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式現代化視閾中的國家理性生態化

廖小平，張 展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 a.馬克思主義學院；b.湖南綠色發展研究院；c.商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4）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提出，到本世紀中葉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要完善國家治理各方面的體制機制，更要優化指引制度設計和治理實踐的國家理性，即推動國家理性現代化。作為中國現代化的重要環節，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然具有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特別是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上，國家治理應以“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為治理對象，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治理目標。達成這一治理目標，不僅需要國家治理各方面的體制機制生態化，更需要國家理性生態化。因此，就國家治理必須服務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而言，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然地包括國家理性現代化，特別是國家理性生態化。

學界目前關于國家理性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兩個主要論題：一是思想推介，許超[2]、張文喜[3]、許小亮[4]介紹了培根、馬克思、維柯等的國家理性學說；二是理論闡釋，林光彬[5]、左高山等[6]、任劍濤[7]對國家理性的內涵、特點及其與國家戰略、法治、國際合作之間的關系進行界定。由此看，深化國家理性生態化問題的研究既有強烈的現實需要，也存在較大的理論生長空間。本研究將結合相關成果，從國家理性現代化的視角，繼續探索國家理性與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以及現代生態倫理之間的關系，提出助力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國家理性生態化之路。

一、中國式現代化蘊含國家理性現代化的內在訴求

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內在地包含國家理性現代化?；蛘哒f，國家理性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層次內容。國家理性即國家治理活動的根本遵循，他讓治理主體能認識到什么是善的治理、什么是惡的治理，指引治理主體實現善治。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弗里德里?！み~內爾曾指出，國家理由現在被拿來指治國方略：好的那種是依靠道德和宗教上可接受的方法爭取普遍福祉和幸福，壞的那種則是利用不能容許的方法追求統治者的特殊私利[8]204。由此看，國家理性與道德有著高度關聯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特定價值觀念、道德原則和規范在指引治理主體爭取普遍福祉和幸福，從而賦予和保持國家治理的“善性”。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盵8]18這意味著，要持續賦予和保持國家治理的“善性”，就必須使國家治理能滿足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現實需要，必須使國家治理能服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反過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然地要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為前提，必然地會提出國家理性現代化的內在訴求。

（一）中國式現代化孕育新國家理性

就其目的來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為了解決國家治理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間的適應性問題，其中就包含如何構建一種新國家理性，指引國家治理更好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在現實層面，國家治理和中國式現代化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一方面，國家治理承擔著為現代化建設謀篇布局、施策落地的重大使命，而國家治理現代化也旨在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進一步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自我完善創造條件；另一方面，持續開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使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各維度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現代化的新情景、新內容、新目標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必然提出新要求。

從生態維度看，“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9]19。這意味著國家治理從理論到實踐都必須徹底扭轉“一味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壞自然”的思維定式和行動慣性，首當其沖的便是實現國家理性生態化。國家理性生態化指的是國家治理體制機制的設計、國家治理的具體實踐逐步實現以生態價值理念為指引、以生態道德原則和規范為遵循，爭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普遍福祉和人民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滿足，最終實現生態善治。國家治理走向生態善治的過程，既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推進過程，同時也是新國家理性的構建過程，或國家理性生態化的過程。這種新的國家理性亦可稱為生態理性，他體現為治理主體依據生態價值觀念，遵循生態道德原則和規范優化國家治理體系，并將之貫徹于治理實踐，實現生態善治的能力。就達成生態善治目標而言，國家理性現代化就是將生態理性上升為國家理性。

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理念，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落實這種發展理念需要“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自然觀，強調人是自然存在物，人、自然、社會構成有機統一的復合生態系統，成為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前提；需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價值觀，既反對犧牲環境、透支未來的短視性發展，又反對抑制生產、摒棄增長的片面性發展，強調以綠色生產生活方式來協調推進人民富裕、國家強盛和中國美麗；需要“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民生觀，強調良好生態環境與民生福祉之間相得益彰的關系，尤其是良好生態環境質量本身的民生需要極其重要價值；需要“生態興則文明興”的文明觀，強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一體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以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文明新形態?？傊?，中國式現代化孕育了一系列具有生態屬性的新理念，而以這些理念繼續指引現代化建設也必將孕育出新國家理性。

（二）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新國家理性

國家存在的意義在于調和矛盾、建構秩序，這決定了“公共性”是國家的基本特征?；谶@種公共性，國家治理的核心任務就是必須保全國家公共權力的內在善性[10]。國家的公共性和公共權力應追求的內在善性賦予了國家治理以倫理性，而這種倫理性又引導著國家治理向善、求善和行善?！吧啤钡膬群皇枪潭ú蛔兊?，不同的歷史階段人們總是從不同的視角來定義“善”。在“人的依賴”時代，人與人的關系表現為人身依附關系，“人身自由”被認為是善的，此時國家公共權力的內在善性重點在于促進人與人之間平等的自由。在“物的依賴”時代，人身依附關系表面上被解除，但人卻又開始被物奴役，被物化，“快樂”“財富”被認為是善的，但這種善是建立在物欲的無限滿足的基礎上，造成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分裂和對抗，國家公共權力的內在善性重點在于為人的自由發展創造物質條件，使人擺脫資本的控制，實現真正的自由。因此，未來社會的文明形態應該是擺脫了對抗性的文明，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文明”[11]。生態文明就其基礎和結構而言是屬于現實的文明形態，就其理念和方向而言屬于未來的文明形態，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價值目標。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符合文明發展的方向，必須有助于在歷史現實中孕育未來文明形態?；蛘哒f，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致力于化解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分裂和對抗。從人類文明形態的演進趨勢上看，國家治理所求之“善”就是要讓人徹底擺脫“物的依賴”和“人的依賴”關系，維護好人的主體性，使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歸于和諧。為了實現這種“和諧”，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布局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黨的十九大報告、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和充分肯定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大價值。對該總體布局的實施，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前人長期奮斗的基礎上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盵12]這充分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經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出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所要實現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的現代化，經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所要達成的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全面提升的文明形態。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對國家治理提出了全新的、更高的要求，特別是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需要國家治理從理念、原則、規范到實踐全方位的深刻變革。正是基于這種需要，《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3]。國家治理理念、原則和規范的變革總體而言就是國家理性的轉變。國家理性既是治理能力的一種體現，又全方位地貫穿在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實踐中。國家治理需要國家理性的指引，國家治理本身也在建構國家理性，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在建構一種新的國家理性[14]。隨著生態環境問題成為倫理問題、政治問題，建設生態文明逐漸成為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最迫切的需要，國家治理實踐必須回應和滿足這一需要，即將生態價值觀念融入國家治理全過程、遵循生態道德原則和規范治國理政。因此，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內在地要求國家理性現代化，而國家理性現代化包含著生態理性被構建起來并成為國家理性。

二、現代生態倫理為國家理性現代化供給生態理念

構建生態理性的前置條件是生態價值觀念、生態道德原則和規范的形成，而現代生態倫理則具有達成這一前置條件的內在特質與自覺使命。對于國家治理以及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而言，生態倫理通過特色敘事中蘊含的核心理念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念以及社會道德原則和規范，為生態理性的生成創造條件。

（一）現代生態倫理的核心理念

現代生態倫理是人類社會面對生態危機，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哲學反思。不同流派的生態倫理為我們化解生態危機，使人與自然關系歸于和諧供給了不同的理念。如一些開明的人類中心主義主張，人類對于生態環境的破壞負有道德責任；動物權利主義認為，那些適應于人類的道德原則應該擴展到動物身上；生物中心主義強調，人類必須尊重自然界中的生命體；生態中心主義主張，將道德關懷和道德考慮再進一步擴張到自然生態系統，生命體和非生命體都可以成為道德的對象。

1.生態正義理念

20 世紀80 年代，美國的環境正義運動從主流環境保護運動中分離出來，將本來隱藏在社會底層的環境正義問題推到了環境保護運動的最前沿，從而對現代西方生態倫理片面關注環境保護，而忽視環境不公的理論傾向提出了挑戰。針對這一挑戰，生態倫理的發展方向有所調整，一些倫理學家開始從更現實的角度看待和分析生態環境問題。生態（環境）正義問題在生態倫理學研究中的凸顯，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現代生態倫理學的理論轉向，也大大地深化了人們對全球性生態危機的認識。在理論界，“生態正義”的界定仍存在爭議。有學者概括說，目前對生態正義有三種理解：一是人類社會內部的正義，與環境正義同義，是狹義的生態正義，即所有人在享有生態利益和承擔生態責任上應該被公平對待，或者說生態利益和生態責任在當代人之間、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應該實現分配正義；二是人與自然之間展開的正義，即要人類對自然享有的生態利益與承擔的生態責任對等；三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正義，涵蓋了前兩種正義，是廣義的生態正義[15]?！吧鷳B”是一個既具空間含義，又具時間含義的概念。生態正義因而需要從廣義的角度加以理解，他內含著同一時間不同地域的人與人之間、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人類與自然之間在生態利益和生態責任上的公平對待，即代內正義、代際正義和種際正義。不過，生態倫理所倡導的生態正義似乎更像是一種道德理想，而非事實描述。實現生態正義的道德理想，關鍵就在于改變發達地區（國家）和貧困地區（發展中國家）在環境惡物和環境善物分配中的不正義。對此，除了道德主體的道德自覺與良心，我們更應該建立一種有助于生態正義的全球性分配制度。

2.自然價值理念

為了解決生態危機，生態倫理學主張將道德關懷擴展到自然界，在人與自然之間建立起倫理關系。為了將倫理關系延伸到人與自然之間，非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學基本都力圖論證人和自然都是平等的價值主體，或者自然具有和人一樣且獨立于人的內在價值。羅爾斯頓認為:“我們要擴大價值的意義，將其定義為任何能對一個生態系有利的事物，是任何能使生態系更豐富、更美、更多樣化、更和諧、更復雜的事物?！盵16]231自然界中的價值不僅僅是存在價值主體和價值客體關系之中，更是一種存在于自然生態系統中的普遍聯系或客觀規律。自然價值論的主要觀點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自然價值指的是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物種與物種（包括人）之間以及物種與自然生態之間相互作用的一種自然屬性；第二，生命體、生態系統以及整個自然界的客觀價值是一種內在價值，不依賴于他者之目的而存在；第三，自然中的價值包括工具價值、內在價值和系統價值。自然價值被一些生態倫理學家提出來之后，就受到了來自人類中心主義者的駁斥。不管自然價值論在論證以及理論本身上是否存在瑕疵，“說到底，環境倫理學的自然價值敘事并不是與自然界或自然物的對話，而是對人的責任訴求”[17]。理論上激進地論證內在價值的存在，在實踐中卻并不是反人類主義和厭世主義的，而是客觀地起到了喚起人們對自然物和自然生態系統的道德感的作用。如果就生態倫理學的使命是讓人們意識到并認真履行自己的道德義務而言，自然價值論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

3.動物權利理念

在20 世紀60 年代的第三次環境保護運動的推動下，人們開始思考動物作為地球自然生態系統一部分，是否具有類似于人的相應權利，動物是否也應該被列入道德關懷的范圍。動物權利論者雷根認為：“一個個體要么是生命主體，要么不是。所有作為生命主體的個體都平等地享有這個地位。因此，生命主體標準劃定了我們關切的所有道德主體和道德病人共有的絕對地位?！盵18]206動物具有感受快樂和痛苦的能力，因而具有內在價值，是和人一樣的生命主體，同等擁有天賦價值，擁有獲得尊重的平等權利。關于動物權利的觀點，對于我們認識生態危機，反思傳統的、盲目的人類中心主義思維能起到積極作用。如果主張動物權利，可以讓人們自覺承擔對動物乃至自然界的道德義務，從而恢復自然生態系統的和諧，那么這種理論無疑是具有啟蒙性質的。但是，雷根的動物權利論較為激進，他所主張的“全面廢止我們所知的動物產業”并不具有現實可行性。我們應該基于整體生態觀的基本立場和理論邏輯，承認動物有自己的內在價值且在一定意義上擁有自己的權利，尊重他們的這種內在價值和權利，不虐待動物，保護野生動物物種，甚至在必要時對人類自身利益作出某種形式的讓渡和犧牲[19]。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能有助于構建和諧的人與自然關系的價值理念，主張動物的內在價值和權利，并沒有否定人的內在價值和權利。既然能夠共同居住于同一顆星球，又為何不能對動物物種表現出尊重，追求和諧共存呢？

總的來說，現代生態倫理通過“生態正義”“自然價值”“動物權利”等核心概念和范疇為人類社會提供了一種調適人與自然關系的新理念、新原則、新規范?，F代生態倫理讓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自然不僅具有資源價值、審美價值等，更具有生態價值；人類只是自然存在物，并不能在自然界扮演“上帝”，相反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動也必須在自然生態系統的限度之內，人類必須敬畏生命，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

（二）生態倫理理念融入治理實踐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必須清醒看到，我們的工作還存在一些不足，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其中就包括“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推進高質量發展還有許多瓶頸”“生態環境保護任務依然艱巨”。這些問題說明：當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相較于人與自然和諧的現代化還存在差距。換言之，國家治理體系仍需要朝現代化方向持續推進。俞可平[20]認為，判斷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至少有五個標準：第一是公共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即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規范的公共秩序；第二是民主化，即切實做到了人民當家作主；第三是法治，即憲法和法律是治理的最高權威；第四是效率，即治理實現了社會秩序、行政效率和經濟效益；第五是協調，即中央治理和地方治理，政府治理和市場治理、社會治理，各種制度形成相互協調的整體。在某種程度上，國家治理就是對各種重大關系的調整，主要包括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國家與市場的關系、經濟社會與環境的關系、國家公共權力機關內部關系。這五個指標涉及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國家公共權力機關內部關系，但對經濟社會與環境關系的調整沒有凸顯出來。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曾明確指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依法推進，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的戰略位置，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以健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為重點，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全面促進資源節約利用，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大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弘揚生態文化，倡導綠色生活，加快建設美麗中國，使藍天常在、青山常在、綠水常在，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不僅將生態文明建設擺在國家治理的戰略位置，更首次將“綠色化”納入現代化的內涵之中。因此，“綠色化”或“生態化”理應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標識?！熬G色化”或“生態化”，就是在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目標的同時，又能保持良好生態，實現社會秩序、行政效率、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皆得。實現此種“綠色化”，國家治理必須貫徹落實生態倫理理念，成為一種具有生態倫理屬性的治理。只有達成了這一標準，國家治理才能真正進入生態善治這種理想狀態，才能更具倫理合理性。

習近平強調：“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盵9]41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將“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倫理理念融入思維方法和建設實踐。因此，在新時代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促進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全方位推動經濟社會綠色化、低碳化，實現高質量發展，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供動力支持；必須開展環境污染防治，堅持精準治污、科學治污、依法治污，打好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消除環境風險；必須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以重大工程為抓手加強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營造生態屏障；必須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調控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推動能源清潔高效利用，以能源革命為契機優化全球治理，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凝聚世界共識?？梢?，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一方面孕育出了與新時代以及現代化建設新實踐相適應的新理念，其中包括與生態倫理理念相通的生態理念；另一方面國家治理的各方面、各領域正在越來越多地貫徹落實這些新理念，逐步構建起適應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國家理性，其中便包括生態理性。

總之，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不斷地、連續地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革的過程”[21]。要推動這個“突破性變革”，必須借鑒和吸收各種治理理論和現代化理論的積極因子，但也不能生搬硬套，如生態倫理在國家治理理論的缺位就是我們應該避免的?，F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是“綠色化”的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國家治理能力表現為促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必先推動國家理性生態化，即以生態理性為指引，遵循生態倫理的基本理念、原則和規范治理國家。換言之，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一個構建生態理性的過程，也或者說是將生態倫理的基本理念、原則和規范融入國家治理的過程。生態倫理的基本原則和精神不是先驗的，而是人們在反思人與自然關系、開展生態實踐的過程中構建起來的。國家治理作為一種實踐活動，一方面依據并檢驗這些理念、原則和規范，另一方面也為他們的生成與進化提供平臺。因而國家理性生態化的過程與現代生態倫理的構建過程并不是兩個孤立的、一前一后的過程，而是相輔相成的同構過程。

三、構建生態理性需要跳出生態倫理的范式之爭

現代生態倫理歷來存在范式之爭。推進國家理性現代化也就不能回避這樣一個重要問題，即何種生態倫理范式更有利于構建生態理性？“范式”是庫恩（Kuhn）用來描述科學發展、科學革命的一個核心概念。庫恩在《必要的張力》中，界定“范式”為：“一種范式是，也僅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東西。反過來說，也正由于他們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組成了這個科學共同體，盡管這些成員在其他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盵22]288不過，在庫恩的理論中，范式一詞表現出多種形式和含義。在國內學術界，“范式”也是一個高頻詞匯，其中不少研究僅僅是借用了這個概念。我們這里使用的“范式”，更多的是指一種共有的信念，一種共有的形而上學思辨，且這些信念和思辨成果不單獨屬于任何一個個體，而是共同體成員認可接受的世界觀、本體論、方法論以及價值觀等。在這個意義上，目前可以為國家理性現代化供給生態倫理理念、原則和規范的范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范式；另一種是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范式。

（一）范式之爭

在對生態危機進行討論的各種理論范式中，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范式受到的批評和詰難是最多的。在很多研究者眼中，人類中心主義（傳統）的價值取向、行為方式是環境危機的根源，為了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道德，必須重新認識自然的價值[23]。拋開倫理范式的問題，有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可以肯定的：人類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導致了生態危機。對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范式的批評主要來自于非人類中心主義，這些批評概括起來有這樣幾個：一是在操作層面，自然存在物僅被當成對人有利的資源，但人對自然的認識是非常有限的，自然卻是無限的；二是在自我認知層面，將人的某些特殊屬性作為人類高于動物、且唯一有資格獲得道德關懷的主體；三是人類中心主義內含利己主義的邏輯；四是從歷史的角度看，道德進步意味著道德關懷對象不斷擴大，人類中心主義似乎阻斷了這種擴大的過程；五是將道德理解為調節人與人關系的準則，這只是一種元倫理學預設；六是缺乏后現代意識，即以本質主義和還原論為理論依據，將人與自然關系還原為孤立的原子式自我之間的功利關系或契約關系[24]。如果按照這些批評的觀點來審視人類中心主義，我們會發現不論是本體論的、認識論的，還是價值觀的，人類中心主義都是極端的、片面的。

面對各種詰難，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范式不僅對自身的合理性進行了辯護，更對反對意見本身展開了反駁和質疑。對自然中心主義的質疑主要集中在對“自然價值”的界定上。人類中心主義者認為，自然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范式的核心概念“自然價值”是一個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概念，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自然價值”本身的曲解，既從關系又從屬性的雙重視角來理解價值；二是對自然價值的主體界定不清，談外在價值時將人作為主體，談自然價值時又將人和自然都作為主體；三是自然價值的衡量尺度模糊不清，他們否定了“人的尺度”，卻沒有拿出一種統一的價值尺度。對于自然權利論生態倫理范式，人類中心主義者認為，將權利擴展到自然物實際上是忽視了權利主體是人的基本共識，也混淆了“生物社會共同體”和“人類社會共同體”的區別[25]231-233。同時，自然權利論將權利主體等同于道德主體，但是道德作為社會現象，道德主體只能是人?？傃灾?，在人類中心主義看來，非人類中心主義放棄人的主體地位，將陷入了“無主體”的誤區。如有人就認為，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詰難，一旦真的走出了人類中心主義，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對無主體的痛苦，從而陷入虛無主義的幽谷與“烏托邦”的幻想[26]。

生態倫理學作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是人們對人與自然關系進行的哲學思辨和倫理思考，研究者們有自己的立場與價值取向也是很正常的。范式的爭論使生態倫理學在發展過程中有了一種這樣的多數觀點：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是完全對立的生態倫理范式，現代生態倫理的構建只能是其中一種。因此，有人認為，人類中心主義作為人類最基本的價值原則和最高的價值原則是不可超越的，鑒于傳統人類中心主義是非科學形態，我們應該做的是重構一種科學形態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25]272-310。然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擁護者看到的卻是另外一番景象，認為非人類中心主義實際上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超越，是生態倫理學范式的轉換，標志的是人在自覺完成的進程中在不斷逼近自己的本質[27]。

（二）跳出爭議

爭議作為一個理論發展、接近真理的方式是無可厚非的，甚至是一種值得贊賞的探究方式。但是于生態倫理而言，我們的爭論必須建立在這樣一個共識之上，即停留在純粹思辨的爭論并不能成為真正的生態倫理學，倫理學是一門實踐導向的學問。亞里士多德早就明確過，“我們現在的研究與其他研究不同，不是思辨的，而有一種實踐的目的”[28]37，不僅如此，倫理學所推崇的道德德性也是要在實踐而非思辨中形成。生態倫理學當然也具有這種“實踐的目的”，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化解當前人類所面臨的持續惡化的生態環境，根本的目的則是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其實，爭論也不僅僅是存在于生態倫理學的構建當中，倫理學本身也是爭論不斷，有目的論范式與義務論范式的爭論，有元倫理學范式、規范倫理學范式、美德倫理學范式的爭論。這些爭論集中起來焦點基本都集中于“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是什么或應該是什么”，但是在不休的爭論之后，人們會發現倫理學基本問題的根本意義根本就不在于“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是什么或應該是什么”的答案，而在于能否在爭論之后構建一種支撐人自身發展的實踐理性。

作為道德本質的實踐理性，以兩種方式存在于人類生活世界：一是實踐理性的個體形態，承載個體對于道德價值的認知和認同結果，形成人的德性；二是實踐理性的集體形態，即公共道德理想，是人的道德主體性力量的對象化，形成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規范體系[29]。就像羅馬俱樂部在《人類處在轉折點》的報告中警告的那樣，舊的危機（如戰爭、疾?。┻€尚未過去，一大波新的危機，諸如人口危機、能源資源危機、環境污染危機、氣候惡化危機等又接踵而來，人類似乎已經患上了“危機綜合征”。面對這個“危機綜合征”，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個體的德性和公共生活的道德規范體系。對于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范式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范式的爭論，劉湘溶[30]的評價是非常中肯的：“但無論哪一種立場或取向的生態倫理學說，只要在邏輯上自洽，且能為現實的環境愛護提供相應的理性支持，都是值得肯定的?！?/p>

國家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破解這個“危機綜合征”，而破解此癥就需要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國家的倫理價值目標，不管是出于本國公民的基本權利來考量，還是出于人類與自然的應然關系來考量。這個倫理價值目標愈明確，國家治理的目的性與方向感就愈強，也越具有倫理合理性，越具有現代化的特征；相反，如果沒有明確的倫理價值目標，國家治理便是盲目的，就缺乏倫理合理性支撐，也會由于沒有相應的道德原則和規范的制約而可能遠離公共性，從而偏離現代化的軌道。因此，對于國家治理而言，在生態危機的現實背景中進行治理活動，首要的便是明確倫理價值目標——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范式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范式的意義都在于“提供相應的理性支持”。在馬克思看來，哲學家們不能只停留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更重要的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國家治理者更應該致力于改變世界。構建現代生態倫理學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為國家治理明確倫理價值目標，喚起人們尤其包括國家治理者對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道德責任感，形成對維護和促進生態正義的倫理自覺。國家治理的優勢則表現為可以借助公共權力、自上而下地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倫理價值目標，引導和培養人們的道德責任感和倫理自覺的普遍生成。概言之，國家治理必須依據生態倫理的價值觀念、遵循生態倫理的原則和規范進行治理。陷入無休止的范式之爭，只能使構建實踐導向的生態倫理學成為“烏托邦式”的想象，對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現代化更是無補于事。

四、以和合的生態倫理推動國家理性生態化

肩負著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使命，現代生態倫理便不能陷入無休止的范式之爭。為此，我們需要一種新范式，使現代生態倫理能圓融爭議，協和既有范式，為國家理性生態化貢獻思想智慧和倫理動力，即以和合的生態倫理引領生態理性的形成。

（一）“和諧”的尺度符合美的規律

沖突其實是無所不在的。人類社會始終存在沖突，有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沖突、階層與階層之間的沖突、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沖突，也有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沖突、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沖突。人與自然關系本身也存在沖突，人從出生來到自然世界，作為自然存在物接受自然界提供的生存環境和資源，同時又通過創造性活動來擺脫自然界的控制和支配，將天然自然轉變為人化自然；同時，人的智力的發展和實踐能力的提升，又使人成為具有意義世界、精神世界的自然存在物，使原本完全被動的生活方式轉變為了人之為人的生活方式，或者說由大自然的“順民”（動物）變成了“逆子”（賦予自己主體地位，將大自然當作客體）。但是，和諧同樣是無處不在的，人類和動物的不同在于，動物與自然的和諧是被動的順應自然，做大自然的“順民”；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人主動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自覺做“生態公民”。正是因為人的主動性、能動性和創造性，使得人可以化人與自然之間的沖突、人與自我之間的沖突、人與人之間的沖突、人與社會之間的沖突、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沖突為和諧。

對于人在追求和諧、創造和諧中所表現出的主動性、能動性和創造性，馬克思很早就曾指出：“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于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盵31]既然“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那么當然可以選擇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尺度，也可以選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尺度來進行生產。而“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當然就是按照人類所追求的“和諧”的尺度來構造，而不是按照人類所應規避的“沖突”的尺度。

那么，一種什么樣的生態倫理學能給我們提供符合美的規律的價值尺度呢？中國傳統倫理思想中便存在這種能指引公民以及國家規避沖突的價值尺度，那就是“和”[32]。不同于傳統西方哲學特別是近代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并不主張主客二元分離、二元對立，而是強調不同事物沖突融合而和合產生萬物?！秶Z·鄭語》中道：“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边@里的“他”便是不同的事物、沖突的事物、相反的事物，融合、協調平衡這些事物，才能獲得豐富發展并歸于統一。道家《道德經·第四十二章》中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钡辣揪褪顷庩?、動靜沖突的融合，萬物同樣是內外與陰陽相得，陰陽與抱負相合，因以陰陽相沖的和氣而生長。儒家《中庸》中也認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卑选爸泻汀币暈槭菧贤ㄌ斓厝f物最普通的思想，理想的治理狀態就是構建和合世界。

（二）以和合的生態倫理培育生態理性

縱觀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歷程，大抵都是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道路，國家治理的理論和實踐都強調經濟增長而忽視生態環境。正是基于這樣的治理邏輯，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無法克服的固有矛盾，即他會因經濟危機、階級危機、文化危機、社會危機和生態危機等多重并發危機而必然走向滅亡。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以“美麗”為目標導向，彰顯的主要價值要通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共榮，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確保人民群眾在優美的環境中工作和生活、充分獲得生態權益體現出來[33]。因此，面對人與自然之間的沖突、人與自我之間的沖突、人與人之間的沖突、人與社會之間的沖突、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沖突等諸多沖突，我們需要一種“和”的尺度，從而融合沖突，和實生物。

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范式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范式的相互詰難、彼此不容，實際上就是持有一種非此即彼的哲學觀，這與“和”的尺度是相違背的。因此，回應生態危機最好的辦法是構建一種和合倫理學：道德和合以天、地、人為目標，以“人”界的“性”與“命”為內涵，以天人和合、地人和合為價值導向，建構“天人和合”的自然倫理道德學說（或稱生態倫理學），這種道德學說對人類的智能活動提出了三個基本道德原理：內外不二的公正原理、物我一體的無私原理和責利圓融的平等原理[34]。和合的生態倫理就是要求“叛逆的人類”與自然生態環境的關系能體現行為與責任、權利與義務的統一，做到正直、合理、適宜，依據平等原理進行天人交往、物我交往，實現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共利、共需、共生、共達”和“互滲、互補、互利、互惠”[35]。

習近平在國內、國際很多重要場合都提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的理念，強調的便是承認沖突、融合沖突，和合而生物——生成發展契機、生成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生成良好的生態秩序。如在“領導人氣候峰會”上，習近平向世界推介：“中華文明歷來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盵36]

基于“和”的理念，習近平創造性地提出“生命共同體”的概念，倡導人類按公正、無私、平等的原理給予人類生命生存和天地萬物生命生存以道德關懷。為了匯聚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的磅礴之力，習近平還呼吁：“人類是命運共同體，不論是戰勝新冠疫情，還是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唯有團結合作，才能有效應對全球性挑戰。生態興則文明興。我們應該攜手努力，共同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共建清潔美麗世界?！盵37]全球生態治理有必要秉持“和”的理念，中國的生態治理更應如此。實施有效的生態治理，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需要協和國家、市場、社會多元主體力量，求同存異，通過對話協商的漸進方式完善生態治理體系，共同參與生態環境保護，共享生態文明建設紅利。具體而言，這個“紅利”便是以優質生態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傃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生態文明時代國家治理效能的集中表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追求，同時也是和合的生態倫理的價值指向。走好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必須依據和合的生態倫理來培育生態化的國家理性，即推進國家理性生態化。

時至今日，生態倫理雖興起的時間不長，卻已經成為一種時代之音，生態倫理學也發展成為一個顯性學科。生態倫理提倡的基本理念、原則和規范經過反復的實踐和檢驗，較為普遍地為人們所接受和踐行，孕育出了一種被廣泛認可的生態理性。在國家治理層面，社會價值觀的變遷會對國家治理提出現代化的要求，生態理性的形成就要求國家治理追求生態善治，因而必須進行生態環境治理以及推動治理方式生態化。從當前中國的治理實踐來看，綠色發展理念、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治理行動都是對生態理性的遵循，是對生態倫理的基本理念、原則和規范的認同與實踐?？梢钥隙ǎ翰还苁抢碚搶用孢€是實踐層面，國家治理及其現代化的生態語境依然形成，“生態”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一種重要標識。如果從“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角度來審視國家治理，我們會發現生態倫理與國家治理之間存在辯證統一的關系：一方面生態倫理貫穿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為國家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明確價值導向、生態道德原則和規范，彰顯國家治理的倫理合理性；另一方面國家治理致力于建構的生態秩序也正是生態倫理的目標追求，“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落地又是對生態倫理原則和規范的確認和驗證。因此，構建和合的生態倫理與國家理性生態化是一個并行同構的過程，通過培育生態理性，和合的生態倫理能幫助我們調適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逐步實現生態善治目標，持續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