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梅戲小戲看戲曲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張 瑩

（安慶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安徽 安慶 246011）

地方戲曲與民俗文化之間關系密切。很多學者都注意到戲曲的發展與民俗活動息息相關，而且戲曲中“保留有民間民俗文化的傳統和烙印”[1]，還有學者將地方戲曲歸入“游藝民俗”[2]261。但同時學者們也意識到“關于戲曲語言文化的研究，對現代語言學來說，尚是一個有待開發深入的重要領域”[3]。黃梅戲作為中國五大戲曲劇種之一，分為本戲和小戲。小戲一般被認為是黃梅戲的早期形態，主要以表現現實生活為主?？疾禳S梅戲小戲劇目語言，從語音、詞匯、語法入手分析戲曲語言與民俗文化、基礎方言的關系，梳理黃梅戲小戲的語言及其演變，對于保護語言文化生態平衡具有重要意義。

一、地方戲曲語言是民俗文化的產物

民俗文化“是民間社會生活中傳承文化事象的總稱”[2]1，“是特定的民族、時代、地域的產物”[2]7，一般分為“生活民俗、社會民俗、信仰民俗和游藝民俗”[2]3。安慶地區的民俗文化影響著黃梅戲小戲的語言。安慶被稱為中國竹鄉，盛產竹子，因此該地區人民群眾的生活與竹子息息相關。以小戲《打豬草》為例，該戲圍繞少女陶金花偷摘了金三矮子家的竹筍展開，其中反映了竹子對當地人民群眾生活的重要性。當地群眾日常以竹筍為食，其中的唱詞“筍子年年興，一家人吃飯，全靠一園筍”就反映了這一飲食文化①本文中引用的所有小戲均出自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1958年編，安慶室文化局1998年重印的《安徽省黃梅戲傳統劇目匯編》第九集、第十集。。生活中常用的物品也多用竹子制作，如金三矮子拒絕給陶金花竹筍時的兩句道白：“那一根，不行不行，那是我家婆留著打澡盆箍的”，“不行不行，這是我舅娘做漿布篙的”?？梢?，“澡盆箍”“漿布篙”這兩種生活用品就是用竹子制作的。生活中還有以制作竹制品為生的手藝人“篾匠”，如：

（1）金三矮子：沒有關系，從小我媽給我學過夾匠。陶金花：篾匠！

金三矮子：手藝沒到家叫夾匠，一夾就好著。（《打豬草》）

《安徽民俗》中記載“篾匠”是“篾工”的俗稱，“多出自皖西一帶，潛山、舒城尤多”[4]35。從地理位置上看，潛山屬于安慶市，舒城與潛山臨接，因此黃梅戲小戲中的“篾匠”可以看作是安慶地區行業民俗的體現。

正因為在安慶地區，竹子與人民群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所以在黃梅戲小戲的語言中可以看到與“竹子”有關的歇后語。如：

（2）a.竹子無節——大通（《登州找子》）

b.澡盆炸了箍——彭澤（同上）

另外，安慶位于長江下游，曾經是下游的一個重要港口，船是當時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黃梅戲小戲中也有不少與船有關的歇后語，如：

（3）a.船頭上架菜刀——池州（《登州找子》）

b.桅桿上掛燈籠——登州（同上）

安慶的太湖、望江地區有“還年”習俗，即“在除夕那天祭拜祖宗，灶神和土地神等的儀式活動”[5]。黃梅戲小戲中就反映了這一傳統的“還年”習俗。如《二百五過年》中講述了年關將至，智商不高的丈夫外出賣紗被騙，夫妻二人只好借魚、肉、柴、米、香紙過年的故事，其中就涉及到“還年”習俗，如：

（4）a.說好話。你兩個人還·年·吧。（《二百五過年》）

b.把東西拿來。我兩個人還·年·說好話，莫說壞話。（同上）

黃梅戲小戲中的“還年”還有特殊用法，請看《打哈叭》中的一段夫妻間的對話。

（5）哈叭：你叫我出來做么事？

陳氏：我叫你出來打主意。

哈叭：我家祖宗三代都是母·雞·還·年·。

陳氏：你家爹爹？

哈叭：奶奶。

陳氏：你父親？

哈叭：媽媽。

陳氏：你呢？

哈叭：是你嘛。

陳氏：是我當家，你要聽我吩咐，你到隔壁伯伯家去，借點米來，煮飯吃。

根據上下文，這里的“我家祖宗三代都是母雞還年”應是指哈叭家里祖孫三代都是女性當家。這一解釋似乎與“還年”習俗毫無關系。但《安徽省志·民俗志》已經指出“母雞還年”這一說法其實與性別禁忌有關。由于“男尊女卑”“男主內女主外”的傳統觀念，祭祀活動一般“只限于男性參加”，“人際交往時，家庭內一般都是由男性出面，主持接送”，“女性絕不輕易出頭露面。否則，就會被譏為‘母雞還年’”[6]。由此可見，黃梅戲中的“母雞還年”是安徽地區對女性當家的蔑稱。

綜上所述，民俗文化影響著戲曲語言，地方戲曲語言可以看作是民俗文化的產物，而且可以通過民俗事象來考證語言材料。

二、戲曲語言是民俗文化的載體

學者已經認識到“通過方言的研究可以透視方言所反映的民俗、文化、心理等”[7]，“民俗事象無所不在，它必然也直接反映在方言詞匯里”[8]。地方戲曲是重要的民間口頭語言藝術，有其特定的基礎方言，下面我們就來探討黃梅戲小戲語言中所蘊含的民俗文化。如：

（6）a.正月里，正月八，爹娘將我嫁婆家，請先生，日子查，請屠戶佬忙把豬來殺，請轎夫忙把轎子扎，吹長的，是喇叭，吹短的，是嗩吶，吹吹打打小女子到婆家。來在婆家門，忙把轎子下，兩代牽·娘·來牽奴家，先拜天和地，后拜二爹媽，拜過祖先新房踏，先吃交杯酒，后吃交杯茶。（《打哈叭》）

b.駝子三巧：兄弟三人都沒有接·老婆。（《陳廣大上門》）

（7）陳氏：一心心反·穿·羅·裙·嫁別人。（《打哈叭》）

上面的例子反映出傳統的婚嫁習俗。例（6a）反映了男女結婚時包括擇吉日、迎娶、拜堂等的一整套程式化的操作程序。安徽“各地迎娶的方式通常有三種：迎親、送親和等親”[4]51。例（6a）反映了送親習俗，即“男方家不派人去接新娘，女方家自備鼓樂、彩轎向男家送女兒”[4]51，而例（6b）中的“接老婆”，則反映了“迎親”或“等親”習俗，即結婚時男方派人（新郎或新郎的兄弟、叔侄）去接新娘子。

例（6a）中的“牽娘”則是傳統婚禮中的重要人物，必須是夫婦同在、兒女雙全、福壽兼備、并且會說吉利話的女性親戚長輩，負責攙扶新娘上下花轎，一般男女雙方都要請兩位牽娘?！盃磕铩边@類承載民俗要素的語言符號可以稱為“民俗語匯”[9]。

例（7）中的“反穿羅裙”則反映了婦女改嫁的習俗。

再如黃梅戲小戲中有大量的“粑”，反映了安慶地區獨特的飲食文化?！棒巍敝敢环N餅狀食物。目前安慶地區較為常見的為“蒿子粑”，由米粉、臘肉、蒿子制作而成。但是在黃梅戲小戲中，我們可以看到“粑”可以由小麥粉、蕎麥粉、米粉等多種原料制作，甚至還有雞肉做成的雞粑。如：

（8）a.小麥粑吃多了，肚子內發燒，我不把茶給你喝。（《賣斗蘿》）

b.蕎麥粉磨上一斗多，大粑做了幾十個，小粑做了一百多。（同上）

c.沒得米磨粉，怎能做粑吃？（《打哈叭》）

d.殺雞，做粑，雞粑帶酒，樣樣都有。（《打豬草》）

這其實是傳統節日“三月三”在安慶地區的遺留，吃蒿子粑以紀念死者、祈求平安。

“三月三”是“我國古代最為流行的節日之一”[10]225，“上古時稱之為上巳節，魏晉以后固定為三月初三”，“據傳，三月上巳到水邊洗澡，能洗去污濁，除去舊年不詳。人們也趁此機會舉行一些娛樂活動”。而且“事實上它已成為青年男女互相結交的節日。漢朝以后，三月三與求偶探友的關系在漢族地區雖已消失，但在少數民族地區仍保持著古風，至今盛行不止”[10]224-225。如壯族的“三月三”現在又稱為“歌墟節”（或“歌圩節”）?！叭氯枸资且粋€集祭祀、社交、擇偶、娛樂、商貿于一體的綜合性節日”[11]。

我們可以看到，黃梅戲小戲中還完整保留著“三月三”這一中國傳統節日民俗。如：

（9）a.年年有個三月三，先生放學我轉回還。一來回家看父母，二來是回家調換藍衫。（《藍橋汲水》）

b.楊三笑：你三月三可曾祭墳的？白氏：是祭墳的。（《釣蛤蟆》）

c.去年間三月三夫帶我一陣，一為祭掃二帶游春。（《郭素貞自嘆》）

小戲《藍橋汲水》講述了魏魁元與藍玉蓮井邊相會的故事，與“三月三”男女求偶的舊俗吻合，男主人公魏魁元在三月三這一天回家換洗衣服，則是上巳節沐浴風俗的反映；小戲《釣蛤蟆》中記錄著“三月三”祭祀的風俗；小戲《郭素貞自嘆》中記錄了“三月三”祭祀與踏春游玩的習俗。

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戲曲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我們可以通過小戲語言發掘民俗文化。

三、戲曲語言是方言的活化石

語言和文化關系密切，語言不僅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吳功敏指出“小戲唱詞、念白的語言風格，都充盈著濃郁的安慶方言特色”[12]517。而方言是發展變化的，有“老派”和“新派”的區別。通過黃梅戲小戲語言，我們可以看出安慶方言的面貌及其發展演變的軌跡，進而探索語言與文化生態的關系。

語言的三要素是語音、詞匯、語法。黃梅戲小戲在語音、詞匯、語法方面都顯示出安慶方言的特色。

下面先來分析黃梅戲小戲語言中所反映的安慶方言語音特色。請看上文例（2）和例（3）所示的歇后語，重述如下：

（10）a.竹子無節——大通（《登州找子》）

b.澡盆炸了箍——彭澤（同上）

c.船頭上架菜刀——池州（同上）

b.桅桿上掛燈籠——登州（同上）

歇后語是漢語口語中特有的熟語形式，一般分為前后兩個部分。根據前后兩個部分所用修辭手法的不同，可以將歇后語分為兩類，喻意歇后語和諧音歇后語。其中，例（10a）為喻意歇后語，其后一部分是對前一部分的解釋，利用竹子的形態特征構成；例（10b-d）為諧音歇后語，其后一部分是借用同音字來表意，前后兩個部分都構成說明的關系。

例（10b）中，歇后語的前一部分“澡盆的箍炸開了”導致“盆拆”（即“盆被拆”）的結果。根據班友書的考察，黃梅戲中“盆”與“彭”同屬定字韻，陽平，都讀作[ph?n]；而“澤”與“拆”同屬結字韻，為入聲，都讀作[tsε][13]。因此，安慶方言中“盆拆”與“彭澤”語音相同，形成諧音?！芭怼弊x作[ph?n]還反映出安慶方言中沒有后鼻韻母的特點。

例（10c）中，“船頭上架菜刀”的目的是“吃舟”。根據班友書的考察，黃梅戲中，“池”和“吃”同屬起字韻，前者是陽平，后者為入聲；“州”和“舟”同屬求字韻，陰平[13]。因此，安慶方言中“池州”與“吃舟”語音相似，形成諧音。

例（10d）中“桅桿上掛燈籠”形成的是“燈州”。根據班友書的考察，黃梅戲中，“登”和“燈”同屬定字韻，陰平；“州”和“舟”同屬求字韻，陰平[13]。因此，安慶方言中“登州”與“燈舟”語音相同，形成諧音。

通過分析例（10b-d）所示的諧音歇后語，我們可以看到黃梅戲小戲語言中保留著安慶方言語音的特色。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從黃梅戲小戲中看出其語音變化的痕跡。例如：

（11）昨天去晏·了，嗬啥，今天要趕早，呀子伊子呀。（《打豬草》）

例（11）中的“晏”表示晚的意義，這是老派安慶方言語音的遺留。根據鮑紅的考察，在老派安慶方言中既有“晏”，又有“晚”，二者語音不同，“晏晚”語音為[?an]，而“晚”的語音則與普通話一致為[uan][14]。而《黃梅戲唱腔賞析》中所收錄的由嚴鳳英演唱、王文治和時白林記譜的《打豬草》唱段中，該句唱詞已經變為“昨天起晚了，嗬舍嗟！今天要趕早”[15]。從“晏”到“晚”的變化過程中，既可以看出黃梅戲小戲語言中所帶有的安慶方言語音特色，同時也可以看出黃梅戲語音逐漸向普通話靠攏的趨勢。

下面以“吃”為例探討黃梅戲小戲語言中所反映的安慶方言詞匯特色。

黃梅戲小戲中，“吃”的組合能力較強，能和“吃”組合的詞語可以是固體、氣體、液體，如例（12）和例（13）所示。

（12）a.伢，把樓上的干菜割點，打幾個雞蛋把哥哥吃·。（《砂子崗》）

b.火在這里。你吃·煙，我到后面去拿被條子。（《瞎子鬧店》）

c.一天要吃·三頓酒。（《打紙牌》）

（13）生意做成了，我家吃·茶煙，可好吧？（《賣老布》）

不過，從黃梅戲小戲中已經可以看到，“吃”的使用范圍有了縮小的趨勢?！俺浴钡挠梅ㄕ谙蚱胀ㄔ捒繑n，能與液體、氣體搭配的，已經不再限于動詞“吃”。如：

（14）a.此茶我不喝·哇。（《賣瘡藥》）

b.我沒有打酒喝·。（《打豆腐》

（15）a.打火抽·筒煙。（《打豬草》）

b.我的哥不吸·煙福福氣氣。（《辭院》）

根據鮑紅的考察，安慶方言中“除了可以說‘吃飯’，也可以說‘吃煙’。如：這人幾好多好，不吃煙不喝酒?！盵16]可見，在安慶方言中“吃”仍然可以和表示氣體的名詞組合。不過“吃”已經不和表液體的名詞組合，即不能說“吃酒”而需要說“喝酒”。安慶方言同樣顯示出向普通話靠攏的趨勢。

綜上所述，從“吃”組合能力的變化中，可以看出黃梅戲小戲詞匯使用中的安慶方言特色，及其逐漸向普通話靠攏的趨勢。

黃梅戲小戲的語法中同樣反映出安慶方言的特色。下面我們以“把”字句為例進行分析。

根據季艷[17]、劉玉倩[18]的討論，安慶方言中的“把”具有動詞、介詞、量詞和助詞等多種詞性。黃梅戲小戲中的“把”同樣具有上述多種詞性。

第一，動詞“把”。動詞“把”在黃梅戲小戲中可以表示多種詞匯意義。最常用的有下述兩種。一種相當于普通話中的動詞“給”。比較：

（16）a.你老人家吃得好就把·幾個錢。（《借妻》）

b.你老人家吃的好就給·幾個錢。（同上）

另一種則相當于普通話中的致使動詞“使、叫、讓”。比較：

（17）a.倒把·我藍玉蓮不好開言。（《藍橋汲水》）

b.倒叫·我藍玉蓮不好開言。（同上）

“把”相當于致使動詞時，用法與“使、叫、讓”一致，其后必須帶上表示受事的名詞，如：

（18）a.倒把·我二八女臉帶紅光。（《羅鳳英撿柴》）

b.自幼爹娘把·我學會了藝。（《紡棉花》）

c.自小我母親把·我包腳，我怕痛，所以我沒有包腳。（《釣蛤蟆》）

“把”相當于普通話中動詞“給”時，用法較為復雜。這類“把”可以單獨使用，如例（19）所示；“把”后也可以帶上賓語，如例（20）所示。

（19）a.把·就是大方客，不把·就是滴滴鬼。（《打豬草》）

b.好好，我把·，我把·。（同上）

（20）a.肚子餓了，把·兩個我吃吃。（《鬧花燈》）

b.請大姐把·點水我解口干。（《藍橋汲水》）

c.一百把·郎做買賣，一百把·郎做盤川。（《剜木瓢》）

如例（20）所示，“把”的賓語可以是數量短語(如例（20a）)、指物的名詞短語(如例（20b）)、指人的名詞短語(如例（20c）)。

動詞“把”還可以像普通話中的動詞“給”一樣①關于現代漢語口語中動詞后“給”的詞性，學界還有爭議。這里采用朱德熙的觀點，將其看作動詞。，用于動詞后，形成“動詞+把”結構。比較：

（21）我沒有好東西送·給·你，這短褂子送·把·你，做做抹布也要得。（《剜木瓢》）

這類結構在黃梅戲小戲中大量存在，如：

（22）a.賣紗，賣·把·我嘛。（《二百五過年》）

b.一一說·把·為夫聽。（《鬧花燈》）

c.我這褲子脫·把·你穿。（《剜木瓢》）

d.如今我送點么事給她，把這襪子給·把·她。（《剜木瓢》）

e.賣與·把·富豪家富豪不要，貧窮人想娶奴并無分毫。（《煙花女自嘆》）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黃梅戲小戲中，“把”可以用在大部分動詞后，卻不能用在動詞“把”后，即不存在“把把”連用的現象。如例（22d）所示，雖然小戲中的動詞“把”相當于普通話中的“給”，但小戲中允許“給把”連用。更有意思的是例（22e），“賣”后已經有了“與”，而且“與”和“給”為同義詞。但“與”后可以再加上與之同義不同音的“把”，構成“與把”連用。

朱德熙已經討論過現代漢語口語中這類“動詞+給”結構。朱德熙指出現代漢語口語中不存在與“賣/買+給+N’+N”平行的“給+給+N’+N”，“這是因為兩個連接出現的‘給’字融合成為一個”[19]。并進一步指出“‘我給他一本書’可以看成是‘我給給他一本書’的緊縮形式?！医o給他一本書’實際上不說，這是因為兩個相連的‘給’融合成為一個了?？墒怯械姆窖岳镉羞@種說法”[20]。邢福義指出張賢亮的小說《綠化樹》①《綠化樹》講述的西北地區的生活，作家張賢亮在西北地區生活多年。其中的例子“給給小郎郎不用”是一句帶有西北方言特色的歌謠。以及烏魯木齊方言中有此用法[21-22]。王東也觀察到“‘給給’連用的現象多集中在西北官話（如甘肅蘭州話、寧夏中寧方言、寧夏黃河湟水沿岸方言）和晉語（內蒙古晉語區、山西文水方言、山西平定方言）中”，屬于中原官話信蚌片的河南羅山方言中也有此用法[23]。不過，王東也注意到河南羅山方言中“給給”連用時有兩種讀音，老派多讀為[kei13t?i54]，新派多讀為[kei13t?i54][23]。顯然，不論新派還是老派都將兩個連用的“給”讀為不同語音。這恰好說明讀音不同是“給給”共用的前提。換句話說，連用的兩個漢字語音融合的條件是二者必須語音相同。黃梅戲中不存在“把把”連用同樣驗證了這一點。

另外，黃梅戲中同義不同音的“給把”連用現象其實是安慶方言發展過程中的產物。由于安慶“位于吳越方言、楚方言、贛方言、湘方言、北方方言等中國幾大方言區的交匯處”，安慶方言“受到了多種方言的影響和滋養”[12]517。受北方方言的影響，安慶方言中引入動詞“給”，進入“把”“給”混用期，此階段“把”與“給”能夠替換使用。該發展階段在黃梅戲小戲中的反映就是在同一個劇目中“把”與“給”的交替使用，如例（16）所示。這就造成黃梅戲小戲中既存在“動詞+給”結構，也存在“動詞+把”結構。當選擇“動詞+把”結構，而主要動詞為“給”時，“給”“把”不同音，不會發生語音融合，于是形成了“給把”連用現象。

第二，量詞“把”。當“把”做量詞時，既可以是名量詞，如例（23）所示；也可以是動量詞，如例（24）所示。如：

（23）a.坐在兩把·椅上。（《鬧花燈》）

b.隨手撒把·沙。（《打豬草》）

c.我抓了一把·糟吃著。（《打豆腐》）

d.我這個人大概后來是還有點把··功名。（《瞧相》）

（24）a.助我一把·水桶上肩。（《藍橋汲水》）

b.王小六，你也來擲一把·。（《打豆腐》）

第三，介詞“把”。當“把”做介詞時，一般用于動詞前。如：

（25）a.我把·你好有一比。（《鬧花燈》）

b.就把·豬菜尋。（《打豬草》）

c.同年嫂嫂真有情有義，把·我看得很不輕。（《剜木瓢》）

d.我把·你稱給撇掉。（《紡棉花》）

e.你把·拳打給我看看，我能破得開。（《打豆腐》）

（26）a.大嫂子，把·手接著。（《紡棉花》）b.沒有，把·紗子抵嘛。（同上）

（27）a.我賣著錢來家，你把·我買個紅燈籠，大爆竹噢。（《二百五過年》）

b.你賣著錢來家，我都給·你買。（同上）

（28）我家兄弟把·我家里走。（《苦媳婦自嘆》）

例（25）中的“把”相當于普通話中的介詞“把”，表示處置；例（26）中的“把”相當于普通話中的介詞“用”；例（27）中的“把”相當于普通話中的介詞“給”；例（28）中的“把”相當于普通話中的介詞“往”。

第四，助詞“把”?！鞍选弊鲋~時，一般附著在數詞或者量詞后，表示“有零頭”[24]。如：

（29）a.把雞殺上百把·兩百只。（《借妻》）

b.你怎么曉得我的雞斤把·半，半把·斤啥？（《罵雞》）

c.說句把·閑言語也是有之。（《胡延昌辭店》）

從“把”字的用法中，我們已經看到動詞“把”逐漸替換為“給”的發展趨勢。同樣反映出黃梅戲小戲語言向普通話靠攏的趨勢。

綜上所述，黃梅戲小戲中的語音、詞匯、語法都反映出安慶方言的特色，可以看作是方言的活化石。崔軍民等學者已經指出“語言與其所處的生態環境構成生態語言系統，生態語言系統與其他系統一樣處于動態平衡之中”[25]。黃梅戲小戲中的語言從安慶方言向普通話發展的趨勢，其實是方言和普通話在競爭中相互影響并最終達到新的語言生態平衡的過程。而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載體，“作為文化載體的這些語言同樣是人類文化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消亡對于人類文明所造成的損失，是對文化領域內‘生態平衡’的破壞，無異于一場生態災難或珍稀生物物種消亡所造成的損失”[26]。因此，研究黃梅戲小戲的語言及其演變，對于保護語言文化生態平衡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四、結 論

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學界探討的重要議題。王蒙的散文《我的另一個舌頭》中說：“一種語言并不僅僅是一種工具，而是一種文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群，是一種生活的韻味，是一種奇妙的風光，是自然風光也是人文景觀”[27]，實際上就道出了語言和文化之間的關系。

戲曲語言和文化之間同樣關系密切。第一，地方戲曲語言是民俗文化的產物。從黃梅戲小戲中可以看到，戲曲語言與安慶地區的風土人情息息相關。如黃梅戲中的歇后語就是安慶地區生活民俗的體現。第二，戲曲語言是民俗文化的載體。黃梅戲小戲中記載著安慶地區的婚嫁、飲食等風俗，甚至還保留著中國傳統節日的“三月三”風俗，因此，可以從小戲的語言中發掘民間的風尚習俗。第三，戲曲語言是方言的活化石。黃梅戲小戲語言中的語音、詞匯、語法三要素都體現出安慶方言的特色，同時反映了安慶方言向普通話靠攏的發展趨勢。

總之，從黃梅戲小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戲曲語言和文化之間關系密切，一方面民俗文化影響著戲曲的語言，另一方面戲曲語言中也反映著民俗文化。這也反映出黃梅戲小戲既是安慶地區民俗文化研究的重要資料，也是安慶方言研究的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