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具改革運動探析（1949—1980）

佟路明

新中國成立后，農具改革的群眾性運動得到了國家的長期支持和倡導，尤其是在“大躍進”期間發起的“農具改良運動”中達到了高峰。學界對農具改革運動及相關問題多有關注，早期研究以宏觀視角為主，主要有：朱顯靈等人對該運動的史實梳理和分析［1］；李安峰對該運動動因、實現途徑及得失的探討［2］。其后，有學者基于特定區域對該運動開展不同角度的針對性研究， 主要包括：蘇澤龍等人基于山西定襄實踐情況對該運動及土專家群體的考察［3］；張慧對安徽阜陽專區運動情況的探索［4］。

上述研究扎實細致，但還可深入。首先，從研究材料所覆蓋的歷史區間看，多以“大躍進”時期為主，對“大躍進”前后相關史實的討論較少，不易辯證區分新中國成立后農具改革運動的整體發展過程和“大躍進”期間“農具改良運動”中的階段性高漲。其次，從研究側重點看，多對基本史實和政策成效的討論， 而對相關史實所反映、相關政策所依據的國情基礎闡述較少，不易全面審視影響該運動發展變化的實際因素。因此，筆者擬重新梳理新中國成立后農具改革運動的歷史進程，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國家支持農具改革運動的實踐邏輯及其意義。

一、農具改革運動的興起與形成

我國傳統農具的種類是逐漸豐富的，技術水平是不斷進步的。但其“至宋、元已基本定型，明、清只是在這基礎上略有改進”［5］(P241)。 隨著技術變革趨于停滯，我國農具逐漸落后于時代，但受近代科技傳入影響， 它又呈現出進一步發展的態勢。尤其是在新中國成立前的幾十年間，就不乏相應的改革嘗試。 如有學者已關注到20世紀20、30年代東北地區改革農具的典型事例［6］，以及大致同時期河北農村的農具改良與推廣［7］。

新中國成立后，提升農具技術水平，使我國逐步從使用舊式農具過渡到使用先進農具，始終是政府高度重視的工作。 基于已有的實踐經驗，東北各省在1950年就要求積極推廣改良農具并重點試用新式農具［8］。從全國性規劃來看，1956年3月，農業部等多部門在《關于第三次全國農具工作會議情況向國務院、國家計劃委員會和中央的報告》中提出：“1959年，在全國范圍內，在能夠使用各種新式農具和改良農具的地方，全部使用新式農具和改良農具?！保?］（P132）報告同時還提到：“為使工業生產上前后銜接，又必須及時地由畜力農具的生產轉入機引農具的生產，因此在這次會議中，對機引農具的制造，也作了初步規劃?！保?］（P133）隨著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 推廣使用改良農具、新式農具和發展機引農具等多方面工作協調并進，初步形成了我國農具技術進一步革新的整體勢頭。

與此同時，農村的社會改革也全面展開，兩項工作并行不悖、相輔相成。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農村工作部《關于全國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的報告》。 報告對我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提出了大致規劃，即：“第一步，先于1957年前后基本上完成初級的合作化，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間再先后轉入高級合作化；在這時期內只實施初步的技術改良和部分的機械耕作。第二步，約在第三、第四個五年計劃時期，將依靠發展起來的工業裝備農業，實現大規模的農業機械化?！保?0］(這459-460)可以說，我國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革既立足于農業合作化的偉大實踐，同時也鞏固了合作化的豐碩成果。一方面，農具技術的進步會促使勞動方式產生積極的變化，進而加快生產關系的轉變。 原東北區財經委員會曾于1954年在相關工作總結中提到：“各地推廣新農具后，有很多小互助組合并為大組，農民紛紛要求加入生產合作社，甚至有未經批準就自動參加社內會議和勞動?！保?1］另一方面，生產關系領域的新變化也為農具改革運動的興起創造了條件。 早在1950年新華社就有報道指出，在“已經實行了土地改革的太行山區廣大農村中， 農民積極地起來改良農具，已成為一個群眾性的運動”［12］。

待到我國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基本完成，低效的舊式農具已無法再繼續適應新的生產模式，群眾改革農具的需求明顯增強。1958年，有關云南省農具改革運動經驗的文章提到：“在1956年完成合作化以后的生產高潮中，也曾經出現過改革農具的幼苗， 群眾自發地創造和改進工具，各級黨委也給了支持?！保?3］同年，河南許昌地區農具改革運動介紹材料也提到：“早在1956年春季大搞水利建設的時候，就有一些地區發明過很簡單的快速提水工具和作業工具，在生產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保?4］（P8）因此實際上，“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基礎上，從1956年起，農村的農具、工具的改良和技術革新運動就開始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了”［15］。 但由于彼時國家層面還尚未對此進行大力動員和推廣，改革農具的運動雖已興起但規模相對有限。

據有關部門統計，“截至1957年底，共推廣新式農具15種468萬多部， ……這些新式農具在農業生產上能夠做到增產增收，提高工作效率和減輕勞動強度，有利于鞏固農業社，因而受到農民的歡迎”［9］（P178）。 同時，“各地對舊式農具的改良也有不少成績。 水田地區推廣了各種改良水田犁，平原旱作地區和山區也都出現較好的改良農具，在生產中起到良好作用”［9］（P178）。 此外，“新式農具的改制：如浙江、湖北改裝的雙鏵犁，遼寧、黑龍江改裝的播種機，都進一步地適應了當地農業生產的特點，適合了地區性的要求”［9］（P178）。到“大躍進”期間“農具改良運動”發起前不久，“據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蘇等25個省、市（內蒙古自治區除外） 不完全統計， 已創造、 改制各種農具72,800余種（累計數）。推廣50,627,000余件”［9］（P199）。我國農具技術改革已經成效初顯。

1958年8月， 農業部有數據顯示：“全國機耕面積僅占總耕地面積的2.59%， 新式犁的耕地面積也只占到總耕地面積的13.76%，舊式農具的耕地面積，卻占總耕地面積的83.65%?！保?6］（P1）可見，機械化和半機械化耕作占比仍極小，落后的舊式農具依舊是我國農機具應用的絕對主體。這是欲要推進農業機械化建設、提高農業生產水平所無法忽視的現實困境，也是農具改革運動興起的重要客觀因素。對于大型農業機器的供應，毛澤東曾有預計：

“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中的改革將還是以社會改革為主， 技術改革為輔，大型的農業機器必定有所增加， 但還是不很多。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的改革將是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同時并進，大型農業機器的使用將逐年增多，……估計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革，大概需要四個至五個五年計劃，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時間?！保?7］（P438-439）

顯然，在這種情況下，除非“坐等”機械化農具的普及， 否則勢必要采取逐步過渡的方式。正如《人民日報》指出：“能一下實行機械化當然好。但是現在還辦不到?！凑罩袊慕涷?，實行機械化的道路和步驟應當是首先對已有的農具進行改革，達到半機械化；然后在這半機械化的基礎上，再實行完全的機械化”［18］。由于機械化農具的缺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支持已經出現的農具改革群眾運動，重視新式農具和改良農具的推廣和應用，是欲在農村地區普遍提高勞動效率所難以回避的政策選擇。 況且，“每一件農具的改良，只要他能夠幫助農民提高勞動效能，減輕勞動強度，即使這種改良農具還是落后的，總比不改良的舊式農具要好”［19］。不僅如此，鑒于我國已經實現了農業生產的合作化，群眾改造農具的制度條件也更趨完善?！度嗣袢請蟆飞缯撝赋觯骸按笠幠５纳a迫切需要效率高的生產工具，于是生產者們的聰明才智就集中到生產工具的改革上來，這是很自然的?！保?0］

此外，其他國家農具發展的歷史經驗也對我國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尤其是“蘇聯、美國、英國一般都經過手工勞動——半機械化——機械化三個階段。其中，實行半機械化的時間差不多有上百年的歷史”［21］。 這些國家農業機械化發展的豐富經驗表明，通過首先達成半機械化來逐步實現從手工勞動到機械化作業的變革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在同一時代條件下，在一國之內同時存在機械化作業、半機械化作業以及手工勞動的情況也并非我國所獨有。以日本為例：“據1956年的統計，每個農戶在一年內的農業生產中，使用人力、畜力和機械動力的時間構成，大致如下：手工操作20%，人畜力機械（即半機械化）70%，動力機械10%?！保?1］因此，多種生產方式相結合，并在一段時期內以半機械化為主的農業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當可為我國所借鑒。

綜上，作為農業發展的客觀需求和技術進步的一個方面，改革農具的技術實踐幾乎貫穿我國的整個農具發展史。但近代有限的改革嘗試并沒有實質性改善我國農具技術的整體面貌。新中國成立后， 鑒于農機具現代化建設任務的長期性、復雜性與艱巨性，黨和人民必須共同探索契合我國實際的發展路線。在尚不具備全面機械化條件的情況下，逐步以新式農具和改良農具替換舊式農具，從而形成對機械化農具的有效補充，分層次、分階段有序朝機械化邁進，是新中國成立后農業技術改革工作中一以貫之的原則，也是國家支持農具改革的政策初衷和基本目標，符合我國具體國情。

二、農具改革運動的高漲與退潮

新中國成立后長期持續的農具改革運動與其間因“大躍進”而發起的全面“農具改良運動”既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顯然，“大躍進”運動開始前，一些地區由于生產形勢的變化，改革農具的群眾性運動早已興起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此，農具改革運動并非“大躍進”中驟然而起的行動，更不是純粹主觀意志推動的結果。但“農具改良運動”則是在“大躍進”氣氛的直接影響下、在強烈的主觀因素作用下發起的，事實上成為農具改革運動急速擴大的關鍵節點，意味著群眾性的技術實踐全面進入過熱階段。大量的虛假和浮夸現象主要集中在此期間，而非農具改革運動的全貌?！按筌S進”結束后，農具改革運動并未隨之終止。在機械化進展緩慢的前提下，面對農業生產的實際困難，無論基于意識形態，還是根據歷史經驗和現實考量，國家支持農具改革雖有巨大的局限性，卻也是必不得已的選擇。

具體來講，“1957年冬至1958年春掀起的農業生產高潮，拉開了‘大躍進’運動的序幕”［22］（P473），各地區、各領域開始盲目追求高速發展，嚴重脫離了當時生產力水平的現實，從而造成了人力不足的困難。其間，部分地區改革生產工具的群眾運動引起了中央的重視，繼而被作為解決勞動力普遍緊張局面的典型經驗向全國推廣。1958年3月，成都會議召開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意見》， 認為：“有廣大農民參加的群眾性的農具改革運動是技術革命的萌芽，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全國各地應當普遍地積極推廣，并且經過這個運動逐步過渡到半機械化和機械化?！保?3］（這323）農村地區的農具改革運動業已初具規模，而農業生產快速發展的形勢則是農民改造落后工具的重要推動力。

1958年5月， 黨的八屆二次會議召開，“會議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22］（P466）。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做工作報告，提出：“在盡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術成就的同時，在全國的城市和農村中廣泛地開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術的群眾運動，使機械操作、半機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勞動適當地結合起來?！保?4］（P263）1958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迅速在農村展開農具改良運動的指示》：“要求迅速展開一個全國范圍的推廣改良農具和新式農具的運動，在比較短的時間內，用改良農具和新式農具普遍代替舊農具”［25］（P241）。并且，“要求各地根據自己地區的需要提出任務、 規定指標、定出完成期限”［25］（P241）。從內容上看，這一指示與新中國成立后一系列農具技術改革工作的基本安排和布置一脈相承，但在政策力度和執行標準上，已經遠遠超過了以往。此前興起的農具改革運動是在農業生產快速發展的形勢下，由國家引導的農具改革工作與群眾自發的農具改革活動不斷融合的結果。而“農具改良運動”則是在“大躍進” 氛圍的推動下展開的一場疾風驟雨式的全面群眾運動，一些措施明顯缺乏前瞻性與靈活性，但卻還是迅猛提速并徹底推向全國。

不僅如此，1958年11月，《人民日報》提出：“今年的大躍進只是初露鋒芒， 只是初戰……今后工具改革運動的方針任務應該是： 全面改革”［26］。即改革的對象也要全面擴展，“不僅要改革糧食作物的工具，還要改革經濟作物的工具；不僅要改革耕種、收獲的工具，還要改革加工工具；不僅要改革生產工具， 還要改革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具和人民公社集體生活工具（如食堂炊事工具）等等”［26］。隨著“大躍進”運動的迅速升溫，各地政策不斷加碼， 農具改革運動在短時間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有資料顯示，“在1958年和1959年，全國創造和改良的主要新式農具有一百多種， 推廣了的改良農具達兩億一千萬件以上”［15］。

與此同時，“大躍進”運動中生產關系領域的急切改革即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興起，也是促使農具改革運動進一步擴大的重要原因。事實上，“人民公社化運動最初是由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小社并大社引起的。 這本來是出于興修水利、搞農田基本建設的需要，但在‘大躍進’的背景下，卻演變成不顧客觀條件、爭相推動農業集體生產組織向所謂更高級的形式過渡的一場普遍的群眾性運動”［22］（P492）。伴隨對更高集體化程度的盲目追求，農村的人民公社化進一步助推了農具改革的浪潮。

長期的實踐不可避免積累了一系列問題，主觀主義、輕視細節等典型現象曾引起了國家相關部門的重視。1964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農業機械部、農業部《關于全國半機械化農機具工作會議情況的報告》。 報告指出：“會議在肯定了農具改革工作的巨大成績的同時，也檢查了這項工作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主要是：“1960年以前有些農機具沒有經過科學試驗就普遍制造、推廣，以主觀愿望和行政手段代替細致的宣傳推廣工作， 違反了一切經過試驗和群眾路線的原則；有些產品粗制濫造，質次價高，貨不對路，影響了推廣和使用?！保?7］（P89）而“大躍進”期間定時、定量、定強度的政策模式更是存在較大的缺陷，未能兼顧不同地區社會經濟狀況的差異和農業生產不同領域的特點與需要，在落實方面又存在著嚴重的工作作風漂浮與責任意識淡化。這些由不同因素所導致的錯誤與偏差使農具改革工作中充斥著大量的漏洞和風險，也對當時的農業生產造成了極為負面的影響。1960年11月，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共產風’必須堅決反對，徹底糾正”［28］（P345）。農村工作的緊張形勢逐步得到改善。1961年1月， 黨的八屆九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李富春的報告，并在會議公報中正式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布，從1961年起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29］（P576）。全面的“農具改良運動”也隨之逐漸降溫。

但是，國家肯定和支持群眾性農具改革運動的基本態度并未改變。1964年全國半機械化農機具工作會議總結認為：“建國以來，特別是1958年以來，在五億農民中開展的農具改革運動，是一個偉大的群眾運動。 這個運動的方向是正確的，成績是巨大的， 經驗是豐富的”［27］（P88）。 同時還指出：“農具改革的開展和半機械化農機具的推廣，是發展農業生產力的重要方面，也是一個長時期的重大任務?！保?7］（P90）而之所以繼續堅持農具改革，也是基于當時的特殊國情。1964年10月，《人民日報》指出：“必須了解，我們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進行農具改革的，一方面是我們的工業生產水平還不可能充分供應農業需要的農業機器；另一方面，要農村廣泛使用農業機器也還要有一個提高農民文化技術水平的過程?！保?0］而這些顯然都是在短期內難以解決的深層矛盾。1973年8月，《人民日報》強調：“目前，由于受材料、設備、技術等等方面的限制，機械化的農具還不多。為了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奪取農業生產豐收，就不能單單依靠現代化的農業機械，而應當堅持機械化和半機械化同時并舉的方針，因地制宜地開展農具改革運動?！保?1］可見，直到此時，我國的農業機械制造工作在許多方面都還面臨著不小的困難，農具改革仍是一項必要工作。1977年1月，中共中央同意并轉發國務院《關于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報告》， 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大搞群眾性的農具改革運動，制造和推廣性能良好、堅固耐用、一機多用的各種農業機械?！保?］（P723）

到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 的目標并未能如期達成，我國農業機械化建設的模式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國家對群眾性農具改革運動的大力倡導事實上已經停止。 但農具技術改革發生、發展的客觀基礎仍然存在。個別地區依然可見對于改良農具必要性的討論，認為依據當地特點，“農機化要從‘改良農具’起步，人畜機結合”［32］。還有學者指出：“1979年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之后，農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農民把土地承包到手之后，許多機械化農機具被棄置了，取而代之的是，農民們又以極大的熱情自動地購買、添置那些優秀的或者經過改良的傳統農機具， 并且不斷地進行著革新改造。一個發展革新傳統農具的熱潮又悄然興盛起來?！保?3］這也正說明根據當時工業能力有限、農業機械缺乏的實際情況，我國的農業機械化注定需要經歷一個相當漫長的時期，對農村地區的既有農具實施合理的技術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農具改革運動的意義與影響

從政策層面看，新中國成立后，農業合作化的發展進一步促進了群眾改革農具的技術活動，國家大力支持和推動新式農具和改良農具的普及，逐步確立了機械化與半機械化同時并舉的發展路線。事實證明，黨和政府對我國農業機械化建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具有足夠清醒的認識，也對世界農業科技的進步歷程有著十分清晰的了解。 通過支持農具改革運動實現農業半機械化，既有效借鑒了國外農業機械發展的寶貴經驗，也充分考慮了當時我國農具技術的現實水平，準確地把握了我國農民勞動生產的迫切需要，是方向性、全局性的重要決策。

當然，“大躍進”期間一些具體政策上的急躁輕進，尤其是過度夸大了群眾運動的作用和個別地區有限的成果，忽視了科技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使人們對農具改革產生了不切實際的企盼，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指標，統籌中出現了嚴重的失衡，給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不必要的壓力。這為我國后續的農具工作以及農業和農村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深刻的教訓。 但是也應當看到，在“大躍進”氛圍下，許多領域的工作中其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貪大求全、急功近利的風氣，造成了人力、物力以及財力的巨大浪費，因此，這些問題只是“大躍進”在農具改革工作中的具體反映，而不是由農具改革本身所引發，更非農具改革運動中所獨有和固有?！按筌S進”結束后，一些錯誤思想和做法得到了糾正，但制約我國農業機械化發展的深層矛盾并未消除，推廣應用制造簡易、成本低廉的半機械化農具，仍然是農村地區長期和基本的技術訴求。堅持機械化與半機械化同時并舉，是適應我國農具技術一般特征和我國農業發展整體導向的必要舉措。

從實踐層面看，不可否認，在農具改革運動中存在著明顯的短板和不足，農具設計、制造和推廣等環節所暴露出的缺陷和瑕疵都需要反思和警醒。 但任何一項工作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即便是機械化農具的研究、開發和應用也不都是一帆風順，成績固然不能掩蓋失誤，但也不能用缺憾否定成就，不能因局部和暫時的挫折而忽視整體和長遠的社會效益。新中國成立后，堅持將以推廣新式農具和改良舊式農具為主要內容的農具改革工作與農業機械化建設同步推進，形成了良好的協同效應。許多地區、許多領域在不同時期推廣了符合群眾實際需求的半機械化農機具，勞動效率獲得了顯著提升，生產條件得到了大幅改善。

例如：“河南大力發展了人力膠輪車（河南叫架子車）、畜力膠輪車。到1963年年底，架子車已發展到144萬輛，1964年上半年又發展了五十多萬輛。這種半機械化運輸工具，雖然比不上汽車跑得遠、拉得多，但由于它數量大，又比肩挑人抬能提高工效五六倍，所以它在農業生產上所起的實際作用比汽車還大?！保?4］在湖北，“由于廣泛使用了三齒耘鋤， 增加了棉田中耕除草的遍數，防止了草荒，促進了棉花增產；由于使用了米面加工機具，一年就可以節約成千萬個勞動日，加強了田間管理，開展了多種經營”［27］（P88-89）。再如：“過去，西藏農村大都用木犁耕田，犁得慢，質量差。解放后黨和政府每年都供應大批新式步犁?！保?5］到1966年，“連續獲得第八年豐收的西藏翻身農民，在豐收的鼓舞下，積極改革舊式農具，使全區80%的農田使用新式步犁秋耕”［35］。 實踐表明，越是原始和落后，越需求變和改革，半機械化農具固然不能與機械化農具相媲美，但與當時農村普遍應用的舊式農具乃至一些地區的“刀耕火種”相比，無疑是巨大的進步?？v然農具改革工作存在著諸多不足，但仍在一段時期和一定范圍內緩解了我國機械化農具供應不足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國農民大量使用舊式農具的局面，也在不同方面促進了我國農業和農村的進步，為我國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四、結語

總體來講，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農業機械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層層謀劃、穩步推進。不大力推廣新式農具、不奮力改革舊式農具，我國絕大多數農民就要在等待機械化農具的漫長過程中一直使用落后的生產工具，農業發展必定事倍功半。立足于我國農業合作化事業所取得的積極成果，支持并引導群眾深入開展農具改革運動，既著眼于實際，也著力于改革，既合理利用了既有的技術資源，又充分發揮了我國的制度優勢，是黨和政府基于對我國具體國情的深刻洞察所做出的系統性部署。其根本目的是服務于我國農業機械化建設特定時期的階段性需要，不應急于求成、盲目擴大。通過支持農具改革群眾運動，從而實現我國農業半機械化建設與機械化建設相互依托、同向并行，客觀上塑造了我國在工業化水平較低時期促進不同層次農機具技術持續變革和發展的基本政策架構與實踐形式，也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了對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機械化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的初步認知與綜合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