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現代化：“雙循環”模式下德國職業教育政策的演變與借鑒

楊宏浩

（華東師范大學 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

2013 年漢諾威博覽會將“工業4.0”確定為德國未來的國家發展戰略。德國聯邦教研部隨即在2017年10 月制定了“職業教育4.0—實現數字化轉變”計劃，以期實現職業教育和德國“工業4.0”社會的契合。同時，在“工業4.0”國家戰略的倡導與施行中，德國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BIBB）提出2019 年職業教育的關鍵主題是“職業教育—未來數字化工作專業人員資格與能力（Berufsbildung 4.0-Fachkr ftequalifikationen und Kompetenzen für die digitalisierte Arbeit von Morgen）”，探究針對未來數字化工作的專業技術人才的職業資格、職業能力以及培養問題。[1]隨著德國經濟結構的深度轉變，德國職業教育政策演變以“可持續發展的職業教育”理念為指導。

我國于2015 年提出了“中國制造2025”，這十年發展規劃旨在建設一支專業合理、素質優良的制造業人才隊伍。如何加快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成為重中之重。2019 年發布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對職業教育的發展布局、水平結構、功能類型等給出了發展目標。同時，我國經濟也面臨著“雙循環”的轉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雙循環是從“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轉向“以內為主、內外互促”的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意味著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打通經濟循環堵點，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完整性，以生產激發循環動力，使國內市場成為最終需求的主要來源，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2]

本文從中德雙方不同的職業教育背景出發，以德國職業教育政策的歷史軌跡為線索，緊扣“雙循環”的主題思想，透過新時期德國教育政策“FONA”新特征，對比分析職業教育政策和經濟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提出新的觀點：職業教育政策不是單純的教育問題，而是教育和經濟“產業鏈”的綜合問題，職業教育政策要隨經濟“產業鏈”的變化而發生轉變。以期為我國“雙循環”模式下職業教育發展建言獻策。

一、差異性的中德職業教育背景

（一）德國職業教育背景：從“數字化”到“可持續發展”

當今德國職業化教育以“數字化”為突顯，同時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11 年的“工業4.0”階段?！肮I4.0”，由德國政府于2010 年首次提出。其目的在于借助數字化和職能化手段，實現國家社會經濟的結構調整以及產業提升。所以德國的職業教育需進行數字化改進。2016 年，德國聯邦政府頒布《面向數字化知識社會的教育行動》戰略，將數字化教育作為德國中長期（至2030 年）教育改革的重點內容。德國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明確提出“職業教育4.0”的概念。德國“職業教育1.0”注重面向日常生活，“職業教育2.0”注重工作專業化，“職業教育3.0”注重行動過程導向，“職業教育4.0”注重數字化工作世界的職業導向。從2016 年起，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已啟動實施《“職業教育4.0”框架倡議》，描述了德國為適應“工業4.0”的需要，培育面向未來數字化工作的專業人才職業資格與能力的職業教育愿景。[3]綜合來看，正如“工業4.0”的概念一樣，“職業教育4.0”描述的是職業教育的愿景，是適應未來“工業4.0”需要、培養具有相應職業能力人才的職業教育。從人才培養角度來看，它突出人才的數字技術能力，同時強調人才的社會能力和個人能力。[4]

第二階段，職業教育的數字化提升階段。在此階段，德國職業教育對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的依賴性更高。根據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2020 年公布的《經濟4.0 培訓書-第五輪工作提升方案》，其中規定：“經濟4.0 中的培訓以及繼續教育要對中小企業適應數字信息化轉變提供支持”。[5]德國“職業培訓市場4.0”概念也因此產生。這是因為德國中小企業數量龐大，它們構成了經濟活動的主體，所以職業培訓的數字化轉變也應該盡可能地向中小企業傾斜。德國《2025 高科技戰略》指出，在德國有超過三千萬的人口在近三百萬家的中小企業中任職。而這些大多數以家庭為主導的中小企業創造了83%的企業培訓崗位。[6]德國規定，只要中小企業安排研究任務，公布需要攻克的難題，就可以得到相關政府部門的獎勵基金，企業則可以利用這筆獎勵基金聘用科技人員。例如，有關政策規定，任何國家級大型科研項目，必須至少有一個中小企業參加，否則就不予批準。[7]

第三階段，可持續發展的職業教育?！翱沙掷m發展”的目標在于使得人們能夠在社會化的學習及理解過程中秉持可持續發展理念，同時參與到可持續發展計劃中并促使社會發生“關鍵轉型”。[8]德國聯邦發展援助局主任托斯騰·楊森曾坦言：“存在著這樣的一個目標，即我們德國的碩士生為“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及行動做好了準備，因為這些是其職業未來的關鍵因素?！盵9]德國職業教育此時不僅局限于數字化、智能化、信息化層面，而且延伸到“人文層面”。

換而言之，職業教育以及職業教育政策在關注高新科技運用的同時，也關注自身政策的“人文性”，諸如職業教育如何對外交流？職業教育政策如何實現跨越階層的平等？職業教育如何在不同社會群體中實現公平？職業教育政策如何在地區或者跨地區的實現職業教育資源的自由流動？這些問題已經預示了職業教育在此階段的轉向以《德國2020 職業教育修訂法》為主要標志。該法不僅涉及到已存在的職業教育參與者的權利以及義務，還對職業教育參與者雙方關系構成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如《德國2020職業教育修訂法》第四章64 款規定：殘疾人士應該接受被承認的職業教育培訓。[10]這就是一種對不同社會群體接受職業教育權利的保障。

（二）中國職業教育背景：“粗放集約”到“雙循環”

新時期我國的職業教育背景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國制造2025”階段。為了提升我國在21 世紀的高耗能、低附加值的工業及制造業水準，從而打造我國自己的高端工業及制造業。2015年，國務院最終確定“中國制造2025”發展戰略?！爸袊圃?025”明確提出：“人才為本。堅持把人才作為建設制造強國的根本，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的選人、用人、育人機制，加快培養制造業發展急需的專業技術人才、經營管理人才、技能人才。營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氛圍，建設一支素質優良、結構合理的制造業人才隊伍，走人才引領的發展道路”[11]

第二階段，“教育現代化2035”階段。這是繼“中國制造2025”戰略后，國務院提出的一項關于如何發展現代化教育的政策。它圍繞著“科教興國”“人才強國”等基本科教國策，“五位一體”地推進我國教育的現代化發展，以適應全球新的經濟變革。關于職業教育提出了指導性意見：“建成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現代教育體系、普及有質量的學前教育、實現優質均衡的義務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階段教育、職業教育服務能力顯著提升、高等教育競爭力明顯提升、殘疾兒童少年享有適合的教育、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教育治理新格局?！盵12]職業教育的格局模式已經跳出了單一的“服從-管理”，而是變成了一種“共同參與”的新教育治理體系。

第三階段，“扶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社會轉型期。在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反對貧困斗陣之中，職業教育通過自身政策的轉變更好地服務于國家教育的整體路線、方針，以“教育扶貧”帶動“攻堅扶貧”以及“鄉村振興”的落實。2017 年09 月15 日，教育部辦公廳出臺印發《職業教育東西協作行動計劃滇西實施方案（2017-2020 年）》的通知。該通知要求發揮職業教育在脫貧攻堅中的重要作用，完善滇西職業教育東西協作內容、模式和機制，加快落實滇西扶貧工作的總體目標，在教育部滇西扶貧總隊前期調研、協商和論證的基礎上，特制定本實施方案。[13]

二、“雙循環”模式下的德國職業政策演變

（一）德國職業教育的早期政策“萌芽”（歐洲中世紀時期-工業革命之前）

德國的職業教育啟蒙可以追溯到西羅馬帝國時期。歐洲歷史上從羅馬帝國成立到分裂直至西羅馬帝國被日耳曼人所滅后進入中世紀，在這一時期內歐洲各國、各族紛爭不斷，因此軍旅文化對當時的德國文化影響極深。當時在歐洲幾乎每個城堡都有“騎士學?！?。[14]以“騎士學?！睘榛A，延伸到德國封建社會的各個領域。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城市為中心的“行會”逐漸形成。行會的職責主要是執掌各類作坊的興辦、學徒的培植及其師傅頭銜的頒布。這樣，職業教育的雛形就形成了。[15]在行會影響之下，德國手工業制定了諸多的行業規定和制度，每個行業的從業者必須沿革遵守相關的規定和制度。這些規定和制度可以被視作德國職業教育政策的早期萌芽。

（二）帝國時期的德國職業教育政策（1871-1918年）

德國帝國時期在這里特指1871 年德意志統一之后到1919 年德國一戰戰敗前的這段時期。1871年，德國在政治層面和經濟層面都獲得了統一，且消除了阻礙統一市場的一切因素。同時，德國在這個時期借助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蓬勃發展，順利從一個農業國轉變成世界第二的工業國。原有的封建經濟政策被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標準，這對從事工業生產的工人提出了更多的職業技能要求。

在這一時期，德國的職業教育政策層出不窮，并體現了和統一前截然不同的資本主義新特點。1837 年，德國薩克森州就曾頒布了德國歷史上第一個青少年必須接受職業教育的法規。隨后，《強迫職業補習教育法》和《工業法典》誕生。尤其是《工業法典》，《工業法典》于1899 年公布，其公布標志著德國職業教育雙元制的初步確立。其法律條例明確指出，企業里的學徒教育必須與其職業教育相互聯系、相互結合。[16]總體看來，這個時期的德國職業教育政策的指導思想就是通過制定新的政策來實現對德國工業的“狂飆突進”。其目的在于培養具有技能，且具有“忠順臣民”意識的工業勞動者。

（三）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職業教育政策（1918-193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國的失敗告終，德意志民族從失敗的教訓中驚醒。舊有帝國秩序隨之分崩離析，魏瑪共和國也隨之成立。在一次世界大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共和國處于經濟和社會的混亂之中。在這個時期，德意志民族也對其職業教育政策進行了反思：首先，通過職業教育政策將職業教育強行綁架在之前帝國工業上的措施是否正確？職業教育政策是否應進行“人文性”過濾？現代工業不僅僅是將人變成一種服從指令的機器，職業勞動者是否具備了現代化公民所要求的民主特點？

在魏瑪共和國政府的推進下，德國職業教育政策中的一些軍國主義、封建主義思想等被予以遏制。1920 年，魏瑪政府以政府法令的形式重申職業教育的重要性，認為職業教育和民主化社會生活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同時，在法令中再次強調職業教育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以及其“義務性”，并最終確定了職業教育相關學校的名稱以及辦學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職業進修學?！痹谖含敼埠蛧鴷r期（1919-1933 年）逐漸發展為“職業學?！?。[17]

（四）納粹時期的德國職業教育政策（1933-1945年）

納粹時期始于希特勒1933 年在德國執政，終結于1945 年德國二戰投降。1938 年，納粹政府頒布了新的“德國義務教育法”，其中就規定“職業學校也屬于義務教育的范疇”，職業學校的地位被提高到了一個很高的國家法律層面之上。納粹德國的種族思想浸染到了國家政治教育目標中：種族凈化下的“民族共同體”生活以及“領袖原則”下的獨裁統治。職業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納粹教育思想的影響，希特勒認為：“相比一個精神豐富但意志薄弱的人，一個缺乏文化教養，但擁有強健的體魄、充滿逾越的決斷和意志力的堅強性格的人，才具備最高貴的民族品質”。[18]

納粹政權的職業教育政策具有兩方面的特點：第一，受種族主義的影響，完全排斥猶太人等少數民族，認為猶太人是不應該接受任何職業教育的，職業機會應留給具有真正“雅利安血統”的德國人；第二，職業教育已經從魏瑪共和國時期的“資本主義民主”蛻變成為了為軍國主義戰爭服務的工具，與民用相關的職業教育被大幅度削減，節省的資源以供軍事戰爭。

（五）二戰后的德國職業教育政策（1945-至今）

1945 年德國戰敗，然而德國人民憑借戰前的職業教育體系和經驗，在五十年代中期迅速恢復了國家的戰爭創傷。由于重建國家經濟的客觀需要，德國政府再次將注意力轉移到了職業教育上。并在職業教育領域，首次提出了著名的“雙元教育”概念。此概念由“德國教養與教育事務委員會”在1969 年提出，并在隨后的過程中被加以補充完善。

這一時期的德國職業教育政策具有兩個特點：第一，新職業教育政策和法規不斷涌現，比如1969年的“新德國職業教育法”，規定了職業教育中參與主體（企業、學校、學生）之間的明確權利以及義務內容；第二，德國聯邦州教育主權持續增大，制定了一系列關于局部地方性的職業教育政策，以刺激當地的經濟發展。1983 年，巴伐利亞州所制定的“巴伐利亞州教育與培訓法”就對職業教育的教育任務和“校企”之間的合作做出過規定。面對行業變革與新的職業需求，1996 年德國更是更新了97 種職業技能。

三、德國職業教育政策呈現的“雙循環”新特征—基于“FONA”的政策引導

2021 年，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出臺了新的“FONA”政策，“FONA”也被認為是“德國2030 計劃”的具體政策落實。德國職業教育政策以此捆綁在了新工業模式之上，新職業教育政策和新工業模式結合也愈加緊密。

（一）“FONA”的目標及理念

“FONA”政策主要是指德國“可持續發展研究”?！癋ONA”政策目標主要有三種：“環境目標”、“生活及自然資源的研究、保護和利用”、“社會和經濟發展—全方位的美好生活”。同時，以上三種目標為基礎，“FONA”涉及到10 種基本發展理念：

第一，“FONA”是具有目標導向性的、可透視的、可檢測的?！癋ONA”將其自身定位于“行動領域”而不是單純的“理論領域”范疇。這些行動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有力調節杠桿。

第二，“FONA”促進了研究，使其發揮著政治和社會效用?！癋ONA”將科技、社會、政治、法規等統一了起來，構成了“可持續發展”。

第三，“FONA”構成了綠色的指引?！熬G色經濟增長”在德國，尤其在“后疫情”時期成為了一種重要的經濟增長動力。

第四，“FONA”強化了德國在世界上的定位?！暗聡圃臁钡钠放圃谑澜缟细泳哂懈偁幜?，同時引領德國成為21 世紀的科技創新大國。

第五，“FONA”具有歐洲屬性?！癋ONA”的實施依靠整個歐盟地區國家的通力合作，各參與國通過“FONA”的實踐，達到共同繁榮；歐洲的內部也得到了穩定。

第六，“FONA”同時具備國際屬性?！癋ONA”依照“德國2030 計劃”的要求，必須呈現國際化的特征。在國際化的過程中，工業強國、門檻國家、發展中國家共同對“可持續發展”產生了責任。

第七，“FONA”創造了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系統性方案”。單獨的社會部門也不能完全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跋到y性方案”要求生態領域、經濟流通領域、社會利益等領域構成系統性的“工程”。

第八，“FONA”必須是“跨學科”的。不同的專業所要求的專業能力、素質、技能各不相同，而需要將不同的專業所要求的內容貫穿起來。

第九，“FONA”必須是“跨行業”的?！翱沙掷m發展”將不同社會領域的參與者囊括了進來，諸如經濟界、科學界、無政府組織，形成了治理合力。

第十，“FONA”必須走“平民化”路線。在實施的過程中，針對“可持續發展”盡可能地吸引絕大多數公民參與其中，力圖以當地的經驗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二）“FONA”與德國職業教育政策的深度融合

在“FONA”的不斷要求下，德國職業教育政策也做出了新的演變。隨著德國整個教育在“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重新劃分為三個子目標：“氣候目標”、“生活資源目標”、“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在“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框架之下，德國職業教育政策將關注的焦點側重于“生活場所”以及“社會未來”兩個領域。這對德國經濟增長的結構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在德國那些經濟欠發達的地區。

除此之外，兩德統一后，西德和東德之間的經濟差距不斷加大。在不發達的東德地區，由于“經濟供應鏈”的缺失和枯竭，工作崗位的大幅度削減，舊有的基礎設施老化。造成的后果是很難有適合當地的職業教育政策與“經濟供應鏈”相互配套。通過“FONA”計劃的實施，可以盡最大可能地將這些地區的“挑戰”轉變成為一種“機遇”。借助于“智能化”、“數字化”的催化作用，德國不發達地區的職業教育政策將會隨著“經濟供應鏈”的重新恢復活力而深度融合?！癋ONA”將在原有基礎上對不發達地區的資源展開“可持續發展”性的“再分配”。

（三）德國職業教育政策呈現的“雙循環”新特征

1.產業的導向性增強

德國的職業教育政策經歷了從無到有、不斷完善的過程。從最早的“師徒制”演化為今天“以產業為導向”的標向。政府起到引導的作用，使中小企業盡可能多地參與其中，為中小企業搭建合適的政策平臺。職業教育政策的制定、實施等多個環節均體現了時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配適性”。根據聯邦政府教研部2020 年的職業教育報告：“截止2017 年，德國涉及職業培訓的企業數量實現了自2009 年以來的逐年增加。2018 年其職業培訓的企業數量與2017年持平。與上一年相比，2020 年德國涉及職業培訓的企業總體數量增加了4 497 所（0.2%），達到2 165 904 所?！盵19]

2.培養學生能力的主旨提升

以德國新職業教育法為例，德國職業教育政策在“雙循環”模式下已經完全打破了書本的束縛，走向以學生綜合實踐能力提升為主的道路。德國新職業教育法的5 節四十款第二條中規定：

“職業教育考試委員會成員必須由業主、工人，以及至少一位的職業學校教師所構成。其中，至少總數三分之二的成員必須是業主和工人。這些成員可以擁有代表……”。[20]通過以法律的形式確保學生所學職業知識來源的“多元化”，進而提升學生的職業教育素養。職業教育的學生在“雙循環”模式下，不再是簡簡單單的學校學生或者工廠的工人，而是新型的“勞動實踐者”。

3.教育“場域”的關聯性加深

在德國職業教育政策中，“場域”是被用來描述職業理論學習和職業實踐學習的專業術語?！半p循環”模式之下，“場域”二者之間的關聯性加深，且具有更多的靈活轉換性。整個“場域”的覆蓋面被極力拓展，“多方參與性”、“跨專業性”、“跨行業性”、“跨地域”地位日趨突顯?！翱沙掷m發展”使得整個職業教育政策更加系統化和穩定。2021 年，德國聯邦教研部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職業見習”概念，即搭建一種平臺，包括企業的工廠、跨企業的機構、專業學校等，從而開展職業教育。

四、“雙循環”模式下德國職業教育政策演變的路徑與借鑒

（一）“參照德國”的路徑透視

當前，疊加疫情影響，在“更加關注安全”的新型全球共識下，新一輪科技創業革命、發達國家再工業化以及中美博弈升級正推動全球產業鏈和工業鏈進行新一輪戰略調整，這種調整預計比過往更劇烈。[21]全球產業轉移背景下的“產業鏈”和“工業鏈”構成了德國幾次工業發展的大循環，參照德國的經驗，經歷了三次“產業鏈”和“工業鏈”所帶動的職業教育大轉折。

第一次“轉折”發生在19 世紀下半葉至20 世紀上半葉。當時的制造業強國是英國，然而英國國內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推進，為了降低制造業的成本和增加商品利潤，以國際貿易的方式進行“產業鏈”和“工業鏈”轉移為德國日后成為制造業大國奠定了基礎。此時德國職業教育政策側重“模仿”，即側重吸收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職業教育經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興起和冷戰格局的加劇，使得德國繼續在美國的經濟安排下，承接了部分傳統美國加工制造業，優先發展諸如鋼鐵、輕工業等領域。在此期間，德國職業教育政策的特點是服務于英美等國的“教育代工”：職業教育的政策制定以英美制造業為導向。

第二次“轉折”發生在20 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德國此時已經在制造業的“產業鏈”和“工業鏈”上成為一個標準的發達國家，但是東亞國家尤其是以日本、韓國等“亞洲四小龍”為主導的勞動密集型和出口加工型的優勢逐步體現出來，迫使德國一方面升級其“產業鏈”和“工業鏈”，其資本不斷向高精尖、精密設備等高科技領域涌入；另一方面，德國將高耗能、低效能的“產業鏈”和“工業鏈”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在這個時期德國職業教育政策圍繞的主題是“國際分工”，即德國的職業教育不再需要面面俱到地培養所有類型的職業人才，而只是培養高素質的職業人才來滿足市場的需要。

第三次“轉折”發生在20 世紀九十年代以后至今。在新工業革命催生之下，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技術蓬勃發展。德國也借機不斷推動其制造業“產業鏈”和“工業鏈”的結構優化。隨著我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崛起，德國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為此提出了類似“再工業化”的口號：放棄低端的制造業，努力打造高端智能化制造業。為此，德國的職業教育政策大多是以“工業互聯網推動智能制造”為基礎，以產業領域的《高科技戰略2025》為依托，將職業教育政策的內容重心放在了氣候保護、能源利用、健康維護、可循環經濟、全球治理、可持續研究、社會公平等七個方面。

（二）“雙循環”模式下的德國職業教育政策演變的借鑒

國際局勢風云變化，尤其是在經歷了“新冠疫情”“中美貿易戰”等一系列的重大國際事件之后，我國處于一種“百年未有之大變革”之中。這就急需提高其勞動力素質和質量，因為高質量、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關系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否能成功。應對勞動力數量減少的另一個有效措施就是提高勞動力素質，以質量提高彌補數量不足。這就需要強化實用型技術教育和培訓投入，為更多勞動力提供更高質量的免費技術培訓和技術教育，通過更專業的技術培訓解決結構性就業難題。[22]考察德國職業教育政策的演變過程，可以為當前“雙循環”背景下的職業教育發展提供以下經驗：

第一，從職業教育發展觀層面思考，職業教育政策需要符合職業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事實上，一流的職業教育質量有賴于職業教育的“內涵第一”。而職業教育教育政策必須圍繞著“內涵第一”的主題，而不是僅僅停留于形式和規模。這就需要適時將職業教育“系統化”。正如德國職業教育學家喬治.史波特所言：“需要以某種特殊方式，從某種角度讀職業教育學進行理論化建構。這不僅僅關系到科學性知識的品質，而且涉及到理論建構的具體流程、方式，這些都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雖然由于職業教育學是緊緊依靠工作科學、工作心理學、工業社會學和教育科學等其他課程所構成的交流，但還是以每個職業領域師生的實踐為基礎”。[23]

第二，適度地增強職業教育政策的“導向性”和“融通性”。職業教育政策應該將社會、行業、學校、學生、教育者視為一種“系統化工程”，改變過去職業教育中校企合作的“形式主義”，走向具體務實。職業教育政策也需要力圖突破課程、實踐、資源等客觀限制，走向多方位融合，以點帶面，將“可持續發展”目標貫穿始終。

第三，從職業教育的歷史發展順序層面審視，德國職業教育政策也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陀^事實不斷告誡：我國必須時刻對自己的職業教育水平保持清醒認識，適時調整自己的職業政策定位，職業“教育代工”形成的局面是需要被“自主創新”所最終取代的，量變最終會走向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