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國情意識的演進脈絡與經驗啟示

王 衡

(1.中國人民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2.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高精尖創新中心,北京 100872)

堅持中國道路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積累的寶貴歷史經驗。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黨的百年奮斗成功道路是黨領導人民獨立自主探索開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篇章是中國共產黨人依靠自身力量實踐出來的,貫穿其中的一個基本點就是中國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由中國人自己來解答?！盵1]19從國情出發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前提是對國情的科學認識。國情是一個國家特定時期基本情況的總和,其內容涵蓋自然地理環境、人口民族狀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國家政治制度、歷史文化傳統以及國際關系等各個方面。作為認識對象的國情是獨立于意識之外的客觀存在,在認識、適應和改造國情的過程中,人們對國情逐步形成發展出理論形態的主觀反映即國情意識。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立足國情進行實踐奮斗、理論探索和自身建設,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展現出鮮明的國情意識。系統梳理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國情意識的演進脈絡及其基本經驗,對于我們堅定歷史自信進而創造新的歷史偉業具有重要意義。

一、認清社會性質:國情意識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歷史進程中,對中國實際的高度重視是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政黨品格。早在建黨前夕,黨的早期領導人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就把尋求社會主義“共性”與中國國情“特性”的結合視為中國革命的核心議題。在李大釗看來,任何一種理想的主義在轉變為實際運動的過程中都必然面臨適應環境變化的問題,“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而有所不同,因此社會主義者必須研究如何將“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2]51陳獨秀在1920年5月發表的《我的解決中國政治方針》強調,雖然無產階級執政是世界政治的趨勢,但分析中國政治問題必須考慮到“我們與眾不同,我們中國有特別的國情”。[3]23蔡和森1920年8月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把黨、工團、合作社和蘇維埃稱為無產階級的“四種利器”,指出依照“中國的情形”必須先組織共產黨作為“神經中樞”,革命運動才能得到宣傳、發動和有力組織,最終用社會主義的原理和方法對中國進行改造。(1)參見《蔡和森文集》上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7頁。

在建黨初期的重要文件中,旨在分析中國國情的“情形”“狀況”“實際”等關鍵詞,都是反復出現的高頻詞。比如,1922年6月中共中央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就準確分析了中國受到國際帝國主義及本國軍閥雙重壓迫的基本國情,指明“依中國政治經濟的現狀”最切要的工作是“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4]971922年7月,黨的二大在全面分析“國際帝國主義宰制下之中國”和“中國政治經濟現狀與受壓迫的勞苦群眾”等國情狀況基礎上,宣告中國共產黨目前的奮斗目標是引導工人幫助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4]113黨的二大通過的關于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案,則明確提出共產國際及其執行委員會“自應計算各國爭斗的不同情形才通過各種普遍的決議并且審定其可能才至強迫執行”,[4]145體現出黨在獨立自主探索符合國情的革命方針問題上的自覺。1923年6月,黨的三大在分析“國際和國內的經濟政治狀況”“中國社會各階級的苦痛及要求”等主客觀條件的基礎上,決定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2)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頁。1925年1月,黨的四大制定的《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決議案》則根據中國國情提出了無產階級掌握革命領導權的命題。(3)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頁。至此,中國共產黨立足國情分析,對中國革命的對象、目標、任務、性質、領導者、動力以及與世界革命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初步回答。

中國共產黨對國情的認識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形勢的發展而不斷深化。圍繞著“什么是近代中國社會、如何改造近代中國社會”這個基本問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分析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政治經濟條件和階級狀況,并通過廣泛開展農村調查和領導根據地斗爭實踐,逐步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樣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革命道路。在1925年12月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針對當時黨內存在的“左”右兩種機會主義不知到何處尋找力量的問題,強調要分辨真正的敵友,必須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5]3在1928年10月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中,毛澤東通過分析中國社會性質,系統地論證了紅色割據這種“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奇事”[5]48在中國得以發生以及存在發展的獨特條件。此后,圍繞著大革命是否解決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否已經發生改變、推翻帝國主義和土地革命是否依然是中國革命的兩大任務等一系列問題,爆發了著名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國共產黨通過與“托陳取消派”“新生命派”“動力派”的大辯論,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理解。1930年1月,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一切不適合“中國革命實情”的理論,主要錯在沒有認清楚“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件事”。[5]98同年5月撰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毛澤東振聾發聵地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5]109等一系列深刻體現國情意識的重要觀點。

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之后,毛澤東結合全民族抗戰的新形勢新任務,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國國情與中國革命的關系。1936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將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總結為“經過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經濟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強大的敵人,弱小的紅軍,土地革命”,[5]191強調必須認清由這些特點所規定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1937年7月、8月發表的《實踐論》《矛盾論》,則分別從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的理論高度,為中國共產黨堅持國情意識奠定了堅實的哲學基礎。1938年10月,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重大命題,強調必須按照中國的特點應用馬克思主義,使它在每一表現中都帶著中國的特性,成為民族形式的、具體的馬克思主義。(4)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頁。毛澤東在大會上所作的《戰爭和戰略問題》基于國情分析揭示了開展武裝斗爭的必然性與必要性,強調不同于資本主義各國的情況,沒有議會可以利用、沒有組織工人罷工的合法權利等特點決定了在中國“基本不是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6]5421939年10月發表的《〈共產黨人〉發刊詞》指出全黨要懂得中國的歷史狀況、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形成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完全的統一的理解”。[6]612同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中國社會的性質,亦即中國的特殊的國情,這是解決中國一切革命問題的最基本的根據”。[6]646在隨后開展的整風運動中,毛澤東號召全黨對周圍環境做系統和周密的調查研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認真研究中國的歷史、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根據詳細的材料具體分析中國實際,從思想上徹底清算了當時黨內存在的“言必稱希臘”和“作留聲機”的教條主義。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后,中共中央鄭重宣告: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已“能夠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將進一步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7]3171944年,毛澤東指出,必須用自己的頭腦獨立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8]3981945年6月,黨的七大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并將其作為“一切工作的指針”寫進黨章,[9]533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理論的成熟和國情意識的理性飛躍。

波瀾壯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也是中國共產黨人準確揭示中國社會性質并以之為基本依據積極改造國情的過程。在當時中國這樣一個以農民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形成了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理論、開辟了適合國情特點的革命道路,成功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社會基礎。

二、自主探索道路:國情意識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完成和建設的推進

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的革命步驟宣告完成,推動革命繼續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擺在了中國共產黨面前。在篳路藍縷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以蘇聯經驗為鑒戒,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實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

新中國成立前夕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根據我國生產力落后的現實,作出了將黨的工作重心從鄉村轉移到城市的戰略決策。毛澤東明確指出現代性工業占國民經濟10%左右、“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的農業和手工業占國民經濟90%左右的國情是革命勝利后相當長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5)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實現了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并不失時機地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趯倓偯撎ビ诎胫趁竦匕敕饨ㄉ鐣男轮袊A差、底子薄、起點低這一國情的準確判斷,以“一化三改”為主要內容的總路線強調建設和改造并舉,把發展生產力和變革生產關系統一起來,成為“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10]316在改造個體農業的過程中,毛澤東十分重視蘇聯農業合作化的經驗和教訓,強調必須反對超越中國實際的急躁冒進思想,提出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設計了從“農業生產互助組”到“小型的帶有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大型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三步走改造戰略。[10]434對個體手工業的改造也采取了類似的“逐步前進”的過渡辦法。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的過程中,則由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等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逐漸向公私合營等高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過渡,最終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和平贖買”。用說服教育的方法改變個體所有制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改變資本主義所有制為社會主義所有制,這是中國共產黨開辟出的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6)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在改造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同時,建立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工作也穩步展開。在領導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過程中,毛澤東主張“以自己的經驗為主”,[10]326同時廣泛研究和比較世界各國的憲法以及清末以來中國的歷次憲法,最終在1954年9月一屆全國人大上制定了符合中國國情的憲法。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講話,提出要以蘇聯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出現的缺點和錯誤為鏡鑒。針對中國“一窮二白”的國情實際,毛澤東提出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方針,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開始提出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的、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的建設路線。(7)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370頁。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正確分析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后國家內外關系的一系列根本性變化和我國過渡時期的基本特點,對社會主要矛盾進行了科學表述,深刻指出人民對于建立先進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實質上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11]248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初步探索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還結合中國具體實際,在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和步驟、中國工業化道路、所有制結構調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改革、正確劃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黨內民主、科學教育事業、知識分子工作等領域等形成了一系列理論成果。

由于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一項缺乏現成經驗的嶄新實踐,加上當時嚴峻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的影響,這一時期黨對國情尤其是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也曾出現過曲折和失誤。但總體而言,中國共產黨始終注重把一切工作與方針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我國情況與特點的建設道路。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不要先生,自己讀書,自己寫字,自己想問題,這是一條真理”。[12]338中國革命和建設歸根結底都要靠自己,外國經驗只能供參考,可謂是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國情意識的生動注腳。

三、立足發展階段:國情意識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中國共產黨國情意識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中國現實國情進行了科學分析,創造性地回答了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報告中,鄧小平指出必須沖破教條主義的束縛,反對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錯誤,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和舉措。[13]21979年3月,鄧小平指出過去搞革命和現在搞建設都必須適合中國情況,尤其需要重視中國“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的國情特點,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13]32在鄧小平看來,離開實際情況和超越發展階段采取一些“左”的辦法搞不成社會主義,[13]138只有真正摸準、摸清國情,把國情作為確定長遠規劃的原則和依據,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打開新局面。[13]163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仍處于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由比較不完善到比較完善必然經歷一個長久的發展過程,現階段必須從我國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后這個基本事實出發,“量力而行,積極奮斗,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13]2121982年9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命題,強調“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13]2601984年3月,鄧小平提出20世紀末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的目標,指出“翻兩番、小康社會、中國式的現代化,這些都是我們的新概念”。[14]541987年8月,鄧小平指出中國處于社會主義的不發達階段,而社會主義本身又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14]252當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指出“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根本依據”。[13]474十三大報告通篇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立論依據,報告中“初級階段”一詞出現26次,不僅界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時間范圍,概括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任務、長遠方針及基本路線,而且根據這一基本國情制定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形成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國情意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中國共產黨國情意識在改革開放走向深入的實踐歷程中繼續豐富發展。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強調制定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以基本國情為依據,不能脫離實際、超越階段。[13]655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從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明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并強調現在處于并將長時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中國最大的實際。[15]897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生產力發展、農村工作等作為把握國情的重點,提出了“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不發達仍是基本國情”[16]185“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擺在首要地位”[16]15“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抓住農村這個大頭,就有了把握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主動權”[16]207等重要論斷。2002年,黨的十六大基于對中國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不全面、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這一國情判斷,提出了“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15]1249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從十個方面概括了中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并指出這是基本國情在新世紀新階段的具體表現,強調必須把基本國情“作為推進改革、謀劃發展的根本依據”。[15]1719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把握中國實際,針對我國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等國情特點,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并把對國情的分析與求真務實、資源稟賦、比較優勢、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等問題結合起來,闡述了“不斷求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之真,務堅持長期艱苦奮斗之實”[17]156“我國人口多、資源人均占有量少的國情不會改變,不可再生性資源儲量和可用量不斷減少的趨勢難以改變”[17]382“我們現階段的首要任務,就是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不斷增強我國綜合國力,不斷改善我國人民生活”[17]581等一系列體現國情意識的重要觀點。

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準確把握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提出并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立了總依據。這一時期國情意識最顯著的特點,是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和最大實際,充分考慮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性與艱巨性,不斷根據時代變化和發展狀況明確階段性中心任務,通過艱苦奮斗扎扎實實推進黨的偉大事業。

四、掌握歷史主動:國情意識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開創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緊密結合新的時代特征和實踐要求,對我國發展所處的歷史方位作出新的判斷和把握、對治國理政作出新的系統性部署,展現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運用國情意識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覺。

一方面,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國情意識體現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繼承和發展上。2012年11月,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就明確重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總依據”地位,強調無論是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還是生態文明領域,無論在經濟總量低時還是經濟總量提高后,無論是在謀劃長遠發展時還是日常工作中,任何情況下、推進任何方面的改革發展都要始終把握和牢記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最大實際,堅持基本路線這條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不動搖。[18]10習近平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共時性的國情特點置于歷時性的國情結構之中進行考察,尤其重視中國國情蘊含的“大歷史”線索,指出獨特的文化傳統、歷史命運、基本國情注定了中國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8)參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156頁。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大國推進改革發展“沒有可以奉為金科玉律的教科書,也沒有可以對中國人民頤指氣使的教師爺”,[19]184深刻揭示了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具體發展模式、任何民族都必須找到適合自己實際的道路才能成功發展振興的道理。從闡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18]21到指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的;(9)參見習近平《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從強調法治道路和法治體系由基本國情決定,[20]117到反對想象突然搬來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20]285從建設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經濟體系、[19]241健全符合我國國情的金融法治體系,[20]280到堅持走符合中國國情的衛生與健康發展道路、[20]370符合國情高等教育發展道路、[20]376符合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19]288等等,無論是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整體謀劃還是在各領域的具體工作部署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把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方法論。

另一方面,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國情意識還體現在對中國發展所處歷史方位的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上。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在系統總結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與變革的基礎上,準確把握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準確分析我國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和國際地位的新形勢新變化,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論斷,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和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等多個維度科學界定了我國發展的歷史方位,提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方略,賦予了黨的歷史使命、理論遵循和目標任務以新的時代內涵。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宣告中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進入了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發展階段,提出用三個五年規劃期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然后再用三個五年規劃期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并強調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等特點決定了我國現代化建設必須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實際。進入新發展階段的判斷進一步明確了黨和人民事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階段性中心任務。在重視基本國情制約性的同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還深刻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動態、積極有為、始終洋溢著蓬勃生機活力的過程,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日益接近質的飛躍的量的積累和發展變化的過程”,[21]4致力于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邁進。2021年7月,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站在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高度,深刻總結了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實際出發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基本經驗,闡明了新征程上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要意義。(10)參見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13頁。2021年11月召開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專門總結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充分體現黨深入研究歷史發展規律和洞察時代大勢、始終掌握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歷史主動和使命擔當。(11)參見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求是》2021年第23期。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主動”一詞出現12次。從“增強歷史主動”“主動識變應變求變”“主動防范化解風險”等總體要求,到“主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牢牢把握兩岸關系主導權和主動權”等具體方略,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成為中國共產黨國情意識的鮮明寫照與集中體現。

結 語

“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盵22]3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多年來,始終從中國實際出發制定適合中國特點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堅持國情意識中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現代化建設、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獨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和堅持走自己路的堅定決心是百年大黨不斷從挫折中覺醒的真諦,堅持國情意識是中國共產黨取得百年輝煌的關鍵秘訣,這給予我們豐富的啟示。

一是從前提條件來看,中國共產黨能夠堅持國情意識是由黨本身的特質和稟賦所決定的。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過程中、在中國人民在救亡圖存的頑強斗爭和艱辛探索中應運而生的使命型政黨,“兩個先鋒隊”的性質意味著它既要為無產階級利益計,追求普遍性意義上的共產主義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同時也要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利益計,肩負起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這一中國語境下的特殊歷史使命。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靈魂和旗幟,馬克思主義強調共產主義不是從原則出發的“教義”,而是從事實出發的“運動”,“正確的理論必須結合具體情況并根據現存條件加以闡明和發揮”,[23]35對一般性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24]5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物質統一性原理、關于聯系多樣性和條件性的觀點、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辯證關系原理等,都要求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歷史唯物主義則要求堅持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來觀察和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這些共同構成了堅持國情意識的哲學基礎。中國共產黨還是一個善于總結歷史經驗和汲取歷史教訓、敢于堅持真理和修正錯誤的學習型政黨,具備堅持國情意識的學習本領。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無論是洋務派、維新派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救國探索都沒有超越復制西方現代化的路徑和模式的范疇。直到有了中國共產黨這個主心骨,中國人在精神上才由被動轉為主動,開始從真正意義上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國情意識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并運用其改造世界的強大意愿和能力。

二是從內容結構來看,中國共產黨國情意識在認知主體、認知對象、認識手段、功能作用等方面逐漸形成了較為系統嚴整的體系。在主體要素上,突出中國共產黨在認識和分析國情中的主體性地位,尤其重視領導干部的關鍵作用,強調面對“這樣一個大國,這樣多的人民,這么復雜的國情,領導者要深入了解國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18]409在對象要素上,強調國情內涵的豐富性和國情概念的延展性,將國情視為自然因素與人文因素、歷史因素與現實因素、穩定因素與變動因素、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的統一,認為把握國情要從綜合因素出發,充分考慮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以及地理、歷史等各方面條件;在分析重點上,把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判斷作為制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基本依據,強調必須準確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緊緊圍繞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以優先解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帶動和促進其他矛盾的解決,在整體推進中實現重點突破;在手段要素上,強調認識國情的主要途徑和方法是“深、實、細、準、效”的調查研究;在功能要素上,把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統一起來,既承認國情的現實制約性,也重視改造國情的能動性,既反對脫離國情、超越階段、脫離實際、急于求成,也反對面對國情制約無所作為、妄自菲薄、自甘落后的消極態度。

三是從演變趨勢來看,中國共產黨國情意識既一以貫之又與時俱進。傳承不變的是堅持國情意識的最終目標和內生動力,中國共產黨從社會結構、階級狀況、歷史文化傳統、時代特征、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等國情因素出發探尋符合中國具體實際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道路,歸根結底是為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更加能動地推進偉大社會革命,實現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歷史使命;不斷嬗遞的則是國情意識的階段性重點,無論是認清社會性質、自主探索道路、立足發展階段還是掌握歷史主動,國情意識的側重點在各個歷史時期不斷更迭,貫穿著鮮明的問題導向。在傳承與嬗遞相統一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不斷使主觀世界更好符合客觀實際,對中國國情的認識日益全面、準確和深刻,國情意識愈發堅定、成熟和主動。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面對復雜的國內外環境、肩負繁重的執政使命,中國共產黨只有繼續堅持國情意識才能戰勝各種風險和困難。在道路上要有“志不改、道不變”的堅定,立足中國大地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解決中國問題;在理論上要有不斷推動實踐基礎上理論創新的勇氣,把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同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緊密結合起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制度上要有“扎根中國土壤的制度才最真實、最管用”的清醒,努力使“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健全、成熟和定型;在文化上要有“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自覺,重視文化更基本、更深沉、更廣泛的作用?？傊?要堅定中國特色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使國情意識這一科學的思維方式成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有力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