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綻放的異域之花:朝鮮王朝官箴研究*①

董金艷

( 山東省科技工作者服務中心,山東 濟南,250001 )

所謂官箴,就是針對從政者而提出的一系列道德戒律和行為規范等的統稱,是從政者應當恪守的職業準則。(1)裴傳永:《關于古代官箴幾個基本問題的辨析》,《理論學刊》2010年第3期。官箴發源于先秦時期的中國,本為百官對王所進的箴言,秦漢以降演變為對官員的勸誡,唐宋以后官箴書的創作迅速發展,至明清達于繁榮,并廣泛傳播到了朝鮮、日本等東亞國家。朝鮮王朝立國以后,與中國建立起密切的朝貢關系,“衣冠文物,一從華制”(2)《朝鮮宣祖實錄》卷四十一, 宣祖二十六年(明朝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八月二日癸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22冊),韓國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第57頁。,統治階層在學習借鑒中國優秀官箴文化的基礎上,創造出根植本國文化的在地官箴書,其興起與發展過程,深深打上了儒家文化再生的印記,也表現出濃厚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朝鮮王朝的官箴書內涵豐富,特色鮮明,是折射王朝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司法等方面問題的一面棱鏡,也成為一座學者眼中東亞傳統國家牧民史料的富礦。關于朝鮮王朝的官箴研究,中外學界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3)張希清:《中國館藏朝鮮時代官箴書瑣談》,《韓國學論文集》(第7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343-347頁;張春海:《試析〈牧民心書〉中丁茶山的行政思想》,《當代韓國》2001年第4期;方浩范、高明文:《茶山的“牧民思想”對當代中國反腐敗的啟示——〈牧民心書〉為中心》,《第十五屆中國韓國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哲學社會經濟卷)(韓國研究叢書之五十七)》2014年10月;[韓]林熒澤:《〈牧民心書〉的理解——關于茶山政治學》,《韓國實學研究》2007年第13輯;[韓]元在林:《順庵安鼎福的牧民觀:以〈臨官政要〉中的〈政語〉篇分析為中心》,《大東文化研究》2008年第12期;呂春燕、韓少慧:《朝鮮時代〈儒胥必知〉研究》,《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1年第4 期;[韓]鄭豪薰:《15—16世紀朝鮮王朝時期牧民書及牧民學的出現與發展》,《韓國思想史學》2010年第36卷。,但多集中于對少數官箴書作者或典型官箴著述的個案研究,而對朝鮮王朝官箴的起源發軔、發展脈絡、內容體例、特點影響等方面,我國學者至今尚未進行系統和詳盡的探究。本文擬對朝鮮王朝官箴進行全面梳理和系統考察,力圖理清朝鮮王朝官箴的真實面貌和發展脈絡,進而總結提煉其特點與價值,并為探尋和評估東亞文化圈中中國官箴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影響,提供實證性案例。

一、朝鮮王朝官箴的發展脈絡與內容要義

朝鮮王朝官箴最初發軔于司憲府、司諫院等臺諫機構官員的諫言及經筵講官講述之經典警文,后來又借鑒從中國傳入的真德秀《西山政訓》、朱逢吉《牧民心鑒》、張養浩《牧民忠告》、徐元瑞《吏學指南》等優秀官箴,大致在15—16世紀期間,由君主、“兩班”、地方官吏、儒生等為主的統治階層,在性理學派尊崇朱子之學的背景下,結合朝鮮王朝治理實際,創作出頗具本土特色的官箴書。此后,經過17—18世紀的發展演變,到18世紀后期、19世紀達到巔峰,之后隨之衰落,走出了一條從全面模仿中國到立足本土、實用主導、利民厚生的發展道路。朝鮮王朝時期,從事官箴創作并有作品傳世的官員、學者眾多,如安鼎福、洪良浩、樸趾源、丁若鏞等。據《奎章閣圖書韓國本綜合目錄》統計,列入《官箴篇》類者有《諫言龜鑒》《居官要覽》《牧民心書》《保民格言》《為官要覽》《儒胥必知》《臨官政要》《政要》《治郡要訣》《治平要覽》等20余種(4)張希清:《中國館藏朝鮮時代官箴書瑣談》,《韓國學論文集》(第7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344頁。。這些官箴書內容豐富,思想深刻,是朝鮮乃至東亞傳統官箴文化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朝鮮王朝官箴的發展演變

1.肇始與發端

“箴”是指規勸、告誡與警示的文體,這一概念也得到了韓國學者的認可,如金性勛《箴的效用性研究》就引《文心雕龍》的記載對箴進行界定,認為箴文是具有濃厚內向性、可以自我警戒和自我啟迪的文體。(5)[韓]金性勛:《箴的效用性研究》,《東洋文化研究》2012年第11輯。朝鮮王朝官箴書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過程,先是在王朝前期出現各種箴言、箴文,如卞季良《自警箴》、柳崇祖《大學三綱八目箴》、沈義《十警箴》等,這些箴言、箴文內容都比較簡單,形式多講求韻律,以四言協韻、數句到數十句不等,主題也相對單一,并多以大臣向國王進諫等君臣互動的形式呈現。如崔淑生(1457—1520)的《九箴》,以四言為主,分別從九個方面告誡君王如何具備“君德”,即正心、勤學、敬天、嚴內治、崇正道、辨賢邪、納諫諍、務儉約、慎刑賞。其中的《正心箴》曰:“心兮惟危,外物侵軼。耳悅于聲,目蕩于色。居欲其侈麗,體欲其安佚。況乎君心,難明易晦?！┢澵市?治亂關是,放則歸亂,存則歸治。不敬則放,非誠曷存?克去外誘,涵養本源。戒慎乎幽獨,沈潛乎淡泊。孜孜于雞鳴,翼翼于日昃,庶幾夙夜,惟堯舜是若?！?6)《朝鮮中宗實錄》第二卷,中宗二年(明朝正德二年,1507年)一月十六日壬戌,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14冊),韓國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第113頁。后來,出現內容、形式相對復雜但并不講究韻律的箴文。如樸興生(1374—1446)的《居官箴戒》。樸興生,號菊堂,朝鮮王朝初年學者,曾任全羅道昌平縣令,著有《居官箴戒》《撮要新書》等?！毒庸袤鸾洹分饕獏⒖剂怂未鷧伪局械摹豆袤稹?全文雖尚未形成規范的體例,但較之以前的箴言內容更加豐富、主旨也更為明確,他認為:“古者循良之吏,必留心于勸孝悌課農桑,以為政教之本?！?7)樸興生:《菊堂遺稿》卷二《居官箴戒》,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8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345頁。并引用《官箴》要義,認為“案官之法有三事,曰清曰謹曰勤,謹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辨”(8)樸興生:《菊堂遺稿》卷二《居官箴戒》,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8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345頁。?！毒庸袤鸾洹妨⒁饷鞔_,內容凝練,成為朝鮮王朝早期官箴的代表。

2.形成與發展

15、16世紀,朝鮮王朝統治逐漸穩定,君主集權體制確立,朱子性理學成為統治思想,但同時也開始面臨土地兼并、民眾勞苦等社會問題,一些有識之士不斷思考應對之策,在學習借鑒中國官箴基礎上,結合實際,推陳出新,創作出了本國的官箴書。比較系統的官箴書大致形成于朝鮮明宗以降,相當于明朝的嘉隆萬歷時期,主要以柳希春《治縣須知》、鄭澈《諭邑宰文》及李元翼《李相國梧里戒其甥李德沂書》為代表。柳希春(1513—1577),字仁仲,號眉巖,歷任禮曹參判、工曹參判、吏曹參判、弘文館修撰兼世子侍講院司書、全羅觀察使等職,他將自己的從政經驗編纂成官箴書《治縣須知》?！吨慰h須知》共有“律身”“御吏”“牧民聽訟”“求言用人”“治奸勸善”“謁圣興學”“待士接賓”“篤親念舊”八個條目,涉及官員道德修養、司法處理、貢賦征收、民政事宜處理、社交關系維系等諸多內容。他強調寬仁平正是為官者需踐行的政治理想,主張將律身作為官員的第一要務,要求官員“清凈監臨,不通請謁,不受饋獻,不用衙祿,謂不私用,不求嬴余,無敢思賂。出官之日,簡其承奉之禮,飲饌之物”(9)柳希春:《眉巖集》卷四《庭訓·治縣須知》,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34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1989年,第216頁。。鄭澈(1536—1593),字季涵,號松江,朝鮮王朝著名詩人、官員。他仿照真德秀的“四事十害”,把《帥長沙咨目呈兩通判及職曹官》《諭州縣官僚》兩文輯錄出來,加上個人理解,重新編纂成官箴《諭邑宰文》?！吨I邑宰文》雖在體例、內容上承襲了《西山政訓》,但也針對朝鮮的社會弊病,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勸誡建議。李元翼(1547—1634),字公勵,號梧里,任大司憲、吏曹判書、左議政、領議政等職。他根據為官經驗撰寫41條語錄,訓誡外甥李德沂,指導其擔任地方郡守的工作,涉及為人處世、政務處理等內容,被后來的官箴文獻所收錄,稱為《李相國梧里戒其甥李德沂書》或《書贈李甥德沂之任》。朝鮮王朝早期的官箴書,系在模仿、改寫中國官箴書的基礎上形成的,內容尚不豐滿,體例上呈現出簡單、靈活的特點。

17、18世紀是朝鮮王朝承上啟下的重要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朝鮮王朝內憂外患雖時有發生,但形勢相對穩定,奠定了文化發展的基礎。在此背景下,在地官箴書創作有了新發展。其中,《先覺》《臨官政要》和《牧民大方》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断扔X》成書于正祖時期(1776年—1800年在位),又名《先覺錄》,作者未詳,是在繼承朱逢吉《牧民心鑒》基礎上,結合朝鮮王朝官員施政經驗而創作的官箴書?！断扔X》包括正文與附錄兩部分,正文包括立志節等共60條,附錄包括《追錄》120條,《添錄》包括各種定例、守令七事問答、七事提要、七事綱領大志等。該書主張牧民者應遵從“古今有異”的原則,提倡守令要結合實際臨事變通,并提出了評價官員的“善者”與“善之善者”的命題,主張以為政實效而非上級考績來評價官員之功,內容較前代更為豐富、條理,眼界也更為寬廣、先進。安鼎福(1712—1791),字百順,號順庵、漢山病隱、虞夷子、橡軒,是朝鮮王朝后期的政治家、思想家,著有《順庵集》等?！杜R官政要》是安鼎福把實學貫徹到治理實踐中去的著作,他強調:“天德王道本一體,修己治人無二致?！?10)安鼎福:《順庵集》卷一八《〈臨官政要〉序》,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30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158頁。全書分為《政語》《政績》和《時措》三部分?！墩Z》主要整理儒家先賢孔子、孟子等關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經典論述,《政績》記載地方治理的事例和經驗,《時措》為續編,主要探討面對王朝不斷變化的社會形勢,如何解決現實中的治理問題,具有體用兼備,靈活變通的特點。洪良浩(1724—1802),字漢師,號耳溪,著名實學家,曾在地方、中央任職,并出使清朝,刊有《耳溪集》等。他在《牧民大方》中,將牧民之道概括為“三經六典”,其中“三經”為治、養、教,“六典”為吏、戶、禮、兵、刑、工,提出了治理、養護、教育三位一體的施政方略,在官箴書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這一時期的官箴著作創作群體不斷擴大,思想內容日益豐富,更突出關注本國實際,解決自身統治問題,在地化特點更加明顯。

3.成熟與衰落

18世紀后期至19世紀,朝鮮王朝在正祖改革之后,便卷入了勢道政治的漩渦。隨著封建統治加強和社會矛盾加劇,呼吁變革,主張“利用厚生”的實學進入全盛期,以丁若鏞系列牧民書的出現為標志,朝鮮王朝的官箴創作進入了成熟與巔峰時期。丁若鏞(1762—1836),字美鏞、頌甫,號埃庵、茶山、三眉,堂號“與猶堂”,是朝鮮王朝后期實學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創作的治國方略《經世遺表》、刑政方略《欽欽新書》和治郡方略《牧民心書》被稱為“政法三書”,系統闡釋了自己的牧民學體系。其中,他在《經世遺表》中提出了實事、實職、實心、實政的事功路線。在《欽欽新書》中收錄了大量的刑獄檢案,體現了“新我舊邦”意識以及愛民慎刑的思想。其中《牧民心書》被視為朝鮮王朝官箴書的集大成者,全書共12篇,內容非常全面。他先是從理論層面闡釋“牧民學”,認為“牧民者何也?因今之法而牧吾民也。律己、奉公、愛民為三紀,吏、戶、禮、兵、刑、工為六典。終之以賑荒一目,各攝六條。搜羅古今,剔發奸偽,以授民牧。庶幾一民有被其澤者,鏞之心也?！?11)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一六卷《自撰墓志銘》,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81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2002年,第347頁。又在序言中概述書之內容,“一曰赴任;二曰律己;三曰奉公;四曰愛民;次以六典;十一曰賑荒;十二曰解官。十有二篇,各攝六條,共七十二條,或以數條,合之為一卷,或以一條分之為數卷,通共四十八卷?！?12)丁若鏞:《牧民心書》,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自序第1-2頁。書中對官員的律己、奉公、愛民之道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并闡述原因,他指出“廉者,牧之本務”,認為廉潔是“萬善之源,諸德之根”,因此作為官員要“以廉為訓,以貪為戒”“躬自厚而薄責于人”(13)丁若鏞:《牧民心書》,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27-28頁。。書中的“愛民”六條,涉及敬老養老、關愛慈幼、撫恤鰥寡孤獨、體恤喪葬、疾病困難、賑災救災等內容,充分考慮了特殊人群、特殊遭遇、特殊年景的百姓民生,貫徹了他“牧民在仁,不在政也”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和歷史地位。(14)丁若鏞:《牧民心書》,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82-97頁。不過,到了19世紀中葉,隨著西力東侵,救亡圖存成為朝鮮王朝的政治主題,主張學習西方的思想開始普遍出現,在重新評價儒家思想的環境下,官箴書也隨之走向衰落。

(二)朝鮮王朝官箴的內容要義

朝鮮王朝的官箴書,在內容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包含著官員從政原則與道德、從政路線、從政技術等方面的豐富內涵,是對官員為官之道、為官之德、為官之法的總結。雖然,官箴書的具體內容伴隨著國家機器的發展而不斷演變,但基本立意都是要求官員們能夠從維護王朝統治出發,主動強化自律意識,恪守牧民職責,做清官循吏,達到保國安民的政治意圖。

1.從政原則與道德

就從政原則而言,朝鮮王朝官箴由于深受儒家德治思想的影響,尤其是受到朱子學“格物致知”理論的指導,特別強調為官之德,幾乎所有的官箴都會談及官員的道德修養問題。如柳崇祖《新民箴》曰:“民心之天,本與我一。污于流俗,舊染未革。湯盤自警,日新其德。建其有極,敷錫五福?！?15)《朝鮮中宗實錄》卷十三,中宗六年(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三月十二日壬戌,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14冊),韓國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第500頁。強調了君王與官員道德修養的重要性。官箴書對為官之德的表述很多,其中清廉、愛民、忠敬、奉公、律己被認為是官員必備的道德修養。黃俊良(1517—1563)將“持己以廉”作為居官四箴之首:“女污不潔,絲染未白。名節難持,神明可欺。省事寡欲,頤神養德。四知一琴,清風古今?！?16)黃俊良:《錦溪集》卷八《居官四箴》,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37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1989年,第191頁。他引用東漢東萊太守楊震拒絕王密答謝酬金的行為,以楊震的“四知”自勉,規勸牧民者清廉為官。此外,官箴還鮮明地體現了“愛民”“仁民”的觀點。如黃俊良認為,“大德曰生,仁心茁萌。親親愛民,與物為春。饑溺猶己,痛癢一視。胡忍不忍,瘠民肥身”(17)黃俊良:《錦溪集》卷八《居官四箴》,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從刊》(第37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1989年,第191頁。,指出官員要心存仁民、愛民、親民之心,學習莊子與人為善、與物為春,學習孟子饑溺猶己的精神,而不是對民眾疾苦淡漠視之,貪污民脂民膏來中飽私囊。忠敬、奉公也是官箴書中重點強調的品德,如樸興生在《居官箴戒》中首列“事君如事親”,強調為臣子者要把孝順父母之心轉為效忠君主(18)樸興生:《菊堂遺稿》卷二《居官箴戒》,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8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345頁。。鄭澈在《諭邑宰文》中重視“奉公”觀念,將“存心以公”作為官員奉行的“四事”之一,要求官員“愿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于私情,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不平之嘆也?！?19)鄭澈:《松江集》卷一《諭邑宰文》,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46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1989年,第237-238頁。此外,官箴還特別強調“律己”。如李元翼認為為官首先要收攝情緒、克制發怒:“七情之中,惟怒最難制。臨事而怒,則心動而昏,處置輒乖。猛加抑制,從容熟思而處之?！?20)李元翼:《梧里集·文集補遺》之《雜著》《書贈李甥德沂之任》,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56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397頁。官員只有具備自律這一品質,才能相繼做到廉潔、忠敬、愛民與奉公,成為一個稱職的牧民官。

2.從政路線

朝鮮王朝的官箴書從形成之初就有體例靈活、注重實用性的特點,比較清晰勾勒出官員“赴任”“盡職”“交游”“解官”等環節的從政路線圖。赴任是新任官員面臨的首要任務。柳希春在《治縣須知》中,提醒新任官員要做好赴任前的相關準備,“凡新除某官,勿遽以為真,勿交市人,勿為雜簡,無故不須出入,端坐讀書”(21)柳希春:《眉巖集》卷四《庭訓·治縣須知》,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34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1989年,第214頁。。認為即將任官的準官員,要放平心態,做到“三勿”。盡職是指上任后做好職責范圍內應做的事。朝鮮王朝的地方官員,面臨“守令七事”的考核任務,即治下要實現“農桑盛、戶口增、學校興、軍政修、賦役均、詞訟簡、奸猾息”的施政目標。交游是指官員履職期間要與其他官員、胥吏、鄉賢等進行交往。尹衡老(1702—1782)提出了在任官員交游的原則:“從仕之道,誠而已矣。事君如事親,而服勤至死。事官長如事兄,而積誠以動之。與同僚如家人,而情意相孚。待群吏如奴仆,而正己而嚴束。愛百姓如妻子,而使各輸其情?！?22)尹衡老:《戒懼庵集》卷十四《家訓·仕宦章》,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19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1998年,第349頁。解官,是指官員辭官卸任。丁若鏞在給兒子的信中,叮囑其為官結束后,不應再流連,“即日還鄉,雖有切友同德,懇懇勉留,勿聽也”(23)丁若鏞:《與猶堂全書》卷十八《示學淵家誡》,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從刊》(第281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2002年,第387頁。。

3.從政技術

朝鮮王朝將“守令七事”列入《經國大典》,作為地方官員的考核內容。而官箴書作為地方官員的施政指南,內容也以“守令七事”為中心,涉及到經濟民生與賦稅徭役、社會教化與社會治安、司法訴訟與獄政管理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笆亓钇呤隆敝?涉及經濟、民生與賦役的有“農桑盛、戶口增、賦役均”。官箴書中高度重視經濟民生與賦稅徭役。柳希春在《治縣須知》中強調“省刑罰、薄稅斂,此牧民之大本也。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24)柳希春:《眉巖集》卷四《治縣須知》,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34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1989年,第216頁。丁若鏞在《牧民心書》中指出,田政是戶典中最重要的一條,也是牧之職中“最難”的一條,因此對田地的面積、質量的把控至關重要。改量是“田政之大舉”,“量田之法”要“下不害民,上不損國”。查陳是“田政之大目”,“陳田起墾,不可恃民,牧宜至誠勸耕,又從而助其力”(25)丁若鏞:《牧民心書》,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122-123頁。?！笆亓钇呤隆敝?涉及社會教化與社會治安內容的有“學校興、軍政修、奸猾息”。金正國《警民編》將“民之所易犯者為十二條,編曰警民”,為了預防鄉民犯罪,他將犯罪類型分為“父母、夫妻、兄弟姊妹、族親、鄰里、斗毆、盜賊、犯奸、殺人、勤業、儲積、詐偽、奴主”等13條。每條先闡明道德意義,然后提出刑法規定。如“父母”條中,首先說明應對父母盡孝的理由,然后再論述與不孝相關的犯罪處罰,“父如天,母如地,劬勞生我,辛勤乳哺,艱難養育,父母恩德,昊天罔極。祖父母,生我父母,如父母無異。是故善事父母,孝順無違,鄉里稱善,國有褒賞。法,祖父母、父母謀殺,則凌遲處死,毆打則斬,罵詈則絞,不聽教令,不勤奉養,則杖一百,父母告訴,則其罪至重?！?26)[韓]鄭豪薰:《朝鮮后期〈警民編〉的橫排刊和教育的活用》,《未來教育學研究》2007年第2期。洪良浩在《牧民大方》中提出了興教化的具體方案:正風化、禮齒德、獎節行、敬祀享、勤講試、廣書籍、資婚嫁、恤孤獨?！笆亓钇呤隆敝?涉及司法訴訟與獄政管理的內容主要有“詞訟簡、奸猾息”。聽訟斷案為地方守令的重要職責,洪良浩在《刑典之屬》中,提出了恢聽斷、簡推逮、申科禁、盡民情、慎獄訟、察幽枉、明律令七條措施。丁若鏞也關注司法問題,他在《牧民心書》“奉公篇”提出了牧民官要自身守法的要求。在《欽欽心書》記載了官員斷案的理論根據與現實案例,體現了法治思想。

二、朝鮮王朝官箴文化的特點

朝鮮王朝時期,統治者既大力借鑒、宣揚中國優秀官箴,又著意弘揚、推廣本土官員、學者的優秀官箴,隨著時代發展和治理環境變化,朝鮮王朝官箴在為政思想、施政原則、治理措施等方面不斷推陳出新,形成了具有鮮明在地特色的官箴文化。朝鮮王朝的官箴尊崇儒家倫理,在修齊治平的基礎上,注重官員的內心自省,突出親民、愛民思想,強調行為上的自律自警,并從實用性出發,積極倡導將性理學與實學理論融入施政實踐中,形成了自身鮮明的特色。

(一)著眼于人治下官吏“修齊治平”的內省自覺

朝鮮王朝官箴深受儒家思想影響,重視官員個人道德修養,認為為政者首先需要修煉個人心性,方能養成良好的思想品德、政治素質,在此基礎上才能成為合格、優秀的官員。在朝鮮王朝的各類官箴中,上對國王、世子,下對普通官員等在道德方面做了諸多規范。太宗十六年(1416),朝鮮世子賓客卞季良等做《自警箴》勸諫世子,并將其內容書寫于書筵廳,其中有言,“從古以來,不孝其親,能享富貴,未見其人。自今以往,所不孝者,父母雖慈,天必厭也”(27)《朝鮮太宗實錄》卷三二,太宗十六年(明朝永樂十四年,1416年)九月二十八日丙辰,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2冊),韓國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第134頁。。卞季良等所作《自警箴》旨在勸諫世子要踐行孝道,體現了官箴中對孝這一品行的重視。樸興生在《居官箴戒》中指出,官吏的操守、德行對于其為政能否有所成就極為重要,“人之立心操行,如山之重、如江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衡之平”(28)樸興生:《菊堂遺稿》卷二《雜著·居官箴戒》,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8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345頁。。認為為官者修身養性方能練就良好操守。仁祖十六年(1638),藝文館副提學李景奭獻《元日箴》,告誡國王要注重修身,“一年三朝,萬物皆春。天道之元,君德惟仁。愿自今始,日新修身?！比首娲鬄楦袆?“觀卿所進之箴,誠深言至,實合采用,敢不服膺而力行哉?”(29)《朝鮮仁祖實錄》卷三六,仁祖十六年(明朝崇禎十一年,1638年)正月一日乙丑,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35冊),韓國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第1頁。再如丁若鏞在《牧民心書》中也集中論述了修齊、治平思想,在《飭躬》中言“興居有節,冠帶整飭,蒞民以莊,古之道也。公事有暇,必凝神靜慮,思量安民之策,至誠求善”(30)丁若鏞:《牧民心書》第二篇《律己六條·飭躬》,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18頁。;在《齊家》中言,“修身而后齊家,齊家而后治國,天下之通義也。欲治其邑者,先齊其家?！倍筮M一步闡述齊家和治縣的關系,“治縣如治國,不能齊家,何以治矣”,進而指出,齊家之務,厥有數端,分別是:從行要守法、治裝要從儉、飲食需節約,閨門要嚴謹、干謁要斷截、貨販需廉清。(31)丁若鏞:《牧民心書》第二篇《律己六條·齊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37-38頁。

(二)體現了以民為本的賢人政治思想

朝鮮王朝時期的官箴,秉承了中國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提出了諸多重民、親民、愛民的主張,顯示了為政者以民為本的價值取向。如仁祖十六年(1638),李景奭所獻《元日箴》中便告誡仁祖要體恤民生多艱,“八路牛盡,百無一犉。不耕何食,田卒荒榛。富亦云急,哀此窮貧。特垂惠鮮,亟濟涸鱗。欲止屠宰,宜自宗禋?！?32)《朝鮮仁祖實錄》卷三六,仁祖十六年(明朝崇禎十一年,1638年)正月一日乙丑,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35冊),韓國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第1頁。孝宗十年(1659),掌令許穆效法商湯作《湯銘》、周武命百官“官箴王闕”之舉,作《玉幾銘》以獻,意在勸諫君主要以民為本,“君惟元首,作民父母。小民無親,懷于有仁,保民者昌,勝民者亡”,得到孝宗國王的首肯,“嘉納之”(33)《朝鮮孝宗實錄》卷二一,孝宗十年(清朝順治十六年,1659年)三月十二日癸卯,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36冊),韓國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第177頁。。鄭澈《諭邑宰文》也指出,“為政者,當體天地生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并告誡邑宰在遇災荒時,應特別愛惜百姓,“撫摩愛育,尤不可緩”(34)鄭澈:《松江別集》卷一《雜著·諭邑宰文》,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46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1989年,第236頁。。丁若鏞《牧民心書》中將《周禮》之《大司徒》保息六政,概括為愛民六條,并稱其為“牧民之首務”,涉及養老、慈幼、賑窮、哀喪、寬疾、救災六個具體條目,詳細地闡述了現任官員在親民、愛民等方面需要做到的六項具體事務,涵蓋了撫慰社會弱勢群體的六個主要方面。(35)丁若鏞:《牧民心書》第四篇《愛民六條》,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82-97頁。官箴文獻中所提倡的親民、愛民措施,在實踐中均需通過具體的官員負責施行,其中亦表達了社會對賢人政治的祈盼。

(三)強調自律性、警示性與啟示性

朝鮮王朝官箴認為官員在施政過程中,既需要時刻警醒自己、加強自律,同時也需借鑒歷史上的警示性、啟示性案例。統治者非常重視官箴的警示作用,世宗二十三年(1441),世宗借鑒宋儒在編寫《自警篇》時將前代嘉言善行“分節類編,而務于簡要”的做法,令知中樞院事鄭麟趾,“考閱史籍,其善惡之可為勸懲者,撰次成書,使便觀覽,以為后世子孫之永鑒”,并賜名《治平要覽》。(36)《朝鮮世宗實錄》卷九三,世宗二十三年(明朝正統六年,1441年)六月二十八日癸巳,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4冊),韓國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第348頁。意在以史為鏡、觀古鑒今。中宗也重視箴言的警戒作用。中宗十六年(1521)的御夕講中,檢討官元繼蔡臨文時,講到衛武公年九十五,猶言“毋以我老耄而恪恭,朝夕以交戒,我欲在下之人,盡言其過失也”,并作《抑詩》以自我悔過之事。中宗深受觸動,說到“武公九十有五,而猶有自警,作《抑詩》,又以悔過。凡人必始勤終怠,而其丁寧戒飭如此,則可謂盡人君之道矣”,高度贊賞衛武公至年近百歲猶能時刻知警的精神,認為這才是正確的為君之道,并以此自警。(37)《朝鮮中宗實錄》卷四一,中宗十六年(明朝正德十六年,1521年)二月二十二日乙巳,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16冊),韓國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第18頁。朝鮮王朝后期,此類警示性箴言仍舊存在。顯宗五年(1664),司憲府持平李光迪因顯宗常喜怒失中而上疏勸諫:“怒者,七情之一,而易發難制者也。其發也,如雷之急,如風之速,古人以治怒之難,比之于摧山救火。茍非虛心平氣,物來順應,自忘其怒,觀理之是非,則有所憤懥,不得其正,而害政喪德,恒必由之,可不懼哉?”并上《懲忿箴》一篇,希望顯宗能夠時刻警醒,并勸諫其通過修身養性來克制怒火、平和心氣,顯宗深為認可,“嘉獎,賜馬裝一部”(38)《朝鮮顯宗實錄》卷一一,顯宗五年(清朝康熙三年,1664年)九月三十日戊午,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37冊),韓國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第401頁。。由此可知,對于自律性的強調及對于警示性、啟示性內容的重視,也成為朝鮮王朝官箴中的重要特征。

(四)內容更注重現實需求和可操作性

朝鮮王朝的官箴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注重實際功效,講究現實操作性,尤其是后期官箴受到實學思潮的深刻影響,貫徹著利民厚生的理念,所述條目多關注國計民生,對于官員在任職期間所能遇見的問題和行政細務,提前列出并做出預案并提出具體、細致的處理方法,具有較強的現實指導性。如柳希春《治縣須知》,主要面對縣級行政的一部官箴,該文篇幅不長,僅兩千余字,但其中所涉內容較廣,講述了“律身”“御吏”“牧民聽訟”“求言用人”“治奸勸善”“謁圣興學”“待士接賓”“篤親念舊”等八個方面的內容。對于每個方面涉及的具體問題,也作了全面講述。如第二條“御吏”,首先講明“御吏”之道分上、中、下三等,即“正己而明照,嚴臨而不傷,遇大惡則懲一誡百,上也”“剛猛制勤,次之”“昏懦受欺,下也”,意在告知為官之人當從嚴御吏、以術御吏。接著告誡地方守令在蒞職之初就應該謹慎、從嚴御吏,如遇吏卒以不曾經事而有欺慢之意者,“須的見而痛懲之”。即使屬下吏員有小善、小能,亦當時時從嚴警醒,“不可形之于言而使之氣驕”。同時指出,御吏之道貴在從速,速則立威,守令在到任三日內,可以下令,“凡官屬罪發而逃者,每日加罪十倍,一切官屬之名,書之空冊”,如有小罪之吏,可“動輒付過”,待付過滿三度后,施以笞刑。如此,便可迅速立威。同時,他也指出盡管倡導御吏需從嚴,但卻不可苛責于人,如果遇到“使臣欲笞杖各邑下人,而實非其罪”的情況,可以靈活處理,“以有罪者代之”。(39)柳希春:《眉巖集》卷四《庭訓·治縣須知》,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34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1989年,第216-219頁。再如安鼎福所撰《臨官政要》,為政細務一應俱全,包括:論政、正己、處事、御下、知人、臨民、風俗、明教、勸農、戶口、賦役、理財、賑濟、刑獄、禁奸、儒吏、良吏、能吏、決訟、治盜、缿筒法、禁松等。(40)安鼎福:《順庵集》卷一八《〈臨官政要〉序》,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30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158頁。幾乎涵蓋了官員在為政時所面臨的大部分問題,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解決方案,具有較強的指導性。

(五)帶有“上下有別”的鮮明階級性

朝鮮王朝官箴是封建社會政治文化的產物,也是統治階層維護統治的工具,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一些局限性。官箴對兩班等權勢階層的維護就是其中的一個突出表現。如《治郡要法》第三六條載:“境內兩班,必善遇之?；蛴行辛x之有聞及親舊之可知者,或存問致款,或以官事出入時,必歷訪焉?！?41)《治郡要法》之“三六”,見[日本]內藤吉之助:《朝鮮民政資料·牧民篇》,韓國漢城:朝鮮印刷株式會社,1942年,第68頁。認為地方官需要“善遇”兩班,適當照顧其利益。如有兩班與常漢相爭,處置方式也不一樣,如《先覺追錄》載:“兩班之逢辱于常漢所志,則題以‘常漢之凌辱兩班,自有其律,查問重治次捉來’填以面任。捉來查實,曲在常漢,則從輕重依法治之。曲在兩班,則謂常漢曰‘在常漢之道,只可以事理爭之,不可以凌辱兩班,豈無罪也?’略施笞罰,以立明分后,從輕重治兩班,而以毋失兩班之道,申申教諭,可也?！?42)《先覺追錄》之“文狀二十八條”之“十五”,見[日本]內藤吉之助:《朝鮮民政資料·牧民篇》,韓國漢城:朝鮮印刷株式會社,1942年,第225-226頁。地方官對于轄區內的朝廷重臣親屬等亦需經常存問,務必做到禮數周全,如《治郡要法》第三五條載:“朝廷宰執及宗族親知之歲時循例問遺,亦不可廢者。不需其物之豐侈,而只取其精好者,均施而不遺?！?43)《治郡要法》之“三五”,[日本]內藤吉之助:《朝鮮民政資料·牧民篇》,韓國漢城:朝鮮印刷株式會社,1942年,第68頁。由上可知,朝鮮王朝官箴中對于維護兩班等勢要階層、高官親屬的利益并不回避,且將其作為為政經驗寫入官箴,具有明顯的時代性、局限性。此外,官箴中等級觀念也非常嚴重,柳希春《治縣須知》中指出官員對待上司必須嚴格按照禮節。這種重視身份、等級的觀念在朝鮮王朝官箴中得到長久的貫徹,直到丁若鏞的《牧民心書》中仍有描述,《禮典·辨等》載:“辨等者,安民定志之要義也。等威不明,位級以亂,則民散而無紀矣?！?44)丁若鏞:《牧民心書》第七篇《禮典·辨等》,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189頁。

三、朝鮮王朝官箴文化的影響

朝鮮王朝時期的官箴詮釋了地方社會的治理圖譜,對于官員的日常行政有較強的指導意義,其蘊含的啟蒙思想對朝鮮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有助于現代官德建設和基層治理。當然,由于受到階級性、時代性的制約,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有助于朝鮮王朝地方治理的穩定和吏治的改善

朝鮮王朝統治者特別重視地方守令的作用,如成宗曾強調,“親民之官莫重守令。守令之匪人,生民之大患也。在官一月,則貽一月之害;在官一年,則貽一年之害”(45)《燕山君日記》卷二,燕山君元年(明朝弘治八年,1495年)正月十三日丁酉,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12冊),韓國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第632頁。,下令讓政府官員舉薦循良官吏、參劾貪懶者,以作獎懲?？梢?成宗已充分認識到地方守令是否得人直接關乎民生。一些重要官箴也不斷強調守令等地方長官的重要性,如《居官大要》曰:“州縣之職,古人雖云勞人,而有分憂之責,民社之寄,政得其理則百里晏然,如不得其理則害及生靈?！?46)《治郡要法》之《居官大要》,見[日本]內藤吉之助:《朝鮮民政資料·牧民篇》,韓國漢城:朝鮮印刷株式會社,1942年,第3-4頁。明確指出州縣官員對于地方社會治理的重要性,為其行政提供了警醒、鞭策,警示其忠于本職而不敢懈怠。這種官方的宣講、強調促進了地方吏治的改善,金廉平的為政經歷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727年,管城守金廉平因勤于民事而被加官、賜帛,并“遣使獎諭”。后來,他又被擢升為溟州守,溟州本為襟山帶海的富庶之地,但在戰亂之后,卻出現了官守失職,歲數不登,民人散亡的蕭條景象。他到任后,遍歷轄區、考察民情,因地制宜地從除魚鹽之稅半,定貢參法,減田租免逋欠,勸農興學,養老存孤,旌孝表義,懲奸禁暴等多方面進行改革,三年后,流亡漸復、戶口滋息,溟州地方逐漸改變蕭條之狀。他又修建工程、興修土木建筑,修館院、驛舍、倉廩十二所,修葺城垣、樓櫓,開渠引江水入城,建陂塘兩所以備火患,修筑堤壩七百丈以捍江水,收到了良好效果。姜再恒(1689—1756)曾撰文贊譽,“公承朝廷德意,宣布其化,使一方之民,不失其所,而又能修舉廢墜,作堂于此,命以七事之目,而朝夕觀省,以自警誡焉。嗚呼,公之政,既盡七事也,循事考言,可謂不愧名言矣。然公之功德,在民耳目,其聲績,有前后圣教,賁若華袞?！?47)姜再恒:《立齋遺稿》卷一三《記·溟州七事堂記》,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10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1998年,第220頁。再如朝鮮王朝末期,撰寫《居官十箴》的性齋學派創立者許傳,他在擔任咸平縣監時,就因政績突出備受稱譽,“其蒞湖縣也,治才期月,化洽窮蔀”(48)許薰:《性齋先生文集》附錄卷六《言行總錄》,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309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2003年,第199頁。,“居一年而化大成,民樂士時”(49)金益榮:《性齋先生文集》附錄卷三《謚狀》,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309冊),韓國漢城:景仁文化社,2003年,第133頁。,也是將官箴所倡貫徹入為政實踐的典范。

(二)蘊含著推動社會變革的思想萌芽

17世紀以后,一些朝鮮學者結合從中國傳入的實學思想及從西方傳入的科技書籍,力主學以致用,強調經世致用和利民厚生思想,尋求解決社會危機之策。朝鮮王朝后期的官箴書作者大多是實學思想家,他們在著述中從批判現實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社會弊病的變革方案,具有解決舊社會矛盾,指向新社會的重要意義。比如,樸趾源(1737—1805)是朝鮮王朝實學“利用厚生”派的代表人物,他通過跟隨使團到中國考察之后,提出了北學中國的思想,主張學習中國和西方先進技術,大力發展工商業。所謂“利用”,是指要運用各種工具提高生產力,“厚生”是指要使人民生活富裕,也就是說主張通過發展科技,改善人民生活。樸趾源的官箴書《課農小抄》,便提出了對于農業生產的改革思想。他認為農業是國計民生之大本,在《限民名田議》中指出,雖然理想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但不符合當時社會的實際,因此主張限制土地兼并,通過規定土地的所有上限,在認定現有狀態的基礎上,禁止土地兼并,最終達成相對均等的土地所有狀態。實學思想集大成者丁若鏞在政治、土地、租稅、宗教等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方案。他在傳統民本思想基礎上,提倡民主和民權政治,提出了“牧為民有”和平等的思想觀念,否定了君主專制。他主張施行閭田制,提出地主也要擔負土地稅,主張廢除軍布法和還谷制,實行公田均稅,自由發展工商業。他還主張郡縣分等,使得守令和所屬鄉吏階層能夠發揮各自的作用和功能,消除鄉吏身份世襲特權,以此瓦解在地士族和鄉吏階層為主的鄉村自治傳統。這些改革思想,雖然沒有直接提出“近代”的概念,但對朝鮮社會的思想啟蒙作出了貢獻。

(三)有助于現代官德建設與基層社會治理

朝鮮王朝官箴中所蘊含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治國理政的智慧體現著一定的合理內核,在今天東亞官德建設與社會治理中,仍有具有一定借鑒價值。官箴中有關修身正己的論述,為加強官德建設提供了理論導向,有利于領導干部清廉、奉公、律己政治人格的塑造。如柳希春在《治縣須知》中指出,郡縣守令清廉為官的“四不”原則,即不受人請托、不接受他人饋贈、不私自動用官府財物、不追求個人財物增長?！吨慰ひā窂囊婚_始,便開宗明義提到,清廉、慎獨、勤政是官員循吏從政、治理地方的第一要略,認為“清、慎、勤”三字,為治郡第一根本。鄭澈在《諭邑宰文》中,將“存心以公”作為官員奉行的“四事”之一。再如以民為本是中朝傳統官箴的主要思想,“愛民”“仁民”的思想有利于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李回寶的《本固邦寧箴》認為,本之義大,本之謂根,根比則民,木比則君,根失其根,木何能木,把國王和百姓比喻成大樹和根,認為百姓才是維護統治的根本。丁若鏞基于原始儒學基本政治理念,提出了“牧為民有”,認為天子職位的形成,是基于人民調解、創制的需要而產生,天子、諸侯、縣長、里長、鄰長等各級的政治職位,皆因民成立,進而提出了“富民”“牧民”“教民”“閑民”的思想。此外,官箴書中一些具體的從政技術為提升基層治理水平提供了實踐范本。如《牧民心書》中提到,解官之時要做到“遞而不驚,失而不戀”,并做好相關交代和收尾工作。在工作交接時,要表現出“治簿有素,明日遂行”的清士之風和“勘簿廉明,俾無后患”的智士之行。離開任職地時,要做到“笥籠無新造之器,珠帛無土產之物”(50)丁若鏞:《牧民心書》第二篇《解官六條·歸裝》,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323頁。。這些思想觀念的宣揚,無疑促使各級官員更加警醒,從根本上推動官德建設。

(四)重道德說教與權術運用產生了一定消極后果

官箴道德勸說式的宣傳、弘揚,更多的是依靠官員的自覺和自我約束,缺乏法治監督等必要的制度約束,有時甚至會被別有用心的沽名釣譽者所利用,產生消極后果。成宗十四年(1483)成宗令承政院,“懸《待漏院記》于院壁,以自觀省”,并鄭重告誡承政院左承旨金世績曰:“此記,爾必不知,爾當學之,予將摘記中語問之?！钡烦疾灰詾槿?在實錄中記載道:“世績只業弓馬,不學無知,一朝擢入喉舌之地,專以營求干請為事,所與親結,皆工、商粗鄙之人,于出納之任,若聾瞽然,雖百讀《待漏院記》,何益?”(51)《朝鮮成宗實錄》卷一五九,成宗十四年(明朝成化十九年,1483年)十月十二日辛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10冊),韓國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第531頁。金世績原為武夫出身,為人粗俗,且品行不良、專務蠅營狗茍,所以史臣認為,這樣的人即便多讀《待漏院記》,不可能產生多大效果。同時,由于朝鮮王朝重視官箴,國王經常獎掖撰寫、宣揚官箴者,也有品行卑劣的投機分子以此牟利。如中宗八年(1513),驪州教授沈義上《十宜箴》提出十條注意事項,分別是“身心宜正”“學問宜勤”“天譴宜答”“飲食宜節”“綱紀宜立”“規諫宜納”“讒言宜卻”“賢邪宜辟”“刑罰宜慎”“守令宜擇”,均為煌煌大道之言,得到中宗的高度認可,中宗將其調任京職以示獎勵。但沈義實則是投機分子,所行與其所獻箴言多有不合之處,雖因上章得官,仍為士林所輕視,“義與兄弟不和,性又貪污,誅求無厭,故左遷,自奉常主簿,出為教授。至是上章得官,士林不以此為榮,而反卑之”(52)《朝鮮中宗實錄》卷一八,中宗八年(明朝正德八年,1513年)三月二十六日乙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14冊),韓國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第652頁。。此外,官箴書中也有一些涉及為政權術的內容,如《政要抄》之“八七”條指出,“鞠情之術,惟在于誘脅。所謂脅,非所謂栲掠慘毒也,要在中其忌諱,使之悚然畏服”(53)《政要抄》之“八七”,見[日本]內藤吉之助:《朝鮮民政資料·牧民篇》,韓國漢城:朝鮮印刷株式會社,1942年,第152頁。。主張在緝拿、審問案犯時要以“誘脅”為主,這顯然違背了執法的公平、公正原則。

綜上而論,朝鮮王朝官箴融合中、朝治國理政之道,重視官員道德修養,宣揚重民愛民觀念,注重對于為政的警示性、啟示性,并側重其實際應用效果,將儒家的道德觀念與利民厚生思想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朝鮮地方治理的發展,對朝鮮社會的思想啟蒙作出了一定貢獻,為東亞社會防腐倡廉提供了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