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南渡文人辭賦創作特征及成因論析

楊 健,董秀秀

(1.滁州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安徽 滁州 239000;2.滁州職業技術學院 基礎教學部,安徽 滁州 239000)

永嘉南渡文人現存辭賦作品數量不多,作品可考者僅37篇,而實存32篇,且辭賦創作者不多,作品分布也不均衡。永嘉南渡文人中有辭賦作品可考者不過九人,其中僅七人有作品流傳至今,郭璞、庾闡兩人的作品便約占辭賦總數的60%。①然而,即使如此,辭賦仍是永嘉南渡文人文學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永嘉南渡文人辭賦創作的總體特征

就現存作品來看,永嘉南渡文人辭賦創作主要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首先,在題材上,永嘉南渡文人多運用辭賦描繪山川風物,而較少用之抒情述志,因而體物賦較多,情志賦相對較少?，F存作品中,如郭璞《巫咸山賦》《江賦》,庾闡《涉江賦》《海賦》,孫綽《游天臺山賦》等便是描繪山川之作,而《蜜蜂賦》《蚍蜉賦》《蟬賦》《井賦》《水賦》等或賦動物,或寫靜物,屬于風物類題材,至于庾闡《揚都賦》和王彪之《閩中賦》,雖是描繪地域之作,但賦中花了大量筆墨對該地的物產進行了詳盡的描繪,因而在題材上它們也可歸為此類,這類題材的作品約占永嘉南渡文人辭賦總數的65%。相對而言,抒情言志之作則要少的多,其中郭璞《流寓賦》《登百尺樓賦》抒發了對西晉覆滅、百姓輾轉流徙的悲慘社會現實的痛惜之情,尚可稱為佳作,如果放寬標準,歌功頌德、體玄悟道亦可勉強算是情志表達的話,則王廙《白兔賦》、郭璞《南郊賦》、庾闡《閑居賦》也可歸入情志賦的范疇。

其次,在形制方面,形制短小之作與體物大賦并存,而以體物小賦為主?，F存作品除郭璞《江賦》、庾闡《揚都賦》以及孫綽《游天臺山賦》篇幅較長,沿襲漢晉大賦,繼續走鋪張揚厲、逞辭競采一路外,其他如《蜜蜂賦》《蚍蜉賦》《鹽池賦》等大部分描寫風物的作品以及《流寓賦》《登百尺樓賦》《閑居賦》等抒情述志之作,大多形制短小,篇幅不長。

再者,在功用方面,永嘉南渡文人的辭賦多具明顯的娛樂、消遣傾向,有些作品則純粹是游戲之作。庾闡《惡餅賦》就是無聊時遣懷而作,其序文“聊作《惡餅賦》以釋之”可以為證。孫綽《游天臺山賦》序言也表明這是一篇“聊奮藻以散懷”之作。至于郭璞《蜜蜂賦》《蚍蜉賦》《龜賦》,庾闡《閑居賦》《藏鉤賦》《浮查賦》,王彪之《水賦》《井賦》這一類描寫風物之作,雖未明言“聊作”,但通讀全文,不難發現其中包含著自娛或娛樂他人的傾向。而類似王廙《白兔賦》《中興賦》之作,其主旨與漢晉大賦歌功頌德之作無異,它們又何嘗不是適應統治者娛樂需要而產生的呢?因而永嘉南渡文人除郭璞《登百尺樓賦》《流寓賦》,梅陶《鵩鳥賦》等少量賦作外,其余大部分作品都具有比較明顯的娛樂、消遣傾向。

此外,在語言方面,永嘉南渡文人的賦作也十分講究詞藻的運用,像郭璞《江賦》、庾闡《揚都賦》、孫綽《游天臺山賦》這類作品,篇幅龐大,規摹漢晉大賦,逞辭競采,崇尚綺麗,自不待言;就是那些形制短小之作,也多追求辭藻的華美,例如庾闡《閑居賦》:

既乃青陽接蔭,木槿開榮。森條霜重,綠葉云傾。陰興則暑退,風來則氣清。前臨塘中,眇目長洲。晨渠吐溜,歸潮夕流。顧有崇臺高觀,凌虛遠游。若夫左瞻天宮,右眄西岳。甍飛彤素,嶺敷翠綠。朝霞時清,滄浪靡濁。

賦中對于居住環境的描繪,簡直就是一幅絢麗多姿的風景畫,其“遣言貴妍”的傾向與漢晉大賦相比也毫不遜色。至于郭璞《蜜蜂賦》、孫綽《望海賦》、庾闡《海賦》也是“結藻清英”“爛若披錦”之作。對此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有這樣一段敘述:

逮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于詔策,振采于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1]674。

明帝重視文藝,其辭賦講究“振采”,自然對當時包括永嘉南渡文人在內的文壇賦家,有著引領風氣的影響,劉勰之言“彼時之漢武”,本意雖是針對御用文人而發,但客觀上,在講究辭藻鋪排方面,說此時“振采”之辭賦“亦彼時之漢武”并不過分。

二、永嘉南渡文人辭賦創作類型

永嘉南渡文人的辭賦作品從題材上劃分,主要有山川風物、情志、地域三類,現就這三類辭賦的形式與內容作簡要探析。

(一)山川風物賦

這類賦是以描繪一地具有特色的自然山水以及物產等為主要內容。在形制上,長篇巨制與篇幅短小之作并存。前者多規摹漢晉大賦,一般篇幅較長,語言瑰麗新奇,注重辭藻的修飾,氣象宏大,而在內容方面,則多描繪山的高峻,江河的區位以及波濤的氣勢,至于樹木、飛鳥、游魚等山林或江河里的物產,則是這類辭賦經常關注的對象,郭璞《江賦》與孫綽《游天臺山賦》即是其典型代表;后者則多是體物小賦,常就某一具體事物展開描繪,篇幅相對較小。

試看郭璞的《江賦》,據《晉書·郭璞傳》記載,“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為世所稱。[2]”作為長篇大賦,《江賦》辭藻瑰麗,造語壯偉,氣勢雄奇,早就為世人所關注。賦的開頭“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描繪長江之長;“絕岸萬丈,壁立赮駁”,寫地勢之險;至于“駭浪暴灑,驚波飛薄”,“長波浹渫,峻湍崔嵬”,則渲染水勢的迅急與洶涌,其中體現出來的是“呼吸萬里,吐納靈潮”的雄偉壯闊的氣勢。接著作者列舉了長江的水生動植物、礦產以及鳥類,加以大肆鋪排,以顯示其物產、寶藏的富饒;其后又描繪了長江的水運交通以及“蘆人漁子”各色人等的水上生活。截至文末,此賦由水及山、由魚到鳥,由物及人,從諸多方面刻畫了長江“咨五才之并用,實水德之靈長”的特征,簡直就是一幅多姿多彩、雄渾壯闊的山水畫。又如孫綽《游天臺山賦》,此賦序言即稱天臺山“峻極之狀”“窮山海之瑰富,盡人神之壯麗”,賦中則描繪了蒙蘢其上的荒榛,崢嶸險怪的山石,以顯示天臺山“幽邃窈窕”的特征,其中“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兩句向來為人所稱道。而后,“彤云斐亹以翼欞,皦日炯晃于綺疏。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等句,則極力描繪了山中豐茂的林木以及云蒸霞蔚的景象,由此使得“山岳之神秀”的天臺山盡現于讀者眼前。此外,如郭璞《巫咸山賦》、庾闡《海賦》、孫綽《望海賦》等,也是永嘉南渡文人山川賦的代表作品。

至于體物小賦,一部分是描繪靜物之作,如郭璞《鹽池賦》以河東郡的鹽池為描寫對象,作者首先肯定了鹽在自然界中的獨特地位:“水潤下以作堿,莫斯鹽之最靈”,接著“吁鑿鑿以粲粲,色皜然而雪朗。揚赤波之煥爛,光旰旰以晃晃”四句,描繪了鹽池的波光水色,鹽塊的晶瑩剔透,最后“豈若茲池之所產,帶神邑之名岳。吸靈潤于河汾,總膏液乎澮涑”,則抒發了作者對家鄉風物的偏愛之情。庾闡《惡餅賦》《浮查賦》《狹室賦》,孫盛《鏡賦》等,也可歸入此類。另一部分是以自然界的動物為描繪對象,代表作品有郭璞《蜜蜂賦》《蚍蜉賦》《龜賦》以及溫嶠的《蟬賦》?！睹鄯滟x》描繪了蜜蜂在叢林中不停地穿梭,以露水為食,構建蜂房,釀造香甜可口、“冰鮮玉潤”的蜂蜜及其作為藥材的重要作用;《蟬賦》雖僅存“饑噏晨風,渴飲朝露”兩句,描繪蟬的飲食習性,這與“吮瓊液于懸峰,吸赮津乎晨景”(《蜜蜂賦》)的描繪相似,由此可以推想這也是描繪蟬的相關特征的體物之作。

與對山川江海的大肆鋪陳的體物大賦不同,這類辭賦不僅形制短小,且時常雜糅玄理,從而將體物與悟道兩者結合在一起。例如《蚍蜉賦》“乃吞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重。因無心以致力,果有象乎大勇”,便是對《莊子·逍遙游》篇小大之辨與自然無為思想的申述。至于“混全樸與不才”(庾闡《浮查賦》),“軒檻寥豁以外朗”(《狹室賦》),則與“大樸無象”“形混素波”(孫綽《贈溫嶠詩》),“寥朗無厓觀,寓目理自陳”(王羲之《蘭亭詩》),有殊途同歸之處。而王彪之《水賦》中“渾無心以動寂,不凝滯與方圓。湛幽邃以納污,泯虛柔以勝堅”四句,則純粹是體悟老莊思想的理語。

(二)情志賦

永嘉南渡文人辭賦作品中尚存一部分抒情述志之作,這里姑且稱之為情志賦,這類辭賦不以物色描繪為中心,而重在表達某種情感或志向、意趣。具體而言,它又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表達真情實感的作品,以郭璞《流寓賦》《登百尺樓賦》與梅陶《鵩鳥賦》為代表。它們多是借辭賦創作抒發作者的內心感受,因而作品中具有明顯的情感線索,例如《流寓賦》約作于永嘉二年,主要記述郭璞家鄉河東郡遭劉淵侵擾一事,作者通過記述自身輾轉流徙的路線以及沿途所見的情狀,描繪了永嘉年間河東地區遭侵擾后荒涼破敗的景象:“觀屋落之隳殘,顧徂見乎丘棗。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稀少?！倍鴮α髟⑵D險與時局動蕩的感慨悲嘆也盡顯其中,如“戒雞晨而星發,至猗氏而方曉”,“詰朝發于解池,辰中暨乎河北”,“背茲邑之迥逝,何險難之多歷”,則是對背井離鄉、流浪逃竄的辛酸與艱險的描繪,而沿途所見,又增加了他對社會動蕩不安、國家險象環生的現實的焦慮與感慨,整篇辭賦充滿了壓抑沉郁的情感。另如《鵩鳥賦》,文雖不存,但由序文“余既遭王敦之難,遂見忌錄,居于武昌,其秋有野鳥入室,感賈誼《鵩鳥》,依而作焉?！笨芍@也是一篇借傷悼古人以抒己懷的作品。這類賦作情感真摯,態度比較嚴肅,包含較多的社會內涵,因而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

第二類是體悟玄理之作,這類作品大多是敷衍老莊哲理,以賦談玄,實開東晉玄言賦之風氣,代表作品有庾闡《閑居賦》、孫綽《遂初賦》。上文論及的體物小賦,有的已經具有事物描繪與玄理體悟雜糅的特點,只不過其中的玄言成分所占比例很小,往往只是兩三句點到為止。而像《閑居賦》《遂初賦》等則多半是對老莊哲理的闡發與體悟,玄言氣息已經相當濃厚,如《閑居賦》曰:“體散玄風,神陶妙象。靜因虛來,動率化往。蕭然忘覽,豁爾遺想。榮悴靡期,孰測幽朗。故細無形骸之狹,巨非天地之廣。音興乎萬韻,理絕乎一響?！逼渲须m有“青陽接蔭,木槿開榮。森條霜重,綠葉云傾”等少量景物描繪,但與那些純粹以體物為目的的辭賦大不相同,它們并無獨立的地位,只是為作者“聿來忘懷,茲焉是托”服務而已。 孫綽《遂初賦》文雖不存,但據賦序:“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于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可知此賦是悟道之作無疑,明人張溥亦云:“《遂初》林阜,足薄華幕,蓋遠詠老莊,蕭條高寄,其素志也,賦云乎哉”[3]。

如果放寬尺界,承認那些對朝廷的贊美與對帝王的歌頌也是一種“情志”,那么如王廙《白兔賦》《中興賦》以及郭璞《南郊賦》這類歌功頌德之作,可劃為情志賦的第三類。由“丞相瑯琊王始受旄節,作鎮北方”“方將朝服濟江,傳檄舊國”“建中興之遐祚兮,與二儀乎比長”等句可以得知,《白兔賦》是對司馬睿作鎮江左、建立東晉事跡的歌頌,而《中興賦》雖已失傳,但據作者《奏〈中興賦〉上疏》可知它也是歌頌中興,“宣揚盛美”“嗟嘆詠歌”之作。至于《南郊賦》主要記述元帝于建康登基踐祚,“宗皇祖而郊祀”的典禮儀式,描繪的場面雖“穆穆以大觀”[1]701,但終究是代帝王立言,其歌功頌德嚴重脫離了實際,因而難免內容空洞,形式呆板,語言也枯燥乏味。

(三)地域賦

地域賦,顧名思義,以一地的自然環境、風土人情、經濟狀況、物產、建筑等為描繪對象,在一定程度上與山川風物賦相似,只是它多以城市或某一特定地域為中心,而非描繪具體一座山、一條河或一種動植物。永嘉南渡文人的地域賦有四篇:王廙《洛都賦》、庾闡《揚都賦》《吳都賦》、王彪之《閩中賦》,除《揚都賦》內容較為完整外,其余三篇都已散佚,是后人從類書中輯得的若干殘句。就這四篇看來,前面三篇以城市為描繪的中心,可稱作京都賦,而《閩中賦》雖非如此,但從內容來看,與前面三篇相比,亦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似性。試看下面兩段文字:

木則灌以杞梓,被以秋棠。

竹則笭風箘笿,篠簜林箊。

草則陵苕海藻,山英江蘺。

果則黃甘朱橙,楊桃琵琶。

——庾闡《揚都賦》

木則藤虹籠采于峻叢,流星麗光于高林。

果則□椑朱柿,扶余枇杷。緗箬素筍,彤竿綠筒。

竹則苞甜赤箬,縹箭班弓。

藥草則青珠黃連,奉柏決明。蓯蓉鹿茸,漏蘆松榮。

——王彪之《閩中賦》

兩篇作品都描繪了竹木、瓜果等同樣的事物,對每一物類則羅列若干具體物品,而且所用句式也基本相似,以四言句為主,這些方面足以證明它們之間的相似性。仔細分析,不難發現這類辭賦具有以下兩個特點:

一是明顯具有漢大賦的遺跡,例如描寫的事物繁富多樣,而且逞辭競采,大量運用奇僻字,刻意經營之態躍然紙上。作品中對某一事物的描繪簡直可以當作類書來讀,僅從上面所引文字即可看出兩賦對瓜果竹木的反復鋪陳,此外文中大量生僻字詞的運用,如“獸則騊駼狻猊,鋸牙披蹄”“魚則鮫鳣鰭鮪,比目鲿鯊”等,亦與漢大賦如出一轍。而王廙《洛都賦》雖是西晉時作品,今已殘缺不全,但其中對洛陽及其附近的鹽池、溫泉、市肆以及城市里的奇珍異品的記述也比較詳細具體,由此可以推斷它也是形制龐大之作。

二是描繪的物產與風景多具南方特色。除王廙《洛都賦》創作時間較早,描寫的是中原洛陽的風物以外,其他三篇均是對江南地域自然環境與風土人情的描繪。將《洛都賦》與其它三賦比較,便可以發現,前者雖然有對物產的描繪,但所占比重甚小,主要還是對宮殿與城市其他建筑以及勾欄瓦肆等商業市場的描摹;而后者則更加側重對南方自然風物的大肆鋪排,《閩中賦》列舉了甘蔗、枇杷等南方所產的水果,《揚都賦》不僅如此,還對山林、鳥獸蟲魚、寶怪、宮殿、江河湖海等諸多事物進行了精心的刻畫與夸飾,如“黃甘朱橙,楊桃琵琶”即是南方所產水果,而其中涉及的洞庭、太湖、松江、東江、婁江、蒼梧、鐘山等也是江南的水系或地名。

除上述三類作品外,王廙《笙賦》、王羲之《用筆賦》與庾闡《藏鉤賦》等亦各有特色?！扼腺x》是一篇描繪樂器的作品,作者首先描繪了制作“笙”這種樂器取材的獨特性:“取不周山之竹,曾城之匏”;然后說明制作笙的精細工藝:“弱舌紙薄,鉛錘內藏。合松臈以密際,糅彤丹以發光”;最后描述了笙的用途與特點,可以用于“親昵遠游,登山送離”的場面,由它發出的音樂“直而不倨,曲而不佻。疏音簡節,樂不乃妙”,因而可以發揮“移風易俗,興洽至教”的重要作用,這鮮明體現了儒家“音樂——人心——治道”的文藝思想?！队霉P賦》是描繪書法藝術的一篇佳作,作者不僅是書法大家,精通搦管運筆,而且他關于用筆的文學描繪亦相當傳神,作者連用形象生動的譬喻來形容運筆之勢,如“若長天之陣云,如倒松之臥谷。時滔滔而東注,乍紐山兮暫塞”“草草眇眇,或連或絕。如花亂飛,遙空舞雪”。一位書法大家竟能以如此生動形象的筆觸描繪書法藝術,實乃獨具匠心,難能可貴。至如庾闡《藏鉤賦》,描繪的是一種名為“藏鉤”的游戲,而作者也是本著游戲的態度寫作的,因而它可謂名副其實的“游戲”之作。

三、永嘉南渡文人辭賦創作的影響因素

永嘉南渡文人辭賦創作風氣不盛,在題材、形制、功用等方面呈現出上述特點,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人文背景,它們是諸多復雜因素共同影響下的結果。

一是現實政治局面的影響。永嘉南渡文人幾經周折,來到江南,在兵荒馬亂之中,謀生勞碌之時,“茍全性命于亂世”的心理陰影尚未消除,怎有心思從事辭賦創作?無論是歌功頌德,還是體物寫志,創作辭賦都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這個環境既包括安定的社會政治局面,也包括相對消閑的心理狀態。而在南渡之初,這兩者都不可得,故而此時辭賦作品寥寥無幾,創作風氣不盛,便在情理之中了。即使偶有所作,也難以逃脫在輾轉流徙的過程中散佚的命運。

二是江南自然環境的影響。永嘉南渡文人辭賦中,喜愛描寫山川風物,而且多具江南地方特色,這不能不說是受到了江南自然環境的影響?！皷|晉以后,隨著賦家生活環境和文學活動空間由北轉南,江南秀麗的山水景色為山水賦的出現,準備了充足的客觀條件。[4]”庾闡《涉江賦》、孫綽《游天臺山賦》、王彪之《廬山賦》中描繪的山水便是江南山水,而《揚都賦》《閩中賦》則是描繪揚州、閩中兩地的風土與物產,在與王廙《洛都賦》(西晉時所作)兩相對比中,可以發現前者更多的是對江南山川風貌、自然物產的鋪排,后者則多是對宮殿、樓臺、市肆的描繪。尤其是庾闡、孫綽、王彪之等后起之秀,身處東晉政權漸趨穩固之世,身心比較閑適,因而得以悠游山水,創作出描繪山川風物的辭賦來。

三是辭賦發展趨勢的影響。兩漢辭賦在經歷了由騷體到散體再到漢魏之際抒情小賦的發展演變后,到西晉之時已走到了繁盛的盡頭,尤其是規制宏大之作,雖然有潘岳《西征賦》《閑居賦》,左思《三都賦》接踵其后,但也難以扭轉大賦漸趨衰落的命運。至于東晉,更是如此,庾闡作《揚都賦》,意欲通過庾亮取重當時,不料卻落得了謝安“屋下架屋,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的嘲諷[5],東晉初年大賦之頹勢由此可以管窺一二。至于形制短小的辭賦,多體物之作,娛樂消遣傾向明顯,游戲成分較多;其中雖有一、二抒情述志之作,也難以超越漢魏抒情小賦的藝術成就,直至晉宋之際陶淵明《歸去來兮辭》《閑情賦》問世,才邁上一個更高的臺階。永嘉南渡文人辭賦創作風氣不盛、成就不高,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辭賦本身的功用也影響到了永嘉南渡文人的創作?？v觀兩漢、西晉辭賦,不外乎四種功能:規勸諷諫、歌功頌德、體物寫志、娛樂消遣。辭賦的規勸功能早在漢代就受到了質疑,揚雄《法言·吾子》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6]”辭賦欲諷反勸的效果,自然不宜被永嘉南渡文人當作規諷最高統治者的工具,當時承擔了這項功能的主要是章表奏疏等應用性文體。東晉政權草創,百業待興,自然也無功可歌,無德可頌,當時雖有王廙《白兔賦》《中興賦》存世,其歌功頌德之用倒不明顯,反是慰藉效果溢于言表。社會歷史狀況限制了辭賦的前兩項功能,因而體物寫志、娛樂消遣的功能便在永嘉南渡文人的辭賦作品中凸顯出來,其作品多描繪江南自然風景與物產,其中時或雜糅玄理,體玄悟道,也就不足為奇了。

注釋：

①本文所謂永嘉南渡文人,指在永嘉元年至大興四年(307-321)間渡江,且有文學作品存世者或據史傳記載其能文者,共13人。之所以將時間下限定在大興四年,理由有二:一是中原動蕩,不少永嘉年間意欲南渡的文人,幾經周折到達江南時,已是東晉大興年間;二是東晉政權建立之初,內憂外患嚴重,政權穩定尚需時日,因此這段時間仍可視為永嘉時期的延續。此處統計數據主要依據嚴可均《全晉文》,并參考了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中《先唐賦輯補》一文。永嘉南渡文人現存辭賦32篇(含佚文、殘句),此外,僅存題目或序文而無正文者5篇。創作情況具體如下:郭璞10篇;庾闡9篇;王廙4篇,存目1篇;王彪之5篇,存序1篇;孫綽2篇,存序1篇;溫嶠、王羲之各1篇;孫盛、梅陶各存賦序1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