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體文學久微不彰問題芻議

夏繼先

（新鄉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河南新鄉 453003）

“語”體是我國古代的一種屬于教育、警戒、鼓勵性質的重要文體，但受不同時期歷史、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影響， 它在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教育重點對象、教育基本內容及“語”體表現形式?！罢Z”體作品在先秦兩漢的政治治理與社會生活中曾經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但是，這種文體卻長期為人們所忽視。 20 世紀70 年代以前， 不但普通研究者對“語”體一無所知，就連進行文體理論研究的專門著述對“語”也極少提及。 中國古代文論的覺醒自魏晉開始，自曹丕《典論》提出所謂“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的“四科八目”后，文體的辯論與分類愈來愈細致與周全。 但是，無論是《文章流別集》《文心雕龍》《文苑英華》，還是《文章正宗》《文章辨體》《文體明辨》等文論著作，其文體分類之中均不包括“語”體這一類別。 即使偶然間提到了“語”的概念，也往往與“語”這種文體毫不相干。 目前所見，唯有明人徐師曾、吳訥的《文體明辨》與清人陳夢蕾的《古今圖書集成》涉及了“語”的概念。但是，二書之中所談到的“語”與我們說的文體之“語”又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

《文體明辨》云：

樂語者，優伶獻技之辭，亦命致語。 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朝觀聘問，皆有燕饗以洽上下之情，而燕必奏樂……皆當世之樂歌也。 夫樂曰雅樂，詩曰雅詩，則雖備其聲容，娛其耳目，要歸于正而已矣。［1］173

此處談到了“語”。 但這里所謂的“語”是“樂語”，又叫“致語”，它是優伶獻技時所用的言語，與音樂密切相關，而與“語”體文學無關。

《文體明辨》還談到了另一個與“語”有關的概念“右語”：“右語者，宋時詞臣進呈文字之詞也；謂右語者，所進文字列于左方而先之以此詞，實居其右，故因而名之。 ”［1］175通過這一闡述可知，“右語”之“語”是因書寫方位而命名，它與我們所談的“語”體同樣毫無關系。

《古今圖書集成》有“隱語”分類。 但是，這里的“隱語”實為謎語，與“語”體無關。這種隱語形式久已有之，《文心雕龍·諧隱》曰“君子嘲隱，化為謎語”便是此意。 可見，此處的“語”只是一種修辭方式而已。因此，吳承學先生才說：“對偶、隱語本是古代許多文體所共有的修辭方式， 早在先秦時期就被廣泛使用。 ”［2］另外，《古今圖書集成》還有“大小言”的文體分類，與《文體明辨》里的“詼諧詩”相類?！段捏w明辨》的“詼諧詩”包括“諸語體”在內。 此種文體體現出了幽默詼諧并帶有某種哲學意蘊的風格。因此，無論是《古今圖書集成》里的“隱語”“大小言”，還是《文體明辨》里的“諸語體”，均不是我們所探討的“語”體概念。

總之，作為一種先秦時期的重要文體，“語”體在六朝之后直至20 世紀70 年代長期隱沒在歷史長河中不為人知，20 世紀后半葉才被人們重新發現，重新認知。

20 世紀70 年代，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面世，張政烺先生首次明確提出“語”體概念①，由此，“語”這一文體始為人所注意。 20 世紀80 年代， 以沈長云、劉起釪、鄭良樹等為代表的研究者對“語”體文獻進行了進一步確認與研究， 如沈長云認為：“古人從事教育的一個重要手段，即收集前代及時賢有關政治、禮義方面的精辟議論， 把它作為教材教給后人……《事語》也是一種語。 ”［3］鄭良樹認為《春秋事語》為“春秋時教學之書也”［4］。 其后，隨著以傅剛、吳承學、李零、廖群、陳桐生、過常寶、俞志慧、趙輝、夏德靠、蒙文通、王青、李佳、邱淵、楊博、張陽等為代表的“語”體學者大量涌現，不但“語”體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認可，關于“語”體的研究也越來越廣泛，越來越系統，越來越深入。但是，在現有研究中，關于“語”體久微不彰這一問題，尚鮮有學者提及。本文擬就這一問題談一孔之見。

一種歷史現象在后世文獻中的隱或現， 往往不是由一個孤立的因素所決定，而是由制度、政治、思想、文化以及風尚等諸多因素的綜合影響所致?！罢Z”體也是如此?？傮w來講，“語”體的長期隱沒既有其自身文體意識淡薄與文體界限模糊的原因， 也與影響“語”體的諸多外部因素存在密切關系。 自商周到六朝，不同時期的教育方式對“語”體具有嚴格的制約作用，時代思想文化也深深影響到了“語”體的興衰，而因各種因素引起的文獻流失更是直接造成了后人對“語”體的模糊不清。

一、教育的時代特點左右著“語”體的興衰變異

“語”體的本質與精髓在于它的教育、警戒或激勵作用，從這一角度講，它與教育密不可分。 教育的內容、方式及時代特點往往影響著這一時代的“語”體特征。時代不同，則教育思想不同，教育內容不同，教育宗旨不同，教育方式也不盡相同。這種變化對不同時期的“語”體特色具有直接的決定作用。

（一）“學在官府”對“語”體具有極大的抑制作用

春秋以前，我國教育處于初始階段，這一時期的教育權力屬于國家，具有“學在官府”的時代特色。教育為官方所把持，國家的法制規章、文獻典籍均由官府掌握。黃紹箕《中國教育史》言：“古代惟官有學，而民無學。其原：一則惟官有書而民無書也。典、謨、訓、誥、禮制、樂章，皆朝廷之制作，本非專為教民之用。故金縢玉冊，藏之秘府，悉以官司典之。士之欲學者，不知本朝之家法及歷代之典制， 則就典書之官而讀之?！保?］14這種“惟官有學，而民無學”的辦學特點決定了當時教育必然帶有官方意志的性質。 同時，“古代學術如禮、樂、舞、射諸科，皆有器具，以資實習，如今之學校試驗格致器具，非一人一家所能畢備。 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其器甚簡……故在官者以肄習而愈精，在野者以簡略而愈昧，此學術之所以多在官也”［5］14-15。

“語”最初出自民間中下層人之口。 “語”的發出者社會地位低，社會影響小，這決定了它最初大多不受人重視，只有少數諸如“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尚書·牧誓》）“人無于水監， 當于民監”（《尚書·酒誥》）這樣具有強大藝術感染力的“語”才能偶爾被統治者所注意。如此一來，這一時期“語”的隱沒不見便不足為奇，更遑論“語”體之說了。 據邱淵《“言”、“語”、“論”、“說”與先秦論說文體》統計，“語”在先秦傳世典籍之中只出現過7 次，其中，《詩經》6 次，《周易》1次，而《尚書》之中竟然沒有“語”字［6］。 “語”字運用頻率的極其低下也說明了堯舜、夏、商、西周時期它的無足輕重或不被重視。

（二）“學在四夷”對“語”體發展變化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一方面，“學在四夷”對“語”體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左傳·昭公十七年》）這種時代轉換與教育方式的改變為“語”體發展帶來了難得的契機，“語” 體文學在這一時期也確實得到了長足發展， 并產生了 “語” 體文學的典型代表——《國語》。 《國語》一襲周代國家治理之傳統理念，強調德、信、義、禮。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國家治理準則并不是以國家意志的形式出現，相反，它們往往是出自卿大夫甚至百姓之口。 接納了臣下的進諫之“語”，便可個人無虞，家庭和美，家國安定；不接納臣下的諫“語”，縱情聲色，一意孤行，往往會導致國家滅亡，家庭衰敗，個人流亡或喪命。 因此，春秋時期“學在四夷”成就了“語”體的繁榮。

另一方面，這種“學在四夷”又加快了“語”體的變異。到了戰國時期，教育思想出現了典型的功利化趨向，“語” 體文學也隨之發生了巨變。 春秋以前的“語”體重在明德、修身的警戒教育，而追求所謂的個人價值、追求短期利益的“富”與“貴”成了戰國時期的時代風尚，由此，“語”體的教育風尚也由原來的崇德尚禮變成了崇貴尚富、逐名求利?！稇饑摺繁緛韺σ浴秶Z》為代表的春秋“語”類文獻表現風格有著天然的模仿與繼承， 這一點從其名稱上便可看出端倪——《戰國策》原名不一，其一名曰《事語》，但后世學者極少有人將《戰國策》視為對《國語》的繼承，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們教育目的的大相迥異。

（三）儒術獨尊造成了“語”體的衰微

兩漢時期，雖然官學、私學均長足發展，繁榮異常，但是，其教育內容已經基本被經學所壟斷，儒術獨尊的一統要求與“語”體兼收并包的開放胸懷格格不入。 同時，“語”體的目的在于教育警戒，在于于世有用。即使在百家爭鳴的春秋時期，“語”體也從來不囿于某一思想流派。面對不同情況、不同問題進行針對性的教育、警戒、鼓勵、勸說是“語”體的一貫風格。因此， 在西漢后期獨尊儒術的經學思想占據統治地位以后，諸子之學不可避免地大大衰弱，就已經注定了“語”體的式微命運，而“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的狹隘、偏私的家學更進一步壓縮了“語”體的生存空間。在這種大的背景之下，“語”體在漢代尤其是漢武帝以后在人們的視野中逐漸消失，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四）經學的功利化與“語”體的教育功能相矛盾也是“語”體式微的重要因素

漢武帝提倡儒術獨尊本來是出于經國濟世的目的， 經學在其發展的初始階段自然也體現了這一特點：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在理論上肯定了漢代統治的正統地位，建立了臣對君絕對服從的權威，又通過天來約束君的權力。 大一統理論與漢武帝的高度中央集權制度不謀而合。 但當經學家占據了這一思想制高點之后，他們出于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致使經學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本的價值，而成了攫取利益的工具。

（五）家學的興盛使得“家訓體”最終取代了“語”體

三國時期的官學基本承襲漢制， 以太學教育為主，以儒家學術為宗，制定了“五經課試法”。 兩晉時期，除太學教育之外，還創辦了國子學。 這一時期的教育帶有明顯的等級觀念， 如國子學只有士族子弟才有資格進入。南北朝時期的官學同三國相比，在教育體制上發生了明顯變化。宋文帝建立了儒學館、玄學館、史學館、文學館，標志著我國古代教育學制體系上的變革。 宋明帝設立集藏書、研究和教學“三位一體”的總明觀，亦稱東觀；同時，置祭酒，設儒、道、文、史四科。

總體上講，與兩漢時期的官學教育興盛相比，六朝官學人浮于事，作用甚小。與官學的衰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家庭教育的繁盛。六朝時期，士族勢力空前強大，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這些豪門大族大都十分重視家庭教育，他們大都具有深厚的家學傳統。這些家庭教育呈現出了多元化特點，或以儒學著稱，或以玄學見長，或以文學顯世，或以傳承律學、醫學及數術為己任。

錢穆說：“當時門第傳統的共同理想， 所期望于門第中人，上自賢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兩大要目：一則希望其能有孝友之內行， 一則希望其能有經籍文史學業之修養。 前一項之表現，則成為家風；后一項之表現，則成為家學。 ”［7］面對當時世事無常、變幻不定的復雜局面， 豪門大族為了家族的昌盛、繁榮與長久，大力興辦家庭教育，這是家訓興起的重要原因。 《顏氏家訓》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據李必友統計，“魏晉南北朝的‘家誡’、‘家訓’數量可觀，南北各地皆有，據文獻可考的，至少有80 余篇（部）”［8］。

“家訓”體的教育警戒風格與目的正是對“語”體經典的繼承，或者說，六朝“家訓”體、諸子體、小說體這三種文體分別取代了“語”體的一部分功能。 六朝之后，當這三種文體逐漸流行以后，“語”體就基本退出了歷史舞臺。

二、 文體意識淡薄與文體界限模糊是“語”體隱沒的主要原因

自甲骨文、商周銘文到《尚書》《國語》《左傳》《戰國策》，再到先秦諸子，我國古代所存留的文獻資料從世界范圍來看也是首屈一指的。兩漢以來，各種文獻資料更是汗牛充棟。 這些文獻的存留為人們研究歷代思想、文化、歷史、文學提供了珍貴的資料，也為人們從文體角度進行研究提供了可信而翔實的資料。 “但作為文章學的文體理論出現卻很晚，真正系統、成熟的文體學理論的出現，大概要到魏晉南北朝了。此間，中國文體學長期處于觀念時期以及從觀念向理論發展的時期。在文體觀念發生的時期，人們實際上已清晰地意識到文體的特性并加以使用， 但尚未能用理論形態加以抽象與表述”［9］。 這種文體狀態存在的久遠性與文體研究理論的滯后性之間的矛盾給后人的研究帶來了巨大的障礙與困難。

自商代甲骨文起，到魏晉時期，在長達2000 多年的歷史進程中， 文體的客觀存在與文體理論的缺失是造成“語”體隱沒的主要內在根源。 錢志熙說：“先秦時代只能說是文體之導源，尤其是實用文學的各種文體，還包孕在大著述的寫作體制中，并未真正形成體裁。 同樣，先秦諸子的書面寫作，除了后期荀子、韓非子外，其余諸子，自覺追求篇章藝術的‘設文之體’的意識也還不是十分明顯。中國古代文體系統的真正奠定，是在兩漢與魏晉南北朝時期。 ”［10］按照錢志熙先生的分析，先秦“是我國文體之導源”，這一時期人們的文體意識還很薄弱， 中國古代文體系統的真正奠定是在兩漢與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以前， 即使已經存在較為明晰的文體分類這一客觀事實， 這些分類也大都是基于社會生活的實用性、 社會治理的經驗性以及社會統治的穩定性這一基本目的而形成的。從本質上講，這一漫長歷史進程中的文體仍由人們的經驗觀念而非理性觀念而決定?；蛘哒f，這種文體意識是以自發為主要特點的感覺與印象而非基于文體本身的自覺與理性。 這一事實決定了文體意識與文體界限的模糊不清。

文、史、哲不分，經、傳、史一體，同一研究對象在不同讀者的眼里會呈現出不同性質或特點， 對于兩漢尤其是先秦時代的作品，出現這種“橫看成嶺側成峰”的現象便是很自然的事了。 以甲骨文為例。 從已出土的甲骨文來看，它們大都為占卜而寫，即便形成了“敘事、命辭、占辭、占驗”等較為固定的敘事模式，這種模式也只是以真實記事為目的， 占卜的應驗與否是其重點關注所在， 敬神通天的嚴肅敬重與樸素的神靈崇拜是其記事的根本動機， 固定敘事模式作品是在其文化與心理背景下自然生成的， 而非文學技巧或文體模式的自主創作。

商周銘文祭祖功德文體特點的形成也是同樣道理。當然，除了祭祀神靈、祖先之外，甲骨文和商周銘文也記載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但是，無論記載什么內容， 它的文體特色總與這種事件本身的活動密切相關，文體的樸素性、原始性與直觀性清晰可見。正如郭英德先生所言：“中國古代文體的生成大都基于與特定場合相關的‘言說’這種行為方式，這一點從早期文體名稱的確定多為動詞性詞語便不難看出。人們在特定的交際場合中，為了達到某種社會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說行為， 這種特定的言說行為派生出相應的言辭樣式， 于是人們就用這種言說行為（動詞）指稱相應的言辭樣式（名詞），久而久之，便約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體。 ”［11］

《尚書》同樣如此。 作為記錄歷史跨度大、時間長的寶貴文獻，其文體風格同樣體現出了樸素、自發與駁雜的特點?！渡袝芳葹榻浻譃槭?，同時也是典型的文學作品。 從文學角度看，它既是應用文體，又是敘事文體，同時還帶有鮮明的議論性質。 因此，張嘯虎說：“沒有任何一種區分方法能夠把 《尚書》 本來就‘體例不純’ 的復雜文體現象完全解釋清楚，《尚書》本來就不是嚴格文體意識指導下的作品。 ”［12］自然，這也帶來了文體分類的困難。 黃侃說：“詳夫文體多名，難可拘滯，有沿古以為號，有隨宜以立稱，有因舊名而質與古異，有創新號而實與古同，此唯推跡其本原，診求其旨趣，然后不為名實玄紐所惑，而受以簡馭繁之功?！保?3］黃侃這里雖強調的是“推跡其本原，診求其旨趣，然后不為名實玄紐所惑”的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辨別能力，但也在客觀上道出了先秦這種“文體多名”的實質及形成根源。

對于早期文體的這種帶有樸素特色的自發性形成過程，趙逵夫、吳承學等學者均進行過細致分析。趙逵夫說：“文章不同形式、不同體裁的形成，是很早的。文字產生以前已有祭祀，有氏族、部落的會議，氏族、 部落的首領常常發布命令， 或就某些事情作訓告。 于是禱辭和訓告、命令等語言形式便產生。 與此同時，神話故事、傳說、歌謠，作為早期自然科學知識結晶和社會禮俗成規的諺語也都產生。 這些言辭因為使用場合與使用對象的不同， 從形式到語言風格上都會有所不同，這便形成了不同的‘文體’，只是，因為它們不是用文字固定下來的，還不能算是文章；其形式也只能說是約定俗成的表述方式， 還不能說是‘文體’。 ”［14］趙逵夫先生認為，中國早期文體的形成與氏族部落的重大事件如發布命令等相關， 與早期的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禮俗成規相關， 而當它們還沒有用文字固定下來時還不能說是文體。吳承學、李冠蘭說：“在某種場合，對某種文體形態的使用，一開始具有偶然性，人們的文體意識是朦朧的。 此后，在類似的場合， 不斷地重復運用某種言語模式以表達類似內容，對特殊形態的言語運用形成習慣，技巧日漸成熟，文體因此逐漸成熟和定型，而文體分類觀念亦隨之發生。 ”［9］在吳承學先生與李冠蘭先生看來，一種文體的形成最初具有偶然性，在后來的反復運用過程中文體才得以逐漸定型； 最初的偶然性決定了人們文體意識的朦朧性， 這種文體逐漸成熟與定型后文體觀念才會隨之發生?？梢?，文體的形成存在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生活的影響至關重要， 社會生活的決定性使得早期文體的生成既帶有天然的樸素性又缺乏嚴格的理論意義上的嚴謹性。

文體意識的淡薄與文體界限的模糊反過來又造成后代學者研究的困難。章學誠曰：“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 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偽亂真矣。 ”［15］章學誠所言“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雖然不能令人茍同，但他所說的三代以上“撰述無定名”“取材難，則偽亂真矣”卻道出了“語”體不為人所重視的關鍵。

“語”體沒有神話的神圣、神秘與怪異，沒有傳說的神奇、新穎與引人入勝，也沒有歌謠的簡潔明快、朗朗上口?！罢Z”體原本出自臣下甚至普通百姓之口，它與來自統治者的“典”“謨”“訓”“誓”“誥”“命”等帶有國家意志的文體不同； 同時， 它與被后世尊奉為“經”的典籍也不同，不具備時人眼中的嚴肅與神圣。因此， 在兩漢以前，“語” 雖然具有廣泛而重要的影響，卻并非“顯學”。 到了魏晉文論覺醒的時期，“語”已經衰落不聞了。 如此一來，作為一種文體，“語”體在文學史上的模糊與隱沒就不足為奇了。

三、歷史發展進程對文獻流失的影響

中國文獻早在殷商時期已經有典有冊， 河南安陽發掘的殷墟甲骨大多經過有意識的整理與存放。周代文獻的典藏管理更趨制度化， 建立了專門的機構和官職。 《周禮》有“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等文字記載。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是故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保ā墩撜Z·八佾》）由此可見，在先秦時期，文獻的儲藏已相當豐富，分類已相當細致。

但是，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文獻在不斷增多的同時，也在大量地流失。據阮孝緒《七錄序目》所附載《古今書最》記載，“《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 三十一家存?！稘h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廣弘明集》卷三）?？梢?，從劉歆編訂《七略》到阮孝緒編訂《七錄》不過500 年，《七略》已經散佚了95%，《藝文志》已經散佚了近93%。 這還是在圖書管理較為規范的漢魏六朝， 先秦時期的文獻散佚情況可想而知。

“語”體之所以久微不彰，與文獻的散佚存在莫大關系，而“語”類文獻的流失大概由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一）口耳相傳造成了“語”類的流失

在人類社會初期， 人們的經驗與智慧主要靠口耳相傳得以延續，這種口耳相傳雖不屬于文獻范疇，但它在經驗、智慧的傳承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文字出現以后，它仍然具有重要意義。清代學者阮元說：“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 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古人以簡策傳世者少，以口舌傳世者多，以目治世者少，以口舌治世者多?！庇盅裕骸肮湃撕啿叻敝?，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 ”（《擎經室三集·文言說》）可見，這種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是古代傳播的主要特征。

《論語》就是在這種口耳相傳的基礎上再經孔門弟子及再傳弟子編訂而成的。 《漢書·藝文志》記載：“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边@里有兩個信息值得注意：一是，孔子教育弟子時主要是口授，他事先并不準備教案、教材之類的東西；二是，這種口頭傳授造成了后來流傳過程中的誤解甚至以訛傳訛——同樣的話語，卻“弟子退而異言”。 可見，口頭流傳對流傳內容有巨大的影響。 正因如此，孔子口授過程中，學生認為某些言語極其重要，便將它們專門記載下來?！墩撜Z·衛靈公》記載：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弊訌垥T紳。

“子張書諸紳”這件事雖小，意義卻非凡，因為它典型再現了“語”的記載與流傳過程。

秦以前文化普及程度小， 文字只是掌握在極少數知識分子手中， 那些出自下層百姓之口而具有教育、 警戒作用的格言、 警句， 無法與上層統治者的“誥”“命”“誓”“謨”相提并論，除了極少數通過“庶人傳‘語’”的方式被記載從而流傳下來之外，絕大多數隨著歷史的發展而湮沒了。 這是“語”類散佚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書寫載體的局限造成了“語”體文獻的散佚

就目前現有資料來看， 先秦的書寫載體大致有甲骨、金石、簡牘及簡帛等。就現有文獻情況來看，不同時期的書寫載體具有明顯差異： 商代以甲骨文為主，商代后期到西周中前期以青銅器為主。 通過出土文獻可以清楚地看出，西周以后直至戰國時期，簡牘成了書寫的主要載體， 這些載體天然的局限或短板造成了“語”體文獻的流失。

商代時期存留的文獻以甲骨、銅器為主。 在這一階段，甲骨文所記內容大多與祭祀相關，這種帶有濃重鬼神思想特征的文獻決定了它與以人文思想見長的“語”體相疏離。 金文所記內容大多與“誓”“誥”或銘記祖先功德有關，它同樣與“語”體關系不大。也就是說，我們研究文獻散佚與“語”體的關系，基本可以排除這兩種書寫載體。

“語” 體的產生與人文思潮的覺醒關系密切，這一過程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最為顯著?；蛘哒f，春秋戰國的人文覺醒是“語”體產生的關鍵因素。 而簡牘在這一時期大量流行很可能與此關系密切， 因為運用簡牘這一載體，除了便于記載前代的傳世文獻外，還可以非常方便地記錄包括“語”類在內的適應當時教育需要的言論。

簡牘取材容易，制作方便，價格低廉，有利于記事。 但是，簡牘也存在明顯的不足，如體積大、笨重、易散亂。 更關鍵的是，由于材質本身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流失，簡牘極易變質腐爛；同時，簡牘遇火易焚、遇水易腐，這造成了寫在簡牘上的文字很容易丟失。清華簡、馬王堆簡帛、云夢睡虎地秦簡等現當代出土的簡帛如果不是長期埋藏于地下， 可能永遠不會有再次面世的機會。陳登原說：“著作之流傳與否，固視著作物本身價值何擬，其本無價值，而歲久失傳者，猶可謂老病而歿，允得其死。所拳拳者，有本為名著，而今失傳，此猶中年夭折，死非正命。緬懷過日，彌令人悲也。 ”［16］按照陳登原先生的觀點，文獻流傳與否與其本身價值關系密切，價值巨大而后世失傳“彌令人悲”。 就先秦文獻而言，其價值大小往往由時人的觀念與判斷標準而定。 史家文獻由于“君舉必書”及史官世襲的特點，如果不是人為的焚書，留存于世是很自然的事情。由于具有弟子傳承的優勢，諸子等文獻的存留也相對容易。 但是， 在文體觀念模糊的先秦，“語”類文獻既不屬諸子經典，又不屬“君舉必書”之史，諸如《國語》類書籍能夠在動亂中存留，并被劉向劉歆父子在整理圖書的過程中發現， 是十分僥幸的事情。

（三）社會動亂致使文獻大量流失

談及古書散佚， 人們往往會想到中國文獻史上的所謂“十厄”。其中，隋朝秘書監牛弘提出的秦始皇之焚書、西漢末赤眉入關、董卓移都、劉石亂華、南朝梁元帝焚書這五次劫難被稱為“五厄”，明代胡應麟提出的隋煬帝江都焚書、安史之亂、黃巢入長安、靖康之變、 南宋末蒙古人入臨安這五次劫難被稱為續“五厄”，總為“十厄”。這十次空前巨大的文獻劫難給中華文化史帶來了無法彌補的損失。其實，在秦始皇焚書之前的自春秋至秦末長達四百年的戰亂同樣給中國文化史帶來了巨大損失。

春秋以前，我國文獻積累已經相當豐富，這在史料之中多有記載?！赌印べF義》記云：“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蹦佑问剐l國的時候載書多到了“弦唐子見而怪之”的程度，可見其數量之大。 《墨子·明鬼篇》明確記載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等“百國春秋”。 《孟子·離婁下》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薄肚f子·天下篇》記載：“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钡?，這些書籍在春秋戰國的大動亂中大都散佚了。 《孟子·萬章下》記載：

北宮锜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 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

通過這段記載可知，東周以來禮崩樂壞，天下諸侯厭惡諸如“周室班爵祿”之類的文獻有害于己，因此，故意“去其籍”，致使許多寶貴典籍消失于歷史之中。

同時，在社會動亂中，一些知識分子為了保全自己，紛紛尋找安全棲息地。 在流亡過程中，他們往往把自己認為重要的典籍隨身帶走。 對于這種文獻散佚的情況，先秦典籍多有記載。 《論語·微子》記曰：“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鐐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這些樂師離去帶走的應不僅僅是“樂”經，應當還包括與禮樂相關的其他資料。 《史記》也有同樣的記載：“幽、厲之后，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 ”（《史記·歷書》）“見周之衰乃遂去。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春秋時期最大的一次文獻流散概非王子朝 “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莫屬?！蹲髠鳌ふ压辍酚涊d：“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清代學者云：“周之典籍，盡在楚矣。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史倚相、觀射父讀之。而楚《梼杌》之書，頗可觀?！吨苷Z》采之，流及屈、宋，而楚騷比于周《雅》，書之益人如是。 ”［17］李炳海先生推斷說：“王子朝奔楚是在魯昭公二十六年，也就是孔子赴周向老聃學禮之后的第二年。 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 王子朝入楚不但有周王朝一大批高官及其家族成員相伴隨， 而且還把許多周王室所藏的典籍帶入此地。 ”［18］這一方面形成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文化局面，促成了春秋戰國文化的傳播與發展， 另一方面使得原有的典籍在流傳過程中或散佚流失， 或經過當事者的改造而變得面目全非。

（四）秦火之禍造成了“語”體文獻的大量流失

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鞏固其中央集權的措施，到秦始皇三十四年，秦國表面上已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于是，“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 在這一過程中，仆射周青臣阿諛稱頌秦始皇“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從而招致博士齊人淳于越的反對。 面對這場師古與法今的爭論，秦始皇讓群臣辯議，李斯趁機提出了以下建議：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史記·秦始皇本紀》）

在這場大火中，諸多珍貴文獻被付之一炬。 按照《史記》記載，被焚之書包括“《詩》、《書》、百家語”。有人認為，這里的“百家語”是諸子百家之言。但是孫少華有著自己的見解，他說：“‘秦記’以外的古史書，與《詩》、《書》及‘百家語’之書大多被付之一炬。 這個‘百家語’，是與史書相近、記載前代歷史掌故與軼聞的‘語’、‘說’、‘記’類書籍，并非諸子百家之書。 ”［19］筆者認為孫少華先生的分析談到了問題的關鍵，依據有二：一是，秦朝的博士指博學多識之人，秦始皇有博士官七十人， 這七十人應當包括但不限于九流十家，還應有熟悉歷史掌故的史官之類。 二是，李斯在進諫中提到“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等語言明確提到了“語”及“巷議”等與“語”類特質相關的關鍵詞語。退一步講，即使這里談的不是專門的“語”類文獻，但必然包含“語”類文獻在內。 這從李斯的進諫中可以清楚看出——“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透過這兩句話也可以看出，只有“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不被禁止，要學只能跟隨吏去學習“法令”。在這種歷史大背景下，“語”體作品慘遭毀滅已不可避免。

（五）時代思想文化對“語”體發展變化的影響

思想決定著人的思維方式與行為， 欲研究一個時代的歷史、文化與文學，必然繞不開這一時代的思想。 對于“語”體的研究也是如此。 自先秦至魏晉，思想對于“語”體的影響顯而易見。

在上古，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極其低下，自然由神秘力量控制是時人的普遍觀念， 但人們認為通過某種特定方法人可以與這種力量進行溝通從而得知對方的旨意，原始宗教由是產生。李山先生說：“殷人一年到頭都是在不斷的祭祀中度過的。 他們的精神世界里到處都是鬼神的存在， 祭祀神靈便成為他們首要的大事之一?！保?0］在鬼神思想占據人類認識的時期，以總結社會、歷史經驗為本質的“語”很難產生，更遑論“語”體之存在了。

周朝是我國思想文化產生巨變的時代。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經·大雅·文王》）。 西周建立的文化體系反映出了前所未有的時代特色， 這一時期初步擺脫了完全依賴于神的天命觀， 強調人的主觀意識與能動作用的人命觀逐漸深入人心，“天道遠，人道邇”（《左傳·昭公十八年》）典型反映了時人的思想觀念。 隨著平王東遷、禮崩樂壞，人們愈加看重人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 在這一背景下，對于社會治理、修身齊家有著重要作用的“語”遂被人所重視，“語”體文學蓋由此而產生。

但是，由于周代建國的基本思想理念在于禮，禮樂思想的最終目標指向是維護周朝家天下的統治，家天下自然決定了“周王→諸侯→卿、大夫→士”這一層級構成，于是，代表上層統治階級意志的誥、詔、命、誓、盟等文體以及記錄君王與諸侯的史書自然為時代的“顯學”?！皣笫略陟肱c戎”（《左傳·成公十三年》），這一時期神學思想依然濃重。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決定了“語”體不被人重視。

戰國后期，秦國因變法而強大，廢除井田、承認土地私有及戶籍制度的建立為秦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治國策略雖有所改變，但法家最終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 秦國運用法令治理國家的這種制度與“語”體所提倡的教育、警戒方法大相迥異， 同時，“法家嚴而少恩”（《史記·太史公自序》）更是與“語”體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馳，秦國統一天下之后，“語”體的衰微便成勢之必然。

西漢政權建立以后，除了傳統的日常教育，總結秦朝失敗的歷史教訓就成了當時教育的重要內容，因此，除了以《過秦論》為代表的政論文之外，還出現了《新語》《新書》《新論》《新序》《新國語》等以“新”為題的著述。 這些新的“語”體作品流行一時；同時，加上西漢中前期黃老思想流行， 寬松的思想環境為“語”體的復興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但是，歷史的巨變往往是轉瞬之間的事情，隨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風向的形成及五經博士等的設立，經學思想與教育占據了統治地位，“語” 體又一次被歷史所遺忘。

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繼春秋戰國以后又一個激烈動蕩的時期，在這樣一個大分裂、大動蕩的歷史背景之下，經學思想逐漸被人們所拋棄，玄學、佛學興起，歷史又進入到了一個文化繁榮階段。玄學思潮的興起、清談風尚的流行加上漢代以來小說的萌芽，“語”體逐漸被其他文體所取代，兼具“語”體與小說性質的《世說新語》幾乎成為“語”體的絕響，雖然以后各代不斷有“續世說新語”問世，但是“語”體的衰落已經成了歷史的必然。

六朝時期思想文化追求開放、包容的多元共融：藝術上開始了對美的自覺追求， 這種追求甚至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狂熱程度；文學上，開始出現自覺的文體分類以及在不同類別標準下的創作實踐與文論評判。 面對這種新時代的新風格、新特點，“語”體教育的樸素性特色已經不能適應六朝教育的思辨性潮流，這樣一來，“語”體在反反復復中終于湮沒于文體史這個歷史長河里了。

總之，“語” 體的久微不彰是上述多種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 只有將這些因素加以綜合分析才能夠較為清晰地看出問題的根本所在。

注釋：

①在對馬王堆漢墓里的一些資料分析時，張政烺說：“這在春秋時期的書籍中是一種固定的體裁，稱為‘語’。語，就是講話。 語之為書既是文獻記錄，也是教學課本。 ”見其發表于《文物》1977 年第1 期的文章《〈春秋事語〉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