒家看來，任何克己行義之行為，莫不出自仁愛之心，正所謂“仁者義之本也”（《禮記·禮運篇》）?！叭首鳛楸倔w和通德，既對儒家倫理和價值有統攝性，又包含多元發展維度?！盵10]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儒商在克己行義的過程中，其精神內核——仁愛——已然融入中國式經濟現代化體系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過程，成為調節商業關系和生產關系的內在價值規約，從而成就了儒商精神的核心價值——仁入品出。仁愛原則要求改變純粹市場活動中的商業關系——勞動力出賣關系與商品關系，使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友愛與互助成為生產行動的內在依據與倫理底線，從而塑造出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企業生產行動、獨特的友愛友善的企業文化以及具有仁愛特質的企業形象，使產品與服務深具“愛人”特色，此即仁入品出。

（一）儒商精神中齊家治國理想的實踐面向：把仁愛融入生產過程

儒商把傳統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嵌入中國現代市場經濟場域和經濟全球化所造就的國際市場，實現了修齊治平理念與現代企業生產過程的有效融合。這既改變了傳統儒家僅把這一價值思維置于社會與政治領域，摒棄或排斥商業生產的局限性，也能為現代企業生產與科學技術革新融入豐富的中國精神特質。就此而言，儒商精神的實踐進路超越了傳統儒家價值旨歸的局限，使企業家利益、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相互融合。具體來說，儒商精神對仁愛的堅守，通過企業家人格的成長落實到市場行動中，并通過具體的企業戰略規劃、企業發展與日常經營管理體現出來。這種體現在生產行動過程中的仁愛化特質，可以稱之為“商業仁愛化”，它是儒家修身之“仁”的現代經濟表征，是儒商內在精神的時代呈現。這種“商業仁愛化”聚焦于市場體系與市場格局的規范化發展，將仁愛建構成為一種規范企業發展的價值自覺。仁便成為這樣一種道德力量：凝聚企業精神，創造企業價值，協調企業內部關系，治理企業之間關系，并最終服務于企業的生產力與競爭力。

（二）行動與產品：展現成人與愛人的特質

儒商所秉持的“商業仁愛化”既是一種生產行動的內在融入過程，也是不斷凝練產品所蘊含文化特質的過程。因此，儒商精神的仁愛特質具體在行動與產品兩個維度呈現出來。也就是說，儒商精神的實踐邏輯既體現在企業員工、生產服務與社會責任擔當等多個維度上，也必然落實或者浸潤在產品的內在特質與外在形式上。后疫情時代，人類要不斷面對疫情變化的風險挑戰，尤其是各種變異病毒對人的生命健康的挑戰，這就需要更為關注每一社會主體的迫切需求，而行動與產品的仁愛特征則是企業滿足這一需求的必然條件。

一方面，儒商不斷挖掘自身與員工的潛能。當然，這種潛能挖掘必然建立在充分的關愛之心以及仁者愛人的道德品質之上，唯有如此，企業家才能真正地進行適當的普通員工的角色轉換，企業才能在不斷發展中展現尊重人、關愛人并輔助人成長的良好文化形象與功能。而且，這種仁愛品格及其實踐，即使在市場環境遭遇重大變化尤其是企業發展遭遇重大困境之際，也能夠成為應對的內在動力之源。通常狀況下，企業收益受損或遭遇市場嚴峻挑戰之時，往往會采取壓縮成本、裁減員工等手段，來降低企業生產成本以規避風險。與之不同的是，在同樣境遇下，儒商仍然能把商業關系、社會關系與家國關系作為企業應對挑戰時的中心問題，體現在生產過程中，即會遵循以人為本、風險共擔、相互友愛、同心聚力的方式，使應對風險的過程充滿人文情懷與人性化色彩。這種生產過程能夠有效凝聚企業抵抗風險與挑戰的能力，使產品的文化價值與道德意蘊成為產品的重要競爭力。如此，也就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完成了仁愛價值外推的第一個目標“成人”——成就自我、員工與企業。

另一方面，儒商精神的“愛人”價值原則不斷向社會拓展，關注后疫情時代人們生理和心理健康方面的需求變化，不斷調整生產與服務的方向與特色，從而通過商業行動或市場行動來更好地滿足社會需求。這種社會需求滿足一定建立在充分考慮消費者的消費能力以及迫切需求這兩個維度之上。也就是說，通過產品與服務向社會拓展，把仁愛注入生產與服務的過程，也就關照了消費者群體，避免了商業領域中人際關系冷漠、競爭無情以及產品缺乏人文情懷和過度商業化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后物質主義生產與消費的偏失。

總之，具有現代儒商精神的企業家把仁融入生產過程，使得企業生產過程充滿著人文情懷和利他的精神品質。雖然，這種人文情懷和利他的精神品質在企業內部、企業與社會和全球化市場的關系中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無疑是以愛人與成人為核心的，這是儒商精神在實踐中所呈現出來的普遍特色。

四、禮約行雅：以禮儀塑造商業行動

儒家以禮為踐行仁愛的遵循，認為仁的實現必然要遵循禮所規定的途徑。正如《禮記·曲禮上》所言：“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币虼?，儒商重禮，這種禮是企業家自我行動的一種約束規范。新時代儒商的行動具有明顯的中華禮儀特征，即“文”“質”結合之后所外化的一種彬彬有禮的商業行動風范?？梢哉f，以禮儀來塑造現代商業行動，是儒商不同于西方企業家的一個特征，也成為中華文化在全球市場中突出的外在表征。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在處理商業紛爭、商業競爭與達成商業合作的過程中，儒商精神的“禮約行雅”作為一種行為規范，突出表現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商業行動。當然，這種對行為的雅正規范，也通過儒商對企業的塑造，體現在每一位企業員工的身上，繼之以企業形象表現出來。

（一）“行”是儒商精神的核心旨歸

儒商精神的價值結構包含著知行合一的內在邏輯。一般而言，精神的價值功能必須通過具體的實踐行動來實現。換言之，儒商精神最終發揮作用的方式就是塑造具有中華文化特質與競爭精神的經濟行為，并最終演化為中國特色的商業行動。這要求企業家群體做到對儒商精神價值結構的自覺、認知與內化，這一儒商精神的價值結構包含著儒商精神的理論建構與儒商精神的群體塑造兩個向度，需要儒家精神文化資源、企業家群體與學者三者形成一種有效互動，從而形成中華企業家精神并將這種精神具體體現于現實的商業行動上，這正彰顯了儒商精神知行合一的特點。具體而言，儒家精神文化資源是儒商精神之所以養成的文化底蘊，它在符合中華民族與中國人心理結構特征的同時，又具有歷久彌新的現代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傳統儒家思想與現代商業精神的融通才成為可能。學術界要不斷挖掘、提煉儒商精神的核心要旨，使之能夠轉化為現代儒商成長所需的價值原則。而就企業家群體而言，儒商精神的養成就是企業家主體“知”的過程，是一個學習、體悟與內化的過程。儒商應該具有主動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以豐富經營理念與價值觀念的自覺性。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經濟雙循環格局中的國內大市場倫理、市場精神以及市場文化的塑造，是儒商精神成長的深厚土壤。在這種企業家主體的理性學習、經驗內化與不斷實踐的過程中，儒商精神逐漸轉化為企業家的主體精神，最終導向企業家的商業行動。

（二） “禮”是儒商商業行動的內在精神與外在表征

柳詒徵指出：“中國者，禮儀之邦也?！盵11]錢穆先生亦言：“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禮，在西方語言中沒有‘禮’的同義詞，它是整個中國人世界里一切習俗、行為的準則，標志著中國的特殊性?！袊猿蔀槊褡?，就因為‘禮’為全中國人民樹立了社會關系準則。當實踐與‘禮’不同之時，便要歸咎于當地的風俗或經濟，它們才是被改變的對象?！盵12]在這種重禮的中華傳統精神尤其是儒家傳統精神的浸潤下，禮必然成為儒商商業行動的規范，這就決定了儒商的商業行動不僅是市場化與現代性的，也是禮儀化的。這種以文化商、以禮塑行的禮儀化特征被認為是儒商的特殊原則，是儒商商業行動發生與發展的依據。同時，這一禮儀化特征憑借深厚文化的滋養與支撐，轉化為儒商與經過長期市場規訓所形成的西方企業家競爭的獨特優勢。正所謂“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禮的突出作用就在于維護和諧。同理，以文至雅是禮對儒商行動的塑造，突出表現為儒商行動的有理有據與得體雅致。具體來說，這既有助于避免商業行動中各種魯莽無禮的行為，也有助于避免以單純的西方商業禮儀作為中國企業行動之禮而造成的生硬后果，從而可對當今世界經濟激烈競爭、貿易沖突與商業紛爭產生緩解作用，留有足夠的協商回旋余地?？梢哉f，這正是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語境下達成國際事務協同治理與國際經濟合作的重要努力方向。因此，挖掘禮的現代價值，使儒商在行為規范上成就獨特的文化氣質與魅力，是雅致、達觀、得體、合宜的企業家商業行為的基礎，這在迫切需要以人的生命價值為重、成就人的商業倫理規范的后疫情時代，顯得尤為重要。當然，我們不能只把禮約行雅視作儒商行為的外在標識或點綴。在這種表征的背后，是一種深刻的具有強大動力的價值原則與思維方式：儒商在面對競爭與矛盾沖突時勇于約束自我欲望，并積極入世，尋求創新。比如，儒家的權變思想在中國老字號同仁堂的經營管理中得到了很好的運用：一方面，堅持“同修仁德，濟世養生”，用心去服務顧客，始終堅持做好藥。另一方面，根據時代的發展，引進先進設備和技術標準，堅持走出去，開發更為廣大的市場。

五、商同國事：把商業視為國之大事

華人社會的家庭企業偏多，企業經營是家庭生活的延伸，脫離不了家庭性格的形塑。儒商精神主張以情感與倫理來形塑企業，突出的表現是以企業為家，共擔損失與共享收益，從而將企業構建成為一種類家庭化組織。在這一基礎之上，儒商進一步把自我精神歸屬與國家事務相結合，形成了儒商精神價值結構的最高層次——商以富國，即商業活動以國家富強為目標。儒商把商事視為國事，認為踐行商業行動也是修齊治平理想的現實轉化，從而使商事與國事在更高的道德維度上得以統一，形成了個體、家庭、國家與天下多個維度的有機融合。

（一）商以富國：儒商的家國責任一體化

與一般商人不同，儒商建構了以和諧的家庭倫理關系為基礎的企業組織方式，形成了獨特的類親情的領導與員工關系模式——視員工為家人。儒商精神作為儒商與員工的共有信念，在以企業為家上達成共識，這不僅體現在常態化的生產過程中，也體現在面對風險和挑戰的過程中。這種風險共擔、榮辱與共的企業經營模式與家庭關系的維護具有同構性，在體系結構與運作邏輯上也是統一的。

這一儒商經營結構和組織方式的中心是儒商修齊治平的人生理想，這決定了儒商對職業與事業的價值認定具有家國一體的顯著特征——商以富國。如此，儒商精神的價值結構也就完全統合在家國責任之中，承擔企業發展責任和社會責任是儒商承擔家國責任的具體體現。商以富國的價值判斷，實際上是儒商對自我價值的一種道德化認知，把商業價值拓展至國家層次，即企業的經營不能脫離國家發展這一核心范疇。雖然這種觀念在西方文化中也有所體現，但是在商業行動中，把自我利益與國家利益完全融合為一體并以國家責任為重的整體主義的觀念，與西方類似主張具有完全不同的邏輯層次與價值結構，體現著鮮明的中國文化特色。商以富國的價值判斷實際上是對傳統中國重道德政治而輕商業的現代超越，賦予商業道德性，從而將其納入自我價值結構，使輕商變成重商。但是，這種重商又是被賦予了嚴格道德意義的重商。

（二）以商事為國事：儒商治國理想的現實轉化

以商事為國事是儒商修齊治平人生理想的現實轉化，在這一過程中，儒商對實現自我價值、承擔時代責任的主體自覺與自信是關鍵。這一主體自覺與自信實際上就是儒商對商事在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價值與功能的清醒深刻的認識：就國家治理而言，經濟基礎的夯實與筑牢是根基，科技創新是核心競爭力。[13]而企業可通過商事，實現對二者的支撐。具體來說，企業的商事，既包括生產經營活動，也包括生產經營所需的科學技術創新。因此，它一方面能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奠定經濟基礎，另一方面也是最具活力、最具創新動力的科技創新的領域與載體。在此基礎之上，儒商商事的核心構成部分被確立，即物質基礎的創造、社會組織主體的發展與科學技術的創新，進而以此為載體，將企業的發展方向都融會于國家發展戰略之中。這樣，儒商企業發展也就成為國家治理主體的建構過程。20 世紀初，香港儒商的代表人物陳步墀，以商人的身份出任香港保良局總理，其一系列行為包括賑災、領婚、領育、興辦教育，實際上就是承擔了地方官或者地方鄉紳的部分治理職能。[14]由此可見，儒商把商事視為國事，既體現了經濟發展必須契合國家戰略的深刻判斷，也體現了現代商業體系與國家治理結構的一致性。從根本上看，商同國事是中國式經濟現代化的表現之一。儒商將修身、齊家、治國與平天下這一自我成就邏輯，完全融入現代商業與國家繁榮發展緊密結合這一邏輯，從而使儒商精神中的家國觀念、商業利益訴求與自我行動方式，在總體上得以體系化，并最終統合于家國觀念與商業觀念的有效融合。

（三）商事治理職能的實現

只有市場中的經濟行動與國家治理領域中的公權行動有機結合，儒商商事的治理能力才能真正得以實現。一方面，商事為國家治理提供經濟基礎——儒商的企業經營行動是國家治理領域中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國家在總體治理體系和治理政策的框定與約束下，給予市場主體——儒商經營的企業——以充足的生存、發展與治理空間，使儒商承擔起了特定經濟范疇中的有效治理職責。當然，這種有效治理不但是一種經濟治理，還包含著國家治理的重要職能，使國家治理訴求在經濟領域中得以達成。由此，儒商與公共權力掌握者即政治家和公務員群體便實現了有效協同。

在公共領域中，企業家承擔著公共角色，參與國家治理和各項事務管理，并參與決策過程與具體公共事務的治理。也就是說，儒商作為政府的有力幫手，同時承擔著公共事務治理的具體任務。譬如，企業常常承擔政府的公共服務外包任務，而儒商認為這種公共事務的承擔是企業的分內之事。這就把商事的國家治理職能，具體化為公共事務的決策、公共產品的提供以及公共服務體系的建構等多個實踐面向。儒商如此定位自我的社會治理角色：既承擔社會治理職責，又承擔國家治理職責，以既是主體又是參與者的雙重身份實現自我的價值訴求。最終，儒商群體的價值深度融入中國雙循環經濟格局建構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進程?？梢哉f，這是新時代儒商精神的最高表達，也是承擔責任的最高境界，成為儒商商業利益追求的最終價值依歸。儒商的商同國事價值觀，既體現了儒商自我實現的動機，也實現了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個人富裕與國家富強的一體化與系統化，這對于避免如西方資本主義市場與國家、私權力與公權力的對峙狀態，化解國家和社會等多個維度之間的鴻溝具有重要的意義。

六、結語

“在中華文化的脈絡和場域中，活用中華文化的理念和行為模式才是企業體內之成員間互通其理，互暢其情之最有人心人力，凝聚效率與和諧和樂的企業文化。其中，以儒家倫理所延展出來的企業倫理又是華人世界企業倫理的精髓處?！盵15]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沒有胸懷家國、擔當作為的傳統儒商精神的長期發展和積淀，就很難培育出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以“愛國、創新、誠信、社會責任和國際視野”[16]為特色的企業家精神。當今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深刻而宏闊的時代之變，把黨的二十大精神認真貫徹落實到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之中，是應對挑戰的必由之路。應高質量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使之與制造業強國、貿易強國與農業強國等建設形成有效互動，在這個過程中充分彰顯儒商精神克己行義、仁入品出、禮約行雅、商同國事的價值力量。因此，不斷挖掘與建構儒商精神以賦能當代企業家精神，是弘揚企業家精神的題中應有之義，是探索中華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之道、培養中華民族商業創造性與競爭力的重要內容，也是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凝練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提升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的重要舉措?！爸袊髽I家的儒商實踐以及理論升華，必將為當代世界管理學的發展，作出重大的貢獻”[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