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土地政策變遷的歷史考察

肖楠楠

(濟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 濟南 250022)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成長壯大的關鍵期,也是共產黨局部執政最長的時期。從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到中共中央東渡黃河離開陜北,黨中央在這里戰斗、生活了十三年。十三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始終關注人民群眾的利益需求,以解決土地問題為切入點,依據不同境況制定出不同的土地政策。就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進行考察和研究,學界對其甚為關注,成果多集中于對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政策的具體研究上。(1)關于抗日戰爭時期土地政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晉林,楊曉敏的《論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土地政策與實踐》《甘肅理論學刊》2007年第2期、徐建國的《抗戰時期晉冀魯豫邊區減租減息運動中農民的思想變遷》《黨的文獻》2008年第5期等;關于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政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董長貴的《解放戰爭時期國共兩黨土地政策及其對全局的影響》《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6期、許秋霜的《論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中共伊犁州委黨校學報》2019年第3期等。然而,聚焦于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土地政策的系統敘述上,筆者發現學界對這一問題的專門研究較少,對黨調整土地政策背后的原因探討得較少。為此,本文擬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探究,力求詳盡展現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土地政策的變遷過程,進一步探討黨調整土地政策的原因,以就教于學界同人。

一、初步探索: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成功到達西北革命根據地。從此,黨中央就以陜北作為指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初到陜北,為了贏得廣大人民的支持與擁護,中國共產黨以解決土地問題為切入點,通過開展土地革命,讓農民獲得看得見的物質福利。

為了最大程度上動員人民參加民族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開始改變對富農的態度。1935年12月,張聞天在瓦窯堡會議上指出,當前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集中力量反對主要敵人”。[1]506而改變對富農的策略,為的就是聯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擊敵人。不久,毛澤東即頒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關于改變對富農政策的命令》,從中央層面對改變富農政策進行了規定,即:沒收富農中含有封建剝削性質的土地、動產及牲畜耕具,保留富農的自耕及雇人經營之土地;在實行平分土地區域,富農與普通農民擁有相同的土地分配權。[1]514-515經過一段時間的實施推廣,這種改變獲得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

伴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為了盡快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中央決定對當時的土地政策進行審查,并給予必要改變。193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規定: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糧食、房屋、財產”,[2]204對“富農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產工具(農具、牲口等)均不沒收”,[2]205對一些小業主的土地也不沒收,對一些大農業企業主(不依靠地租剝削)的土地應按“對待富農的政策辦理”。[2]205這一土地政策具有更明確的人民性,關注到各階層人民的利益。在規定沒收地主土地的同時,又給地主以適當的土地和必需的生活資料;雖然規定不沒收富農的土地,但若農民要求平分土地,富農土地當一起平分。此時中國共產黨改變了以前“一刀切”的做法,轉變了對富農的態度,仍堅持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和財產。在當時條件下,中國共產黨要想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需一個合適的契機逐漸改變對地主階級的策略。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讓中國共產黨看到同國民黨進行第二次合作的希望。1937年2月,中共中央發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向國民黨提出五項要求,同時作出四項保證。其中關于土地政策,中國共產黨明確保證:“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盵3]393月,這一政策在陜甘寧邊區開始實施。5月,毛澤東就中國共產黨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原因進行了闡述,指出:當前首要解決的問題是中國土地屬于日本人還是中國人,為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共產黨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4]260在此國難當頭之際,中日矛盾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從大局出發,愿意停止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團結廣大人民共同抗擊外來侵略者。

1937年8月洛川會議上,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把減租減息作為解決農村土地問題的基本政策。晉察冀邊區是最早響應黨中央號召的地區。1938年1月,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經濟問題決議案》規定:要改良不合理的經濟關系,“普遍實行減租減息辦法,規定公平的最高地租額,整理農民債務”。[5]17同年2月,晉察冀邊區政府就制定出《減租減息單行條例》,規定:不論是租佃、半種的地主之土地,一律在原租額的基礎上減收25%;地主之利息收入,年利率不得超過一分。[5]31即按照“二五減租”和“一分利息”的標準減收租息。同時,為了防止地主無休止地剝削農民,黨對租息進行了嚴格規定,地主不可隨意更改增加。鑒于當時環境的復雜性,其他根據地尚未廣泛貫徹執行減租減息政策。為此,黨中央又發布新的指示,要求各根據地切實實行減租減息政策——凡是已經實行的地區,要檢查其實施情況;凡是還未實行的地區,必須立即執行。[6]737此后,各根據地依據黨中央的這一決定,先后制定出較為完備的政策法令,減租減息運動由此全面展開。

1940年2月,晉察冀邊區依據兩年來的實踐經驗,針對“二五減租”具體執行中出現的問題,對《晉察冀邊區減租減息單行條例》進行修訂,在原有條例的基礎上對各項原則、規定進行細化。此外,還規定:“出租人未得租戶、佃戶、半種戶之同意不得將耕地收回轉租轉佃轉半耕他人?！盵5]200這項規定對出租人的行為進行了嚴格限制,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承租人的利益。不久,晉西北邊區也頒布《減租減息條例》,力主推行“二五減租”和“一分利息”政策。7月,陜甘寧邊區綏德分區頒布《減租減息暫行條例(草案)》;11月,山東省發布《減租減息暫行條例》。此外其他各根據地也相繼制定頒布相關法令條例,減租減息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

減租減息運動的開展,使農民獲得切實利益,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晉察冀邊區普遍實行“二五減租”和“一分減息”,取消了正租以外的剝削及高利貸剝削。1940年6月,據兩個專區統計,該邊區減租已達12900余石;據四個專區不完全統計,減息已達320600余元。在晉察魯豫邊區,1941年6月,據十一個縣不完全統計,已減租17716石。[7]440在晉綏邊區,1940年據二十個縣的統計,共減租17716大石,據十七個縣的統計,平均每戶減租11斗多。1941年,據十六個縣的統計,共減租10021石,每戶平均減租5斗多。[8]94

二、不斷發展:“雙減雙交”的土地政策

隨著減租減息運動的深入開展,各地減租減息工作出現了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有些地區的群眾尚未充分發動起來,出現了明減暗不減的現象,這種現象一般發生在靠近敵占區域。在運動發動之初,地主階級的態度一般是防御的、抗拒的,有的被迫減輕了租息,有的則陽奉陰違。在地主的威脅欺騙下,農民與地主約定明減暗不減,只好“偷偷又把已經減掉的租息如數送還”。[9]89有的地區則出現一些過“左”的偏向。有的農民不交租息,將清理舊債變為廢除債務,甚至有的干部以強迫命令的方式要求地主富農“捐地”。有的地區發展為不看具體對象,一律退回三四年長收的租子,對地主罰款過多,甚至個別地方要求沒收地主的土地。[10]243

為了糾正各種錯誤偏向,1940年1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布《關于抗日根據地應實行的各項政策的指示》,對現施的土地政策進行說明:我們應實行部分的減租減息,“但不要減得太多,不要因減息而使農民借不到債,不要因清算舊債而沒收地主土地,同時應規定農民有交租交息之義務,保證地主有土地所有權”。[11]682這也是繼減租減息政策后,中國共產黨首次提出農民負有交租交息的義務。

隨著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逐漸改變侵華策略,集中主要兵力進攻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進攻,中共中央認為:“欲求團結全國各階級,舉行戰略反攻,澈底戰勝日寇,除軍事上政治上加以改革外,惟有采取合理的土地政策,取得農民群眾的贊助,方能達此目的云?！盵12]為了激發全民族抗戰熱情,中國共產黨再次調整土地政策,由之前的減租減息開始轉向“雙減雙交”。(2)“雙減雙交”的政策即是指“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下文同。1941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對土地問題作了如下規定:在土地分配區域,要保證獲得土地的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在土地未分配地區,要保證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及債主的債權,惟須降低租額和債息,佃農及債務人要交租交息。[13]3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對于已經進行土地革命的地區,中國共產黨保護農民的土地私有權,而在尚未開展土地革命的地區,實行“雙減雙交”的土地政策,這一政策既改善了農民生活,也照顧到地主利益。此外,為了防止地主與農民之間發生沖突,政府還要合理調整二者間的租佃和債務關系。

1941年11月,陜甘寧邊區召開二屆一次參議會。開幕典禮上,毛澤東發表重要演說,闡明了時下實施“雙減雙交”土地政策的目的。他指出:中國共產黨實行的一切政策,都是為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在土地關系上,我們實行減租減息和交租交息,是為了保證農民和地主都能生活。這是“真正適合現在中國國情的政策”,[14]808我們希望它能大范圍推廣,在全國實行起來。11月8日,陜甘寧邊區主席林伯渠作政府工作報告,就邊區政府三年來的工作進行總結匯報,肯定了“雙減雙交”的土地政策。他指出:“政權是各抗日階級聯合的民主專政,而施政則照顧到各抗日階層人民的利益,注意工農生活的改善,同時保護資本家地主的權益?！盵15]260其中土地政策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半p減雙交”土地政策的推行適應了抗戰需求,是中國共產黨依據具體現實而實行的符合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政策。它既照顧到現在,又關照到未來,鑒于抗日戰爭的長期性,中國共產黨必須作長遠打算,這也從側面彰顯出中國共產黨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對抗戰以來各根據地實施“雙減雙交”政策的情況進行總結分析,首先肯定了這一政策的效用:凡是認真、徹底實行這一政策的地區,群眾的抗日與生產的積極性就高,社會生活秩序就安定。其次,也指出了某些根據地在執行此政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有的地方僅將減租減息作為一種宣傳口號,既未發布法令,更未動手執行;有的地方政府雖發布了法令,卻也未認真執行,從而出現明減暗不減的現象。這種過右的偏向嚴重挫敗了農民的抗戰積極性,致使根據地無法鞏固。然而在另外若干地方,又犯了某些“左”的錯誤,雖然經過中央指示已經大體糾正,但黨員干部還應加以注意。[16]19-20在此基礎上,中共中央頒布《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闡明黨在抗戰時期土地政策的基本原則,強調在維護農民利益的同時要兼顧地主和富農的人權、政權、地權和財權,合理調整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揪袷窍取鞍褟V大農民群眾發動起來”,[16]50在此基礎上“又要讓地主能夠生存下去”。[16]50所以,在經濟上只是削弱而不是消滅封建勢力。當時,中日矛盾成為社會主要矛盾,聯合農民、地主、富農共同抗日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戰略方針之一,激發社會活力、集中各階級力量共同抗戰是黨的主要任務。同時,這一決定的頒布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土地政策的轉變已基本完成,為各抗日根據地實行“雙減雙交”指明了方向。

貫徹各地政府的減租交租法令,保障佃權是關鍵。中國共產黨認為,倘若不能保證佃農的佃權,則“不僅減租交租法令無從貫澈,而且對于提高農民生產熱忱,發展邊區農業經濟,也有極大的阻礙”。[17]這主要是因為面對租地隨時被地主抽回的情況,農民就會喪失對土地經營的熱情。這就要求各地政府應制定出保障佃權的具體條例,在貫徹減租交租政策時,切實保障農民的佃權。

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領導下,各抗日根據地相繼制定頒布相關條例,“雙減雙交”運動普遍開展。如1942年4月,中共太行區黨委發布《關于如何執行土地政策的指示》;10月,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發布《關于減租工作指示》;11月,晉綏邊區頒布《減租交租條例》;12月,陜甘寧邊區公布《土地租佃條例草案》等。這一土地政策,不僅改善了農民生活,而且照顧到地主、富農的利益,最大程度上調動起人民抗戰的積極性,成為贏得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此外,減租減息也削弱了封建剝削制度,為土地改革準備了條件。

三、深化拓展:“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

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國內矛盾逐漸占據主要地位,此時中國共產黨為了實現與國民黨的和平共處,在土地問題上維護農民權益的同時兼顧地主階級利益,仍實行“雙減雙交”的土地政策。正當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已經開始走向“和平民主新階段”之時,蔣介石和國民黨方面卻毀棄了兩黨達成的和平協議,并于1946年6月下旬,向中共中原部隊發動大規模進攻,全面內戰由此爆發。[18]251時下,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凸顯,中國共產黨也加快了廢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土地制度的步伐。

抗戰勝利后,中共中央發布《減租和生產是保衛解放區的兩件大事》的重要指示,明確指出:面對國民黨的進攻,“我黨當前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站在自衛立場上,粉碎國民黨的進攻,保衛解放區,爭取和平局面的出現”。[19]1172為達此目的,共產黨要積極辦好減租和生產兩件大事。這一運動既有利于減輕農民負擔,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維護地主利益,還能使工商業資本家有利可圖,從而調動起全民的革命積極性。幾天后,解放日報發表《減租與生產》社論,積極響應黨中央的指示。文中指出,貫徹減租工作,必須“依靠農民群眾的自覺的斗爭力量”。[20]近年來依據各解放區的工作經驗證明:“凡是經過群眾斗爭而得到減租的地方,農民群眾的團結力量增強了,覺悟程度提高了,他們就能夠貫澈減租,保持自己的斗爭結果?！盵20]而減租工作在新老解放區的貫徹實施程度不同,老解放區實施較為徹底,新解放區還需進一步發動。

解放戰爭初期,隨著反奸清算和減租減息運動的深入開展,農民要求獲得土地的愿望愈加強烈。在一些解放區,群眾運動高漲,部分農民直接從地主手中奪取土地。面對此種情況,黨中央支持農民的要求,堅決擁護農民直接獲取土地的行為,并加以有計劃地領導,及時調整土地政策。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標志著解放區的土地政策從“雙減雙交”開始轉向分配地主土地給農民,為實現“耕者有其田”準備條件。7月,為了更好地貫徹執行《五四指示》,中共中央就征購地主土地問題向各解放區征求意見。11月,陜甘寧邊區第三屆第二次政府委員會一致同意李鼎銘提出的征購地主土地之辦法。12月13日,陜甘寧邊區正式公布《征購地主土地條例草案》,規定:“在未經土地改革區域,發行土地公債,征購地主超過應留數量之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地少之農民?！盵21]41通過這種辦法,地主大部分土地以無償方式退還給農民,一部分土地以公債的形式轉移到農民手中。

1947年6月,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反攻階段,為了激發廣大農民的革命熱情,支援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要求解放區更加深入地開展土地改革運動。為此,7月至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對中國土地制度的實施情況、土地改革的經驗進行詳細研究,制定出《中國土地法大綱》,并于10月10日正式公布施行?！吨袊恋胤ù缶V》明確指出:“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瓘U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瓘U除一切鄉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債務?！盵22]417還規定了徹底平分土地的分配原則,即鄉村中的一切土地,“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22]417相較于《五四指示》,它提出了更明確的反封建目標,將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徹底轉變為分配地主土地給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吨袊恋胤ù缶V》是一個徹底的反對封建主義的土地革命綱領,為全國消滅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據,極大地推動了新老解放區的土改運動,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依照《中國土地法大綱》,各解放區紛紛行動起來,召開土地問題會議,制定出適合本地實際情況的土地改革實施細則或補充條例。1947年11月8日,陜甘寧邊區發布《陜甘寧邊區政府命令》;12月1日,東北解放區發布《實行土地法大綱補充辦法》;12月28日,晉冀魯豫邊區發布《施行中國土地法大綱補充辦法(草案)》等。各解放區紛紛掀起土地改革的熱潮。隨著土地改革的深入推進,針對土改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中共中央予以及時糾正。1948年2月,黨中央發布《新解放區土地改革要點》的指示,對“急性土改”中出現的一些缺點和錯誤加以修正。依據這一指示,各解放區有條不紊地推動土改進程。

隨著“耕者有其田”土地政策的推行,廣大農民分得土地。截止1949年6月,在擁有2.7億人口、面積約有230萬平方公里的解放區(內蒙古自治區和華南不在內)中,約有1.51億人口的地區業已完成土地改革,其中農業人口約1.25億,約有1億農民分得約3.75億畝土地,中農也有50%的人獲得了經濟利益。[23]1040經過土地改革,在解放區范圍內廢除了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使廣大農民在政治、經濟上翻了身,改善了人民生活,調動起億萬農民革命與生產的積極性,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群眾基礎。

結 語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多次調整土地政策,每一次調整都是結合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作出的慎重決定,其中凝聚了黨的領導人的心血,閃爍著智慧的光芒。通過回顧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土地政策的發展變遷,我們不難發現,共產黨始終堅持以解決民生問題為核心,以解決主要矛盾為重點,以激發社會活力為落腳點。

解決民生問題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調整土地政策的核心追求。黨自成立以來,始終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以解決民生問題為核心,始終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14]809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也是關系民生的重大問題。初入陜北,為了改善農民生活,中國共產黨發動了沒收地主、富農土地的土地革命;而后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共產黨逐漸轉變對富農的態度,對富農土地進行區別對待,不再一概而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中國共產黨為了聯合一切抗日力量,發出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指示,開始實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同時對租息進行嚴格限制,地主不可隨意增加,一定程度上維護了農民利益。然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或“左”或右的偏向,共產黨為了糾正這種錯誤傾向,同時也為了最大程度緩解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在土地未分配區域,主張實施“雙減雙交”的土地政策。后來隨著抗戰的勝利,廣大農民迫切要求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中國共產黨積極支持農民的這一要求,主張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將地主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以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調整土地政策,始終以解決民生問題為核心追求;無論外界環境如何變化,始終將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改善農民生活,讓廣大人民獲得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時至今日,民生問題也一直是中國共產黨關注的重點問題,“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24]83始終是黨的重要使命,“保障和改善民生沒有終點,只有連續不斷的新起點”。[24]362

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調整土地政策的主要遵循。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延安時期橫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三個階段,不同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側重點不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占據主要地位,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由此,中國共產黨發動了沒收地主、富農土地的土地革命。20世紀30年代,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加深,中國共產黨提出要聯合一切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此時,“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4]252由此中國共產黨開始調整土地政策,逐漸轉變對富農態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實行減租減息。而后隨著抗戰形勢的變化,中國共產黨為了團結全民族共同抗日,再次調整土地政策,逐步將減租減息發展為“雙減雙交”?？谷諔馉巹倮?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逐漸居于次要地位,廣大農民迫切要求獲得土地,時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又轉回到廢除封建土地制度,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延安時期社會環境復雜,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從具體現實出發,依據社會主要矛盾的不同側重實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反映出中國共產黨靈活多變的執政策略,彰顯出共產黨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

激發社會活力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調整土地政策的動力目標。社會活力是“指社會有機體生命力和發展力的旺盛。其實質是人的活力,是以個人活力為基礎社會地組織起來的活力,或者說,是社會主體人的活力”。[25]141簡言之,就是指人的能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解決人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來激發民眾活力,以調動全民族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初入陜北,中國共產黨以解決土地問題為切入點,通過分配土地使農民獲得看得見的物質福利,從而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與擁護。而后為了壯大革命力量,激發更多民眾參加民族解放運動,中國共產黨開始改變對富農的態度;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為了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中國共產黨提出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指示,逐步實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谷諔馉庍M入相持階段后,中國共產黨為了抵抗日本對根據地的瘋狂進攻,進一步團結民眾,將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轉變為“雙減雙交”。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人民主體意識逐漸增強,農民迫切要求獲得土地,中國共產黨主張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這一政策得到農民的普遍支持,使無地或少地農民切實獲得土地,調動起廣大農民支持解放戰爭的積極性,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群眾基礎。延安時期,激發社會活力貫穿共產黨執政過程的始終,其對土地政策的調整也是為了激發不同時期民眾的革命熱情。

綜上所述,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是適應當時政治形勢發展需要的,為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實現農民土地所有制奠定了基礎。當然,前進道路也充滿曲折,我們在分析減租減息和“雙減雙交”的土地政策時,不能將其簡單理解為土地制度的倒退。深入分析減租減息與“雙減雙交”政策,我們會發現,中國共產黨雖然此時已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但對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是有嚴格限制的,如在土地已分配地區,保護一切農民的土地私有權;對農民應交租息進行了嚴格限制,地主不得隨意增加;同時也規定了出租人不可隨意收回或轉租土地,維護了承租人的權益。雖然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未能徹底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但對其嚴格限制也反映出共產黨始終以廢除封建土地制為主要任務,以實現“耕者有其田”為最終目的。因此,無論延安時期的土地政策如何變遷,共產黨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終堅守為民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