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唐時期苜蓿的推廣與接納*

劉嘯虎 陳葉群

一、引言

“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 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1］（卷二十四 《馬援列傳第十四》，P840）。馬匹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又是軍事征伐所必需。漢唐堪為中國歷史上養馬的高峰期，學界對于漢唐馬政已有相當豐富的研究①。對養馬業的重視，促使了作為“牧草之王”的苜蓿入華。西漢元朔三年（前126），張騫歷經曲折回到長安，帶回消息：“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子馬也?！保?］（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第六十三》，P3160）漢武帝渴求良馬，于是派遣李廣利伐宛，最終“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3］（卷六十一《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P2702）。為大宛馬所嗜食的苜蓿②,也被從西域引種入華。此即“漢使取其實來，于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館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2］（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第六十三》，P3173-3174）。苜蓿種植范圍不斷擴大，逐漸彌補了農耕民族的飼料匱乏，對漢唐時期養馬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

一個世紀以來， 有關苜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引入品種、引種時間、本土化進程及飼用價值等方面③。有關漢唐時期苜蓿引種與推廣原因、過程等方面的探討尚不充分。 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苜蓿與養馬業的關系入手，透過漢唐時期苜蓿種植范圍與利用領域的擴大， 一窺漢唐時期的國家變動，以期更加全面地透視漢唐農牧互動、胡漢交融的歷史進程。

二、漢代的飼料匱乏與苜蓿引進

馬匹自古為六畜之首，在戰爭、交通和禮儀等方面的地位極為重要。但同牛、羊等其他具有前腸發酵區的反芻動物相比，馬是單胃食草性動物，不能最大化吸收食物營養， 對低質量粗飼料的適應能力較差［4］（P17）。馬不反芻的特性，使之對飼料的需求量更大。又因馬吃草不同于牛、羊用舌頭卷草，而是直接用牙齒，所以馬對草的長短要求更高。

華夏農耕民族不同于草原游牧民族， 內地沒有得天獨厚的養馬條件，飼料有賴于農耕［5］（P121）。而且牲畜自由行動一定程度上會對農作物造成破壞，所以農耕民族的馬匹多是廄養。與天然草場的野牧相比，廄養依賴于人工種植飼料。這意味著內地的養馬成本遠高于游牧民族。 所以對于歷朝歷代而言，養馬業的興盛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牧場面積的多寡。漢唐畜牧之盛，正在于此。如明人雷禮所言：“觀漢唐之盛，于水草善地，必摽占之，而春放秋入，莫不有法，豈捐稼穡而肆牝牡已哉？蓋牧場為孳息之本， 非此無以蕃國馬而正天下矣?！保?］（卷十二《草場》）

廄養之下，內地喂馬的精飼料以糧食為主。這導致養馬業成本投入巨大。如居延漢簡中有載：

月晦日食馬二斗，月二日食粟二斗，縣令食馬廩計，三日食二斗，四日二斗，十月廿三月食馬二斗。（五八）四一四·一［7］（釋文卷二《簿錄》，P259-260）

“粟”之含義，非特指某種類的糧食，而是糧食的總稱［8］（P93）。以糧食 飼養馬匹，甚至人馬共食一物，可見馬對飼料的挑剔，以及彼時馬匹的珍貴。

漢初“天子不能具其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2］（卷三十《平準書第八》，P1417）的局面，在漢景帝時期有所改變?！稘h書·景帝紀》引《漢儀注》：“太仆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保?］（卷五《景帝紀第五》，P150）文景之治后，漢代馬匹數量已逐漸可觀。但以糧食為主要飼料進行喂養，“夫一馬伏櫪， 當中家六口之食”［9］（卷六《散不足第二十九》，P297）。以至漢景帝只得發布詔令：“令內史郡不得食（飼）馬粟，沒入縣官?！保?］（卷十一《孝景本紀第十一》，P448）歉收之年以糧食喂馬，容易引起人馬之間的生存矛盾。 而且用這種方式喂養出的馬匹，素質并不高。如后來漢元帝時貢禹進言：“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保?］（卷七十二《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P3070）以糧喂馬的飼養方式亟需改善，苜蓿作為優質牧草被引種入華，恰逢其時。

苜蓿屬多年生豆科植物，是喂馬的優質牧草。又因適口性好，可作為蔬菜食用，素有“牧草之王”“飼料之王”以及“食物之父”的美譽。至于苜蓿的起源地， 一般認為是小亞細亞內部、 外高加索全部、伊朗和土庫曼高原［10］（P3）。苜蓿在漢武帝伐宛取善馬時被作為飼草引入， 可以彌補傳統農耕文明在飼料上的天然匱乏。

但是，苜蓿雖入華，卻并不意味著可以迅速在華夏大地上推廣。 農耕文明自古就有適宜自身條件的作物，粟、稻、麥等作物已經占據了絕大比例的可開墾土地，留給苜蓿的空間不多。苜蓿作為外來物種能否被農耕文明所接納， 本身也需要時間的考驗。苜蓿作為域外草本植物，何以越過這重重障礙，最終在華夏大地上“處處有之”呢？

三、漢唐時期苜蓿種植范圍的擴大

苜蓿被引進之后，首先在“離宮別館旁”進行試種。西漢之離宮別館，主要分布于關中。依照氣候相似性理論， 引進的農作物應先在關中地區進行試種，與風土相適應，然后再向華北和其他地區推廣［11］（P25）。至于苜蓿引種關中，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當地的飼料壓力巨大。 西漢建都長安，“強本弱末”以實關中，不斷向關中地區遷移人口以鞏固統治。軍事上，西漢將中央軍隊的建設放在首位，如漢初專設南北軍拱衛京師。人口的涌入，加之京師屯兵駐防，西漢時期關中地區人口高達243萬以上［12］（P31），僅都城長安就有數十萬人［13］（P55）。西漢同時在關中大力擴充騎兵，厲行馬政，京畿設“天子六廄……馬皆萬匹”［14］（漢官舊儀卷下，P47）?！疤熳訛榉ズ?，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3］（卷二十四下《食貨志第四下》，P1161）。為滿足龐大的糧食與飼料需求， 西漢充分利用彼時關中“沃野千里”的自然優勢發展農業，大力種植作物。飼料作物苜蓿自然入選種植范圍。

而且絲綢之路開通后，“使者相望于道。 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余人……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2］（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第六十三》，P3170-3173）。長安是西漢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四方輻湊并至而會”［2］（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第六十九》，P3261）。大批西域使節和商人進京進一步加大了長安的糧食和飼料供給壓力。故此，作為優質牧草的苜蓿首先被引種于長安。更何況苜蓿本身是域外作物，種于離宮別館旁，亦可向域外使者彰顯大漢之威德［15］（P2）。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作為西漢政治中心的長安，為文明交往和物種交換提供了重要的空間。正是這種雙向互動，使苜蓿得以在長安形成“極望”之觀。此后西漢甚至設立了管理苜蓿的專職人員，如《漢官六種》載：“長樂廄員吏七十人，卒騶二十人，苜蓿苑官田所一人守之?！保?4］（漢官一卷，P4）

至東漢， 苜蓿種植進一步向黃河中下游地區擴展［16］（P87）。苜?！爸仓刂?，漸及東土”的傳播路線，與兩漢之際統治中心的東移密切相關。自東漢定都洛陽，全國的政治重心正式東移［17］（P542）。洛陽成為彼時最重要的商業都市，“牛馬車輿， 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1］（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P1633）。東漢三河地區的人口達到三輔地區的4倍多［18］（P12），都城洛陽的人口亦高達19.3萬［19］（P125）。洛陽的糧食和飼料壓力與日俱增， 早先在關中試種成功的苜蓿自然要被引種到洛陽地區。

隨著苜蓿的引種與推廣， 東漢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逐漸積累了一定的種植經驗。東漢農書《四民月令》 內容以洛陽及周邊區域為中心， 其載：“（正月）可種瓜、瓠、芥、葵、薤、大小蔥、蓼、蘇、牧蓿（即苜蓿）子及雜蒜、芋?！保?0］（正月，P13）苜蓿與其他本土作物一樣，被納入中國傳統農時體系，成為可按時令栽種的常規作物?？梢哉f，苜蓿種植初步實現了本土化。

到魏晉南北朝時期， 苜蓿在中國北方的種植范圍不斷擴大。西晉末年五胡亂華，游牧民族陸續進據中國北方建立政權， 黃河中下游大片農耕區成為牧場［21］（P80-82）。苜蓿作為優質牧草，自然為這些政權所推崇，從而得以被廣泛種植。以統一中國北方、養馬業最盛的北魏為例，賈思勰《齊民要術》稱苜?！伴L宜飼馬，馬尤嗜之”［22］（卷三《種苜蓿第二十九》，P359），故此苜蓿為北魏所厚愛?！堵尻栙に{記》載：“禪虛寺，在大夏門（外）御西道。寺前有閱武場，歲終農隙，甲士習站，千乘萬騎，常在于此……中朝時，宣武場在大夏門東北，今為光風園，苜蓿生焉?！保?3］（卷第五《城北》，P165-166）前朝操演軍隊的宣武場，到北魏已改為苜蓿園④。苜蓿作為優質牧草，更是廣泛種植于牧場。北魏前后建有代郡、漠南、河西以及河陽四大牧場， 其中又以河西為最?！笆雷嬷浇y萬， 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孳息，馬至二百余萬匹，槖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24］（卷一百一十《食貨志》，P2857）。這些牧場的位置，與彼時苜蓿種植范圍大致吻合，即集中分布在華北、西北及黃河中下游地區。

隨著苜蓿在中國北方的推廣， 栽培技術有了巨大提升。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種苜?！分蟹謩e對苜蓿在水地和旱地的種植技術進行了詳細記載，當時苜蓿已是精耕細作［25］（P189）。至于南方，受自然條件等因素制約，沒有形成大規模官營牧場，馬匹匱乏［26］（P95）。養馬業的缺陷，加之自然條件的差異，苜蓿難以在南方生根發芽，更未得南人認可。如南朝陶弘景《本草經集》 載：“長安中乃有苜蓿園，北人甚重此；江南人不甚食之，以無氣味故也?！保?7］（卷第七《果菜米谷有名無實》，P484）

游牧民族的涌入， 為苜蓿在中國北方傳統農耕地帶的推廣種植注入了動力， 也在傳統農耕文明中激起了陣陣漣漪。苜蓿成了農牧互動、胡漢交融的紐帶。至于南方，苜蓿則一時難以跨越自然與人文的屏障。 如田余慶先生所言：“從宏觀來看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全部歷史運動的總體， 其主流畢竟在北而不在南?！保?8］（P345）中國北方農牧互動基礎上胡漢民族的融合，實現了華夏的重構。苜蓿則為北朝的活躍提供了重要條件， 使其戰馬與騎兵得以保持優勢地位。隋朝結束南北分裂局面，大一統國家的重建又為苜蓿向南方的推廣提供了重要契機?！叭∪庖靶U精悍之血”［29］（P344）的唐朝立國奉行農牧結合的軍事戰略， 魏晉南北朝時期僅為北朝所重的苜蓿終于打破南北隔絕的種植僵局，在長江流域形成系統種植。某種程度上，這亦可視作南北整合的一種具體表征。

隋朝壽命短促， 但亦設專門機構掌管苜蓿?！端鍟ぐ俟僦尽份d：“司農寺，掌倉市薪菜，園池果實。統平準、太倉、鉤盾、典農、導官、梁州水次倉、石濟水次倉、藉田等署令、丞。而鉤盾又別領大囿、上林、游獵、柴草、池藪、苜蓿等六部丞?！保?0］（卷二十七《百官中》，P756-757）唐代苜蓿種植的發展，則相當程度上得益于隴右8坊48監和1296個陸驛的設置［31］（P183）。安史之亂前，唐朝擁有廣布于西北、以隴右牧群為骨干的巨大牧場群， 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家養馬場［32］（P35）?！白载懹^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又“（八馬）坊之占地千二百三十頃，以給芻秣”［33］（卷五十《兵志》，P1337）。唐初專門開辟了生產飼草的基地，據《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蒔茼麥、苜蓿一千九百頃，以茭蓄御冬?！保?4］（卷二二六《張說》，P2283）僅隴右牧場一地，苜蓿種植面積就有如此之大。

苜蓿的廣泛種植， 為唐代養馬業發達提供了堅實基礎。如前揭“以茭蓄御冬”，所謂“茭”即飼料用的干草，乃是將苜蓿制成干草以供馬匹過冬。馬匹在冬天為抗寒會消耗更多熱量， 對冬季牧草的儲備要求大。苜蓿的種植與收割，為馬匹越冬提供了物質保障， 解決了冬季牧草來源這一大規模發展畜牧業的瓶頸問題［31］（P186）。又唐人郄昂《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并序》：“諸坊馬每四月十一日停料野放，今則以三月中候，陽崖墳盈，春草先長，便停稿谷，俾逐川原，計一歲減菽粟四十千石，箕稈三萬圍，徯來年之用，以隨時豫蓄?！保?4］（卷三六一《郄昂》，P3672）隨著作為精飼料的苜蓿在牧場被廣泛種植，唐代牧場在春季實現野牧，極大節省了養馬成本。

但安史之亂后，“吐蕃趁隙陷隴右， 苑牧畜馬皆沒矣”［33］（卷五十《兵志》，P1337）。西北牧地喪失，唐朝被迫新辟監牧養馬以供國需。 唐后期主要開辟了萬安監、龍陂監、臨海監、臨漢監、銀川監及樓煩監6處牧場。 其中萬安監、 臨海監及臨漢監置于南方地區。如元和十四年（819）八月，唐憲宗于“襄州谷城縣置群牧，賜名臨漢監，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孟簡兼充監牧使”［35］（卷六百二十一《卿監部》，P7480）。這些監牧規模雖不可與唐前期的牧場同日而語， 但仍促進了苜蓿繼續向南方推廣，以至南方出現了苜蓿丁，專門經營苜蓿地。如唐文宗開成四年（839），“郢州舊因御馬， 配給苜蓿丁三十人， 每人每月納資錢二貫文……郢州每年送苜蓿丁資錢，并請全放”［36］（卷六十五，P1129-1130）。

苜蓿種植向南推廣， 還得益于唐代的驛站系統。唐代養馬業的興盛，保障了驛馬的供給，為驛站的運行提供了基本的交通工具， 唐代驛站設置因而相當發達：“凡三十里一驛， 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一千二百九十陸驛， 八十六所水陸相兼?！保?7］（卷五 《尚書兵部》，P164）“每驛皆置驛長一人，量驛之閑要，以定其馬數：都亭七十五匹，諸道之第一等，減都亭之十五；第二、第三皆以十五為差；第四減十二；第五減六；第六減四，其馬官給。有山阪險峻之處及江南、 嶺南暑濕不宜大馬處， 兼置蜀馬?！保?7］（卷五《尚書兵部》，P164）唐代的驛站體系遍及江南、嶺南等地區。又“凡驛馬，給地四頃，蒔以苜?！保?3］（卷四十六《百官一》，P1198）。連最小的驛站都有32頃地種植苜蓿，以供驛馬。律令明文規定，苜蓿作為喂馬的優質飼料要在驛田上予以種植。 這種推動同樣是苜蓿種植得以跨越南北界限的原因。

四、“厭草”情結與農耕民族對苜蓿的接納

中國古代農業系統以谷物種植為主， 精耕細作的農耕民族對草類天然抱有敵意。所以在“以糧為綱”的農耕文化中，產生了“厭草”情結［38］（P52）。苜蓿卻憑借優越的飼用價值受到重視， 且與內地的養馬業相輔相成，并且隨著華夏農耕民族對苜蓿的認知不斷加深，苜蓿的用途也逐漸從牧草擴展到生活的多個方面。最終，苜蓿被素有“厭草”情結的農耕百姓所接納。

首先，隨著農牧文明交流的不斷深化，馬政的重要性日漸凸顯。 養馬業的興盛又促進了傳統稅草征收制度的發展。早在秦漢時期已有芻蒿之稅，《睡虎地秦墓竹簡》載：“入頃芻稾，以其受田之數，無墾不墾，頃入芻三石，稾二石?！保?9］（P27-28）即要按所受田畝繳納稅草。 西漢元帝時，“農夫父子……已奉谷租，又出稾稅”［3］（卷七十二《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P3075）。苜蓿作為養馬的優質飼料， 一直是稅草征收中的重要一類。據懸泉漢簡：

茭三百卌六石嗇夫敞所受

目宿六百五十四石司馬丞徐卿所受

ⅡT0111①:77［40］（P449）

司馬丞作為戊己校尉的屬官［41］（P25），所受654石苜蓿當為稅草，以供邊軍軍馬所用。且在漢代懸泉置遺址出土的農作物種子和遺核中， 亦發現了苜蓿［42］（P16）。

及至唐代， 稅草在國家財賦中的地位進一步上升，甚至與租庸相提并論。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彩、稅草無定法，歲為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余萬。條目既多，覆問逾年，乃與采訪朝集使議革之……”［33］（卷五十一《食貨一》，P1345）。在唐代財政賦稅改革中，稅草屬重要環節。 唐代稅草的主要用途在于“以給諸閑”［33］（卷五十一《食貨一》，P1343），即“凡殿中太仆所管閑廄馬，兩都皆五百里供其芻蒿”［43］（卷四十三《職官二》，P1841）。隨著唐代苜蓿種植面積不斷擴大， 征收苜蓿的流程趨于完善。如《天圣令·田令》：

唐41條：“諸屯每年所收雜子，雜用以外，皆即隨便貯納。去京近者，送納司農。三百里外者，納隨近州縣。若行水路之處，亦納司農。其送輸斛斗及倉司領納之數，并依限各申所司?！保?4］（田令卷第二十一，P389）

所謂“雜子”，即苜蓿子、草子等9種作物及種子［45］（卷四《田賦考》，P96）。苜蓿作為其中一類，須按距離遠近送交司農寺或就近州縣。司農寺“掌邦國倉儲委積之事……凡京百司官吏祿給及常料，皆仰給之”［43］（卷四十四《職官三》，P1886）。京畿300里內的苜蓿征收至此以供國用，從中也足見唐朝對苜蓿運輸、貯納的重視。另見吐魯番出土文書《唐開元某年西州蒲昌縣上西州戶曹狀為錄申刈得苜蓿秋茭數事》［46］（P116-117）:

有學者指出，這件狀文是下級關于收苜蓿、秋茭的報告， 蒲昌縣錄后上申州戶曹請求處分［47］（P63）?？梢娞拼俎５恼魇找颜嬲龑崿F了常態化和制度化。苜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可三刈。下層民眾以苜蓿交付稅草， 與其他作物相比負擔較輕。如此，下層民眾逐漸打破了“以糧為綱”的偏見，對苜蓿予以接納。苜蓿雖小，卻也上關國事，下涉民生［48］（P30）。

此外，苜蓿作為草本植物，要在素有“厭草”情結的農耕文化中扎根，還須融入農業耕種本身。除了充當馬匹飼料，苜蓿也被用于飼喂其他牲畜。據敦煌漢簡：

二三九A［49］（P32）

簡文中“賣”當作“買”解［50］（P32），足見漢代敦煌地區已出現專門購買苜蓿以喂牛的情況。 牛作為農耕中最重要的勞動伙伴，用苜蓿喂養，使得苜蓿間接參與到農業生產中。 隨著后世對苜蓿特性的了解不斷深化，苜蓿還被用作綠肥和開荒作物，與其他作物輪作還可提高產量?！稄V群芳譜》 載：“夏月取子（苜蓿）和蕎麥種，刈蕎時，苜蓿生根，明年自生，止可一刈，三年后便盛，每歲三刈，欲種者止一刈，六七年后墾土根……若墾后次年種谷，谷必備收?！保?1］（卷十四《蔬譜》，P322-323）隨著時間的推移，農耕民族對苜蓿的利用早已不限于畜牧業，“以草促農”得以實現。 苜蓿也得到了農耕民族的進一步認可和接納。

苜蓿的引進和推廣還豐富了我國的蔬菜品種，為園圃業做出了貢獻。有觀點認為，中國古代的本土蔬菜并不豐富，且蔬菜周年供應不平衡［52］（P22-23）。苜蓿自西漢引種成功，東漢時期已突破農耕民族“人畜不共食”的傳統觀念，成為百姓的“盤中餐”。前揭東漢崔寔《四民月令》將苜蓿與其他本土蔬菜一并敘之，詳細記載了正月、七月、八月均可種植苜蓿［20］（P13）。說明東漢時期已掌握了苜蓿春播、夏播和秋播的分期播種技術。這種分期播種技術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延長苜蓿的供應期［53］（P216），進而彌補我國古代在蔬菜供應上的季節性不足。

后世對苜蓿食用價值的認識不斷加深， 南朝梁陶弘景《名醫別錄》載：“苜蓿，味苦，平，無毒。主安中，利人，可久食?！保?4］（上品，P79）北魏賈思懿《齊民要術》亦載：“（苜蓿）春初既中生啖，為羹甚香……都邑負郭，所宜種之?！保?2］（種苜蓿第二十九，P359）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唐代童蒙識字讀物《俗務要名林》也將苜蓿列入“菜蔬部”［55］（P258）?？梢娂爸撂瞥?，苜蓿的食用性已是家喻戶曉。至元朝，苜蓿甚至成為備荒之物。如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頒布的農桑之制中提到“仍令各社布種苜蓿， 以防饑年?！保?6］（卷九十三 《食貨志》，P2355）明代《救荒本草》載“苜蓿出陜西，今處處有之”，可用于救饑和治?。?7］（下卷《菜部》，P335）。苜蓿還用來釀酒，李時珍《本草綱目》載：“（苜蓿）結小莢圓扁，旋轉有刺，數莢累累，老則黑色。內有米如穄米，可以飯，亦可釀酒?！保?8］（第二十七卷《菜部二》，P972）苜蓿已不只是牲畜飼料，更適合百姓日用，有補于民生。

除食用和備荒，苜蓿還可入藥及制香。藥用價值，如唐人蘇敬《新修本草》所載：“苜蓿莖葉平,根寒。主熱病,煩滿,目黃赤,小便黃,酒疸。搗取汁一升，令人吐利,即愈也?！保?9］（草部卷第十八，P271）孟詵《食療本草》亦載：“（苜蓿）安中、利五臟……洗去脾胃間邪氣,諸惡熱毒?！保?0］（P198）苜蓿的莖、葉、根皆可入藥，無疑造福百姓。關于苜蓿制香，敦煌所出《金光明最勝王經》載：“（洗浴之法）當取香藥三十二味,所謂昌蒲、牛黃、苜蓿香、麝香、雄黃、合昏樹、白及、芎芝窮、茍杞根、松脂、桂皮、香附子、沉香、栴檀、零婆香、丁子、郁金、婆律膏、葦香、竹黃、細豆蔻、甘松、藿香、茅根香、叱脂、艾納、安息香、芥子、馬芹、龍花須、白膠、青木，皆等分?！保?1］（卷第八《大辯才天女品第十五》，P530-531）苜蓿的用途不斷擴展，逐漸成為生活中的常見之物，這進一步抵消了農耕民族的“厭草”情結。

隨著苜蓿的價值不斷為人們所認識， 苜蓿逐漸成為了市場上銷售的商品， 參與到農耕民族的經濟生活之中。據懸泉漢簡：

簡149 出錢五十治酒 出錢廿四御買目宿四束 出錢六十

ⅡT0111②:142［40］（P90）

漢代敦煌地區已有苜蓿買賣現象。 吐魯番文書《唐支用錢練帳》中則有“用錢六文，買三束苜?！保?2］（P437）的記載。又《唐天寶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載：“苜蓿春茭壹束，上直錢陸文，次伍文，下肆文?！保?3］（P132）苜蓿被明碼標價在市場上進行交易。除直接買賣，苜蓿還被加工成香料，進一步參與經濟消費活動。敦煌文書P.4638《清泰四年（937）馬步都押衙陳某等牒》載：

右馬步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陳彥□左馬步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羅□□等。

香棗花兩盤，苜蓿香兩盤，菁苜香根兩盤，艾兩盤，酒貳甕。右伏以蕤賓戒節，端午良晨，率境稱歡，溥天獻上。（后略）［64］（P16）

鄭炳林先生認為，此處“苜蓿香”等香料應是來自西域地區的經濟香料［65］（P8）體。由此可見，隨著種植的廣泛以及功用的多樣，苜蓿消費漸趨日?；?。

隨著苜蓿融入日常生活， 其域外入華的身份逐漸淡化。苜蓿受到農耕民族的喜愛，被納入漢文化之中。如苜蓿的命名趨于本土化，傳入之初僅由波斯語音譯為“目宿”， 后按照性質與用途出現了“牧宿”“木粟”及“苜?！钡葷h名。從審美角度出發，苜蓿又有“懷風草”“光風草”“連枝草”等別名［16］（P88）。苜蓿作為原先游牧民族的象征物，在農牧交往中更被賦予了特殊含義。 如唐代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苜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當令外國懼，不敢覓和親?！保?6］（P142）苜蓿充當了抒發盛唐時期自豪感的符號。古人甚至托清淡樸素的苜蓿言志，以表清心寡欲和自甘淡薄。陸游《書懷》：“苜蓿堆盤莫笑貧，家園瓜瓠漸輪囷。但令爛熟如蒸鴨，不著鹽醯也自珍?！保?7］（P794）宋人葛勝仲《次韻錢伸仲見貽兼送別》亦云：“四年五度訪郊村，苜蓿羹稀不厭貧。清韻喜逢須展戟， 奧篇仍睹筆書銀。 一筇巖壑幽棲地，五兩江湖自在身。他日愿陪雞黍社，貴鄰應不買增珍?！保?8］（P38）苜蓿已融入到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真正為漢文化所認同和接納［69］（P154）。至此，苜蓿在中國最終實現了本土化。

五、結語

漢唐時期，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交往頻繁，養馬業至關重要。苜蓿作為優質牧草被引種入華，彌補了農耕民族的飼料匱乏，促進了養馬業的發展。苜蓿最早栽種于“離宮別館旁”，擔負起供給西漢帝都長安飼草的重任。 隨著兩漢之際行政中心東移，苜蓿種植向黃河中下游地區推廣。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游牧民族政權為保障立國根基，維持騎兵與戰馬的優勢，對苜蓿種植予以重視。加之自然條件的差異性，苜蓿一時流行于北方，尚不及于南方。隋唐承北朝而興，在南北統一、胡漢融合的大背景下，苜蓿的種植范圍打破南北界限。南方土地上苜蓿的出現，亦為南北整合的具體表征之一。苜蓿成為彼時農牧互動、胡漢交融的紐帶。

隨著漢唐時期稅草制度的發展， 苜蓿作為征收的重要稅草，被納入國家財賦體系，與農耕的聯系進一步加強。除飼用價值外，苜蓿還具有食用、綠肥、芳香乃至藥用等諸多價值。苜蓿被用于農業耕作及日常生活之中，真正被吸納進入漢文化，最終在素有“厭草”情結的農耕民族中扎根，完成了本土化。

有學者指出，苜蓿作為域外入華物種，連接著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 為農耕世界注入了游牧細胞［48］（P30）。苜蓿的種植與推廣，促進了漢唐時期養馬業的興盛， 反映出漢唐時期國家的變動和農牧的交流。同時，作為外來草本植物的苜蓿，憑借強大的適應性和廣泛的用途，被素有“厭草”情結的農耕民族所接納，融入到農耕社會之中。如此，苜蓿成為了中國古代農牧民眾交流與互動的見證。

注釋：

①謝成俠 《中國養馬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1年版）梳理了從殷商一直到新中國成立的中國養馬業脈絡，其研究具有奠基作用。有關漢代養馬業，可參見：陳直《漢代的馬政》，載《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3期；高敏《論秦漢時期畜牧業的特征和局限》，載《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2期；王裕昌、宋琪《漢代馬政與養馬高峰》，載《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等。唐代馬政研究更為豐富，可參見：韓茂莉《唐宋牧馬業地理分布論析》，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78年第2期；朱利民、張憲民《唐代馬政》，載《唐都學刊》1994年第2期；王世平《唐代馬政》，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乜小紅《唐五代畜牧經濟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版等。

②《史記》載：“（大宛）俗嗜酒，馬嗜苜蓿?！币娝抉R遷《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173頁。

③參見：黃以仁《苜?？肌?，載《東方雜志》1911年第8期；向達《苜?？肌?，載《自然界》1929年第5期；孫醒東《中國幾種重要牧草植物正名的商榷》，載《農業學報》1953年第4期；石聲漢《試論我國從西域引入的植物與張騫的關系》，載《科學史集刊》1963年第5期；謝成俠《二千多年來大宛馬（阿哈馬）和苜蓿傳入中國及其利用考》，載《中國畜牧獸醫雜志》1995年第3期；鄧啟剛、朱宏斌《苜蓿的引種及其在農耕地區的本土化》，載《農業考古》2014年第3期；孫啟忠《苜蓿經》，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孫啟忠《苜蓿賦》，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等。

④光風園即苜蓿園?！段骶╇s記·樂游苑》：“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為懷風?！币姼鸷樽?，周天游校注《西京雜記》，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