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與明代滁州的講學活動

周 凱,陶會平,陳光銳

黃宗羲在其學術名著《明儒學案》中云:“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于講學,余妄謂過之?！盵1]序七在王陽明和其好友湛若水的大力推動下,明代的講學活動蔚然興起。正德八年(1513)冬,陽明來滁任南京太仆寺少卿,閑暇之余,廣納門徒,開展了講學活動,“舊學之士皆日來臻,于是從游之眾自滁始”[2]123。陽明走后,陽明后學們在滁創建了祠堂和書院,并以此作為陽明學派的講學據點,舉行了眾多的講學活動。陽明學派在滁的講學活動較為頻繁,至少有三個高峰時期,分別是:正德時期王陽明的講學,嘉靖中期陽明親傳弟子的講學,萬歷后期陽明再傳弟子周汝登的講學。另一方面,陽明心學在滁州的傳播過程中,開始也并不順利,它遭到了當地學者、程朱和甘泉等其他學派的非難和壓制。

一、講學與傳播

(一)王陽明的講學

正德八年(1513)十月,王陽明來滁就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督理馬政,閑暇之余,開展了大規模講學活動。陽明在滁期間,參與講學活動的人士,不僅有大量的滁州籍弟子,還有許多來自外省的弟子。[3]這些外省弟子中除了徐愛、蔡宗兗、朱節等一批早期的浙江籍王門弟子外,還有從幾千里之外趕來的湖南籍弟子,所謂:“四方弟子,從游日眾?！盵2]982對于滁州的講學盛況,陽明的弟子錢德洪在《陽明先生年譜》中有這樣的描述:

“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閑,日與門人遨游瑯琊、讓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震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于是從游之學自滁始?！盵2]1236

正德九年(1514)春,陽明的講學好友湛若水路過滁州,在南京太仆寺與陽明夜論儒釋之道。對于陽明在滁州的講學情況,作為親歷者的他這樣評價:“陽明遷二南太仆,聚徒講學,有聲?！盵2]1430

陽明在滁僅六個月,講學時間雖不長,但對于整個陽明學派來說,意義重大?！俺枮閹熤v學首地”[4],陽明在滁州的講學實則開啟了陽明學派的講學模式?！白猿柡?多教學者靜坐”[2]1574,在滁州的講學,為陽明教法“三變”中重要的一變。

對于滁州來說,陽明的講學影響深遠。陽明的講學不僅帶來了新的理學思潮,也開創了滁州的書院講學之風。陽明在滁的講學活動,激發了陽明后學和仰慕者在滁講學的熱情,他們紛紛仿效陽明,在滁開展了眾多陽明心學的講學活動,使得滁州成為陽明心學傳播的熱點地區。陽明后學們以此為契機,在滁建祠堂、立書院、辦講會,使得滁州成為陽明心學的圣地與名區,王陽明也因此成為滁州歷史文化中的風標性人物。

(二)嘉靖中期陽明親傳弟子的講學

陽明心學之所以能在明代中后期風行天下,固然與陽明心學本身的學術吸引力有關,另一方面也和其弟子們開展的大規模講學活動不無關系。陽明歿后,其弟子們在各地建祠堂、立書院、開講會,堅持不懈地傳播陽明心學,滁州也受到此風潮的影響。嘉靖十三年(1534),陽明弟子戚賢在滁州的屬縣全椒創辦了南譙書院。嘉靖十五年(1536),在南京提學御史聞人銓、戚賢等人的努力下,在滁州豐山幽谷中創建了陽明精舍(有時亦稱陽明祠或陽明書院)[5]557,兩者日后都成為陽明后學們的重要講學之所。

戚賢,字秀夫,別號南山,晚更號南玄,滁州全椒人,與陽明高弟王畿為同榜進士。在刑科都給事中任上,戚賢因舉薦王畿等人,而被指為“偽學小人,黨同妄薦 ”[6]612,從而遭到貶謫,也因此與王畿關系極為密切。他于嘉靖二十年(1541)致仕還鄉,因為他的關系,王畿、錢德洪、羅洪先、唐順之等諸多陽明高弟都曾來全椒講學,“凡士友往來滁嶺者,必迂途造兄之廬,以考德問業為事”[6]571。尤其是王畿,一生酷愛講學,他曾多次來全椒南譙書院講學。戚賢“每歲必期余(指王畿)一往南譙,與諸同志為旬日之處”[6]571。由于戚賢在當地的影響力,全椒參與講學的士人眾多,“每予(指王畿)至,必群邑中士友子弟百十輩”[6]615?？紤]到全椒人口的規模,很可能全部的生員都參加了講會。由于諸多王門名士的到來以及眾多當地士人的加入,全椒的講學活動一度很興盛,南譙書院也因此被黃宗羲列為王門九大講學書院之一。[1]578

嘉靖三十一年(1552),江西永豐人呂懷來到滁州出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他是湛若水最知名的弟子,與陽明弟子交往密切,他來滁后擴建了滁州的陽明祠,滁州許多士子也樂于追隨其左右。由于他的接引關系,陽明弟子相繼來滁開展講學活動。嘉靖三十一年(1552)重陽,王畿和錢德洪至全椒,此時戚賢已身患重病,但仍然堅持參加了王、錢二人在南譙書院里舉辦的講會。[6]570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月,戚賢去世,王畿從紹興前來吊唁,隨后和呂懷等人在南譙書院舉行了講會,接著又趕赴滁州陽明祠,參加了由呂懷主盟的“滁陽會”。[6]692同年十月,錢德洪與宣城人貢安國來到滁州,呂懷再次召集滁州士人在陽明祠下舉辦了講會。[2]1345嘉靖三十三年(1554)春,王畿再次來到全椒,祭拜戚賢。[6]610以王畿“無一日不講學,不會友”的性格[6]序,此次來全椒也必有講會活動?？梢?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嘉靖三十三年(1554)間,陽明弟子在滁州講學活動頻繁。

(三)萬歷后期陽明再傳弟子周汝登的講學

周汝登,字繼元,號海門,浙江嵊縣人。雖被黃宗羲列入泰州學派,其實學術上繼承了王畿的思想。在陽明二代弟子中的學術影響力僅次于羅汝芳,為萬歷中后期陽明學派的領袖人物。

雖然《神宗實錄》中記載了萬歷四十四年(1616)二月,周汝登由南京尚寶卿升為南京太仆寺少卿。[7]但實際上,他直到萬歷四十五年(1617)六月才到任。[8]周汝登來滁后,不僅恢復了王陽明初建的來遠亭,還對滁州的陽明祠進行了制度化的管理,并編寫了《滁陽王文成公祠志》。[9]在滁期間,周汝登“與滁之刺史、博士弟子員,月會學知堂,共究文成宗旨”[10],其組織的講學活動再次推動了陽明心學在滁州的傳播。全椒和來安二縣的優秀士子也聞風而來,全椒籍的舉人金九陛、魯國俊和吳道昌,來安籍的舉人王化振,皆為兩縣一時之才俊,都參加了此階段的講學活動。萬歷四十六年(1618),在周汝登的推動下,全椒、來安兩縣分別新建了望陽書院和景濂書院,其中周汝登為望陽書院題寫了匾額,并撰寫了《望陽書院記》。[10]兩個書院都聘請了鄭朝聘作為書院的主講。[11-12]鄭朝聘,諸生,南京江浦人,為周汝登和焦竑的弟子,“嘗講學明德會館,大江南北從游者眾,稱為艮岳先生”[13]?？梢娺@兩個書院都是以傳播陽明心學為主。無論是對滁州陽明祠進行制度化的管理,還是創建講學書院,并聘請專人授課,都顯示出周汝登為了使陽明心學在滁的傳播能夠常規化和持久化所付出的努力。

(四)在滁開展的其他陽明心學講學活動

明代中后期,隨著《傳習錄》等陽明心學著作的廣泛傳播,許多并無陽明學師承的學宦,由于仰慕陽明其人,閱讀其著作,認同其學說,并加入到傳播陽明心學的講學活動中來,例如南京太仆寺官員趙釴和盛汝謙就是這樣的例子。趙釴和盛汝謙都是安徽桐城人,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陽明學者,但他們都是陽明心說的崇信者。趙釴在《重修陽明書院記》中,就表達了對陽明學說“祗服久矣” 的敬仰之情。[14]543在拜謁滁州陽明祠后,目睹陽明祠破敗嚴重,決定重修陽明祠,并捐俸力促此事。[14]543在滁期間,“每朔率諸士闡明良知之學,滁士為之興起”[15]。嘉靖四十二年(1563),陽明之子王正億經過滁州,拜謁了陽明祠,時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的盛汝謙邀請他參加了宴會。在會上盛汝謙賦詩一首,“余(指盛汝謙)亦此韻,以識私淑云”[14]724,表達了對陽明的仰慕之情。盛汝謙在滁任職期間,“日集滁士人,講明理學”[16]。

由于明代實行兩京制,南京太仆寺設于滁,瑯琊山和醉翁亭名揚在外等諸多因素,明代滁州對外的文化和學術交流異常發達。不少文學名人和理學大家都曾來過滁州?！睹魅鍖W案》收錄了有明一代知名的學者,而在其所羅列的陽明后學中,徐愛、蔡宗兗、朱節、冀元亨、錢德洪、王畿、羅洪先、唐順之、薛侃、聶豹、程文德、周怡、唐鶴徵、祝世祿、焦竑、鄒元標、耿定向皆來過滁州。更有甚者,比如祝世祿,曾自述:“三年逐行役,十度過滁州”。[17]另外《明儒學案》中記載的穆孔暉、殷邁、徐用檢、周汝登等陽明后學,都曾來滁出任過南京太仆寺官員。而《明史·儒林傳》中被列入陽明學派的吳悌和蔡悉也曾在南京太仆寺任過職。①

有些來過滁州的陽明后學,例如錢德洪、王畿、羅洪先、唐順之、周汝登等都有來滁講學的確切記載。而其他沒有在滁講學記載的陽明弟子,并不代表他們一定沒在滁州講過學,也可能只是沒有留有記載的資料而已。對陽明弟子而言,每到一地,傳播陽明心學是他們的使命,講學問道是他們的日常。滁州作為陽明的“講學首地”和“先師講學名區”[6]32,并擁有數百名陽明的親傳弟子,且豐樂亭旁立有陽明祠,這些外地的陽明后學們,來滁拜謁先師陽明后,在滁講學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南京太仆寺任職的陽明弟子,在滁收徒講學的幾率則更高,時間也更長,影響也更大。例如前文所述周汝登在萬歷末期的講學,又如徐用檢萬歷年間來滁任職時,也有“轉太仆、太常,收士甚多”的記載。[18]在周汝登和徐用檢來滁任職時,他們的好友鄒元標和沈懋孝曾寫信給他們,在信里都提到陽明在滁州講學,并鼓勵周汝登和徐用檢要像陽明那樣,在滁繼續開展講學活動。[19-20]由此可見,在陽明后學看來,來滁任職仿效陽明講學,不僅是一份責任,更是一份榮譽。除了前述這些對陽明心學理論頗有建樹的陽明后學外,還有其他許多并不以陽明心學見長,但又都是陽明后學的官員來滁任職,例如朱廷立(太仆少卿,陽明弟子),蕭廩(太仆卿,歐陽德弟子)、趙志皋(王畿弟子,太仆丞,后為內閣首輔)等人。他們同樣會對滁州陽明學的講學活動和傳播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從陽明后學來滁的講學人數和頻率上看,明代滁州是陽明心學講學活動和傳播的發達地區。

二、排抑與壓制

嘉靖三十八年(1559)左右,太仆少卿趙釴來滁時,目睹陽明祠破敗嚴重,在和知州應鐎商量后決定重建,令他感到意外的是:陽明新祠竣工時,想象中眾多學子前來祝賀的盛會并未出現,與此相反,“竊以士不至為嘆”[14]543,竟然沒有滁州的學子前來道賀。這個事例提示我們,陽明心學在滁的傳播并不是毫無波折,它曾遭到了多方的反對和抵制。

陽明的心學是以批判官方正統程朱理學的面目而出現,所以陽明在世時,已不斷遭到朝廷的打壓。至陽明歿后的嘉靖八年(1529),官方對陽明學派的迫害達到了頂點。嘉靖皇帝下詔:“守仁(王陽明)放言自肆,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敢有踵襲邪說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饒?！盵21]不僅從官方上判定陽明學術為“邪說”,身后的恤典也一律革除。所以,整個嘉靖朝,尤其是前期,陽明后學開展講學活動是要冒著一定的政治風險。除此之外,在滁各種非陽明學術群體對陽明學的態度和反應,也同樣會影響到陽明后學在滁講學活動的效果。

(一)本地學者對陽明后學講學的排斥與疏離

被朝廷定性為“偽學邪說”的陽明心學,在地方上的傳播成功與否,與當地是否有舉足輕重的學術領袖愿意出頭接引有很大關系。以滁州的全椒縣為例,戚賢把尼姑庵改建為南譙書院,邀請許多知名的陽明弟子來此講學,在嘉靖中期就推動了整個全椒學術風氣轉向了陽明學。而同樣作為滁州屬縣的來安,因為沒有像戚賢這樣的陽明弟子,一直要到萬歷末期,在周汝登這樣知名的陽明學者外在的推動下,才有了講學的記錄。而隨著戚賢的去世,參加南譙書院講學的士人也是“漸致零落”,從王畿感慨南譙書院“今法堂前不止草深一丈矣”[6]301,亦可推斷全椒大規模的講學活動基本上停止了。這同樣也顯示:對于學術的傳播來說,一個有影響力的學術領袖對當地某個學說的興衰有著很大的關系。對于滁州本州的陽明心學傳播而言,正是缺乏這樣的當地學術領袖。

明代尤重甲科,甲科即進士。陽明最著名的弟子中,除泰州派王艮外,其他全都是進士出身。滁州陽明弟子眾多,其中孟津、周冕、田鰲擁有舉人的功名,但卻沒有獲得進士的弟子。當年陽明在滁接觸的滁州籍學子中,唯一考取進士的是孫存。孫存,字性甫,號豐山,仕至河南左布政。孫氏為明代滁州首屈一指的科舉家族,孫存的祖父孫允恭,父親孫序均為舉人,而其弟孫孟亦為進士。孫存為孫氏家族中科舉功名最高,官階最高的家族成員。正德八年(1513)秋,即王陽明來滁前,孫存考中舉人,而正德九年(1514)四月,陽明離開滁州時,孫存剛考中進士。作為當年唯一位獲得進士身份的滁州學子,孫存必定是陽明最想納入門下的弟子。但早在正德二年(1507),孫存在其父孫序的要求下拜入南京太仆少卿楊廉的門下。[22]楊廉是一位知名的程朱學者,因其淵博的學識而被列入《明史·儒林傳》。雖然楊廉是陽明父親王華的門生,但并不喜陽明的心學。在寫給孫存的信中,他表示:“吾人為學,只以程朱為法,絕不誤人?！盵23]孫存認同楊廉的看法,在寫給楊廉的回信中,孫存寫道:“至于聚徒講學各立門戶,則每每摘其一句一字之差,而非之。至于大議論,如格物、致知、尊德性、道學問之類,則囂然以為偏且煩,而欲反求于玄遠,不可詰辯之地,……聚生徒而立門戶,開口講論,則取程朱之言,而駁之以為高,而已哉,此某之所惑矣?！盵24]這里被孫存批評聚徒講學的人,顯然指的就是陽明。對于陽明的心學,孫存認為不過是“程朱蚤嘗學焉,而竟棄之者”[22]。當陽明高弟聶豹把他的《大學新注》寄給孫存時,孫存回信道:“舊聞在懷,不能遣去”,表示自己只認同程朱舊說,無法理解聶豹新說,并說“固不欲專主新說,以立門戶”,委婉地批評了陽明心學的標新立異。[24]

胡松,字汝茂,號柏泉,嘉靖八年(1529)進士,是另一位對明代滁州政治和學術有著重要影響力的滁人。在山西參政任上被貶為民后,他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回到滁州。[25]199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才因朝廷重新啟用而離開滁州,此間居滁長達十七年之久。[25]209胡松曾出任過主管山西教育的提學副使一職,回鄉時年僅40歲。作為當時滁州為數不多且年富力強的居鄉進士,胡松對當時陽明后學在滁講學的態度尤為引人注意。

胡松曾為《陽明先生年譜》寫過《序》,也為它的刊刻出過不少力。[25]43因為對良知的“已發”和“未發”的看法不同,陽明的兩大弟子王畿和聶豹發生了論戰,王畿收集了此次論辯雙方的書信并匯集成書,胡松為此書寫了《刻良知議辯序》。[25]45從這些資料看,很容易得出胡松是陽明學說信徒的結論,但仔細分析下,情況卻并非如此。胡松和陽明私淑弟子羅洪先,同為嘉靖八年(1529)進士,又都有為官被貶為民的經歷,所以兩人關系十分密切。羅洪先為了《陽明先生年譜》能夠順利出版,于是向時任江西巡撫的胡松請求幫助。[2]1366而《刻良知議辯序》也不過是胡松回王畿之請,而完成的應酬之作。

嘉靖八年(1529),朝廷認定陽明的學說為“邪說”,并奪去陽明身后的一切恤典。在陽明弟子們看來,此次事件的幕后黑手應屬當時的吏部尚書桂萼。而胡松在江西巡撫的任上,路過安仁縣時,卻專門安排人重修了桂萼的墓,并親自撰寫了墓表。[25]263胡松顯然是了解桂萼與陽明之間的矛盾,對此他還做了一番解釋。[25]263正如前述,明代滁州是陽明后學們開展講學的發達地區,而居鄉多年的胡松,并無一次參會的記錄,相反胡松對陽明弟子們的講學頗為不滿。他曾為羅洪先出版過《念庵文集》,在其《序》中他寫道:“學者執德不怛,少悟即歇樂其簡捷,謂良知即行。徒知執靈明以為用,假精魄以為神,……而其高明穎異者,又或時出微言妙論,以佐其狂,……其害不知視楊墨為何如也!”[25]49文中所批評的種種學者跑偏的講學行為,顯然就是陽明弟子所為。為王門“公敵”桂萼修墓和寫墓表,和陽明弟子們的講學活動保持一定的距離,并隱晦地批評他們,一再表現出胡松并不是陽明學說的信徒。而在他的《胡莊肅公文集》中,留有他多次表示其是湛若水的弟子的記載。[25]229,279

(二)湛若水及其后學在滁州的講學活動

湛若水是陽明的生前好友,也是明代中后期另一位著名學術大師,其學派也稱為甘泉學派。早在陽明在世時,湛、王二人就因為學術觀點的不同,而發生過多次的辯論。這種學術間的分歧也廣泛地存在于二家的弟子中,但至少一代弟子們還能保持禮貌性的團結,因為彼時二家都面臨著眾多程朱學者的質疑和攻擊。隨著陽明學派的日益壯大,程朱學者質疑的聲音逐漸降低,而湛氏弟子反對的聲音卻日益強烈,二家分歧由學術的異同逐漸演變為對學術話語權的爭奪。

湛氏及其后學們在滁的講學活動,無疑對陽明后學在滁的講學活動有著很大的影響。湛若水曾有兩次來滁的記載,首次來滁時正值陽明在滁講學,由他評價陽明在滁講學的情況來看,他那時很可能已在滁州學子中講過學。因為他在南京做官多年,滁州籍學子投入其門下的不在少數。比如曾參與陽明滁州講學活動的孟源、孟津兩兄弟,都曾拜入湛氏門下。湛氏《湛甘泉先生文集》中留有多次孟津參加講學活動的記載,從湛氏對孟津“經年學不歸”的描述來看,孟津從學于湛氏的時間并不短。[26]另外滁州儒學世家盧氏家族的盧守益、盧守約和盧守愚三兄弟,也曾參與湛氏在南京的講學活動。[27]而全椒的進士吳藩,曾任南京兵部主事,正是湛氏的屬下,他也曾向湛氏問過學。[28]戚賢也曾多次寫信給湛氏,向他討教王、湛兩家學術異同的問題。[29]由此可見,湛氏的學說在滁州也有很大影響。

由于呂懷接引的關系,嘉靖三十一年(1552)左右,滁州的陽明后學講學活動頻繁。呂懷曾任南京國子監司業,所以來滁任職后,身邊迅速聚集了一大批滁州學子。[26]93湛若水另一位重要的弟子蔣信,在給南京的同門何遷的信中寫道:“及承呂巾石(呂懷)、胡白(柏)泉(胡松)手簡,甚厭諸講學者,虛談無實,其言多為釋氏夸大,若無堯舜孔子?！盵30]可見同為湛氏弟子的呂懷和胡松,對陽明弟子在南都的講學活動,頗有微詞。

許孚遠是湛氏第二代中最知名的弟子,他是王學殿軍劉宗周的老師,曾在萬歷二年(1574)來滁任太仆寺丞。許孚遠是唐樞的弟子,而唐樞學術的觀點是“討真心”,力圖調和王、湛兩家的學術觀點。許孚遠對陽明本人充滿敬意,但十分反感王畿、周汝登等良知現成派的學術觀點。萬歷二十年(1592)左右,許孚遠與周汝登在南京開展了“九諦、九解”的論爭。其來滁時正值陽明來滁講學滿一個甲子(六十年),為此他仿效陽明的做法,匯聚了州學的學子們,在陽明書院開展了講學活動。[31]

萬歷時期,排斥陽明學派最激烈的是湛氏的二代弟子,尤其是唐伯元和楊時喬,他們均為呂懷的弟子。在反對陽明從祀孔廟而向朝廷上的奏折中,唐伯元批評陽明:“守仁言良知新學,惑世誣民,立于不禪不霸之間,習為多疑多似之行?！盵1]1002而《明史·楊時喬傳》中載:“時喬受業永豐呂懷,最不喜王守仁之學,辟之甚力,尤惡羅汝芳?！标柮餍膶W往往被人詬病的一個原因,就是摻入佛教的觀點,而被人譏諷為禪學。楊時喬在萬歷十四年(1586)來滁任太仆寺丞,在新建的陽明書院里留下了這樣的詩句:“兩字良知口上傳,倒持如意論群賢,悟迷不出西來意,同異誰為合一篇,絕學何人求是處,爭端此際起言邊……”并在第一句下注釋道:“陽明居越,嘗執如來杵講學?！盵14]616其詩就是諷刺陽明心學不過是爭立門戶,引禪入儒。萬歷十二年(1584),朝廷正式批準陽明入祀孔廟,而萬歷十三年(1585)南京太仆寺卿蕭崇業剛剛修繕完滁州的陽明書院。楊時喬此番在陽明書院題寫譏諷陽明詩句的行為,顯然表現出他對陽明的心學和講學活動十分不滿。

(三)在滁程朱理學家對滁州陽明心學講學活動的反應

由于南京太仆寺的存在,滁州早期陽明學的講學活動存在著一些來自官方的阻力,這些阻力常常又來源于程朱學者,他們往往對陽明學派的觀點持批評的態度。陽明在南都時,曾有一個著名反陽明學的學術團體,以魏校為首,成員包括夏尚樸、余佑等人。嘉靖八年(1529),夏尚樸來到滁州任南京太仆少卿。[5]539面對向他問學的滁州陽明弟子,夏尚樸批評陽明心學已非孔孟之道:“吾道自當尊孔孟,世儒(意指陽明)容己入申韓?！辈⑶腋嬲]這些當年曾追隨陽明的弟子們:“驚濤有岸回頭是,末路多歧信步難。六經炳若丹青在,擬共將心向此安?！盵32]并且他在滁州州學里聚眾講學,可以認為是試圖掃除陽明心學在滁的影響。在其《東巖詩文集》里,記載著他在滁州州學講學的言論。在《示滁州學諸生》中,他批評陽明:“近時諸公論學乃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議程朱格物、博文之論為支離,其何以開圣人之知見?擴吾心良知、良能之本然?”接著告誡州學的學生們說:“此乃入門欵,于此既差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盵33]

滁州陽明祠自建成后,歷經數次修繕,而這些修繕大都由太仆寺官員主推而成,但陽明祠初建時,獨獨缺少太仆寺官員的身影,這或許正是因為當年太仆寺卿胡鐸的緣故。胡鐸,字時振,號支湖,嘉靖十三年(1534)出任南京太仆寺卿,十五年(1536)卒于任?！爸Ш?、文成同邑,而議論不相合,其《異學辯》為文成而發”[34],胡鐸和陽明雖為余姚同鄉,但反對陽明的學說,斥其為“異學”,所以在滁期間,不愿為陽明祠堂的創建而出力。

在呂懷來滁前,長洲人章煥于嘉靖三十年(1551)出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其在滁有五年之久,卻未見其有參與過呂懷及陽明后學在滁的講學活動的記載。相反,他曾立過《遜學箴》碑 (可能在呂懷走后),此碑現已不存,但據看過碑文的清人描述章煥立此碑的目的是:“時王學盛行,往往抨擊古人,是箴蓋以規之?！盵35]此碑正是章煥為了壓制由呂懷引發的滁州陽明后學的講學風潮而立。這也或許可以解釋嘉靖三十八年(1559),陽明書院重新修繕完工后,竟然沒有多少滁州學子前來祝賀的原因。

三、結語

講學是王陽明一生最在意的事,其生前一直鼓勵和督促弟子們開展講學活動。由于沒有成功吸納滁州學術領袖孫存和胡松,加之眾多程朱學者和甘泉學人的存在,陽明后學在滁的講學活動一開始并不順利。但陽明后學們以書院為據點,或邀請陽明心學的名家來滁講學,或任職于滁聚眾講學,不斷擴大陽明心學在滁的影響。眾多學者蒞滁講學,帶來了多元的思想和文化,吸引了更多滁人加入到學術的交流和論爭中,不僅推動了滁州陽明心學的深入發展,也促進了明代滁州思想和文化的繁榮。

[注 釋]

① 徐愛、蔡宗兗、朱節、冀元亨等早期陽明弟子來滁的資料,可參見《王陽明全集·滁州詩》中的內容。錢德洪、王畿、羅洪先、唐順之等陽明弟子來滁的資料,本文已有介紹。程文德、周怡、唐鶴徵等人的文集中都有關于滁州詩歌,可證明他們當年來滁的事實?！赌铣鼤熬帯分杏凶Ｊ赖?、焦竑、鄒元標的詩歌或散文,亦可見他們曾來過滁州。穆孔暉、徐用檢、周汝登、吳悌、蔡悉、朱廷立、蕭廩、趙志皋等人在滁任職的資料,可以在各朝的《實錄》找到。薛侃于嘉靖十六(1537)年曾來滁拜謁陽明祠,戚賢在《南京太仆寺志》卷九《陽明精舍》中有提及。嘉靖四十四年(1565)四月,時任南京提學御史的耿定向來滁校士,可見其《觀生記》嘉靖四十四年(1565)條。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卷十一《雙江聶公行狀》中載:“己酉(嘉靖四年),(聶豹)始招入為福建道監察御史,……尋差往應天等處,稽查馬政?！焙蓟丛诩尉杆哪?1525)曾任南京太仆寺卿,其《雙溪集》卷八有《陪聶侍御飲滁山僧舍》一詩,詩中有“壑轉林廻石徑微,追陪驄馬到巖扉”句,此詩中杭淮“追陪”的聶侍御正是聶豹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