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行會組織在現代學徒制中的功能、特點與啟示

徐純

（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天津 300350）

現代學徒制概念的提出起源于英國，后來在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其中德國是現代學徒制功能發揮最為出色的國家之一，它實現了企業學徒制與學校職業教育的緊密結合，通過建立協調性的勞動力市場賦予行業組織技能資格認證與監管的準公共權力，為企業、學徒、師傅等各方主體提供制度保障，使得勞動力市場保持穩定和相對透明，也使現代學徒制在德國被很好地保留并不斷完善，而這種模式在擁有相近地理位置、文化基礎的其他歐洲國家卻沒有建立起來，與德國重視行業組織在職業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密不可分。德國現代學徒制是一個值得借鑒的范本，雖然它的成功有其自身的技術文化根源，但它的經驗闡釋了將產品市場與勞動力市場分開是可能的，為我們從行業組織對現代學徒制治理模式所發揮的功能與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

隨著德國工業4.0 概念的提出，我國也推進了工業發展的智能化進程，而這一進程的速度是大大超越想象的。在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下我國更加需要大量的技術精湛并具備技術創新與技術研發能力的技術技能人才。近10 年來我國各個地區一直在積極推進校企合作，許多地區的院校通過試點建設獲得了成功案例，但在整體上還沒有實現體系范圍的推廣，主要體現在企業參與的積極性不高，難以建立穩定深入的校企合作關系。例如天津舉辦的現代學徒制試點建設在多年的努力下已經形成了鮮明地區特色和寶貴經驗的成功案例，但是在內涵建設和可持續發展方面，深度的企業師徒關系、對技術實踐能力的學習還不夠系統精深等因素依然束縛著現代學徒制由試點走向整體模式，由服務企業自身轉為服務地區、國家整體人才需求。我國實施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備制度基礎，控制與協調同樣是我國經濟模式的內在要素，因此思考如何建立適當的監控體系和協調機制來激發我國現代學徒制中各方主體的積極性，能夠進一步為促進我國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深度發展提供新的思路與路徑。

一、德國行會組織與學徒制的歷史關聯

最早的行業協會出現在公元前11 世紀，是伴隨著中世紀歐洲國家城市體系的發展而逐漸建立起來，城市的興起生成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生產和資格結構，在這種自由的“貿易市場”中，從事相同或相似職業活動的人們自發建立起有助于規范職業生活的組織，即行會組織[1]。12 世紀歐洲城市生活的豐富，行會組織也隨之得蓬勃發展，已經滲透到當時社會權力體系的傳統結構中。到15 世紀，歐洲幾乎所有的城市公民都聚集在行會或類似的行會組織中，行會已經成為歐洲社會組織最普遍的形式。行會在德語中被具體劃分為行會（Zünfte）與協會（Gilde），行會一般指手工匠人的聯合組織，協會通常為商人的聯合組織，行會與協會將不同行業與階層的職業劃分開來，不僅在城市內將同樣職業的人集結起來，不同城市間的職業團體也以行會協會的方式聯合起來[2]。例如耳熟能詳的漢薩同盟就是在13 世紀德國北部不同城市間組織形成的商業聯盟，實現不同地區貿易交易時的互惠互利。后來同盟組織又被應用于城市間互相應對自然災害、貧困以及政治力量的角逐。中世紀時期的德國手工業協會和行會組織的運行核心始終是為了確保有序的職業培訓和專業實踐，從制定行會的準入標準、學徒機制、培訓與實踐等，但是這種行會制度是只用于技術含量、產量較低的手工業作坊式的生產方式相契合。

19 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夕，德國普魯士第二帝國曾一度廢除了行會制度，以國家的形式生成了以職業學校為主導的職業教育，這也是最早出現的“一元”職業教育。但是很快國內經濟矛盾突出，激進的勞工運動迫使普魯士政府為了緩解矛盾，于1878年頒布《自由貿易協定》，修改了學徒制單純以學校為單一教學地點的做法。同年又發布《鐵路工人條例》，強調工人的職業角色也應當被賦予職業資格，并將企業的生產車間確立為開展職業教育的教學地點，“一元”被拓展為“雙元”。1897 年頒布的《普魯士貿易修正案》正式恢復了行會的合法地位。雙元制的學徒制也隨之發展起來，在工業、手工業的車間以及商業的企業中開展實踐培訓，理論補充性的學習則在最早“一元”職業教育時期建立的職業學校中進行，雙元制和行會制度相得益彰的發展中，社會經濟得到極大促進，不久卻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停滯[3]。

在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納粹統治時期），政府剝奪了行業協會的自治職能，將其納入所在聯邦州管理，學校與企業的職業教育均停滯了。二戰后，行業協會各自又經歷多輪修改逐步恢復了自治權。聯邦德國也沿用了具有雙元性質的職業教育。

二戰后聯邦德國的經濟崛起，隨著科學技術的升級，對生產工藝更加優化、技術研發創新以及組織結構的更加合理都為職業教育的改革創造了契機。1969 年聯邦德國頒布《職業教育法》，在其第71 條中首次賦予工商行會以公法法人地位，承擔政府委托的管理職業教育的職能[4]。這也是行會首次被賦予直接治理職業教育的最高權力。

二、德國行會組織的服務功能

德國商會主要由工商行會、手工業商會、農業商會與職業性商會組成。這些商會是公法法人，受政府委托對行會組織行使行政權力，下設會員需要承擔強制入會的義務。協會是某一個行業或者某個行業的一個分支，通常是專業性的組織，代表行業在專業領域的利益。德國行會組織已經成為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教育發展、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行會組織包含的行會與協會具有不同的職能職責，但在對社會各項事業的推動上具有相似性。

1.調節功能

行會組織自中世紀建立以來，幾經起伏，但調節的功能始終傳承至今。首先，中世紀時期的德國邦國林立，沒有建立起統一的國家，各城市內的行會組織從很大程度上輔助政府穩定城市的貿易市場、管理、保障城市的安全。如上述所述的漢薩同盟，行會組織不僅調節了中世紀的經濟生活，也調節了政治、宗教、文化藝術生活。德國統一前各邦國的城市政府力量是較為薄弱的，由于行會組織直接管理各個行業領域的企業雇主、從業者，因此積蓄了城市中市民階層的主要力量，行會組織一直扮演著教會與世俗權力間的協調者，制衡雙方的力量。其次，工業浪潮下對生產需求的大幅增加，行會組織通過對生產標準與工藝品質的堅守，使這一時期產品質量得以保證，避免了早期崛起的工業國家因大幅增產導致產品質量縮水。戰后德國通過恢復行業組織的法律地位和自治權力來重啟市場，行業組織再次受政府委托承擔起調節市場與教育間的協調責任，例如德國工商行會，代表政府擔負起行業企業與職業學校之間的協調者、組織者、監督者等多重角色，將企業追求“利潤”的屬性與學校的“育人”屬性協調統一，在二者之間架起“雙元”學徒制的辦學橋梁。另外，行會組織還擔負著協調雙元制職業教育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勞資糾紛，是企業、學校、學員合法權益的保護者，也是各參與方履行培訓合同責任任務的監督者。再次，21世紀，隨著德國各界對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相互滲透的呼聲逐漸高漲，行業組織也隨之啟動一系列的調節舉措，將實踐范圍由原先單純的職業教育領域拓展至雙元制大學、應用科學大學以及綜合大學的領域，將現代學徒制的理念與模式延伸到上述高等教育類型的課程設置中，在行業企業與高等教育各類型組織中探索學徒制的創新模式，不斷拓展推廣。

2.規范功能

德國傳統行會組織到現代行會始終在人民心中保持著權威地位，因此行會具有著制定規范、監督規范落實情況的規范職能。第一，行會具有決定申請者是否具備從業資格的權力、制定行會準入制度標準的權力。例如，行會設定詳細的入會要求、會員規范，保證了職業資格對申請者的相對公平。第二，行會組織為各專業領域對應的教育標準提供依據和參照，保證了各行業領域人才培養的質量，尤其在沒有專門行業標準出臺的時候，行會組織會擔負起制定準入制度的責任，保證行業內從業者保持較高的專業技術水平。第三，行會組織用技術規范的形式記錄了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程度，統一記錄形式和書面用語的規范，便于不同地區科學技術的共享與交流。第四，行會組織直接決定著從業者的生計與社會地位，對影響社會分工結構發揮著重要影響，因此行會組織和職業這種相伴共生的關系早已作為一個整體深入人心。即使在工業革命時期，其他國家因市場需求極度膨脹加之國內經濟結構矛盾加劇，紛紛終結、放棄行會制度的時刻，德國卻逆行而上在國內很快達成共識，繼續保留行會制度，在每次國內面臨經濟危機時，社會各界總是會不約而同地共識于行會制度的修正與創新，正是源于不斷的修正與實踐，行會制度的土壤在伴隨德國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培育、得到滋養，戰后聯邦德國經濟復蘇，逐漸地賦予行會法律地位和代表政府行使教育、經濟等各領域的管理權力，也為其行使規范的職能提供制度環境和土壤。

3.咨詢功能

行會組織為政府、相關企業、會員提供專業權威性的建議，代表會員向政府、科研機構等就民生問題提出建設性意見。行會組織主要服務于企業，幫助管轄范圍內的企業能夠適應經濟市場發展的變化，例如行會組織對工業或商業領域產業結構變化、崗位需求變化等定期開展前沿調研與分析；發布相關行業、職業指導手冊，公開出版行會組織刊物；公布新出臺的行業相關法律；發布所在領域工業技術、商業等領域的前沿信息、行業展覽會等資訊；公布行業內舉辦的技術創新項目；一些主管職業教育的行會組織還會發布培訓市場的學徒需求、參與雙元制培養的教育企業招聘學徒的信息；與綜合大學內職業教育學院的教授學者聯系緊密，在行會刊物或其他交流平臺上定期分享這些學者在職業教育工業、職業、課程、教學法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將職業教育研究與行業企業的運行緊密聯系起來，便于參與現代學徒制的各方力量獲得各方發展最具前沿價值的資訊，適時調整自己的建設方向。此外，德國行會組織還致力于在其他國家設立海外駐地辦公室，為國內企業在海外建設拓展合作范圍，為海外德企提供當地經濟、產業資訊。

三、德國行會組織參與職業教育的特點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世界經濟簡史》中提出，由于德國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相比其他國家發生得較晚，因而使得行業組織得以保全并積蓄力量，這一結論為確立行業組織是影響德國現代學徒制的主要原因奠定了理論依據。一些學者也就此深入分析了法國、荷蘭為代表的歐洲其他各國至今沒有真正實現現代學徒制的歷史根源，認為這與大革命時期對傳統團體組織包括行業組織在內的取締有直接關系。因為行業組織的取締不僅導致了學徒制教育中代表企業一方管理權利的喪失，也加速了行業組織凝聚力的瓦解。從文化基礎方面，行業協會培養了人們對職業精神的深刻理解和信念認同的深厚土壤。從社會職能方面，由于中世紀德國教權的斗爭造成國家內部長期分散的、割裂式的局面，反而從某種程度上強化了行業組織的力量，使行業組織不僅對職業活動起到了有序的監管，也承擔起聯系城市內外生產的任務，也承擔起文化生活有機聯系的載體，行業組織這種協調的職能一直延續至今并對德國現代學徒制承擔起資格和監管的準公共權力。

1.為現代學徒制提供了職業精神的文化土壤與信念認同

行業組織賦予職業的崇高地位，首先體現在社會整體對職業懷有天然的敬畏感，行會通過行使設計、制定、考核、頒發職業資格的權力，決定人們從事職業的條件、資格、權利與義務。行會組織既要承擔前端職業教育的培訓內容和考核、還要繼續關注從業者獲得職業資格后進入職業社會的行為規范，制定各行業領域需遵守的規范原則，使得人人能夠恪守其職，對安定社會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其次，歷史的經驗與實踐為職業精神在現代學徒制的傳承奠定了信念認同基礎。行會將誠實守信、具有社會責任感作為“榮譽商人”的行動準則，這種對從業者高度的信譽要求和誠信準則，使得現代市場行業企業依然對行業組織抱有極高的信賴度。第三，行會組織宣揚了一種非功利化理念，即行會組織始終專注學徒制的培養質量、注重市場供需的平衡，對一味追求高額產量的企業屬性起到有效的約束作用，正是行會組織這種非功利性的特點使得德國的技術工人在工業化轉型中免于淪為工具化的廉價勞動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德國的工業化道路沒有取締行會制度，反而是將行會組織作為工業化轉型中的一支重要輔助力量，并以此為基礎建立起在國家干預與自由市場之間的社會保護機制，這也是德國以企業為主體的學徒制能夠興盛發展的原因之一。

2.父權象征向公共權力的轉變具有天然親緣性

格里納特（Greinert W）等以及威斯巴登工商行會（IHK Wiesbaden）頒布的研究報告中認為德國歷史長期的分裂割據狀態，使行會擔負了幫助政府管理城市的職責，在市民心中更像某種“父權”的象征。行會的“父權”象征主要體現在：一是對行業組織利益的保護，從過去貴族間的斗爭中對保護廣大行業組織的利益起到有力的保障作用。當新興工業迅速崛起，大機器規?；牧魉€生產方式的改變加速行業內的競爭，這種慣性再次喚起商人主動申請建立類似于行會的自治組織來保護自己的權益，免受惡性競爭，后來行會又逐漸演變為代表傳統行業反抗工業資本家過渡追求利潤的重要力量。二是行會的“父權”象征直接影響著現代學徒制的治理，從早期對學徒工勞動力的控制、到工業化時代對生產秩序的維持、又逐漸演變為承擔起現代學徒制中責任、義務、規定、監管的職能。政府賦予行會治理職業教育的權力，監督學校的培養質量，同時又應企業之需代表企業的聲音，行會之所以能夠得到政府、企業、學校以及社會的共識，在于德國行會的父權特征傳統與現代公共權力的轉變二者之間存在內在親緣性，這種親緣性源于數百年來行會組織對德國城市生活的影響已經深入民心，歷史的實踐經驗是最好的鑒證。

3.兼顧企業逐利屬性與學校育人理念的協調

行會既代表企業的利益訴求，又承擔著學校職業教育的培養質量，是校企雙元育人有序運行的橋梁。企業的本質屬性是追逐利潤最大化，與學校純粹的育人理念從根本上是相悖的，行會組織從人才儲備的角度幫助企業找準未來可持續發展的路徑。從職業學校的角度，有企業參與的培養過程中才能貼近市場、理解市場。行會組織維護參與職業教育的校企雙方的合法權益，一是避免市場上搶奪人才的惡意競爭；二是親自參與職業目錄的修訂，為行業內企業分享前沿的業內信息，為職業學校發布產業結構；三是及時有效處理來自學校企業在培養過程中發生的事務糾紛，對雙方起到協調的作用。

4.為現代學徒制的轉型提供制度保障

傳統行會制度為德國現代學徒制轉型提供了制度保障，首先是行會制度對現代學徒制的治理職能，二戰后，聯邦德國率先重啟戰前商會的職能，恢復行會的自治權力，從法律上更加明確了行會組織對現代學徒制的管理職能，建立職業教育標準，例如工商行會將職業教育培訓正式確立為核心任務之一，在法律上負責對職業教育進行培訓、組織、監督與考試；允許行會組織承辦相關專業技術的研討會，增進企業和教育部門、機構的交流，為合作拓展新視角。其次行會的會籍制延續下來，保障了行業規范在企業中的權威性，例如德國享有公法地位的工商行會，具有強制要求商業企業必須入會的權力，對企業行使治理和服務的雙重職能，尤其是管制行業企業的競爭，將會員之間的經濟競爭降低到最低。第三，傳統行會促進了師徒間可信程度的實現，是保障師徒雙方權益的橋梁，現代行會也繼承了這一特點，成為學校學生與企業雇主雙方之間相互信賴，達成一致的制度推進者。

四、對我國的啟示

1.搭建行會平臺，開啟現代學徒制制度探索

我國的行會組織由于歷史環境的特點還未能充分參與到職業教育的建設，行會組織的地位不突出，缺乏公信力。我國的行會組織通常是由政府機構等一些下設部門掛牌設立，沒有自治權，這也導致了行會參與職業教育治理的進程中難以形成一支重要的力量。德國的經驗告訴我們，行會組織對職業教育的有序運行且保持高質量的發展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對破解我國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產教融合的發展瓶頸提供了新視角。從制度上行會為校企雙方搭建了穩固的制度保障，維護學徒制雙方的權益和義務，有效協調了雙方的資源和優勢，向校企雙方提供緊跟前沿的咨詢服務，及時解決學徒制參與雙方的利益糾紛等?，F代學徒制作為我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要探索的一種模式與機制，破解來產教融合的不協調、不緊密等問題是需要解決的首要課題。一是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加大對行會組織在職業教育中治理地位的扶持，行會組織可以作為政府機構的委托方，代表政府意志作為參與力量協調企業和學校雙方的利益訴求和權利保障。二是為行會搭建實體平臺，重塑行會組織的職能定位，可以先開啟一些試點項目，形成政府、行會組織、企業、學校多方聯動的合作機制，由行會組織代表政府組織校企雙方簽訂學徒制的合作協議、確立運行規范、制定雙方的權利義務等，協調行業內企業各方資源。三是由試點項目推及區域，建立由行會組織作為現代學徒制主要推進力量的制度探索，亟待我國盡快出臺明確行會組織參與現代學徒制的法律法規，并賦予其明確的法律定位。

2.宣傳行會功能，探索產教融合合作新結構

近年來政府頒布的系列產教融合文件中屢次提到了“要大力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來推進產教融合。在地區政府的支持下，不同城市地區紛紛引進了許多高新技術企業，傳統行業也在智能轉型中不斷經歷技術升級，不同行業的高新技術和管理人才的缺口較大。而地區高職院校的培養內容還難以跟進產業技術發展對人才能力不斷提升的要求。而行業組織擁有相對集中的企業資源，能夠協調企業中人員、生產工藝及其他設備資源，能夠作為學校和企業之間深度合作、長效合作的協調載體。建議從政府、研究界要大力宣傳行會對職業教育、穩定經濟市場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建立資源共享機制，一是行會作為主要力量加入到產教合作中，對學校與企業的合作培養能夠起到協調、組織、監督的作用，更好地保障合作的質量。二是行會組織還可以作為輔助力量協調市場，行會的功能與屬性強調了一種折中精神，即中和了企業的“逐利至上”和學校純粹的“教育屬性”，將二者的利益訴求協調統一，另外，也降低了市場惡意搶奪人才、惡性競爭的幾率，避免了校企合作雙方的后顧之憂，從制度機制上保障雙方的權益。三是為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角，尤其對研制產教融合合作新結構下的制度研究、機制探索等延伸研究提供靈感與思路，能夠跳出產教，以更理性的角色來分析產教合作的運行機理。

3.滲透職業精神，共建社會職業文化共同體

行會組織能夠在德國興盛發展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全社會對職業懷有天然的敬畏感，已經成為一種傳承與共識。行會能夠在企業中樹立較高的權威也與企業對職業精神的認同有關，企業加入行會組織并主動承擔職業教育的培養功能，對企業本身來說這不僅是義務，也是責任，是慣性的思維在行動上的延續，而不是應對一種負擔。除企業外，職業的崇高滲透在社會的各階層領域，因此社會各界認為由行會擔任控制從事職業的遴選條件與退出機制、由行會承擔培養專業技術人才的培訓人物是順理成章的。行會組織也在社會范圍內宣揚倡導從業者的職業操守、榮譽商人、工匠精神，中世紀時期人們將職業視為自己履行塵世義務的載體與考驗，直至現代社會對職業精神的看重也是德國區別與其他國家的重要特點，職業文化的傳承使現代德國對行會組織承擔學徒制培訓，職業資格的考核與授予，代表政府履行對學徒制的治理職能是打成共識的，可見職業成為了德國整個社會行動認同和價值信念的根基。

我國由于歷史傳統對勞動文化的疏離從而影響了全社會對職業教育的弱化，職業教育培養的畢業生在工作環境中暴露出怕吃苦、缺乏持之以恒、在工作崗位做深做透的精神，稍遇到困難就放棄了，這些都是職業精神不足的體現。如果將這點全部歸咎于職業教育的培養，顯然是不公平的，職業文化的培養是需要全社會共同營造，與政府的倡導、基礎教育時期的融入、企業的積極性、經濟市場的配合均有關聯。行會組織參與學徒制的治理同樣需要精神文化的配合，單純作為一支力量加入難以形成長效性的運行機制，需要全社會共建的文化共同體。作為還難以將職業精有機地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