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時期西學東漸與改良派論報話語的新變

李 濱

（湖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主要是以政治活動家的身份參與到辦報活動中來的，他們倡導的政治改革，本身就以學習西方政教制度為目的。表現在思想層面上，他們的西學知識和視野必然會有所拓展。盡管當時國內的語境決定了他們的報刊思想論述不可能有很大的突破，但是也必然會有新的內容和特征，在對報刊啟蒙宣傳角色的定位中加入了富有近代民權色彩的論述話語，從而突破了來華傳教士廣泛附會和引申的傳統“教化”說的藩籬。在報刊啟蒙宣傳的內容方面，他們也強調了推廣西學的重要性?？梢哉f戊戌時期改良派的論報話語，日益呈現出融入西方新知的現代化特征，與近代早期的“附會”式論報話語產生了顯著的沖突，催生了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上一個徹底轉型且狂飆突進的時期。

1 順應政治和思想文化現實的“附會”式論報

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派開展報刊活動時所面臨的政治和文化語境，跟早期維新思想家們相比并未根本改變，他們的報刊論述往往還存在“附會”的成分。戊戌變法以前，康有為就在上書光緒皇帝時多次提及自己關于報刊有益于國家的見解，其觀點也與早期維新思想家們的論述并無多大區別。他反復陳言國家政治中存在的弊病，即上下隔絕，民情難通：

今天下非不稍變舊法也，洋差商局學堂之設，開礦公司之事，電線機器輪船鐵艦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夫泰西行之則富強，中國行之而奸蠹何哉？上體太尊而下情不達故也。君上之尊宜矣，然自督撫司道守令乃下至民，如門堂十重，重重隔絕，浮圖百級，級級難通。[1]59

夫中國大病，首在壅塞，氣郁生疾，咽塞致死；欲進補劑，宜除噎疾，使血通脈暢，體氣自強。今天下事皆文具而無實，吏皆奸詐而營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號而莫達。同此興作，并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國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1]134

康有為最初希望借鑒漢代的“議郎”制度，增設“訓議之官”，以使在上者明目達聰，通達民情。不僅如此，他還認為“議郎”制度具有“與民共治”的“先王遺意”和“通憂共患，結合民志”的實效。在《上清帝第四書》中，他有“設議院以通下情”的奏言：“人皆來自四方，故疾苦無不上聞；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無不下達；事皆本于眾議，故權奸無所容其私；動皆溢于眾聽，故中飽無所容其弊?！背嗽谡沃贫壬系倪@種重新設計之外，康有為突出強調了報刊明目達聰的作用：“四曰設報達聰?！吨芄佟酚柗秸b方掌誦方慝方志，庶周知天下，意美法良，宜令直省要郡各開報館，州縣鄉鎮亦令續開，日月進呈，并備數十副本發各衙門公覽，雖鄉?；蚍窍汗严?，而民隱咸達，官匿皆知。中國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盵1]158-159康有為這一設報刊以達下情于上的思想與來華傳教士以及王韜等早期改良派的相關論述并無區別。

康有為對報刊本身的闡釋，也同樣以傳統話語道出：“查報館之義，原于古之陳詩，古者太師乘輶軒采詩萬國，以觀民風。臚列國之政，達小民之隱，改設官督報，實為三代盛制。馮桂芬《校邠錄抗議》即有請復陳詩之議?！盵1]332實際上，康有為在此全是借用馮桂芬的觀點。這樣，報刊便是在“君臣之倫”的范圍內促成民情上達的一個重要渠道?？涤袨閺娬{，開辦報刊以“通下情”，同樣是自強之道。他以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的觀點作為佐證：“為政之道，貴通不貴塞，貴新不貴陳，而欲求通欲求新，則報館為急務矣。昔日本維新之始，遣伊藤博文等游歷歐、美，討論變法次第，及歸則首請設官報于東京，報章一依西例，而伊藤自著筆記，乃至舉西人一切富強之源，皆歸功于報館?！盵1]322康有為對報刊的論述，與來華傳教士以及早期維新派的觀點互為呼應，主要是在“君臣之倫”的原則下強調報刊的下情上達功能，用以去除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隔閡。

梁啟超與康有為一樣，強調“通”對于國家強盛的重要意義，認為報刊正是“去塞求通”的利器：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無耳目、無喉舌，是曰廢疾。今夫萬國并立，猶比鄰也。齊州以內，猶同室也。比鄰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謂不相聞問，則有耳目而無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于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則有喉舌而無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為也。[2]100

“通塞”關系到國家“強弱”，報館則是“去塞求通”的“導端”。不能了解中外形勢，就是所謂的“有耳目而無耳目”；不能溝通上下之情，就是所謂的“有喉舌而無喉舌”。實際上，報館“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廢疾”指的就是其傳達消息、溝通情況的功能。在《論報館有益于國事》中，梁啟超對中國古代類似于報館的“求通”方式進行了分析：“報館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使乘輶軒以采訪之……凡所以宣上德達下情者，非徒紀述兼有職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誦三百而知國政，三代盛強，罔不由此?！边@里主要分析了中國古代上情下喻和下情上達的方式與渠道，梁啟超在此既重申了報館存在的歷史根據，又從歷史的角度再次論證了報館對于國家強盛的重要意義。在同一文章中，梁啟超又以西方國家報刊實踐作為例證，闡明了由于報刊的傳通功能而導致的“任事者無閡隔蒙昧之憂，言學者得觀善濯磨之益”。他在對西方國家的觀察中同樣有“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的論斷。由于“通”的重要性，“報館有益于國事”自然就不難理解，辦報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梁啟超的這些論述，正是想破解國人對報刊的成見，尤其是守舊派對報刊的謠諑和詆毀。1896年《中外紀聞》的被封禁就是源于御史楊崇尹等人的彈劾。在該報被禁之前，就有“謠諑蜂起，送至各家門者，輒怒以目，馴至送報人戄禍及，懸重賞亦不肯代送”[3]的遭遇。這種附會式的論報方式，也常見于戊戌時期其他改良派人士的相關論述。例如，《知新報》有對報刊作用的相關論述：“先王知其然也，遒人狗路，木鐸有權，太史采風，輶軒遠使，詩之風雅，審民俗之情，周官誦方，察四國之慝，唐宋以降，濫觴于邸抄，嘉慶以來，創始為報館，名曰新聞?！盵4]535作者首先將古代的政情溝通方式梳理了一遍，對于報刊內容的介紹，也與“補鄉校于未備”“有俾政教”等聯系起來。

戊戌時期，改良派的西學知識和眼界畢竟有了長足的拓展，他們的報刊論述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近代世界知識的底蘊。那種通過“附會”將報刊納入傳統政治和社會秩序的話語方式，已不再在他們的報刊論述中占據主要地位。

2 甲午后西學輸入與改良派的接受情況

甲午以后，國內西學東漸的風潮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官辦譯書機構和教會不再是西學輸入的主體部門，民間人士逐漸發揮主要作用。西學輸入的目的也日益與挽救危亡聯系在一起。廣學會的報告記述了甲午后國人對教會書籍態度的變化：“同人創立廣學會于上海，迄今十有一稔……洎乎近歲，中國讀書士子，多知會中書籍之善，平居偶語，恒盛稱廣學會不置，足征深蔽固拒之心，日漸融化。且也，昔視教會為禍種，視外人為大憝，今則視教士為良友?！盵5]當時比較重要的西學叢書有《西學大成》《西政叢書》《西學富強叢書》《質學叢書》《自強齋時務叢書》等。戊戌時期最重要的西學輸入成就，要數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和《進化論與倫理學》?！短煅菡摗沸麚P“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對當時的維新變法運動有積極的思想推動作用。此外，嚴復還介紹了近代科學精神和方法，概括并闡述了西方政治的核心價值觀點“自由為體，民主為用”，介紹了近代國家理論，指出君臣兵刑“皆緣衛民之事而后有也”，“君臣之倫，蓋出于不得已”?！皣?，天下之共產，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仆隸也?！盵6]34顯然，這種政治思想，已經與近代世界接軌。

這一時期，改良派對待西學輸入在方向和路徑選擇上也有變化：內容上較為重視西方政學，途徑上則較多翻譯日本書籍。梁啟超說：“今日之學，當以政學為主義，以藝學為附庸?！盵2]62這句話體現了梁啟超對于西學輸入的選擇傾向。為此，梁啟超創辦“大同譯書局”時明確提出，翻譯書籍“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首譯各國變法之事及將變未變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譯書堂各種功課，以備誦讀，譯憲法書以明立國之本，譯章程之書以資辦事之用，譯商務書，以興中國商學，挽回利權”[7]。這一時期，梁啟超等人政治思想也逐漸超出君臣之倫的藩籬，日益具有西方近代知識的底蘊。

戊戌變法期間，梁啟超追隨康有為，積極鼓吹維新變法，先后發表了《變法通議》《論中國講求法律之學》《古議院考》《論中國積弱由于防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文章，反復倡議變法、民權和救國。他認為，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在于君權過大。他抨擊中國專制政治，強調思想、信教、集會、言論、著述、行動等方面自由是“今日文明諸國所最為尊重者”[8]。認為要變革社會就必須開議院、興民權，主張君主立憲，借議院和內閣限制君權。在討論專制制度如何轉變為議院制度時，梁啟超突出強調了“開民智”的重要性。他認為民權與民智是成比例的，欲伸民權，必開民智?！笆枪蕶嘀c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權，必以塞民智為第一義；今日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為第一義?！盵9]雖然人們歷來以“康梁”并稱，但是梁啟超的政治思想并沒有完全限制在君民共主的框架之內。梁啟超對“君史”和“民史”的分隔，在言辭上是十分尖銳的。他突出強調民主的價值：“國之強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盵2]109在《中國近代三百年學術史》中，梁啟超也認為自己是倡導民權的先驅。[10]張灝這樣評價梁啟超：“對民權的熱情贊美，從種族上對清廷滿族血統的非難，以及建議湖南脫離中央政府，這一切使梁及其同伴的政治方案幾乎難以與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相區別?！盵11]73

譚嗣同的思想則更加激進?！安⒎窍翊蠖鄶低瑑娔菢?，是出于民族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富強觀念而向君主政體挑戰，相反，譚的批判標準主要是出自激進的世界主義價值觀，其基礎則是對仁的思想的理解。顯然，譚對傳統中國統治觀念的懷疑，并非是基于致用主義的政治活力論，而是根據道德合理性?！盵12]他對君主專制的激烈批判，甚至已經具有一定程度的革命傾向。在《仁學》中，譚嗣同明確否認君權的神圣和合理性：“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日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民辦事者也。賦稅之取于民，所以為辦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盵13]

嚴復所介紹的進化論思想是戊戌維新思潮中重要的理論武器。他同樣以進化論解釋人類社會：“其始也種與種爭，及其成群成國，則群與群爭，國與國爭。而弱者當為強肉，愚者當為智役焉”；“微動植二物為然，而人民亦尤是也。人民者，固動物之一類也?！盵6]5-6他認為，人類社會的競爭主要是智、德、力三者的較量，而智的較量尤為關鍵，社會進化的主要問題就是開民智。嚴復看到，長期以來的君主專制抑制了民智、民力、民德的發揮，從而使國家日益衰弱；西方國家之富強靠的就是利民?！百|而言之，不外利民云爾。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聽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盵6]27因此，嚴復在致梁啟超的一封信中強調：“是以今日之政，于除舊，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為經，而以格致所得之實理真知為緯?！盵14]

西方政學知識的接受，對于戊戌時期改良派論報話語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報刊作為現代大眾傳播工具，一開始就受到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高度重視?！坝捎谝环N新式報紙的出現，使改良運動有可能形成一場具有全國性影響的文化運動。在此以前，中國就有各種報紙，但它們要么由外國人創辦，要么由在通商口岸的那些沒有功名的中國人創辦，并且還主要是商業性的，沒有什么思想影響。19 世紀90 年代的改良運動則在這方面帶來了巨大的變化。為了宣傳其思想，年輕的知識分子開始與期刊雜志的出版工作打交道。他們的成功直接或間接地刺激了許多類似的活動，導致更有政治傾向和思想內容的期刊雜志大批涌現?！盵11]6這注定了報刊必然被賦予強烈的政治色彩。戊戌時期西學尤其是西政新知的輸入，為改良派的論報話語變革提供了及時的思想養料。

3 西知視野下論報話語的新變化

對西學新知的攝取，必然影響到改良派們帶有強烈政治目的的報刊活動，也使他們的報刊論述具有新的內容和特征。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強調通過灌輸西學知識來造就改革人才和改變國民愚昧狀態的重要性。梁啟超認為報刊在“去塞求通”方面主要能做四項工作，即要“廣譯五洲近事”“詳錄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和“旁載政治學藝要書”。這些內容大都與西學有關，并且對報刊啟蒙宣傳的內容提出了大致要求。在《蒙學報演義報合敘》中，梁啟超對中國學校教育中八股八韻等陳腐之學進行了批評，主張合東西之學而教之，通過興學為變法提供人才?！叭唤裰看蠓?，號稱知學者，則八股八韻大卷白摺之才十八九也，本根已壞，結習已久，從而教之，蓋稍難矣。年既二三十，而于古今之故，中外之變，尚寡所識，妻子仕宦衣食，日日擾其胸，其安能教，其安能學?！盵15]539-540他因此主張改變教育內容和方式，主張從孩童時期開始就開展西式學校教育，以貫通中西兩學。而創辦蒙學報，就是要推進這一思想?！坝趩l童蒙之法，則重在八歲至十二歲，以師范為重，報中詳列教法，備具圖論，原本圣經，以尊教宗，廣譯東西各國新法，以資采擇?！盵15]541

裘廷梁在《無錫白話報序》中深入論述了培養西學人才對于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意義。他指出，中國要能夠與泰西強國競爭，就必須“盡天下之民而智之”，使不同行業的人皆能人盡其才。按當時的發展趨勢，中國將“非行西政不能活吾民，每一行省，非有精通西學數十人，必不能行西政”。按環球各國的大勢看，“一人智而天下皆愚，能富強昔日之天下，決不能富強今日之天下”。他認為開啟民智的根本措施是興學校，其次是辦報。此外，嚴復也將《國聞報》視為通上下、通中外的傳播工具?！盀楦鲊⒘⒅畤?，則尤以通外情為要務；昧于外情則坐井而以為天小，捫籥而以為日圓，若是者國必危?！盵16]

戊戌時期，改良派就報刊啟蒙內容所做的這種傳播西知西學的規劃，與來華傳教士的相關論述是相互呼應的。如前面所言，傳教士對報刊在中國社會的教育作用進行了大量的闡述。例如，林樂知主張辦報不失為一新民之法：“又就繁庶地方，開設報館，請明于中外時局之人主持筆政?；虬慈?，或按禮拜，或按月按季，作為各報專記中外一切要務?！盵17]347林樂知認為辦報的目的在于“聯訂廣學一會，日究泰西有用諸學，冀以廣華人之聞見”[17]343。這里也提到了報刊新民的具體內容：介紹“泰西有用諸學”。又如，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一文中講到“教民之法”時，也強調必須使中國君民能通曉中西各國的情況，主張選派國人到西方學習各門學問。

二是開始嘗試用西方近代政治觀念來考察和分析報刊在中國政治及社會領域中的地位與作用。最為突出的是對報刊作為啟蒙宣傳工具的社會屬性進行了富有近代民權色彩的定位，從而開始走出傳統“教化”說藩籬。例如，譚嗣同用近代西方民權理論對報刊與君、民的關系進行審察，視報刊為“民史”“民口”。在《湘報后敘》中，譚嗣同有這樣一段重要論述：

且夫報紙，又是非與眾共之之道也。新會梁氏，有君史民史之說。報紙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甯不藍焉，極其指歸，要不過一姓之譜牒焉耳。于民之生業，靡得而詳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紀也；于民通商惠工務材訓農之章程，靡得而畢錄也，而徒專筆削于一己之私，濫褒誅于興亡之后，直筆既壓累而無以伸，舊聞遂放失而莫之恤。謚之日官書，官書良可悼也!不有報紙以彰民史，其將長此汶汶暗暗以窮天，而終古喑啞之民乎?……吾見《湘報》之處，敢以為湘民慶，曰諸君復何憂乎?國有口矣?！盵13]418

從1895 年開始，譚嗣同與梁啟超結為密友[18]。兩人在學術思想上交流密切。梁啟超回憶：“時譚復生宦隱金陵，潤月至上海，相過從，連輿解席。復生著《仁學》，每成一篇，輒與商榷”。譚嗣同此處的君史、民史說就是源自與梁啟超的密切交流。1897 年，梁啟超在《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中提出“君史”“國史”和“民史”的區分，指出“民史”“國史”為西方近代史學的主要內容。此后在寫作《新史學》一書中，梁啟超進一步提出舊史書重“正統”，一是因為“當代君臣，自私本國也”，一是因為“由于陋儒誤解經義，煽揚奴性也”。譚嗣同強調報刊屬于“民史”，主要是認為現代報紙通常具有兩個特質：一是報紙的立場及是非標準與廣大民眾一致。在《湘報后敘下》中，譚嗣同認為報紙的作用是“假民自新之權以新吾民者”。這就是說報刊的話語權本身就源于國民(即“自新之權”)，不過是辦報者代表（即“假”）它而已。這種近代民權思想燭照下的報刊與國民的關系，已十分接近西方現代傳媒觀念了。二是強調報刊以國民為主要反映對象。譚嗣同十分反感“君史”中民眾的缺席：“于民之生業，靡得而詳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紀也；于民通商惠工務材訓農之章程，靡得而畢錄也”。由此可見，“民史”“民口”說標志著中國近代報刊觀念超越了“君臣之倫”的思維框架?！懊袷贰薄懊窨凇闭f體現了譚嗣同深刻的民權思想，而他的報刊言論實踐同樣以興民權作為主要方向。譚嗣同曾經評價《湘學報》：“蓋方今急務在興民權，欲興民權在開民智?！断鎸W報》實鉅聲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論處處注射民權，尤覺難能可貴?！盵19]

譚嗣同的觀點主要受到梁啟超的歷史研究的啟發，而此時梁啟超在報刊論述方面則“未敢倡言”[20]，并沒有明確提出帶有民權色彩的觀點。吳恒煒則在《知新報緣起》中表達了類似的報刊民權觀念：“報者，天下之樞紐，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故國愈強，其設報之數必愈博，譯報之事必愈詳，傳報之地必愈遠，開報之人必愈眾，治報之學必愈精，保報之力必愈大，掌報之權必愈尊，獲報之益必愈博。胥天下之心思知慮，眼耳口舌，相依與報館為命，如室家焉?！盵4]535-536“萬民之喉舌”體現了將報刊視為民眾輿論代表的思想。吳恒煒對國勢、報刊、報學、民智等關系的分析，表明他對西報知識的了解已經具有明顯的現代特征。

4 結語

晚清戊戌時期“附會”式論報話語與新變話語的雜糅，體現了中國報刊思想在西學深入影響背景下的急劇轉型。改良派在對報刊角色的描述中仍然使用了“附會”的話語策略，這體現了他們試圖使報刊適應政治現實的努力。然而，隨著人們對西學的深入了解以及改良氛圍的逐漸形成，這一時期部分改良派人士在對報刊角色的論述中加入了西方近代政治學的內涵。這樣，報刊就不可能再是“附會”式論報話語中所局限的君主的附庸角色，而被賦予民主、平等的現代身份。戊戌時期，雖然梁啟超在報刊領域“未敢倡言”，但是譚嗣同的報刊論述已深受其君史、民史說的影響，可以說報刊“民史”“民口”說是梁、譚二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在報刊啟蒙宣傳的內容方面，西學知識也成為這一時期改良派特別重視的部分。這在近代報刊啟蒙宣傳歷史中也同樣是值得注意的，因為關系到“如何辦報”以及辦報的目標與方向問題。

戊戌時期，文人論政在報刊傳播的平臺上輻射出更大的影響力。傳統士大夫的入世情懷、仕學情結和現代公共精神使近代知識分子竭力保持其對社會、對政治的影響力，力圖“在超出他們知識領域的政治活動中”發揮作用?！八麄兊乃枷牒脱哉摓橹袊笞兦笮绿峁┝酥匾囊罁?。其中少數領袖人物更曾風靡一時，受到社會各階層人士的仰慕。中國知識分子不但不在邊緣，而且還似乎居于最中心的地位?！盵21]之所以能夠如此，顯然也離不開他們善于吸收西學新知且及時變革報刊論政的思想模式，從而在實踐中開辟出引領時代潮流、對中國近代社會現代化進程產生催化作用的辦報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