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話語跨文化共情傳播探索

任慶亮

（1.四川外國語大學研究生院，重慶 400031；2.三峽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北 宜昌 443002）

外交話語是一個國家外交理念的重要載體，關系到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傳播效果與國際話語權建設。質而言之，“外交話語屬于機構話語中的政治話語，是指外交主體為表達自己一定歷史時期內的國際戰略與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語言及其話語行為，主要包括關于外交理念或外交政策的國家正式文件、領導人講話、國家間條約、協議、公報、聲明和宣言、外交談判、新聞發布會或記者招待會等”[1]P7。為全面、準確地向世界各國介紹我國的外交政策，建立良好的國際形象，我國歷來重視外交話語的生產和傳播工作。然而，受“西強東弱”的國際輿論格局的限制以及意識形態、思維方式、法律制度、傳統觀念等因素的影響，“一些國外媒體、民眾或政府對中國當代外交話語核心概念所承載的中國外交政策和外交思想心存疑慮甚至抵觸”[2]P99，不利于中國外交話語走出“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傳開叫不響”的傳播困境?；诖?，在深刻把握中國外交話語對外傳播特點與規律的基礎上，本文將跨文化共情傳播引入到中國外交話語的構建、翻譯與傳播中來，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共四卷）中文版為例，挖掘共情資源，探討中國外交話語在跨文化共情傳播中實現價值共享的創新路徑，為提升中國外交話語的傳播力、影響力和公信力提供一種思路。

一、跨文化共情傳播的理論基礎與基本內涵

共情（empathy）是一個活躍于美學、心理學、哲學和傳播學等不同領域的概念。它強調不同文化主體間的同向解讀和情感共鳴，“有利于解決全球傳播中‘對空言說’的傳播困境”[3]P72。同時，將共情與跨文化交往活動相結合，即為跨文化共情傳播。

1.共情的基本內涵

共情的相關研究多見于美學、哲學和心理學領域。有關共情的定義，由于研究者所屬學科領域不同，闡釋視角各異，至今未達成共識，但通常認為共情“能夠讓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產生同情心理，并做出利他主義的行動。共情是人類根源于基因的一種天賦。共情不是一種情緒，也不是一種感受，而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能力”[4]P3?！八谝欢ǔ潭壬吓c同理心有相似之處，但從作用機制上來說，比同理心要復雜得多”[5]P78?？梢姽睬榧仁切袨橹黧w的一項能力，也是行為主體在人際活動中與他人的互動過程?！按送?，共情必須通過傳播活動來實現。從傳播的過程來看，共情的實質是主體在識別、理解他人情感后產生共鳴，并將這種情感共鳴反饋給對方。從傳播的互動性來看，共情實際上是傳受雙方對彼此心理和情感的理解與反饋”[6]P66。因此，不論是人與人之間還是國與國之間，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取得理想的傳播效果，共情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視。

2.跨文化共情傳播的基本內涵

同傳播一樣，共情也需要至少兩方的參與，具有信息分享的動態性、行為主體的交互性以及接受效果的不確定性。將共情應用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或群體的跨文化傳播活動中加以考察，文化間的傳播活動就具有了跨文化共情傳播的屬性。同理，跨文化共情傳播也離不開聚焦于社會實踐的各類跨文化傳播活動。關于跨文化傳播，孫英春曾指出“跨文化傳播既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與信息傳播活動，也涉及各種文化要素在全球社會中遷移、擴散、變動的過程，及其對不同群體、文化、國家乃至人類共同體的影響”[7]P14。如何同異質文化中的他者進行交流？如何看待自我與他者在政治制度、自然環境、社會發展、文化傳統等各維度的差異？如何通過擁抱差異，實現文化相通？這些均為跨文化傳播所關注的重要命題。而共情作為一種互動過程，作為一種交際策略，對跨文化傳播目標的實現具有啟發意義。

基于學界當前對共情及跨文化傳播的討論，跨文化共情傳播可定義為“傳播者在跨文化傳播活動中巧妙地培養和運用共情，力求傳播的信息內容獲得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他者’的同向解讀與情感共鳴，進而引發‘他者’的行動反饋。實際上，跨文化共情傳播就是一種提升跨文化傳播效果的策略或技巧，人們可以將其在個人、組織、國家等各個層面的跨文化傳播活動中付諸實踐”[6]P66。

二、中國外交話語跨文化共情傳播的獨特優勢

長久以來，由于“中國外交話語既有漢語的表達特性，又有政治話語的敏感性、含蓄性等特點”[8]P45，增加了中國外交話語對外傳播的難度，制約了其在海外國家的跨文化傳播效果。將共情引入中國外交話語跨文化傳播中來，能夠幫助我們探索提升跨文化傳播效果的創新路徑，提升我國國際傳播效能。

首先，建立情感通路，贏得其他國家的信任，推進國家間的交流與合作。當今國際局勢風云變幻、國際爭端時有發生，西方發達國家掀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和民族中心思潮持續蔓延，跨文化交流多元路徑受阻。而跨文化共情傳播倡導通過創新共情傳播媒介，來培養和借用共情，拉近國家間的距離、增加信任感，能夠為準確傳達中國外交話語內涵、構建可愛、可信、可敬的國家形象提供思考。

其次，講好普通民眾的故事，促進民心相通。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闡釋好中國的外交政策、講好中國的外交故事離不開海外億萬民眾的積極關注和正向解讀。但現實生活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個體、群體或組織由于受到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傳統、地理環境、民族心理等因素的影響，“作為橋梁的交流是一種真實的幻覺，作為溝壑的交流是一種殘酷的現實”[9]P3-4。民族中心主義、刻板印象、偏見、歧視等錯誤認知和行為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推向了誤解的深淵，特別是一些“發達國家憑借對全球資源的攫取和積累，牢牢占據了全球信息流動的高位并主導著國際輿論，并借助傳播力量建構起非西方文明對其的附屬關系”[10]P119。而跨文化共情傳播強調受眾意識，提倡選擇能夠激發共情的傳播內容，有利于破除傳播過程中“我”與“他”的對立局面，從而建立“我和你”的交流共同體。通過研究《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共四卷）中文版里中國外交話語的表達形式與價值意蘊，可以發現習近平總書記一方面“善于根據不同的演講對象和不同演講主題，廣征博引中國俗語、諺語、格言和比喻等修辭手法，將極為嚴肅的政治話語轉化為逼真形象的平民話語，增加了受眾的青睞和情感認同”[11]P93；另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還擅長挖掘海外受訪國家的民族特色，對受眾耳熟能詳的當地名人名言、英雄故事、歷史遺跡、優勢產業等加以贊揚，拉近了話語言說者與聽眾的距離。例如，2018 年11 月30 日，在對巴拿馬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前夕，習近平主席在巴拿馬《星報》發表題為《攜手前進，共創未來》的文章中贊揚道：“巴拿馬運河舉世聞名，瑰夏咖啡聲名遠播，香蕉等熱帶水果享譽世界”[12]P1。這種話語風格有利于激發海外受眾的情感共鳴，在話語建構上體現了共識、共情、共享的受眾意識，符合跨文化共情傳播理念。

最后，著眼世界發展，反映全人類共同的利益，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外交話語是立足于中國實踐的知識生產，是對中國智慧、中國經驗和中國方案的闡釋與升華，不可避免地帶有價值觀層面的意蘊。而當下，“對于旨在打破西方話語體系藩籬，建構新時代國際話語權的中國來講，一個能夠超越種族、文化、國際和意識形態界限，著眼于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大局，反映全人類共同利益和追求，具有共同性、全球性共識的價值觀尤為重要”[10]P121-122。因此，中國外交話語的構建、譯介與傳播需要以共情為基礎，找到中外共同關注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基點，以增強共情視域下的傳播活力，努力建立共知、共情、共通、共享的跨文化交往倫理。

三、中國外交話語跨文化共情傳播的路徑選擇

系統研究《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共四卷）中文版內中國外交話語的構成特色、翻譯技巧和傳播機制，深挖共情資源，在世界已成為“地球村”背景下的人們日益成為命運共同體的今天，我們可以從中國外交話語的構建、翻譯和傳播三個階段入手，通過更新理念、拓展渠道、關照受眾、注重反饋、調整方式等策略將跨文化共情傳播付諸實踐，增強中國外交話語的傳播效果，提升中國外交話語的傳播力、影響力和公信力。

1.跨文化共情傳播下中國外交話語的構建

跨文化傳播關注的核心是如何與異質文化交流的問題。長久以來，受不同的意識形態、文化背景、價值觀念、思維習慣等因素影響，一種話語表達式及其所承載的理念進入到另一種文化語境中，經常遭遇“被懷疑”“被過濾”“被選擇性接受”，甚至處于“被誤讀”的尷尬處境，帶有政治意蘊的外交話語更是首當其沖。為消除誤解，促進溝通，以文化間性理念引領中國外交話語的跨文化共情傳播至關重要。具體而言，文化間性是主體間性在文化領域的應用實踐，強調不同文化之間的包容、妥協、平等、互動。因此，“跨文化共情傳播中，傳播者與受眾都應樹立文化間性理念，超越文化中心主義局限，尊重異質文化的‘他者’，并堅持從‘他者’出發，構建自我與‘他者’之間平等交流的橋梁，促進雙方之間的互惠性理解”[6]P68。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共四卷）中，諸如“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無是處的文明，文明沒有高低、優劣之分?！盵13]P259“堅持文明上交流互鑒。世界因為多彩而美麗?！盵14]P457“主張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15]P440等外交話語不論是語言內涵還是價值外延都很好地詮釋了文化間性理念在中國外交話語跨文化共情傳播中的應用，也體現出習近平總書記作為國家領導人外交話語的魅力，以及話語背后濃厚的跨文化共情意識。

2.跨文化共情傳播下中國外交話語的翻譯

傳播學是“研究社會信息系統及其運行規律的科學”[16]P5，強調對人類如何運用符號進行信息交流的研究。根據傳播區域，可以分為國內傳播和國際傳播；根據傳播過程中使用的語言，可以分為同語傳播和異語傳播。本文討論的中國外交話語的對外傳播屬于借助翻譯、向海外受眾傳遞信息的國際傳播，也可稱為翻譯傳播。翻譯是該項傳播活動的手段和方式，影響傳播效果；傳播是翻譯的目的和歸宿，衡量翻譯價值。二者關系密切，是中國外交話語實現跨文化共情傳播目標的重要環節。而縱觀中國外交話語的運作機制可知，翻譯處在中國外交話語生產與傳播的中間環節，直接制約著中國外交話語的內涵能否被準確、全面地傳遞到文化的“彼岸”即異語受眾。因此，譯者“為了實現原文意義在目標語環境中的重構，就必須基于譯文讀者的認知結構和審美取向，有針對性地融通語言，實施靈活多樣的翻譯手段和策略”[17]P18。具體而言，譯者就是在準確解碼原文外交話語內涵的基礎上，挑選有利于激發目標語讀者共情的翻譯方法，贏得異語受眾的同向解讀和情感共鳴。

3.跨文化共情傳播下中國外交話語的傳播

中國外交話語要讓海外受眾了解和接受，除了樹立文化間性理念、選擇能夠激發共情的內容、采取多樣的翻譯方法外，還要尊重對外傳播規律，重視跨文化共情傳播下中國外交話語的傳播渠道建設和傳播效果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 年5 月31 日講話中提出：“要加強國際傳播的理論研究，掌握國際傳播的規律，構建對外話語體系，提高傳播藝術”[18]P1。尊重傳播規律既是工作原則，也是實踐需求。中國外交話語的對外傳播不能僅僅停留在文本翻譯階段，不能錯誤地認為“完成了翻譯工作，就完成了傳播工作”或“傳播得不好，都怪翻譯得不好”。因為翻譯只是中國外交話語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要想從“走出去”發展到“走進去”“走下去”，“作為傳播的中間橋梁，翻譯人員不僅要把控翻譯的語言質量，也應當豐富對外傳播途徑”[19]P71，并根據受眾反饋，實時調整傳播方式，提升傳播效能。多語種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共四卷）出版發行以來，中國外文局多次組織海內外力量、利用海外國家主流媒體平臺舉辦線上線下發布會、圓桌論壇等活動，推介中國外交話語，并針對該著作外文版中國外交話語的核心概念不定期開展讀者訪談，了解海外受眾的反饋，為調整傳播方式和優化傳播內容提供數據支撐，充分體現了重視受眾、促進溝通的跨文化共情理念。

四、結語

“每個歷史時代的歷史主體，由于其所處的社會存在的境遇不同，都有屬于自己不同的話語表達方式”[20]P28。中國外交話語作為我國外交理念的載體，借助跨文化共情傳播能夠增強其對外傳播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共通性。同時，中國外交話語跨文化共情傳播跨越政治學、翻譯學和傳播學三大領域，是向海外各國傳遞中國外交理念、培育“知華”“友華”“愛華”國際力量的重要方式，對打造“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實現傳播效果最大化具有重要意義。因此，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共四卷）中文版為例，充分挖掘共情資源，明確中國外交話語跨文化共情傳播在推進國家交流、促進民心相通、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獨特優勢，并探索在傳播理念、傳播渠道、傳播方式等方面實現價值共享的創新路徑，助推中國外交話語“構建、翻譯與傳播”一體化建設，增進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平等交流與文明互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