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學理性：蔡元培的研究觀與在北京大學的實踐

郭華東

（菏澤學院 歷史系，山東 菏澤 274015）

現代大學與古典大學的重要區別之一是“研究”成為其核心功能之一。目前國內外教育史學界普遍認為，這種深刻的堪稱革命性的大學發展范式變化最先出現在德國大學。后來這種大學新功能觀漂洋過海傳到了美國，且在美國呈現出蓬勃發展之勢，出現了像約翰·霍普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這樣在當時具有樣板意義的研究型大學。同時，這一理念也影響到了亞洲，影響到了民國時期（1912－1949）的大學校長。他們積極在大學里倡導學術研究，并呈現不同的實踐風格。其中，蔡元培（1868－1940）的研究觀和實踐風格極富特色，且影響堪稱最為深巨。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①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時間是1917年到1927年，其間他有多次請辭。按照蔡元培本人的說法，他在北京大學真正擔任校長的時間“不過五年半”，參見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載高平叔編：《蔡元培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669頁。蔡元培積極實踐其研究觀，并呈現出鮮明的注重“學理性”的特點。這種風格的形成深受其學識素養、接受的德國大學的教育理念和主掌的北京大學的地位等重要因素的影響。目前學界對蔡元培的研究觀和實踐風格及成因分析尚無專文涉及。深入探討此問題不僅有助于全面認識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而且有助于了解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北京大學的發展狀況與辦學風格，以及理解當時的德國大學教育理念對北京大學產生了怎樣程度的影響。

一、注重學理：蔡元培對研究的倡導和在北京大學的實踐

后人在評價作為教育家的蔡元培的成就時，常會提及他對中國現代大學制度的創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扮演的關鍵角色。有國內學者曾富有洞見地指出：“五四時期，主掌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根據自己所理解的現代大學理念，仿效德國研究型大學體制，率先在北京大學建構了一套由教授、院系、學科、評議會、研究所、圖書館、實驗室、學術社團、學術期刊等元素構成的現代大學制度?！保?］14“研究”是現代大學制度構建中一個至為關鍵的要素，是現代大學的“靈魂”之一。蔡元培對中國現代大學制度的塑造便深刻體現在他對“研究”的倡導和實踐上。

梳理蔡元培在公開場合的講話，我們會明晰地發現他非?？粗亍把芯俊痹诖髮W中的地位，試圖用“研究”理念重塑他認為問題叢生的北京大學，試圖將北京大學塑造為師生共同參與其中的“研究學理的機關”。①有學者指出，蔡元培本意是將北京大學造就為“研究學理的機構”，但卻“事與愿違”，造就了一批充滿革命熱情而隨時準備上街的青年，使其變成了一個“運動的機關”，這是蔡元培的“悖論”之所在。參見吳民祥：《蔡元培的“悖論”—中國近代大學的學術訴求及其困境》《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15頁。實際的情況確實是蔡元培在短短5年主掌北京大學的時間里（蔡元培真正在北京大學校長位置上的時間），還無法讓北京大學變成一個真正的“研究學理的機關”，但是不可否定的是北京大學當時的“研究”風氣確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出現了新的“風氣”，蔡元培所秉持的理念無疑是具有可觀的價值的，其為此做出的努力也值得肯定的。我們不能因為后來出現了蔡元培無法預料的“結果”，就否定其所設定的理念的價值和為理念所付出的種種努力的意義。蔡元培用“研究”給他理想中的大學和主掌的北京大學設定了基本的“底色”，從下面這些他在不同場合的言論和實踐中，我們可非常清晰看出其中的風格與特點。

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前，蔡元培就公開表達過大學應追求“高深學問”的辦學理念。1912年9月3日，蔡元培在中國公學開學的致辭中談到：“現在民國成立，全國學風應以建設為目的，故學子須以求高深學問為惟一之懷想?！保?］24在擔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首任部長期間，在蔡元培主導下，1912年10月24日，全國臨時教育會議表決通過了教育部十七號令，正式公布《大學令》，確定了大學的“學術本位”的原則?！洞髮W令》在第一條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第六條款中規定：大學為研究學術之蘊奧，設大學院。［3］3751917年9月27日，中華民國教育部對《大學令》加以修正，但第一條和第六條的表達沒有發生變化，依然強調了對大學的學術研究功能。［4］381《大學令》對“研究”的強調主要體現在兩點：一是對大學的定位上，二是所建議設立的“大學院”上。雖然蔡元培擔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的時間甚短，但是其對大學“研究”功能的重視可見一斑。

在蔡元培擔任校長前，北京大學是所沒有“研究學問的風氣”的大學，他到北京大學后，“把學生的精神和興趣引誘到研究上面去?！保?］591917年1月9日，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講中，蔡元培明確提到了大學的性質問題，他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保?］75同年5月9日，蔡元培在給民國外交總長的信件中說，經過教育部及各直轄專門學校的多次討論，決定更改現行學制，“以后北京大學只辦文、理兩科，其余各科，均取收縮主義?！保?］96隨后，蔡元培不斷推進其“收縮主義”的構想。1918年1月，蔡元培提出了大學改制的方案并陳述了其理由。他認為，大學應該專設文理兩科，至于法、醫、農、工、商五科則“獨立之大學”，成立專門的法科大學、醫科大學等。在陳述其中的原因時，他再一次強調了文理兩科是“專屬學理”，而其他科則是“偏重致用?！保?］129－130蔡元培的意思很明顯：大學是研究學理的機構，文理屬于學理；像法、醫、農、工、商五科屬于應用型的，應該獨立于大學而存在于專門的大學中?；谶@樣的認知和理念，蔡元培認為北京大學的法科具備獨立的法科大學的資格，建議將北京大學的商科加以“歸并”。他還與教育部和位于天津的北洋大學商議，將北京大學預科畢業生中愿意入工科的學生送到北洋大學，北京大學的工科則等工科學生畢業后停辦。［9］130－131

1918年4月15日，蔡元培在《讀周春岳君＜大學改制之商榷＞》一文中再一次明確表達了大學（尤其是北京大學）應專設文、理兩科。他說，“學”與“術”雖然關系緊密，但還是有區別的。他認為，文和理是“學”，雖然間接有應用的價值，但是致力于“學”的人應以研究真理為目的且“終身以之”；而法、商、醫、工等則是“術”，講究的是“直接應用”。［10］141“鄙人以為治學者可謂之‘大學’，治術者可謂之‘高等專門學?！??！保?1］142蔡元培對“學”極為看重，他曾經對黃炎培說，“救中國必以學?！保?2］55在蔡元培看來，致力于“學”便是致力于“研究”。

蔡元培在多個場合反復陳述和強調他對大學性質的認識。1918年，蔡元培提到，“在大學，則必擇其以終身研究學問者為師，而希望學生于研究學問外，別無何等之目的?！保?3］142同年9月20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學開學典禮上提到，“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之人格”，“本校一年以來，設研究所，增參考書，均為提起研究學問興趣起見?！保?4］17111月10日，蔡元培給《北京大學月刊》撰寫發刊詞，再次提到大學的研究性質。他說：“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之資格而已也，實以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保?5］178

1919年9月20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第22個開學典禮上繼續強調大學應具有的研究功能?！爸T君須知，大學并不是販賣畢業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所以，大學的學生并不是熬資格，也不是硬記教員講義，是在教員指導之下自動的研究學問的?！保?6］247

1921年5月12日，蔡元培在愛丁堡中國學生會和學術研究會舉辦的歡迎會的致辭中提到了“學”與“術”的區別與聯系，旨在強調大學應該注重“學”的研究。他說，學與術是兩個詞，學為學理，術為應用?！案鲊髮W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醫學，非但研求學理，并且講求適用，都是術。純粹的科學與哲學，就是學。學必須借術以應用，術必以學為基礎，兩者并進始可?！保?7］344－345他認為，不研究作為“學”的“科學”，那作為“術”的技術就成為無源之水。蔡元培希望留學生們“不可忽視學理”。［18］3457月19日，蔡元培在伯利克中國學生會的演講中提到，中國大學應該設立“包羅各種有用學問，及為真理或為求學問而研究的學科?！保?9］36411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大學評議會第二次會議提交了北京大學研究所大綱提案，建議“本校為預備將來設大學院起見，設立研究所，為畢業生繼續研究專門學術之所?！痹撎岚赣谕甑?2月14日通過，所設立的研究所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和外國文學研究所。［20］380

1922年7月3日，蔡元培向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一次年會提議，大學分為國立大學和省立大學，國立大學為“全國高深學術之總樞，”設立“大學院”；同時，省立大學或區立大學也設置多種研究所。［21］423－424同年8月，蔡元培在《湖南自修大學介紹與說明》中提到，大學本來就是“以專門研究為本位?！保?2］4451922年北京私立華北大學創立，蔡元培被推為該校校長。9月28日，蔡元培在華北大學開學演講中再次提到了大學應該以研究高深學問為目的主張。他說：“西洋各國大學與專門學校有不同的地方，專門學校是造成專門人才，應社會之需要；大學則以研究高深學術、滿足智識欲為目的。然大學以文科、理科為中心，無論研究那一科，必須以此二科為根基，故教育部民國二年《大學令》如此規定?！保?3］460

1927年6月27日，南京民國政府中央政治會議第109次會議通過了蔡元培提交的變更教育行政制度的提議。在提交的方案中，蔡元培主張“凡大學，應設研究院?！保?4］542后續通過的《大學區組織條例》第四條便規定“大學區設研究院，為本大學研究專門學術之最高機關?！保?5］543

為實現所勾勒的大學應為研究機關的想法與辦學宗旨，蔡元培積極在北京大學開展實踐。其中有兩項實踐尤為突出：一是創建專門的研究機構，二是聘請有學問且能激發學生研究興趣的師資。

1917年，北京大學評議會通過了文、理、法三門設立研究所的決議，這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實踐其學術研究理念的重要舉措。1918年1月各科研究所都已經成立。［26］671920年7月30日，北京大學公布了《研究所簡章》，明確規定研究所的宗旨和類型。簡章規定研究為“仿德、美兩國大學之Seminar辦法，為專攻一種專門知識之所，”研究所暫時分為四類：國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自然科學研究所。簡章還明確規定“三年級以上學生及畢業生，均應擇習研究課?！保?7］280－2811920年9月16日在北京大學第23個開學儀式上，蔡元培提到，“本校所辦的研究所，本為已畢業于將畢業諸生專精研究起見?！保?8］285為進一步促進這些尚不令蔡元培滿意的研究所的發展，受政府委派，蔡元培于1920年12月下旬抵達法國，開啟了其考察之旅。1921年初到該年秋天，蔡元培走訪了歐美各大學研究所及學術機構，尤其是注意各種研究機構之內部組織結構。［29］268這次考察為蔡元培優化北京大學內部的研究所提供了經驗借鑒。

成立于1922年1月的國學門是蔡元培積極實踐其研究觀的代表性成果。它是中國現代最早以歐美研究機構為模式建立起來的研究所。這個全新的學術機構的創建充分體現了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體制化”“專門化”和“組織化”趨向，由此帶動了整個中國專門學術研究機構的勃興。［30］180此外，在北京大學校內，還出現了其他具有研究性質的機構?！拔迥暌詠?，其中編輯室、考古學研究室、明清史料整理會、風俗調查會、歌謠研究室、方言調查會等。已著有不少的成就，所著錄研究生之十二人，也已十二人貢獻心得的著作。其他若地質學系、物理學系等，雖未立研究所名義，而教員研究所得，已為社會所推許?！保?1］535

1926年10月10日，《申報》刊登了蔡元培對1912－1926年民國大學教育發展的看法。蔡元培認為，在過去的15年，民國大學取得的諸多成績中有一項便是研究所的創建。他說：“還有一事，值得特別標舉的，是現在大學漸共趨于設立研究所之一途”，“因大學的責任，本不但在養成一種人才，能以現在已有的學術，來處理現在已有的事業，而在乎時時有新的發現與發明，指導事業界，促其進步。所以大學不但是教育與指導學術于學生的機關，而實在是教員與學生共同研究的機關?！彼€以北京大學為例談及了研究工作走過的歷程和取得的一些成績?！懊駠?，教育部所定的大學規程，本有研究所一項，而各大學沒有舉行的。國立北京大學于七年間曾擬設各門研究所，因經費無從籌出，不能成立。十年決議，歸并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外國文學四門。而國學門即于十一年成立?！保?2］535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創建的研究所最為突出的特點之一是重視“學”而非“術”的研究，所涉及的學科是“文”與“理”，注重的是事物的“原理”的探究。很顯然這是與蔡元培對研究的認知桴鼓相應的。蔡元培認為研究的最重要和最緊迫的對象是“學”，而只有“文”與“理”才是真正的“學”，所以他創建的研究所多是文理性質的。概而言之，就是重視研究的“學理性”。

與創辦研究所同步的是聘請有研究能力的師資，且這些師資的普遍共性是具有蔡元培所認為的在“學”上有能力。蔡元培在為北京大學聘請教師時注重“純粹之學問家”，很顯然，這是和他對研究的“學理性”的定位一脈相承的。

蔡元培認為，“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睘榱舜蚱茖W生的“這些習慣”，蔡元培認為，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33］663才能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34］246

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在給吳稚暉的信件中說：“大約大學之所以不滿人意者，一在學課之凌亂，二在風紀之敗壞。救第一弊，在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面教授，一面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保?5］82蔡元培在信中用了兩個“純粹”，其含義有兩層：一層是指學術與政治應相分離，學問家與官僚不能一身二任；另一層是指不管學問的路向如何，只要是研究學問、自成一家的，就都在蔡元培延聘的范圍內。［36］166

1919年3月18日，蔡元培在給林琴南的公開信中再次談到他聘請教員的原則：“對于教員，以學詣為主?！保?7］180按照陳獨秀的說法，蔡元培所聘請的教員中，像崔懷慶、辜湯生（辜鴻銘）、劉申叔（劉師培）、黃季剛（黃侃）四位先生，思想雖說是舊一點，但是他們“都是有專門學問”。［38］314顧頡剛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蔡元培在聘請師資時“不問人的政治意見，只問人的真實知識?！保?9］45對蔡元培頗有研究的學者蔡尚思也認為，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對于教職員方面，純抱人才主義，只問學問能力，不問資格年齡，從復辟黨到共產黨，都可容納；從國學到西學，都要注重?！保?0］52

在北京大學1919年9月2日的開學儀式上，蔡元培發表演講指出，為了達到學生能在教師的指導下研究學問，延聘師資“不但是其有學問的，還要求于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并能引起學生的研究的興趣的?！彼蟊本┐髮W延聘的師資“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就是我們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整理他?！保?1］2471920年10月20日，蔡元培在赴歐美考察高等教育之前在學校做了演講。在演講中，蔡元培提到他赴歐洲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考察專門學問用功研究的留學生，想法幫助他們，預約他們深造，留待將來校中聘請?！保?2］287

蔡元培不以學歷高低為標準選聘師資，也不以資歷深淺選聘師資，以能否具有研究能力為其中最為核心的標準。梁漱溟和胡適的例子就非常鮮明地凸顯了蔡元培的這種師資選聘的標準。

梁漱溟沒有讀過大學，以當時的標準衡量，他在學歷上可謂是小字輩。雖然當時從歐美留學歸國的學人占中國人口的比例并不高，但其數量在北京大學的師資比重中還是可觀的，可以說在歐美獲得學位（尤其是博士學位）是進入民國著名大學的“敲門磚”，是成為一名大學老師的“標配”。在這樣的背景下，沒有歐美留學經歷也沒有大學文憑的梁漱溟能被北京大學聘任，主要是基于蔡元培對梁漱溟所寫《究元決疑論》長文的賞識。寫此文時，梁漱溟僅24歲。蔡元培通過此文斷定梁漱溟有其所認為的“研究”的能力，符合他錄用師資的標準。

梁漱溟后來追憶蔡元培時談到了他被蔡元培選聘擔任印度哲學課教師的經歷與情景。他提到，有一天蔡元培約他和陳獨秀到校長室，希望讓他擔任印度哲學課的老師。梁漱溟說自己不懂印度哲學，只是“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蔡元培對梁漱溟說：“你不是喜好哲學嗎？我自己喜好哲學，我們還有一些喜好哲學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來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是當老師來教人，你當時來共同學習好了?！绷菏檎J為，蔡元培的這幾句話打動了他，他“只有應承下來”。［43］90梁漱溟還認為，蔡元培選他入職北京大學擔任教師，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或者感覺我富有研究興趣，算個好學深思的人，放在大學里總是好的?！保?4］91我們可以看出，梁漱溟本人也認為自己被蔡元培選聘為北京大學的教師與他自身具有“研究興趣”密不可分。實際的情況也確實如此。

胡適則是另外一種富有代表性的例子。胡適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生赴美國留學，先后就讀于著名的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在美國留學期間，他密切關注國內的學界動向。［45］19胡適曾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隨后又寫了一篇《諸子不出于王官論》的翻案文章，受到蔡元培的賞識，被聘為文科教授，［46］25躋身北京大學當時薪水最高的“一級教授”之列。［47］191917年9月12日，蔡元培親自設宴歡迎胡適正式入職北京大學，［48］28這足可看出蔡元培對胡適的重視程度。后來蔡元培在回憶他北京大學的經歷時便提到胡適，認為他是一個“舊學邃密”和“新知深沉”的人。［49］663

入職后，胡適也相當用功，用了一年多時間將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英文）擴充為《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該書寫成于1918年9月，出版于1919年2月，是胡適的“成名作”。書出不到兩個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版到第八版，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和影響之大。它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本用現代學術方法系統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書。［50］1在這部書中，胡適用他在美國所學到的“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的問題，類似蔡元培所主張的“用新方法來整理中國固有的材料”，是用“現代的科學方法”來研究歷史、哲學和四書五經等。［51］121胡適的研究精神給蔡元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胡適找到蔡元培為他的書寫序時，蔡元培欣然應許，稱贊胡適“心靈手敏”。蔡元培認為，胡適的書具有的“特長”有“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方法”“系統的研究”。［52］1－2可見，蔡元培對胡適在書中所展示的研究的方法是相當的肯定的。

此外，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校內還通過創辦學術刊物來營造研究氛圍，其中《北京大學月刊》便是這類有代表性的刊物。

《北京大學月刊》是北京大學創辦的第一個學術刊物，類似于大學學報性質的學術刊物。［53］67根據北京大學校友、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回憶，蔡元培擔任校長不久后就出版了《北大日刊》，除了發布學校消息外，還刊登教員和學生的論文，“于是漸漸有討論駁難的文字出來，增高了學術研究的空氣?！薄侗贝笕湛返母寮頂D后，蔡元培就增開了《月刊》（即《北京大學月刊》）。［54］45《北京大學月刊》創刊于1918年，第一期發行于1919年1月。其明確是以發展“學術”為圭臬，旨在“提起學理的研究心”。蔡元培還親自書寫了“發刊詞”。在“發刊詞”中，他說由于之前的《日刊》“不能載長篇學說”，便有了發行《北京大學月刊》的計劃。蔡元培認為，創辦該期刊的目的在于三點，一是“盡吾校同人所能盡之責任”，二是“破學生專己守殘之陋見”，三是“釋校外學者之懷疑”。其中，蔡元培所提到的“責任”則是在大學里從事研究，以科學的方法“揭國粹之真相”，闡發“新義”，貢獻中國和世界。［55］178－179朱希祖、胡適、陳啟修、陶孟和等學者被蔡元培邀請擔任編輯，可謂陣容強大。出版發行“以學術為本”的《北京大學月刊》是蔡元培用“學術”來重塑北京大學風氣的一個重要方式與內容。它的編輯出版創造、優化、傳播、貯存了當時一定量的學術成果。這些學術成果作為學術信息，廣泛地長久地傳播，產生了相應的學術效應。［56］72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張揚學術的言行很清楚地表明：他認為學術乃大學的“立校之本”。［57］12由于蔡元培的提倡與以上措施的作用，北京大學的學術研究之風“盛極一時”。文、理、法各科幾乎每周都有學生講座，專家學者各顯神通。［58］148當時的北京大學出現了蔣夢麟所認為的“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蓬勃一時”的盛景，“教室里，座談會上，社交場合里，到處討論著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系和政治制度等問題?！保?9］121北京大學在蔡元培的改造下儼然是成為“學術象牙塔”，形成了“學術自覺”的氛圍，開啟了一種之前不曾有過的“風氣”。［60］133

二、“學理性”風格形成的原因分析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清晰地看出，蔡元培主張的研究觀和實踐活動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強調其“學理性”，注重對純粹的高深學問的追求，是一種“為學問而學問”的實踐風格，而不是追求短期的對社會發展立竿見影的效果。這種風格的形成主要是受三種因素的深刻影響。

其一，學識素養的影響。蔡元培的學識素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他喜歡探究學問，且寫有多部著作；二是他所喜歡探究的學問的方向多集中在那些注重理性思辨而非強調應用的學科上。蔡元培這種學術素養折射到其實踐中便是表現出濃烈的“學理性”，注重對事物原理的探究，幾乎對強調短期的側重社會應用的辦學風格形成了強大的“免疫力”。

1889年蔡元培鄉試中舉人，1890年赴京會試告捷，1892年則是殿試中進士，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被授予“翰林院編修”，被當時的戶部尚書翁同龢稱為“雋材”。［61］3翁同龢26歲中狀元，在晚清學界和政界都富有威望，以其學識來看，能得到他的賞識的人不大可能是位資質淺薄的泛泛之輩?？梢哉f，蔡元培在年輕時儼然具備了成為“學者型”人才的潛質。他在歐洲留學的經歷又使他的治學興趣增強，功底精進。1910年他在德國留學期間寫就了《中國倫理學史》一書。這本書在1910年7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出版后一度“洛陽紙貴”，多次再版，可謂一部能“耳目一新”的著作。雖然以現在的學術眼光看，其觀點早已被超越，但在當時其學術影響力是相當深廣的，其開拓性意義與方法論價值也非同凡響：它是近代中國第一部倫理學史專著，是“中國學人第一次用可以與世界對話的語言來陳述現代哲學觀，時間比王國維最初的哲學美學論文還要早些，其對現代學術的奠基而言，實非常重要?！彼皯摲Q得上中國現代哲學的先導?！保?2］183此外，蔡元培還寫有《＜石頭記＞索隱》《哲學大綱》等多部多領域的著作。

蔡元培是位非常喜歡讀書和治學的知識分子。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是“性近于學術而不宜于政治?！保?3］2他還認為，自己是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且具有相當大的研究學問的興趣。蔡元培在1923年1月21日提到，他對研究學問的興趣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后不能騰出時間看書而感到痛苦。他說：“我是一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我的興趣也完全在這一方面。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見多少不愿意見的人，說多少不愿意說的話，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騰出一兩點鐘讀讀書，竟做不到，實在苦痛了?！保?4］482有學者認為，蔡元培是個“身在政界而心向學術之人”。［65］這種判斷無疑是富有見地的。

實事求是地講，在學術成就上，蔡元培還不屬于民國學者群中最頂尖的那類學者，“毋庸諱言，蔡元培本人并不算中國現代第一流的學術大家?！保?6］152但他的學術功底確實是深厚的，按照著名史學家呂思勉的評價是“蔡元培自己的學術，亦有其相當的價值?！保?7］544或者再退一步說蔡元培到少是個有學問的人，是個懂學問的人，正如在蔡元培在1940年過世后，許地山就曾這樣評價蔡元培的學術能力：“蔡先生到底沒有寫過什么偉大與不朽的論文，可是這個不能說他沒有學問?！保?8］72

根據蔡元培的著作所涉及的類型，我們也可以很清楚看出，他所感興趣的學科多是強調理性思辨的學科，而不是那些注重和強調社會運用的學科。這是其學術素養的另外一個突出特點。蔡元培在法國、德國的大學研究的是哲學、美學、人類學、文明史等。［69］48很顯然，這些多不是應用型的而是重視理論思辨的學科方向，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蔡元培“為學問而學問”的研究風格。

其二，德國大學教育理念的影響。德國大學近乎“為學問而學問”的研究理念深刻影響了曾在德國留學的蔡元培。他贗服德國大學的研究理念，并將這種認同的研究理念在北京大學加以積極實踐。

在教育領域，我們常常將歐美放在一起談論。實際上，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歐洲和美國形成了不同的大學教育理念，德國在十九始末二十世紀初是引領歐洲大學教育理念的國家。蔡元培去德國留學期間，在高等教育領域，德國所形成的理念是重視“純學術”的研究；1921年7月19日，蔡元培在伯克利中國學生會主辦的演講會中提到，他曾在德國、法國帶的時間較長，比較熟悉德國、法國大學的學制，所以他比較重視研究學問。他說：“至近二十年來，中國始辦新式大學。初辦大學時，注重養成有用人才。兄弟在德、法較久，深悉德、法學學制，固亦注重研究學問?！彼J為，德國注重“精細分析的研究”，法國注重“發明新法的研究”。［70］363

在赴德國之前，蔡元培就認為“世界學術德最尊”，也就是說在赴德國之前，蔡元培就對德國的教育情況（尤其是德國大學情況）多有了解?？梢哉f，在去德國留學之前，蔡元培就推崇德國大學對學術研究的重視了。蔡元培對德國大學重視研究的理念甚為敬佩。在德國留學期間，他曾翻譯過《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一書的序言部分，并刊登在國內的期刊上。天資聰穎、推崇德國大學對學術研究的提倡、勤奮好學等多種因素使得蔡元培在當時德國大學的“純學術”的教育思潮下獲益良多，治學功底進一步加強，前面提到的《中國倫理學史》一書編是他在德國留學期間撰寫的。這部專著是蔡元培當時沉潛于德國大學“純學術”教育思潮與氛圍的產物，也是蔡元培認同德國“純學術”教育思潮與理念的表現，體現了他深受德國大學“以學術為業”理念的影響，正如有學者認為的那樣：蔡元培“學術至上”的理念的真正形成是在他留學德國的時候。德國大學對學術自由、科學方法和專業研究的強調深深打動了蔡元培。［71］165

其三，主掌的北京大學的地位之影響。蔡元培主掌的北京大學并非是所普通大學，其影響力不是同一時期中國其他大學所能媲美的。北京大學所具有的地位給予了蔡元培更多的“使命感”，促使他努力革新這所大學的“風氣”進而引領當時中國大學的發展。

北京大學脫胎于官辦的京師大學堂（1898年），“甫一成立便地位顯赫”。從誕生起，它就被賦予了強烈而明確的重任，“即欲使其成為一個新式的機構、一個國家學校系統的頂端，以便取代原先那種以科舉考試為基礎的、古老而又僵化的教育體制，”［72］6可謂是“權重位高”，深孚眾望。它不僅是當時的最高學府，而且還是當時最高的教育行政機構，擁有統轄全國各地教育的大權。雖然后來的北京大學不再是個行政機構，但是其繼承下來的歷史資源是相當深厚的，尤其繼承了被賦予的“挽救民族”的重大使命?？梢哉f，北京大學不僅僅是一所大學，還是一個被賦予了重大使命和具有符號象征意義的大學，具有其他大學所不具有的那種指點江山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角色定位。

這種“出身”有形或無形地將北京大學置于一個很高的地位，這是當時中國其他大學所無法相提并論的。這種至高的“地位”所附帶的東西便是一種天然的“使命感”和抱負（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與眾不同的“清高”），這讓蔡元培有了更大的精神動力（尤其是使命感）和基于更長遠的考慮去革新北京大學，去開“風氣之先”，去實現“學術救國”，去產生一種全國性的示范效果以推動當時中國高等教育乃至中國社會風氣的有益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