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甘寧邊區馬鈴薯推廣研究

于博文

馬鈴薯在中國有不同的稱呼。西北、云南、兩湖地區稱作洋芋，東北、天津地區稱土豆，華北地區稱山藥蛋，江浙地區稱洋番芋、洋山芋等。明清時期，玉米、馬鈴薯、番薯等美洲高產作物相繼傳入中國，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國的糧食結構，對我國的社會經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F有成果顯示，馬鈴薯最早傳入陜西為清代①。目前學界對于馬鈴薯在中國的引種與傳播，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論述，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有包括宏觀層面的引進時間與路線傳入的考證②；微觀層面的區域引種與傳播史的研究③；以及近幾年從歷史角度注重馬鈴薯的主糧化戰略的分析④等。 由于馬鈴薯適應性強、產量高、糧菜兼用，無論在國民黨管轄區、日偽淪陷區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 都大力發展馬鈴薯生產以解決民食和軍需問題。 關于馬鈴薯在陜甘寧邊區的推廣，目前尚未有專門的文章，本文擬從陜甘寧邊區馬鈴薯推廣的背景、推廣方式、改良技術以及影響等方面進行論述。

一、陜甘寧邊區馬鈴薯推廣的背景

（一）惡劣的自然環境制約糧食生產

陜甘寧邊區位于黃土高原的中北部， 平均海拔高度約為1000米， 地勢是一個西北高而東南低的傾斜面，大都丘陵起伏，大致包括山地、塬地、川地、溝地幾種。邊區大部分的耕地都為山地，容易被雨水沖刷，地力不高，耕作困難，易受旱災。塬地在黃土塬上，也容易受旱。溝地在山谷里，地力較厚，但陽光不足，溫度低，易受霜災。川地在河川兩岸，地勢平坦，土質較佳，但地勢較低，易受水災和霜災?？傊?，耕地條件比較差，并沒有真正土質肥沃的沖積平原，不利于發展農業生產。邊區屬典型的大陸性、高原性干旱氣候，日照充足，干旱少雨。邊區雨量尚無可靠觀測，“據云在400至500毫米之間，三邊一帶雨量更小”［1］(P15)。邊區糧食的豐歉“幾乎完全決定于雨量多少”［2］。從降雨量來看，“1940年472.4毫米，1941年313.1毫米，1942年328.0毫米，1943年290.3毫米，1944年251.1毫米，1945年218.0毫米”； 從蒸發量來看，“1942年1400.3毫米，1943年1800.0毫米，1944年1788.0毫米，1945年2100.0毫米”［3］(P17)。降雨量在逐年減少，蒸發量卻在逐年增加，這是旱災發生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邊區每年雨量的分布也極不平均。 以1940年延安的雨量為例，全年降雨59次：4月11.5公厘，5月16.3公厘，7月128.6公厘，8月92.7公厘，9月78.0公厘［4］。春季是播種最佳時期，降雨量很少，易形成春旱；夏季不需要太多的降雨， 雨量卻很大， 易形成澇災。邊區主要河流有無定河、大理河、洛河、葫蘆河、延水、環水、秀延水等，雖然沿河川地土質肥沃，但是灌溉較為困難，且雨量的不平均極易發生澇災，加之長期以來森林砍伐導致植被稀疏，在河水暴漲的季節泥沙量很大，沿河川地帶常遭淹沒，給農業生產帶來極大的損失。 邊區的土壤理化性質很好，但其中含有大量石灰質，易成堿性，造成風蝕和水土流失，在森林被破壞的地帶，在大量開墾山地的區域，由于雨水的沖刷，土壤里的有機質被分解、沖走，農田大都變得貧瘠。

陜甘寧邊區氣候干旱，雨量稀少，土質貧瘠，每年或多或少遭受旱、蟲、澇、雹、霜、凍、疫各種災害。其中尤以旱災偏多、危害巨大。邊區自然災害的多樣性、頻發性和嚴重性，加之邊區生產力水平低下和抗災和救災能力意識的不足， 給農業生產帶來極大困難，嚴重威脅人民群眾的生活。1939—1945年，“因災害總共損失糧食110余萬大石，可供100萬群眾一年食用”［5］(P191)。

（二）殘酷的戰爭環境限制糧食流通

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和侵華日軍的軍事包圍加重了陜甘寧邊區糧食困難。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在日本誘降和英、美等國勸降的情況下，國民黨頑固派加劇反共活動， 制造反共磨擦事件。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在華北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敗后，便把反共中心轉向華中，于1941年1月在安徽涇縣茂林地區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發生后，雖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表面上并沒有破裂，但國民黨頑固派在日本的政治誘降活動下，已經走上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道路，尤其是公開派遣大批軍隊包圍和封鎖解放區，企圖武力“剿滅”。因此，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陜甘寧邊區，自然成為國民黨頑固派的重點打擊目標。國民黨不僅停發八路軍的軍餉，而且實行嚴格的經濟封鎖，既不準邊區的農副產品向外輸出，也嚴令禁止國統區的貨物進入邊區。同時，還在邊區附近引誘走私，破壞邊區財政經濟穩定。淳化縣口鎮是通往邊區的交通要道，時常軍警密布，通過艱難，“即是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糧食、食品、洋芋等）的進出，也要遵受蔣軍的嚴密搜查”［6］(P56)。日軍也在伺機準備乘機突破黃河防線，進攻陜甘寧邊區。自1938年2月18日起，日軍以兩千余兵力實施其進攻陜甘寧邊區的計劃，在東面從磧口、軍渡猛烈炮轟邊區的宋家川等地， 并從馬鎮渡河占領府谷城。在北面配合偽軍向東勝、河曲進攻，勢在奪取神府、榆林，南下進逼延安。

（三）嚴峻的社會環境加重糧食危機

移民人數和脫產人員數量的增加加重了糧食危機。陜甘寧邊區的移民主要有三大來源：一是內部從地少人多的地區遷入到地多人少的地區；二是不堪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與壓迫而逃入邊區的淪陷區的移民；三是國統區的賦稅負擔沉重和自然災害頻發導致生活困難，無法在國統區生活而自愿遷入邊區的國統區移民。從1937年到1945年，“移難民達63850戶266619人，這對于只有150多萬人口的邊區來說， 無疑是個巨大的社會問題”［7］(P54)。由于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有力宣傳，邊區成為吸引了無數人前往的革命圣地， 導致邊區的機構冗雜，脫產人員逐年遞增，“1937年為3萬人左右，1939年為5萬人，1940年為6萬人，1941年為82619人”［8］(P408)。人口的不斷增加勢必帶來糧食供給的不足， 所以更需要引種一些高產農作物來解決口糧問題。

二、馬鈴薯的本土適應與光華農場引種試驗新品種

馬鈴薯得以在陜甘寧邊區成功推廣， 得益于本土的氣候與土壤條件支持。雖然，陜甘寧邊區脆弱的生態環境給一般糧食生產造成了極大的困難，但馬鈴薯對本土環境的適應性較強。首先，馬鈴薯的生長期短。邊區的“晚霜期約在四月下旬，早霜期約在十月中旬，一年不下霜之期約五個月”［1］(P15)，無霜期在150天左右，這種生長季決定不適宜種植生長期長的農作物，邊區大部分地方糧食作物都是一年一熟制，極大地限制了糧食種植結構。相反，對馬鈴薯來說卻十分友好。其次，陜甘寧地區土質符合馬鈴薯對土壤的要求。邊區的土壤主要為“風積黃土”，其物理性質屬于鈣質土壤，不黏不砂，宜耕宜植，結構疏散，孔隙在50%左右，保持水分和養分的力量很強，地下水可以高速地上升。 邊區黃土的松軟度和透氣性， 有利于馬鈴薯根系和塊莖成長?；瘜W性質除了含氮量較低外，鉀、鈣含量卻較為豐富，而馬鈴薯是喜鉀作物，對鉀需求量大?；谝陨蟽牲c，馬鈴薯在陜甘寧邊區的種植有天然的優勢。

自1938年起，邊區陸續開辦農業學校、農業試驗場等農業科研與推廣機構。 延安光華農場創辦后，引進、試驗、推廣農作物、蔬菜、果樹等優良品種，其中馬鈴薯當屬典型。光華農場主要試驗并推廣了四川彭縣黃皮及美國白皮（Cobbler）馬鈴薯兩個品種。 這兩種馬鈴薯種籽都是建設廳在1940年從國民黨統治區大后方買來的，剛買來的時候，考慮其會水土不服， 所以只交給光華農場試種。Cobbler是美國馬鈴薯品種 “愛爾蘭皮匠”（Irish Cobbler），即男爵品種。貴州省聯合農場1938年成立后， 技師管家驥從事馬鈴薯品種改良和栽培試驗工作，主要負責引種與區域試驗，從國內外引進馬鈴薯品種14個，“其中以美國品種Triumph、Cobbler、Katahdin、Chippewa、Golden表 現 最 佳”［9］(P48)。彭縣黃皮馬鈴薯在民國元年， 由白鹿鄉天主教堂華人傳教士從廣元縣教堂引入， 當時稱“大白洋芋”，因其塊莖多而大，色黃白、抗病、高產，又稱“彭縣黃洋芋”。1940年，四川省農改所將彭縣黃皮馬鈴薯和開縣、達縣、開江三縣以及從省外新引進的幾個品種的馬鈴薯，進行試驗，結果都不如彭縣黃皮馬鈴薯［10］(P243)。以上可知，無論是美國白皮還是彭縣黃皮馬鈴薯， 在大后方的實驗結果顯示都十分理想。

邊區本地原有紫皮、紅皮、粉皮、白皮4個品種的馬鈴薯。紫皮馬鈴薯在邊區種植最為普遍，因為產量高且口感好， 每坰地大約能收三四千斤左右，每年9月初就可成熟， 其余3種種得較少。1942年光華農場比較試驗較好的11種馬鈴薯，其中美國白皮馬鈴薯最好，“芽眼少而淺，質細，產量高”［11］。且成熟期早， 陽歷7月20日前后就可以收，“川地種植每畝產小秤800多斤，跟本地紫皮的秋后產量差不多。如果等白露后， 收下留種， 比本地紫皮還要多產20%”［12］?？勺髡{節青黃不接時的糧食，同時可節省玉米等雜糧。 彭縣黃皮馬鈴薯成熟期在10月5日左右， 但產量特別多，“平均每坰地可產4400斤左右，超過本地紫皮產量1000多斤， 也超過美國白皮產量的二百七八十斤”［13］。從1943年貯藏的情況看，這兩種馬鈴薯遠比紫皮馬鈴薯易保存。當時，彭縣黃皮馬鈴薯推廣對象是普通民眾，美國白皮的則以機關部隊學校的生產農場為推廣對象。

三、陜甘寧邊區馬鈴薯推廣的方式

20世紀40年代是我國馬鈴薯快速發展的時期，主要原因是日軍加緊侵華步伐，戰亂頻繁，災害嚴重，糧食所產滿足不了社會需要。由于馬鈴薯適應性強，產量高，糧菜兼用，故而受到重視。由于陜甘寧邊區土地貧瘠，農業基礎條件脆弱，糧食生產能力十分有限，加之移民難民的涌入和脫產人員數量的激增，糧食危機愈發嚴重，甚至出現糧食恐慌的情況。中國共產黨把發展農業生產作為解決糧食問題的主要途徑，最直接的目標就是增加糧食生產總量。

（一）開墾荒地，擴大馬鈴薯種植面積

開墾荒地， 擴大耕地面積是提高糧食產量最直接的方法。為了保證糧食供給，陜甘寧邊區在農作物結構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調整， 增加了高產糧食作物種植比例。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 的報告中就曾說到：“我們的第二項農業政策就是增開荒地?！保?4］(P433)邊區荒地很多，除綏德分區外， 其余各分區都有許多荒地可開。 從1938年開始，邊區發起了大規模的開荒運動，并實行了鼓勵人多地少的農民往地廣人稀的地方開墾荒地的移民計劃，希冀應對農業勞動力和耕地面積短缺的困境。1939年耕地面積為1002744畝，1940年為698989畝，1941年為481262畝，1942年為354768畝，1943年為763276.8畝，1944年為1054720畝［15］(P435)。隨著耕地面積的增加，種植高產馬鈴薯的傾向在1944年的生產計劃中更為明顯， 陜甘寧邊區政府對發展馬鈴薯生產極為重視。 在1944年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提到爭取兩年完成“耕三余一”的任務，其中一條就包括“要增種洋芋30萬畝，保證每畝收獲800至1000斤， 抵細糧至少24萬石”［16］(P194)。1944年2月26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專門發布文告，介紹馬鈴薯的高產性能、食用價值、適宜地區以及耕作和貯藏技術。 要求各級政府制訂具體計劃，“延屬、綏德兩分區準備每人平均新增種半畝，隴東分區新增種83000畝， 關中分區新增種63000畝，除照準以上四個分區所提增產數量外，三邊分區亦應根據該分區具體情況訂定本年增種面積”［17］(P54)。由于有了1944年的正式通知，1945年陜甘寧邊區馬鈴薯的收獲達到高值。 從1959年米脂縣農業科學研究所對陜北馬鈴薯農家品種調查來看，陜北馬鈴薯的種植面積僅次于谷子，“獲得比較豐收的有1930、1933、1945、1953、1958年5年”［18］。

（二）改良馬鈴薯種植與貯藏技術

要想達到“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的增產任務，改良耕作技術，提高單位面積糧食產量，是完成增產任務的最重要的辦法。 為了提高馬鈴薯的單位面積產量，1944年陜甘寧邊區政府的專門布告中就有指示“要注意選種、選擇土地、多上糞、勤鋤、多擁土、適時種、適時收藏的工作”，使得“每畝產量600至1000斤”［19］。 開荒只能在有荒地的地區實行，改良農作法在全邊區各地都可以實行。

1.輪作復種

馬鈴薯生長期較短，適輪作復種，忌連作。輪作以谷、麥類、玉米等作物為最好，可以降低病害發生率， 也不會影響土壤中鉀肥力下降和下一茬的產量。 邊區除了提倡豆谷輪作和糧草輪作外，“還試驗了馬鈴薯和青貯玉米的輪作復種，一年兩熟，并取得了成功”［20］(P110)。延安縣柳林區吳滿有鄉試驗蔓豆與馬鈴薯互相調種，“因洋芋地鋤的多、草少，宜種蔓豆（因蔓豆易長草）；因蔓豆地豆葉落到地里地肥，宜于洋芋”［21］。

2.施糞造肥與加強鋤草

邊區肥料的來源，有積糞和造肥兩種辦法。積糞方面提倡“天天墊圈”“人人拾糞”，各縣農戶都要安廁所，建立尿站。造肥方面，各村都創造出許多辦法，如用爛草漚糞，將動物的骨頭燒成灰，拌在糞內施用等。 老君店村群眾研究掏缽種馬鈴薯的辦法，“在平地上挖深5寸長寬6平方尺的坑，圓的也行，缽底要修平，地底要將土挖到8寸深，曬一兩天，使生土曬干，然后把糞撒下，越大越好，糞要勻，把籽干種下，再澆夠水”［22］。掏缽種的特點主要是深耕、掏缽蓄水和大量而集中的施肥。耕層加深不但給根群發育準備了良好的環境， 而且也增加了土壤的蓄水力?！颁z鉤有水” 是最能體現農民對于鋤草功效的評語。 過去陜甘寧邊區的部分農民只鋤一次或不鋤草，1943年邊區各地黨政機關普遍號召民眾多鋤草， 要求各地全部莊稼都達到鋤草2—3次。

3.防治病蟲害

邊區馬鈴薯的主要害蟲是斑蝥， 主要發生在延屬、隴東、關中、綏德各分區，特別是安塞、志丹、關中的中心區，合水等地最為嚴重，損失也特別大，如1945年“僅安塞一縣29000多畝洋芋，損失6萬多裝，每裝可頂1斗米，那就等于6000石米的損失”［23］。邊區倡導各地干部和群眾克服“這是天年的事”“多的沒法打完”“下一場雨就完了”等迷信思想，還向民眾介紹捕捉法、掃落法、撒灰法、掘溝法、打落法、火燒法、秋掘地、除雜草、藥劑法等方法。雨季土地潮濕，馬鈴薯易發生黑腐病，表皮產生黑色污點，軟化腐爛后又生灰白色霉點，味臭難聞，且傳染力極強，會使得大批甚至成窖的馬鈴薯爛掉，所以要先把有黑點的揀掉，馬鈴薯挖出后在上面鋪蓋上蔓和雜草，曬3天，待水分減少后再進窖，窖要開一兩個氣眼，流通空氣。要經常注意檢查，溫度不要太暖和、太冷［24］。

4.水土保持

通過蓄水保土實現糧食增產是農業生產中具有增產效益的至關重要的技術措施。 綏德分區屬于黃土丘陵溝壑區， 水土流失最為嚴重。 拍畔溜崖、修梯田是保存水土、改良土質的基本辦法。綏德沙灘區三鄉張家溝村張芝興， 創造了修梯田的辦法，3坰半地內修了12層梯田，1943年馬鈴薯產量2.33石折糧5斗， 所有作物1943—1945年3年平均產量6.3斗，未修之前3年平均產量3.1斗［25］。修梯田后地勢相對平坦，蓄水力強，泥土漫溉后土質得到改良，所以產量提高。

5.改良貯藏技術

馬鈴薯收獲后的貯藏也是關鍵。 由于戰爭的頻繁，1942年—1943年自然災害的頻發，邊區逐漸重視糧食貯藏工作。邊區指示各地“應該有計劃地組織群眾保存糠、麩、谷衣子，干洋芋等，并可發動采集野菜、野果，曬干保存，以備荒年”［26］。義倉的設立可以在平收和豐收年陸續保存糧食， 在歉收時調劑與解決群眾食糧恐慌。 在1945年的義倉經營中，有些以往不認為是“糧食”的東西即糠秕、野草、野菜、干洋芋，干白菜、苦菜、玉米心子、沙米、棉蓬籽等也被交入義倉［27］(P427)。除了經營義倉外，《解放日報》還介紹了馬鈴薯窖的打法，如最好打拐窖， 馬鈴薯窖要安在陰涼地方， 在伏天就要打好，因為伏天地氣是涼的，馬鈴薯窖打得深一些，裝進馬鈴薯才不會發熱腐爛， 第二年春天也不會生芽。

（三）以多種宣傳方式對農民進行教育

由于傳統農耕社會農民文化水平低下，大多數都是文盲，缺乏一定的科學知識。為了配合邊區大生產運動，科學的普及和宣傳也在農業生產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最大的特點就是農業科普與群眾生產生活相結合，利用簡單直接且通俗易懂的宣傳方式教育群眾?？破招麄鞯闹攸c就是突出優良品種的高產優點，使群眾在思想上有一定的認識。

1.編寫科普讀物

邊區建設廳組織相關人員，編寫農業科普讀物，普及農業科學技術知識。如《洋芋栽培法》是為了解決邊區農民由于方法不對， 影響馬鈴薯質量提高和產量增加的問題而編寫的指導性小冊子，內容包括選種、催芽、整地、播種、管理、收獲等方面?！督夥湃請蟆穼ｉT辟有“農學知識”和“科學園地”專欄。林山《談談洋芋》主要介紹了馬鈴薯的利用問題?？得簟堆笥蟆分饕榻B了邊區紫皮、白皮、紅皮、粉皮4種馬鈴薯以及引進的彭縣黃皮和美國白皮兩種馬鈴薯各自的特點， 并介紹了種植的經驗。光華農場《種菜法》中介紹了邊區種植的馬鈴薯品種和栽培技術。超黃《果樹除蟲的簡便方法》介紹了危害馬鈴薯的害蟲斑蝥及其防治方法，等等。除此之外，邊區還通過開展識字運動，掃除文盲。 在教材的編寫上十分注重與邊區的現實生活緊密聯系，在莊稼選字方面，主要選用諸如“瓜菜葫蘆洋芋蘿卜蔓蔥蒜”［28］(P269)等與農業生產生活經常聽到和用到的字。教材課本中“農家吃的飯與書上的不—樣時，就可把‘干飯、稀飯、高粱飯’，改為當地的‘面條、蒸饃、洋芋蛋’”［29］(P292)。

2.利用民間藝術形式

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后，“藝術為群眾的利益服務， 為群眾的生活、生產、 教育服務” 成為延安時期文藝工作的核心。1943年春節開始出現“新秧歌”運動，工人、農民、士兵、學生等紛紛加入秧歌隊，當時內容表現最多的是群眾的生活和斗爭，以歌頌人民、歌頌勞動、歌頌革命戰爭為主題。 延安行政學院九班秧歌隊集體創作和演出的《好莊稼》介紹的是棉花、馬齒玉米、狼尾谷、美國馬鈴薯4種莊稼的好處，以4個人裝扮成4種角色，用說快板的形式、詼諧幽默的語言， 說出每種莊緣的好處和產量， 很受農民歡迎。延安縣柳林演出完散場時，聽說美國馬鈴薯一坰地收4000多斤， 居民常興福拍著手說：“美國貨這樣好，比當地洋芋好的太，今年一定要種它幾坰來防災?！保?0］此外，陜甘寧邊區還組織開展多種形式的流動畫展， 其中木刻版畫直觀地展現了大生產運動的場景， 生動地反映了邊區人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革命景象。如1941年1月9日至12日在青年文化溝“文化俱樂部”舉辦的魯藝美術工場首次展覽會，“四天時間，參觀者絡繹前來，眾口贊譽”［31］(P414)，其中就包括焦心河創作的《挖洋芋》。

3.舉辦農業展覽會

舉辦展覽會， 把邊區栽種的馬鈴薯良種和高產典型展出，給予農民最直觀的感受。1943年11月26日， 延安召開邊區第一屆勞動英雄模范生產工作者代表大會及第三屆生產展覽會，規模最大，農產品展覽中的彭縣、美國馬鈴薯，因為品種特別優良，值得在邊區大量推廣與提倡而受獎，獲獎理由都是產量高，等級均為甲等［32］(P111-112)。參觀了展覽會的農業部分后， 參觀者不僅僅滿足于數字的完成，或個別谷物菜蔬突出的重量，而且切實注意每畝地平均產量的提高，怎樣改進農作法，怎樣改良品種，來進一步發展生產，保證供給，提高生產的數量和質量［33］(P104)。農業科普與正反典型相結合也是一大特點。 有些展覽會善用對比方式， 凸顯差異，引起觀展者的注意。綏德縣舉行的全鄉勞動英雄大會與展覽會，“把溜過崖地的洋芋擺在一起”［34］，把不好的莊稼擺在一起加以對比。

四、陜甘寧邊區馬鈴薯推廣的成效

馬鈴薯糧菜兼用，抗旱耐瘠，耐貯藏，易攜帶，很受農民歡迎， 是邊區擴大示范推廣的重要備荒作物，廣泛的種植與推廣，對邊區產生了以下諸多方面的影響。

第一，擴大了邊區的糧食作物種類。陜甘寧邊區民眾原先基本飲食以所生產的農作物如小麥、谷子、糜子為原料，主要為麥面、小米、黃米等。馬鈴薯的種植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邊區的作物種類， 根據1943年各種農作物比例的報告可知“各種谷物約占整個農作物的75%，大豆11.2%、土豆3.2%、亞麻5.1%、棉花1.4%和蔬菜2.2%”［35］(P55)。同其他農作物相比，豆類、薯類和纖維作物的產量增加了。

第二，緩解了邊區糧食供應緊張，保障了基本的生活供應。1937—1945年，邊區各級政府安置了20余萬移難民， 這些移難民經政府安置后大部分投入了農業生產，由政府調劑貸款、糧食、種子、耕牛、農具、土地。延安縣的難民特別需要馬鈴薯種籽， 政府在老戶中進行調劑，“1942年調劑洋芋籽13555斤”［36］。 駐南泥灣的八路軍一二零師三五九旅在1943年農業生產中獲得豐收，“計收細糧12000石， 洋芋、 南瓜等折糧（三斤折糧食一斤）3000石，共15000石”［37］(P170)。馬鈴薯的種植在短時間內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如此龐大數量的軍民的糧食問題。

第三， 豐富了邊區飲食結構， 改善了飲食水平。邊區群眾充分利用馬鈴薯糧菜兩用的特點，改善了飲食條件。由于無法得到新鮮的牛乳，缺乏必要的蔬菜、水果、白糖、豆腐，豆漿市產不多，導致邊區兒童營養品缺乏。延安保育院“用羊乳來代替牛乳，四鄉去收買蜂蜜來代替白糖，用烤饃片、紅棗，花生、核桃等邊區出產的東西來代替點心和水果，自己買豆來磨成豆漿和做成豆腐，用豬肝、菠菜，山芋、洋芋等，做成菜漿或菜泥，來補足某些缺乏的滋養元素”［38］(P170)。 為了體現對日軍俘虜優待政策，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日軍俘虜伙食會比普通學員要好一些， 如星期二和星期四早飯就有羊肉炒土豆［39］(P54-55)。在邊區，馬鈴薯的做法可謂多種多樣，就像《環縣洋芋蛋》中所唱的那樣：“洋芋疙瘩不一般，蒸煮炒炸花樣全，搓成卜拉調點蒜，磨成肉肉登登軟，做成糊糊洋芋面，它是邊區的寶貝蛋?！保?0］

第四，增加了農民的收入，提升了群眾的消費水平。為了增加出口貿易，擴大合作社經營，改善社員生活，調劑機關人員給養，合作社一般以高于市場價格收購米、麥、蕎面、豬、羊、雞、雞蛋、油、菜蔬等農副產品，當時“收購馬鈴薯價格每百斤一元八角”［41］(P210)。在經濟不發達的情況下，以糧食等實物折價入股是合作社的一種創新形式。 延安縣南區合作社以實物折成比市場高的價錢入股，包括老牛、干草、小米、雜糧、馬鈴薯、雞蛋等［42］；同時，合作社配合政府發放農貸解決農具、籽種和部分口糧不足的問題。延安縣永坪合作社及救災組發現群眾田苗不足，“迅速代購籽種37石，洋芋籽1000斤，還調劑28石多”［43］(P520)。隨著農民收入的增加，農民有了買進賣出的能力，消費水平得以提升。

第五，擴大了馬鈴薯的用途。馬鈴薯在陜甘寧邊區存在制約大量種植的缺點： 一是水分多且笨重，運輸困難；二是不易貯藏，要貯藏大量的馬鈴薯超過一周年較為困難；三是口感較為粗糙，不宜作單純的糧食。 邊區的農民只能每家種幾畝作為自給的輔助糧食，而不能像小米等其他主糧一樣。在這樣情形之下， 就要從馬鈴薯的利用或調制上來克服的運輸困難、貯藏不易與食用粗糙等缺點。除了曬成馬鈴薯干外，還有制淀粉、粉條、醋等辦法。光華農場做過粗略統計，本地白皮馬鈴薯每畝產淀粉量203（市斤），每畝可制粉條量213（市斤）；彭縣黃皮馬鈴薯每畝產淀粉量208（市斤），每畝可制粉條量218（市斤）；本地紫皮馬鈴薯每畝產淀粉量165（市斤），每畝可制粉條量173（市斤）［44］。除此之外， 邊區還具體介紹了怎樣做馬鈴薯粉條與做馬鈴薯醋的方法。

第六，提升了公眾對馬鈴薯的認識。在抗戰時期，很多從南方來的農業科技工作者，奔赴陜甘寧邊區，但對西北黃土高原的農業知識太不了解。方悴農生于浙江，1937杭州淪陷后，投奔延安。他在回憶錄中談到在去延安前沒有接觸過馬鈴薯，農展會上分工要其寫科普宣傳材料《怎樣種洋芋》，他只好照作物學教科書上說的“種薯以雞蛋大小為宜，大的可切成兩塊下種”辦法來寫，但有學員提出意見：“整薯下種只能結些小薯塊， 要把薯塊上除頂芽以外的芽眼挖出來做種， 種薯薯塊還可以吃。而且用芽眼做種，植株少、結的薯塊大，切洋芋絲炒著吃或涼拌都好?！保?5］(P35)后經過對比試驗，果真如此。

總之， 由于馬鈴薯自身的本土適應以及陜甘寧邊區對種植高產作物的重視， 馬鈴薯在這一背景下得以有效地、廣泛地種植與推廣，不僅改善了邊區軍民的生活條件， 緩解了當時緊張的糧食恐慌，豐富了邊區的食物來源，而且也鞏固與加強了邊區的政權建設。

注釋：

①劉鑫凱、朱宏斌《清代馬鈴薯在陜西的引種與傳播》，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20年第7期。

②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三）》，載《世界農業》1979年第4期；翟乾祥《我國引種馬鈴薯簡史》，載《農業考古》1987年第2期，《馬鈴薯引種我國年代的初步探索》，載《中國農史》2001年第2期，《16—19世紀馬鈴薯在中國的傳播》，載《中國科技史料》2004年第1期；谷茂、信乃詮《中國栽培馬鈴薯最早引種時間之辨析》，載《中國農史》1999年第3期；谷茂、馬慧英、薛世明《中國馬鈴薯栽培史考略》，載《西北農業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丁曉蕾《馬鈴薯在中國傳播的技術及社會經濟分析》，載《中國農史》2005年第3期；謝從華、柳俊《中國馬鈴薯引進與傳播之辨析》，載《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

③梁四寶、張曉玲《馬鈴薯在山西的傳播引種及其經濟作用》，載《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蔡培川《甘肅天水馬鈴薯種植歷史初考》，載《中國農史》1989年第3期；孛鵬旭《馬鈴薯傳入甘肅初探》，載《古今農業》2010年第2期；崔思朋《小作物的大歷史：馬鈴薯在近代以來內蒙古地區傳播與利用研究》，載《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勉衛忠、李愉《馬鈴薯在寧夏的傳播及其影響》，載《農業考古》2022年第1期。

④謝從華、柳俊《中國馬鈴薯從濟荒作物到主糧之變遷》，載《華中農業大學學報》2021年第4期；張箭《馬鈴薯的主糧化進程——它在世界上的發展與傳播》，載《自然辯證法通訊》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