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會期間留美學生團體的愛國“發聲”
——以紐約華人愛國會為中心

雷樂街

（安徽財經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一戰后的巴黎和會外交談判中，中國領土與主權完整性受到巨大挑戰，國家威信岌岌可危。伴隨著民族意識的覺醒，社會各界紛紛動員起來，組織形式各異的抗議活動，形成了在當時影響巨大的國民外交運動。其中，身居海外的華人華僑群體所組織的愛國運動，因空間距離上的遠中近西特征，其作用機制與影響也獨具一格。對此問題，學界從不同側面均有不同程度的討論。關于旅美華人華僑群體，尤其是具有高度組織性的留學生愛國社團，在西方輿論界為中國發聲，為維護和爭取中國合法利益所作出的努力，學界同樣有所涉及。如周棉對留學生與五四愛國運動的考察[1]，林偉對留美學生在巴黎和會期間的抗議活動的研究[2]，馬建標對巴黎和會山東問題與威爾遜認同危機的分析[3]。上述研究大多從留學生的團體與組織入手，重點關注愛國社團的組建、結構、運作以及具體抗議活動。這一研究取向，對于展現海外留學生在愛國運動中的群體與組織性面相頗有助益。對留學生愛國團體在巴黎和會期間的“書面材料”進行深度分析，則更有助于豐富這一面相的細節，使其更加豐滿。

在巴黎和會期間，由紐約留學生與華商組成的紐約華人愛國會（Chinese patriotic committee），先后發行了數種用于宣傳中國主張，維護中國權益的宣傳冊（pamphlet）。這些宣傳冊，主要關涉兩個層面的問題：其一，以何理發聲；其二，如何發聲。前者關涉的是，在道義與法理上所提出辯護理由與依據的合法性、正當性。后者關涉的是，如何將此理由與依據，采用技巧性的、策略性的言說方式將其呈現，盡力使其得到言說“對象”的認可、認同，進而獲得其支持。

為此，本文以愛國會六本宣傳冊為文本，圍繞形象建構與說理辯護兩個問題，探討其如何建構中國、日本、歐美等國及國聯的形象，以及如何將中日問題類比于西方類似問題，延伸至其他區域與全球范圍，并嘗試從文本的建構者與讀者以及兩者共處的建構環境入手，分析其愛國話語的言說方式、策略與技巧。

一、以何“發聲”——曉之以理、勸之以義、誘之以利

在巴黎和會期間，紐約華人愛國會圍繞山東問題，相繼出版了一系列面向美國公眾的宣傳冊，主要向他們展示和說明中日問題的歷史以及真相之所在，以此為中國的合法權益進行辯護，為中國“發聲”。這一系列宣傳冊共有6份，考慮其均處在同一時期，又是同一社團出版，圍繞同一問題，其基本觀點與主張基本一致，故而將其視為一個整體進行考察。這六份宣傳冊分別是《中日對比》[4]《中國在和平談判桌上的主張》[5]《膠州灣租借地》[6]《可能正確嗎？十四點與膠州灣問題的處理》[7]《中國為什么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8]《山東問題的經濟面相》[9]。

接下來，通過對各宣傳冊所表達主旨的提煉，嘗試簡單勾勒出宣傳冊撰寫者在為中國“發聲”中援以為據的辯護之理。

1919年2月出版的《中日之爭》將中日問題置于這個遠東政治格局中進行考量，指出中日問題能否得到妥善解決關乎整個遠東乃至全世界的和平。隨后3 月出版的《中國在和平談判桌上的主張》，從道義、法理、中國權益、列強權益的角度對維護中國合法權益進行了細致的辯說。在5 月出版的《膠州灣租借地》中，基于西方的平等自由原則與國際公法精神，論說巴黎和會關于山東問題的決定是不公正、非正義的。同月出版的《十四點與膠州灣問題的處理》，從膠州灣在華北的經濟區位，與被日本獨占對于歐美經濟權益的損害入手，寄希望于威爾遜總統能夠糾正“三巨頭”關于山東問題的不公正決議。隨后7月出版的《為什么中國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表明中國民眾的立場——支持和會，但是反對其關于山東問題的決定，并指出這一決議背后的內情是“三巨頭”受到日本揚言退出和會的威脅，而滿足日本對中國的領土野心。8月出版的《山東問題的經濟面相》，對山東的區位經濟條件尤其是鐵路及其沿線的礦產做出了符合西方“口味”的介紹，指出日本的所作所為預示著其最終將關閉由美國打開的門戶。

如果視上述六份宣傳冊為一整體，可以發現其在為中國“發聲”中，足以援以為據的原則可以歸納為：曉之以理，勸之以義，誘之以利。所謂曉之以理，主要是指從中國所占據的公法之理為中國合法權益辯護；所謂勸之以義，主要是指從歐美國家所宣稱的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原則出發，對其責以大義；所謂誘之以利，主要是指從中國所擁有的豐富資源與巨大市場以及經濟機會為中國正當主張尋求支持。將道義與法理二者相結合，以及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主要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來反對日本對山東的野心，是宣傳冊愛國言說策略中一個頗為值得注意的現象。

首先，用道義和法理為中國合法權益“發聲”是較為常見且首要的手段——曉之以理在六份宣傳冊中均有不同程度體現。下面擇其要者簡述：在《膠州灣租借地》中，對于和會將德國在山東權益轉讓給日本這一決定的不公進行了道義和法理上的陳述。其一，從道義出發，指出“這一決定是不公正的、非正義的。協約國在解放的旗幟下戰勝了壓迫、野蠻、殘暴的行為?！崩^之，指出其對歐亞弱小國家上區別對待?！皡f約國不僅協助中歐受壓迫人民擺脫了外來束縛，還保障了他們的出?？?，例如但澤和阜姆港。同樣是協約國，為什么不僅拒絕幫助正在努力恢復自己固有領土的積極伙伴中國（active associates），反而將它交給貪婪的日本呢？”最后，指出其言行不一致，與其“一再宣稱的支持正義”相悖。其二，從法理層面，指出“這一決定違背了國際法精神?！庇捎谥械轮g條約已經廢除，因此膠州灣理應歸還中國，而日本對膠州灣的占領，“無論從道義或者法律的角度均無法立足”[7]2-3。

其次，在宣傳冊內諸多表述中體現了較為明顯從西方尤其是美國利益角度為中國權益言說傾向。從經濟利益的角度爭取西方尤其是美國民眾，對于中國的道義支持是較為現實且更為有效的策略。在《山東問題的經濟面相》中，首先指出，觀察者大多注重從政治角度來看待山東問題，而忽略“移交給日本的鐵路和采礦特許權對中國和外部世界經濟的重要性”。日本在享有這些特權后，會仿效德國“占領整個山東地區的貿易市場，并阻止局外者（outsiders）享有其本該占有的份額”。其次，關于鐵路的討論中，提出日本通過對鐵路的控制，能夠排除包括美國在內其他西方國家的經濟勢力。并引用美國人熟悉的關于鐵路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指出“鐵路能夠在該國一個地區發展某一產業，而在另一地區削弱這一產業，能夠幫助從競爭對手那里搶奪生意，迫使消費者付出超過實際價格的運費”。進而回顧歷史，在東北，日本控制的鐵路公司通常排除其他國家外貿業務，這一切同樣將會“在山東及其毗鄰省份重演”。此外，將山東進口的美國石油問題進行單獨討論。指出戰前美國與俄國是山東石油兩大主要供應國，但是俄羅斯內戰將整個山東石油市場留給了美國，而且“由于俄羅斯政治仍處于混亂狀態，這種有利于美國的局面仍將持續數年”。綜上，通過回顧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經濟壟斷、獨占與排外的歷史指明，日本獲得在山東特權后，西方尤其是美國資本在東北受到排擠的歷史將會重演。這一切舉動嚴重違反了美國提倡的“門戶開放”政策，實質上試圖“關閉已經打開的門戶”[9]4,7,11。

愛國會宣傳冊嘗試為中國合法權益辯護，為中國“發聲”，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發聲”才站得住腳，是合理的，能夠得到作為讀者的美國民眾的認可、支持。曉之以理、勸之以義、誘之義利，可以說較為圓滿地回應了上述問題。當然努力的效果，則另當別論。作為眾多愛國團體之一，其對大局以及事件走勢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是這一努力卻是值得予以肯定。

二、如何“發聲”之一：形象建構

形象建構是在大眾傳媒中常用且頗為有效的宣傳手段，在外交交鋒中，對于不同國家的形象建構，均服從于其國家利益，并隨之轉移。國際關系之間親疏有別，反映在不同國家的形象建構上，便有善與惡、正義與邪惡之分。與“國家身份的塑造實際上是一個對自我和他者進行解釋和再解釋的過程”[10]類似，國家形象塑造也是如此。關鍵所在，是通過對比樹立他者與自我，對同一外交場域中不同國家扮演的角色，賦予各具特色的形象。在中日關系中，主要是山東問題上，有關各方均有各自的利益訴求和主導政策。愛國會系列宣傳冊，基于對現實利益考量，對遠東以及世界政治格局與力量對比進行分析，嘗試向美國民眾展示中國民眾心目中或者理想中的中、日、美、歐、國聯形象。

首先，宣傳冊中對敵國日本形象的描述與建構，處于優先考慮地位。在宣傳冊中，日本被塑造成具有軍國主義色彩、尚武、好征服、對中國抱有領土野心、試圖獨占和控制中國的非正義形象。對于西方讀者而言，對日本非正義、強權之舉的形容與描述，無論以何種事實來例證日本對中國的種種罪惡，遠不及將日本與使歐洲陷入四年戰火的德國聯系、相比擬更為有效、更具說服力。在宣傳冊中，一方面，將日本對華經濟侵略指陳為帶有較為濃重的“和平滲透”（peaceful penetration）色彩，進而指出這一點日本正是學自德國。同時，指出，“日本一直被世界看作是德國真誠與狂熱的崇拜者（an earnest and fervent admirer of Germany），以及常常被稱為遠東的普魯士（Prussia of the Fast East）”[4]30。此外還有“日耳曼鄰國”（germanized neighbor）以及亞洲普魯士（Asiatic Prussia）等表述[5]8.19。另一方面，將日本對華外交手段，形容為“中世紀馬基雅維利主義行徑”[4]62。在西方世界，上述形容與表述，無疑更具感染力，更易為美國讀者理解、認同。宣傳冊指出，中國與西方民眾眼中的日本形象相差甚遠，甚至截然不同。造成巨大差異的原因是日本對西方與對華態度截然不同，日本外交政策的雙重標準是其突出表征。日本自從成為“世界強國”（world power）以來，一直執行著雙重標準的外交政策。對待歐美列強，日本表現出“對外交傳統和既定國際法規則刻意和細致的遵守”，對待如中國與暹羅等弱國，則“師從德國”（Teutonic master），采取“軍事外交的野蠻策略”[4]63。上述表述基本展現了日本外交原則的兩面性，向讀者傳達了日本外交政策的偽裝性與欺騙性。日本在近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有一個較為明顯的轉變過程，特別是甲午戰敗后，反而開始向其學習?！岸粭l”提出后，國恥感倍增，自此以后美國逐漸取代日本成為中國的學習榜樣。正如羅志田所說，“此次事件實為中國人心目中日本形象轉變的一個里程碑。如果說以前中國人對日本態度是好惡參半、憎恨中夾有羨慕的話，到‘二十一條’之時，憎恨達到高峰而羨慕已降到最低點”[11]。

其次，愛國會系列宣傳冊中對中國形象描述與建構，同樣需要予以特別關注與深入考察。如果說近代以來，西方人心目中中國人形象是落后、保守、愚昧的話，那么這些宣傳冊所想要達到的目的，就是刷新他們對于中國人的認知，或者說重構他們眼中的中國人形象。同時，宣傳冊創作者的國人身份，又體現了自我建構的一面。愛國會宣傳冊中對于中國形象的建構，正是海外中國人思考自己身份以及在世界上地位的努力與嘗試。從中日對比角度形容中國人的群體品質，是宣傳冊中較為普遍的表達方式。如前文提到日本是“一個尚武，熱衷于對外征服和海外殖民的國家”，與此相比，中國則是“愛好和平和遵紀守法人民的家園”[4]76，還有諸如中國是一個“崇尚非戰、愛好和平的國家”[5]8等表述。

宣傳冊也從中國傳統文化角度，對中國人信奉的和平邦交思想進行了剖析。其一，指出中國人民“最為厭惡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因為它們與中國人民的民主心理不容且陌生”。其二，指出中國“悠久歷史與久享盛名的文明流傳下來關于國際關系的道德準則是，相關各方應該秉承互相尊重原則進行無私的合作”。其三，指出中國人精神中反戰思想來自古圣賢的教導，“中國古圣賢從未教導我們關于國際競爭與陰謀詭計的知識，爭戰一直以來違背中國哲學的道德概念”[5]6。

宣傳冊中對“共和國”這一稱謂頻繁使用，其中包含較為明顯的價值判斷傾向與道義比較意圖。在指稱中國（China）時，一般稱其為“Chinese Republic”，指稱日本時，或日本帝國連稱，或單稱帝國。共和國這一稱謂較為普遍加之中國之上，與帝國這一稱謂頻繁加之日本之上，如“海島帝國”（Island Empire）[5]11、日本帝國（Nipponese empire）[4]69等，一經對比，強烈的價值判斷傾向立現。

再次，愛國會宣傳冊中，對于歐美列強形象的描述和型構，尤其是對歐洲列強與美國的區別對待，也是重點考察對象。宣傳冊中反映出來對歐洲列強的態度與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類似，處于一種復雜矛盾乃至沖突的心態。歐洲列強最早將種種為人類所不齒的罪惡加諸中國人民身上，但不可否認，歐洲同時又是自由世界（liberal world）與文明強國（enlighten powers）[5]8,10。歐洲的“船堅炮利”正是我們羨慕與期望的，同時也是我們一直為之不懈努力的方向。其中還表現出了下述一種對立的心態：將當時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在一定程度上歸因于歐洲列強對日本的放任與縱容。同時，又寄希望于歐洲列強秉承公正、平等原則，維護中國的合法權益，抵制日本的不合理、不正當要求。換言之，在宣傳冊中想要傳達的中國人心目中歐洲列強形象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她們是將中國推向苦難深淵的推手，另一方面她們又是自由、平等等西方精神的旗手。歐洲列強形象的兩面性，正是中國人民對其始終懷有矛盾兩難心理的體現，最為根本是歐洲列強在歷史與現實上種種對華表現的寫照。在對歐美列強的形象描述中，體現出了一個較為明顯傾向是歐美分立。歐洲是舊大陸，必須為其對中國的壓迫、侵略承擔永遠責任，至少是中國人民的道義譴責。而美國則被視為新大陸的民主國家，代表著公平與正義，也是在宣傳冊中唯一享有“友好”這一美譽的西方國家。

宣傳冊描述以及試圖建構的美國形象具有如下特征：與中國有著友好關系，對于日本對華侵略政策持反對與批判態度，是抗衡和制約日本的關鍵力量。指斥歐洲列強因與日本有密約，故而在中日問題上偏袒非正義的日本一方，同時盛贊“美國是當時唯一一個不受與其他大國在中國事務上任何政治考慮或秘密外交諒解約束的國家”[4]11。在分析帝國主義時，指出帝國主義就像一種傳染病，歐洲列強（the European Powers）與日本先后被它感染。提出能夠在中國與日本帝國主義相抗衡的只有威爾遜總統的原則（President Wilson’s Principle）了。同時，可以發現宣傳冊中關于美國形象的描述，向美國民眾傳達了這樣一種觀念：在中國人民心中美國是民主的代表，是西方文明與自由世界的代表，是公平、正義的捍衛者。因此，對于中國不公地位與待遇的捍衛，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拒與制衡，不僅是出于美國自身的利益，更是基于其所信奉的公平、正義、平等原則。

對國聯形象或者說理想中的形象描述與想象，更多是向西方讀者傳達一種中國人民對于能夠保障中國、遠東乃至世界和平與安全國際機制的渴望與期待。在關于中國與國聯關系討論中，首先表達了中國人民對國聯不遺余力的支持態度。進而解釋其原因，一方面，中國數千年傳統文化教導人民愛好和平、非武力、反對暴力的思想與觀念，另一方面國聯奉和平、平等、公正為宗旨。兩者之間基本理念的巧合（coincidence）恰好解釋了中國人民認同國聯的原因所在。正是基于其理念，尤其給予弱小民族平等地位的原則，受到中國人民認同與歡迎。在對國聯的描述中用了一個頗有意味的詞語“家庭”?！爸袊嗣裣Ｍ谶@種新秩序下，中國能夠在民族大家庭（the family of nations）中得到一個體面地位（honorable place）。無論從法理還是道義上，這種體面地位是中國本身有權享有的?！盵5]6在中西語境中，家庭均是以親密關系而非敵對關系為歸屬，家庭成員之間彼此扶持、幫助。這一表述足以展現中國民眾對于國聯寄予的巨大期待。

前文初步勾勒出了宣傳冊中對中、日、歐美以及國聯形象的描述與型塑圖景。對于不同國家形象的型塑雖是有意為之，包含一定的創造與想象成分，但大多基于歷史事實，立足于客觀描述之上。上文之所以不厭其詳地梳理宣傳冊中對于不同國家形象的描述與建構，主要是因為宣傳冊撰寫群體，在形象建構方面確實頗為用心。這一方面是源于“在西方大眾輿論層面的中國形象或多或少還停留在水手、商人、士兵等人的敘述和描寫中”這一現象。對于大部分美國人而言，“中國只不過是一個地域廣大的陌生國度罷了”，美國一般民眾“對中國的印象還停留在帶有偏見的傳統認識上”。另一方面則是基于國家形象因素，在美國公眾輿論與外交政策方面特殊而又微妙的作用。在美國，其“外交政策受到國內公眾輿論的強大制約”，而“公眾感情幾乎完全為他們心目中外交政策客體的形象所支配”[12]。這正與愛國會發行宣傳冊的初衷相吻合，努力地嘗試在美國公眾輿論中為中國“發聲”，盡管這一聲音十分微弱。

三、如何“發聲”之二：類比延伸式說理

在紐約華人愛國會發行的系列宣傳冊中，在為中國合法權益辯護的相關表述中，無論陳說巴黎和會對山東問題處理的不公，還是揭露日本一步步侵占破壞我國領土與主權的圖謀與本質，均保持了較為冷靜的態度，基于事實，進行言說。言說技巧頗具智慧，尤其是采用了類比延伸式的說理策略。

將中日關系置于國際關系大局中，從西方所倡導的公平、正義等原則來看待中日問題。在同一標準與準則下，關于中國山東等問題本應與其他歐洲地區的問題一視同仁，而實際上卻區別對待，不公正、非正義充斥其中。

首先，宣傳冊中對于遠東問題的討論，一個較為明顯傾向是，試圖表明遠東問題并非地區性問題，而是關乎太平洋地區以及整個世界的國際性問題。遠東地區中日問題與其他地區如近東、歐洲的問題具有同等重要性。因此，對中日問題的處理應該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尤其是在巴黎和會上應該予以重新考量。在關于歐戰爆發原因討論中，巧妙地將歐戰爆發原因與中日問題可能后果聯系起來。指出“實質上正是歐洲列強一次次放任可以永久解決爭端的機會”，才最終導致歐戰的爆發，而與歐戰爆發背景相似的是，“遠東問題也因一直沒有得到徹底解決而日益嚴重，猶如局部傷口逐步潰爛傷及全身”。并指出，隨著歐戰爆發，歐美等國實力相繼“離場”，只剩下偽稱對中國懷有善意的日本，“導致遠東問題更加嚴重”。而這一切與當年歐洲列強“一次次放任可以永久解決爭端的機會，任其流走”何其相似。對于剛剛擺脫戰爭的西方世界而言，這一類比能夠讓其對中日問題的實質及其可能后果有著“感同身受”的理解[4]6。

其次，反對歐美列強在處理國際問題上的雙重標準，要求其對歐亞弱國平等對待，一視同仁，不能偏袒。宣傳冊中提出，歐美列強基于道義，標榜為了弱小民族而戰，那么同樣也應該維護中國的合法權益。再從道義角度出發，論述為何維護中國合法權益是西方列強的道義責任時，提出自詡在國際關系中應該秉承公平、正義原則的歐美列強，對中國與其他歐洲弱小國家應一視同仁，持公正不偏的態度?！叭绱擞赂业睾葱l弱小國家權利的美國和其他列強，在見證普魯士在歐洲被壓垮之后，那么不應該允許遠東出現另外一個普魯士?！盵4]42

同樣，反對西方“雙重標準”的言說策略，也被應用到論說青島之于中國的重要性問題上。

首先，向讀者指明了膠州灣在華北地區中外貿易與內陸貿易中的地理區位重要性。指出“膠州灣是整個華北地區最佳的港口。一旦恢復正常狀態，膠州灣將會成為華北的商業中心。對這個港口的控制，意味著對于這個港口背后巨大內陸腹地經濟發展的控制?！?/p>

其次，言明日本對這一地區的控制將導致其他國家中外貿易受阻，日本“將會通過控制這個港口進而獲得最大利益，而由于日本人所處的關鍵地理位置，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其他外國人，均無法承擔的日本控制產生的巨大經濟負擔?！弊詈?，將青島之于中國的重要性，類比阜姆港之于南斯拉夫、但澤之于波蘭以及密西西比河口之于美國。在西方世界里，將但澤還給波蘭，抗拒意大利對阜姆港無理要求，被視為正義、公正之舉，將膠州灣與之類比，則中國提出歸還膠州灣這一主張正當性與合法性不言自明[6]6。

再次，將遠東中日問題延伸類比到歐陸問題上，將日本對中國的種種侵略行徑與德國對其他歐洲國家的行為進行類比。在討論日本對華經濟侵略中指出，日本除了采取領土擴張蠶食與財政金融控制之外，還采取一種更為柔和的的途徑那就是“和平滲透”。日本“置世界人民對這種‘和平滲透’政策的普遍怨恨而不顧”，依然一如既往，將這種從她“導師”（master）那里學來的策略用在了中國。上文已經提到，日本作為德國真誠和狂熱的崇拜者，被稱為“遠東的普魯士”。上述對日本“和平滲透”政策的描述，將日本與在當時西方世界作為戰爭禍首的德國帝國主義相提并論，從而將日本及其對華經濟侵略政策，用類比方式展現在了西方讀者面前。

此外，將日本對華金融帝國主義政策，與英、法對埃及與摩洛哥的財政控制相類比。對于西方民眾而言，金融帝國主義的內涵與表現形式并不陌生，但是對于日本在華金融帝國主義的具體表現，則知之甚少。指出日本通過不斷對華貸款，旨在“控制中國的資源，以確保異常高的利率，排除歐洲和美國在中國的金融活動，最后獲得對中國金融的獨立支配地位?！倍毡驹谌A金融帝國主義所采取的種種手段與行徑及其可能結果，只需看看當時埃及與摩洛哥便一目了然。日本對華所作所為正如“英國之于埃及、法國控制了摩洛哥一樣”[4]23。

最后，將西方關于宗教圣城的觀念與事實加以借用，強化中國人的文化圣地觀念，將山東喻為中國的文化“圣地”。即使是在一戰后的20 世紀初，在西方世界中，“神圣”在一般民眾意識中依舊具有崇高地位。將孔子出生地山東視為中國的“圣地”（the Holy land of China）[7]2，使得山東在中國“文化版圖”具有特別的意義。依此類推，從而賦予作為山東省關鍵地域的膠州灣同樣具有“神圣性”。西方人思維中的“圣地”概念被巧妙地借用于對孔子故里山東的形容，對于西方讀者而言，山東作為“圣地”在中國“文化版圖”中的重要性與神圣性不言自明。

綜上可見，類比延伸式說理，作為愛國會的主要“發聲”方式，在系列其宣傳冊中得到了普遍地使用。對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國讀者而言，由于空間距離過遠以及彼此交往隔膜，對于中日問題的過往與現狀及其本質，難以得到全面、客觀及準確的認知，本無可厚非。為此，愛國會宣傳冊中，結合美國民眾的慣用表達以及認知習慣，將中日問題類比于歐美同類事物，將遠東局勢延伸至歐美乃至世界范圍內。這一“發聲”方式的具體效果不得而知，但是就其考慮到讀者、受眾理解與接受問題而言，這一方式是可取的。

四、文本的建構者、讀者及共處的建構環境

愛國會系列宣傳冊作為文本，其建構過程受建構者、讀者以及建構環境的影響。換言之，宣傳冊中愛國話語的言說方式與策略，與作為建構者的愛國會群體、作為讀者的美國民眾，以及作為建構環境的美國社會尤其是公眾輿論的影響緊密相關。

從文本建構者即愛國會宣傳冊的撰寫者群體來看，該群體的社會角色與地位、教育背景與知識結構、以及隱性的價值取向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對于該宣傳冊的撰寫策略、言說方式有所影響。紐約華人愛國會的主體是當地留學生以及華商。從其會員來源與結構上看有一定的特殊性。近代以來的社會團體中，學會與商會發展均較為成熟，且基本上各自分立。在某些愛國運動中，往往聯合組織各界聯合會等。但是學生、商人混組社團的現象并不多見。紐約華人愛國會學商混組的結構特征，對于其在愛國宣傳中的言說方式有何影響，影響程度如何，通過何種方式發生影響，由于相關史料闕如，有待進一步的討論。但是，在本文研究語境中至少有如下兩點值得關注。其一，學商混合的方式至少說明不同職業背景的在美華人之間差異性較小，融合度較高。這一現象與華人“孤懸海外”不得不彼此借重的現實處境有關。其二，華商的加盟，使得該會的經費更為充裕，為該會的運營解決了財力上后顧之憂。由于缺乏更為詳細材料，無法得知該會經費詳情。但是，從該時期與其同一類型的位處波士頓的國防會的相關材料，便可知其大概。據林偉研究，從1919 年上半年到1920 年夏，國防會共籌得經費達12 000 美元之巨[1]79。雖然無法據此推測出愛國會的具體經費數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兩者之間經費差距不至于有天壤之別。

愛國會中以留學生為主的成員結構，使得該團體的整體教育水平較高。留學生所受西方文化與教育的熏陶，使其思想觀念與價值取向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較高的教育水平與西方教育背景，對于宣傳冊中愛國言說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較高的教育水平，使其對于遠東局勢與世界政治的理解較一般民眾更為深刻、透徹，進而能夠從更高層次來看待中日問題的歷史、現在與未來走向。繼之，能夠采取更為理性與平和的態度來面對、論說中日問題，避免盲目的激情帶來的片面判斷。另一方面，西方教育背景對于宣傳冊愛國話語的影響具有多面性。其一，與國內本土愛國話語言說者相比，身居海外者作為地理上的“局外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較為“超脫”的態度。其二，與這種地理上“局外人”相生的是一種“彼岸”視角，這種視角加上“西方化”眼鏡后，呈現的是另一種風景。如不再將眼光局限于中日之間，而是將中日問題置于整個遠東、亞太乃至全球政治格局中予以考量。其三，這種“西方化”眼鏡其實是一種有色眼鏡，加諸底色之上的是西方的意識形態、西方的利益考量。

愛國會宣傳冊的讀者群體亦即受眾與建構者群體共處于同一建構環境中，尤其是同處西方價值觀籠罩下的輿論界。文本的受眾與讀者，并不直接決定文本的建構技巧與表達方式，其主要通過建構者的中介而作用于文本。受眾的閱讀偏好與思維習慣、現實利益訴求、價值理念是文本建構者的重要考量因素。在愛國會系列宣傳冊的愛國話語中，基于特定的閱讀群體——美國民眾，建構者群體在愛國話語中對其予以特殊關注。在愛國發聲中，立足于讀者群體的閱讀偏好、現實利益與價值理念進行言說。

愛國會宣傳冊的言說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受眾群體美國民眾的閱讀偏好與思維習慣，同時也對其加以利用。宣傳冊中較為普遍使用的一種方式是，用美國讀者較為熟悉的概念與術語來比喻或者指代東方相似事物。如在前文中討論過的將日本稱為“遠東的普魯士”“東方的日耳曼”“亞洲的普魯士”等，以及將日本在遠東的外交手段貼上“中世紀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標簽。此外，還有借用西方有關圣城的觀念將山東視為中國文化圣地。

從美國民眾的現實利益訴求出發進行愛國言說，是宣傳冊中較為普遍且有力的言說方式。此處的現實利益是指作為美國公民共同體的國家而言，實質是美國國家利益。日本的最終圖謀是獨占、支配中國，這實質上違背了美國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如宣傳冊中對于日本在滿洲排斥其他國家資本行為、日本對華金融壟斷控制等圖謀、日本在山東排擠外國勢力行徑等問題的討論，無一不是從日本有害美國利益的角度出發，希冀美國對中國伸出“援助”之手。

此外，宣傳冊中另外一個較為普遍的言說方式是從美國民眾信奉的價值理念出發，為中國合法權益發聲。宣傳冊中表達了一種強烈的意圖，基于對美國形象善意的認知與想象提出，美國的原則與理念要求其必須站在正義的中國一邊。從中日之間，帝制與共和的區別出發，以民主著稱的美國從道義上應該選擇站在共和一方。在視美國參加一戰是為弱小國家反抗強權的情況下，同樣提出在道義上美國有義務幫助遭受不公對待的中國。

上述討論，從文本建構者與讀者，及其共處的建構環境兩個角度，分析了宣傳冊中愛國話語的言說方式。三者之間，表面看來各自分立，實質上，在宣傳冊愛國話語建構過程中，則保持“后臺”互動。建構者與讀者共處同一建構環境之中，尤其是同一公眾輿論氛圍中。更重要的是通過建構者的中介作用，讀者的閱讀偏好、利益訴求以及價值理念對文本發生影響。而作者在迎合讀者閱讀偏好、利益訴求以及價值理念的同時，又對其加以利用。對于身處美國公眾輿論中的愛國會而言，這種策略是可取的也是必取的。

五、結 語

本文基于對紐約華人愛國會系列宣傳冊的文本考察，探討了五四運動期間，旅美華人團體如何為中國合法權益辯護，為中國發聲。一方面，圍繞以何發聲與如何發聲兩個問題，探討了具體的辯護技巧與言說策略。另一方面，借鑒建構理論，從文本建構者、讀者以及兩者共處的建構環境入手，考察分析了上述宣傳冊愛國話語的言說方式。

通過對宣傳冊的全面考察，可以發現紐約華人愛國會在為中國合法權益辯護，為中國“發聲”的過程中，基本上保持了較為理智、克制的態度，這自然與其遠離國內民族情緒漩渦有關，更主要是其處在西方輿論界中，力求公正、客觀。就其曉之以理、勸之以義、誘之以利這一言說策略而言，這一言說路徑的選擇是頗為明智的。對于美國讀者而言，在迎合其口味的同時，頗具說服力。就形象建構與類比延伸式說理這一“發聲”策略而言，基本上較為忠實地體現了在山東問題這一外交場域中，各方所扮演的角色。其中，對于日本的描述與形象建構，雖然帶有一定民族主義情緒與感情色彩，但大多根基于事實，絕非臆造。類比延伸式說理，采用美國民眾所能理解、接受的方式，撥開籠罩其上的種種迷霧，基本上呈現了中日關系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