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學知識的本土化：20世紀30年代廣東土壤調查的興起*

陳志國

20世紀20、30年代， 來自不同背景和地區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吹響了進行農業農村調查的號角，調查者們所關心和關注的是積貧積弱的廣大農村和落后的農業，他們以“改良農村組織，增加農人生活，提高農業生產”為目標，積極開展對農村經濟、農業發展、社會組織等全方位的調查和研究。 土壤調查作為近代農業調查的重要內容，是近代西方農業科技引進中國的產物。學界關于近代中國土壤調查的研究主要是圍繞土壤調查歷史、土壤調查人物、土壤調查機構等相關內容展開。對于土壤調查歷史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土壤學教材或者講義，或者回顧土壤學科發展歷史中提及①。對于土壤調查人物的研究，大多也是在研究近代土壤學家與土壤學發展中提及他們在土壤調查中的貢獻②。對土壤調查機構研究，除了對地質調查所土壤研究室有較多關注之外，其他各省成立的諸如廣東、江西、福建、廣西、四川、甘肅等土壤調查機構專項研究較少，而且大多數研究多停留在機構介紹層面，缺乏系統的研究③。實際上，長期以來學界關注近代農村調查和社會調查較多，涌現了大量的學術成果④；而對于同時期出現的土壤調查卻一直未能得到應有的足夠重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還遠遠不夠。

地處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前沿的廣東，為了改良廣東的土壤， 涌現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識分子，在全省范圍內開展了大量的土壤調查。近代廣東土壤調查起始于20世紀30年代，與近代全國的土壤調查同步啟動，是當時中國開展土壤調查的重要區域。1930年，南京“中央地質調查所”成立土壤研究室， 正式開啟了近代中國土壤調查的先河。同年，廣東也成立了廣東土壤調查所⑤，正式啟動了廣東的土壤調查［1］（P95）。對于近代廣東土壤調查，學界鮮有人作系統且深入研究。本文擬以近代廣東土壤調查文獻為中心，試圖從知識史視角出發，就20世紀30年代廣東土壤調查的興起進行初步探析。

一、傳入與孕育：西方土壤學知識與近代廣東土壤學家群體

土壤調查是了解土壤與改良土壤的重要基礎，而土壤調查的開展離不開具備一定現代土壤學知識的土壤學家群體。正如近代著名土壤學家鄧植儀所言：“土壤調查，系應用土壤科學現有之知識，研究當地土壤一切性質情形，為有系統之分類，別其土宜，以供農事改良之參考?！保?］（P2）鄧植儀這里所言“土壤科學現有之知識”，其實就是近代從西方傳入中國的土壤科學知識；“當地土壤一切性質情形”，就是“土壤學本土化知識”。實際上，20世紀30年代廣東土壤調查的開展， 正是近代廣東土壤學家群體運用西方土壤學知識展開的一次獲取廣東各地土壤本土知識的實踐。

（一）清末民初西方土壤學知識的傳入

土壤學是一門既復雜又綜合的獨立自然科學學科，與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環境生態學、地學、農學等學科關系極為密切。土壤學的歷史可追溯到19世紀中后期，發端于歐美。早在1840年，德國化學家李比希創立礦質營養學說，確認礦物質是植物營養的基礎；1840至1850年間，H.S.湯普生和J.T.魏提出了“土壤吸附學說”，奠定了土壤化學的研究基礎；1883年俄羅斯學者道庫恰耶夫發表了《俄羅斯黑鈣土》，創立了“土壤發生學說”，成為土壤分類的基礎；1886至1888年間，H.海爾蓋爾和H.惠爾法斯證實了豌豆根瘤形成與N2同化作用的關系，為合理施肥與輪作提供了科學依據［3］（P868）。這四項有關土壤學的理論研究奠定了近代土壤學發展的重要基礎，標志著近代土壤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形成。

清末民初， 隨著近代土壤學在西方的確立，西方土壤學知識也開始通過西方農學書籍的翻譯、向國外派遣農科留學生、新式農業教育的創辦等多種方式逐步傳入中國［4］（P14-21）。 例如，1876年，由英國人傅蘭雅在上海創辦的《格致匯編》，就是中國近代最早的以翻譯、傳播西方科學知識為宗旨的科學雜志。 早期傳入中國的土壤學知識，多夾雜在化學、地質學和農學著作中［5］（P30-31）。其中，1877年出版的《格致匯編》刊載的《農事略論》［6］（P1-7）中較多地介紹了西方農業化學的基本知識，其中就包括首次介紹了李比希的“礦質營養學說”理論，標志著近代西方土壤肥料學知識開始傳入中國［7］（P355）。作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創辦的一份重要刊物《知新報》，1897年問世于澳門，首設“農事”專欄，先后刊登了《魚充田料》《石膏肥田》《鹽類大用》《肥田土質》等文章，介紹了土壤所需肥料中所含的鉀、磷、硫、鈉、鎂、鐵、錳等化學元素 成 分 的 重 要 性 及 其 原 理［8］（P1110）。同 樣 由 羅振玉創刊于1897年的《農學報》，是近代中國最早傳播農業科技知識的專業性科技期刊，開辟了傳播西方農業科學技術的園地，刊發了大量介紹近代西方農學知識的文章，其中也包含了不少土壤學知識的內容。當時的羅振玉專門聘請了日本學者藤田豐八（1869—1929）為《農學報》的專職翻譯，負責西方農學論著的翻譯，在《農學報》中先后刊發了他翻譯的 《甄別土壤簡法》《砂田善后策》《深耕說》等14篇西方土壤學知識的文章［9］（P81）。

實際上，自清末以來，西方土壤學知識陸續不斷地傳入中國，雖然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中國土壤調查與科學研究工作并沒有真正開始，卻為土壤調查工作奠定了基礎。 正如著名土壤學家、我國土壤地理學的奠基人馬溶之先生所言：“及至19世紀末年以來，西歐和日本那套依靠經驗的土壤肥料學，開始介紹進來……可是土壤科學研究工作，尚沒有開始，因此，這個時期只是土壤肥料科學的宣傳介紹階段?！保?0］（P26）

（二）近代土壤學家群體的孕育

西方土壤學知識的傳入，提升了中國人對土壤的科學認識，同時也激發了中國人主動向西方學習的熱情。晚清民國以來，中國也開始以“公派”或“自費”多種形式赴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學習土壤學。后來這些留學生群體大部分都重新回到中國，肩負起傳播西方土壤學知識， 運用土壤學知識重新認識和改良中國土壤，也成為推動近代土壤調查的重要力量。近代以來的廣東，得中外文化交流碰撞的風氣之先，逐漸孕育了以鄧植儀、彭家元、謝申等為代表的土壤學家群體， 成為近代土壤學本土化的重要策源地。

鄧植儀（1888—1957），字槐庭，廣東東莞人，是國內較早一批受過西方土壤學專業訓練的土壤學家，也是我國現代高等農業教育的開拓者和土壤學科的奠基人之一［11］（P57）。鄧植儀為中國自費赴美留學攻讀土壤學的第一人，師從美國著名土壤科學家曲勞（Truog）教授學習土壤學［12］（P1）。1909年冬自費赴美留學，1910年1月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農學院讀書， 同年9月轉入威斯康辛大學農學院土壤系讀書。1913年6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獲學士學位，1914年獲土壤學碩士學位［13］（P1）。1914年，從美國學成回國后，鄧植儀先后擔任廣東農林試驗場場長、 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校長、國立廣東大學農科學院、中山大學農學院首任院長、中山大學教務長等職，為西方土壤學的中國本土化做出了突出貢獻。

首先，積極極推動土壤學教材的本土化，為土壤學人才培養奠定了扎實基礎。鄧植儀早在“民國二年在美時，曾編有土壤學稿”，“回國后，以此種專書尚鮮需要，延未付梓”。直到1931年，鄧植儀才“復得同道彭家元先生合作”， 兩個人共同合作編寫的《土壤學》教材得以正式出版［14］（P1-274）。1931年版的《土壤學》教材已經開始注重吸收國內土壤知識，到1937年修訂再版的《土壤學》更是充分吸收了大量的廣東土壤調查知識［15］（P416-417）?！锻寥缹W》教材的編撰極大地推動了中山大學土壤專門人才的培育， 為近代廣東土壤學知識分子群體的培育做出了突出貢獻。尤其是到了1935年，中山大學建立研究院，農科創設了土壤學部和農林植物學部,鄧植儀兼任土壤學部首任主任, 開始在國內主要大城市招收土壤學的碩士研究生。 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前國內唯一的培養土壤學科碩士研究生的機構, 鄧植儀親自為我國培養了自己的第一批高級土壤學專家，如簡浩然、陸發熹等［16］（P134）。其中，簡浩然（1911—2007）就是1934年中山大學農化系畢業，1937年獲中山大學研究院土壤微生物學碩士學位， 成為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位土壤生物學碩士生。1946年4月， 又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留學，1948年10月獲得土壤微生物學博士學位。

其次， 積極推動廣東全省土壤調查的開展，獲取“中國本土”的土壤知識。1930年，在鄧植儀的推動和努力下，創建了廣東土壤調查所，率先在廣東開展分縣的土壤調查［15］（P418-419）。正如他自己在總結舉辦土壤調查事宜經過時所言：“民十九年秋， 廣東省方面農林當局之建設廳農林局，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 農礦部廣州農品檢查所，感覺土壤調查關系于農事試驗研究不鮮，遂亦發起舉辦。其辦法概分三種，一為全省重要土壤系統之調查，二為各縣精密調查，三為各縣簡略調查，以供給農林行政、研究同經營三方面之參考資料為目的?！保?7］（P2）

彭家元（1897—1966），四川省金堂縣人，是近現代著名的土壤學家，中國現代土壤肥料科學的先驅。與鄧植儀一樣，彭家元也是赴美國留學深造，攻讀的是土壤肥料學，先后獲學士和碩士學位。1919年，彭家元以先烈彭家珍胞弟關系，獲四川公費留美名額。因公費被挪用，至1920年才籌得旅費赴美深造。 先入威斯康辛大學，1921年轉入伊里諾斯大學攻讀土壤肥料科學，1922年獲農學士學位。 之后， 又入衣阿華州立大學學習，1923年獲農學碩士學位［18］（P28）。盡管彭家元不是廣東人，但他的人生足跡當中很重要的一段確是在廣東度過， 將自己所學的土壤知識貢獻給了廣東。1924年從美國學成回國后， 先是在北京農學大學和福建廈門集美農林學校任教。從1928年至1937年， 彭家元一直任教于中山大學農學院，曾任中山大學農學院農林化學系主任，與鄧植儀一道致力于近代廣東土壤學人才的培育和廣東的土壤調查。在中山大學期間，曾先后主講土壤學、肥料學、土壤微生物學、土壤改良學及土壤管理學等多門課程，所編《肥料學》［19］（P1-409）是我國最早出版的一本大學肥料學教科書［18］（P28-29）。1930年與鄧植儀教授共創“廣東土壤調查所”，出任技正，負責土壤調查技術上的指導。從1930—1937年期間，彭家元先后與劉茂青、謝申、溫大明、周炯輝、劉天樂、陳宗虞、黎旭觧、覃樹輝等同仁一起赴廣東的中山、南海、三水、曲江、廣寧、四會等20多個縣進行土壤調查，主編了《中山縣土壤調查報告書》［20］（P1-54）《三水縣土壤調查報告》［21］（P1-48）《曲江縣土壤調查報告》［22］（P1-56）等多部調查報告。

謝申（1898—1990），字崧生，廣東電白人，近現代著名的土壤學家。1927年畢業于中山大學農學院農化系，成為中山大學農化系成立以來培養的第一屆畢業生。1930年， 謝申在鄧植儀教授的領導下，參與了當時剛成立不久的廣東土壤調查所的工作，擔任技士，成為當時廣東土壤調查成員當中的重要成員。正如他自己在1984年寫的自傳中所言：“大學畢業后的四年（1927—1930），是我改變工作崗位較多與選擇工作方向關鍵的四年。畢業后，由助理員改為助教，繼任廣西農務局技士、中山縣立中學教員，廣東建設廳農業試驗區技士、廣東農林局技士，最后為中山大學廣東土壤調查所所技士，才安定下來?！保?3］（P2）20世紀30年代，謝申在廣東土壤調查所工作期間，先后與同事赴廣東東莞、增城、寶安、高要、蕉嶺、大埔、佛岡等七縣開展土壤調查，參與編著了《東莞縣土壤調查報告書》［24］（P1-93）、《高要縣土壤調查報告》［25］（P1-47）、《寶安增城縣土壤調查報告》［26］（P1-63）、《梅縣大埔蕉嶺土壤調查報告》［27］（P1-113）、《佛岡縣土壤調查報告書》［28］（P1-68）等五篇調查報告。1935年夏天，謝申受中山大學派遣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攻讀土壤學碩士學位，為中山大學第一批公派進修留學人員［23］（P349），直到1937年學成回國。在美國留學期間， 謝申獲得了當時最先進的土壤研究條件，師從當時世界頂尖的土壤教授專家， 刻苦攻讀，不斷充實土壤學的知識，不斷探索研究，為他后來在中國土壤科學界獲得的成就奠定堅實基礎?？谷諔馉幤陂g， 中山大學被迫搬遷到云南辦學，在教學和科研條件異常艱苦的條件下，謝申仍然堅持在云南開展土壤調查的工作，編寫了《云南省澄江之土壤》［29］（P1-68）《滇緬公路昆明至保山段土壤概況》［30］（P71-74）等調查報告。

二、本土地質學知識的儲備：近代廣東地質查的開展

從近代土壤學發展史看，土壤學在開始創建之初，就涉及到了地質學、生物學，生態學、化學、物理學等多學科領域， 是一門與多學科互相滲透、交叉的綜合性很強的學科［31］（P15）。其中，土壤學與地質學之間關系尤為緊密，土壤學的調查與研究必須具備一定地質學知識，“茍地質學不明，則土壤之種類及其一切形質無由區別。何種巖石構成何種土壤，何種土壤成自何種巖石，更不可知”［32］（P9）。 近代著名土壤學家鄧植儀也特別強調，土壤調查開始前需要地質知識的儲備：“關于地層之構成與變遷，及巖石之種類，須有相當之知識；最好其地曾經地質調査，即可參考其結果，以作訂定各種土系之根據，即分別系統，較易著手。雖然土系之區分，非一定根據地質知識，第地質知識足供參考或根據之處不鮮也?！保?3］（P4-5）而這些本土地質知識的儲備必須依賴于實地調查，正如近代日本著名土壤學家關豐太郎編著的《土壤學》教材中提到，“凡研究土壤學者， 必先有物理學、化學、氣候學、地質礦物學、動植物學等預備知識”，“而野外觀察，室內實驗，尤為必要”［34］（P1-2）。

（一）近代中國地質調查的開展

近代中國地質調查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后期，西方學者率先在中國開啟了地質及礦床資源的調查與勘探。例如，美國地質學家龐培烈于1862—1865年期間在華東及華北地區調查地質礦產，并完成調查成果《中國、蒙古及日本的地質研究》； 德國地質學家李?；舴矣?868—1872年的四年間先后在浙江、廣東、山西、四川等地進行了七次地質勘探調查［35］（P10-16）；俄國地質學家奧勃魯契夫于1892年起多次進入東北、蒙古、西北地區進行地質考察； 匈牙利學者洛川于1877—1880年在長江下游及甘肅、四川、云南等地進行了地質考察［36］（P481-483）。此外，還有英國學者勃朗、法國學者德普拉、日本學者小藤文次郎、瑞典學者斯文海定等都曾經來華調查中國地質［37］（P11-13）。西方學者在中國的系列地質調查活動主要目的是為本國的政治擴張政策服務，但在客觀上來說，這些實地調查工作卻起到了在中國傳播近代地質學知識的作用，這種示范在某種程度上也推動了中國學者開展地質調查。

20世紀初，在西方學者地質調查和地質學知識傳入的影響下，具有西方地質學留學背景的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等學者開始在中國成立專門地質調查機構，培養專門的地質調查人才，開啟了中國本土的地質調查。章鴻釗是早期大力提倡地質調查的重要學者之一。1912年，章鴻釗發表了《中華地質調查私議》，對如何開展中國地質調查提出了具體規劃， 尤其指出要注重“土性”調查，認為“農為邦本，自昔已然，而土性不明，則肥田乏術”，因此“考地質，以明土性，而礦肥尤所必察焉”［38］（P4）。他還極力建議要在成立的調查機構內設置地質課、礦床課、土性課、地形課、分析課和庶務課，其中土性課就是主要負責“土性之調查、土性與植物之關系試驗、礦肥之調查、 土性圖與說明書及報文類之編制”［38］（15-16）工作。1913年9月，在章鴻釗的大力倡議下，成立了“工商部地質調查所”，丁文江被任命為工商部礦政司地質調查所所長兼地質研究所所長。1916年1月， 地質調查所改為地質調查局， 實行獨立預算，“以礦政司司長張軼歐兼局長，兼以丁君文江及礦政司顧問瑞典人安特生副之”， 實際負責人仍 然 為 丁 文江［39］（P1-2）。地質 調 查 所 早 期 主 要 開 展測繪地質圖、礦產調查、礦物礦石研究、古生物研究、地震記測、燃料研究、土壤調查等工作，出版了《中國古生物志》《地質匯報》《地質專報》《地震專報》《土壤專報》等書刊［40］（P52-53）。

（二）兩廣地質調查所與近代廣東地質調查

20世紀20年代開始，隨著南京“中央地質調查所”的成立以及地學人才的持續增加，河南地質調查所（1923）、湖南地質調查所（1927）、兩廣地質調查所（1927）、江西地質調查所（1928）、貴州地質調查所（1935）、四川地質調查所（1938）、云南地質礦產調查所（1939）、 浙江地質調查所（1948）等各地的地質調查機構陸續成立，呈現雨后春筍、遍地開花之勢［41］（P29-30）。其中，1927年創立的兩廣地質調查所就是成立于廣州，主要面向兩廣地區的第一個地質調查機構，先后隸屬于“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和中山大學。兩廣地質調查所由朱家驊任所長， 調查所內成員由所長一人、技正六人、技土十人、技佐十人、繪圖員三人、秘書一人、 事務員兩人以及雇員若干人組成，所內設有地質股、礦產股、陳列股、編輯發行股、事務股及地質圖書館等部門［42］（P29-30）。兩廣地質調查所的調查工作主要有三種，即使礦產調查、地質圖幅和特種研究，此外“尚有水利、土壤、海岸等有關實用之調查”［43］（P133-138）。兩廣地質調查所成立以后，就開始按照既定的工作計劃和任務，在兩廣地區開展大量的地質調查工作。1929年10月—11月，兩廣地質調查所就派出技正謝家榮、馮景蘭等出發東路，沿廣九路一直到九龍香港，開展地質調查，“這可以說是中國自己在兩廣境內調查地質的第一次”［44］（P2）。 據學者研究， 在1927—1938年的11年間，是兩廣所開展工作最多的時期，共完成兩廣面積4/5的地質礦產調查，調查過的礦種達30種。調查涉及的地區在廣東主要是東江、西江、北江、韓江流域和粵漢、廣九鐵路沿線，以及珠江三角洲、雷州半島、海南島北部、西沙群島（今三沙市）等地；廣西則主要是桂西北的河池、南丹地區，桂東北的桂林、梧州地區，桂中的南寧、桂平及桂東南的北海、欽州一帶等［45］（P200）。

自1927年成立以來，兩廣地質調查所在朱家驊、朱庭祜、何杰、黃著勛、李翼純、楊遵儀、何杰、陳國達和潘鐘祥等歷任所長的帶領下，取得了豐富的調查與研究成果。從1927年成立到1952年廣州分所撤銷，兩廣地質調查所出版的刊物有《兩廣地質調查所年報》5卷共8冊，《古生物志》1卷，《兩廣地質調查所特刊》18種，《兩廣地質調查所集刊》2期，《兩廣地質調查所匯刊》1期和《兩廣地質調查所臨時報告》4種等6大類， 其中共刊載地質礦產調查報告和論文共76篇。1934年首次出版了1:200萬廣東、 廣西全省地質圖和礦產分布圖；1938年出版了全面總結廣東地質和礦產的《廣東全省地質礦產志》［45］（P200-201）。這些成果分別以調查報告、研究論文和論著等形式呈現出來，實施上都是地質調查所人員通過采用野外實地調查和室內試驗分析相結合方法而獲取的關于兩廣地區本土地質知識。

通過調查獲取的本土地質知識，是開展土壤調查分析和研究的重要基礎。1931年7月13日—23日，余皓在彭家元的指導下對廣州東部部分區域進行了為期11天的土壤調查， 并最終形成了《廣州市之一部土壤調查之初步研究報告》。在余皓的田野調查日記記載中，記錄了在調查期間曾經就土壤調查與土壤分類的疑惑請教了鄧植儀，在談話中鄧植儀特別提到：“在土壤調查之前，應有一點根據，普通以地質較為方便。兩廣地質，已有線索可尋， 故今日可從事兩廣土壤調查?！保?6］（P1217）從鄧植儀與余皓的談話中可以看出，兩廣地質調查為全國開展土壤調查提供了根據和線索，是開展土壤調查的重要前提。實際上，在20世紀30年代廣東土壤調查所成立之后開展的廣東分縣系列土壤調查，大部分都采用了兩廣地質調查的知識成果。尤其是土壤調查報告中涉及“地質”部分的知識，基本上都是參考兩廣地質調查的成果。例如，1931年，由鄧植儀、謝申等四人開始對東莞開展了土壤調查，最終完成《東莞縣土壤調查報告》，其中有關地質內容基本上都參考了《兩廣地質調查所臨時報告書第廿六號》，“本縣地質，大致經兩廣地質調查所調查，茲錄其報告而略述其梗概”［47］（P1）。1934年謝申、朱達龍“由廣州首途，先赴寶安縣調查，計實際野外工作時間，約二十余日”［26］（P1），開始了對寶安縣的土壤調查，并最后通過試驗分析完成《寶安縣土壤調查報告書》。在調查報告中涉及寶安縣地質情況的描述，參考了《兩廣地質調查所臨時報告第七號》的調查成果［26］（P3-4）。鄧植儀在20世紀30年代編寫《廣東土壤提要初集》 除了利用了大量土壤調查的成果之外，也參考了大量兩廣地質調查的成果，“用本其調查視察所得， 并參考兩廣地質調查所各年報，與北平地質調查所各土壤專報， 編著下列各章，作為廣東土壤提要之初集”［48］（P1-3）。

三、本土農學知識的儲備：近代廣東農業調查的開展

土壤作為陸地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農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自然條件。土壤學自近代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形成以來，與農學有著密切的關聯，是農業科學的重要基礎學科。因此，土壤調查的開展除了需要具備一定地質知識積累外， 本土農學知識的儲備也是很重要的基礎條件。鄧植儀強調土壤調査，“事前應于該地域之氣候地質農業應有相當之知識與研究，始易進行”，“至于農林方面，重要作物種類如何，土地利用情形如何？荒地如何致荒，及荒廢情形如何，均應加以考究，則調查進行，利賴不鮮”［33］（P4-5）。這里提到農林知識， 其實指的就是各地區農作物種類、土地利用以及荒地情況等本土農學知識，而這些知識的獲得又必須建立在實地調查基礎之上。

（一）廣東農林試驗場創辦與早期農業調查的開創

廣東有計劃地從事農業科學調查研究，始于1908年10月創建的廣東全省農事試驗場。廣東省勸業道委派農學博士唐有恒籌建廣東全省農事試驗場， 當時選址在廣州東門外鵬村 （即今區莊）。場內設有農業、圃學、蠶桑、化學、畜牧、氣象等科，共有技師、司務(技術員)等20人。廣東全省農事試驗場“為振興廣東全省農業之機關”，其主要任務在于實驗和推廣，“對于廣東之氣候土宜，實行試驗，俾增殖改良，以期農業發達為宗旨”［491］（P37）。然而，很可惜的是，廣東全省農林試驗場成立沒多久，就因為廣東地方財政困難等原因，不得不將它變賣和裁撤。宣統二年(1910）10月，又購地150畝進行林業試驗，場地擴大到328畝，同時改名為廣東全省農林試驗場。1923年4月23日，廣東省省長徐紹楨簽發省長公署469號訓令， 批準省財政廳變賣農林試驗場，以清還前任借供軍用的債款。1923年5月，由于財政困難，廣東全省農林試驗場消失于南粵大地，從成立到撤銷歷時15載11個月［50］（P93-94）。

盡管廣東農林試驗場存在的時間不長，但作為近代廣東第一個專業性的農業科研機構，不僅在近代農業科學傳播、農業科技推廣、高等農業教育、 農業人才培養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而且還開創了農業調查的學術傳統， 為20世紀20、30年代有計劃、大規模農業調查的開展奠定了重要基礎。1914年3月，廣東農林試驗場附設講習所林學科畢業生張石朋，畢業后留在農事試驗場充當林業科司務，邀集了時任廣東農林試驗場場長的黃友圃以及邵堯年、黃貫、梁子賡、鐘桃等人共同參與，開始編輯出版《農林月報》，每月出版一期［51］（P104）?！掇r林月報》刊首頁就強調了辦刊的八大特色，其中特色之一是涉及的內容相當豐富，“本報內容主要分為言論、農藝、森林、畜牧、蠶業、水產、制造、副業、雜俎、調查、法令等十余門類”，“所有全般農學，網羅無疑”［52］（P2）?！罢{查”就是《農林月報》所刊登的內容之一，盡管每期的農業調查報告篇數不多，卻開創了農業調查的風氣。當時參與農業調查的人員，大都為“本報各屬調查員，即由本試驗場附設之農林講習所畢業學員擔任，史識既富，調查自能詳實，且各屬皆設專員”［52］（P3）。至1916年，《農林月報》開始改刊名為《廣東農林月報》， 由廣東農林試驗場講習所技師黃枯桐和關乾甫先后擔任主編， 在內容板塊上仍然開設了“論著、農業、林業、蠶業、氣象、調查、問答、雜錄等數類”［53］（P1），其中“調查”類版塊仍然繼續保留。

從1914年至于1920年的六年間，廣東農林試驗場以農林月報為主要陣地，以試驗場附設農林講習所的畢業學員為主體調查力量，內容主要涉及廣東地區的作物、特產、蔬果、林木等農林狀況，也有涉及全國的。

首先，調查的作物有茶葉、煙草、甘蔗等，既涉及作物種植技術，也涉及作物價格、銷售等情況。例如，1914年《農林月報》第三期［54］（P60-65）和第四期［55］（P63-67）“調查”專欄刊發張石朋和梁子賡《中國茶葉生產貿易之狀況》， 調查了中國茶葉的分布、貿易市場及出口情況；1914年《農林月報》第六期和第七期刊發鐘桃的 《粵省特用作物調查錄》，調查了廣東的玉桂樹、茨實、何首烏等作物的產地、性狀、土宜、種法管理、收獲、銷路等情況［56］（P48-51）；1916年6月，張石朋《廣東煙絲商況調查記》調查了廣東的煙絲的生產銷售情況，將廣東煙絲分為生煙、熟煙和條絲煙三類，并分別從煙葉產地、特征、商品及價格、制法大略和制后分類等內容展開分析［57]（P97-103）；1916年，鐘桃的《花縣種煙草業調查記》調查了花縣種煙草的分布、水利及其耕作情形、 栽培方法等內容［58］（P103-107）；1916年，由周子佩調查、張石朋參校完成的《莞屬種蔗及蔗糖之舊法》調查了東莞的甘蔗種植技術和蔗糖煉制的傳統方法［59］（P108-113）。

其次，調查的特產類主要包括對新會蒲葵、羅定蜜柚、四會柑橘、惠陽沙梨等，既關注特產的種植生產狀況，也關注特產的銷路。例如，1914年《農林月報》 第九期刊發由本報特派調查員完成的《新會特產調查》，主要調查了新會特產蒲葵的形態、播種、肥料、管理、價格、用途及銷售等情況［60］（P37-39）；1916年，鄭振周的《羅定蜜柚栽培法》，盡管題目沒有“調查”字樣，卻是對原產于廣西容縣沙田村而移植到羅定的蜜柚栽培技術的調查，闡述了蜜柚的樹種、土宜、栽植、灌溉和肥培幾個方面 的 栽 培 知 識［61］（P61-64）；1917年，元 和“因 惠 州 戰事，徙居是鄉，得以調查一切”，對惠陽蓮塘浦的沙梨生產、培植技術、品種等情況進行了考察，指出惠陽沙梨除了淡水之外，蓮塘浦也是一個重要的沙梨產地［62］（P89-94）。1918年12月21日，郭華秀會同嶺南學校采集野生植物員杜庚平前往四會調查柑橘， 主要對四會的西沙萬春園橙及橘柚、西沙何園柚橘、西沙柑、香椽等種植技術進行詳細的考察［63］（P103-116）。

再次，調查的林業類主要涉及的是廣東的木材種類。如，1917年，張石朋的《粵省林木采種時期表》，以文字敘述與列表相結合的形式，展示了廣東的緬甸合歡、梓荊、野五味梓、木棉、荔枝、黃皮、龍眼、番石榴等43種林木植物的科屬及采種時期。 張石朋在調查后記中指出：“造林之先，必先育苗，尤必先采種。吾粵對于林木種子，除赤松外， 絕不能向市上購求之……石朋服務本場，職司林業，歷有年矣。歷年間插采林木種子，不下數十種?！保?4］（P119-121）1917年， 麥學榜調查了南海羅行附近的榕樹、秋楓、烏桕、扁柏等15種樹種，重點關注檽樹、管樹、相思、金槁和青唐五種之樹形和樹性，考察后指出：“至于杉類，本為我省出產之大宗，而敝處縱橫數十里，竟乏此樹，殆非土地之不宜，實林業思想薄弱指然也。幸竹木頗盛，差可為荒地生產上之一助耳?！保?5］（P122-124）

（二）鄧植儀與20世紀20年代廣東農業調查

廣東農林試驗場創辦初期開展的農業調查，大多以農林作物專題性的調查居多，而且較為分散，更缺乏整體性的農業調查。而系統的農業調查， 則是了解農業發展現狀和改良農業的基礎，正如鄒魯在《廣東農業概況調查報告》“序言”中強調農業調查重要性所言，農業概況調查報告則是“欲藉以為改良吾粵農業之張本歟”［66］（P1）。鄧植儀在《廣東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續編（下卷）》所作“序言”中強調：“改良農業之道，大要有三：一曰研究，二曰教育，三曰推廣。研究為最初之事功，教育乃推進之準備，推廣為最終之目的，而此三者之取材，又均以帶有地方性者為主要，然后乃能有裨于實用，而不致流于虛浮，故擬先行從事于本省農業概況之調查，以為研究、教育、推廣三事進行之根據?！保?7］（P1）正是基于農業概況調查開展的重要性，1920年鄧植儀擔任廣東農林試驗場場長后，開始在試驗場內增設調查科，著手組織和領導廣東全省分縣農業概況調查［50］（P89）。誠如當時任中山大學農學院負責人沈鵬飛教授在《廣東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續編 （上卷）》“序”中指出的：“廣東農業之有調查，始自民國九年前農林試驗場場長鄧植儀先生建議于省署，在場內增設調查一科， 從事蠶業糖業及農業概況之各種調查，以資研究農業者之參考， 供改良農業上之根據，其意至善也?！保?8］（P1）

從1920年開始至1932年，在鄧植儀的領導和帶動下，在廣東開啟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有組織、有計劃的農業調查，基本上涵蓋了廣東大部分縣域。鄧植儀在《廣東農業概況調查報告》“序言”中說：“植儀于民九年夏，來長廣東省地方農林試驗場，即注意及此。故任事之初，即呈準省署，于研究推廣之外，添設調查一科，先后委派李君翹芳、鄭君振周、張君國基、黃君坤培、楊君起明、管君覺球、卓君正豐、蔡君乃駒、陳君澤霖、黃君洸為調查員，分赴各縣調查?！保?9］（P6）按照當時的分縣調查計劃，“原擬全省九十四縣，分作三四年，調查清楚”，后因為場地變賣，暫停進行，“中間復經歸并農專學校、廣東大學、中山大學之變遷遞嬗，又屢為經費支絀所困厄”， 直到1925年才完成43個縣的調查工作，并將調查成果《廣東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刊行。其后，“旋由沈君鵬飛，主任農科，繼續派員調查”，到1929年再完成34個縣的調查工作，并就調查成果《廣東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續編（上卷）》刊行。其他剩余的17個縣，直至1932年才最終完成，調查成果《廣東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續編（下卷）》刊行［67］（P3）。當時的分縣調查工作，原計劃4年左右完成，但在具體執行中遇到了種種困難，但經過12年不懈努力，克服了各種干擾和障礙，最終完成了全省94個縣的農業概況調查。

廣東通過20世紀20、30年代所作系統的全省農業概況調查，基本摸清了當時各縣農林業發展情況，為土壤調查的開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從各縣農業概況調查來看， 調查涉及位置、 地勢、氣候、農村教育、農民經濟狀況、交通、水利、耕地狀況、作物、蔬菜、果樹、畜牧、森林、農產制造、輸出品和農林前途觀察共十六大內容。這些內容幾乎涵蓋了農林牧副漁所有行業，而且不僅包括農業生產技術，還囊括了地理、農村教育、農業經濟等方面內容。每份縣域農業概況調查報告，都是調查人員通過實地考察獲取的關于本地農業情況的總結，都蘊含了豐富的本土農學知識。這些本土農學知識不僅對改良農業具有重要意義，而且為20世紀30年代的土壤調查奠定了重要基礎。

四、余論

知識史是當今在后現代思潮影響下興起的新興史學研究，不僅成為西方史學界重點關注的熱點議題，而且在國內史學界也開始逐漸興起［70］（P32）。近年來，農史學界也受到知識史研究取向的影響，一些學者開始從“知識史”視角重新解讀古農書，更多關注農學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構建⑥，成為近年來農史研究最為活躍的研究取向之一［71］（P12-25）。本文討論的廣東土壤調查興起所在的清末民初之交，正是中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發生重大變動和轉型的時代，就知識系統而言，不僅有“西學”知識，還有“東學”知識［72］（P90-99）。事實上，從當時土壤調查親歷者的視角來看，他們也都意識到土壤調查需要“西學”和“東學”相關科學知識的積累。 近代著名土壤學家鄧植儀和彭家元，早在20世紀初就開始呼吁提倡土壤調查，但最終都因條件不成熟而戛然而止。鄧植儀回憶開展土壤調查工作時道：“原土壤調查，乃運用土壤科學知識，為有系統之土壤研究事業，事前應有相當之知識與準備，方便進行，否則調查結果，仍難確切，而無補實際?；貞浢袼?、五年作者供職北平中央農事試驗場時， 當局曾有擬辦土壤調查之議，竊以無相當準備而止之，亦即此意。所謂相當準備者， 即當地之氣候地質與農林概況之知識是也?！保?3］（P1-3）可見，鄧氏早在1915至1916年任職北平中央農事試驗就提出了開展土壤調查的建議，但無奈時機不成熟而止步，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氣候、 地質及農林概況知識的 “相當準備者”。1923年，彭家元致函北京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希望可以推動土壤調查，但翁文灝的答復卻是：“我國土壤尚無具體的調查，此事亦為本所職務之一，第本所創立未久，勢難各事同時舉辦，鼎此時艱，尤只得逐漸進行，土壤研究尚容相機辦理?！保?4］（P2-6）其后，彭家元在北京與地質學家謝家榮商談土壤調查事宜，“謝君亦極表贊同，不過伊云事體重大，非有機關，經費，人材不辦，且現在各省所地質調查所，現正極力從事礦產及其他地質上之研究，在此萌芽時期，縱欲舉辦，恐亦不易見諸實行”［74］（P2-6）?？梢?，不管是鄧植儀還是彭家元，他們在早期提倡土壤調查都未獲成功，縱然其中也許受到當時的政治環境、政策制度、資金支持等因素的影響，但不可忽略的是知識積累的條件。從知識史視角來看，近代廣東土壤調查在20世紀30年代的興起，并不是一次偶然的歷史事件，而是一個從清末民初就開始發生的讓西方科學知識本土化與本土科學知識累積的復雜歷史過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既包括了西方土壤科學知識傳入下的近代土壤學家群體的孕育，亦蘊含了近代知識分子運用西方科學知識對中國本土地質及農業知識重新再認識和再建構。

注釋：

①早在20世紀50年代華南農學院編印的 《土壤調查及制圖講義》中提及了近代中國土壤調查的發展歷史，指出近代中國土壤土壤調查歷史始于20世紀30年代。 參見華南農學院《土壤調查及制圖講義》，土壤學教研組編印，1956年。20世紀80年代，謝申在探討我國土壤學科發展歷史中就提及近代中國土壤調查的歷史， 尤其是對近代廣東土壤調查的歷史進行了初步的梳理，可參見謝申《略談我國土壤科學的發展》，載《農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②龔子同等人在探討20世紀美國土壤學家對中國土壤地理學貢獻時，對貝克、蕭查理、潘德頓、梭頗等美國土壤學家在近代中國土壤調查的貢獻進行了梳理。 參見龔子同、王志剛等《20世紀美國土壤學家對中國土壤地理學的貢獻》，載《土壤通報》2010年第6期。張雷在探討梭頗與中國土壤學的研究中， 對美國土壤學家梭頗在1933—1936年間開展的中國土壤調查以及培養的土壤調查人才進行了探析，參見張雷《梭頗與中國土壤學》，載《中國科技史雜志》2013年第4期。

③早在20世紀50年代， 于天仁的地質調查所土壤研究室》介紹了地質調查所土壤研究室的發展演變歷程。參見于天仁《地質調查所土壤研究室》，載《科學通報》1950第5期。龔子同等則對1930年成立地質調查所土壤研究室的發展演變歷史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探析。 參見龔子同等《我國現代土壤科學的起源——紀念前地質調查所土壤研究室成立80周年》，載《土壤》2010年第6期。宋元明運用對比分析方法， 將近代兩個比較重要的土壤調查機構金陵大學和地質調查所進行對比分析， 探討中美交流視野下的中國近代土壤調查。參見宋元明《中美交流視野中的中國近代土壤調查： 以金陵大學與地質調查所為中心》，載《自然科學史研究》2020年第3期。

④例如，2004年以來李文海、夏明方等主編的《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系列。又有黃興濤、夏明方主編的《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⑤廣東土壤調查所成立之初隸屬于廣東省建設廳農林局。1932年， 廣東土壤調查所改隸中山大學農學院，后又改隸中山大學農科所。1947年，又與中山大學研究院土壤學部合并，改稱中山大學農學院土壤研究所，繼續土壤調查和培養研究生的工作。

⑥參見曾雄生 《傳統農學知識建構與傳播的樣本——兼與〈勸農文〉比較》，載《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以及另一文《宋代士人對農學知識的獲取和傳播——以蘇軾為中心》 載 《自然科學史研究》2015年第1期）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