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是真正的英雄”
——黨密切聯系群眾的理論依據

文_王 毅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這一著名論斷出自1941年3月17日毛澤東《〈農村調查〉序言》（以下簡稱《序言》）。從1927年秋開始，毛澤東“親手”從農村收集材料，并于1941年將自己在1930—1934年間做的農村調查報告集結為《農村調查》出版。毛澤東為《農村調查》作序，號召中國共產黨人走入群眾，掌握實際，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一、“知識”蘊于群眾之中

《序言》指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保ā睹珴蓶|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頁）

“知識”蘊于群眾之中，實際上是毛澤東投身社會改造之初便有的一種觀點。經歷五四洗禮的毛澤東，對于群眾偉力深以為然，認為“從前的政治法律，現在一點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裝在穿長衣的先生們的腦子里，而裝在工人們農人們的腦子里。他們對于政治，要怎么辦就怎么辦。他們對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19頁）。隨著革命實踐的推進，毛澤東更加體會到群眾的偉大智慧，認識到群眾在認識事物、探求真理、社會改造中的主體作用。他非?？粗氐摹斗磳Ρ颈局髁x》提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保ā睹珴蓶|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頁）《序言》特別談到在土地革命時期他對湖南五縣和井岡山兩縣的調查，認為是廣大人民群眾賦予了他聞所未聞的知識，讓他對中國國情有了基本了解，由此提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在隨后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指出，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頁）。

諸如此類的論述，在毛澤東言說里比比皆是。他所指的“知識”蘊意豐富，涉及革命理論、國情認知、文藝創作等。概言之，“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頁）。這符合馬克思關于“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的基本觀點。從歷史來看，“吾國自秦以來二千余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的是農民戰爭”（《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0頁）；從現實來說，近代中國，武力至上，群眾正是戰爭偉力之所在。毛澤東對此深以為然：土地革命時期，明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抗日戰爭時期，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解放戰爭時期，聲稱“真正強大的力量”“屬于人民”。到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毛澤東進一步指出，群眾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只有充分發揮群眾的歷史主動性和革命首創精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才能克服一切困難，順利推進。既然人民創造歷史，解放是人民奮斗得來的，那么社會進步、歷史發展的成果理應由人民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從“知識”的主體到社會進步、歷史發展的主體，落腳點在號召群眾挺身而出，承擔推動革命與改造社會的重任。這與近代其他政治力量的群眾觀形成鮮明對比?！耙粦稹币院?，“勞工神圣”逐漸流行，大多政治力量甚至軍閥將此作為籠絡人心的幌子。五四運動國民力量爆發與彰顯，越來越多的政治力量開始倚重群眾。細究他們的“倚重”，背后是一種視群眾為工具的理念。盡管一些軍閥標榜保護勞工，但“都不過是為他們自身的利益或他們階級的利益而施行的一種政策”（《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第3卷〈1923年〉，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2頁）。當工人運動觸及其利益時，他們毫不猶疑將槍口對準工人。在近代中國歷史舞臺上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的國民黨，其立說建制的基本邏輯也是高高在上，與普羅大眾隔離。孫中山將民眾分為“先知先覺”者、“后知后覺”者、“不知不覺”者，“先知先覺”者只是少數人，其他四萬萬人“像阿斗”，因此“先知先覺”的國民黨人需要“訓導”四萬萬民眾，由此主張訓政。與之相反的是，中國共產黨“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頁）。黨群關系是魚水關系，魚不能離開水，水卻可以沒有魚。于是中國共產黨將自己融入群眾之中，以群眾為變革社會的根本力量，推進社會革命與變革。

二、甘當群眾的小學生

《序言》提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如果“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頁）

向群眾學習，是毛澤東一貫的主張。1942年3月毛澤東為延安《解放日報》題詞：“深入群眾，不尚空談?！保ā睹珴蓶|年譜〈1893—1949〉》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頁）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對于實際事物往往沒有經歷，或者經歷很少”，因此需要“經常向下邊反映上來的材料學習，慢慢地使自己的實際知識豐富起來，使自己成為有經驗的人”。（《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0頁）中國共產黨人要經歷“群眾斗爭的大風雨”，見識“群眾斗爭的大世面”，向擁有無窮智慧的群眾學習，將群眾經驗提煉上升為道理和辦法，再去宣傳和動員群眾，號召群眾起來實現自己的解放和幸福。（《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頁）

讓毛澤東引以為憂的正是那種不走入群眾、不進行調研、不了解實際的主觀主義。（《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頁）毛澤東眼中的主觀主義大致有兩種：一是“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頁），即唯書唯本的本本主義；二是“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同上，第111頁），即唯上唯令的形式主義。本本主義者“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對于中國昨天和今天的面目漆黑一團”，“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頁），結果是“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同上，第800頁），害人害己害革命。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不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相反，“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頁）。這種學習“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是“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頁）。形式主義者則“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頁）。中國共產黨人要反對“盲從”，反對“奴隸主義”，“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么，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頁）。這也是毛澤東經驗所談，批評的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上唯書唯上的教條主義。

在毛澤東看來，甘當群眾的小學生，俯下身子，放下身段，走入群眾，恰恰是破除本本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不二途徑。革命年代，他敏銳地提出，“紅軍中顯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現狀，不求甚解，空洞樂觀，提倡所謂的‘無產階級就是這樣’的錯誤思想，飽食終日，坐在機關里打瞌睡，不肯伸只腳到社會群眾中去調查調查”，這樣做的話，“一定要弄壞事情，一定要失掉群眾，一定不能解決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10頁）。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依然強調走入群眾、走向基層，反對坐在機關里的拍腦袋工程。他說：“你要找什么知識，蹲在機關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識的地方是工廠、合作社、商店。工廠怎么辦，合作社怎么辦，商店怎么辦，在機關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層越沒有東西。要解決問題，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請下面的人上來?！保ā恶R列著作毛澤東著作選讀〈哲學部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63頁）

毛澤東本人身體力行，虛心向群眾學習，善于將群眾智慧凝結為理論化的意見。他說：“我就是這么一個人，要辦什么事，要決定什么大計，就非問問工農群眾不可，跟他們談一談，跟他們商量，跟接近他們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保ā恶R列著作毛澤東著作選讀〈黨的學說部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62頁）張聞天也談道：“過去毛澤東同志常常告訴我，他有時對于一件事情，感覺到毫無主意，感覺到沉悶，但一同實際接觸，一同群眾與下層干部接觸之后，主意就出來了，人也感覺得松動了?！保ā稄埪勌爝x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7—328頁）一次陜甘寧邊區一位農民遠道而來看望毛澤東，毛澤東向他做調研。若干年后，毛澤東回憶說，當時他們聊了很多，自己長了許多知識，也知道了當時邊區政府各項政策在農村的實行情況。毛澤東還形象地比喻道，向群眾學習時，自己是小學生；群眾說得不對時，自己耐心糾正，又成了他們的先生。當然，只做先生，一定會落后于學生。先生和學生的辯證關系，體現的是中國共產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政治智慧。

總之，全黨要“眼睛向下”，“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頁）。如果只是昂首望天，“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同上，第790頁）。毛澤東立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同上，第791頁），于是寫成了這么一篇“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同上，第791頁）的《序言》，隨后出版《農村調查》，為1941年全黨開展調查研究作鋪墊。

三、走向群眾調查研究

《序言》號召：“對于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研，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保ㄍ?，第789頁）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設立調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澤東任主任。8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布《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規定調查研究的具體方法。26日，毛澤東專門為高克林的調查報告《魯忠才長征記》撰寫按語，號召全黨學習高克林沉下心來做調研，掃掉“夸夸其談”的主觀主義、形式主義。9月14日，《解放日報》刊登《魯忠才長征記》和毛澤東按語，在延安引起極大反響。1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報告，盛贊延安縣同志注重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好作風，批評脫離群眾、工作三年五載卻毫不知曉下情的官僚主義者。次年1月召開的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毛澤東鼓勵向延安縣同志學習，學習他們和群眾打成一片做真正的調查研究及“領導群眾克服困難的馬克思主義的藝術”，提高以群眾為中心開展工作的能力。（《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頁）

在毛澤東的大力號召下，全黨上下成立各種類型調查團，一頭扎進群眾中，進行了為期幾個月甚至一年多的調查研究，并寫成了許多高質量的調查報告。其中較為著名的有婦女生活調查團的《沙灘坪調查》《沙灘坪二鄉第二行政村調查》、中央青委的《綏德延家川經濟材料》《楊家溝社會調查材料》、西北局調查研究局考察團的《綏德、米脂地區農業生產問題初步研究》、李卓然等人的《固臨調查》、林伯渠的《農村十日》、張聞天的《陜甘寧邊區神府縣直屬鄉八個自然村的調查》《碧村調查》《出發歸來記》等。

這些調查研究接地氣、彰民意。比如張聞天在調查中認識到，農村地區必須充分發展生產力，主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政權應積極利用和鼓勵“新式資本主義”。又比如李卓然等人遍訪臨縣貧農、中農、富農、村干部、小學教員、老秀才、“二流子”等群體后寫成《固臨調查》，真實反映了邊區公糧征收加重群眾負擔的情況?！豆膛R調查》引發毛澤東的高度重視，為后來陜甘寧邊區政府調整經濟財政政策、出臺大生產運動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這些調查研究代表了1941年全黨大興調查研究后形成的一種新氣象。用張聞天《出發歸來記》中的話來說，調查研究讓自己“沖破了教條的囚籠，到廣闊的、生動的、充滿了光與熱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這就是我出發歸來后所抱著的愉快心情”，“以后有向著接觸實際、聯系群眾的方向不斷努力的必要”。（《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318、341頁）許多領導干部尤其是知識分子對毛澤東關于“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論斷有了更深的理解，開始紛紛走向基層，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將群眾經驗智慧升華為政策方針。取之于民的“知識”體現為用之于民的“政策”，帶來的是黨群、干群關系的良好互動，贏得的是群眾更大的支持與中國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