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籌發展與安全的理論內涵與實踐路徑

邱 霞 原 磊

(1.中國社會科學院 當代中國研究所,北京 100009;2.中國社會科學院 經濟研究所,北京 100836)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全是發展的基礎,穩定是強盛的前提。要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會治理體系,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盵1]當前,我國面臨著十分復雜的內部和外部環境,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既要堅定不移地推動高質量發展,也要積極穩妥地塑造高水平安全。要把安全發展貫穿到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一、發展與安全的邏輯關系

發展與安全是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發展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提高他們構建自己未來的能力,而安全是為了維護國家整體利益,保持社會安定有序,為群眾安居樂業提供堅強保障。

(一)安全是發展的基礎

安全對于發展具有基礎性作用,能夠引領發展,成就發展和衡量發展。很多情況下,安全容易被當作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沒有得到充分重視,但一旦安全出現問題,就會對國家利益和經濟社會穩定造成巨大沖擊,也會對老百姓生活造成重大影響。首先,安全是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安全是人類的永恒追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也將安全作為人類的基礎需求,并指出人們需要穩定、安全、受到保護、有秩序、能免除恐懼和焦慮等。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這必然會帶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也意味著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將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和挑戰。為了更好保住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切實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大局穩定,必須要統籌好發展與安全,將更好滿足人民的安全需求作為發展的根本要求。其次,安全為發展保駕護航。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國際安全與國內安全相互影響。安全問題開始變得越來越復雜,涵蓋政治、軍事、國土、經濟、金融、文化、社會、科技、網絡、糧食、生態、資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極地、生物、人工智能、數據等諸多領域。不同領域的安全問題彼此聯系、相互影響,具有傳導效應和聯動效應,任何一個領域出現安全問題,都可能會對總體安全造成嚴重損害。在當今世界競爭中,安全已經成為一種核心競爭力,成為集聚全球優勢資源的關鍵優勢,資本、人才等生產要素往往朝向更加安全的國家或地區流動。為了更好地保障國家的發展權利和利益,就必須要營造安全的國際國內環境,從而為發展創造良好條件。最后,安全是衡量發展水平的重要標準。一個國家是不是真正發達,不僅僅取決于經濟總量,還取決于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鴉片戰爭之前,清朝的經濟總量并不低,1820年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32.9%[2]P340,經濟總量和人口均居世界第一,但是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較低,不僅在后來的鴉片戰爭中一敗涂地,而且國內也是危機四伏,瘟疫、叛亂、吸食鴉片等問題層出不窮。由于沒有安全作為保障,發展成果也就無法保持。1840年發生鴉片戰爭之后,清朝不得不割地、賠款、商定關稅,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社會發展陷入倒退,1870年我國經濟總量下滑到全球經濟總量的17.2%[2]P340,在清朝滅亡后的1913年,經濟總量進一步下滑到全球經濟總量的8.9%[2]P340。由此可見,對發展水平的衡量,不僅要看創造財富的能力,而且要看保護財富的能力。

(二)發展是安全的保障

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于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3]安全是一種狀態,更是一種能力,而發展是提高保障安全的能力的根本途徑。首先,發展能夠提升維護安全的科技能力。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科技在全球政治和經濟中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促進國家安全能力的提高,必須要依賴于科技賦能,運用最前沿的科技來提高國家安全治理能力,而科技能力的提升必須要依賴于發展來實現。例如,數據已成為一個國家的核心資源,而數據安全已經成為國家安全中的基礎性安全。數據安全的特殊之處在于沒有物理空間邊界,在數字社會中所涉及的諸多領域無一不需要數據支撐與表達[4],一個國家如果無法保障自身數據安全,也很難保障其他方面安全。為了更好地保障數據安全,必須要不斷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建設更加安全、更有韌性、更保護隱私、更公平的數字生態系統,提高國家的數字治理能力。其次,發展能夠奠定保障安全的綜合國力。國家安全是決定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需要不斷地塑造和維護,必須持續投入大量經濟社會資源。一個國家必須要通過發展不斷提升自身的綜合國力,才能有足夠資源和能力投入到軍事、科技、文化等安全相關領域,才能取得更高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才能更好保障自身安全。從全球來看,能夠保障自身安全的國家,主要是一些經濟發達國家,相比之下一些經濟欠發達國家往往面臨著貧困、落后、失業、政局動蕩、依賴他國等安全問題。國家安全與綜合國力之間呈正相關,發展是提高綜合國力的根本途徑,也是保障安全的根本途徑。最后,發展能夠化解威脅安全的各類風險。工業化在為人類創造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各種各類風險形成并充斥整個世界,在工業社會以后,人類已經進入一個以風險為本質特征的風險社會。[5]P7面對當前復雜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們既要防范化解小概率高風險的“黑天鵝”事件,也要防范化解大概率高風險的“灰犀?！笔录?而無論是哪種類型的風險,其防范化解都必須依靠發展來實現。例如,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帶來了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增加了經濟社會脆弱性,造成發生“黑天鵝”事件和“灰犀?！笔录母怕侍岣?然而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很難依賴調整存量來實現,而是要在動態發展過程中,更好地調整增量來實現。

二、我國面臨的新形勢新挑戰

當前,我國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環境,諸多矛盾疊加、風險挑戰顯著增多。統籌發展和安全就是要科學把握國家安全形勢發展變化新特點新趨勢,有效防范化解各類風險挑戰,從而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保障。

(一)國際環境向復雜、多變和脆弱的方向演變

在全球經濟形勢日益嚴峻和國家之間利益格局失衡的背景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加速演變期,地緣政治沖突愈演愈烈,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向復雜、多變和脆弱的方向演變。首先,國際環境的復雜性大大增加。國際環境的復雜性主要體現在世界多極化更趨明朗導致國際格局深刻調整演變、國與國相互依賴相互影響持續加深、競爭博弈手段多樣化等多個方面。從世界多極化來看,蘇聯解體之后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然而隨著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世界向著“多極化時代”逐漸過渡,國際力量對比正加速朝著趨于均衡的方向發展。世界多極化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但這一過程將十分漫長,并且會伴隨多次反復甚至沖突對抗。從國與國依存關系來看,全球分工體系進一步深化,從產業間分工到產業內分工,再到產品內分工,各國之間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風險傳導也變得更加迅速,局部問題可能會迅速演變成全球性問題,對各國安全治理造成挑戰。從大國競爭來看,博弈領域已經遍布政治、軍事、科技、經濟等諸多領域,博弈主體變為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多主體協同參與,博弈手段包括政治顛覆、軍事參與、經濟制裁、文化滲透、科技控制等多種方式。其次,國際環境的多變性大大增加。國際環境的多變性主要體現在西方國家政治格局的不穩定和中美關系的惡化。從西方國家政治格局來看,政治“右轉”勢頭加強,反傳統、反建制、反精英思潮上升,民粹主義、身份政治、宗教政治化進一步抬頭,對這些國家傳統政治格局造成嚴重沖擊,也帶來世界政治格局的不穩定性。從中美關系來看,美國調整對華政策,將我國視為最主要競爭對手和最重大地緣政治挑戰,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各個領域對我國進行打壓遏制,嚴重危害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發展,破壞國際經濟和世界貿易秩序、規則。最后,國際環境的脆弱性大大增加。國際環境的脆弱性主要體現在軍事沖突頻發、經濟風險增加、糧食危機加劇。從軍事沖突來看,烏克蘭危機愈演愈烈,引發大國之間大規模沖突或局部戰爭的可能性迅速增加。同時,美國通過軍事部署、海上巡航等手段,插手臺海和南海問題,試圖干預地區爭端,導致了亞太地區安全局勢的緊張。從經濟風險來看,受前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影響,美國和歐洲國家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為此從2022年3月份開始,美國和歐洲國家進行了持續加息,這也使得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全球金融系統變得更加危險。[6]從糧食危機來看,受新冠疫情、氣候變化、地緣沖突升級等因素影響,糧食生產和運輸變得更加困難,未來可能引發全球范圍的糧食危機。

(二)國內環境處于各類風險易發高發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創造了良好條件,但是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國際力量對比的深刻調整,我國發展面臨的各種風險挑戰也急劇增加。一般來講,一個國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往往更容易出現收入差距擴大、產業轉型升級困難、資源環境條件惡化甚至社會動蕩等問題。2022年我國人均GDP為12720美元,尚未達到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門檻標準的13205美元?？缭街械仁杖胂葳鍖嵸|上是發展中國家從后發追趕向超越領先的轉變,往往是發展歷程中最為艱難的爬坡階段,當前我國經濟面臨一些困難和挑戰,很大程度上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須承擔的“陣痛”,必須要通過轉型來進入新的發展階段。[6]現階段,我國經濟主要面臨四個方面重大風險。首先,宏觀經濟過快下滑風險。受居民消費大幅下滑、民間投資和房地產投資萎縮、世界經濟不景氣等因素影響,我國經濟增長面臨著較大壓力,2022年我國經濟增速為3%,處于多年以來的較低水平。隨著我國經濟規模越來越大,經濟增速放緩是必然的,但如果經濟增速過快下滑,就會帶來很多問題,對國家安全造成不利影響。其次,金融風險。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我國必須要堅持的底線。當前,我國要防范外部輸入風險,在美歐國家持續加息的作用下,全球金融體系已經十分脆弱,避免國外突發事件對我國金融體系的沖擊。同時,也要防范內源性風險,近年來我國地方債規模持續擴大,對地方政府財政造成巨大壓力,要避免地方債風險積累到一定程度,引發區域性、全局性、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再次,產業鏈供應鏈風險。我國已經建立了世界上門類最為齊全的產業體系,但大量企業都是集中在產業鏈低端環節,而產業鏈高端環節往往由國外企業把控,很多關鍵零部件關鍵原材料關鍵設備往往依賴于從國外進口。一旦國外企業停止提供,我國就面臨“卡脖子”問題。核心技術“卡脖子”風險會嚴重影響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從而影響到國家經濟安全。最后,房地產風險。房地產的風險既體現在房地產企業倒閉對金融系統造成沖擊,也體現在購房群體因無法償還購房貸款,而導致的斷供、棄房等問題。[6]目前,我國很多房地產企業由于銷量大幅下滑導致資金難以回籠,因此頻繁“暴雷”;同時,因為房價下跌、購房者收入下滑、期房“爛尾”無法按時交房等原因,導致“斷供房”數量急劇增加。

(三)信息技術快速發展對國家安全帶來新挑戰

信息技術快速發展帶來了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變革,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但也帶來了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事關黨的長期執政,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福祉。首先,信息技術快速發展對人民安全帶來挑戰。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大數據已經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消費者通過提供部分個人數據,從而獲得企業更有針對性和個性化的服務。然而,這一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個人隱私泄露和數據濫用問題,從而對人民信息安全造成損害。據Risk Based Security(RBS)《Data Breach Report:2021 Year End》數據顯示,2021年全球公開披露的數據泄露事件4145起,共導致超220億條數據泄露,造成數據泄露的原因主要包括黑客入侵、內部人員泄露、工作失誤等。除了個人隱私數據以外,還有一些非常敏感的特殊數據,包括生物信息、基因信息和健康數據等,一旦被濫用,將會直接影響人民生命安全。其次,信息技術快速發展對政治安全帶來挑戰。目前,全球意識形態斗爭形勢錯綜復雜,美國等西方國家借口“網絡自由”而竊取其他國家數據,針對重點領域和重點人群進行策反,進行意識形態輸出,發動顏色革命,對國家政治安全造成嚴重損害。隨著ChatGPT被廣泛應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開始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西方國家通過選擇性的數據采集和有偏性的算法,對敏感信息進行過濾和控制,對我國意識形態安全造成嚴重威脅。最后,信息技術快速發展對維護國家利益帶來挑戰。當前已經進入數字化、智能化為主導的時代,數據已經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基礎性資源、重要生產力和關鍵生產要素。數據資源正成為塑造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戰略制高點,大數據資源的多寡則決定了一國參與國際競爭能力的高低,也直接影響該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數據影響力乃至政治經濟影響力。[7]我國人口規模巨大,經濟活動頻繁,且市場需求層次豐富、類型多元,是世界上數據資源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因此數據資源也成為國外競爭者爭相竊取的對象。國外對我國數據的竊取,既包括一些經濟社會活動的重要數據,也包括很多個人隱私數據和敏感數據。數據被竊取不僅會造成國外競爭者對我國數字產業發展進行打壓,損害國家利益,也會帶來嚴重的安全隱患。

三、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與安全

在錯綜復雜的安全形勢下,必須要堅持系統觀念,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辦好發展安全兩件大事。習近平總書記準確把握時代特征和中國國情,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成為我國統籌發展與安全工作的基本遵循。

(一)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涵體系

總體安全觀是一種整體性國家安全理念,總體安全要達到的目的是各類安全問題耦合而產生的整體涌現效應,其強調各類國家安全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與作用,而不是各類安全的簡單相加。[8]從國家安全要素來看,有“五位一體說”[9]、“十一種要素說”[10]和“十二種要素說”[11]等不同觀點。其中,“五位一體說”認為國家安全要素主要包括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科技文化社會安全、國家安全等五個方面;“十一種要素說”認為國家安全要素主要包括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十一個方面;“十二種要素說”認為除了“十一種要素說”中提到的安全要素以外,還應當包括國民安全,因為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中談到“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實際上,無論是“五位一體說”,還是“十一種要素說”“十二種要素說”,都是對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的不同角度闡釋。從把握國家安全的原則來看,中央主要有過三種不同表述的“五對重要關系”。一是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首次明確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時,指出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必須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12]二是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提出要“統籌發展和安全,統籌開放和安全,統籌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統籌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統籌維護國家安全和塑造國家安全”。[13]三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要“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統籌維護和塑造國家安全”。[14]綜合來看,這三種表述中,實質上是提出了七對重要關系,需要我們在理解國家總體安全觀中把握。

(二)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理論創新

總體國家安全觀是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安全問題長期探索的重要創新。新中國的成立開辟了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紀元,但尚未安定的國際國內形勢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新中國提出了嚴峻挑戰。毛澤東做出了戰爭與革命是時代主題的判斷,將保衛新中國安全作為最為緊迫的任務。這一時期,國家安全主要體現在軍事安全、國土安全、政治安全。改革開放以后,國際國內形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世界政治和經濟一體化趨勢日趨明顯,知識與科技已成為世界各國競爭的重點,鄧小平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新主題的主張。此時,維護國家安全不再單純地思考軍事安全、政治安全、領土和主權安全,而是更多將經濟安全、科技安全等納入考慮范圍。在這一背景下,江澤民提出了“新安全觀”的概念,1999年3月將其核心概括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15]P312-318,2001年7月又修訂為“互信、互利、平等、協作”[16]P264-299?！靶掳踩^”涉及的只是對外安全和國際安全問題,而不是完整的國家安全問題,而且強調非傳統安全問題時忽視了傳統安全問題,對傳統與非傳統兩個方面在當代國家安全問題中地位作用的認識具有片面性。[11]2006年以后,黨中央基本不再使用“新安全觀”表述。

總體國家安全觀具有重大理論創新價值。第一,安全主體由單一到多元。過去談國家安全時,國家往往是單一主體,其他主體,包括個人、組織、社會等往往被忽視,而總體國家安全觀突破了傳統國家安全的基本框架,強調統籌國土安全與國民安全,實質上是將多元化主體都納入到國家安全的范疇之內。第二,安全內容由狹窄到廣泛。過去談國家安全時,安全內容往往是限定在政治安全、領土和主權安全、軍事安全等傳統安全,后來加上了經濟安全、科技安全等部分非傳統安全內容,而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統籌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提出了十二種國家安全要素,國家安全內容進一步豐富。第三,安全范圍由注重外部到內外并重。過去談國家安全時,往往是注重外部安全,而不注重內部安全,事實上內部安全是影響國家安全的直接因素,維護外部安全的根本目的還是要實現內部安全。當前,我國內部安全面臨嚴峻挑戰,社會矛盾凸顯,恐怖主義、網絡安全、信息安全、社會穩定等問題,這些都是威脅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因素?？傮w國家安全觀強調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體現了對安全范圍的拓展。第四,安全觀念由自身安全到共同安全。過去談國家安全時,往往推崇采用軍事手段以威懾或防御外敵脅迫或入侵,將自身的安全建立在他國的不安全基礎上,是一種零和博弈,結果導致世界安全環境更加惡化,而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統籌開放和安全、統籌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實質上是要在深化對外開放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世界各國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動態平衡。第五,安全手段由防御到塑造。過去談國家安全時,往往是強調對不安全因素的防范,是在已有國際規則下更好維護國家利益,是一種被動防御的邏輯,而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統籌發展與安全、統籌維護國家安全和塑造國家安全,實質上是要在發展中提升自身實力,更多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從而營造更加有利的內部和外部環境,更好保障國家安全。

(三)總體國家安全觀與新發展理念的邏輯聯系

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能夠貫徹新發展理念的發展,在經濟增長上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必須要在保障國家安全的基礎上推進高質量發展。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基礎。第一,要實現創新發展必須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中國經濟經過多年發展以后,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必然要從粗放式發展向集約式發展轉變,必然要由要素擴張驅動轉為全要素生產率提升驅動,必然要使創新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然而,我國科技創新仍存在原始創新不足、重點產業核心關鍵技術受制于人、創新體系不完善等短板。這些都對我國的科技安全造成嚴重挑戰。對我國來講,要想成為世界科技大國,發揮科技對高質量發展的引領作用,就必須要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積極應對科技發展帶來的新挑戰新問題,將科技發展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要實現協調發展必須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協調問題十分突出,既體現在產業之間的不協調,也體現在區域發展的不協調。從產業來看,我國產能過剩和產能不足并存,大量企業集中在低端環節,而在高端環節面臨著嚴重的“卡脖子”問題,對我國的經濟安全造成嚴重威脅;從區域來看,我國區域發展差距依然較大,部分地區面臨著生態環境惡化、產業升級困難、地方債等問題,威脅經濟社會穩定。為此,必須要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增加產業發展協調性和區域發展協調性,從而更好維護國家安全。第三,要實現綠色發展必須踐行國家總體安全觀。生態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全球面臨的共同威脅,我國做出了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承諾,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注入了強勁動力。為此,我們必須要踐行國家總體安全觀,保障生態安全,堅持節約能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推動低碳發展,實現生態環境質量的持續好轉,同時要保障資源安全,維護能源供應鏈產業鏈穩定,保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第四,要實現開放發展必須踐行國家總體安全觀。深度融入國際分工體系,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經濟實現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只會越開越大。然而,在開放過程中,我國面臨著西方發達國家的圍堵和遏制,不僅加劇了世界的不穩定因素,也會對我國國家利益造成嚴重損害。為此,我們必須要踐行國家總體安全觀,在開放發展中既要合作共贏,也要堅持斗爭,為我國發展創造更加公平、更加有利的外部環境。第五,要實現共享發展必須踐行國家總體安全觀。共享發展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決定的,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根本價值取向。為了實現共享發展,必須要在維持經濟社會穩定的基礎上,改進居民收入分配和區域收入分配,從而讓發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眾。為此,必須要踐行國家總體安全觀,處理好發展和穩定的關系,更好維護群眾利益,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既是我國應對國際形勢變化,防范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戰略性調整,也是我國解決國內深層次問題,實現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必然選擇。[17]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要通過新安全格局來保障,只有站在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高度認識和理解構建新發展格局,才能獲得內外循環互為條件、彼此依托、不可割裂的整體視角,并將重心放在構筑起強大的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和穩固的基本盤上。[18]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必須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健全國家安全體系,著力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增強我國在復雜發展環境中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

(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我國應對國際形勢變化,主動調整發展戰略的重大舉措,其內涵在于更好挖掘我國經濟發展的內部潛力,更好地把握經濟發展的主動權。堅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有利于化解外部沖擊和各類風險帶來的影響,有利于在極端情況下保障我國經濟基本正常運行和社會大局總體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快速發展,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然而隨著經濟體量逐漸增加,經濟運行風險也逐漸積累,安全問題也更加凸顯。為此,必須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一是堅定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改革發展穩定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三個重要支點。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發展是解決一切經濟社會問題的關鍵,穩定是改革發展的前提。我們要推動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著力解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釋放經濟發展動力,同時也要注重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牢牢把握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作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結合點,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安全穩定。二是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穩定性和針對性,避免宏觀經濟運行的大起大落,高度重視就業、物價、房地產等指標,避免對民生領域造成沖擊。積極主動化解地方債風險、房地產風險,提供足夠的流動性,滿足合理融資需求,修復融資預期,防止形成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暢通經濟循環中的各類堵點、斷點,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促進商品和生產要素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和高效配置。及時清理廢除各地區含有地方保護、市場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政策,優化市場競爭秩序,從而更好激發我國超大市場規模優勢,全面釋放強大國內市場潛力。三是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安全問題。更好保障安全是提高人民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途徑。歷史一再表明,人民安全問題解決不好,勢必會造成社會不穩,甚至危及國家安全。在暢通國內大循環過程中,要重點抓好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安全、防范重特大自然災害、維護社會穩定等工作,避免一些突發因素對正常生產生活秩序造成沖擊。對于一些群眾反映強烈的安全問題,要協調各方面資源,集中力量進行解決,及時發現和消除不穩定因素。

(二)以新安全格局保障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是我國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其內涵在于更好的實現內外經濟循環的聯動,在全球范圍集聚和利用資源,增強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和經濟發展動力。事實上,在全球經濟開放發展的今天,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很難割裂開來,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促進。[17]從生產要素市場來看,人才、資本、技術、土地等生產要素必須要形成特定組合才能更好發揮作用,而對我國來講必然存在相對過剩的生產要素和相對不足的生產要素,生產要素在國際市場上流動,有利于提升國內循環效率水平。從商品市場來看,消費活動本身是一個系統,必然涉及到很多具有互補性的產品和服務,消費者對國內產品的需求也會帶來對進口產品的需求,因此為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就必須要同時增加本國商品和進口商品的消費。然而,生產要素和商品在全球范圍流動的同時,必然會帶來一些安全問題,需要積極主動地進行防范和化解。為此,必須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一是維護好政權安全、制度安全,堅決打贏意識形態斗爭。我們治國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這也是我們從革命勝利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依靠。然而,中西方意識形態存在根本性差異,在制度上也大相徑庭。為此,在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時,必須要高度重視政治安全,尤其是防止國外對我國政治滲透、文化滲透,防范對我國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破壞。二是保障糧食、能源、重要資源的供給安全,確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安全。保障糧食、能源、重要資源供給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更是實現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的基礎,同時還要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和安全性,從而實現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然而,從實際情況來看,我國在部分能源和重要資源上還嚴重依賴進口,在產業鏈供應鏈上也存在“卡脖子”問題,這些都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為此,在深化對外經濟合作中,必須要堅持國家總體安全觀,高度重視糧食安全、能源安全、資源安全和產業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三是強化科技自立自強,維護生物、網絡、人工智能、數據等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萍妓绞且粋€國家的根本實力,也是國家安全的根本保障。我國要想保障自身安全,必須要通過持續的科技創新,不斷提升自身的技術實力,從而實現科技的自立自強。尤其是在生物、信息等新興領域,大國之間的競爭已經主要演變為國家行為體綜合運用各類政策手段爭奪技術權力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技術能力更加充分地體現為國家安全能力。為此,必須要將科技自立自強作為提高安全能力的根本途徑,不斷提升科技安全、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強化科技支撐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