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制、凝視與在場：20世紀50年代以來云南白族民歌研究的階段特征

曹 琳

（1.大理大學文學院，云南大理 671000；2.云南大學文學院，云南昆明 650000）

白族民歌，白語稱“白兒祜”，類似山歌，泛指云南白族用本族群語言歌唱的一種歌體，其他民族則將其稱為“白族調”或“民家調”。云南各地的白族調有其相似的地方，但因其地域及風俗差異，而存在不相一致的地方。如大理市區白族民歌與洱源西山白族民歌不同，而劍川白族民歌與昆明等地的同類型民歌也存在差異。20 世紀50 年代以來的云南白族民歌研究，經歷了集體創制、內向凝視和生活在場等三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每一階段均呈現出不同的研究態勢和樣貌，對云南白族民歌研究進行學術史梳理和歸納，既可見出云南白族民歌的變化節奏，同時也可窺探云南少數民族民歌研究的新路向。

一、“新民歌運動”與云南白族民歌研究的“創制”

一種新的學術風尚的興起不僅受到學術自身邏輯理路內在發展的指引，還與其社會文化運動的積極開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自上而下的社會運動對政治、經濟、文化產生的無遠弗屆的正向或負向影響，又較為突出地表現在社會生活的精神層面。

（一）歷史機緣與田野實踐

20 世紀30 年代中后期，中國多所大學及研究機構紛紛南遷?！翱箲稹北l致使國內許多著名專家、學者匯聚云南，這為云南當地的文化、文學研究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精神動力與智力支持?！?946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西南采風錄》（劉兆吉編），是由西南聯合大學師生南下時所采集的湘、黔、滇民間歌謠結集而成的，聞一多及朱自清等人分別撰寫了前言，支持民間文學搜集，并對民間文學予以高度評價……光未然先生的親身采錄，使《阿細的先基》作為云南第一部出版的史詩面世。劉家駒編譯的《康藏滇邊歌謠集》中收有云南邊遠地區少數民族歌謠數百首。此外，一些游記或札記中，如羅莘田先生的《蒼洱之間》、姚荷生先生的《水擺夷風土記》等，不乏對云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搜集及民俗的反映?！雹賲⒁姾⒃牛骸?0世紀前半葉的云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研究》，《思想戰線》2003年第1期。至此，云南白族民歌研究擁有了較高的研究起點和開闊的學術視野。

早在1953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為掌握《阿詩瑪》在民間流傳及分布情況，專門派出文藝工作組，深入基層，對彝族支系撒尼人聚居區路南縣展開田野調查，集中進行敘事詩《阿詩瑪》的發掘與整理工作。李廣田先生為1960 年版《阿詩瑪》所寫序言中強調：“《阿詩瑪》的出版，曾經引起各方面的重視……搜集到《阿詩瑪》材料共二十份，其他民間故事三十八個，民歌三百多首，同時，對撒尼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風俗習慣、婚姻制度、民族性格等方面也進行了調查?！雹谠颇鲜∪嗣裎墓F圭山工作組搜集整理，中國作家協會昆明分會重新整理：《阿詩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1—2頁。此次對撒尼人敘事詩《阿詩瑪》的搜集與整理工作，是一場由地方政府主導、學者參與的民間文學的采集運動，它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成了下一場更高層次、更大范圍的民間采風運動的序曲，為1958 年的“新民歌運動”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田野經驗，踐行了“忠實紀錄、慎重整理”的田野工作原則。

1958 年3 月，在中央成都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對民歌的一些看法，表示了對民歌的重視，提倡大家收集和創作民歌，會議指出“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民歌，第二條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歌的，內容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边@為當時民歌的搜集和創作指明了方向，同時也奠定了基調，新一輪的采風運動由此拉開了序幕。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由毛澤東提倡，以“大躍進”為背景，各級黨委政府組織、發動了一場群體性的民歌搜集、整理與創作活動，這場對民歌的搜集和創作活動是一場宏觀層面的文藝創制運動，被稱為“新民歌運動”。

（二）文藝方針與國家導向

20 世紀50 年代后，為適應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經濟建設的發展需要，亟須在人們的觀念層面展開一場除舊布新的革命運動，以“大躍進”為政治背景、“新民歌運動”為政策導向的一場自上而下、聲勢浩大的民歌搜集、整理運動在全國拉開序幕。它既是當時國家文藝創作的指導方針，也是國家經濟發展層面的政治導向，正是基于此種政治、經濟及文藝方針的政策導向，云南白族民歌研究進入了規模性的集體創制階段。對于從國家層面大規模收集、整理、創作民歌的倡議，云南各少數民族積極響應，白族、彝族、納西族、哈尼族、拉祜族等民族的民間藝人與漢族文藝工作者一道深入民歌的原生地進行搜集、整理及采風創作，在新的民歌樣態中充分展現了時代風貌。

20 世紀50 年代初期，云南省委宣傳部聯合在昆高校組建了云南省民族民間文學調查隊，分赴大理、版納、德宏、文山、麗江、紅河、楚雄等地進行田野調查，其目的在于搜集民間文學作品，并對民間文學搜集的性質、方法以及記錄和翻譯的原則作了規定。其中，民間文學大理調查隊制定的民間文學的搜集方針，即具有微觀上的針對性，又具有宏觀上的指導性，搜集的效果非常明顯。曾有大理調查隊成員說“我們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某一地方，你未去之前聽說有許多民歌，人人都會唱，但是當去到后，人家都不唱了，請這個唱，這個說‘不會唱’，請那個唱，那個也說‘唱不來’，但是經過當地黨委和各級領導幫助，我們向群眾宣傳動員，發動大家大演、大唱之后，村村寨寨，田間山上都唱開了，簡直叫你搜集不完?！雹墼颇鲜∶褡迕耖g文學大理調查隊：《關于搜集民族民間文學和編寫民族文學史的工作》，《民族研究》1959年第1期。

云南“新民歌運動”使得學者突破了學科屬性的局限，將學術活動融嵌到范圍更為廣闊的民眾日常生活之中，這是以往學術研究中從未出現的現象。此時，云南白族民歌的研究焦點主要集中在學者與民間藝人的集體創制方面，這雖然符合當時的文藝方針與國家導向，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民歌的“在地”屬性。如何在搜集、創作民歌的過程中保持民歌本身的原汁原味，這給民歌研究者提出了較高的學術要求。

從20 世紀50 年代初到70 年代末，云南白族民歌研究經歷了二十余年的學術積累，開始逐漸走出創制體制下學術探索時期的搜集、整理與國家在場闡釋模式，并為下一階段的學術研究積累了豐厚的原始資料和精神遺產。毛澤東曾指出“中國詩的出路”問題，為新時期的民歌采錄活動指明了方向。自此以后，從中央至地方，各級政府都開始有組織、有目的、有系統地采集創作民間歌謠。如果說，民歌的主要功能是表達民眾生活中的喜怒愛恨，“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雹俸涡萁庠b，吳迎龍整理：《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193頁。那么，民歌與生俱來的“刺詩”特點，則使民間保持了與統治階層極為微妙的張力關系——既要表達國家權力之于日常生活的影響，又不撼動、顛覆權力編織的網格，民歌的智慧和生命力就在這種張力中得以體現?！靶旅窀柽\動”下的云南白族民歌研究，呈現出一種史無前例的搜集規模、創作熱情和國家在場的闡釋向度，使得民歌從“刺詩”的較為狹隘的窠臼中溢出，開始融入更為廣闊的社會、政治語境之中。

二、改革開放與云南白族民歌研究的內向“凝視”

20 世紀70 年代末，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新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指明了方向，文藝方針與學術研究不再遵從單一的創制規范，云南白族民歌研究開始逐漸回歸到文本，呈現出注重傳統文獻分析的靜態研究態勢，所謂內向“凝視”是指民歌研究的視角從“創制”時期的外部研究，開始轉向自身，有了自識與反省的主體意識，同時注重民歌演唱的真實原境與具體情境的靈活性。

（一）他山之石與反觀內省

民歌本來就是把表情達意的歌詞以一種有節奏和旋律的方式唱出來，這就必然要求民歌研究者除了注意歌詞的涵義外，還要關注其旋律和格律問題，否則將丟失掉民歌本來的歌唱意蘊，成為只有“文辭”的文本或文法的靜態研究。張文勛先生注意到了此一問題，他在《關于白族民歌的格律問題》一文中比較了白族調與漢民族詩歌的韻律問題，同時也指出了獨具特色的白族民歌對新詩歌創作的啟發和影響?！皸铐胗冒鬃逭{的形式進行詩歌創作，這是一種大膽的嘗試，說明詩歌形式可以從民歌和少數民族詩歌中找到發展的廣闊道路?！雹趶埼膭祝骸蛾P于白族民歌的格律問題》，《思想戰線》1980年第1期。這對民歌和詩詞的對勘研究啟發頗多；張福三、傅光宇在《略談白族民歌中的幾種獨特樣式》中，論述了白族民歌除白族調這種基本樣式外，還存在很多獨特的民歌品類，如串枝連、禽言詩、物喻詩、反義歌、打趣詩等，這為后來的研究者重新認識白族民歌開拓了學術視野。

《白族“山花體”的格律》一文從句式、韻律、平仄、節奏、對仗等方面闡述了白族民歌“體制”的由來及發展，盛贊了白族人民的歷史與智慧?！啊交w’的產生有悠久的歷史，僅從‘山花碑’起算，距今已有533 年。它浸透了白族人民的血與淚，記錄了他們的愛和恨，寄寓著他們的希冀和追求，表現了他們的聰明和才智?！雹劾钫澹骸栋鬃濉吧交w”的格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1期?！栋鬃濉吧交w”的淵源及其發展》一文，考察了白族“山花體”的歷史淵源與發展，并論證了“山花體”受中原文化影響的無可否認的事實。從傳統詩歌中尋求白族民歌研究的靈感，這本身已經說明學術研究的路向轉移，對傳統詩歌與云南白族民歌的對勘研究不僅拓寬了民歌研究的面向，同時也啟發了傳統詩歌自身的探索路徑。

（二）忠實原境與注重情境

與白族民歌研究的創制階段相較，內向“凝視”階段的開啟源于思想解放帶來的學術研究的沉靜與內斂，此一階段可以粗略地稱為沉淀期，其特點是忠實原境與注重情境并舉。忠實原境主要是指尊重民歌由之產生的本土化的原生語境；注重情境則主要關注不同民歌類型的具體演唱場景，如情歌、習俗歌、酒歌的不同演唱語境，此階段的云南白族民歌研究不僅走向自我審視，還向著具體而微的境域化研究邁出了腳步。

1986 年10 月,由玉溪地區文化局、民委、群藝館和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縣民委、文化館編印的《玉溪地區民族民間文學集成（白族卷）》（以下簡稱“白族卷”），收錄了玉溪元江縣因遠區白族民間歌謠一百余首。這些民歌中以情歌為主，情歌而外另有出門調、挽歌、酒歌、習俗歌和古訓歌，這些白族民歌較為集中地反映了玉溪因遠區白族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向往?！鞍鬃寰怼本幷唠m未對其所收錄的一百余首白族民歌進行分析，但作為較早對大理地區以外的白族民歌進行的搜集、整理和翻譯，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且翻譯多采用口語化風格，以求盡量貼合當地生活語境，此點尤為難能可貴。此外，采錄的白族民歌類型不僅多樣，同時也兼顧了當地白族生活的各個方面，而這正是白族民歌研究忠實原境與注重情境的具體表現。

白族作曲家李晴海是較早從“忠實原境”與“注重情境”的視角進行民歌研究的學者。他的《西山白族風情與“西山白族調”》運用音樂學知識，對西山白族調進行了調式、旋律的調查與研究，文章從音樂人類學角度對白族民歌進行實地調查和闡釋，尤其忠實白族調的原生語境，也對西山白族調的具體情境做出清晰的勾勒；1987年9月12日，成都市四川音樂學院師范系84 級主修理論作曲的師生于畢業之際，嘗試將音樂理論與民間歌唱實踐相結合，踏上去往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采風之路。在大理白族地區采風、調研過程中，四川音樂學院師范系師生于9月24日到達崇圣寺三塔后山，對當地的蓮池會“唱經”活動進行了采錄?！笆辔晃迨畾q以上的白族老大娘面對佛像而立，成一橫排，兩端各二人執木魚，余各人左手持一小小銅鈴，右手拿一小鐵棒，敲之作為伴奏，亦起節拍器作用……另外，我們采集到的白族器樂曲，亦是熱情奔放，旋律多大跳的。這無不體現出白族人民對生活的熱愛。也展示了白族人民優秀的音樂文化傳統?！雹僬缰酒剑骸恫娠L散記》，《音樂探索》1988年第1期。引文中可看出四川音樂學院師范系師生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注意到歌唱的生活情境的重要性，對后來的研究啟發頗多。

綜上所述，自20 世紀80 年代后，云南白族民歌研究逐漸回歸到學術自身，開始轉入到注重傳統文獻分析的靜態研究態勢的內向“凝視”，而作為四川音樂學院師范系84 級師生對大理白族地區民間音樂的田野采風，突然成為一個“他者”，進入了當時白族民歌研究的“靜態花園”，將關注點集中在大理白族地區鮮活的歌唱生活語境當中，這在當時實屬難能可貴。20 世紀80 年代中后期，云南白族民歌研究的內向“凝視”色譜中又生發出了一種他者“遠觀”的色調，這可以說是云南白族民歌研究的多元與驚喜。在這篇“采風散記”中似乎已經透露出云南白族民歌研究的未來旨趣和方向，用“生活中的歌唱”來取代“歌唱中的生活”已然成了新千年民間文學學術研究的共同目標。這一內向“凝視”中的外來“遠觀”不僅對于學術共同體中的學者來說意義重大，對于當地白族民眾的日常生活來說同樣意義非凡。無論是白族老媽媽蓮池會的“唱經”活動，抑或是年輕白族姑娘隨口唱出的纏綿情歌，無不與她們的生活情境緊密相連，這足以說明，鮮活的生活場域之于當地白族民眾歌唱的必須與意義。

此一階段的學術研究重新開始凝視自身，云南白族民歌研究也開啟了自識與反思的模式?？梢哉f，20 世紀80 年代至21 世紀期間，云南白族民歌研究處于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既承續此前大量的“新民歌運動”相關史料的積淀，又開啟了新千年云南白族民歌理論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時代，成為一個重要的從材料積累向理論創新的過渡時期。

三、21 世紀與云南白族民歌研究的“在場”

新千年帶來的是學術研究領域的新氣象，研究方法的更新、新的研究材料的不斷發現以及研究視角的多元均得到強調與重視。新世紀的云南白族民歌研究，開始進入學科交叉、研究方法多元、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田野實踐檢驗相關理論的時期。特別是白族民歌研究運用田野實踐來驗證相關理論普適性的研究方法，呈現出理論創新與田野實踐齊頭并進的研究路數。在此基礎上，“在場”成為此時白族民歌研究最矚目的特征?！霸趫觥备拍钍欠▏軐W家德里達的哲學術語，指涉“現時存在的呈現”，本文在此一層面使用“在場”一詞，主要突出白族民歌研究中的生活語境的呈現。

（一）白族民歌研究中他者的“在場”

在學術研究過程中，作為一種本己學術視域之外的“他者”不僅起到攻玉之效，而且成為整體學術光譜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色域，既成為彌補學術研究中先天的“我觀”不足，又構成一種兼容并蓄的學術襟懷。2006年8月20日至24 日，“中日白族歌謠文化學術研討會”在大理學院舉行。會議過程中，中日兩國學者討論熱烈，觀點新穎，相互啟發，為白族歌謠的研究打開了跨區域的新面向?！肮ぬ俾〗淌趯鬃甯柚{的發展過程歸納為八個階段，令人耳目一新，甲斐勝二先生將白族調七七七五體和日本‘都都逸’七七七五體進行了對比分析，找到了它們之間的相關性，言之有據、成理，開闊了大家的學術視野。趙懷仁教授關于白族民歌曲調的憂傷色彩問題找得很準，很有學術價值，很多專家認為，這個問題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價值和空間?！雹偌{張元：《唱響白族歌謠我們踏歌而來——“中日白族歌謠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大理學院學報》2006年第11期。

此次中日白族歌謠文化學術研討會，使更多學者了解到了白族民歌的獨特性，也為其向著更深入、更多元的學術研究打下了基礎?？缑褡?、跨區域的白族民歌比較研究，使得新世紀云南白族民歌研究更上層樓，在研究方法、研究內容和研究思路方面均得到了提升和延展，同時，也拓展了白族民歌研究的內涵和外延。

（二）白族民歌研究中具體生活情境的“在場”

隨著云南白族民歌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越來越注重實踐性、場域化的研究態勢。無論從音樂類型學、社會功能論抑或是口頭詩學等視角對白族民歌進行的研究，某種程度上均是在強調情境化的重要性，面向藝術還是回歸生活，似乎成了新世紀白族民歌研究者的集體選擇。

董秀團在闡述大理白族調時強調在現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②參見董秀團：《全球化背景下少數民族民歌藝術的傳承與發展——以云南大理白族調為例》，《曲靖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大理白族調的傳承和發展問題正變得日益突顯?！鞍鬃逭{的生存環境和傳承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變，白族調的社會功能也出現了或消弱或彰顯的變化，這些都說明白族調已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那樣十分單純的與民眾日常生活融為一體的狀態，相反，其舞臺化和展演性的特質將越來越突出?！雹鄱銏F：《全球化背景下少數民族民歌藝術的傳承與發展——以云南大理白族調為例》，《曲靖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朱剛認為傳統的白族民歌的研究是從傳統的文學或文本研究范式出發，以漢語言文學的研究建議框架為參照，遮蔽了白族民歌的原生態樣貌，運用口頭傳統田野研究的方法，對既有的白族民歌分類系統進行反思，并提出白族民歌新的分類視點；①參見朱剛：《口頭傳統視域中白族民歌的田野研究——以劍川縣石龍村的白曲界定及民俗闡釋為例》，《民族藝術》2013年第2期。王麗清則討論了白族民歌的歷史發展與生存現狀，同時提出了保護與傳承的路徑與方案。②參見王麗清：《關于大理白族民間文學發展歷史及生存現狀的調查研究——以白族民歌為例》，《青年文學家》2015年第1期。以上文章的共同之處均在于強調具體而微的生活情境對歌唱主體和研究主體的重要性，不再將白族民歌看作是靜態的文本研究，而是將其放置在更為廣闊的生活視域之中加以考察。

（三）白族民歌研究中歌會的“在場”

云南白族民歌研究的“在場”強調民歌演唱或表演的語境特征，此種研究路徑的關注點從之前注重文獻搜集、整理到開始將研究的觸角伸向歌唱者的日常生活，這是具有變革性的理論視角的轉換，而以歌會為聚焦點的白族民歌研究不僅具備場域化的研究視野，而且歌會本身兼具舞臺“戲劇性”的表演特質，使得無論是歌會的參與者抑或研究者均能夠既體會其鮮活的歌唱氛圍，同時又將自身作為戲劇角色參與其中。當然，白族民歌研究的“歌會”視角，不僅將研究者眼中的“歌”與“歌會”作為被表述的對象，而且還將市場、傳媒以及地方政府合力而成的多重表達呈現出來，展現出一種經過重新拼貼、組合、建構的生活圖景，此種生活圖景型構了民歌主體的情感與智識判斷，使之既落實于生活的細微之處，又超拔于日常生活的煩瑣，進入藝術—生活的疊加狀態，而以歌會為視角的白族民歌研究的首要任務，正是將此一生活形態細致入微的描畫勾勒出來。

無論是張翠霞《多維視野中的“歌”與“歌會”及其文化闡釋——劍川石龍白族調與石寶山歌會的調查研究》、吳哲《在“歌會”中傳承與傳播民族民間傳統藝術——以云南劍川石寶山歌會為個案》的論文，抑或是張盈《石龍村民與石寶山歌會關系的研究》、朱剛《作為交流的口頭藝術：石寶山歌會的民俗學田野研究》等文章，無不反映了作為場域化的歌會之于當地白族民眾的意義，他們或多或少均傳達出一種理念，即日常生活具有的藝術特性可以被發現、被創造。

此一時期的云南白族民歌研究不僅將相關的民歌事象作為研究對象，而且還將表演者的日常生活納入其研究視域，努力向“學術隱藏，生活突顯”的研究旨趣靠近?？梢钥闯?，無論是對白族民歌中呈現出的社會功能與變遷的研究，抑或是對白族民歌歌會的實地調查研究，均展現出了將白族民眾的日常生活場域化的研究趨勢。對云南白族民歌“在場”研究的探索，是在“創制”與“凝視”時期研究的基礎之上生發創造出來的，白族民歌研究的這三個階段相互銜接、層層遞進，從而型構了云南白族民歌研究的順序鏈條與內在肌理，自此，一種實踐性、場域化的白族民歌研究路向呼之欲出。

20 世紀50 年代以來，云南白族民歌研究經歷了“大躍進”、改革開放以及千禧年跨越等重要的社會和文化轉型，縱觀此一歷史階段云南白族民歌研究的特點可以看出，研究正向著從材料積累向理論創新、從集體創制到更為細膩和更具個性化的分析、從關注書面文本到注重語境化、生活化的方向邁進，同時，此一階段云南白族民歌研究過程中呈現出的各種問題同樣值得我們反思。

從宏觀層面來看，傳統的白族民歌系統是誕生、成長在農業社會的土壤之上的，唱腔和歌詞傳達的是當時民眾的喜怒和愛恨，當代白族民眾的文化生境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經典白族民歌中蘊含的那種情感與得失，而此種情感與得失并不必然被毫無斷裂的承續下來，某種程度上來說，“先民”對于“后輩”來說，已經變成另一種形式上的他者，人們往往毫不遲疑地承認同一地域、文化上的延續性，而忽略了傳統自身所具有的矛盾的斷裂感，這是當代白族民歌在傳承過程當中總能體會到的“傳承無力”的原因之一；從微觀層面來講，作為具有抒情特質的民歌，首先還是一種民眾休閑娛樂的方式，而當代豐富的娛樂資源在某種程度上解構了傳統社會中民歌所具備的娛樂功能。當下，娛樂的形式變得越來越多樣，作為一種在傳統社會語境中生長出來的民歌，應該如何重構自身的娛樂性與生活性？質言之，如何與強大的當代娛樂資源爭奪年輕一代，是云南白族民歌繼續傳承下去急需解決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同時亦是云南白族民歌研究新的路向和著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