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世界觀*

費 晟

無可否認，近年來關于區域國別研究的討論已如火如荼，而當區域國別學被設立為一級學科后，不同觀點的交鋒就進一步增多。這里一個重大的背景在于，區域國別學不僅是涉外學科分化整合的自然產物，更明顯地為國家政策所牽引。所以象牙塔內很難不關心這一新學科制度建設的門檻與價值取向問題。①有關區域國別研究的學科及理論構建基礎，可參見?？桑骸秴^域和國際研究：關于歷史和 “原理”的思考》，《國際政治研究》2018 年第5 期；任曉：《再論國別區域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 年第1 期；汪詩明：《國別史研究的新范式：知識譜系、區域視角與時代意識》，《史學集刊》2022 年第4 期；陳杰、駱雪娟：《作為交叉學科的區域國別學學科構建：反思與建議》，《外語學刊》 2022 年第4 期。此外一個熱議點在于區域國別學如何能平衡通識性與專識性、學理性與實用性、思辨訓練與技能訓練、支撐學科與輔助學科之間的張力。②學者大多認為歷史學與國際政治是區域國別學的基礎，但也有學者認為外語才是最基礎的支撐學科。這種論斷的前提或許在于首先要確定外語究竟是認識外部世界的基礎，還是作為一種“學術”的基礎。汪詩明：《區域與國別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區域國別學語境下的考察》，《學術界》2023 年第2 期；王啟龍：《區域國別學十問》，《外語教學》2023 年第2 期。無論如何，學者們至少達成了一個基本共識，即區域國別研究所謂的“區域”（area）是指中國之外的世界。此“區域”不同于中國問題研究中常用的“區域”（regional），后者具有內向性，通常是指相對于“中央”而言的“地方”（local）。所以，區域國別研究不管對象與方法如何，最終目標應是為了增進本國公共智識儲備中對外部“他者”的認知。

既是立足本國探究世界，則以何種世界觀去認知域外就是首當其沖的問題，這事關區域國別研究對待并接觸他者的基本立場與目的。所謂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worldview）是一個人或一個集體看待并理解包括其在內的世界的根本認識框架或視角。③Ken Funk, “What is a Worldview?”，https://web.engr.oregonstate.edu/~funkk/Personal/worldview.html，2023 年11 月1 日。區域國別研究在特定時代呈現的旨趣與重點，既取決于學者個人世界觀的偏好，也不可避免地被國家主體的世界觀所規訓。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知識生產，區域國別研究的成果反過來也會影響不同層次的讀者及決策者的世界觀。在此，本文不試圖討論建設區域國別學的路徑問題，而是思考更廣義層面上的區域國別研究所需的世界觀問題。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應當有一種更全面且平等地看待世界上不同區域的自覺。作為區域國別研究的基礎學科，世界史尤其應發揚經驗研究與理論梳理的傳統優勢，重視前期科研積累較薄弱的亞非拉或全球南方的研究，思考其對中國深度參與國際事務的意義。

一、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世界觀之變

在尊重自然地理區劃傳統的基礎上，今日的涉外研究通常都根據行政地理界線劃分研究對象，以國家為基本單元，形成了“國別—區域—全球”這種多層次分析框架。歷史上任何人類聚落都不可能全然不關心外部世界，而這種認識框架特別反映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以來現代社會通行的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國際行為主體的世界觀。從新中國學科分類與建設的傳承來看，包括世界史在內的廣義的區域國別研究一貫都是根據類似世界觀確立分析單位。①世界史學科尤其如此，一個特別醒目的案例可參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辦公室公布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世界歷史學科分類代碼。正因為如此，現存的區域國別研究早已是一種多學科為了理解共同的地理單元而各盡所能貢獻專精知識的領域，其成果最終有助于學界更全面深刻地思考國內外社會的基本問題。比如著名的“文明興衰論”就不僅建立在歷時性研究的基礎上，也建立在不同區域經驗的比較之上。當區域國別學被設立為一種?？浦畬W時，反而讓人擔憂它會引發部分學者的圈地或投機，標榜要服務決策，實則生產一堆看似綜合但其實疏淺的知識。一旦學者們減少關注更基礎性的問題以及自己研究對象之外的世界，一種整體性的世界觀就被撕裂了。

不過，區域國別學的誕生無論如何都意味著涉外研究在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中地位的上升。學術共同體的任務就是如何把握好變動的資源分配格局，在堅守學理的前提下，推動國民更全面、客觀且具體地認知外部世界。世界史對此責無旁貸，因為“‘涉外’專業（外交、對外經貿、外國語、國際法、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國際傳媒等）都有一個共同的知識基礎，那就是世界史”。②錢乘旦：《新時代中國世界史學科建設問題》，《歷史研究》2019 年第1 期。世界史學者應當努力夯實區域國別研究的學理基礎，引領學術規范，豐富經驗研究，形塑其世界觀。

長期以來，世界史研究不僅要面對時間維度中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的張力，也要平衡空間維度上厚此薄彼的問題。作為一種研究旨趣上的分野，厚此薄彼首先取決于一國如何認識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自晚清知識界開始努力將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天下”形塑為“世界”以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造成的“亡國保種”危機日益加深。在國際舞臺反復上演叢林法則的現實下，“弱國無外交”“救亡圖存”及“師夷長技以制夷”之類的認識都迫使中國不得不把歐美列強作為域外研究的重點，同時也無暇關注作為列強殖民地存在的廣大亞非拉世界。

這種歷史境遇及相應的世界觀給后世造成的影響是深刻又復雜的。國人一方面渴求國際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原則，另一方面也更偏好以現實主義的邏輯理解外部力量。以當下我國的世界史研究來看，不管是出于欣賞還是厭斥，西方大國無疑還是研究的重心。相關區域國別研究的學術制度建設有目共睹，不僅人才密集，學術共同體活躍，科研成果也堪稱量多質優。出現這種現象是合理且必然的：從史實上看，西方大國是世界歷史尤其是近現代地緣政治的中心地帶，歷史能動性最強，重大歷史事件與重要歷史人物迭出，創造的制度性典范最多。從現實上看，這一區域始終是國際治理決策的中樞，干預國際事務的意愿和能力最突出。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大部分國家而言，西方大國始終是影響發展的關鍵外部因素。相比之下，當前世界史研究中的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部分就顯得邊緣，無論是學術研究的繁榮度還是人才富集度都只算差強人意。除個別單位形成了特定亞非拉區域研究的集群優勢，大部分世界史教研單位的正式制度安排中，亞非拉史就是點綴或者補充。事實上，不僅是世界史，涉外研究領域普遍都呈現大同小異的圖景。

但是常被忽略的是，這種世界觀并非是一以貫之的。新中國成立伊始就空前地注意到了非西方世界的重要性，積極努力地提升國家知識體系中亞非拉區域的權重，進而在蓄積區域國別研究力量時推動構建一種新世界觀，即不僅重視傳統大國研究，也大力推動亞非拉新興國家研究。這一方面反映了當時我國學界在探索域外知識領域的與時俱進：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曾為列強殖民地的亞非拉地區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新興主權國家接二連三誕生，包括中國的許多鄰國。新中國需要面對諸多原本就不甚熟悉、此時更加復雜難測的國際行為體。另一方面，重視亞非拉也是新中國重塑外交的實踐所需：以意識形態斗爭為基本內容的冷戰環境迫使新中國需要考慮一種全新的國際定位與統戰理論。眾多新興國家在反殖反帝問題上與中國立場高度一致，但僅憑國際共識遠不足以與之統合。所以，反映在學科建設上，世界史一方面是以蘇聯為師，由中國史學傳統中的一門知識不斷轉變為一種學術。①錢乘旦：《“世界史”的理論、方法和內容》，《光明日報》2015 年1 月10 日第11 版。另一方面，新中國切實需要這種新學術為殖民地世界的革命以及蓬勃發展的地區主義運動提供準確的歷史解釋。對此毛澤東指出：“亞非拉人民斗爭的前途，這是大家關心的問題。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歷史。從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十幾年的歷史來看，就知道亞非拉人民將來的前途?！雹诿珴蓶|：《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斗爭的前途》，《毛澤東文集》第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282 頁。

這一世界觀明顯影響了我國區域國別研究的布局。第一個關鍵節點是1955 年的亞非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前后，教育部明確在主要高校推動設立亞洲史研究力量。1954 年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相繼成立了專門的亞洲史研究小組，后來根據研究單位所處的地緣特點，這些小團體紛紛發展成各有側重但聚焦于亞非拉區域的教研室。就東南亞史研究來說，1956 年廈門大學建立了南洋研究所，而1957年中山大學亞洲史研究也明確規劃以東南亞為核心。③牛軍凱：《問道亞細亞：中山大學亞洲史研究學科史》，《亞洲史研究》第1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 23 年。第二個關鍵節點是1963 年至1964 年周恩來出訪亞非14 國。這一重大外交活動再次提升了學界與政界對亞非拉區域的重視，同時也促使在歷史研究的基礎上，啟動了針對現狀的社會科學研究及智庫性質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研究首先依托于基礎學科實力雄厚的單位，比如1964 年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分別成立了亞非所、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研究所和蘇聯東歐研究所，東北地區的高校則成立了以東北亞為核心的研究機構，中央部門也直接建立了日后劃歸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蘇聯東歐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以及西亞非洲研究所。④參見任曉、孫志強：《區域國別研究的發展歷程、趨勢和方向——任曉教授訪談》，《國際政治研究》2020 年第1 期。這一時期的相關從業者多具有扎實的史學研究功底。

第三個重大節點是20 世紀70 年代中期所謂“全球冷戰”加劇的時代，最具標志性的事件是1974年毛澤東提出了中國版本的“三個世界”重大論斷。在當時全球主權國家中，亞非拉國家已經占據明顯多數，而美蘇兩極斗爭加劇，特別是競相干預并試圖主導新興國家的建設（nation building）。如文安立所論，兩個超級大國都是基于各自政治生活的意識形態對亞非拉國家開展爭奪。在面對后者時，它們以一種自命不凡的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典范自居。⑤參見[挪]文安立：《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當代世界的形成》，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 年，第5-6 頁。而恢復了聯合國合法席位的中國對這種新話語包裝下的霸權主義行徑表示了強烈反對及抗爭。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絕非偶然提出，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世界觀最直白的表述。它不僅依據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競爭因素重塑了基于行政地理區劃世界的傳統，也強化了中國的亞非拉身份認同，更明確了反帝反霸作為中國參與乃至引領國際事務的抓手。這個理論實際上采用了階級分析法，將世界視為如同人類社會一樣分等級的整體，彰顯了亞非拉國家應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共識，進而回擊美蘇對自身道路普世性的迷思。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國開始全面重視對不同區域國別歷史發展具體經驗的認知，特別是關注到了在國際舞臺中存在感較弱的國家，基本實現了地理意義上的世界全覆蓋。在知識生產方面，一個典型的案例是1972 年在中央的統籌下，全國14 家出版社聯合翻譯并出版世界國別史著作。不同省份的出版社分別根據所在省份的地緣特點，有分工地負責不同區域，比如廣東人民出版社就負責了大洋洲國家。至1978 年計劃完成時，一共翻譯了171 部國別史，同期出版的還有一套國別地理圖書共計72 種，包括了當時最新獨立的國家。①關于這一國別史叢書策劃的詳細背景仍有待考訂，參與單位與成果出版狀況可參見：“《國別史》簡介”，https://book.douban.com/series/22982。以譯作為主的區域國別知識生產反映了當時專業人才不足的現實，但這堪稱新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重大成果，充分體現了當時世界觀對學術實踐的引導。

總之，從20 世紀50 年代至70 年代末，中國推進并形成了自身特色的區域國別研究體系。它一方面秉承了中國人試圖探索并理解域外陌生人群及其社會的興趣，另一方面又逐步打造出一種結構清晰的認知框架，形成了西方、蘇東及第三世界國家研究鼎足的局面，而中國日益明確以第三世界成員的身份出發開展對外關系實踐。顯然，新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世界觀不僅強調國際主義的重要性，而且對不同國別區域抱有較為均衡的關注，具有濃郁的理想主義氣息，充滿了對亞非拉大團結的渴望。特別值得強調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蘇聯及西方大國的區域國別研究中，第三世界也是日益受到重視的，但它更多是出于一種宗主國對前殖民地習慣性的關注或者因冷戰斗爭需要引導操縱他國之目的。而新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則強調將自己內化于第三世界并加以同情式理解，與前者帝國主義內核的世界觀具有本質的不同。

二、從“三個世界”到“南北問題”：區域國別研究世界觀再出發

改革開放后，隨著中國對外關系工作重心與目標的調整，世界史研究中東歐及亞非拉區域的熱度下降了，但國別區域研究還在蓬勃發展。越來越明確的共識是，世界史不等于一個個國別史的疊加，國別區域研究也不可能為地球上每個國家建立一支研究團隊。所以，將世界視為一種結構體加以分類再行分析依然是合理的研究路徑。事實上，無論用何種地理單元去承載經驗研究，區域國別研究終究希望對全球整體性的問題有所關照。這個整體性是就不同區域面臨的共同的基本問題而言的。比如“三個世界”之所以成為一種廣為接受的世界觀，就在于它精準概括了時代的重大共性問題。早在1952 年法國統計學家和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索維（Alfred Sauvy）在《三個世界，一個星球》（“Three Worlds, One Planet”）一文中創造“第三世界”這一名詞時，已經指出亞非拉新興國家共同的歷史命運使得它們可以被概括為一個整體。而更關鍵的是，他準確預見到第三世界各國不管具體國情差異如何，都將成為兩大陣營爭奪的對象。②Carl E. Pletsch, “The Three Worlds, or th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tific Labor, Circa 1950-197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3, no.4, 1981, p.569.與歐美大國不同，無論中國如何成長，始終可以強調自己第三世界的身份認同，這正是基于共同的歷史遭遇與現實使命。第三世界國家都曾經遭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害，無一不在反抗外來壓迫中成長。其次，這些國家都面臨著國家建設特別是經濟發展的重任，但現實中缺乏足夠資源與制度工具，易受外來強權干預。因此，對國際不平等政治經濟秩序的共同抗爭，使大多數亞非拉國家從誕生伊始就謀求力量整合。在二戰結束后的30 年中，正是在亞非拉跨國主義和地區主義運動的推動下，萬隆會議、不結盟運動以及77 國集團等一系列合作機制促成了一種新興國家之間的相互認同與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價值觀。③徐秀軍、沈陳：《“全球南方”崛起與世界格局演變》，《國際問題研究》2023 年第4 期。

不過，“不結盟”“第三世界”“77 國集團”“發展中國家”這類概念雖然內涵接近，但是側重點還是有所不同，前兩個相對更強調一種國際政治上的角色，后兩個則更側重國際經濟上的處境。這其實反映了亞非拉世界同時面臨的兩重根本任務，即既要反霸權主義又要謀求經濟發展，這兩者又是相輔相成的。所以，當冷戰進入20 世紀80 年代，國際社會更多以和平與發展作為時代主題時，如何更好地統合這種雙重任務，需要更恰如其分的世界歷史解釋圖景，一些具有創新性的理論應運而生，最具代表性的當屬世界體系理論。沃勒斯坦提出“中心—半邊緣—邊緣”的世界觀也是結構主義的，但與三個世界不同，其措辭并不凸顯一種縱向的等級身份落差，而是更強調橫向關系中的不平等依附狀態。

不過，在更通俗的層面上，一個引發共鳴的視角還是南北問題。人們發現，世界體系中所謂的中心區域/國家基本都位于北半球，而邊緣或半邊緣地區主要在南半球，于是一種南北向度的提問方式也就日益增多。①Nour Dados and Raewyn Connell, “The Global South”, Contexts, vol.11, no.1, pp.12-13.在政治經濟學領域，所謂“‘全球南方’不是一個確切的（well-rounded）概念，而是一個綜合性的（comprehensive）概念，它所涵蓋的范圍絕非變動不居的空間……‘全球南方’與‘第三世界’‘欠發達地區’所指的范圍重合度高”。②劉德斌、李東琪：《“全球南方”研究的興起及其重要意義》，《思想理論戰線》2023 年第1 期。

從世界觀角度看，南北意識的誕生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超越了以政治意識形態分歧為基本主題的東西對立的世界觀，而是更全面地涵蓋了亞非拉世界所面臨的復雜挑戰?！澳戏健边@個概念也從一開始就具有全球性。事實上，在20 世紀70 年代以后，南北分化確實超越了政治維度，在經濟發展、社會治理乃至當時初現的國際環境保護等問題上都日趨明顯。比如1972 年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一次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上，南北分歧已經對達成一種全球治理方案造成了不亞于東西對抗的阻力。③徐再榮：《全球環境問題與國際回應》，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7 年，第 61 頁。在此，1977年勃蘭特委員會報告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它最初主要是強調南北之間經濟金融關系的嚴重不平衡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路徑在于通過多邊機構（世界銀行）的制度安排來改變全球治理結構。此種設想是否不切實際，另當別論，但在歐美國家日漸抬頭的新保守主義思潮中，它不啻為一股清流。因為這份報告承認大國對全球化的不平等后果負有歷史及現實責任，但同時并不認為去全球化是一種解藥或必然結果。它試圖以一種“民主社會主義”的方案來推動南北合作的國際治理。④Gavin Williams, “The Brandt Repor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no.19, 1980, p.77.所以在冷戰趨向緩和直至終結后，“全球南方”概念逐漸繼承了“第三世界”的核心問題意識，更形象也更準確地反映了最近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基本主題，即如何不復刻大國標尺實現自主發展的問題。隨著國際政治家的迭代使用，“全球南方”在今天已經成為一種國際問題研討的常見表述。中國是“全球南方”的成員之一，未來的區域國別研究應該重視這種世界觀可能的啟示。⑤需要指出，也有學者認為不必過多在意“全球南方”這一概念。參見江時學：《如何認識“全球南方”？》，光明網·學術頻道，2023 年10 月11 日。https://www.gmw.cn/xueshu/2023-10/11/content_36885439.htm，2023 年11 月30 日。

假如我們接受“南北向度”的世界觀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則對未來的區域國別研究可能具有如下期許。

首先，根據全球社會面臨的根本問題來設立區域國別研究的戰略目標。這里所說的問題至少不是優先指向實踐操作上的對策課題，而是人類生存、國家發展以及國際社會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原則問題。在這一前提下，研究是以西方大國為重還是以亞非拉為重其實并不重要，如同在全球氣候變化及疾病控制等全球治理問題上的表述那樣，世界各國都承擔共同但有差別的責任?？v觀人類歷史，不同人群之間的分歧和沖突并不罕見，對立斗爭也反復重演。但是以千年或百年為尺度，尊重個人與國家發展的自主性日益成為國際共識，而不同區域國別增進相互聯系、不斷提升文化包容性也是一種史實。目前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實際上被期待去應對許多逆全球化的問題。越是如此，就越應該對全球化抱以信心，要增加一些理想主義的抱負以及倫理道德上的自省，包括堅持全球南方的身份認同，更重視南南合作問題。這不應只是出于擴大國際聲望或者助力本國國際博弈的現實需求，而是試圖深刻理解它們面臨現實困難與挑戰的歷史成因，特別是全球結構性的積因。如果說區域國別研究有服務現實的使命，要充實提高對亞非拉區域國別研究的投入，那就是要發掘更豐富的本土知識與經驗，為推動構建更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提供更多依據。在此，除了政治軍事與經濟問題，社會、文化及環境等涉及國際正義的問題也是研究的絕好切入點。

其次，要充分重視全球南方的歷史研究，國別史與全球史都大有可為。這不僅是學科本位意識使然，更是確保區域國別研究全面性與客觀性的必然?；赝轮袊鴧^域國別研究的發展歷程，不應否認自上而下的旨趣具有突出且直接的影響力，這種影響要以夯實基礎研究為前提，特別是對于體量龐大的亞非拉國家。就國別史而言，只有對全球南方國家的歷史經驗有足夠具體準確的了解，才能形成一種可靠的比較研究，最終精準服務于國家與不同對象間的交往。對全球史來說，只有清楚全球南方共享互動的歷史，才能增強不同國家間的相互理解與認同，才有助于塑造多邊協作的必要性與合法性，才能抗衡部分西方學者以內部差異大以及缺乏深度為由分化南方國家。①Stewart Patrick, Alexandra Huggins, “The Term ‘Global South’ Is Surging. It Should Be Retired”, Commentary of Carnegie Endown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ugust 15, 2023.因為如果中國不引導或不參與“全球南方”范疇下的國際論辯與歷史研究，則其他大國就可能完全主導相關話語及歷史敘事，造成未來中國話語的孤立性或另類性。

第三，研究理論與方法上要重新梳理左翼理論的資源。盡管區域國別研究存在各種出色的理論與方法，特別是美國等西方大國有相當成熟的理論體系，但是在以南方國家為重要出發點的學術研究譜系中，左翼理論的價值還是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導致的種種問題反噬全球化的時代，無論是馬克思本人關于殖民主義雙重使命的討論，還是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影響而派生的諸多理論，如世界體系理論、庶民理論、東方主義、生態馬克思主義等等，都有助于更深刻地揭示全球發展不平衡性的根源，同時發掘各種研究對象尤其是南方國家的歷史能動性。近年來就有學者指出，如同人群一樣，不同政治實體在面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時也有不同的“生存潛力”（living potential），這值得具體的歷史比較研究。②Lucia Pradella, “Marx and the Global South: Connecting History and Value Theory”, Sociology, vol.51, no.1, 2017, p.146.當然，這最終還是指向我們如何建立一種自主的全球南方研究話語體系，包括如何符合學理地闡述中國自己的歷史發展經驗。對此著名歷史學者阿里夫·德里克在《全球南方研究》2007 年創刊號中已經有所提醒。他在討論全球南方的困境與希望時，借用了“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一詞，總結了全球南方國家謀求發展的核心挑戰——在不脫鉤的情況下既追求自主的發展道路，同時規避內部嚴重失衡的問題。③Arif Dirlik, “Global South: Predicament and Promise”, The Global South, vol.1, no.1, 2007, pp.17-18.

總而言之，“一國區域國別研究的興衰與國際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其發展程度也與該國綜合國力有明顯的相關關系?！雹苋螘?、孫志強：《區域國別研究的發展歷程、趨勢和方向——任曉教授訪談》，《國際政治研究》2020 年第1 期。但它能否成為一種真正助力中國對外關系健康發展，同時可以引發國際學界重視的學術，世界觀的塑造問題至關重要。在此需要特別警醒的是，在應用導向的區域國別研究需求增多的趨勢下，學術共同體建設原本就比較薄弱的亞非拉歷史研究可能出現進一步分化。為了爭取資源，許多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會更多投向現狀研究和對策研究。從個人專業規劃的角度看這無可厚非，但是從學科發展的角度看，不利于有關全球南方的高質量的基礎性學術研究。未來的區域國別研究非?？简炇澜缡酚绕涫莵喎抢费芯空叩膶W術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