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地區的土地政策演變*

王友富 余穎杰

目前學術界關于長征時期黨的土地政策研究，成果頗豐。我們根據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分類如下：其一，宏觀考察長征時期黨的民族政策中重點涉及土地政策的實踐與效果①；其二，探討長征時期紅軍經過民族地區采取的土地政策的比較研究②；其三，涉及黨和紅軍在某一省份的土地政策的相關論述③。綜合而言，以往研究成果雖然都涉及長征時期的土地政策，但缺乏對長征時期黨的土地政策研究的總結性闡述。 據統計，中央紅軍行軍371天，其中經過民族地區132天， 約占1/3時間； 紅二方面軍長征行程18640公里，其中在民族地區達5660公里，約占1/3里程；紅四方面軍長征歷經19個月， 在民族地區達15個月，約占3/4的時間［1］（P2）?？梢?，長征時期黨和紅軍途經十五個?。ㄗ灾螀^、直轄市），其中民族地區就占了相當大的比例。有鑒于此，本文擬就長征時期黨的土地政策在民族地區的演變略陳管見，以期能對長征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長征時期黨的土地政策在民族地區的執行效果

長征時期，黨和紅軍在民族地區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當中央紅軍突破了蔣介石設置的四道封鎖線以后，兵力銳減（由出發時的8.6萬減至3萬余人），毛澤東同志建議轉兵貴州④，該建議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同志的支持。中央紅軍突破湘江進入廣西西北部越城嶺山區時⑤，就首次進入了多民族雜居地區⑥，由于黨和紅軍在廣西龍勝縣（龍勝縣位于越城嶺山區）逗留時間較短⑦，黨的土地政策在廣西龍勝縣執行得并不徹底。中央紅軍轉兵貴州后，在貴州駐留時間長達4個多月⑧。中央紅軍在廣西龍勝縣和貴州期間嚴格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受到了當地各族百姓的擁護和愛戴。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進入民族地區后也發動了土地革命，建立了地方蘇維埃政權，爭取了民心。

（一）中央紅軍在民族地區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及其效果

首先，中央紅軍在廣西龍勝縣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及其效果。龍勝縣，全稱龍勝各族自治縣，19世紀30年代，龍勝縣為國民黨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所盤踞的廣西省轄區⑨。桂系軍閥在龍勝縣推行民團制度，以強化其統治。中央紅軍突破湘江后，于1934年12月初，進入廣西龍勝縣境內，這一帶是瑤、苗、侗、壯、漢等多民族雜居之地，以少數民族居民為主。黨和紅軍初次進入龍勝縣后，打土豪分田地，發起土地革命，受到當地各族百姓的歡迎。中央紅軍進入龍勝縣庖田寨時，“紅軍為民除害，打倒土豪劣紳，槍斃惡霸地主石安玉，開倉救濟貧苦老百姓，苦難的侗家揚眉吐氣慶翻身”［2］(P354)。當地侗族百姓長期遭 受本民族寨老、地主的殘酷剝削與廣西軍閥政府攤派的苛捐雜稅，早已對現實不滿，紅軍到來后，沉重打擊了當地的統治階層，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各民族平等思想，在越城嶺山區播下了紅色的種子。隨著紅軍起程后，桂系軍閥又強行恢復了原來的統治秩序。當地各族百姓雖然短暫受益于黨的土地政策，但是侗、瑤、苗族人民在紅軍離去以后，難掩對紅軍親人的思念之情。中央紅軍三軍團在途經龍勝縣才喜界觀音廟時，召集廟內的僧人和瑤族頭領開座談會，鼓勵他們與軍閥進行斗爭。當紅軍開拔后，當地瑤族同胞曾在巖石上刻詩道：“朱毛過瑤山官恨吾心歡甲戌孟冬月瑤胞把家還?！保?］(P108)這首詩有力佐證了長征時期黨的土地政策在龍勝縣受到當地百姓擁護的事實。

其次，中央紅軍在貴州執行黨的土地政策也有收效。1934年12月下旬，中央紅軍進入貴州后，在駐留地區，如黎平、甕安、遵義、桐梓等縣，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據相關記載：“部隊每到一地都要發動廣大農民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爭，因種種原因，側重點是打土豪。這不僅推翻了幾千年來封建地主和軍閥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而且也是紅軍給養的主要來源?！保?］(P32-33)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攻占遵義，紅軍總政治部發布布告和標語：

紅軍是工農群眾自己的軍隊， 實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徹底分配沒收地主土地給農民，消滅豪紳地主封建勢力，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取消洋人在中國的一切特權，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為創造工農群眾自己的政權——蘇維埃而奮斗?。?］(P256)

紅軍與各族人民群眾感情相通， 密切聯系，在開展打土豪、斗惡霸、分田地的斗爭中，在反擊國民黨反動派和地方軍閥的追剿堵截中， 軍愛民，民擁軍，建立起深厚的階級感情。［3］(P147)

武裝起來， 行動起來， 要打倒土豪分田地?。t軍宣，黎平孟彥敖市）實行耕者有其田?。ɡ杵礁邎觯┺r民暴動起來，武裝起來，實行打土豪分田地。［6］(P110)

從中央紅軍發布的上述布告和標語內容來看，中央紅軍在進入民族地區后積極開展土地革命，受到了當地貧苦百姓的衷心擁戴。

（二）紅二方面軍在民族地區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及其效果

首先，紅二方面軍在黔東革命根據地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及其效果。1934年5月上旬，紅二方面軍就在夏曦、賀龍、關向應的領導下創建了黔東革命根據地。黔東是苗、土家、侗等少數民族和漢族雜居地區，它包括沿江、印江、德江、松桃和重慶酉陽等縣地域，縱橫200余里，人口10余萬人。在建設黔東蘇區的過程中，紅軍嚴格執行了黔東特區第一次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沒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條例》，將土豪劣紳的土地沒收，分配給黔東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有10多萬各族人民因此受益［4］（P83）。紅軍在黔東土地革命中，為了鞏固土改成果， 鎮壓了一批土豪劣紳。1934年8月，紅三軍在沙子坡萬壽宮召開群眾大會，公審池壩惡霸地主萬永思、萬太廣父子，沙子坡偽鎮長郭峪清等都被黔東特區司法機關處以極刑［7］。黔東特委在各鄉、各村成立了蘇維?；鶎诱?，各鄉蘇維埃政權成立了武裝力量，以保衛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

其次，紅二方面軍在湘鄂川黔根據地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及其效果。1934年10月，紅二、六軍團（紅二方面軍前身）在貴州省印江縣會師，兩個軍團在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領導下統一行動，發動湘西攻勢，攻占了永順、保靖、龍山、桑植、大庸等縣， 為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創建奠定了基礎。11月26日，遵照中共中央電示，在大庸建立了以任弼時為書記的中共湘鄂川黔臨時省委，1934年12月10日， 紅二方面軍正式創建湘鄂川黔根據地。為了有效建設根據地，黨號召發動群眾，進行土地革命，壯大紅軍主力，組織地方武裝，肅清地主、土匪武裝，以及建黨建政等多項任務。為了鞏固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黨和紅軍幫助當地各族百姓成立了縣、鄉蘇維埃政權和地方武裝［5］（P470）。這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恐慌，派重兵對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發動了大規模的“圍剿”，紅二方面軍粉碎了敵人的“圍剿”，殲滅了大量敵軍，有力配合了中央紅軍的長征。紅二方面軍在湘鄂川黔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得到了當地各族百姓的擁護，建立了穩固的政權，沒有黨的土地政策為根據地奠定基礎，紅二方面軍以該根據地為依托，能在一年多的時間內與國民黨重兵周旋，簡直是難以可想象的。

再次，紅二方面軍在黔大畢地區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及其效果。1936年2月初，紅二方面軍攻占黔大畢（黔西、大方、畢節）地區，紅軍在該地區開展土地革命。2月17日，任弼時與中共畢節中心縣委書記李國斌談話時指出：“中心縣委的主要任務是發動群眾，打土豪，在斗爭中建立黨的組織和鄉村政權?！崩顕螽敿磁沙?個工作組，深入各鄉村開展工作［8］（P129）。紅二方面軍積極宣傳黨的土地政策，發動群眾開展打土豪、分浮財的斗爭，并宣布廢除一切苛捐雜稅。當地700余名土豪的財產被分給了廣大貧苦群眾，一批引起民憤的土豪劣紳受到嚴懲［8］（P129）。紅二方面軍在黔大畢地區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將沒收的地主土地全部分配給當地百姓，取得了良好效果。正是因為執行了黨的土地政策，爭取了民心，紅二方面軍在黔大畢地區“擴紅”達5000余人［8］（P130），及時補充了兵員。

（三）紅四方面軍在民族地區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及其效果

首先，紅四方面軍在川西羌族聚居區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及其效果。1935年5月15日，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進入茂縣縣城，紅軍幫助羌族人民建立了茂縣蘇維埃政權，“蘇維埃將羌、藏、漢等族組織起來，一方面打土豪分田地，另一方面積極幫助紅軍籌備糧食”［1］（P158）。羌族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土豪，分田地，廢除了世襲的土司制，建立了自己的蘇維埃政權，羌族人民第一次當家做主［9］（P461）。

其次，紅四方面軍在川西藏族聚居區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及其效果。1935年10月16日，紅四方面軍一部進入丹巴縣城，11月18日，在中共丹巴縣委的領導下，藏族人民開展了打土豪分田地，鬧翻身的土地革命斗爭，據調查，截至1936年元旦，丹巴縣境內的大部分土地都分給了群眾［10］（P171）。丹巴縣人口稀少，由于當地農牧兼營，牧區面積較大，畜牧業能夠承載的人口有限， 加之部分不明真相的藏胞逃離，土地荒蕪現象較為嚴重。

長征時期，紅軍三大主力途經民族地區時，雖然發動土地革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過早發動土地革命， 觸動了民族上層人士的利益，引發了他們的不滿，甚至出現了土司帶兵襲擊紅軍的事件， 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民族團結，給黨和紅軍在民族地區開展工作帶來了阻力。為此，黨和紅軍及時調整了民族政策（包括土地政策），明確表示：紅軍不沒收民族宗教上層的土地和財產， 尊重少數民族同胞的宗教信仰自由，這成為黨和紅軍在民族地區迅速打開局面的有力措施。

二、黨和紅軍在民族地區對土地政策進行調整

長征時期，黨和紅軍為了建立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及時調整民族政策，團結民族地區各階層民眾（包括民族上層），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執行黨的土地政策，使之符合中國革命在不斷探索中前進的歷史規律，為長征的勝利打下了重要基礎。

（一）中央紅軍在民族地區對土地政策的調整

首先， 中央紅軍以布告形式通告全軍注意民族地區的特殊性。1934年11月29日，紅軍總政治部就下發了《關于苗瑤民族中工作的指示》，其中規定：“……瑤民的土司管事等， 在瑤民群眾心目中還有極大的權威與威信， 他們依然還是瑤民民族利益的唯一代表者， 一切對外關系都為他們所壟斷。 我們蘇維埃紅軍也不能不開始同這些代表者發生關系?！保?1］（P267）中央紅軍在進入廣西越城嶺山區前，已經初步意識到民族地區的特殊性，所以特別指出關于今后在民族地區開展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的問題。1934年12月初,中央紅軍在途經廣西龍勝縣時，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發布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殺苗民有信仰的甲長鄉長?！保?2］（P267）

其次，中央紅軍在彝族聚居區強調不打少數民族土豪。1935年5月22日， 在中央紅軍的幫助下，冕寧縣成立了蘇維埃政權，紅軍把被四川軍閥政府冕寧縣府扣押的彝族土司、 頭人盡數釋放?！都t星報》第十期上登載的《努力實現總政治部提出的四大號召》一文，強調“絕對不打夷民土豪”［12］（P258）。這是紅軍對彝族土司、頭人釋放的友好信號， 明確表示紅軍在彝族聚居區不搞土地革命，保護彝族上層和普通民眾的財產不受侵犯。

再次， 中央紅軍在回族聚居區調整土地政策。1935年12月， 中央紅軍北上甘肅進入回族聚居區時，明確規定“在回族地區，紅軍一般不打回民土豪，注重團結宗教上層人士”［3］（P332）。從中央紅軍北上途經民族地區來看， 越深入民族地區，紅軍越注重調整土地政策，強調不在民族地區打土豪，這說明中央紅軍在民族地區基本上放棄了長征之初每到一地就開展土地革命的做法。

（二）紅二方面軍在民族地區對土地政策的調整

首先，紅二方面軍在云南中甸及時調整了黨的土地政策。1936年4月30日，紅二方面軍先頭部隊進入云南中甸縣城（今香格里拉市）。中甸，位于滇西北地區的康藏高原，海拔3000多米，是藏族聚居區， 歷史上實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當地歸化寺是云南最大的喇嘛寺，也是中甸的統治中心，由八大老僧主事。紅二方面軍賀龍向歸化寺贈送了一面上書“興盛番族”的錦幛，以示對藏胞的祝愿，歸化寺主事的八大長老在歸化寺舉行了盛大的跳神儀式，以示對紅軍的歡迎，彼此真誠相待，互幫互助。由于紅二方面軍意識到中甸地區地廣人稀，所以，并沒有在中甸開展土地革命，只是希望藏胞幫助紅軍籌集糧食，紅軍付現錢，公買公賣，絕不強迫。歸化寺則主動表示愿意幫助紅軍，據記載，在1936年5月3日、4日，歸化寺令城內的商人、大戶們打開倉庫，“向紅軍出售了3萬斤青稞和大量的鹽巴、紅糖。使紅軍在兩天內籌集了10萬斤糧食”［9］（P171）。中甸是一個小城，紅二方面軍上萬人馬駐留， 會導致當地物資緊缺，所以，任弼時、賀龍等領導人決定盡快通過中甸地區，前往川西。

其次，紅二方面軍在中甸地區沒有開展土地革命。一是時間緊迫，二是民族地區社會歷史與社會制度不同，貿然執行黨的土地政策，不利于團結藏族上層人士， 甚至會遭到他們的抵制，不利于大部隊戰略轉移。紅二方面軍“北進云、康、川后，已能依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調整民族地區的土地政策，爭取并團結了大部分少數民族人民”［4］（P85）?！凹t軍的給養也不是靠打土豪，而主要是采取募捐、買糧、借糧等方式解決”［4］（P81）。通過積極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可以盡快解除藏族僧侶和普通藏胞對紅軍的疑慮，使他們樂于為紅軍籌糧，以解燃眉之急。

（三）紅四方面軍在川西羌藏聚居區對黨的土地政策的調整

1935年5月初， 紅四方面軍首次進入川西地區，過早發動土地革命，致使黨和紅軍在民族地區的工作一度受挫。紅四方面軍于1935年10月進入川西丹巴、綏靖、綽斯甲等地，以丹巴縣為例，11月18日，紅軍發動藏族人民開展了打土豪分田地，鬧翻身的土地革命斗爭活動，“截止1936年元旦，丹巴縣境內的大部分土地都分給了群眾”，但是，金川地區的土地革命“較早地激化了少數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眾多的少數民族土司頭人上山叛亂， 致使根據地處于動蕩環境之中”［4］（P35）。1936年2月， 丹巴縣巴底鄉土司王壽昌糾集武裝千余人襲擊黃經寺百余名紅軍，除十六名紅軍沖出重圍外，其余上百名紅軍全部壯烈犧牲［11］（P149）。由于紅四方面軍過早在藏族聚居區執行黨的土地政策，觸動了當地土司的根本利益，引起了當地土司的不滿，導致了土司帶兵襲擊紅軍的不幸事件發生。

與此同時，由于國民黨的欺騙宣傳，藏胞對紅軍存在疑懼心理，聽說紅軍要來，紛紛躲避，后來大多數藏胞見紅軍紀律嚴明， 又紛紛返回，但是還是有部分不明真相的藏胞未歸。 紅軍到來后，發現部分地區因為群眾外逃，造成土地荒蕪，導致農業生產中斷的現象。紅四方面軍進軍康北后，黨和紅軍意識到在藏區土地革命不宜過早進行，否則，容易激化少數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從而在實際工作中停止了土地革命［4］（P36）。紅四方面軍為此及時調整了黨的土地政策：

采取措施緩和長征初、中期金川根據地內已激化的階級關系和民族關系，如對富農的土地除封建剝削部分不予沒收，糾正分配土地時不分土地或分孬地（對地主、富農）；大小頭人、大小喇嘛的財產不沒收，給予選舉權，允許與老百姓平分土地等。［4］（P34）

紅四方面軍及時調整了黨的土地政策之后，有利于團結羌藏族地區的土司、 喇嘛等僧俗勢力，從而有效控制、穩定了局面，為紅四方面軍長期立足川西奠定了群眾基礎。

三、黨和紅軍在民族地區調整土地政策的原因

長征時期，黨和紅軍在民族地區調整了黨的土地政策，這是根據革命形勢的發展而變更策略的結果。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聽取了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林育英傳達的共產國際“七大”的新戰略及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發布的《八一宣言》主要內容后，于1935年12月25日在陜北瓦窯堡召開了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實現了由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總方針指導下的下層民族統一戰線向土地革命和抗日救亡運動相結合雙重方針指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轉變［4］（P228）。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妄圖進一步將全中國淪為其殖民地野心的暴露，蔣介石也面臨國內外的壓力， 在亡國滅種面前，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已經超過了國內階級矛盾而成為當前的主要矛盾。國共之間共同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 這一點日漸成為中華民族的共識。長征時期，黨和紅軍在民族地區對土地政策的調整原因，體現了黨和紅軍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局觀念。

（一）黨和紅軍在民族地區土地政策的調整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長征時期， 黨和紅軍在進入民族地區后，一邊發動土地革命，一邊總結經驗教訓，及時調整了黨的土地政策，體現了黨和紅軍在民族地區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黨和紅軍在長征途經民族地區時，發現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群眾階級意識模糊和地多人少的現狀， 不宜過早發動土地革命。1935年8月1日，黨中央在長征途中發出《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 號召中國境內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兄弟們團結起來， 共同抗擊日寇。1935年12月和1936年5月，黨中央先后發布了《對內蒙古人民宣言》《對回族人民的宣言》， 號召聯合西北各族人民，走到抗日反國民黨軍閥的戰線上來［13］（P329）。 紅二方面軍在途經民族地區時就已經意識到這些地區不同于漢族聚居區，人與土地的矛盾沒有漢區那么嚴重和激烈，“因此，黨和紅二方面軍發現民族地區土地革命不宜過早進行，否則容易激化少數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從而在實際工作中停止了土地革命……尤其藏區地廣人稀，缺乏勞動力耕作， 經濟生活中畜牧業比重較大，對土地需求的矛盾也遠不如漢族地區，進行土地革命所產生的社會效應遠不如漢族地區顯著”［4］（P84）。紅四方面軍在川西藏區發現“這一帶不是缺少土地，而是缺少勞動力的問題”［13］（P433）。這是民族地區的實際狀況，如果過早開展土地革命，只會激化階級斗爭和民族矛盾，不利于黨和紅軍順利通過民族地區，北上抗日。

（二）黨和紅軍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

1931年，日本關東軍制造了“九一八”事變，強占我東三省后，又不斷在華北制造事端，企圖挑起全面侵華戰爭，中國處在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因此，黨和紅軍需要團結國內一切進步力量，其中就包括國內所有少數民族的力量，以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長征時期，黨和紅軍盡力爭取各少數民族中的土司、喇嘛、寨老、阿訇等。 長征途中紅軍向他們積極宣傳黨的民族政策，保護其財產（主要是土地）與尊重其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就是為迎接新的革命形勢的到來而預作籌劃。 如果黨和紅軍團結民族上層人士，爭取他們投入到抗日救國的洪流中去，不但可以消除長期存在的民族隔閡，還可以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此，黨和紅軍在長征時期逐漸重視對民族上層的統戰工作。

1935年4月， 中央紅軍途經貴州鎮寧縣弄染寨時，當地布依族頭人陸瑞光帶人躲避到老家弄染寨后的山林之中，當紅軍進入弄染寨后，部隊在田壩露天宿營，只有高級將領暫時住在陸氏家中，對百姓秋毫無犯，陸瑞光聽說以后，派其副官前往與紅軍接觸，他自己則喬裝成普通士兵跟在副官身后，前來打探虛實。紅軍領導對這些人耐心講解了中國共產黨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主張民族不論大小，都一律平等，反對貴州軍閥的苛捐雜稅。據記載：

陸瑞光聽了紅軍領導的談話后，又到各個房間看了看，發現房門都關著，紅軍只是在廂房里打地鋪休息，家中各處打掃得干干凈凈。陸瑞光疑慮消除了，心中大為感動，主動向紅軍說明了自己的身份， 并吩咐屬下上山將寨民們喊回村，給紅軍送來糧食、蔬菜、豬肉和禽類，自己也備辦了酒席招待紅軍領導。［1］（P56）

陸瑞光在了解黨的民族政策后，全力支援紅軍通過了布依族地區， 紅軍則贈送給他一批武器，鼓勵他與反動軍閥繼續斗爭。

1936年9月， 紅二方面軍途經甘肅徽縣回族聚居區，“幫助回民建立了回民自治委員會，選舉阿訇馬克仁為主席，委員30多人，多系貧苦回民”［3］（P333）。在紅軍的幫助下，當地回族人民成立了“徽縣工農蘇維埃政府”，馬克仁又當選為縣長。

1935年5月初， 紅四方面軍第四軍十二師下轄部隊進入四川省北川縣（羌族聚居區），遇到松潘縣羌族土司安登榜⑩， 其時他受到國民黨四川軍閥勢力和地方官府的打壓，暫避北川，見紅軍軍紀嚴明，與國民黨軍閥部隊截然不同，毅然決定參加紅軍，投身革命。他是近代史上第一個報名參加紅軍的羌族土司，所以，在民族地區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他主動擔任通司（翻譯），引導紅軍進入松潘。以土司身份為黨和紅軍的民族政策現身說法，取得了良好的宣傳效果。在他的帶動下，當地羌族、藏族民眾為紅軍提供了急需的糧食與醫療救護。

1935年3月， 紅四方面軍攻占平武、 中壩等地，回族阿訇（四川成都人）肖福禎目睹了紅軍愛護百姓的行為后，深受感動，當即報名參加了紅軍。隨著紅四方面軍進入回族聚居區，不遺余力宣傳黨的民族政策，1936年8月20日，在梭磨河馬塘（今阿壩羌族藏族州馬爾康市梭磨鄉馬唐村）附近犧牲［14］（P90-92）。

綜上可見，黨和紅軍在民族地區對民族宗教上層人士采取了積極爭取的措施，獲得了他們的信任與支持，取得了良好的統戰效果［15］（P101-102），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牢固的群眾基礎。

四、余論

長征時期，黨和紅軍在民族地區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及時調整了在民族地區的土地政策，團結了各民族群眾，起到了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作用。黨的土地政策在民族地區的變通執行，是在對民族地區展開充分調查后制定的科學決策， 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通過長征時期紅軍變通執行黨的土地政策，為新中國成立后黨在廣大民族地區實行土地革命積累了相關經驗，“解放前后民族地區的民主協商土地改革與長征時期土地革命有著繼承和發展的關系”［4］（P36）。黨和紅軍在進入民族地區之前，這些地區長期處于落后狀態，對外界的先進思想幾乎沒有聽聞，黨和紅軍來到后，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倡導各民族平等、自治、團結、互助等思想，啟發了民族地區各族百姓的階級覺悟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意識。 正如毛澤東主席所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保?6］（P149）通過對長征時期黨的土地政策在民族地區的執行、調整及原因分析，我們認為它豐富了黨的民族政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形成進行了一次有益的探索。

在新時代的未來藍圖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長征時期黨的土地政策在民族地區的變通執行，是黨的民族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土地政策在民族地區的調整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有利于穩定民族地區新的政治局面，有利于促進民族地區的民族團結，有利于在民族地區培養民族干部， 有利于在民族地區建立基層政權。今天，我們重溫長征時期黨的土地政策在民族地區的變通執行，對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開發西部，促進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從經濟層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八兄谖覀兏吲e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加速發展中西部，縮小東西部戰略目標的實施， 實事求是地解決邊疆各少數民族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中的問題，采取各種與經濟、文化落后地區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民族政策和經濟增長方式，實現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進一步增強各民族之間的凝聚力，促進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走向共同富裕繁榮”［4］（P241）?？梢?，長征時期黨和紅軍在民族地區的土地政策的調整，對當下倡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依然具有現實的啟迪、借鑒意義。

注釋：

①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周錫銀《紅軍長征時期黨的民族政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王紀鵬、趙敏凱《中央紅軍長征時期的民族政策與實踐研究》，載《貴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41卷第11期。

②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何作慶《紅軍長征時期的民族政策比較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方素梅、周競紅 《播種之旅——紅軍長征與少數民族》， 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③主要成果包括：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紅軍長征在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裴恒濤《社會變遷視域下的紅軍長征與貴州社會》，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

④中央軍委原擬定在資源縣油榨坪一帶休整幾天，然后經大埠頭出湖南省城步縣，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參見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 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編《紅軍長征與黨的民族政策》，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據第104頁整理。

⑤越城嶺，又稱越城嶺山脈，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北部、屬南嶺山地的五嶺之一，跨越廣西桂林市（東北部）—湖南邵陽市（南部）和永州市（北部），主干跨廣西的資源縣和全州縣，湖南的新寧縣和東安縣（山脊的湘桂分界點在八步嶺）。越城嶺山系很長，長達200多千米。紅軍突破湘江后，兵力折損過半，不得不暫時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向西翻越海拔2100米的老山界，沿廣西西北越城嶺山區西進。

⑥越城嶺山區世居民族有瑤、苗、侗等少數民族，部分地區為苗、瑤、侗等少數民族聚居區，如龍勝縣芙蓉鄉苗族聚居村寨，龍勝縣平等侗寨、龍平侗寨，龍勝縣黃寨、孟山、矮嶺瑤族寨子等。參見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編 《紅軍長征與黨的民族政策》，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頁。

⑦中央紅軍1934年12月5日進入越城嶺山區（今龍勝各族自治縣），同年12月14日離開。參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著《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全史（一）：中央紅軍征戰記》，軍事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4頁。

⑧1934年12月17日，中央紅軍紅一軍團進占貴州省劍河縣，紅三軍團進軍黎平縣。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縣城二郎坡胡榮順店鋪內召開政治局會議，即黎平會議。25日，紅軍攻占鎮遠，26日占施秉，30日占猴場。1935年1月1日，猴場會議召開，決定攻占遵義。6日，紅軍渡過烏江，挺進遵義，7日，智取遵義。15日至17日，召開了著名的遵義會議。20日，中革軍委頒布了《關于渡江的作戰計劃》，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至4月24日，中央紅軍進入云南1935年4月下旬離開。紅軍在貴州逗留4個多月。參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著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全史（一）： 中央紅軍征戰記》， 軍事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7-109頁。

⑨龍勝縣古稱桑江。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北部，地處湘桂邊陲，面積2370.8平方公里。清乾隆六年（1741）置龍勝廳。1912年，改廳為縣。1951年8月，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成立了龍勝各族自治縣。1934年12月5日至1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過境，以標語、傳單、講演等宣傳其政治主張和民族政策。標語有“紅軍絕對保護瑤民”“繼續斗爭，尋找光明”“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打倒貪官污吏，鏟除土豪劣紳”等。參見龍勝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龍勝縣志》，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2頁。

⑩安登榜（1895—1935），男，羌族，出生于四川省松潘縣甲竹寺，世為羌族土司。1935年在我黨民族政策的感召下，毅然率隨從參加紅軍，任紅軍“番（羌）民游擊大隊長”。參軍之后，積極宣揚我黨的民族政策，為紅四方面軍北進支隊在羌族聚居區順利開展工作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后為右路紅軍過草地籌集糧草的過程中于毛兒蓋地區英勇犧牲。 參見藍于翔、 周錫銀 《四川少數民族紅軍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