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破解社會主要矛盾中豐富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

谷生秀

（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馬克思、恩格斯闡明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間的矛盾是推動人類社會從低級向高級演進的社會基本矛盾。毛澤東同志提出主要矛盾的概念，認識到新舊社會的更替主要源于社會內部矛盾的作用，“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1］302。概言之，社會基本矛盾與主要矛盾互為表里［2］。人類社會形態的演進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漸次實現的，就其外在表現而言，也是在不斷破解社會主要矛盾的過程中實現的。學界普遍認為，人類文明形態的演進遵循著社會形態發展的基本脈絡，與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主要矛盾的更迭息息相關。百余年來，我們黨堅持在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基礎上推進各項工作，相繼完成了重塑文明探索的民族主體地位、為社會主義文明制度奠基、助推社會主義文明全面發展和創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任務。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提出，要圍繞當前的“社會主要矛盾推進各項工作，不斷豐富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3］。這為推動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不斷豐富與發展提供了重要思路。

一、理論前提：破解社會主要矛盾是人類文明形態演進的強勁動力

所謂“人類文明形態”，歸根到底是“社會形態的表現形式”［4］。馬克思、恩格斯深刻詮釋人類社會形態在破解社會主要矛盾的過程中由低級向高級的演進趨勢，揭示了資本主義文明必然在內在根本矛盾作用下走向滅亡，而為社會主義取代的人類社會發展圖景。

人類文明形態與矛盾相伴而生，在矛盾斗爭中演進。物質生產實踐活動在人類文明形態的產生與發展中處于基礎性地位?？v觀人類社會的演進歷程，原始社會末期在不斷分化的分工和顯著提高的生產力的促進下，人們在維持自身勞動力所必需的產品之外，產生了剩余，于是出現了交換，漸次形成“勞動產品中日益增加的一部分是直接為了交換而生產的”固定模式［5］182。受利益驅使，專門從事交換工作的商人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它成了每兩個生產者之間的不可缺少的中間人，并對他們雙方都進行剝削”［5］182。隨著貿易的擴大，貨幣及貨幣高利貸、土地所有權及抵押的產生，財富迅速集中于人數很少的一個階級。伴隨著窮人與富人之間日益尖銳的對立，開啟了人類的“文明時代”。馬克思深刻認識到，“當文明一開始的時候，生產就開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6］。

這種階級的對抗使得生產力發展與人類文明進步絕非純粹的直線上升過程，而是始終處于前進與倒退、束縛與解放的復雜糾纏之中。每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現有的生產關系便徹底淪為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盀榱瞬恢率У粑拿鞯墓麑?，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于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5］409。因此，隨著人類生產方式經歷“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7］的變革，人類文明形態也開啟了向更高階段發展的歷程。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將人類歷史分為蒙昧、野蠻、文明三個時代，其中文明時代包括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三個階段。恩格斯積極借鑒摩爾根的觀點，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系統分析了人類歷史由血緣關系下的野蠻狀態向文明時代轉變的歷程，將“文明時代”理解為同蒙昧時代、野蠻時代相對應的時代。同時，他進一步預言人類文明形態最終“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5］195。概言之，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認識到在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系變革的矛盾運動中，人類文明形態呈現螺旋式上升，并歷經了階級社會的文明時代和人類未來“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兩大階段。

未來人類文明形態必然建立在解決了階級社會所存在的階級對抗、根本改變奴役性生產關系的基礎之上。在私人所有制占主導地位的文明時代，生產力的創造主體與生產資料的掌握主體相分離，人們的生產實踐活動受制于奴役性的生產關系，社會主要矛盾表現為階級的對立。就此意義而言，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具有本質上的一致性，體現為少數剝削階級對多數勞動人民勞動成果的占有，區別僅在于占有程度與方式的不同，即是說，“奴隸連同自己的勞動力一次而永遠地賣給奴隸的所有者了”，“農奴只出賣自己的一部分勞動力”，而“自由工人自己出賣自己，并且是零碎地出賣……如果他不愿餓死，就不能離開整個購買者階級即資本家階級”［8］332-333。這也造成了階級社會的文明呈現出文明創造主體與文明成果相分離的割裂局面。廣大勞動者不僅無法自主決定生產何種產品、如何生產、如何分配等系列問題，更是無法決定勞動產品的歸屬問題，而由大量勞動者生產出來的文明成果只是為了滿足少部分人的享受需要，呈現出絕對契合剝削階級需要的片面化發展傾向。

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原先分散的簡單協作的工場手工業生產轉變為機械化的社會大生產，“個人的生產資料轉變為社會化的生產資料”，“社會的產品被個別資本家所占有”，“資本”徹底站在了工人階級的對立面［9］816。馬克思在《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指出，“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力的一切增長，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一切增長”都不使作為勞動生產主體的工人致富，而只會使“資本”致富，“文明的進步只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體的權力”［10］。一方面，伴隨著支配勞動客體權力的擴張，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愈加尖銳，資本主義社會爆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對全部文明都是一種威脅，它不但把無產者拋入貧困的深淵，而且也使許多資產者破產”［8］302。另一方面，為緩和國內因貧富差距而產生的社會矛盾，轉嫁國內危機，資本主義國家人為激化國際矛盾，甚至推動殖民主義擴張。但事實上，這并不能根本消除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矛盾，反而讓一國或多國內部的階級對抗轉變為世界性的矛盾，并隨著帝國主義國家對后發國家壓迫的增強，不斷塑造終結資本主義文明的革命主體的力量?！懊慨斮Y產階級秩序的奴隸和被壓迫者起來反對主人的時候……這種文明和正義就是赤裸裸的野蠻和無法無天的報復”［9］118。

如何解決“自主活動和物質生活的生產”的分離問題，徹底消滅私有制與階級剝削，實現文明創造主體與文明成果的結合的問題，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一直為之困擾的關鍵性問題。唯有消滅私有制，讓“現代社會回復到‘古代’類型的公有制”［9］822，才能徹底解決資本主義文明的內在矛盾，創造出新文明形態。

馬克思、恩格斯基于對階級社會主要矛盾的系統診斷，深刻認識到階級社會的文明形態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只有生產力高度發展才能將其從根源上瓦解，創造出共產主義文明。正如恩格斯指出，階級對立是“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樣地，“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高度發展的階段為前提的”，到那時，“某一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也將變成多余，從而實現“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9］813-814。隨著研究的深入推進和對現實國際政治局勢的敏銳洞察，晚年馬克思進一步思考提出，作為古代社會形態“高級”形式的俄國公社，可以越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其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9］828-829，從而在吸收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種新的文明形態。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創建者，列寧在總結俄國革命經驗時明確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文明沒有一成不變的固定順序，俄國可以“用與西歐其他一切國家不同的方法來創造發展文明的根本前提”，即“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發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經濟與文化水平［11］。毛澤東同志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基于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現狀而得出的社會基本矛盾理論。他深刻地認識到，社會基本矛盾理論不僅適合于“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也同樣適用于“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12］570-571。但與生產資料私有制條件下社會主要矛盾呈現對抗性不同，自人類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生產資料公有制占主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屬于“某些環節上的缺陷”，“雖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質的變革來解決，仍然需要及時地加以調整”［12］571。這表明，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主要“取決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變化，尤其是取決于根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生產力的發展變化”［13］?；趯ι鐣髁x社會基本矛盾運行規律的洞察，毛澤東同志開啟了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兩對矛盾的維度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嶄新歷程，為我國推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主義具體制度的變革提供了理論依據，為社會主義文明的持續發展找到了動力。因此，推進生產力高度發展，并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現實需要是邁向未來“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題中應有之義。

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夯實了廣大人民群眾在未來人類文明形態中的主體地位。人類的生產實踐活動歸根結底在于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需要。當然，不同于生產資料私有制條件下，勞動階級的勞動成果為剝削階級所占有，所從事的生產服務于剝削階級的片面化的享受與統治需求，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共同勞動的產品將由勞動者自己來享用，超出他們生活需要的剩余產品，將用來滿足工人自己的各種需要，用來充分發展他們的各種才能，用來平等地享受科學和藝術的一切成果”［14］。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人們在滿足生存層面的基本物質需要后，更加追求精神層面的發展和享受需要，包括政治民主、教育普及、生態良好、文化多元等。這不僅讓人民群眾在不斷滿足現實需要中推動自身自由全面發展，夯實了其作為文明創造者的主體地位；同時，以滿足人民群眾豐富多元的現實需要為導向開展的文明探索，也為豐富人類文明形態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二、歷史基礎：社會主要矛盾轉化與中國共產黨文明探索的同頻共振

中國共產黨的百余年奮斗歷程深刻表明，“黨和人民事業能不能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取決于我們能否準確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確定中心任務”［15］30。我們黨一以貫之地在認識與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基礎上推進各項工作。伴隨著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我們黨的文明探索事業也成效卓著。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重塑文明探索的民族主體地位

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國家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國門，中華民族被動卷入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世界現代化浪潮，“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16］。中華民族不僅遭受著亡國滅種的生存危機，思想文化層面也發生激烈動蕩。一些覺醒的中國人，其心目中的“華夏中心”觀逐漸解體，代之以在推崇西方文明前提下對其從器物、制度到文化層層深入地效仿。然而，伴隨帝國主義的一次次侵略，中國人試圖學習西方以擺脫民族危亡命運的“迷夢”被徹底打破。究其原因，關鍵在于沒能科學診斷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沒能認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一問題［1］3。

自馬克思主義傳至中國，我們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系統診斷中國國情，將近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歸結于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這兩對矛盾，其中“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17］。馬克思主義理論揭示了人類社會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發展演進的基本規律，表明資本主義社會只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發展階段，助力國人逐漸告別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艷羨，正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在20 世紀20年代，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就深刻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虛假性。正如惲代英所強調，“鼓吹帝國主義國家之文明，而掩藏他們實際上社會各罪惡，使弱小民族炫耀迷惑于其說，甘自暴棄，而承認帝國主義國家為文物上邦”［18］242。同時，在科學的唯物史觀指導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也開始從生產力層面，剖析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飽受帝國主義國家宰割蹂躪的根本原因，進而激發其擺脫前現代生產方式的束縛，“力求經濟文化的進步，以謀完成自己之解放”［18］245的決心，不斷增強中國共產黨人打破西方文明枷鎖的精神動力。

開展反帝反封建斗爭、建立新的國家政權是我國捍衛民族主體地位、獨立開展文明探索的必由之路?！霸陔A級社會中，一切生產關系，都是被階級的國家權力所保護的?！保?9］61-62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屬性，決定了中國社會的一切生產關系或多或少籠罩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陰霾之下，特別是受到其軍隊的武力威脅。建立新的生產關系必須徹底推翻舊的國家權力，建立新的國家權力。也就是，必須“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19］60。中國人民經過浴血奮戰，終于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莊嚴宣告中華民族再也不是受人欺辱的民族了，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中華民族將“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19］344。這里的“站起來”，不僅是指告別了被殖民、被侵略的政治命運，也是對在文化心理上實現民族自尊與自信的吶喊，是對創造中國“自己的文明”的莊重許諾。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奠定社會主義文明的制度基礎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意味著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同時，按照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年代關于分“兩步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部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也意味著中國人民向社會主義階段的進一步靠近。為接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早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就深入考慮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將面臨的主要障礙，認識到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國內主要矛盾將體現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20］；在1948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同志進一步將國內主要矛盾表述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19］145。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準確把握社會主要矛盾，有序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并隨著改造的完成，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由此開啟了對社會主義文明的探索。誠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資本主義文明不僅立足于國內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使得一批無產階級淪為“文明的奴隸，來為他們狹隘的階級利益服務”［21］，同時“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散布他們是文明的、高尚的、衛生的”［22］，以“文明”的化身粉飾其侵略本質，使資本主義文明的前進也伴隨著世界范圍內的殖民擴張。與資本主義有著根本區別，我國國內階級間的敵我矛盾基本得到解決，但并不意味著我國社會矛盾的完全消除。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我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總體上與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但仍存在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不完善之處［23］。黨的八大將我國主要矛盾界定為“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12］341。這一時期，我們黨文明建設的重點任務在于發展生產力、實行大規模經濟建設，捍衛來之不易的社會主義文明。然而，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偏離了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將其界定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24］。開展階級斗爭成為當時國內各項工作的核心，影響了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也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文明探索踏上曲折之路。

（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推進社會主義文明全面發展

基于對前期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我們黨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社會主要矛盾作出重新界定，明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25］54成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并聚焦于此科學統籌國家建設長達近三十年之久。

改革開放伊始，隨著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由階級斗爭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移，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有序開展?？紤]我國生產力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差距很大，遠不能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現狀，我們黨創造性界定了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方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推行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社會主義文明發展提供物質保障。同時，我們黨十分重視精神文明建設。自20世紀80 年代以來，我們黨著重加強思想政治教育，不斷端正黨風、改善社會風氣，“使廣大人民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26］。此外，為一以貫之地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我們黨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保障作用。階級斗爭雖然在一定范圍內還將長期存在，并在一定條件下有可能激化，但其不再是作為社會主要矛盾而存在，只有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才能更好地鞏固與保障社會主義建設成果。鄧小平同志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27］168。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著重提出“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25］35的問題。隨著“政治文明”被正式寫入黨的十六大報告，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不斷強化。

進入21 世紀以來，我國發展呈現出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出現了諸如國家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粗放型經濟發展長期存在、貧困人口與低收入人口還有相當數量、城鄉與區域發展失衡等諸多問題。這就要求我們黨必須“善于從千頭萬緒、紛繁復雜的事物和事物的普遍聯系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時又必須善于統籌協調、把握平衡，在事物的普遍發展中形成有利于突破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合力”［28］170，提出更加系統完善的文明建設方案。2007 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斗目標，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全面發展，并正式將“生態文明”作為一項戰略任務提了出來［28］6。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29］11。人民所呼喚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在“物質文化需要”基礎上的轉型升級，這非但不意味著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得到一勞永逸的滿足，反而提出了更高層次的發展要求，包括推進民主、自由、法治等各個方面的充分發展。這就要求我們黨在基本解決人民“有沒有”的問題后，進一步解決“好不好”的問題，相應地推進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解決矛盾的方式的深刻變化，為全面系統性建設創造了條件。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人憑借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深刻認識積累的前所未有的經驗優勢與不斷增加的治理能力優勢，站在整體性高度，以“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相結合的方式科學統籌各項事業。

在持續不斷的探索中，我國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中國式現代化，形成了五大領域文明協調發展的新格局，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這個新時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而不是別的什么新時代”［30］70?；谥袊厣鐣髁x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社會主義文明形態，而不是別的什么文明形態。這意味著我國“告別了一種由西方文化、技術和資本主宰著的舊文明格局”［31］，不僅要實現物質文明的發展，更要著力推動社會各領域無缺漏、無短板的全面進步，“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32］。

三、現實動力：在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中豐富與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

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是從古至今全人類共同的憧憬，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驅動力。時至今日，我們在物質技術上已達到了前人無法想象的水平，但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難題。聚焦現實存在的問題，持之以恒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豐富與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方式。

（一）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夯實中國人民在文明創造上的主體力量

誰是文明的創造主體、如何最大程度地發揮創造主體的力量，是推進文明演進必須回答的關鍵問題。中國共產黨在推進民族解放、民族進步中開辟了一條人類新文明的生成路徑［33］。我們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并基于對人民生活需要的考量定位不同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通過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推動整個中華民族的進步與發展，不斷增強中國人民創造新文明的主體力量。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保?5］58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著眼于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一方面，在追求“全體人民共同富?！敝?，我們黨使全體人民凝聚成為共同目標奮斗的強大力量。而資本主義文明則完全不同，正如法國學者皮凱蒂的《21 世紀資本論》中所描述的，在現行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的利潤率通常高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資本主義文明建立在直接勞動與積累勞動的對抗之上，進而使整個社會產生撕裂與對抗。西班牙學者更是強調，“如果公民更多關心的是獲取個人利益而不是做出貢獻，任何文明都注定要崩潰”［34］。在共產主義理想目標的指引下，我們黨所發展的社會主義文明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之上，致力于謀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共同的利益訴求為全社會形成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和道德標準提供了堅實保障，讓中國人民能夠擰成一股繩，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朝著共同的方向建設人類文明新形態。另一方面，在追求“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保?5］142中，促進每個社會個體的自由全面發展?！按龠M共同富裕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高度統一的?！保?5］146隨著脫貧攻堅戰的勝利和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我們黨在關注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共同富裕的同時，也將人民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擺在突出位置，不斷激發人民創造新文明的主動性與創造性。

（二）準確把握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方位，堅持在高質量發展中為豐富人類文明新形態增添動力

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的深刻變化，雖未改變我國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但標志著我國進入了新發展階段。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靜態一成不變的，而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日益接近質的飛躍的量的積累和發展變化的過程”［15］165，隨著所處階段相應矛盾解決的量化積累，必然推動社會主義發展取得質的飛躍。貫徹新發展理念，促進高質量發展是助推人類文明新形態豐富發展的重要方式。具體來說，創新發展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強大動力，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發展的速度、效能和可持續性起到決定性作用，是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牛鼻子”，要求堅持在科技、文化、理論、制度等各個方面推陳出新，為解決老問題尋求新答案，破解各種發展難題。協調發展規定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系統性，即是說人類文明新形態不是單純的物質文明，也不是實現某一地區的發展，而是關涉不同區域、城鄉、物質與精神、人與自然等各個方面，是文明的全面發展。綠色發展保障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永續性。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表明，“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30］374。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發展必須以伴隨早期工業化進程而產生的難以彌補的生態創傷為戒，告別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發展方式，促進生態文明。開放發展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搭建了橋梁。共享發展讓文明創建成果惠及更多的人民。

（三）發揚斗爭精神，積極應對文明發展進程中的問題與矛盾

“人類文明進步歷程從來沒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類就是在同困難的斗爭中前進的?！保?5］繼續豐富與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既要著眼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積極應對國內各種矛盾與問題，同時也要有寬廣的視野，觀照人類文明新形態在世界范圍內發展而遭遇的困難與挑戰。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出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同時面臨資本主義文明長期影響下產生的發展模式與發展觀念等多方面的沖擊。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以資本邏輯為主導而非關注人民大眾現實需要的資本主義文明登上歷史舞臺，它憑借巨大的生產力優勢，走上殖民擴張的道路，壟斷現代化的話語權，成為所謂“文明”的化身，在整個世界范圍內形成了由西方現代化所開創的“一元現代性”圖景。同樣地，“作為civilization 的譯語而出現的‘文明’”傳入中國時，它本身就“包含著對以西方為排頭的一元性順序和普遍公理的價值判斷”［36］。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開創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不可戰勝的強大精神力量”［15］12。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持之以恒地發揚斗爭精神。從建黨初期，在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中，捍衛中國人民獨立進行文明探索的主體地位，到當前正處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局的關鍵時刻，開辟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為后發民族國家的現代化提供新的選擇，我們黨肩負著重要的歷史使命，同時難免遇到各種所料未及的風險挑戰甚至是驚濤駭浪，只有直面現實挑戰，將斗爭精神發揚到底，增強斗爭本領，強化刀刃向內的勇氣，才能開辟發展的新天地。

（四）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豐富提供資源

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不僅創造了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璀璨物質文明成果，更積淀了中華民族最深層次的精神追求，包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民貴君輕、政在養民的民本思想，以和為貴、好戰必亡的和平理念，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道德品格，獨立自主、自強不息的拼搏精神，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等等。這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蘊含為美好生活而奮斗的人類共同愿景，也包括戰勝各種艱難險阻、生生不息的思想智慧與精妙法則，為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創與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獨一無二的思想密鑰，也增強了中國共產黨另辟文明新路的歷史底氣。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強調，要“深化研究中華文明特質和形態，為人類文明新形態建設提供理論支撐”［37］。中國式現代化的創建與發展就是依托中華傳統文化深厚歷史底蘊的典范之作。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借用《詩經·大雅·民勞》中描繪豐裕安樂的社會狀態的“小康”一詞，表達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愿景，他指出：“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是‘小康之家’?！保?7］237當前，中國式現代化繼續延續傳統文化中的均平、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思想，以彌補西方“現代性之殤”。這深刻表明，繼承與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是原樣照搬中華傳統文化典籍庫中佶屈聱牙的詞句，也不是照搬古代方法解決當今的現實問題，而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應對現實問題為導向，讓歷經風雨而始終熠熠生輝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當前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結合起來，同波詭云譎不斷變化的國內外局勢結合起來，不斷激活其強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