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放蝶》人物本事與創作寓意考辨

聶廷生 王 東

（1.淄博第六中學，山東 淄博 255300；2.淄博市淄川區嶺子鎮中學，山東 淄博 255154）

《聊齋志異·放蝶》是一篇記敘真人真事的短文，主人公如皋縣令王生是明末濟南府長山縣張坊村（今屬淄博市周村區）人，崇禎十三年進士，《長山縣志》《濟南府志》等有傳。多年來，聊齋學界對王生“放蝶”本事作了大量的考證與分析，并對王生的生平交游等做了一些研究，但仍感到有些問題還是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如史書上記載“性簡靜”的王生為什么會做出“放蝶”這樣“放誕”的舉動，其思想性格的深層動因是什么？又如，蒲松齡寫作《放蝶》僅僅是因為好奇志異嗎？他對王生的態度與寫作寓意又是如何？本文擬結合近年來地方文史研究中所見到的資料，談談對這些問題的認識。

在以往的《放蝶》研究中，人們大多是沿襲了何守奇“風流放誕”［1］1459的觀點，認為王生是一個“好奇尚異”“荒唐政務”“放誕怪異”的官吏。這固然有其道理，但這一觀點，顯然又與《長山縣志》《濟南府志》王生“性簡靜”的記載大相徑庭，頗為抵牾。如何認識和解決這一矛盾，有的學者認為：“《長山縣志》對他有‘性簡靜’的評價，或許道聽途說，傳聞異辭，‘放蝶’之說有所夸大亦未可知?！保?］55既指斥史書方志記載的不夠真實嚴肅，又認為“放蝶”記敘是夸大不實，這樣一來矛盾倒是消解了，但也將王生和“放蝶”從歷史和小說中徹底地抹去了。竊以為此法并不可取，因為大量的記載又證明“放蝶”實有其事。因此，如何全面正確地了解王生其人其事，是我們解讀《放蝶》的關鍵。

陳際泰（1567—1641），字大士，江西臨川人。崇禎七年中進士，十年授行人，十三年奉旨護送已故相國蔡國用靈柩回鄉，次年于濟寧途中染病去世，年七十五。著有《讀易正義》《太乙山房文集》《已吾集》等。陳際泰與王生交往較多，不但為王生詩集作序，還寫有《和王子涼〈潛岳解〉》《與王子涼》《〈潛岳解〉跋》《隘山斗說》等多篇詩文。陳際泰《王子涼詩集序》說：“山東王子子涼，其奇，吾目中無有也。其學，發源于《山海經》《穆天子傳》《考工記》與類于三者之書。其術，出于老莊，一字復人所過，若服上刑?！雹訇愲H泰：《已吾集》卷一《王子涼詩集序》，《明別集叢刊》第四輯第93 冊。陳際泰認為，“奇”是王生最為顯著的、總的特點。下面先從“其學”“其術”作一點解釋分析。

濟南東南諸峰有黔婁遺跡，疊石為壘，槁滅高山，著書四篇曰《黔婁子》，明道家之用。山斗雖未見其書，然其書日在目也。今讀陳子之文，猶是也。顧陳子之道，頗廣有黔婁之高而去其隘，山斗有其隘而去其高，故自名隘也。子其為《隘山斗說》。

陳際泰認為，山斗山之精靈所生之士，以“子涼”為其別字，“涼”是其天性?！皼觥敝拘耘c其外在高峻之形相適宜，既有保持石之本質、拊摸感受到的“涼”，又有壘石為高山、攀登而上所感受的“涼”。太行、上黨雖然是石之山，而且高峻，但上有州縣，數十人登臨而上如在平地，反而感受不到“高與涼”了，其原因就在于沒有了“隘”（狹隘）。王生以自己的“隘”為缺點，但是“不隘不足以為高，不隘不足以慕黔婁”，由此可知，他是在以隘為自譽，揭示了王生保持其“涼”之本性、“隘”之外行與追求高潔、仰慕黔婁之間的內在關系。陳際泰在文末又提出了對王生的鄭重忠告：現在你考中了進士，正為“天子貴重之臣”“作天下之幹”，則當自去其隘，而“黔婁誠不足效”，希望他由此而改變自己。特別有意思的是，陳際泰將這一忠告委婉地表達為是王生自己想要改進缺點的審慎的“自斷”。至于這是否是王生請其解說“隘山斗”的本意，我們不好臆斷，但這幾句話的確表達了陳際泰認為王生的這種人格追求和處世態度在現實的仕途生活中是不太適宜的。陳際泰此文當作于崇禎十三年下半年，即王生考中進士剛任如皋知縣之時?！栋蕉氛f》應該是陳際泰這位在人?；虏ㄖ懈〕亮藥资甑睦先藢ν跎纳钋兄腋?，而王生此后的仕途之結局似乎也被他不幸而言中。

不可以句疴長幅，效人口動石上讀。奇字古文憂師俗，神契命訣亡深篤。越歌道謠喪奇酷，穆傳天問失詰曲。大靡經言僵淵穆，尋繹微徑得禁谷。胡然而天獲單復，爰有山斗山黔生□。精種在下積而育，世綿千祀具生福。②陳際泰：《已吾集》卷十四《詩雜文》，清順治李來泰刻本。

明代前后七子高舉復古大旗，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模擬襲古，墨守唐音，在反對臺閣體空洞無物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使文學背離了抒發性情反映生活的正途，在詩體上更加推崇近體。后來在公安、竟陵二派的攻擊下，雖已不能左右文壇，但他們“墨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為許多詩人所接受，對明末清初的詩壇仍有很大的影響。在這樣的時代文學狀況下觀照王生的詩歌就會發現，他遠離當時詩壇潮流，不趨新，不務時，形式上“無近體”，內容上“抱黍離之悲”①《長山東街王氏世譜》第三冊，民國四年（1915）續修本。，在詩歌審美趣味上顯示出反對主流、不合時俗的個性特點。

有黃極淑者，如皋民也，慣大言。市廛人憎怨，以他事不相目，合訟之令，凡十余人?？N紳先生或憐之，畏令不敢請，莫可如何。極淑知一旦死爾，及對時，問何業，曰畫。極淑實不能解畫，但解工人之所謂畫。令即欲見其畫，則出之懷中。令大稱賞，屬巾服賓禮，而笞其訟者十余人，又判金各千兩，謝訟極淑罪。人人空壁立，本無一有，乃膝行哭極淑所乞命，窮極，令乃肯已。其所為多類此。然卒以是小不理于人口，敗去云。

在這一案件中，市井之徒黃極淑因為愛說大話（“慣大言”）而被十余人聯名告到官府治罪，縉紳“憐之”也無能為力。誰料想，審案時黃極淑又積習難改，“大言”會畫畫，以此贏得了縣令王生的好感，不但沒有治罪，反而讓那些告狀人挨揍重罰。誠然，說大話、愛吹牛，固然令人生厭，但畢竟是無傷國計民生、無害他人生活的瑣細小節，而那十余名告狀者因為看不慣就訟至官府，妄想假借縣令之手治人重罪，致使黃極淑嚇得要“死”，看來這十余名告狀者也不是些善良厚道寬容之輩，實乃無事生非之徒?？h令王生似乎對這些無事生非的閑人們也沒有好感，識破了這些人的陰謀伎倆，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借機對這些人略加懲治，讓其受笞重罰，“膝行”哀求。

另外一件事是為邵潛題匾。邵潛（1581—1665），字潛夫，自號五岳外臣，江蘇通州布衣。萬歷間詩人錢謙益亟稱之。此人性格孤僻，僑居如皋，卒年八十五。尤善《文選》，工詩，于周秦兩漢書無所不學，精篆籀，善八分書，最工文字學，有《皇明印史》。據《如皋縣志·邵潛傳》記載，邵潛遷居如皋時，縣令王生“式其廬，署其門為‘寓公廬’”，親自參加了邵潛寓所落成儀式，并題寫了“寓公廬”匾額。由此可見，王生對于性格孤僻而富有才學的人還是非常敬重的。

材料一：

（王）山斗生，字子涼，崇禎丙子科舉人，庚寅科進士，任南京如皋縣知縣。公天性淵默，蒞官未久即去之。歸田以后，殫心著述，如《怪石居文集詩集》《四書文集》均先后鋟版行世，旋毀于火。僅余稿本二冊，為五古二百首，其目自“一游”至“百游”，“一遁”至“百遁”，今已無從搜輯。惟《四書文》三十余首為陳大士諸公所評定，尚存貽楷手。公抱黍離之感，遺命不求人作碑識，是以軼事無傳，其散見周櫟園《書影》、鈕玉樵《觚賸》、蒲柳泉《志異》諸書者，僅雪泥指爪耳。配呂氏。子一，之琴。①《長山東街王氏世譜》第三冊，民國四年（1915）續修本。

材料二：

材料二引自盧興國先生所著《鄒平進士錄》。盧興國先生是濱州市文史館特聘館員，著名地方文史專家，研治文史數十年，對鄒平當地的家族譜牒、歷史人物、地方文獻、民間故事、鄉野傳說等都極為熟悉，著有《鄒平名門望族》《鄒平進士錄》《鄒平鄉賢錄》《鄒平碑刻集注》《袁紫蘭家族》等著作。他所說的王生囑咐后人“不剃發不穿滿服，不做清朝臣民”的家族遺訓是對王氏家族調查訪問中得到的，應該是較為可信的。而這一點又和材料一《家譜》中的“公抱黍離之感”相互印證，說明王生的政治態度是擁明反清的。社會學的原理告訴我們，“常識”具有“多重實在”的特點，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有時可能更加貼近史實。

材料三：

《張并叔允掄、王子涼山斗生》（節選）

張其淦

子涼舊縣令，散髻兼斜簪。餌鹿向竹塢，調鶴來花陰。問君胡能爾，

所思在云岑。幸有谷音傳，一篇珍璆琳。所以怪石集，巍然留至今。①張其淦，撰，《明代千遺民詩詠》三編卷三，民國時期出版，年代不詳。

材料三節選自張其淦撰《明代千遺民詩詠》三編卷三，民國時期出版，年代不詳。贊頌了明末遺民王生佯狂避世（“散髻兼斜簪”）、志向高潔（“所思在云岑”）、寄情詩文（“幸有谷音傳”），名傳至今。這首詩更是寫出了王生的遺民形象和情感態度。這幾則材料都表現了王生政治上不從清政、留戀亡明的思想傾向。錢海岳在其《南明史》卷八十七列傳第六十三中也將王生列為明之“遺臣”。

二、蒲松齡《放蝶》創作寓意考辨

“從本事到故事，不但是實事的移動與改易，且存在處理經驗事實的故事策略，即在特定話語主導下或不同話語的競爭關系下，哪些被列入‘不可敘述之事’，又采取怎樣的敘述視角達成這一目的，其實存在話語介入層面上的‘看不見的手’，此即吳宓所言：‘殊不知人生至廣漠也，世事至復雜也，作者勢必選取一部以入書，而遺其他。即此選擇去取之間，已自抱定一種人生觀以為標準?！ā墩搶憣嵭≌f之流弊》）?！保?］因此，從敘事藝術的角度去探究作者的創作匠心和態度寓意，在材料的去取、情節的鋪排、文字的表達中去涵詠體味，或許方可求得作者的真心。正是循著這一思路去研讀《放蝶》，我們發現以往人們對《放蝶》的解讀，無論是古代馮鎮巒“兒童之見”的譏諷、但明倫“不惟戕物性，且壞法律”的批評，還是現在一些論者的觀點，都與蒲松齡《放蝶》所展現出來的豐富內涵有著極大的差距。下面從敘事策略的角度來對此作一簡要分析。

材料的選取。據趙羽先生《〈聊齋志異·放蝶〉本事考證》，較早記載王生“放蝶”本事的應該是李長祥的《王子涼傳》。李長祥（1610—1673），字研齋，四川達州人，崇禎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明亡后，李長祥積極抗清，與鄭成功、張煌言等屢仆屢起，抗節不撓，是清初南方著名抗清人物，著有《天問閣文集》，《清史稿·遺逸》有傳。李長祥為王生作傳，是將其引以為同調的?！锻踝記鰝鳌酚嘘P“放蝶”部分如下（方括號內文字為筆者所加）：

李長祥的《王子涼傳》，是一篇比較規范嚴肅的人物傳記，以歷史的視角，敘事務求真實。在點明人物的籍貫和性格之后，文章詳細敘述了王生罰鶴、罰蛇、罰貓、罰蝶、輸蝶的過程及原因，重在突出人物為官之道的違反常規、不徇常法，甚至給人以喜怒無常、朝令夕改的感覺；同時也采用反復手法突出了王生“居官喜節廉，不畏人”的處世態度和倔強性格，寫出了他與眾多官員自私貪婪的顯著不同。而蒲松齡的《放蝶》對于性格、罰鶴、罰蛇、罰貓等內容都通通略去，只是簡要地保留了王生的籍貫及“罰蝶”“輸蝶”的主要信息，而且比《王子涼傳》做了更為細致的描述：“每聽訟，按律之輕重，罰令納蝶自贖?！睂徖戆讣r，嚴格地對照著大明律令去判定犯罪的輕重，但處罰的方式卻極為奇葩，不是罰錢罰糧、罰勞役、罰入獄，而是罰繳納蝴蝶。放蝶時“堂上千百成群，如風飄碎錦”，用“風飄碎錦”來描寫千百成群的蝴蝶在縣衙大堂上下翻飛，艷麗迷人，如片片碎錦在風中飛舞。以簡潔而形象的筆墨寫出了縣令王生的不同常道。蒲松齡這樣處理材料的去取，除了更能緊扣題目、線索集中、重點突出，也與他的敘述視角相關。蒲松齡的《放蝶》是一篇傳奇小說，采取文學的視角、審美的視角，敘述務求幻化，其重點是在寫出由“放蝶”而引發出的一系列故事和人物的結局。如果說李長祥是將“放蝶”作為一個重點事件來寫，那么蒲松齡則是將“放蝶”作為整個小說的起因來寫。另外，在“放蝶”的原因上，李長祥只用一句“性喜鶴”寫出由鶴而蛇、而貓、而蝶的一系列故事，而蒲松齡則是連這一句也懶得去說，這自然引發我們的思考：蒲松齡為什么不寫縣令王生罰蝶的原因呢？進士出身、身當壯年、貴為縣令的王生，真的是像馮鎮巒所譏笑的那樣是遏塞自然、了無生趣的“兒童之見”，或者如同但明倫批評他這是在“戕物性，且壞法律”？一般而言，作者對某些內容不寫，是因為不必言說或者不可言說。不必言說，是讀者能夠不言而喻，但是三百年來人們仍在各說各話，可見不言并沒有自喻。不可言說，自然是指后果嚴重，招惹災禍。明末清初是一個社會巨變的時期：明朝在多年的黨爭、閹禍、農民起義、清軍大舉進攻的多重打擊下，走向滅亡；清朝在血與火的戰爭中開始了對中原及全國地區的全面統治。這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時代，時事變異、人心不穩，一切都在急劇的變化之中。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作家的“寫”與“不寫”自然也就多了一份時代政治的因素?！凹创诉x擇去取之間，已自抱定一種人生觀以為標準?！崩铋L祥是積極抗清的晚明之奇杰，蒲松齡也有著比較強烈的民族意識，而且對王生的復雜性和叛逆性有著更多的了解與認識，因此，他們能夠從其怪誕的舉動中，看出內心的迷茫與彷徨，精神的苦悶與痛苦，行動上的抗爭與無奈，帶有著更多的理解同情。所以，“此處無聲勝有聲”，不寫反而是最高明的寫法。

情節的鋪衍?！暗删妗币约啊爸敝甘购秦煛眱蓚€場景，李長祥《王子涼傳》、鈕琇《觚?！?、龔煒《巢林筆談》等著作都沒有，這是蒲松齡的精心創造，以志怪而傳奇，也是《放蝶》的思想傾向和作品立意不同于其他著作的關鍵所在。蝴蝶遭受“虐政”，自然前來問罪，但蒲松齡對此的描寫卻別有一番韻味。蝶女“衣裳花好，從容而入”，突出其雍容華貴，神態安詳，所施懲戒也是“當使君先受風流之小譴耳”，即先讓其受到風俗教化的小懲罰，態度平和，語氣舒緩，顯示出蝶仙醒世救人的菩薩心腸。衣裳的“華好”，步態的“從容”，離去的“回翔”，既突出了蝴蝶的物性神態，又與其醒世菩薩心腸的情感色調相一致。而面對突然而至的直指使，王生遑遽而出，與妻子閨房戲樂時戴在頭上的素花卻忘了摘下來，于是遭到直指使的嚴厲詬罵?！伴|中戲以素花簪冠上”這一細節，既是蝶仙“風流小譴”的具體細化，也寫出了王生生性浪漫的另一方面。堂皇的縣衙，嚴肅的氣氛，面對決定其仕途命運的直指使，平日散漫的縣令此時正遑遽不安，戰戰兢兢，而王生頭上一朵閨中戲樂的“素花”更是使這緊張的氣氛陡然增加了滑稽的色彩、溫馨的色調。按理說，要照應“先受其風流之小譴”之“先”，自然應該再寫其“后”的懲戒，即后來遭受的罷官。但蒲松齡沒寫，故事在“罰蝶之令遂止”中戛然而止，自然也包含了不愿讓王生遭受更多的失敗與折磨，同情之心也流瀉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