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智聯的云生存邏輯*

林愛珺 葉 立

5G 技術對信息傳輸的加速和擴容使人與人、物與物、人與物得以在更廣闊的時空及更廣泛的意義上形成連接，我們置身于一個無所不在、無所不包、關系多元的泛在信息網絡之中。未來6G 技術和更強的人工智能技術將使人類加速進入萬物智聯的云生存時代，人類與技術的關系將進一步被重塑。過去關于人與技術的主客二元邏輯將智能機器作為智能技術的物質化展現，將可感知對象視為對立者，這種基于技術工具、物質和功能屬性的主流理解實際并不能解釋數字化生存或者云生存中人技關系一體化的事實邏輯。本文試圖超脫于具體的技術應用、界面、設備等單一的智能技術人造物，深入虛實結合、消弭時空、泛在連接的智能網絡，探討未來云生存背景下媒介技術對社會關系的重構。

一、泛在、沉浸、聯結：萬物智聯的云環境

1995 年，比爾·蓋茨在《通往未來之路》中設想了20 年后的虛擬世界：“這是一個幾乎所有的電視機和計算機都被插入一個全球智能網絡，并易于回應我們命令的世界”。①[美]羅杰·菲德勒：《媒介形態變化：認識新媒介》，明安香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年，第149 頁。如今，比特對原子的替代加速了人類的數字化生存，這一設想正逐漸成為現實?！氨忍匾幌蚴菙底只嬎阒械幕玖Ｗ?，其作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要素?！雹赱美]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冢汉Ｄ铣霭嫔?，1997 年，第2-21 頁。比特作為信息的最小單位，其本身是虛擬的，但數字化生存卻是完全依賴于實在的技術設備。借助無處不在、形色各異的技術設備，互聯網正以超乎尋常的速度延伸著人體的各個器官，尤其是作為思維要塞的中樞神經系統與大腦。隨后，移動互聯網對海量個體數據的收集和處理開啟了繼機械化、電氣化、數字化之后的進一步媒介化浪潮。③Nick Couldry and Andreas Hepp,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66.

以個人興趣為主導的“我的日報”正是數字化生存的重要表征，充分描繪了當前網民的信息獲取現狀，并廣泛應用于衣食住行等各個生活領域，個人成為散發與匯聚信息的中心。隨著人工智能第三次浪潮的到來，我們開始邁向數字化生存的新階段，即云生存。這一階段中，人工智能技術創造的智能媒介網絡是形態各異的智能化人造物的聯結網，虛擬的智能系統與實體的智能設備共同構成了沉浸傳播所需的智能云空間。如弗蘭克·施爾瑪赫在《網絡至死》中所說：“云計算將讓數據、程序和操作系統不再存儲在單獨的電腦上，而是在云集合中，仿佛漂浮在我們和每一個機子之上，......我們將擁有兩個腦子，一個在頭顱里，一個在云端，一個在地面上，一個在天空中?！雹賉德]弗蘭克·施爾瑪赫：《網絡至死》，邱袁煒譯，北京：龍門書局，2011 年，第177 頁。

云生存是數字化生存中孕育出的新模式，是以互聯網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依托云環境的社會生活方式。云生存時代是一個以泛在網絡為物理基礎的、以沉浸傳播為特征的泛眾傳播時代。②李沁：《沉浸傳播——第三媒介時代的傳播范式》，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117 頁。其中的沉浸媒介具有泛眾式、體驗式、共享式、共創式等特征，③李沁：《沉浸媒介：重新定義媒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國際新聞界》2017 年第8 期。突出了媒介與人類的高度相關性，尤其強調人在媒介建構中的參與作用。由此，沉浸作為傳播的過程與結果，既是具體可感知的，又是無處不在、難以名狀的。沉浸傳播恰恰呈現了信息高度智能化、網絡化和泛媒介化的人類生存狀態與社會形態。④李沁、熊澄宇：《沉浸傳播與“第三媒介時代”》，《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 年第2 期。傳播網絡以有形實在與無形泛在的方式廣泛存在于人類社會的各項活動之中，由此也形成了以人為中心，以強大的連接性與計算能力為渠道，以個性化服務為目標的人性化傳播趨勢。

隨著智能技術的應用普及與智能算法的不斷進化，人類正主動或被動地參與智能技術的構造，不同個體數據集成的大數據作為云端的共享資源體現了技術與人同構、共創、共生的密切關系。法國當代學者讓·佛朗索瓦·利奧塔認為：“各種各樣的數據庫……對后現代人而言就是‘自然’”。⑤[美]約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鄧建國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342 頁。大數據的載體智能設備作為基礎設施連接構成智能媒介系統，形成一種去焦的生存環境，它很難被監測、被注意，處于非中心位置，這就是“云環境”。正如密歇根大學信息學院和歷史系教授保羅·愛德華茲所說：“成熟的技術系統常常會隱退到自然的背景當中，變得像樹木、日光和泥土一樣稀松平常，其貌不揚?！雹轠美]約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第42 頁?！按蠖鄶禃r間，技術是不可見地、極其小心地調節著人類的認知過程?！雹遊荷]彼得·保羅·維貝克：《將技術道德化——理解與設計物的道德》，閆宏秀、楊慶豐譯，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149 頁。由此，便產生了基于云環境的云生存邏輯。

二、云個體：人的數字化存在

云生存是人與技術共創的生存模式，人與技術共同為云生存提供了基礎的合理性。在個體層面，人與技術通過云個體產生互動，實現共創。技術依靠云個體獲得了運作的可能；人依靠云個體獲得了自我辨識的新路徑，以云個體為介質的人技互動成為云生存的內在邏輯。

（一）作為數字肖像的虛擬信息體

云個體，即數字肖像，是以智能算法為核心技術，基于真實個體的態度、行為等數據的深度畫像。它以虛擬個體的形象表現一個人的數字特征與蹤跡，是智能技術應用的基石。云個體具有虛擬性、連接性、中介性。云個體是無實體的虛擬信息體，是真實世界中個體在云端的投射；其虛擬性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必須與真實個體保持盡可能一致與即時的連接，從而實現真實個體與云個體的有效對應，以保證其存在的合理性；云個體作為真實個體與技術之間的連接點，具有中介屬性，同時體現了人對技術的作用與技術對人的作用，是人與技術共同的施力點。

互聯網為數據留痕提供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緩沖期，其間人類在網絡上留下了不計其數的數據資源，是包羅萬象的大千世界與趣味盎然的人生百態造就了數據的多樣性與豐富性，賦予了智能媒介網絡運作的內驅力。數據源于現實與虛擬空間中個體行動所生產的信息，多元的個體信息在云端聚集形成了大數據。因此，云生存與個體密不可分，是個體以自我為媒介，與智能技術共同創造的生存模式。其“利用個體信息化，在云端再造與真實個體相關聯的云個體，并在‘云個體=真實個體’的假設下，通過算法的自動挖掘、聚類和分發，建構了一個自適應的傳播生態?！雹倮盍?、陳昌鳳：《信息個人化轉向：算法傳播的范式革命和價值風險》，《南京社會科學》2020 年第10 期。

個體在智能媒介網絡中的生存有賴于二次連接，即數字化“云個體”之間的連接、云端網絡與現實世界的對位連接，前者是虛擬個體間的信息連接，后者則通過技術網絡實現了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的連接。云個體之間的連接意味著現實世界中的關系將一定程度體現在虛擬的云端之上，從而維護云端生存的關系秩序與結構穩定；云端網絡與現實世界的對位連接則體現了“云個體”作為真實個體的數據衍生物，對真實個體具有高度的依賴性。二者強調了云個體作為虛擬信息體的真實屬性，即一種“虛擬的真實性”，其本質是人與技術功能的雙向作用力。

在前智能技術與人類的關系中主要體現了單向的技術功能作用力，即人以技術功能為依托實現感官的延伸。盡管布魯諾·拉圖爾指出人與非人之間存在對稱性；唐·伊德認為所有的人類—技術關系都是雙向的。②Don Ihde, Bodies in Technolog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p.137-138.但從功能性上來看，前智能技術的作用呈現出單向性的特點，即技術機制脫離了與人的關聯依然存在自動化運作的可能性，如廣播、電視、計算機等，而人卻無法離開技術感知信息環境，失去技術的人仿佛失去了作為感知器官的皮膚，成為孤立而封閉的個體。人工智能作為以人類為發展中心的技術，其運作機制無法脫離人而單獨實現，人的行為數據直接影響著技術的具體實踐。人工智能技術的運作機制依附于人及其數據衍生物，是一個與人緊密捆綁的、無法單獨“存活”和運作的技術，可以說人的認知與實踐是云生存的前提與基本條件。

（二）云個體≠真實個體：主客我的信息互動

以人為中心的數據收集和處理使“云個體”逐漸呈現客體化趨勢，在人類以“云個體”形態驅動智能技術發展的同時，智能技術也通過“云個體”的客體化實現了對人類的建構。在智媒泛在的社會網絡中，智能基礎設施成為無處不在的交互對象。沉浸式的交互環境使作為潛在“客我”的云個體不斷與作為認知和行動“主我”的真實個體進行著信息交換與互動，影響并形塑著人類自我理解的路徑。

盡管個體的云端呈現是實現人與技術功能雙向作用力的前提條件，但在智能算法大行其道的技術環境中，信息數據凝集而成的“云個體”與多元經驗組成的真實個體產生了大量交集，甚至出現了將“云個體=真實個體”的技術假設邏輯等同于真實個體邏輯的現象。有學者認為，一個人的智能手機直觀地反映了這個人的信息需求，不同的信息肖像會獲得不同的信息推薦，信息內容是個體心理狀態的側寫，等同于用戶的真實人物形象。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與大眾對智能算法的簡單理解，這樣的觀念正在為多數人所接受，“相由心生”開始演化為“相由機生”。人類的認知失去個體性，個體變成數據，數據成為了統治者。③[美]亨利·基辛格：《人工智能可能導致啟蒙運動的終結》，《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18 年第6 期。

“云個體”對真實個體的作用始于信息互動中的自我辨識。人類是如何進行自我辨識的？在拉康的“鏡像階段”理論中，嬰兒通過將“我”投射到鏡像中獲得了自我辨識的途徑，而這樣的辨識卻先后經歷了將“他人”視為“自我”與將影像視為真實兩個誤認階段，誤認的結果是對自己鏡像的迷戀。智媒傳播的特點之一便是投射和放大，人工智能可以作為一面鏡子反射出我們自身的映像。④牟怡：《傳播的進化：人工智能將如何重塑人類的交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140 頁。當處于智能媒介網絡中的人類意識到自己的個人特點、性格、興趣被數據化、信息化地呈現時，將發現電子屏幕映射出了自己的信息肖像——云個體，這樣的信息形象也許并不是具體全面的，但卻是可自我感知且更加內斂隱晦的，其中伴隨的是欲望的放大與增長。庫利的“鏡中我”理論揭示了交互之中他者評價對自我辨識的重要性，而米德的“主客我”理論則進一步說明了他人評價作用于個體意識后形成的內向傳播與自我互動現象?！霸苽€體”作為一種可識別、可互動的“客我”影響著人類的自我辨識。

云個體與真實個體的高度相似性賦予人類基于技術的自我辨識邏輯，激發并引導著個體以技術為中心的理解方式。然而，必須清晰地認識到三個問題。第一，云個體本質上是基于用戶信息行為的數據肖像，其驅動依然遵循技術邏輯與資本邏輯，具有工具理性色彩。第二，云個體具有引導性與制約性，它在放大人類某些特質的同時也縮小了另一些特質，以迎合真實個體的方式強化技術邏輯與資本邏輯的合理性，無形中造成了個體意識的“自我截除”與認知偏差，并非對真實個體的客觀全面再現。第三，云個體作為依附于真實個體行為的虛擬信息體具有涉身性，無法脫離真實個體單獨運作，其存在的合理性體現在虛擬與現實的動態相關性而非主客二元的決定性。因此，將云個體與自我形象等價而論的邏輯是陷入了將他者視為自我、將虛擬視為真實的理解誤區，是人類陷入盲目自戀和數據崇拜的信息化過程，是人類自由意志受制于技術人造物的表現。

三、云認知：技術調節下的認知

智能技術以隱性的方式引導著人類對世界的認知、態度與行為，體現著技術環境對人的影響與調節。美國技術哲學家唐·伊德認為，人類與技術之間首先是具身關系和詮釋關系，是以人為中心的意義創造；技術同樣也存在著脫離人類意志和控制的趨勢，體現為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背景關系和它異關系。無論人類意志是否成為技術的中心，智能媒介構造的泛在技術網絡都意味著人類已經身陷技術環境之中，并頻繁地與技術環境進行互動?；乩照J為，物質意義上媒介網絡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主體性，并占據了敘事的主線。①吳璟薇、郝潔：《智能新聞生產：媒介網絡、雙重的人及關系主體的重建》，《國際新聞界》2021 年第2 期。萬物智聯是一顆籠罩人類社會的“機器之心”，對人類的認知具有“逼促”作用。因此，云認知所呈現的技術環境對人的調節構成了云生存的隱性邏輯。

（一）“技術繭”：技術的主導作用

在萬物智聯的環境中，人類處處被技術人造物包圍著卻沒有明顯的感知，技術帶來了泛在的沉浸感。這一種技術“抽身而去”的“不在場”，成為人類經驗領域的一部分，成了環境的組成部分。②[美]唐·伊德：《技術與生活世界：從伊甸園到塵世》，韓連慶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114 頁。智能媒介網絡是基于大數據和云計算的網絡，是寓于人類生活中的環境網絡，正如美國科學家馬克·威瑟所預測的，泛在計算時代是一個安靜技術的時代，技術已經后退到我們的背景當中。③李沁：《沉浸傳播——第三媒介時代的傳播范式》，第28 頁。

唐·伊德認為，人類意向性由技術裝置調節，而去焦的技術直接構成了人類的生活情境，作為部分或整體的場域，直接作用于人類的意向性。人工智能技術融合了伊德對背景技術的多元解讀，自動化裝置、隔離技術、庇護技術似乎都能在智能機器或智能媒介網絡中尋得共鳴。伊德將自動而封閉的技術系統稱為“技術繭”，體現出背景技術的物理性封閉。智能媒介組成的泛在網絡并不是封閉的技術環境，它甚至沒有肉眼可見的物理屏障，但無處不在的技術環境已經將人類裹挾在人工智能的洪流之中，技術環境儼然成為包裹人類的“技術繭”，人類不再對技術有直接的感知，但卻時時被技術所結構著?！罢缬薪辜夹g一樣，背景技術也轉化了人的經驗的格式塔結構，而且恰恰是因為背景技術是不在場的顯現，它們可能對經驗世界的方式產生更微妙的間接的影響?！雹躘美]唐·伊德：《技術與生活世界：從伊甸園到塵世》，第117 頁。

作為云生存的技術硬件，智能設備具有基礎性作用。彼得斯將具有基礎性作用的媒介稱為“后勤型媒介”，其基本功能在于對各種基本條件和基本單元進行排序，具有組織和校對方向的功能，將人和物置于網格之上，既能協調關系又能發號施令，整合人事，勾連萬物。⑤[美]約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第42-43 頁。智能媒介網絡正以基礎性的作用遁入人類的經驗背景之中。

人與技術的背景關系在移動互聯網中已經形成。隨處移動、攜帶方便、內容豐富的智能手機成為當下人類獲取信息和社會交往、處理公務的主要電子媒介，它如影隨形，甚至讓人對智能手機產生了幻肢感，智能手機似乎成了人類的電子腦?，F實生活中一人一屏足以建構起以移動互聯技術為背景的庇護空間，隔絕現實世界里令人窒息的喧囂與尷尬的社交，塑造基于智能手機的認知體驗與社會關系，實現了網絡社交的圈層化和媒介場景的沉浸化。如今，基于大數據的智能推薦廣泛應用于智能手機，更是以一種超越自我認知的環境化方式影響著人與世界的關系。

（二）“實用霧”：技術的勸服作用

如果說“技術繭”是指人在技術的包裹之中被動地接受技術環境的影響；那么“實用霧”則是人與技術環境互在，人主動地參與技術環境的建構。將云環境作為認知的技術背景無形中削弱了人的能動性，人與技術的復合認知則強調了技術環境與人類能動認知的同構性。所以，歸根結底，技術對人的認知影響是一種調節作用，而非決定作用。

在大眾傳播的信息環境中，人類往往通過自身所能感知的事物判定存在的事物，即李普曼所說的“擬態環境”。在“擬態環境”中，信息環境與客觀環境在可感知的信息內容的影響下模糊了邊界?；凇皵M態環境”理論，日本學者滕竹曉提出了“信息環境的環境化”，指出人們的生存依賴信息環境賦予的定義，盡管對世界的認知有賴于擬態的信息環境，但我們卻以實際的行動影響著現實世界，加劇了真實環境的擬態化。因此我們存在于一個“自控與被控”協同構造的信息環境中，信息對人的認知起到了調節作用。在云生存中，攜帶信息的技術環境積極且直接地參與了人類認知與行為的調節。

技術具有勸服功能。正如相較于人工問診，人們更相信醫療技術的診斷結果。維貝克認為，人與技術之間存在復合關系（composite relations）?！皠裾f性技術所屬的環境已經超越了伊德的背景關系，因為技術與人發生了積極的交互作用?！雹賉荷] P.P.維貝克、楊慶峰：《伴隨技術：倫理轉向之后的技術哲學》，《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13 年第4 期。斯坦福大學提出的福德風（Food-Phone）勸服技術能為肥胖人士控制飲食，使用者通過電話拍照功能將一天的食物拍照傳給專業機構，機構將為其反饋攝入熱量的情況及整日的熱量消耗情況。②[荷]彼得·保羅·維貝克：《將技術道德化——理解與設計物的道德》，第152 頁。智能手環、App 計步、健康機器人等技術應用同樣以勸服的方式積極地調節著用戶對自身健康狀況的認知，改變了用戶的行動計劃或行為方式?？梢?，智能技術不僅需要人類參與數據的制造，其自身也通過信息互動參與了人類認知與行為的調節。與大眾傳播中人與信息環境的同構不同，技術勸服體現了人與技術環境的同構。在“人與信息同構”和“人與技術同構”的環境中，信息內容主導的“隱性同構”走向技術功能主導的“顯性同構”，這既是技術主體性的體現，也是同構可感性的體現。維貝克為復合關系列舉了環繞智能的例子，強調了智能技術對人類認知環境的干涉與指導作用，認為復合關系是詮釋關系與他者關系的延伸，揭示了技術與人類同構的雙重意向性。

智能網絡作為人性化的沉浸媒介，加速了人與技術的二元同構，甚至有望將人與技術環境的顯性同構以隱性的方式表達出來。環繞智能作為智能環境的代表性技術體現了電子設備的無線化與微型化趨勢，其應用的具體場景通常被稱為“智慧房屋”或“智慧環境”。③[荷]彼得·保羅·維貝克：《將技術道德化——理解與設計物的道德》，第150 頁。學者雷·庫茲韋爾預言，21 世紀后半葉，納米技術“群集”將使真實世界呈現虛擬世界的特征，并引用了羅格斯大學計算機科學家J·斯托爾斯·霍爾的“實用霧”（utility fog）概念。④[美]雷·庫茲韋爾：《機器之心》，胡曉姣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年，第187-188 頁。作為“實用霧”最小的組成單位，Foglet 是一個如細胞大小、擁有12 條手臂和末端抓手的小型機器人，無數Foglet 將創造一個分散型智能體，而充斥著Foglet 機器人的房間被稱為“實用霧”?！皩嵱渺F”會刻意模擬自己離場的狀態，并模擬創造人類的目標環境，實現視、聽、觸多元的感官沉浸。人工智能技術與納米技術的融合，將真正詮釋環繞智能的真諦?！皩嵱渺F”的設想似乎是智能媒介網絡在完全成為技術環境后的成熟應用狀態，界面的微化與消隱是技術發展的現實規律，也是媒介進化的大趨勢。到那時，云環境作為勸說性技術對人類知行的塑造和干預也許更加無跡可尋了。

（三）技術調節下的認知局限與異化

技術調節下的認知局限源于人們對可感知環境的沉迷。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了著名的“洞穴隱喻”，描繪了一幅長期被束縛于洞穴中的囚徒觀看人造投影的畫面，認為洞穴中的囚徒混淆了可見世界與可知世界。在智能媒介網絡中，視聽依然是人類感知環境的主要渠道，人與技術之間的關系對應著洞穴中的囚徒與弄影者，再次應驗了“洞穴隱喻”對人的認知的描述。不同的是，人與智能技術擺脫了原始的洞穴環境的物理束縛，轉而營造了這樣一副畫面：在一個開放的空間中豎著一堵白墻，一個人面墻而立，其身后的智能機器操控投影，將人的身影投射到白墻上，人在顧影自憐中手舞足蹈、流連忘返。洞穴隱喻也很好地解釋了柏拉圖的形式理論。形式理論認為，我們通過感官感知到的世界并非現實，而是不完美的投影，正如一個洞穴墻壁上木偶的影子。①[英]喬治·扎卡達基斯：《人類的終極命運：從舊石器時代到人工智能的未來》，陳朝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96 頁。經智能機器投影的世界是經過加工改造了的世界，技術邏輯與資本邏輯同時影響著信息環境的建構，真實、虛擬、超真實在智能媒介網絡創造的信息環境中模糊了界線，成了鮑德里亞筆下的“內爆”社會。正如那身處白墻前的人，其所看到的是自己被放大的模糊投影，看得見輪廓和形態卻難以清晰地描繪影像，此時，人所處的境地是盲目的、孤獨的、單面向的。

在認知局限的基礎上，技術環境引導了需求異化。馬爾庫塞指出，一切為了特殊社會利益而強加于人的需要，其本質是異化的需要，是“虛假需求”，表現為靈魂被物據。智能媒介網絡中的“虛假需求”表現為，“我”的需求不是我的需求，這在信息需求中尤為顯著。為了給機器學習創造樣本以及提高用戶粘性與信息消費水平，智能媒介網絡通過技術環境隱晦地影響了人類對信息的需求。從技術背景化的角度看，由于技術背景難以直接感知的特點，各類搜索引擎、手機應用、智能設備憑借智能算法，以“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的姿態引導了人對信息需求、信息價值、信息規律的認知，成為一種技術隱喻。同時，身處算法環境之中，算法規劃的信息環境似乎是遵循人類意志的目標環境。然而，從人與技術同構的角度來看，實現同構需要以人與技術間的認同為基礎。其中被動認同與主動認同依然存在區別，前者趨向技術主導，后者則強調人類主導。算法往往在混淆二者差異的情況下創造了看似是技術與人類同構的信息環境，試圖通過獲取認同取代認知風險，篡改了個體與信息環境之間由認知到認同的邏輯順序與因果聯系，進而主導了“云個體”的建構。

四、云關系：隱秘的云端與泛在的即時

泛在的智能媒介網絡作為技術云環境影響著人的認知與行為范式，通過環境渠道產生的影響也為傳播的即時性提供了泛在的條件，改變了傳統的時空觀念與傳播角色的固有關系。事實上，早在1960 年，麥克盧漢便預言了電子速度將會消弭人類意識中的時間與空間。②李沁：《沉浸媒介：重新定義媒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國際新聞界》2017 年第8 期。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大大加速了時空概念的消弭進程，時空觀正逐漸模糊，亦推動著人技邊界的隱退與即時互動的發展。突破時空壁壘與傳受結構的傳播關系——云關系，成為云生存中的外部邏輯。

（一）深度沉浸：時空界限的隱退與即時的互動

廣播電視及電報技術縮小了信息傳輸的空間距離；印刷技術填補了傳播的時間溝壑；互聯網消除了交流的時空界線，打造了天涯若比鄰的“地球村”，開啟了數字化生存時代，而數字生活數據化演進的最終結果是加速時空界線的消隱，提升人與技術交互的即時性。大數據源于現實生活也反作用于生活世界，在日常生活中，大數據驅動以個人為節點的泛在關系網絡，該網絡同時連接著相隔咫尺—天涯的人、現實—虛擬空間中的人、公共—私人領域中的人，人們得以在智能媒介創造的多元混合環境中自由穿梭于不同空間，既是空間的泛在，也是個體的泛在。智能媒介網絡不僅通過云計算實現了多元空間的連接，云存儲也為大數據提供了時間縱向關聯的可能性。分布各處的豐富的數據節點，建構起跨越時間長度的個人數據庫，歷史的數據成為影響當下甚至未來的重要因素，過去、現在、未來得以在數據網絡的作用下密切互動。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智能媒介網絡都追蹤著個人信息，每一個人的數據形成了歷時與共時交織的縱橫關系網，一個時空可以同時調用多個時空的信息與關系，時空界限在數據關聯中逐漸淡化。在智能媒介網絡營造的沉浸環境中，個體設備隱沒于設備聯結的網絡中，技術隱沒于周遭的生活環境中，技術作為一種顯性缺席，它會成為人類經驗領域的一部分，即一種立即的環境。①曹繼東：《伊德技術哲學解析》，沈陽：東北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36-37 頁。時空觀的淡化推動著即刻環境對傳播關系的重塑與傳受者角色概念的退場。

智能技術改變了傳播的結構與“角色”對于傳播過程的意義，詮釋了傳播的流動性。在以報刊、廣播、電視等為代表的傳統媒介時代，信息從傳者流向受眾，是缺乏反饋的線性過程。拉斯韋爾的“5W 模式”使傳播過程的環節作為概念深入人心，也奠定了傳播角色的內涵，“傳者”與“受眾”似乎是由人類所扮演的兩種特定角色，在傳播結構與實踐中已經形成了思維定勢。到了互聯網時代，雙向互動和反饋實現了傳播賦權，“人人都有麥克風”成了不言而喻的特征，傳者與受眾互為傳播的起點與終端，角色的概念在傳播的主體間轉換。然而，無論是單向線性還是雙向互動，傳播的結構并未發生本質變化，即信息依然在靜態的點與點之間間歇性傳遞。但是，在智能媒介網絡中的人機關系并沒有角色概念的定勢，人與智能設備處于互為傳受的動態關系之中，二者同時進行著信息生產與信息接收，靜態的角色逐漸轉向動態的媒介。有學者認為，隨著媒介的數字化發展，由軟件定義的媒介越發呈現出“過程”特征，媒介是動態而非靜態的，尤其是在如今媒介數據化發展的趨勢中，在算法的加持下，用戶比過去更多地參與了技術軟件的設計與創造，而技術也將在人類信息的參與中不斷地修改和完善，算法成為了媒介過程化的放大器。②Andreas Hepp, Deep Mediatization, New York:Routledge, 2020, pp.56-84.

在算法的實踐中，機器通過信息分組、要點置頂、評估試錯等方式誘導人類的接觸反饋，人類則通過內容點擊、瀏覽時長、評論分享等方面的差異引發機器的“認知與行動”，信息是不斷被收集與傳遞的。人與機器在傳播網絡中無時無刻都接收并傳遞著信息，傳受終端逐漸成為動態的傳播節點。正如智能算法推薦的廣泛應用并非基于用戶的某一次搜索、瀏覽行為，而是通過篩選、分析用戶的歷史點擊行為、社交范圍、所處地理位置等不同時空的信息所進行的信息傳播行為。一個行為影響著另一個行為，一個人關聯著另一個人，一臺設備連接著另一臺設備，信息以無形、流動的方式連接著顯性或隱性的傳播節點。智能設備聯結的傳播環境時刻變動著，有交互就有傳播的驅動力，一旦交互開始便難以停止。信息從傳播主體間的間歇性傳播加速為傳播節點之間的即時傳播，傳播的流動性得以顯著提升，傳受雙方破除了主體角色的身份意涵，轉而以泛在、動態的傳播媒介的狀態進入傳播場域，在傳播中人與智能設備都是流動著的信息載體。傳播的高速流動使傳受角色的概念逐漸退出傳播結構的舞臺，轉而強調信息內容、傳輸渠道、體驗方式的獨異性。

（二）云端凝視：超級全景監視下的隱性規訓

泛在的智能媒介網絡在破除時空界限、模糊傳受角色的同時也將傳播過程中動態的節點置于云端的凝視之下。交互即時，凝視即時，泛在的智能媒介網絡使“云端凝視”演化成無處不在的“超級全景監視”。波斯特正是從?？碌娜俺ㄒ曋髁x出發提出了“超級全景監獄”，即在信息方式下結合電腦數據庫的一種新型權力技術與統治模式，被作為后現代信息方式下的大眾控制手段。③呂安心：《波斯特超級全景監獄與?？氯氨O獄比較研究》，《學理論》2017 年第7 期。超級全景監視泛在而隱蔽，以“客體化”的方式完成自我建構，正如智能媒介網絡通過數據“云個體”無形中完成了對個人“客體化”形象的建構。?？碌摹叭氨O視”是指在全景敞視建筑中的核心是一座監控塔，周圍是被監控的、透明的環形封閉結構?！俺壢氨O視”，是指在智能媒介網絡中，監控者與被監控者互換了位置，位于環形中心的是透明的“個人信息塔”，環繞在個人信息塔周圍的是“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不可見”的智能黑箱。這種“超級全景監獄”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話語/實踐場，重構了話語權主體。在這個話語場與傳播場中，全民自覺或不自覺地參與了自我建構的過程，成為被超級全景監獄規訓的主體。①高亞春：《數據庫：信息方式下的“超級全景監獄”—— 一種新的主體之自我構建方式》，《自然辯證法研究》2008 年第1 期。監獄在這里已經去實體化了。

超級全景監視是數字化生存中的隱性規訓方式，其技術特征與意識形態特征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在數據化和智能化的發展趨勢中，超級全景監視是繼時空界限隱退之后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界線的瓦解。在智能媒介環境中，人的任何一次交流與互動都會在數據網絡留痕,“數據痕跡”作為上傳云端的資源遵循著共享的原則，推動了私人活動與公共活動的同化。數據庫通過對公共與私人界限的顛覆，通過相互之間的信息交換與整合，實現了對個體的全面監視。②張金鵬：《超級全景監獄：信息方式下的權力技術——波斯特論信息方式下的統治模式》，《南京社會科學》2007年第8 期。如波斯特所言：“個人與個人、個人與機構之間的分界線不斷被電腦數據庫逾越,隱私作為一種行動模式甚至是一種論題都被取消了”，③[美]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范靜嘩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93 頁。這在人與技術的即刻互動中尤甚，作為人類權利的隱私的消失日益常態化為一種云生存法則。智能技術參與了原本以人為主導的權利關系的建構，轉而在人與技術的互動中強調了技術的目的性與潛在能動性，這在近年來備受熱議的AI 責任與權利問題中可見一斑。而身處泛在的技術背景之中，人類并未深刻意識到沉浸傳播所帶來的超級全景監獄的智能化演進，在傳播流動性加劇的情況下，依然習慣于共享數據資源，從而形成一種有序的自我規訓，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狀態。如此，數據同時作為資源和控制手段真正實現了以“一種虛構的關系自動地產生出一種真實的征服”。④[法]米歇爾·?？拢骸兑幱柵c懲罰：監獄的誕生》，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年，第227 頁。

五、結語

在智能技術的調節之下，數據化云生存使人與技術之間形成了難以割裂的依附關系，技術在功能性上的作用力產生了雙向的趨勢，智能技術為人類量身打造的“云個體”正作為潛在客體影響著人類的自我辨識。人類個體與技術的互動構成了云生存的內在邏輯。同時，智能媒介網絡作為技術云環境，不僅以認知背景的狀態影響著人與世界的關系，也積極引導著人的認知、態度與行為，技術與人類形成了同構的意向性。技術對人的認識的調節構成了云生存的隱性邏輯。隨著智能技術不斷模糊著時空界限，人與技術時刻進行著互動，傳播關系也呈現動態化特征，智能技術對即時關系的強化也將人類置于技術的凝視之下，智能媒介網絡成為即時的隱秘監視者。智能傳播關系的改變成為云生存的外部邏輯。

數據的共享與流動使人類獲得了多重數據分身，也意味著作為智能個體的人類的數字化建構?；艚鹋c馬斯克等曾多次警示人工智能對人類存在的威脅，唐·伊德提出了技術對人的“放大—縮小”作用，麥克盧漢提出了對媒介對人的延伸與截除效應，極端的延伸是否意味著某種截除或消亡？在日益沉浸的云生存中，如何更好地理解人與技術的關系，更好地適應數字化生存，是未來必須深入 研究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