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毛澤東建軍思想的重要發端

文_ 金民卿

在領導黨和人民進行長期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強調，沒有一支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并創立了系統完整的人民軍隊建設思想，這一思想的重要發端，就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一著名論斷在重大歷史轉折關頭開始孕育，在實踐展開中進一步深化和豐富，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武裝斗爭理論，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和思想創新價值，對推進新時代人民軍隊建設、實現黨的軍事理論創新、弘揚偉大斗爭精神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一、重大歷史轉折時期創造性地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大革命失敗之際，中國共產黨人從血的教訓中警醒，認識到掌握槍桿子、開展武裝斗爭的極端重要性，提出要建立自己領導的獨立革命武裝，以武裝斗爭反擊反革命力量?！皹寳U子里面出政權”理論，在這個重大歷史轉折關頭開始孕育，在黨的八七會議上鄭重提出，在秋收起義的實踐中得到深化，在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走向實踐，并在長期革命斗爭中日益完善，成為黨領導創建和發展人民軍隊的原創性理論。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大革命形勢急轉直下，瞿秋白、張太雷、毛澤東、蔡和森、周恩來等紛紛提出，要建立黨領導的獨立武裝，進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其中毛澤東的主張最堅決，意見最明確。1927年5月，瞿秋白提出可以仿效水泊梁山的故事，招兵買馬，與反革命繼續周旋。1927年6月初，張太雷任湖北省委書記時曾提出“上山”策略，計劃以武漢為中心，發動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反動政權。蔡和森提出要建立黨自己領導的武裝，“以暴動對付暴動”，提議葉挺所率部隊用武力占領粵漢路，先占領湖南，以此為根據地再進攻鄂、粵等地。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我們不要再為他人作嫁衣裳，伐來伐去，依然是兩袖清風，一無所得！這便是說現在我們必須堅決的自覺的來干我們自己的事，來找我們自己的地盤和武力”（《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83—884頁）。周恩來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提出暴動計劃，并就此同共產國際代表發生激烈爭執。

許克祥在湖南發動“馬日事變”后，在湖南工作的部分同志來到武漢，毛澤東和李立三、郭亮召集這些同志開會，號召大家回到原來的斗爭崗位上去，如果在長沙等城市待不住，就到農村去，“山區的人上山，濱湖的人上船，拿起槍桿子進行斗爭，武裝保衛革命”（《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頁）。1927年6月24日，中央決定讓毛澤東回到湖南任省委書記，毛澤東要求各縣的工農武裝力量迅速集中起來，準備以武力對付反動軍隊，以革命的槍桿子對付反革命的槍桿子。當然，毛澤東這次回湘任職時間極短，很快就被中央召回武漢，他提出的意見沒有得到真正落實。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根據寧漢反革命即將合流的嚴峻形勢和我們黨的工作實際，作出“上山可以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的判斷，比較完整地提出了上山開展武裝斗爭的思想。他在發言中分析了保存農民武裝的方法：一是改成安撫軍合法保存，但是這種辦法“實難辦到”；二是上山，或者投入軍隊中去，“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同上，第205頁）

大革命失敗后，黨在生死存亡關頭召開八七會議，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對革命勝利的堅定信心，“公開承認并糾正錯誤，不含混不隱瞞”（《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頁）。在此基礎上，黨深刻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嚴肅批判并糾正嚴重錯誤，明確提出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任務，“在嚴重的環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機的時候，我們要整頓改編自己的隊伍，糾正過去嚴重的錯誤，而找著新的道路”（同上，第290頁）。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根據中央精神作了非常重要的發言，鮮明地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光輝論斷。他基于此前的調查研究和理論思考，從領導權、農民革命、武裝斗爭、黨的組織問題等四個方面，對大革命時期黨的嚴重錯誤進行批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觀點。一是強調爭取革命領導權的重要性，他批評黨中央在同國民黨合作中總“以為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這種放棄領導權、不作主人翁的做法是“一大錯誤”。二是強調農民革命的極端重要性，批評了右傾機會主義領導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廣大的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三是強調武裝斗爭的極端重要性，強調“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四是強調黨的組織問題的重要性，明確提出黨中央應該執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上級機關應盡心聽下級的報告。（《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8頁）

在這些重要觀點中，“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是一個振聾發聵的重大論斷。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的，我們獨不管?，F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于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保ㄍ?，第47頁）這是一個對中國革命發展、人民軍隊創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思想觀點，強調了建立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開展武裝斗爭的極端重要性，堅持把軍事斗爭和發動民眾運動有機結合起來，反對專做軍事運動或專做民眾運動的片面做法，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建立人民武裝力量、領導武裝斗爭、推翻反革命政權、建立人民當家作主新政權方面的自覺認識。

二、在實踐展開中深化和豐富“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理論

在領導秋收起義的實踐中，毛澤東從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指出建立和壯大人民武裝力量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地位，深化和豐富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理論，強調中國革命沒有槍桿子就不能取得最終勝利，不僅要在槍桿子上奪取政權，而且要在槍桿子上建設政權。

八七會議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希望毛澤東到上海的中央機關工作。毛澤東表示，不去大城市住高樓大廈而要到農村“上山結交綠林朋友”。1927年8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批評湖南省委和共產國際赴長沙巡視員由湘南組織一師與南昌軍力共同取粵的計劃是“很錯誤的”，提出“大家不應只看到一個廣東，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眾組織比廣東還要廣大，所缺的是武裝，當前處在暴動時期更需要武裝”，湘南暴動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頁）。毛澤東這個基于湖南和廣東實際所作出的重要論斷，已不單是保存力量的問題，而是如何選擇出路的問題，就是要在保存武裝力量的基礎上，到廣大農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逐步奪取政權。也就是說，要把“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理論付諸在農村開展武裝斗爭的實踐，可以說是從“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理論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探索革命道路思想的萌芽，當這種思想萌芽同秋收起義實踐結合起來，就能夠轉變成為強大的實踐力量。

毛澤東在部署秋收起義時，進一步提出“在槍桿子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的觀點，豐富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理論。八七會議后，毛澤東根據中央決定回到長沙領導秋收起義。1927年8月18日，他在湖南省委會議上強調，組建軍事武裝對于保證秋收起義取得勝利至關重要，秋收暴動就是為了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要解決土地問題就不僅要奪取政權，而且要建設好政權，使土地革命的成果獲得堅實保障。一方面，軍隊是秋收起義成功發動并取得勝利的保證，“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軍事的幫助。有一兩團兵力，這個就可起來，否則終歸于失敗”。另一方面，軍事力量同創建政權密切相關，軍隊在奪取、鞏固、維護和建設政權中都發揮著關鍵作用，“沒有兵力的擁衛或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桿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中央檔案館編：《秋收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頁）。

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對秋收起義的部隊和軍事作出比較周密的部署。正是因為認識到了軍事力量的重要性，毛澤東到安源張家灣開會布置秋收暴動時，首先組建了主力部隊，即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下轄三個團），并對起義部隊的三路進攻路線作出部署。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礦警隊為主力，首先由工人部隊奪取礦警武裝，槍決反動官長，然后再進攻萍鄉和醴陵，形成包圍長沙的態勢，但無論如何不能放棄萍鄉和安源，使敵人斷絕了我們的退路；株洲區委要在株洲發動株洲的工農群眾擾亂敵人后方，配合醴陵的農民暴動。第二路，以平江農民及義勇隊為主力，平江義勇隊從修水向平江進攻，發動平江農民在各地暴動，奪取平江后再向長沙進展。第三路是以瀏陽農民、義勇隊及余灑度第一團為主力，由銅鼓向瀏陽進攻，鼓動瀏陽農民在四鄉暴動。這三路中，瀏陽一路為主力軍，因為這一路軍事勢力較厚，地勢較險，瀏陽又逼近長沙，進可戰，退可守。（同上，第157頁）也就是說，在秋收起義爆發之時，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抓住槍桿子這個樞紐，把軍事武裝斗爭作為領導秋收起義的重中之重。

秋收暴動受挫后，毛澤東轉兵井岡山，真正開始“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實踐，并從長遠戰略的高度提出“中國革命沒有槍桿子不行”的論斷。毛澤東的上述軍事部署并沒有得到真正落實，秋收起義爆發后很快遭遇挫折。1927年9月14日晚，毛澤東在上坪召開第三團連以上干部會議，根據實際情況作出三項決定：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并建議湖南省委停止計劃于16日進行的長沙暴動；先退往萍鄉、安源再作決定；一團和三團到排埠會合。9月17日，他在瀏陽縣的孫家墩組織召開由盧德銘、余灑度、余賁民、蘇先俊等參加的前敵委員碰頭會，決定放棄攻打長沙計劃，部隊先退往萍鄉、安源，再退往湘南；在退往萍鄉之前，部隊都到文家市會合。對此，蘇先俊在1927年10月13日（農歷九月十七日）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一、三團敗后，入駐瀏陽之安源部隊乃孤立無援，四面受敵，十七日為敵襲擊，竟致潰不成軍，是日前敵委員會議決退往湘南?！保ㄍ?，第51頁）9月19日，起義部隊在文家市會合，毛澤東在文家市里仁學校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工農革命軍今后的行動方向問題。師長余灑度堅持按照中央指示，繼續進攻長沙。毛澤東實事求是地提出，以當時的微弱力量不可能攻占國民黨軍隊強固設防的長沙，湖南省委原來的長沙暴動計劃根本無法實現。為此，他堅決主張放棄進攻長沙，南下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這個主張得到大多數人支持，于是會議決定起義軍南下，退往萍鄉，再往湘南。對此，余灑度在10月19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十九日抵文家鄉，距瀏陽城九十里，度仍主張取瀏陽直攻長沙（當時取長沙有把握）。后以前敵委員會決議，以保存實力，應退萍鄉，次日部隊即向萍鄉退卻?！保_章龍、何長工等：《親歷秋收起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141頁）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會議上總結秋收起義的教訓，著眼中國革命實際狀況和發展前途，提出了一個具有理論深度性和實踐針對性的論斷—“中國革命沒有槍桿子不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頁），進一步豐富和深化“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理論。

三、“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理論的思想價值和當代啟示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理論，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從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始，毛澤東就強調黨領導的軍隊是來自人民、服務人民的新型人民軍隊，必須堅持黨的絕對領導這一根本原則，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在長期發展奮斗過程中，毛澤東始終把人民軍隊建設同奪取和建設政權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不僅創建了一支黨絕對領導下的強大人民軍隊，而且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中央革命根據地，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抗日戰爭時期又領導了抗日革命根據地的發展，開展了長期的局部執政實踐。經過長時間武裝斗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黨開始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進行長期執政。在新政權的基礎上團結帶領黨和人民創建了社會主義制度，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理論，具有重要的思想創新價值。這個理論構成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特別是人民軍隊建設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理論、武裝奪取政權理論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同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優秀傳統經驗相結合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一方面，通過武裝斗爭的形式，以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砸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解放全人類的目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毛澤東把這個基本原理應用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從中國軍閥勢力存在強大力量的現實、國民黨反動派起家的根據、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中國革命的奮斗目標等入手，揭示了武裝斗爭在中國革命中的戰略地位，闡明了創建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與領導中國革命斗爭、建立人民政權的內在關聯。另一方面，中國人民歷來都有不畏強暴、反抗壓迫的斗爭傳統，積累了反抗統治階級壓迫的豐富斗爭經驗。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社會歷史進程中，廣大人民群眾為了反抗統治階級的壓迫，爆發了大大小小無數次起義運動，依靠各種形式的武裝斗爭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形成了武裝斗爭的傳統和經驗，毛澤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傳承升華了這個歷史傳統。概括地說，“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理論，創造性地堅持、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武裝斗爭原理，又賦予其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時代內涵，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武裝斗爭理論。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理論對推進新時代人民軍隊建設、實現黨的軍事理論創新、弘揚偉大斗爭精神具有重要啟發意義。當今時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也面臨新的風險挑戰，必須弘揚偉大斗爭精神，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軍事斗爭是新的偉大斗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新時代人民軍隊必然要承擔好的重要任務。立足新時代歷史方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是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在這個總體性目標中，聽黨指揮是靈魂，決定軍隊建設的政治方向；能打勝仗是核心，反映軍隊的根本職能和軍隊建設的根本指向；作風優良是保證，關系軍隊的性質、宗旨、本色。這個強軍目標牢牢立足于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實踐，適應國際戰略形勢和國家安全環境發展變化，同時體現了毛澤東“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理論的思想精髓，傳承和弘揚了人民軍隊長期歷史發展的成功經驗，極大地豐富發展了我們黨的軍事指導理論，是習近平強軍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理論對推進新時代人民軍隊建設、實現黨的軍事理論創新、弘揚偉大斗爭精神具有重要啟發意義。立足新時代歷史方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是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