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忘卻的寫作:雙雪濤、班宇、鄭執創作論

公 言 海

(浙江大學, 浙江 杭州 310058)

近年來,雙雪濤、班宇和鄭執的創作形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學現象,三位80后年輕作家的作品同時引發了大眾文化領域和純文學領域的重點關注和集中討論,他們也由此被冠以“鐵西三劍客”“東北文藝復興三杰”“80后東北作家群”和“新東北作家群”之名。

作為年輕的文學新人,三人的出場近乎默契,在2016—2020年間,三位作家共出版6部小說集,完成了一次集中的創作“爆發”,在短時間內收獲眾多讀者與獎項的同時,也使許多評論家感到欣喜與鼓舞:“我們的作家在現實主義的追求上實現了一次重要的突破?！盵1]“一座已經崛起的小說城將注定不會再沉沒?！盵2]“‘新東北作家群’的崛起,將不僅僅是‘東北文學’的變化,而是從東北開始的文學的變化?！盵3]

評論家們的欣喜之聲言猶在耳,但是曾經身負重望、蓄勢待發的三位黑馬作家,卻在短暫的“爆發”之后,集體步入了某種程度的“沉寂”:三人再未出版新的作品,發表小說的數量也斷崖式下降。默契的“爆發”引人關注,但是集體的“沉寂”更值得思考,本文所追問的便是:這種迅速“沉寂”的創作是一種什么樣的書寫?集體“沉寂”的原因又是什么?

一、傷痕,誰的傷痕

東北下崗潮是雙雪濤、班宇、鄭執作品的主要背景。這是一段沉重的歷史,20世紀90年代至新世紀初,為適應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大量國有企業進行改制,大批工人下崗,而作為“共和國長子”的東北,在這一過程中受到的沖擊尤為嚴重:在全國下崗的3000多萬職工中,東北便有800多萬,占全國下崗職工總數的25%。幾百萬人失去生計、生活困苦,下崗成為那個年代東北人心中一道隱隱作痛的傷痕。

這一時代傷痕在三位作家的小說中得到了生動書寫:父親失業后家徒四壁,冬天沒有錢買煤,以醉酒入睡避寒;下崗后以賣烤串謀生的父親,在元旦前夜仍只身站在冬天夜晚的冷風中忙碌……傷痕的疼痛以其強烈與深刻觸動人心,雙雪濤、班宇、鄭執的小說因而獲得了一種可貴的真摯與動人。但是時代并未為傷痕命名,時代的傷痕降落在每個人身上時各不相同,所以面對東北下崗潮這一巨大的時代傷痕,人們不禁要問,三位作家所書寫的到底是誰的傷痕?

雙雪濤、班宇、鄭執分別出生于1983年、1986年、1987年,下崗潮到來時,三位作家正處少年,尚在父母保護之下的他們只能算作時代變動的旁觀者,而他們的父輩——李守廉、孫旭庭、王戰團們,才是真正的親歷者,小說所描寫的在下崗潮中艱難掙扎的也是他們,或許三位作家所書寫的正是父輩的傷痕?但是這樣的推論無疑過于順暢,過于粗疏,令人生疑。小說中,第一人稱“我”是三位作家最常用的敘述視角,但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我”都是作為子輩的“我”,沒有任何一篇小說是以父輩的第一視角展開敘述。當然,這是三位作家在回憶自己少年記憶時自然采取的敘述位置,但又何嘗不是敘述立場的一種無意識體現?父輩始終在子輩“我”的注視或回憶中說話、行動,雖然故事得到了完整敘述,但父輩實際上只是被觀察、被訴說、被征用的故事主人公,始終失語的父輩的內心感受與真實心理從未得到展示。于是,父輩眾多疼痛的瞬間、難熬的時刻都被輕輕抹去,只剩下流暢的概括與光陰易逝的感慨:“后來,他又做過很多不同種類的工作,學著去做一些事情,很快他就變老了,這一點也出乎意料,我是說,那些年過得都很快?！盵4](班宇《肅殺》)而父輩的生命中得到重點訴說的時刻,則只是子輩的“我”感興趣、有感觸、印象深刻的時刻,當然,訴說仍然以子輩“我”的視角和聲音進行。正如班宇所說:“那個年代對我來說,更近乎于一種訴說的介質、一種鏡像,而非實際存在,或者說,我是在假托于此,進行一種更為自我的表述?！盵5]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父輩與子輩對于下崗潮的書寫會如此迥異。早在20世紀90年代,談歌、何申、劉醒龍等作家就已對當時正在發生的經濟轉軌、國企改制進行了敏銳反映,談歌的《年底》《大廠》《車間》等作品就直接觸及國企改制、工人下崗的問題。這批作家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正是雙雪濤、班宇、鄭執的父輩,也是90年代陣痛的親歷者。對于他們而言,正在發生的經濟轉軌、國企改制是放置在每一個具體的人面前,需要每個人去面對、承受、解決的“艱難”。時代其實首先在他們身上留下了疼痛的傷痕,就像《大廠》中的賀桂梅、《年前年后》中的李德林、《分享艱難》中的孔太平……每個人都在時代變動中忍受著難言的疼痛,但是他們無暇沉湎于對于疼痛的自傷,而是集中全部精力解決眼前的難題——挽救“大廠”或為縣鄉百姓造福,以圖渡過難關。領導如此,普通百姓同樣如此,敏銳的班宇也早對父輩親歷者的這一態度有所感知:“所有的人都一樣,每一代人都在遭遇。需要消化,但是來不及消化。我們家親戚里很多人下崗,但是從不覺得他們會把自己的痛苦互相傾訴,他們知道抱怨是無效的,所以也就不去怨天尤人?！盵6]

不過,無論是一心挽救危機的領導者,還是不去怨天尤人的普通人,他們擱置疼痛向前看的姿態實則都包含著親歷者無計可施、別無出路的無奈,但是作為旁觀者的子輩從這種被逼無奈中看到的,卻是鼓舞人心的頑強與樂觀。這是一種微妙的轉變,因為無奈與頑強在很多情況下緊密相連,但是無奈和頑強卻又決不能混淆,這一微妙的轉變實則表明了子輩與父輩之間的遙遠距離。雙雪濤、班宇、鄭執根本無力也無意從宏觀上理解下崗潮以及思考如何應對下崗潮,他們不愿認同也不能接受宏觀上的應對之法。雙雪濤說,“上一輩和這一輩,苦難的方式不同”[7]203,身處父母保護之下的少年們旁觀著下崗潮,他們無法真正理解下崗潮的由來,更不用去思考如何解決,他們所擁有的只是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于是,父輩面對下崗潮時的輾轉躊躇、酸甜苦辣,在少年的心中都統統簡化為一種朦朧的疼痛感,子輩作家創作的動機也正出于此,或許可以說,談歌、何申、劉醒龍等父輩作家和雙雪濤、班宇、鄭執三位子輩作家所書寫的都是只屬于自己的下崗潮。

班宇說:“所有人都在灰塵之霧里,看不清未來的方向,但必須往前走,我小說講的不是懷舊,而是你必須走入塵埃之中的感覺,你沒有辦法不向前走?！盵8]雙雪濤、班宇、鄭執所書寫的正是旁觀父輩“必須走入塵?！睍r,少年心中的“感覺”,是這一時代變動中獨屬于子輩的傷痕。這種書寫是子輩這一代人對于東北下崗潮所作出的獨特反應。

二、少年貧窮,何以成為傷痕

下崗潮最直接、最強烈、最疼痛的后果便是經濟的貧窮,無數家庭失去經濟來源,“那時搶五塊錢就把人弄死了,這些人找不到地方掙錢,出了很大問題”[9],雙雪濤、班宇、鄭執正是在自己的少年時期遭遇了這一切。少年是最為敏感的年紀,貧窮無疑會對少年產生不可忽略的影響,但不得不問的是,少年時期的貧窮并不罕見,可它為何偏偏在雙雪濤、班宇、鄭執心中,成為了如此刻骨銘心的傷痕?

首先,有一點是明確的,即三位作家的傷痕并非來自單純的貧窮。雙雪濤、班宇、鄭執對于東北下崗潮的書寫,并非旨在簡單表現人們下崗后的生活貧窮,比如雙雪濤的《大師》中,父親下崗后生活極其潦倒,沒有生活來源,依靠老街坊的幫襯才勉強維持,“我”也是依靠老師墊錢才得以繼續讀書,這是何其凄愴的生活?？墒?雙雪濤對于這對父子的凄愴生活只是一筆帶過,將寫作重心置于父親的精神。再如班宇的《肅殺》中,失業后靠騎摩托“拉腳兒”為生的父親,在冬天的早晨跺著凍僵的雙腳等客人,這的確令人心酸,而父親丟車后的茫然、焦急更使人動容,但是小說對此的描寫僅點到為止,其后篇幅的著力點則在于肖樹斌樂觀的生活態度。雙雪濤、班宇、鄭執的其他創作皆是如此,貧窮的生活只是作品的虛幻背景,三位作家的作品絕非揭露下崗工人生活貧窮的“問題小說”。

不同于蘇童從物質貧乏的少年時代看到了“少年血”的美感,在雙雪清、班宇、鄭執的筆下,被貧窮籠罩的少年生活只有暗淡一種色彩。少年的“我”的目光始終注視著下崗后生活困窘的失敗者,少年的“我”的聲音始終傷感地訴說著他們卑微、艱難的生活。固然,時代變動帶來的貧窮會讓敏感的少年感受到痛楚,但是少年的生活絕非只有暗淡,還有著遇到“溫柔有力的手”[10]的感念,有著“戰栗、激動,殺氣重重”[11],也有著完成“唯一一件能令我爸提起興致驕傲的事”[12]的高光時刻,但是這些亮色在三位作家的筆下都被統統排除,只余下統一的暗淡,因為雙雪濤、班宇、鄭執從少年的貧窮中收獲的是一道道疼痛的傷痕。但是,貧窮為何令三位作家如此疼痛?其實這一問題的答案早已藏在了三位作家自白的文字中:

家境的差別讓我(雙雪濤——引者注)從那時起就產生了一種自卑感……這種自卑一直困擾著我,我經常想,到現在我還因此是個比較懦弱的人。[13]

那時內心有一點憂慮……雖然家里極力營造一種平和的氛圍,但我(班宇——引者注)仍能感受到一種不可控,如巨大的陰影籠罩在頭上,久久揮之不去,只能去自尋出口。[14]

每隔幾年,一個飯桌上的叔叔就少幾個人,死的、失蹤的、進去的。他們內心一定有自己的苦痛……我(鄭執——引者注)就是在這些人包圍下長大的。[15]

下崗潮到來之前,東北作為全國最重要的重工業基地,擁有著規模最大、設施最健全的國營工廠,工廠為工人們提供了從衣食住行到空閑娛樂的一切生活所需,彼時“工人老大哥”的生活穩定、富足。但是隨著下崗潮的到來,國企破產重組,工人紛紛下崗失業,無數家庭甚至連最基本的生存都難以為繼,人們經歷了從衣食無憂到朝不保夕的墜落。

這正是雙雪濤和班宇所經歷的貧窮——從富足墜落而抵達的貧窮。出生于“工人老大哥”家庭的雙雪濤、班宇、鄭執,度過了富足的童年,但在最敏感的少年時期卻突然墜落進不可逃脫的貧窮,這種落差對少年來說何其疼痛,正如少年時“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魯迅,直到四十一歲時還仍然深深銘記著自己當時從“一倍高的柜臺”上看到的“侮蔑”。由此三位敏感的少年感受到持久的“自卑”、陰影般的“憂慮”以及藏于內心的“苦痛”,這正是他們作品中疼痛感的來源。正如鄭執所說:“文學有一定的延遲性,二十年后,當我們成人,有了表達能力,童年時期在我腦子里種下的這粒種子發芽了,這粒種子,正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經歷的殘酷現實?！盵16]

東北下崗潮令無數人由富足墜入貧窮,其中所含的對比與落差令少年敏感于心、郁結于胸、以致成傷,貧窮由此成為三位作家心中始終隱隱作痛并經久不愈的傷痕。

三、如何療治,以及有何“副作用”

班宇說:“見證了父母從企業的輝煌到‘雙下崗’,耳聞目睹了那段歷史,這些事情在我的頭腦里一直是一個小小的負擔,我要通過寫作把它給卸掉,或是刻寫在更深處?！盵14]當少年長大成人,并因不同的原因而拿起創作之筆,他們終于發現了療愈傷痕的方式——文學,于是三位作家默契地通過寫作,展開了隱秘的自我療治。

首先,直面傷痕,重新整理過去。三位作家都重新梳理了下崗潮后的艱難生活,一方面,從父輩的故事中截取觸動自己的“某個模糊短暫的時刻”[17],或一種“說不清的感情”[18]進行重新講述,通過對眾多生活困窘的失敗者及其暗淡故事的書寫,捕捉并表達這些模糊的時刻與感情,自己的來路由此變得清晰。另一方面,回顧自己的中學校園記憶,這是雙雪濤和鄭執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雙雪濤看來,初中的經歷對自己來說“就像是中了玄冥神掌”[19],而要“治愈自己,把中過的玄冥神掌的余毒吐出來”,“只有把初中的磨難寫出來”[7]203;對鄭執而言,高中的壓抑和迷茫令他感到強烈的精神困苦,在小說《我們是不是很無聊》(又名《浮》)和《生吞》中,他分別對校園生活進行了不自覺的回望和有意識的重新整理。重新體會并表達傷痛,這是療傷的基礎。

其次,書寫父輩的人生,從中獲得力量與信念。三位作家從下崗潮后的父輩故事中發掘出父輩的力量、堅強與尊嚴,作為自己療治傷痕的精神資源。以被雙雪濤視作重要作品的《大師》為例,小說中的父親窮困潦倒,堪稱一個不折不扣的失敗者,但他卻有著一種動人的純粹和洞達的智慧,《大師》的故事不僅是雙雪濤對于父親一生意義的肯定,更是對于當時身處困境、失去寫作信心的自己的巨大鼓舞,可以說,是小說中“失敗”的父親賦予了當時雙雪濤堅持寫作的信念。正如雙雪濤所說,父輩那代人是有力量、有生命力、更篤定的,關于父輩的記憶對于雙雪濤來說“有著非凡的,決定性,信仰一樣的意義”。[20]班宇則致力于從直面“艱難”的父輩身上發現鼓舞人心的頑強,他曾直言:“其實我想表現的是,東北是經歷過大變遷的,人們的生活也確實經歷了變故,卻并沒有窮途末路,每個人都活得特別頑強?！盵21]孫旭庭、肖樹斌、張久生、董四鳳、許福明……每一個人都在沉重的生活中散發出頑強、樂觀、堅韌的光芒。鄭執也是如此,《仙癥》中的精神病人王戰團善良、要強、純粹、有原則,那句“你爬啊!爬過去就是人尖兒”正是對于作者最好的鼓舞。在父輩的鼓舞下,鄭執認真地說:“從今往后,我只想努力不再被萬事萬物卡住?！盵22]三位作家從上一代人身上找到了從傷痕處新生的力量與信念。

第三,植入個人的真善美理念。三位作家通過虛構設計,將自己關于人生和社會的真善美理念植入到小說中,用理想的光明和溫暖平衡現實的艱難與冰冷。對于雙雪濤而言,他認為“小說里應該有一些‘溫柔的奇跡’”[23],這既體現為小說中堅守善良、寬容、正義的“光明的尾巴”,如《平原上的摩西》中莊樹最終掏出煙盒、《冷槍》中棍兒出于義憤的偷襲等;也體現為小說中象征超越世俗的奇幻情節和宗教因素,如《飛行家》中二姑夫李明奇坐熱氣球去南美洲,以及小說中屢次出現的“摩西”、十字架、教堂等。至于班宇,他常常為作品設置一個意義復雜的結尾,并于其中隱含一種善良真摯的立場,如《梯形夕陽》結尾處“我”望著河流而產生的深沉遐想,表現出班宇對于困境中個體的慈悲與責任感。鄭執的小說,則在眾多關鍵情節處屢屢體現著真善美,如《凱旋門》結尾處時建龍臥推受傷但陽痿卻不治而愈,陽光仿佛驅散了這個庸碌而倒霉的小人物頭頂的陰霾。鄭執說:“我覺得人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作為這么脆弱的個體的時候,總會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冒出一個命運設計以外的東西,就像你剛好抬頭就看到一顆流星劃過?！盵24]這顆命運設計之外的流星,正是三位作家插入小說中的真善美,它以溫柔的光熱療愈著現實刻在少年內心的傷痕。

但是,這種自我療治式的寫作在療愈少年傷痕的同時,也具有著嚴重的“副作用”,即三位作家在強烈的療傷動機下所持有的療傷立場,大大限制了作家對于少年記憶的觀察與感受,造成了寫作的單一、片面。具體而言,其一,雙雪濤和鄭執的青春校園題材小說(《聾啞時代》《我們是不是很無聊》《生吞》)均專注于訴說少年回憶和緬懷少年真情,對于少年與自我、少年與成長、少年與社會等問題的深層思考有所欠缺。其二,屢屢從父輩身上發掘出頑強與尊嚴,雖然給人信心與力量,但只顯示了父輩人生的一種面向,削弱了父輩命運的豐富性與廣闊度。其三,三位作家在小說中插入的真善美理念,雖然能夠“平衡”現實生活的黑暗,但卻犧牲了人生與世界的可能性與深度,拒絕了更深層次的思考和更加復雜的存在。此種單一、片面使三位作家的創作面臨著重復的危機,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三位作家很快放棄相關創作,正如班宇所說:“在小說里面只能寫自己的話,問題是說和寫自己的話,現在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困境,就是如何生產出新的話。這樣的作品,我也可以再寫一年兩年,別的期刊還能發一發,對吧?但是我不想這么干?！盵18]

事實上,所有療傷式的寫作最終都會走向“沉寂”,這是此種寫作的必然命運。因為療傷式寫作的動機在于內心的傷痕,當作家通過寫作逐步療愈內心傷痕,也便漸漸消解了寫作的動機,所以傷痕的痊愈即意味著此種寫作的終結。

四、結語

可以說,雙雪濤、班宇、鄭執關于東北下崗潮的創作是一種“為了忘卻的寫作”,用寫作療愈傷痕,以求忘卻疼痛,從而卸下過去的重負。在此之后,三位作家紛紛嘗試創作轉型,不過從現有的轉型作品來看,轉型并不算成功。但是,這是他們必須經歷的路途,因為只有忘記鉆心的疼痛,才能自由地感知,真正擁有身外廣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