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邊疆地區國家認同治理能力建設研究

劉華林 楊睿哲

（云南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云南昆明 650500）

對于民族國家構建而言，提升國民對國家民族的身份認同和對國家治理的有效性是兩項非常重要的治理任務，它們構成強化國家認同的題中之義。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強邊疆地區建設，推進興邊富民、穩邊固邊?！雹倭暯剑骸陡吲e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2頁。這一任務的提出，必然要求重視邊疆地區的國家認同問題，提高邊疆的國家認同治理能力。當個體認同國家時，個體便獲得國民身份以及聯結其上的某種情感和價值意義，并且以該身份所應當遵守的規范來要求自己的行動。同時，民族國家獲得個體的情感歸屬和政治忠誠。當國民同意、肯定和信任國家治理時，政權組織就獲得了對他們而言的政治支持，此時的國民愿意對權力主體履行相應的政治義務。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實現國家認同就是要促進國民身份認同和治理的有效性相統一。

一、新時代提升邊疆地區國家認同治理能力建設的時代價值

國家認同是國家政治安全的重要前提性條件。一個國家的國家認同一旦出現問題，將會給國家政治安全造成巨大隱患和風險。因此，國家安全治理必然要把解決國家認同問題作為重要內容。當前，我國部分邊疆地區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一些潛在的因素，影響著國家認同建設。這既有內生型因素導致的，也有輸入型因素導致的，對邊疆的國家安全構成了潛在的風險、隱患。新時代邊疆地區的國家認同建設，對國家邊疆治理具有重要的價值。

第一，有助于促進邊疆各族人民大團結。邊疆各族人民之間的團結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基于差異性的團結，一種是基于相似性的團結。差異性的團結主要基于社會分工，相似性的團結主要依靠同一性紐帶。加深邊疆各族人民的國民身份認同，就是凸顯和強化邊疆各族人民的同一性紐帶，使邊疆各族人民分享國民身份，分享共同的中華文化和集體記憶，從而形成邊疆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局面。當前國際政治體系是主要由“民族-國家”構成的，各個國家民族組成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員，必然要與其他民族展開合作與競爭。①參見郭臺輝：《中華民族的共性與特性——時空關聯的視角》，《探索》2021年第3期。當中華民族遭受外在挑戰時，如果國內各族人民沒有形成統一的中華民族認同感，中華民族將有可能會處于競爭乏力乃至失敗的境地。加強邊疆地區的中華民族認同建設，有助于促使邊疆各族人民通過聯結在中國國民這個身份之上的情感而團結一心，共同應對“他者”的挑戰。

第二，有助于進一步鞏固國家統一?，F代國家有四個基本要素，分別是主權、領土、人口、政府。其中，領土是國家發展的物質基礎，人口是國家存在的前提和目的。我國九個邊疆省區的國土面積達596.7 萬平方公里，占我國陸地國土總面積的62%。根據2020年人口普查，邊疆9 省區常住人口達27442 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9.43%。如果邊疆地區出現分離主義，產生離心力，將深刻影響我國國土安全和國家統一。除了分離主義的威脅之外，民族問題也會對國家統一和穩定產生影響。由于文化差異、利益差別或社會區隔，各民族之間容易產生誤解與矛盾。一旦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容易產生對抗，進一步會有演化為沖突的危險。加強邊疆地區的國民身份認同建設，就是要塑造邊疆各族人民群眾的共同體意識，消解潛在的各種不良傾向。同時，加強邊疆地區的國民身份認同，有助于邊疆各族人民認識彼此的相似性和同一性，從而促進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進一步提升國家凝聚力。

第三，有助于推動邊疆社會和諧穩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緊扣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把贏得民心民意、匯集民智民力作為重要著力點?！雹凇读暯秸勚螄碚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95頁。中國共產黨堅持把民心作為最大的政治，提高邊疆各族人民對國家的認同，就是要通過教育、宣傳等政治濡化手段，促使邊疆各族人民認同黨的理論、贊同黨的價值觀、跟隨同黨的愿景和理解、支持、配合政府施政。費孝通先生有句話講：“天下未亂邊先亂，天下已定邊未定”，說明邊疆地區較內地包含著更多容易引發社會動蕩的因素。因此，強調加強邊疆地區的治理的有效性建設，有助于邊疆社會穩定形成有效支撐。

第四，有助于推進邊疆地區高質量發展。邊疆地區發展起步較晚、發展歷史欠賬較多、發展程度相對滯后、發展任務更為艱巨，需要黨和國家統籌協調、政府積極推動邊疆的建設和發展。建設邊疆、發展邊疆不單單是黨和政府的責任，還需要多元主體齊心協力、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積極配合參與，才能取得高效、優質的成績。只有通過高質量的發展，不斷改善邊疆地區人民群眾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黨和政府才能得到邊疆地區人民的支持、擁護。我們黨和政府推行的各項政策才能獲得更為有效的貫徹執行。這將從客觀上提升邊疆地區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提高邊疆各族人民對黨和政府的認同感，一是有助于促進邊疆各族人民緊緊團結在黨周圍，形成以黨為領導核心的邊疆治理格局。二是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降低政府行政成本。三是有助于形成“黨政軍警民”合力治邊的良好的格局。黨的堅強領導、政府的有效行政、各主體的協同治理是邊疆發展的主要保障，有助于實現邊疆平穩、高效、優質的發展。

二、新時代邊疆地區國家認同治理能力提升面臨的難題及其成因

在我國邊疆地區，由于其自然和人文方面的原因，在國家認同治理方面還面臨諸多短板，對邊疆地區安全穩定帶來了一定的不利影響。這些或明在，或潛在的國家認同問題是新時代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進程中必須予以正視的現實問題。

（一）新時代邊疆地區國家認同面臨的潛在難題

第一，邊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存在非一致性問題。在多民族國家中，人們生下來便具備國民身份和地域文化身份。國民身份意味著共享國家權利義務、共享國家的集體記憶、共享國家文化，文化身份意味著共享民族天然的血緣、地緣和文化聯系。我國是多民族國家，邊疆地區各族人民具備國民身份和文化身份，相應存在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邊疆各族人民在處理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關系時會有三種可能：一是國家認同優先于民族認同，持這種觀念的人民追求的是普遍的權利。二是民族認同優先于國家認同，持這種觀念人們追求的某種程度上特殊權利。三是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相沖突，而不僅僅是爭奪排序，持這種觀念的人員往往謀求在政治層面上特殊的利益。

在邊疆地區，民族認同統一于國家認同是主流，但仍存在源于權力和權利兩個層面沖擊。同時，我國邊疆地區存有一類較為特殊的民族，即跨界民族，他們生存在國家疆域的邊沿，其國家認同更容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和沖擊。我國跨界民族總數多達34 個，其中既有雙邊跨界民族，如跨居中國和尼泊爾的夏爾巴人、跨居中國和緬甸的德昂族，也有多邊跨界民族，如跨居中國、越南、老撾、緬甸四國的拉祜族、瑤族、苗族、哈尼族。這些民族雖然被國界分隔，但彼此走親訪友、貿易、通婚等往來絡繹不絕，彼此仍然分享著共同的集體記憶。從現代民族國家政治的演進歷史來看，國籍歸屬是政治力量“后賦的”，而民族歸屬是“先賦的”，二者并非總是保持一致。一旦這些因素被別有用心者煽動、滲透和利用，將其與所謂的民族利益、情感牽連起來，就極易與國家利益發生沖突。

第二，邊疆面臨著內外部非法勢力的侵擾和滲透。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和暴力恐怖勢力為代表的非法勢力常常糾纏在一起，制造民族主義恐怖活動和宗教極端主義恐怖活動。給邊疆地區人民的正常生活受到極大侵擾。一方面，非法勢力的破壞行為擾亂邊疆人民的生活秩序，試圖讓受到侵害的人民對黨和國家的信心減退。另一方面，非法勢力利用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煽動部分民眾，抵制破壞黨和國家的政治統治，甚至在國際上大肆污蔑中國，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形象。

（二）新時代邊疆地區國家認同難題的主要歸因

第一，邊疆經濟發展相對滯后。我國邊疆地區多是全國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地區，經過黨和國家的脫貧攻堅，邊疆地區已經消除絕對貧困問題。但是，由于發展起步晚、發展底子薄、發展欠賬多，與內地及沿海地區存在較大的發展差距。一是邊疆地區自然地理環境相對特殊，集中表現為“山、荒、寒、邊”幾個特點。①參見方盛舉：《當代中國陸地邊疆治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9頁。僻遠、封閉、復雜的地理環境阻礙現代性（如資本、技術、信息、市場）的進入和發展，增加了交易成本。二是邊疆地區人力資本的量和質總體較低。我國邊疆是各類人才的洼地，邊疆9 省區的人才密度分別是：廣西727，云南1041，西藏1432，新疆1436，甘肅944，內蒙古1186，黑龍江1425，吉林829，遼寧1648，遠低于內地和沿海的人才密度，如北京3300，上海2700，廣東2100。②參見方盛舉、陳然：《現代國家治理視角下的邊疆：內涵、特征與地位》，《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正如王小強和白南風在《富饒的貧困》一書中的所強調：人的素質差，才是“落后”概念的本質規定。③王小強、白南風：《富饒的貧困：中國落后地區的經濟考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頁。邊疆的貧困問題會給貧困群眾帶來心理落差，久而久之他們容易對政策的公平性產生質疑。此外，邊疆貧困問題會滋生出違法犯罪問題，擾亂社會安定。

第二，邊疆地區與腹地存在地理人文差異。國家認同本質上屬于集體認同，一般而言，只有當成員們感知到自己同內群成員的相似性和同外群人員的差異性后才會產生。正如戈登所言：“存在于過去年代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似性或差異性，在任何時候都必然對群體的構建扮演一定的角色，正是這種相似性或差異性……在說服或迫使我們接受某種群體身份認同，無論這一認同與我們每個個體的利益、愿望和特質是否一致?！雹俑甑牵骸睹绹钪械耐悍N族、宗教和族源的角色》，馬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年，第26頁。由此觀之，“相似性感知”和“差異性感知”是刺激人們產生群體認同的兩個主要變量。如果說nation 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那這種想象就是對上述“相似性”和“差異性”的主觀建構，但是這種想象不可能是毫無根據的，它必須有一定的“想象材料”。通常來講，語言、宗教、地域、生物特征、記憶、法律、風俗習慣、生活方式都可成為“想象的材料”。使用同一種語言文字、信仰相同的神祇、居住在同一片區域、擁有相同的生物特征、分享共同的集體記憶、受制于統一的法律、擁有相同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并且每一條都與他者不同——這些條件人們符合的越多，越會認為彼此屬于同一個國家，分享共同的國民身份。邊疆地區在語言、宗教、地域、歷史記憶、法治程度、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方面與腹地存在比較明顯的差異性，這些差異性本身并不一定會造成國家認同問題，但容易被外部勢力惡意利用、歪曲渲染、過度放大，誤導少部分邊疆地區的群眾，從而產生離心力。

在我國，邊疆地區地理環境多為高山峽谷、沙漠戈壁、丘陵山地，與內地長江和黃河流域的生存環境有較大的差異。盡管中華民族已從“自在”向“自覺”轉變，現代建設促使現代性要素在全國流動，但邊疆與腹地地理環境差異仍在社會中產生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對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形成了沖擊。邊疆地區民族的歷史、文化異彩紛呈，但人們對民族歷史文化與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關系認識尚存一些偏差，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妨礙邊疆地區國家認同。

第三，邊疆地區面臨著的外來意識形態滲透。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為國家立心、為民族立魂的工作?！雹诹暯剑骸陡吲e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3頁。如果國家意識形態出現危機，國家認同就會被消減，甚至遭受民眾的質疑，敵對者便容易籠絡人心制造混亂局面，危害社會團結穩定。因此，一個國家的內外敵對勢力往往會從國家意識形態下手，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國邊疆地區由于地緣政治以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緣故，長期面臨著意識形態斗爭的嚴峻形勢。敵對勢力對邊疆地區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武器主要包括：一是資本主義（尤其是其中的資產階級式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主要用于攻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意圖演變、顛覆國家政權。二是利用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攻擊我國多民族的“民族-國家”制度安排，意圖破壞我國的團結穩定。

三、發揮紐帶功能提升邊疆地區國家認同建設

邊疆地區的國家認同問題不僅關系到邊疆安全、穩定和發展，也影響到現代國家建設的大局。妥善解決邊疆地區國家認同問題，可以完善現代國家的兩種現代性元素——“國家民族”和“同意政治”。國家民族具備“人口國民化”和“國民整體化”兩種機制，能將多樣化的人口整合為同質化的個體和同一化的群體，從而為現代權利政治提供個體基礎，也為國家主權和國家認同提供群體載體和道義基礎。③參見周平：《中國何以須要一個國族？》，《思想戰線》2020年第1期?！巴庹巍笔乾F代國家制度架構的軸心邏輯，它以公民的同意行為證成國家權威和公民政治義務。因此，我們必須著眼于國家發展戰略大局，針對邊疆地區的國家認同問題，提高邊疆國家認同治理能力。

我國是一個地域寬廣的多民族國家，國內人口在語言、宗教、地域、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差異性較大。要將一個群體塑造成一個共同體，必須增強共同的文化、加強共同的歷史記憶、強調相同的權利義務、強調一致的利益關聯、凸顯獨特的集體榮譽。換言之，必須同時增強文化紐帶、歷史紐帶、法律紐帶、利益紐帶、榮譽紐帶對內部成員的聯結性。這種“異中求同”的舉措是對“多元”和“一體”二者極具政治藝術的平衡，這種平衡度的掌握能力所體現的就是國家治理水平。結合我國實際，提升邊疆國民身份認同治理能力主要應從文化紐帶、歷史紐帶、法律紐帶、利益紐帶、榮譽紐帶五個方面著手：

第一，提升推廣通用語言文字的能力，強化文化紐帶。語言文字既是一種溝通工具，也是一種文化載體。雖然統一的語言不是圈定民族的絕對標準，但它毫無疑問是聯結民族成員形成共同體的強大紐帶。我國通用語言文字推廣是在保障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權利的基礎上增加他們接觸使用通用語言文字的機會。通用語言文字推廣能力至少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國家層面的語言規劃能力，要求審慎地制定出既保障少數民族語言權利又普及普通話和方塊字的方案；二是地方層面的語言規劃執行能力，即貫徹國家語言方案的能力。

第二，提升塑造集體記憶的能力，強化歷史紐帶。集體記憶是指特定群體的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它與群體的認同緊密相關，“分享了某一集體的集體記憶的人，就可以憑借此事實證明自己歸屬于這一群體”。①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0頁。集體記憶并非過去客觀事實的完整再現，而是根據現實需要，在一定事實基礎上重構出來的。通過對集體記憶適時的構建，群體可維持或更改集體認同，保持或變動群體邊界。我國邊疆處在我國領土的邊緣地帶。要防止邊疆民眾通過集體結構性失憶（structure amnesia）脫離中華民族認同，關鍵在于掌握集體記憶的詮釋權。通過學校、電視、書籍、節日、儀式、紀念碑、博物館等載體，強化邊疆人民的中華民族集體記憶。根據揚·阿斯曼的分類，集體記憶分為交往記憶和文化記憶兩種形式。②參見揚·阿斯曼：《交往記憶與文化記憶》，管小其譯，《學術交流》2017年第1期。加深邊疆群眾關于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主要是指加深他們關于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即塑造并共享中華文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 年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所言：“堅持文化認同是最深層的認同，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雹哿暯剑骸对谌珖褡鍒F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2019年9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9/27/c_1125049000.htm，2023年9月15日。

第三，提升確立法律權威的能力，強化法律紐帶。國家民族不僅是一個文化共同體，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國家認同既需要依靠文化紐帶來聯結，還需要依靠法律紐帶來維系。統一的國家法律賦予了邊疆各族人民平等的公民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會給原本多樣化的國民賦予一種同一性身份。統一的法律權威意味著國家在場，而國家在場是人們認同國家的前提。在現代社會，國家進行社會控制最具合法性的手段便是推行法治。國家運用統一的法律權威逐漸取代社會中各樣的傳統權威，當人們自覺可以憑借公民身份訴諸國家法律權威捍衛自身權利時，他們便進入了國家這個共同體之中。

第四，提升推進城市化的能力，強化利益紐帶。進入近現代，我國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雖然逐漸取得了政治地位的平等，但城鄉差別、城鄉差距依然赫然存在。從總體上比較，城市相對發達、開放、富裕、集中，而農村相對滯后、封閉、貧窮、分散，這種差別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響城鄉人口的群體認同。城鎮化進程把人們從鄉土共同體中抽脫出來，將各種異質性人口集中在一起，既增進了人們之間的交融，又便于統一施加國民同質性影響。其一，相較于農村，城市擁有更多的公共空間，舉辦更多的公共活動，這為群際接觸提供了機會，有助于消除群體刻板印象和偏見，窄化群際間的文化鴻溝。其二，城市人口相對集中，便于思想政治教育網絡的覆蓋，并且城市的政治社會化手段和集體記憶塑造機構較多，如學校、博物館、公共儀式、大眾媒介等等，它們成為塑造國民意識和國民身份的重要路徑。其三，城市的政治參與渠道較廣，人們對國家的感受更加接近，對附著權利的公共身份運用得更加頻繁。其四，新型城鎮化以城鄉融合發展為導向，有助于形成共同分享發展成果、共同富裕的利益共同體。

第五，提升樹立良好國家形象的能力，強化榮譽紐帶。國家形象是國內和國際社會公眾對一國相對穩定的綜合評價，它往往與國家認同息息相關?！皣倚蜗缶褪菄艺J同的一種方式，也是國家生存發展的一種號召力、一面旗幟?！雹倮钫龂骸秶倚蜗髽嫿ā?，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6頁。當國家形象以正面形式呈現在民眾認知當中時，他們會為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自豪，從而加深自己的國家認同感；當國家形象以負面形式呈現在民眾認知當中時，他們便會為自己的國家感到挫敗、氣餒、自卑，久而久之會削弱他們的國家認同感。國家形象的樹立過程，是一個主觀見之于客觀的心理過程。國民對國家的綜合評價既受該國經濟水平、軍事實力、科技力量、政治局勢等客觀因素的影響，也受到自身的視角、立場、價值觀、文化背景等主觀因素的影響。因此，在邊疆地區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既要注重發展和呈現客觀因素，也要注重塑造主觀因素。邊疆地區容易受境外勢力的滲透，敵對勢力慣常將妖魔化的中國“他形象”灌輸給部分群眾，企圖在邊疆民眾內心構建中國負面的“我形象”，從而影響邊疆群眾的國家認同。因此，邊疆地區國民身份的認同必須兼顧中國的“我形象”和“他形象”的塑造，對內進行政治社會化、引導和規范媒體宣傳，對外搶占輿論高地、傳播世界價值、進行人道援助、開展公共外交。

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推進邊疆地區國家認同建設

人們的認知行為總是受到價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的指引，人們通常會根據意識形態、經濟績效和政治程序來選擇和改變自己的認同對象。據此，要著力提高提升邊疆政府治理能力建設，主要應從以下方面著力：

第一，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供給能力。在現代政治理論中，“意識形態是具有符號意義的信仰和觀點的表達形式，它以表現、解釋和評價現實世界的方法來形成、動員、指導、組織和證明一定的行為模式或方式，并否定其他一些行為模式或方式?！雹诖骶S·米勒、韋農·波格丹諾：《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45頁。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它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提供了系統的有效支持。但是，在全球化和我國對外開放的格局下，國外各種思潮紛紛涌入國內思想市場，對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形成一定沖擊。我國邊疆地區由于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除面臨普遍性的意識形態安全問題外，還面臨著較為特殊的由境外思想滲透所帶來的意識形態安全威脅。因此，加強邊疆地區的意識形態建設是一種迫切的現實需求，而這需從意識形態構建和意識形態社會化兩個過程入手。一是持續提供有力支持的主流意識。主流意識形態是一套具有總體性、一貫性和廣泛社會基礎的價值體系。黨和國家要持續塑造這種系統的意識形態，政治系統須具有強大的組織能力和理論建構能力，并且須獲得大量的理論工作者和專業機構的支持。二是持續推進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化進程。意識形態構建成功后，還需使其掌握群眾。在這個意識形態社會化的過程中，政治系統需廣泛且長期調用到教育系統和宣傳系統，將意識形態推廣至社會各個層面，盡力使全體人民接納、贊同乃至信仰該意識形態。

第二，提升治理績效有效性的供給能力。在我國邊疆地區，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人文環境，經濟發展總體較為滯后。為了切實改善邊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黨和國家采取“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沿邊開放”“對口支援”“西氣東輸”“西電東送”等開發和幫扶舉措。在多措并舉之下，邊疆地區社會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為提升邊疆地區國家認同提供強有力的物質技術支持。但經濟發展并不必然意味著國家認同的同步提升。一方面，邊疆經濟的絕對增長掩飾不了其相對滯后的現實，這種落差會使部分邊疆群眾相對剝奪感的產生，進而損害國家治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邊疆經濟發展依靠市場經濟，但市場更注重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忽視公平、正義等價值。這容易使部分邊疆群眾對傳統制度心生眷戀，對社會主義制度心生懷疑。為此，要進一步夯實我黨在邊疆地區的績效有效性基礎，就必須注重區域發展的平衡和社會保障，這考驗著黨和國家的經濟發展能力和福利保障水平。

第三，提升治理程序有序性的供給能力。在當代中國，國家的治理程序有序性主要建立于民主規則和法治規則之上。提高邊疆人民群眾的治理程序有序性認同，必須實現邊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推進邊疆地區民主化要以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為載體，為邊疆群眾的政治參與提供制度化的渠道。深化邊疆地區貫徹落實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保障邊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邊疆人民群眾才會保持較高的國家認同。推進邊疆法治化主要以規約邊疆公共權力和規范邊疆社會行為為目的。保障邊疆人民群眾的權利不受公共權力的侵犯，是取得邊疆治理程序有序性認同的重要舉措。除限制權力之外，法治的另外一個要義是依法規范社會行為。在邊疆社會樹立統一的法律權威，依法維護邊疆社會秩序，對于提高邊疆地區的國家認同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