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地區發現的商代青銅器年代及其相關問題

張睿祥，魏國鋒

（1.安徽大學歷史學院，合肥 230071；2.天水師范學院文物保護系，甘肅天水 741001）

合肥位于安徽省中部，北接皖北、西依江漢、東鄰江南，南抵皖南，處在多個地理單元交匯之地。該地區地勢低平，河流湖沼密布。主要河流有淠河、淝河、皖河、裕溪河、滁河等。以合肥為中心，沿東淝河向北連接淮河水系，南淝河至巢湖一線連接長江水系。因此，合肥在溝通安徽南北交通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合肥是安徽境內發現商代青銅器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目前在肥西館驛鄉、上派鎮、廬江縣均有發現，主要器類有爵、斝、觚、罍、鉞、鐃等。這些發現為研究殷商時期合肥地區與中原及周鄰地區之間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1 合肥地區商代青銅器梳理

據統計，合肥地區發現的商代青銅器凡20 余件。這些器物目前收藏在安徽博物院、合肥市文物處、肥西縣文物管理所。下文以出土地點或收藏地簡要梳理合肥地區的商代青銅器。

1.1 肥西縣館驛鄉糖坊鎮

1965年，合肥市肥西縣館驛鄉糖坊村出土觚1、爵2、斝2，共計5 件青銅器。[1]現均藏于安徽博物院。

爵為傘狀單柱，柱體高大，柱帽為傘形，腹身分段，刀形足。柱帽頂部及側面飾渦紋。器身上下兩段皆飾獸面紋。通高38.6 厘米，流至尾長21.9 厘米，足高12厘米。

斝為圓口，傘形雙柱，柱體形制及紋飾均與爵相同。平底，三足斷面呈T 形。斝腹分上、下兩段，中間以寬而淺的凹槽分開，兩段皆飾獸面紋。通高55.3厘米，口徑26.8厘米。

觚為敞口，腹部較粗，腹部及圈足施獸面紋及三道凸弦紋，圈足有三處寬大的十字鏤孔。通高31厘米。

1.2 肥西縣上派鎮小顏灣

1985 年，肥西縣上派鎮小顏灣出土爵、觚各2件，現均藏于肥西縣文管所。

兩件爵形制、紋飾均相同。菌形立柱、圜底較深，三刀形足。上腹部飾三道凸弦紋。鋬內側腹壁均有銘文，一件為“戈”字，另一件由族徽和“父丁”組成。

兩件銅觚形制紋飾不盡相同，以紋飾命名略加區分。獸面紋觚：敞口，器身細長，腹部及圈足飾獸面紋，圈足有兩處對稱的十字形裝飾，但未鏤空，圈足內壁有族徽。通高25.5 厘米。獸面蕉葉紋觚：敞口，腹部較粗，頸部飾蕉葉紋，腹部飾四瓣目紋，圈足內壁銘文與其中1件爵相同，也為族徽和“父丁”。通高15.3厘米。

1.3 廬江縣泥河區

1973 年，合肥市廬江縣泥河區出土了1 件獸面紋鐃。腔體呈合瓦形空腔體，柄部中空，與腔體相通，有旋。兩面紋飾相同，為細密卷云紋為地的變體獸面紋。通高49.5厘米?，F藏于安徽博物院。

廬江縣福元鄉出土1件獸面紋爵，菌形雙柱，圜底，三刀形足。鋬上端裝飾牛首，腹部飾云雷紋為地的獸面紋。通高21.4 厘米?，F藏于廬江縣文物管理所。

1.4 合肥物資回收公司揀選

合肥市物資回收公司揀選5 件商代青銅器，爵2、觚1、罍1、鉞1?，F均藏于合肥市文物處。兩件爵的形制、紋飾與肥西縣文管所藏品相似，其中一件爵的鋬內側腹壁有銘文。

獸面紋觚為敞口，器身細長，頸部飾蕉葉紋，腹部及圈足飾云雷紋襯地的獸面紋。腹部及圈足有四道扉棱。通高31.1厘米。

獸面紋方罍，方唇，折肩，高圈足。頸部飾三道凸弦紋，肩、腹部飾獸面紋，圈足飾一周云紋，圈足有方形鏤孔。通高28厘米。

穿孔鉞：平肩圓弧刃，鉞身近肩部正中有一圓孔，肩部兩側有長方形穿，長方形直內。通體素面。通長18.5厘米。

此外，2018 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肥西三官廟遺址清理出土18 件青銅器，器類以兵器為主，包括戈、戚、鉞、鑿、鈴、角形器、箭鏃等。學者們認為這批器物的主體年代為二里頭文化晚期，并認為其考古學背景可能與“桀奔南巢”的史實有關。[2,3]關于這批器物的年代，部分可定在商代早期。本文對這批器物暫不做討論。

2 合肥商代青銅器典型器類的年代分析

合肥地區商代青銅器，部分器物為采集品或揀選品，出土背景不甚清晰，器物年代模糊。因此，在探討問題之前，對這批器物年代的判斷至關重要。根據學界常用的判定方法，我們選取二里崗、殷墟及盤龍城等遺址出土典型器物作為標準器，與合肥地區商代青銅器的器形、紋飾及范鑄工藝三個方面進行比對。

2.1 爵

合肥地區發現的青銅爵，依器底形制可分為兩類：平底爵和圜底爵。

2.1.1 平底爵

2 件平底爵均出土于肥西館驛鄉糖坊村，其中公布的1件爵通高38.6厘米，相較于同類器物（爵的平均高度在15～20厘米），其形體明顯高大。這2件爵的器形、紋飾、工藝均表現出較早的時代特點。首先，器身分段明顯，腹部上、下段均飾陰線刻獸面紋，獸面為臣字眼，瞳部呈圓形浮雕，上無凹點，紋飾無層次之分。其次，從鑄造工藝分析，鋬對應的腹壁有明顯的芯痕，表明在鑄造時使用了單獨的活體鋬芯，鋬相對應的腹部無紋飾和銘文，說明當時的技術沒能解決鋬芯固定與紋飾連續的問題。底部截面呈圓形，由于銹蝕較甚，無明顯范縫，難以辨識其分范方式。其有可能采用了三分范，屬于宮本一夫提到的三分范B 型[4]；也有可能自帶底范而無范痕，類似三分范A 型（圖1）?？傊?，這種做法與底部截面為橢圓的分范方式不同。結合以往同類器物出土情況，如鄭州楊莊[5]、盤龍城李家嘴M1[6]出土的單柱爵，肥西館驛出土的這兩件爵的年代可定在二里崗上層晚段。

圖1 肥西館驛單柱爵及可能的分范方式

2.1.2 圜底爵

肥西上派鎮出土的2件爵與合肥市文物處收藏的2件爵，形制、紋飾相似，鋬對應的腹壁有遺留的芯痕，說明也采用了活體的鋬芯，這種做法與館驛出土的單柱爵是相同的。不同的是，這四件圜底爵的鋬相對的腹部均鑄有表示族徽的銘文，表現出較晚的特征。圜底范線呈Y形，這種做法流行于中原地區的殷墟時期。廬江縣福元鄉出土的爵，腹部施獸面紋，呈三層花裝飾，其年代比這4件圜底爵更晚一些。

2.2 斝

肥西館驛糖坊出土的其中1 件斝通高55.3 厘米，同樣比同類器物顯得高大。該件斝的柱帽形制及紋飾、腹部紋飾、分范方式，均與伴出的單柱爵相似。這批器物很有可能出自同一鑄造作坊。因此，其年代也可定在二里崗上層晚段。

2.3 觚

商代青銅觚的總體特征經歷了從筒形向束腰的演變。肥西館驛觚的腹部較粗，圈足三處較大的十字鏤孔是泥芯撐遺留的痕跡。[7]腹部及圈足紋飾為細陽線獸面紋，無主次之分，均顯示出較早的特征。結合伴出爵、斝的年代分析，其年代當在二里崗上層晚段。肥西縣文物管理所藏獸面紋觚的圈足有兩處對稱的十字裝飾，但未鏤空，屬于假鏤孔，且十字形明顯比肥西館驛斝的細，這種未鏤空的十字已沒有實質性的功能，可能是早期鑄造技術和傳統風格的遺留。獸面蕉葉紋觚的腹部較粗，通體飾有紋飾，腹部裝飾的四瓣目紋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8]合肥市文物處藏觚器形修長，通體裝飾細密的三層花紋飾，以及直條型扉棱，反映出較晚的特征。

2.4 鉞

與合肥市文物處藏品形制類似的青銅鉞，見于1996 年在鄭州南順城街窖藏出土的銅鉞（H1 上層：12）。略微不同之處在于，南順城街窖藏出土鉞的器身圓孔相對的內部有一圓孔。[9]因此，合肥市文物處藏的青銅鉞的年代可定在二里崗上層。

2.5 其它

尊和罍是殷墟時期南方地區特征鮮明的兩類器物，以往學界尤為關注。合肥市文物處藏獸面紋方罍，其紋飾較為特別，以云雷紋襯底，但主紋與地紋在同一平面，用較粗的寬線條表現，與通常見到的尊、罍表面的浮雕獸面紋不同。參考陳公柔、張長壽先生對商周獸面紋斷代研究的成果[10]，方罍的獸面紋屬于Ⅳ型，其特點是獸面紋各個部分較為分散，這種型式的獸面紋最早見于殷墟一期，至西周早期還可見到。傅聚良將這類獸面紋形象地稱作散列式獸面紋。[11]據此，獸面紋方罍的年代可定在商代晚期早段。

南方地區流行的青銅大鐃被認為是商周時期祭祀后就地掩埋之物。通常單獨出土，成組出土者較為少見。由于無伴出的標準器物參照，青銅鐃年代的判定難以達成共識。根據向桃初對南方地區發現的青銅鐃的類型學分析[12]，廬江青銅鐃屬于Bb型：粗陽線變形獸面紋（有旋）鐃，年代在西周早期。早年也有學者將廬江青銅鐃的年代定在殷墟晚期。[13,14]安徽境內的宣城、池州、潛山、壽縣也有銅鐃出土。其中壽縣鐃與殷墟二期晚段以來流行的小鐃相似，有可能從殷墟傳入，或為本地生產的仿殷墟銅鐃。而余者均為南方地區流行的大鐃，且均為細陽線變形獸面紋，無旋。這幾件銅鐃的年代被認為屬于殷墟晚期，爭議不大。鑒于安徽境內無明確西周時期的銅鐃，廬江銅鐃的年代傾向定在商代晚期。

3 商代時期合肥地區與中原及周鄰地區的關聯

除合肥地區，安徽境內的阜南、壽縣、鳳陽、六安、安慶、含山等市縣均較為集中出土商代青銅器。加之零星出土者，南端可至皖南地區的銅陵、宣城、池州。

合肥館驛出土的單柱爵，在阜南月牙河、嘉山（今明光市）泊崗、銅陵童墩也有發現。以往的研究結論顯示，單柱爵見于二里崗上層至殷墟二期，殷墟三期已罕見。[15]與雙柱爵相比，單柱爵雖然數量少，但其分布地域較廣，在河南、湖北、陜西、安徽等地均有發現。單柱爵的分布范圍大抵反映了二里崗文化擴張所及的地域范圍。[16]

肥西館驛出土的斝與阜南月牙河、壽縣蒼陵城和嘉山（今明光市）泊崗出土者整體特征相似，但斝足代表了2種不同的形制。肥西和阜南出土的斝足剖面為T 形，其余2 件的斝足為尖錐空心足（圖2）。李濟早年曾把殷墟出土的銅斝的斝足分為六種形式[17]，尖錐空心足（李文中稱“透底空足”）代表了二里頭文化三期以來早期斝足的形制，T 形足的出現是對封閉器底的嘗試，該足芯是在范上而非腹芯上設置，完成了足與腹之間的隔斷。但其出現并未取代尖錐形空足，在小屯早期的墓葬中還可發現二者共存的現象。[18]

圖2 青銅斝對比圖

合肥地區商代青銅器與周鄰地區地區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具有相似的風格，并且這種風格同鄭州二里崗和殷墟等商文化中心的器物相似，屬于商文化的系統。肥西大墩孜和三官廟發現的二里頭時期的青銅器，表明至遲在二里頭文化晚期，中原青銅文化已經波及影響合肥及周邊地區，但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向江淮地區的遷播,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影響與交流,而代表著人群的遷徙。[19]

合肥及周鄰地區發現的商代青銅器組合顯示出，爵、斝、觚為基本的組合形式（阜南月牙河伴出的有尊，嘉山泊崗伴出的有瓿），既與中原地區相似，又表現出一定的地域性。郭寶鈞曾指出商文化銅器群是重酒的組合，飲酒器爵、觚、斝的聯用共出，是突出的現象。[20]爵作為商代最典型、最基本的酒禮器，是青銅禮器組合的核心。目前合肥及周邊發現的商代青銅器器類中，仍以爵占多數。合肥館驛、阜南月牙河及嘉山泊崗出土的商代青銅器群，也是以觚、爵、斝作為基本的組合。

對珍貴資源的獲取是早期國家擴張的主要動機。一些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進入江漢地區與獲取綠松石有關[21]，而向西北擴張則是為了控制和運輸中條山的銅礦資源[22]。二里崗文化時期，商文化向南擴張也是為了獲取南方地區重要的青銅資源。[23]皖南沿江地區自西至東分布有安慶-貴池、樅陽-廬江、南陵-銅陵三個大型的銅礦帶，銅礦資源十分豐富，至今仍是重要的銅工業基地。在銅陵師姑墩遺址相當于二里頭文化三至四期的遺跡單位發現了三件爐壁，表明二里頭時期有可能存在采礦冶煉活動。[24]此外，樅陽湯加墩遺址發現6 件小型的青銅工具及7 件容器陶范殘塊，時代在商代晚期，但并未出土青銅容器。[25]就目前的考古資料，合肥及周邊地區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礦料與皖南銅礦的關系，以及皖南銅礦是否北輸商文化核心區等問題，還有待通過對青銅器的鉛同位素、微量元素等科技分析來解決。李宏飛認為清江盆地發現的受商文化影響的青銅器，是通過江淮地區傳入，并勾勒出清江盆地與商文化核心區之間可能存在的交流路徑，這條路線經阜南、肥西和銅陵據點到達長江南岸，再溯江而上經贛北進入清江盆地。[26]我們認為這樣的傳播路線是存在的，這也體現出合肥在溝通南北青銅文化方面占據著重要的地理位置。

另外需要關注的問題是，合肥及周鄰地區發現的商代青銅器的鑄造地，即這些器物是由中央作坊生產，還是出自地方作坊。對此學者也有不同認識，一些學者認為，青銅器及其鑄造技術隨著二里崗文化的擴張傳播到商文化中心以外的地區，這種成品及技術向各地區的傳播，以及金屬資源向中原的匯集，構成了復雜的流通網絡。[27]然而，也有學者認為商王室中心作坊以外的地區也存在鑄造青銅器的現象。[28]盤龍城小嘴[29]、郭元咀[30]，以及西安懷珍坊[31]、阜南臺家寺[32]、鳳陽古堆橋[33]等一批重要的地方青銅器鑄造作坊的發現，進一步支持了這一觀點。阜南臺家寺和鳳陽古堆橋鑄銅遺址均位于淮河沿線，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可能與便捷的水運有一定的關系。特別是臺家寺遺址，出土1137塊銅容器陶范殘塊，說明該地是一處規模不小的青銅器鑄造作坊。合肥及周邊發現的商代青銅器有可能出自這些鑄造作坊。

4 結語

通過對合肥地區發現的商代青銅器的梳理及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

從器形、紋飾及鑄造工藝來看，合肥地區發現的商代青銅器，年代在二里崗上層晚段至殷墟時期，與安徽境內其它地區發現的商代青銅器整體特征相似，這種時代特征并非地域特征，而是與中原二里崗及殷墟代表的商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體現了商文化對合肥及周邊地區的影響。從器物組合來看，商代爵、斝、觚為核心的酒器組合，也被合肥及周邊地區廣泛吸收和借鑒，表現出商文化強大的文化滲透力。

安徽境內集中出土青銅器的地區，如合肥、阜陽、明光、六安等，往往處于重要交通路線的關鍵節點上，體現了它們在青銅文化交流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合肥及周邊地區出土青銅器來自商文化核心區的中央作坊，抑或來自阜南、鳳陽等地方作坊，這一問題有待對青銅器泥芯的分析檢測來確定其鑄造產地。此外，雖然學界認為，商文化南下擴張的動機與獲取青銅資源有關，但目前的考古資料還難以支撐皖南沿江銅礦帶為中原提供銅料的推論。這些未解決的問題是今后研究工作中需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