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畢飛宇小說中的生育書寫

王 天 怡

(暨南大學, 廣東 廣州 510420)

畢飛宇在作品中對女性有著突出的關注。他以旁觀者的姿態審視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建造了一個復雜的權力世界,再現了女性殘酷的現實生存圖景。通過對生育的書寫,畢飛宇營造出女性與權力二者之間不斷撕扯牽拉的互動張力,意在表現普遍意義上的人類生命的苦痛和生存的掙扎。畢飛宇通過生育書寫,展現了女性在封建思想、男權話語、現實權勢等多重權力關系之下所呈現出的欲望壓抑、女性失語等生存困境,同時也對女性如何尋求突破、找尋自我價值給予了可能性的展示或寄望。

一、畢飛宇生育書寫的具象呈現

(一)性愛中的身體

在畢飛宇的《玉米》系列小說中,性愛是表現婚姻生活的重要片段。然而,在傳統宗法制文化中形成的生育文化,影響了兩性生活的樣態,男人通常成為婚姻和生育文化的主導者,成為性的占有者、征服者和主動者。

《玉米》系列小說的故事場景發生在發展相對滯后的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鄉村,傳統生育文化對性愛的影響更加突出。如作者對王連方夫婦夫妻生活的多處描寫中,完全消弭了其中的溫情因素,性愛呈現出程序化的僵硬感。事實上,在《玉米》系列中,冰冷的兩性場景比比皆是:無論是在外有權的王連方和郭家興,還是普通丈夫有慶,在性愛中都具有說一不二的話語權,甚至時常伴隨“巴掌”等暴力行為,而妻子在性愛中往往采取沉默或迎合的姿態。

通過夫妻性愛這一個橫截面,讀者得以窺見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弱勢地位,面對凌駕于女人之上的夫權,部分女性壓抑著自己在性愛中的需求,在被迫工具化的過程中,女性自身的欲望無從表達更無從索取,很多時候只能將之深深藏匿于內心。久而久之,她們也就習慣了沉默和屈從的狀態,并在潛意識中完成了一種自我的物化。

當然,這種物化并不能完全消泯女性對自我價值的渴求與探索,經由身體,往往也會伴隨著女性對自我價值的部分重塑,即便有時候這種重塑的力量是模糊的、混沌的,近乎本能和盲目。女性在性愛中的這一“反向”或“逆動”的過程通常正是畢飛宇要著力表現的模糊而充滿張力感的地帶。作為作家,他并不愿意用太多既成的道德定見去評判她們,同時也并不像具有鮮明性別立場的女性主義作家,或具有徹底的反權威、去中心的解構主義立場那樣,賦予身體、欲望以某種絕對化的詩意或彰顯一種純粹游牧化、解域化的感性生成的力量。畢飛宇筆下的女性對身體價值的探索相對而言是沉靜而低調的,同時也更具有現實色彩,它們往往與現實的權利紛爭交纏在一起,與世俗的機心甚至功利的計較和算計混雜在一起,有一種泥沙俱下的渾濁感。

在畢飛宇的小說中,大部分女性的確處于較為艱難的生存境遇中,因此不得不被迫沉默、被迫扭曲。但作家并未抹殺女性作為人的欲望,畢飛宇仍然為女性身體的欲望留下了合理性的地盤。小說《玉米》中的年輕女性玉米,在情竇初開的年紀便在兩性親密接觸時釋放出了欲望的因子。而在《青衣》中,畢飛宇也用了“舒張”“鋪展”“恣意”這樣的詞來描述主人公筱燕秋與丈夫進行夫妻生活時的姿態。從這樣的描述中,能看到女性的身體實際上也承載著欲望。盡管女性的欲望更多的是被隱藏起來的,或者說是不被世俗所允許的,在男性欲望的高調出擊和近乎天然的合法化面前,女性欲望的領地只是一片縮小、隱匿、喑啞的存在,但那也是女性生命的一片自留地,潛藏著開鑿新的生存空間或架構新的生命格局的可能性,并非空無,亦非荒野。

(二)受孕的身體

畢飛宇小說中存在著大量對女性生育狀態下身體的描寫。當女性身體發生變化,女性的心理狀況、社會關系等也會隨之產生一系列變化。

在這一過程中,女性的身體是始終在場的。在此,身體絕非單純的生理事實,往往也是意義的生發點。對于女性而言,生育邀請著女性全身心地參與其中,并在這種參與中不自覺地進行著從身體到心理的重塑。畢飛宇敏銳地把握到了這種微妙的變化,他利用鮮活且反差極大的夸張性語言,為生育狀態下的女性身體蒙上了一層奇幻的面紗,“玉秀巨大的肚子十分駭人的鼓在玉米地面前,被陽光照出了刺眼的反光”[1]181。作家強調著肚子的巨大與駭人,直觀地呈現著正在孕育新生命的軀體,營造一種強大的視覺沖擊,也在無比真實的場景感中展露出一種鮮活的生命力。然而,外界倫理規范道德又使得這個生命的到來是如此地不合時宜,巨大的肚子與周遭的一切顯得那么格格不入。這種突兀感和生命力共存的狀態,使得整幅畫面具有了強大的張力。

在小說《哺乳期的女人》中,畢飛宇也對女性生育時所散發出的強大生命力有著細微的描寫。作家用“綿延溫暖的奶香”“濃郁綿軟的乳汁芬芳”等形容,為女性哺乳的場景打上了一層柔光,使得整幅畫面具有了圣母一般的美好與圣潔。畢飛宇借小孩旺旺的視角肯定了女性生育的價值,女性的身體不僅僅承擔著生育的生理使命,同時也承載了女性作為人而具有的溫情和憐愛。當然,女性主體對生育的態度無法通過個體案例得出確定結論,生育于女性而言是需要被放在具體語境之下被闡釋的。但顯然,畢飛宇并未抹殺女性身體在生育過程中所具有的自我能動性的意義,而是在著力發掘平凡女性在生育時所面臨的外部影響和內部更新。

在畢飛宇筆下,處于生育過程中的女性身體呈現出和諧與矛盾共存的特質。透過受孕的身體,既能看到女性身體在作為生命偉大創造者時所展現出來的自然人性的光輝,同時也能感受到個體價值、社會角色之間難以完美契合的沖突與悖論。女性生育過程中的身體同時承載著生理功能與社會身份,它是自然生命與社會文化權力的交界,因此通常也是和諧與矛盾共生的復雜地帶。

二、生育背后的權力世界

畢飛宇曾這樣表達過對權力的關注:“權力,或者說極權,一直是我關注的東西?！盵2]何謂權力,?？略凇缎越涷炇贰分袑Υ烁拍钸M行過這樣的闡釋:“權力是一個過程經由不斷的斗爭與對立、轉化、加強或倒置力的關系;(權力)是這些力的關系在彼此間找到的支持,于是形成一個鎖鏈一個系統,或是相反的,是這些力的關系的歧義與矛盾,使得它們彼此孤立?！盵3]?？略诖藦娬{的重點是,權力不是實體而是一種關系,權力是各種力量關系相互運作的復合體。小說人物的命運也在各種復雜權力關系的推動下鋪展開來。

(一)男權凝視

對于長期浸淫在“生男有用、生女無用”封建生育文化中的人來說,重男輕女的觀念是極難去除的。在《玉米》系列小說中,表現“生男執念”的描寫比比皆是。主人公玉米的母親施桂芳已經一連生了七個女兒卻仍然堅持不懈地期盼著能誕下一個男胎。提起自己曾經流產的三胎,施桂芳“每次說這句話都要帶上虛設往事般僥幸的心情,就好像只要保住其中一個,她就能一勞永逸了”[1]2?！耙粍谟酪荨边@個詞精準地展現出了施桂芳的內心,對于施桂芳而言生育是一種勞動,而生出兒子才意味著使命的終結。施桂芳似乎已經變成了一個生育機器,用子宮盲選著那些“不是丫頭的種子”,賭注式地產下一個個孩子以期上天能賜予她一個男嬰,至此才迎來她價值的巔峰,同時卻也是其自身生命(作為女人甚或作為母親)的落潮。

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中成長起來的玉米,不僅見證了父母一定要生男孩的瘋狂,也感受到了生出男孩后母親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的變化。因此,重男輕女的理念也潛移默化地在玉米的心里生根發芽。玉米無比認同男權社會 “重男輕女”的價值判斷標準,母憑子貴,她能借由兒子獲得權力的分割。而一旦這個希望落空,生育對于玉米而言則失去了意義,其婚姻的價值也就此大打折扣。

事實上男權對女性生育的影響并不全然都是直接或外在強制的,而是更多地根植于女性對權力的潛意識認同。正是女性對權力的崇拜與認同,她們主動或被動地習慣了男權凝視下的一切規則,自然而然地匯入主流話語之中,成為不平等的權力關系的接受者、參與者,甚至是積極生產者與同謀。

(二)俗世權力

在民眾的日常社會關系和普通生活中,權力通常意味著一定程度上的特權。在畢飛宇的小說世界中,讀者能清楚地看到一套權力等級體系。當然,權力的高位與低位只是相對的概念,權力是流動的。一旦低位者獲得權力,仍然會從權力的受虐者轉而變為施暴者。

凱特·米利特認為:“支配地位和權力在性活動中具有重大作用?！盵4]掌握權力的高位者等同于在生育活動中位居高位。在小說《青衣》中,筱燕秋將自己的身體作為交換條件獻給老板來獲得上臺表演的機會。權力滲透進性愛,進一步改變了性愛的性質,將性愛變成了商品或交易的工具。當權力已然操控到內心時,權力支配等于性支配是必然的結果。

在小說《玉米》中,變味的權力之性的猖狂彌漫,幾乎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憑借支書身份,王連方可以任意地在全村的女人中挑揀選擇,在權力與性的交織中,王連方仿若立于金字塔頂端,享受著其中隨心所欲、無人阻擋的快樂。在畢飛宇筆下的世俗社會里,權勢和地位所帶來的特權是被人們基本認同的。權力的低位者被動地屈從,充當被占有和征服的對象。在畢飛宇的小說世界中,無論男女,都被囊括在這套權力層級體系內,每個人都是權力發生作用的一環。畢飛宇并不意在突出兩性權力對立,而是指出了現世的權勢,亦即人們所處社會地位所形成的環環相扣的權力秩序,是如何通過身體關系施加于身處權力低位的弱勢群體之上的。

在王家莊,世俗權力成為凌駕在家族關系、性別關系之上的決定一切的價值標準,全面異化了人們的生存環境與日常生活。例如,當王連方由于觸犯軍婚失去權力后,轉變成為權力的低位者,其女兒便遭到了村民的報復。畢飛宇在描寫施暴場景時,用的動詞“摁、頂、塞”,無一不帶有強烈的力量性和侵占的屬性。施暴者要將自己曾經遭受過的痛苦,以同樣的方式還回去。生存在這套權力運行機制下的人們,或是對權力規則深信不疑,或是以一己之力無法打破規則,因此他們都在等待著自己擁有權力手柄的那一天,將以往遭受過的屈辱、痛苦報復性地施加給新的權力低位者,周而復始循環往復,如此,權力體系的內在結構得以不斷鞏固、加強,直至成為權力的死結,無以化解。

畢飛宇看似在其小說中突出表現的是女性在各種權力關系中被侵占被欺壓的困境,但實際上作家是在借著寫女性的外殼寫人性。權力關系的形成需要施加者和承受者,而女性在更深的意義上是作為普遍的承受者身份而存在的。生育書寫所聚焦的權力關系是復雜且模糊的。權力之間相互影響,又綜合地對個體發生作用。在大多數時候,畢飛宇作品中所描寫的權力都指向一種瑣碎化的、日?；臋嗔?。這些權力以潤物無聲的方式進入到平凡人生活之中,對個體日常的行為卻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作家的著眼處不是錯綜復雜的權力關系,而是處在權力關系之下的人們是如何被影響又如何自處的。

三、權力困境中的女性突圍

權力關系雖然無可避免地包含了主導與屈從、宰制與被動的關系,但這種關系并非鐵板一塊,或只是單極化的效應,而是一種處于動態平衡中,由諸多微觀權力交錯互動,呈現出充滿諸多不穩定因素的網狀結構。畢飛宇注重表現人性,他以平等包容的眼光看待人的行為,也包括弱勢者的嘗試與抗爭。在權力關系的動態拉扯中,他總是極力避免將女性置于完全靜態的屈從主體的位置。

(一)自我賦義

伊格爾頓曾說:“肉體中存在反抗權力的事物?！盵5]在《玉米》小說中,主人公玉米的抗爭之路也從身體開始。當玉米與飛行員彭國梁感情失敗后,玉米選擇用十分極端的方式來完結自己的處女之身。玉米在對自我的掌握中終于成為自己身體的主人,通過這樣極端的對自己身體的處理方式,她宣泄了內心激烈的情感,也是對自我尊嚴的重掌和對既有權力的抵抗。盡管這種方式里有揮之不去的無奈甚至是自虐的意味,但不管怎樣,她從宿命論的悲哀者一躍成為自我命運的主人,她不再處處被動,而是成為了自我生活世界的行動者和創建者。

處女之身原本就是男權對女性身體凝視的結果,是“他者”給予女性的一種特殊的身份標識,因此女性身體的自我掌控,既是對男性權力控制的一次反抗,也是一次清醒的自我確認。正如學者王韜所言:“女性真正的覺醒正在于女性向著自己身體的還原,女性只有破除掉身上一切男權話語的文化積淀,只剩下作為本原性的身體存在,并從自我本原性的身體存在出發時,才能徹底地捍衛自己女性話語的純潔性?！盵6]

這種具有自我賦權意義的身體不僅是愛欲的身體,還包括作為母親的身體。從女孩走向母親,生育意味著生理意義上的身份轉變,而精神層面的角色轉變則來源于女性內心母性意識的喚醒。母性對于女性生育而言,是主體內部最原生樸素的一種生育驅動力。小說《玉米》中,玉米和柳粉香對待肚中不符合大眾倫理道德的孩子都產生了愛憐之情。事實上,這也是女性在生育權上從失語狀態中掙扎蘇醒過來的自然母性的復蘇,是作為獨立個體意識對自己女性身份的把握和認同。以往,男權文化控制了女性“為誰生”“生什么”的生育文化規則,而一旦女性源于自身母性,按照自己的心愿來養育孩子便是對生育權的重新掌握,生育不再是被給予的義務,而是基于女性自身主體選擇的自我文化價值的賦予。

透過小說文本不難看到作者隱含的態度。畢飛宇看到了女性作為生育工具的無奈一面,但同時并不否認女性主體的生育愿望。畢飛宇意識到生育承載了社會的多重權力,在這樣的背景下,畢飛宇似乎在引導女性向內探求,他希望女性對自我能有更加清晰的認識,讓生育成為更自由、更自主的選擇。

(二)權力爭奪

作為男性作家的畢飛宇在書寫女性方面的可貴之處之一便是,他并不是一味地站在男性的角度以他者的眼光來審視女性生存境遇,而是將女性放在政治、經濟、權力的社會語境下,關注她們身處的生長狀態。

在小說《玉米》中,成長中的玉米經由一系列打擊逐漸習得了自己身處的這套權力規則,并將自己所僅能倚仗的身體與生育轉化為了權力依附的籌碼,玉米秉承著“不管怎么樣的,只有一條,手里要有權,要不然我寧可不嫁”的準則尋找權力依靠[1]75。從玉米婚后愈發極端的爭權行為中,可以看到她對于權力的狂熱。她就如同每一個平凡人一般,在苦難中尋求出路,在飄零中尋求傍身之所。玉米對權力渴望的背后,是她對于“要更好地活著”的一種質樸渴望,盡管這種渴望也始終與權力糾葛在一起。

性往往是女性受到掌控與壓迫的焦點,但同時也是女性抗爭的空間。玉米利用性和生育進行權力爭奪,可以看作是對傳統權力空間的一種解構。女性不再完全處于被動支配的地位,生育是女性用以斗爭的資本與工具。從無意識到自我選擇,是女性處于男權、夫權、父權等多重壓力圍困的社會語境下,主體意識向前試探的一步。不過對于玉米而言,這向前的一步還是相對有限的,最終,作為女性的玉米還是沒有通過權力依附的方式突破男權的壓抑,繼續扮演著被損害和扭曲的角色。

正如?？滤?“我所謂的反抗(身體的反抗)不是一種實體,它并不先于它所反對的權力。它與權力是共生的,同時存在的?！盵7]畢飛宇小說中的女性與權力便是如此共生的關系,無論權力對女性如何擠壓都無法完全掌控女性的身體,在權力關系的控制中,女性自始至終都在生育活動中保留有一部分的話語權。

畢飛宇曾在接受訪談時談及寫作時的性別意識,自陳只是對性別特質進行還原,而并不會過于在意性別區分問題。他說:“性別在我這里從來就不是問題?！词刮覍懰男孕袨?、懷孕、例假等非常女性的特征,我也不會十分在意她的性別,因為她是那樣的?！盵8]在畢飛宇的小說中,性別作為人物本身屬性的一部分而存在,并非是突出表現的部分。畢飛宇通過女性的嘗試與抗爭,所要表現的是在這種曖昧不明的權力互動關系中,人的困境、尊嚴和勇氣。

(三)生命力的彰顯

品味畢飛宇的語言,其實不難發現畢飛宇在生育書寫中刻意的冷靜節制。他樂于當一個呈現者,將自己觀察到的世界以較為客觀冷靜的方式擺在大家面前。他參與到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又似乎能夠游離出來,與這個世界進行平等直接的對話。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畢飛宇似乎更喜歡將景色環境與生育活動聯系在一起進行大篇幅的描寫。如小說《玉米》中,在玉米辦喜事那天恰好是夏忙的時候,“這個時候的大地豐乳肥臀,洋溢著排卵期的孕育熱情?！鼈兪撬龅男孪眿D,它們閉著眼睛,臉上的紅潤潮起潮落”[1]74。畢飛宇在這一段大地景色的描寫中,對夏耕的繁忙景象做了極盡的渲染,洋溢而出的是對大地強大生命力的向往和贊美。柏拉圖曾經這樣闡釋女人和大地的關系:“在生兒育女,傳宗接代方面,不是女人為大地做了榜樣,而是大地為女人做了榜樣?！盵9]女性與大地的孕育能力和強大的生命力是一脈相承的。畢飛宇將等待播種的土地比作排卵期的女人,看似是寫大地,實際上是在寫女性,這種地母般的旺盛生命力實則也是畢飛宇筆下女性角色身上最突出的魅力。

具有強旺的生命力幾乎是畢飛宇筆下人物的共性。畢飛宇筆下的這些女性們,生活在男權話語、普世權力、封建道德等多重權力話語的包圍中,在各種桎梏之下,她們處境艱難。但她們也一直處于努力生長和內部更新的狀態。盡管在現實層面,這種生長更新是有限度的,她們無法徹底改變自己悲慘的命運;但其權力抗爭和自我賦權的行動力仍然能給予人們一種不斷嘗試、突破困境的勇氣和啟示。透過女性的生存之境,可以反映出人類的某種悲劇性宿命,但從一種類似于地母精神般的生命力量中,不難發現一種從未停止生長的新的可能性的存在,或許,這便是女性符號在社會存在中最基本的,同時也最具原生性的意義所在。

盡管作家自陳,自己寫作的目的是為了“創造性地解決問題”,但是他并沒有急切地追求著這樣一個答案,而是表現出了一種十分沉穩的狀態。畢飛宇無意讓人們去克服人性的弱點去走一條模板化的成功之路,他認可一切經歷的合理性。畢飛宇在小說世界中渴望看到人們回歸本真的自我,盡管他們的行為越出了大眾道德的界限,但畢飛宇無意對此進行批判。畢飛宇的態度是自由而包容的,人性并不總是美好的,人性的罪惡同樣是人身上的一部分,這才是人性的真實。畢飛宇關注的不是“倫理的人”,而是“感性的人”,這種態度是一種對個體經驗的肯定,對世俗價值的肯定,也是對人性的肯定。

四、結語

畢飛宇曾說:“需要強調的是,我‘久久望著’的其實還是人的命運,準確地說,我們的命運,我們心靈的命運,我們尊嚴的命運,我們婚姻的命運,我們性的命運?！盵10]正是借由“生育”這個人類生存的切口,畢飛宇向人們展示了個體生命的存在狀況,并在對人的現實生存境遇的追問中直抵人性深處,探索和思考人之生存的種種可能。這樣的嘗試,或許本身也是文學介入現實的一次小小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