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聊齋學高層論壇綜述

李漢舉

（蒲松齡紀念館，山東 淄博 255120）

2023 年8 月19 日至20 日，由中國聊齋學會（籌）、淄川區人民政府和山東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辦，淄川區文化和旅游局、淄博市蒲松齡紀念館承辦的第三屆聊齋學高層論壇在淄博市淄川區隆重舉行，來自全國各地高校、科研、出版、新聞等不同機構的一百三十余位專家學者出席了本次論壇，收到論文百余篇。

山東大學教授、中國聊齋學會（籌）副會長鄒宗良擔任主持人，他對前來參加此次研討會的各位嘉賓致以熱烈的歡迎。山東大學教授、中國聊齋學會（籌）會長王平致開幕辭并宣布第三屆聊齋學高層論壇開幕；隨后，由山東大學文學院副院長、中國聊齋學會（籌）副秘書長樊慶彥教授，中國水滸學會會長、與會學者代表、湖北師大石麟教授分別致辭。

中國聊齋學會（籌）名譽會長、山東大學講席教授袁世碩先生，為開幕式發來視頻致辭，對論壇的召開表示了祝賀，對聊齋學發展給予了高屋建瓴的學術指導。

中國聊齋學會（籌）王平會長向淄川區授予中國聊齋學會（籌）“聊齋學高層論壇永久會址”牌匾，標志著“聊齋學高層論壇”永久會址正式落戶聊齋故里。部分單位和個人進行了贈書。

閉幕式上，中國聊齋學會（籌）副會長鄒宗良教授為此次論壇進行了學術總結并致閉幕辭。

本次論壇為期兩天。會議聯系當前聊齋學的研究現狀和發展動向，圍繞“兩創”與聊齋文化以及文獻、文本、接受等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和廣泛交流，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新進展。大會學術探討環節分為大會主題發言和分組討論。大會主題發言共三場，多位專家分享和交流了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

第一場發言的與會學者有：山東大學旅游產業研究院教授王德剛、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昕、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孟昭連、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紀德君、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鄒宗良。

王德剛從文化與旅游融合的角度，強調要注重其開發的使用價值和經濟價值。他指出，在傳承文化的基礎上，聊齋文化旅游化開發利用的總體思路是以“故居→故里→故事”進行時空拓展，通過做優故居、做活故里、做火故事，達到文化載體化、載體功能化、功能商業化的雙向賦能和價值共創，實現聊齋文化的商業化利用和經濟價值。

王昕通過對《聊齋志異》情感因素與書寫模式的分析，探討了從中晚明到清初文學情感書寫的變遷與演化。她認為，《聊齋志異》的情感書寫模式主要有三個特點：以情感為線索，貫穿萬物；以男女慕戀之情構建人與世界的基礎關系；癡狂悍妒等極端化情感的書寫。蒲松齡用遍及幽冥的深情，改變傳統的志怪題材，使之煥發新的生機，其文學根源正是中晚明的“主情”思潮。中晚明以“男女真情”為核心的情感書寫，帶有生生死死、神怪幽冥帶的色彩，對清代文學有著深刻而積極的影響?！读凝S志異》以男女之情為基礎的、世俗的溫情以及“癡”“狂”“妒悍”等富于激情和生機的情感，是明清文學朝向現代性的一環，就是中晚明“主情”思潮的回響。

孟昭連通過《促織》與《帝京景物略》對照，考察了《促織》中關于促織書寫的知識紕漏。他指出，蒲松齡并非玩養促織的行家里手，表現在他不懂畜養促織的用具、不熟悉捕捉促織的工具和捕捉方法、不了解人工繁殖促織的方法、不清楚促織的名目，所以借鑒《帝京景物略》的促織材料構織故事時出現了訛誤，故應對作者、作品做出符合實際的評價。

紀德君分析了《聊齋志異》仿書《粵東新聊齋》的主要內涵與藝術特色。他首先考察了清末民初廣東較著名的小說家梁紀佩的生平與創作，其早年小說創作旨在開通民智，改良社會；晚年則隱居著述自娛。他指出，《粵東新聊齋》多記粵東仁孝節烈義俠之流，廣摭粵東軼聞掌故、民間傳說，敘事帶有一定的傳奇性與真實性、趣味性與可讀性，情節安排往往以平鋪直敘為主，語言平易簡潔，是一部地域文化色彩濃厚的志怪傳奇集，具有較高的審美認識價值。

鄒宗良辨正了蒲松齡自青州歸來的路上、迂道訪友所去的官莊所在問題。他指出，清康熙年間地處益都縣仁智鄉的仇官莊（今淄博市經濟開發區羅村管區東官村）就是蒲松齡自青州歸來的路上、迂道訪問友人李之藻所去的那個官莊。仇官莊地處淄川、益都兩縣交界之地；漫泗河經其村西和緊鄰的西官莊村南、村西流向西北；蒲松齡自青州歸來，到仇官莊須偏離驛道正路“迂道”而行；仇官莊村西北、漫泗河畔有建于北魏時期的侯愷寺，且在明隆慶年間由明新樂王朱載璽重新修葺；這里又地處出益都西門前往淄川的小路上，以李之藻的性情、身份而言，他都有經過此地而喜愛此地，因而卜居于此的可能。仇官莊符合蒲松齡自青州歸里訪友經過此地的全部條件。

第二場發言的與會學者有：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傅承洲、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石玲、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任明華、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高玉海、淄川博物館張洪玉。

傅承洲從文學創作的補償心理視角探討了蒲松齡的人生幻想。他認為，每個人的人生都會有缺憾，而文學家可以通過自己的作品來彌補。蒲松齡作為一個窮秀才，他的人生有太多的不如意，于是通過創作《聊齋志異》來彌補他的人生缺憾。蒲松齡所寫的人生愿景，連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變成現實，無論是科舉、仕途，還是情人、膩友，都只存在于他的小說中，只能是一種人生幻想。

石玲以科舉書寫為切入點，分析了《聊齋志異》與《子不語》的差異及成因。她認為，一是創作動機不同?！读凝S志異》源于蒲松齡獨特的愛好，“寄托”著強烈的“孤憤”“癡”心，科舉書寫充溢著情感；袁枚是為“廣采游心駭耳之事”用以“自娛”，科舉書寫缺少感情投入。二是價值判斷不同。蒲松齡終生不第，這帶給他巨大的心理壓力和沉重的精神折磨，成了心中永遠的痛楚；袁枚科舉順遂，從而具有一種及第的超越和新的認識高度，科舉書寫更具批判的意義。

任明華從選本的角度探究了《聊齋志異》在清代的傳播情況、經典化的過程及對文本的刪改。他指出，在清代出現了十多種《聊齋志異》選本，還有《排悶錄》等多種小說選本選錄《聊齋志異》作品。選錄者的身份和小說觀念，直接影響到選取《聊齋志異》篇目的標準及作品的價值。通過選錄，確立了很多《聊齋志異》作品的經典地位。選錄者還對篇名、原文進行刪改，并進行評點，既帶來傳播史上的混亂，也具有一定的理論批評價值。

高玉海翻譯了《蒲松齡的文學遺產及其俄文翻譯》俄文版。該文是俄羅斯漢學家、圣彼得堡大學中文教研室主任索嘉威教授為全套7 冊12 卷俄譯《聊齋志異》（第一冊，俄羅斯圣彼得堡大學出版社2022 年5 月）撰寫的序言。序言分為四個部分：蒲松齡的生平及其創作；《聊齋志異》的創作及版本；《聊齋志異》的內容和藝術；《聊齋志異》的外文譯本，其中重點詳細介紹了在俄羅斯的譯介，尤其是阿列克謝耶夫翻譯的成就和貢獻。

張洪玉辨正了蒲松齡與唐夢賚同游泰山之說。她指出，康熙十二年（1673）蒲松齡與唐夢賚同游泰山之說不符合歷史事實：一、唐夢賚的泰山之行是在康熙十二年冬，踐昔年與釋元玉舊約；蒲松齡雖有《登岱行》七古一首，因未能系年，故被路大荒‘姑附于’康熙十二年癸丑的詩作中，但不能據此認定為該年所作。二、唐夢賚的泰山之行在是年的仲冬，而蒲松齡的泰山之行則在盛暑的七月，二人同是登岱，時間不同，時令有別。故唐夢賚登泰山在康熙十二年冬，蒲松齡登泰山在某年七月，二人未同登泰山。

第三場發言的與會學者有：蒲松齡紀念館研究館員楊海儒、寶雞文理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張乃良、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熊明、淄博師范高等?？茖W校人文學院教授王光福、菏澤學院人文與新聞傳播學院孫琳副教授。

楊海儒辨析了《聊齋志異》簡稱《聊齋》的問題。他認為，這種簡稱是未能正確理解《聊齋志異》書名的結構原意，簡單地以《聊齋》替代整個書名，忽略了《志異》才是書名的主體，而“聊齋”只是作者的代稱。對于《聊齋志異》的書名而言，可以全稱，也能簡稱為《志異》；單把《聊齋志異》簡稱為《聊齋》，有違蒲松齡的初衷，也不符合文法常理。

張乃良探討了在廣大青年學生中培養閱讀《聊齋志異》興趣和熱情的課題。他通過對當下聊齋閱讀境遇和基礎、高等教育階段教材選錄《聊齋》篇目的分析，認為應該加大研究力度，推動《聊齋志異》課程化，從書齋案頭搬進課堂；同時，應及時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時轉化為課程內容，普惠廣大青年學生。

熊明從故事學的角度對《王六郎》的文本與意義作了解析。他認為，《王六郎》的文本生成，具有某種標本意義和價值。蒲松齡在《王六郎》的整體故事建構中，一方面利用了源自民間的“水鬼與漁夫型”故事或“漁夫和淹死鬼”型故事的本事與民間信俗傳統，另一方面，也利用了《鄭德璘》與《圓觀》等前代小說積累的文人小說傳統，在繼承中實現镕鑄和創新，從而形成了具有“蒲松齡式”藝術個性的全新小說文本。

王光福以“壁畫”的獨特視角對《崔子武》《朱敖》《畫壁》三篇小說作了細讀。他認為，這三篇小說都是圍繞一幅壁畫展開故事，而寫作目的卻有所不同，所以分別看待這幅壁畫的眼光、視角、境界也有了不同，從中可以梳理出一條六朝志怪小說、唐代傳奇小說到聊齋小說的隱而未顯的線索，有助于對中國小說史的總體認識。

孫琳分析了《聊齋志異》中的災害敘事。他認為，書中既有對氣候災異、瘟疫、蝗災等天災的探詢，也有對戰亂之慘、殺人之慘等人禍的諷喻，于其中多隱喻著對官吏的批判、對諛神者的微詞等表達，名為“志異”，實為述憂述憤。

分組會議按照議題分為五組。與會學者圍繞議題展開了富有成效的討論。分組會議結束后，并對討論內容向大會作了總結匯報。

一、“兩創”與聊齋文化研究

聊齋文化是中華文明孕育的優秀結晶之一，深入開掘其當代價值和新時代內涵，聚焦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其品格真正與時代要求相適應，是聊齋學的重要任務。

趙慶超探析了新世紀聊齋電影的改編脈象及其背后的生成原因。他認為，新世紀以來的聊齋題材影片出現了宗教元素泛濫、情感戲份膨脹、鬧劇精神蔓延的改編脈象。制作者對虐戀、同性戀、無厘頭、“二次元”、御宅以及萌文化等多種外來亞文化元素的借用與整合，為聊齋電影改編提供了多種機遇，也孕育著重重的危機。因此，立足于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思考基點，勘探改編過程中出現的藝術盲點，防范因為改編不當可能帶來的話語風險，警惕和規范受網絡文化和大眾消費左右而產生的改編亂象。

齊立森、張艷麗討論了聊齋IP 影視改編的歷史衍化、敘事轉向及品牌塑造。他們認為，敘事層面上，聊齋IP 影視改編起步于忠于原著、節選與挪用的搬演模式，久歷形神取意、嫁接與雜糅的拼貼模式，及至顛覆原義、重構與置換的整合模式，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藝術創新路徑。新時代語境下的聊齋IP 影視創作，應在提升研究氛圍、開掘文化資源、創新敘事方式、拓展影視旅游、創生優質內容等方面深耕細耘，以創新傳統文化、塑造文化品牌為根本任務。

李志紅基于“兩創”背景下的聊齋小說動畫創作及文創開發作了思考。她認為，《聊齋志異》的動畫創作存在作品少、文化意蘊表現力不足、動畫形象繁亂、缺少進一步開發利用等缺陷；可將聊齋小說進行帶有鮮明中國文化意蘊的動畫創作，塑造出深入人心的主IP 形象；并借鑒美國迪士尼的操作模式，在動畫片基礎上進行各種文創品開發，通過建設聊齋奇幻樂園以實現游客交互體驗，深度感受聊齋故事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

李源討論了《聊齋志異》及其仿作的評書改編與藝術特征。他指出，傳統評書時代，改編《聊齋志異》的評書流派眾多，由陳士和開創的陳派是其中的佼佼者?！熬W絡評書”時代，部分演說者結合當今社會“快文化”的特點，對原著篇目不加區分的粗略播講，也有評書演員堅守評書說表細膩的藝術特征，篩選適合改編的篇目細致說講。由此，衍生出文言小說的改編難度問題。

丁修振從現代闡釋的視野思考了聊齋文化的研究與推廣。他認為，要以聊齋文化的現代闡釋為基礎，面向人民大眾的需求，以新的文化傳播矩陣為方式，進行聊齋文化的創意設計與開發，形成全新的推廣路徑。

趙姍姍討論了聊齋俚曲的傳承策略問題。她認為，目前聊齋俚曲存在知名度低、傳承隊伍人才不足等困境，要結合當地的文化環境，從政府傳承、社會傳承和校園傳承三個方面制定相應發展策略。

趙玉霞和王清平從文化賦能角度，討論了以聊齋文化帶動淄博文旅產業發展的設想。

二、文獻研究

文獻研究是基石性工作，為聊齋學提供堅實的基礎，內容主要包括蒲松齡家世生平、交游行跡、輯佚、辨偽等方面，是一個聊齋學的重要研究視閾。

劉玉林、吳培久考辨了新見《十二月詞》抄本的價值與意義。他們指出，《十二月詞》系清末民初抄本，其中一首署名“蒲松齡”，經與《學究自嘲》進行?？?，具有獨特的版本價值，有助于研究蒲松齡著作的文本和傳播。

聶廷生、王東考辨了《采薇翁》的人物本事與創作寓意。他們根據《劉氏家譜》等資料厘清了《聊齋志異·采薇翁》中“芝生”是劉孔和的字及其生卒年；劉孔和被劉澤清殺害的根本原因，是兩人對“國事”的不同態度；蒲松齡以“采薇翁”來命名人物及小說，應是出自《詩經·小雅·采薇》；蒲松齡的創作寓意主要體現在采薇翁的含義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表達了對劉孔和失敗教訓的深刻總結及其悲劇人生的深沉感喟。

劉洪強探討了青柯亭本《聊齋志異·促織》“魂化促織”情節的價值。他指出，認為《聊齋志異》手稿本為《促織》無可爭議的正確版本是不妥當的，即使是《聊齋志異》手稿本也有可商榷的地方。青柯亭本“魂化促織”之事使故事更合乎情理，這一“改動”極具匠心，不僅精彩而且有深厚的文化基礎。故手稿本優于青柯亭本或其他本子不能當成定論，尊重手稿而不是照搬手稿。

劉艷玲探討《農桑經》對《齊民要術》的接受與過程及其齊文化特色。她指出，蒲松齡摘錄過賈思勰的《齊民要術》，而且在其農學著述《農桑經》中多處引用。他在完成《農桑經》撰作時，尚未見到《齊民要術》，其《農桑經》中與《齊民要術》相關的內容來自韓氏《農訓》?！豆茏印放c《齊民要術》所體現的重農思想、民本思想、大農業觀、農時觀等齊文化特色，在《農桑經》中都是一脈相承的。

柳卓婭對蒲松齡夫人劉氏作了多重解讀。她從德行在先，不以貧為病——蒲劉婚姻締結的理念基礎；舉步維艱，所幸有賢妻——聊齋成就背后的堅定支撐；但知止足，悟山林樂地——中華優秀女性的智慧通達三個方面分析了劉氏形象，指出劉氏即使沒有像蒲松齡那樣滿腹才情能夠寫出一些千古奇文，但在生活、生命、人生的智慧和通達方面卻并不遜于蒲松齡。在這個角度和層面上，劉氏完全可以和蒲松齡對話。

蒲先和對蒲松齡先祖身世研究提出了質疑。他指出，蒲松齡對于蒲氏先祖是否為蒲魯渾、蒲居仁，是否遭過“夷族之禍”，他已經表示存疑，“年代久遠，不可稽矣”。因此，依此“不可稽”的資料作為論據，自不能得出可信的結論。

冀運魯分析了蒲松齡南游作幕經歷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他認為，這次南游，蒲松齡不僅為詩歌和《聊齋志異》創作積累了素材，深化了對官場的認識，還創作了大量公文，豐富了創作文體，這些都對其文學創作具有深遠意義。

孫啟新討論了蒲松齡與張篤慶相知相交的一生。他指出，蒲松齡與張篤慶同為淄川人，年齡相仿，交情深厚，他們的人生經歷、文學成就以及苦樂際遇卻大體相同，但走上了不同的文學道路。

李漢舉梳理了蒲松齡紀念館藏聊齋俚曲抄本及其著述情況。他認為，聊齋俚曲抄本為存續俚曲功不可沒，卻也帶來了抄錄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訛誤問題。從版本學和?？睂W的角度來看，圍繞蒲松齡紀念館藏俚曲抄本，對已發現抄本及其校本加以梳理，有助于考察抄本源流與?？?。

程元冰、趙姍姍分析了盛偉本、蒲先明本、蒲松齡紀念館本、張泰本等聊齋俚曲版本的差異與特色。王一千探尋了蒲松齡郢中社友王鹿瞻的家族史料。呂明慧考察了蒲松齡的族甥趙金人居住的借山樓。

三、文本研究

文本研究重在文本自身的開掘，包括主題意蘊、藝術價值、人物形象、敘事模式、情節結構、語言藝術等各個方面，是聊齋學研究的主體和重心。概而言之，本次論壇主要有以下四類。

一是對主題意蘊的思考。

張含從文人獨特的“夜讀”生活觀照蒲松齡的讀書和創作生涯。她認為，“夜讀”不僅是《聊齋志異》故事中經常出現的場景，也是其詩歌書寫的一個重要內容，蒲松齡對夜讀感觸頗深，得心應手地將夜讀生活的酸甜苦辣寫入作品中，從而形成一種獨特的“夜讀”書寫：他在詩文中多表達夜讀之苦；而在小說中多表現夜讀之樂，通過對親情、友情、愛情的想象性敘事化苦為樂、營造樂境，以獲得寬慰性救贖和人生補償。

蓋光探析了《省身語錄》中蘊含的中華智慧精義。他認為，《省身語錄》基于物、情、知、智而融通的德性與善性，智慧滿滿、情意無間，映現“聊齋先生”的仁與智，鏡攝融情與和善的策略及方式?！墩Z錄》智慧性、全形態的自省性，“發世德之詳”的表達之勢，展示了中華智慧傳承的基本脈絡及重要載體的獨有魅力。

徐永斌探討了《聊齋志異》中的文士治生和蒲松齡的治生情形。他指出，《聊齋志異》對文士治生的摹寫，反映了清代文士治生的社會現實，也與明清文人治生理念有關?！读凝S志異》主要集中在處館授徒和文士經商兩大類，這正是蒲松齡與其父、其子長期從事治生的主要途徑和手段，表現出他們治生手段的文化性特征，給《聊齋志異》描寫文士治生注入了素材和活力。

孫晨晰討論了蒲松齡筆下的江、河、湖水域的藝術塑造。他以具有典型性的江、河、湖為例，提煉文本中江水的無常洶涌、河水的親民浩大以及湖水的相對平穩、神秘瑰麗等特質，在比較中感知其水文面貌、文化意蘊和敘事節奏上的異同。進而根據蒲松齡成長環境、行旅軌跡，對照詩詞文中的水域書寫，理清書寫中作者的真實感知和虛構想象成分，分析其形成過程中的影響因素以及書寫中暗含的道德隱喻和情感寄托。

王世玥以泰山文化對蒲松齡的影響為切入點，探討了其創作心理。她認為，蒲松齡的泰山書寫暗含了他的情感寄托，從對東岳大帝正義品質不自覺的期盼上，透視出他內心對賢明君主和清正時局的幻想。同時，泰山又是蒲松齡作為封建儒生身份的一個情感載體，承載著他一些較為直接的政治情感宣泄。

張保見探討了《聊齋志異》中的戰亂描寫。他認為，《聊齋志異》有關戰亂的書寫，或作為故事背景，或與故事進程相終始，或是故事展開的重要節點，有些則直接為歷史場景的冷靜記錄，成為每一篇整個篇章的有機組成部分。在進行藝術加工的同時，部分忠實地記錄了明清易代之際的戰亂情形，不僅具有彌補傳統史料不足的功能，在歷史觀念、啟發思考等方面也具有價值。

李敏解讀了《聊齋志異》中多元化與超脫化的婚戀關系。她認為，《聊齋志異》中部分篇章體現出多元化與超脫化的婚戀關系，這是蒲松齡先進思想的反映，包括他對各種婚戀模式的認同、對男女之間身體欲望和靈魂欲望的雙重肯定、女子能夠掌控家庭、施展才華的贊譽以及對婚戀關系取消或停止的深度思考，現代婚戀關系有從中尋求借鑒的可能性。

二是對藝術價值的評判。

王平在與王士禛、袁枚、紀昀小說比較中，探討了《聊齋志異》獨特鮮明的審美特征。他認為，《聊齋志異》之所以能夠超越王士禛、袁枚、紀昀等文言小說家的作品，其根本原因乃在于蒲松齡具有文學家、小說家的天賦異稟，其《聊齋志異》具有文學作品的獨特鮮明的審美特征：情感特征、想象特征、愉悅特征。

成敏從《聊齋志異》中的植物意象，探討了蒲松齡對雅俗的取舍。她認為，通過植物意象的選取和描寫，蒲松齡不但展示了人物性格、渲染了主題，也體現了他一貫“雅俗兼濟”的審美取向和文化品格。作為文言小說的作者，從文體和語言上，他對于“雅”有自己的追求；在審美和文化品格上，他對于“俗”也有自己的傾向，背后是他對于世俗欲念和審美的認同。

姜維楓、王光福細讀了《江城》中高蕃和江城見面的情境片段。她們認為，通過與其它《聊齋志異》名篇的相似片段進行對比，對《江城》中的一個精彩片段進行“文本細讀”，可以看出《江城》內涵豐富、藝術高超，實為不可多得之寫實佳篇，其對少年愛情心理的挖掘和相貌之美的描寫，均展現出語言描寫的驚人功力，甚至可以和《西廂記》《紅樓夢》中的著名段落相媲美。

于紅慧認為《聊齋志異》是一部充滿濃郁詩意的詩化小說。她表示，《聊齋志異》的詩化傾向不僅是因為把詩藝融入小說創作，還在于成功地運用詩歌典故和詩歌創作手法，融入了小說的主旨立意、情節構思、人物塑造、意境營造、語言詞句等功能和作用層面，從多個角度鋪設了故事的詩的意境，形成了以詩立意的故事、以詩命名的人物、以詩結撰的情節和以詩為基的藻采。

三是對人物形象的分析。

付善明分析了《聊齋志異》中的女俠形象。他把《聊齋志異》中的女俠形象分為喬女—農婦型、俠女—商三官型、紅玉—霍女型三種類型，指出第一類女俠是傳統意義上的急難好義；第二類女俠輕死重諾；第三類女俠是“情俠”形象，這類多為蒲松齡所獨創。

陳紅艷、石麟以嬌娜、青鳳、嬰寧與小翠四位狐女形象為例，觀照了《聊齋志異》中的女性悲劇問題。她們認為，蒲松齡的愛情觀、婚姻觀、婦女觀從主流上講是進步的，但也有復雜性乃至落后性的一面，從而形成了《聊齋志異》的藝術之美和文化之悲。

榮敦寧考證了李象先的人物本事。他考察了李象先的家世、生平、事跡和思想，指出《李象先》以“虛”蘊“實”，通過虛構的故事形象生動地概括了李象先的家庭、文學成就及其生活地域等現實信息。

四是對敘事模式的探討。

李桂奎論析了《聊齋志異》“情緣”敘述及其風雅情調。他指出，《聊齋志異》經常拿“情緣”做文章，狐鬼情緣敘事大致有兩種趨向：一是經過考驗，重續舊緣，花好月圓；二是“曲終人不見”，飄然逝去，令人傷感。這一場場“情緣”，傳達出蒲松齡由沉迷夢幻到墜入俗界的人生體驗?！读凝S》情緣，既給人樂在其中之感，又可悲可嘆。一方面是作者沉醉夢幻心愿的映現，蒲松齡借此聊慰寂寞，茍且自得；另一方面又是作者夢幻不足恃心境的投射，傳達出作者患得患失，徒然悲傷的心情。這種敘事格調似乎沾溉了“專寫釵盒情緣”的《長生殿》，乃至于生發出“只怕無情種，何愁有斷緣”之信念。

李奎、劉薇證明了《花國奇緣》和《南柯太守傳》《蓮花公主》三者間有相同的敘事情節要素。他們認為，《蓮花公主》一方面對《南柯太守傳》進行吸收借鑒，另一方面自己又有所創新發展，而后影響越南漢文小說《花國奇緣》，可見《蓮花公主》在中越夢境故事中起著無比重要的銜接作用。三者情節相似，卻又體現出了不同時期作家對于同一類故事敘述所映射出的不同主觀情感。

職偉探討了《聊齋志異》對小說歷史時間的消解。他認為，《聊齋志異》在創作技法與敘事方式上取得的最大突破，是對敘事傳統所注重的歷史時間的有意消解。消解歷史時間這一頗具“現代性”的敘事方式，實現了增強故事的奇異色彩、凸顯驚幻效果的藝術目的，并有力推動了其后志異小說編撰者與傳播者時間意識的轉變。

魏笑以《西湖主》為例探究了《聊齋志異》虛構空間與現實空間的沖突與交融。她認為，蒲松齡屢試不第，對科考失望，生發出超越俗世的愿望，將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融入敘事，仙界的虛幻空間與神仙伴侶成為科舉和世俗之外的理想精神家園，而現世空間的家族榮耀也不可廢棄，以期庇護子嗣、光耀門楣，展現出對人性和社會現實的深刻洞察，揭示出當世文人的普遍心理。

夏阿玲探討了《聊齋志異》中簪釵物象書寫的文學功用和文化意蘊。她根據用途，把《聊齋志異》中的簪釵分為“財物”“工具”“飾物”“信物”“武器”“禮物”“遺物”七類，認為小說中的簪釵書寫有利于塑造人物，再現女性的日常生活，觸發、推動、強化情節，巧妙地點染氛圍，不僅承襲了敘事文學中信物敘事的傳統，還反應一些清代發飾風貌，以及明清時期尚情的社會風潮。

李永添考察了《聊齋志異》中節慶意象的時間節點及其所蘊含的民俗內涵和敘事策略。他認為，蒲松齡善于抓住節慶意象的出游和宴聚兩個興奮點展開，為角色提供相識、相遇的機會，讓節日本身賦有獨特的敘事意義，并在主題凸顯、故事情節、人物塑造、把控節奏等方面承擔起了一定的文學功能。

四、接受研究

從《聊齋志異》誕生之初，就開始受到關注，逐漸產生了巨大影響，變為推崇與效仿、評點與改編；而且它不僅是中國文學的豐碑，也是世界文學的經典，是目前譯本最多、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一）評點與改編

蘇煦雯探討了但明倫《聊齋志異》評點中的“代言”現象。她認為，但明倫化用八股文“代圣賢立言”的創作體式，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代言”評點模式。以“意若曰”“若曰”等起講語為開頭的“代言”形式多具闡釋情節意蘊的目的，而直接以第一人稱為人物立言的形式則多出現于情感表達較為突出的故事。在“代心”下“代言”的評點理念使得但明倫能夠真切地描摹人物心理，為小說讀者提供了“不隔”的審美體驗，同時“代言”評點中的教化功能又展現出但明倫的儒家思想底色。

朱澤寶介紹了勛銳及其評講《聊齋志異》的貢獻。他指出，民初旗籍說書藝人愛新覺羅·勛銳的《聊齋志異》評講具有獨特的文學批評價值：著力發掘《聊齋志異》的社會批判意義，解構小說的愛情色彩；關注《聊齋》的敘事疏漏，加以抉發與補苴；將諸多傳統小說批評策略運用于《聊齋》批評中，并多有拓新。充分關注勛銳等旗籍藝人評書中蘊藏的文學批評成就，是對旗人文學批評家的重新發現，也將促使小說批評研究的轉換視野、更新方法、擴充史料，推動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不斷生新。

孫大海探討了徐康批注本《聊齋志異》的批評價值。他指出，徐康批語在主旨層面更為全面系統地運用和發展了“寓言說”；在文法層面體現了一種代入批評視角，在句法層面更注重從“句調”進入“句法”，這兩個層面又皆以徐康之學問根柢為依托；徐康批語對小說的情節探源與文本比較，已經超越了批注行為本身，而帶有了一定的小說生成史、閱讀史與接受史意義。

杜治偉探討了清代文言小說評點的思想價值及其意義。他指出，清代文言小說評點較之前規模上有所擴大、對象上有所新變、題材上有所延伸，顯示出不同以往的特殊性，雖然以補充正文記載、宣揚道德教化為主，多數內容的意義和價值不大，但評點者對時代社會的諷喻、對筆法筆意的肯定、對讀者感受的記錄等又都為小說評點的發展開辟新的道路，推動著它的興盛與繁榮。而評點的大量出現既反映了清代文言小說的社會認同，也刺激了文學創作，加速了作品流播，使得評點者從傳統意義上的文本接受者向文本生產者、文本傳播者過渡，實現一種身份上的跨界。

王世鵬從序跋角度探析了《聊齋志異》在清代接受過程中的性質認同。他認為，自《聊齋志異》一書創作伊始的康熙時期至晚清時期的百余年間的接受過程中，伴隨著其文學史地位上的“經典化”歷程，對其性質的認識傾向同時也經歷了自經典走向通俗的轉變，即自康熙時期的“補經”至于雍乾時期的“逸史”，終至于晚清時期回歸其本來面貌的“小說”。

張佑睿探討了《聊齋志異》早期版本中的異文校改問題。他指出，通過對包含青柯亭刻本在內的八個主要版本進行全面的異文比對，可以看出存在諸本異文具備系統性改動：一方面顯示蒲松齡在《聊齋》流傳過程中存在持續修訂的行為，并有一次較大規模的改動，使現存諸本異文來源趨向兩個主要底本，由此可將《聊齋》所有現存版本分為改稿本系統與初稿本系統；另一方面則顯示兩大系統之下，也有僅存在于部分版本的共有異文，可見《聊齋》諸本傳抄時所據底本應當存在稿本之外的其他過錄本或是再抄本。

王譽凝以《鸚鵡媒》為個案，分析了清代聊齋戲對《聊齋志異》的接受、改編與誤讀。她認為，戲曲改編者一方面對《聊齋志異》的人物、情節、主旨和藝術特色進行了符合傳奇體式的接受與改編，兼采《牡丹亭》等前代傳奇的營養，宣揚符合綱常名教的才子佳人式至情；引入“互夢”與“對鏡寫真”兩大敘事母題并與《牡丹亭》形成互文，是《鸚鵡媒》的亮點所在。另一方面，劇作改編后人物形象的異化、庸俗化及情節的蕪雜也降低了《聊齋志異》原作的格調和詩意風韻，存在一定誤讀。

唐鑫以細致的比較、影響研究，廓清了《西湖主》戲曲的歷時演繹鏈條。她認為，在幕主命題的背景下，陸繼輅的《洞庭緣》傳奇對《織成》和《西湖主》兩篇的剪裁與組織方式，體現出陸氏在改編小說本事中的著重經營和集中創新之處，其意義不僅在于它率先嘗試了西湖主題材的戲曲化創作，還在于其藝術價值，以及對于其后諸多西湖主戲曲的潛在關聯。道咸年間和清末民國以來西湖主戲曲，都不同程度地回應著《洞庭緣》的影響。

張青松梳理了《聊齋志異》評點及何守奇評本情況。他指出，一經堂刊何守奇評本中，天津圖書館藏本為初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與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實為同版。何評本是第一個以評點命名的《聊齋志異》評本，其評點是全方位的，涵蓋全書，具有開創意義。

（二）域外傳播

魏崇新、張洪波介紹了美國漢學家梅維恒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宇文所安、孫康宜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與德國漢學家顧彬主編的多卷本中國文學史中的《聊齋志異》書寫。他們指出，這三部21 世紀西方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代表了西方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新成果與新的文學史觀。三部文學史關于《聊齋志異》的書寫，從“他者”視角闡發了《聊齋志異》的創作特點與豐富內涵，引導西方讀者換一副眼光閱讀欣賞《聊齋志異》，加深對《聊齋志異》的理解，加強了《聊齋志異》在西方經典化的影響力，對國內的《聊齋志異》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啟發與鏡鑒作用。

任增強論述了澳籍華裔漢學家鄺如絲聊齋節譯本《中國鬼怪愛情故事》的獨特價值與魅力。他認為，鄺如絲兼具的女性與戲劇表演者的譯者身份，引致了其聊齋英譯本不同于其他譯家的別樣之處。她以譯者身份為觀照點，輔以比較的視野，細察鄺如絲對譯本選目、異史氏評論話語、故事中的愛欲書寫、人物對話以及若干情節等內容的操控及其所產生的翻譯效果，呈示出不同于其他聊齋英譯本的諸多特色。

趙碧霄分析了日本《本朝聊齋志異·桃香》對《嬰寧》“翻案”書寫。她認為，小林恭二以“本朝”為名，在對背景和人物進行基本“歸化”處理的基礎上，更加著意于替換或增加以日本真實的歷史人物、官職名稱以及原產植物，并展現出日本平安時代攝關政治期間國風文化復興的社會風貌。同時關于“上巳節日”和“安葬狐母”的改寫又保留和顯現了中國原始的上巳風俗文化信仰和儒家父權家庭倫理觀念?！短蚁恪菲皻w化”中的“異化”成分鮮明地表現出日本文學脈絡中的“中國底色”，及其自身文學發展中顯著的“變異性”特征。

岳巍考察了俄羅斯漢學家王西里和阿理克對《聊齋志異》在俄羅斯傳播的貢獻。他指出，王西里和阿理克都收集過《聊齋志異》的版本，喜愛《聊齋志異》并進行譯介，對《聊齋志異》在俄羅斯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阿理克的聊齋小說翻譯，享譽國際漢學界和中國俄學界，其培養的大批漢學人才，也都不同程度地從事聊齋學研究，為《聊齋志異》及中國文學文化在俄羅斯的傳播、為中俄文化交流所做出了貢獻。

付巖志探討了《聊齋志異》中域外交流描寫的類別、內涵與意義。他認為，作為涉外交往現象的文學呈現，它包含著政治上和平共處、經濟上互惠互利、文化上多元共生等多方面內涵。對于理解蒲松齡內心世界中的情感與哲思、了解涉外交往時的獵奇心理、把握當時涉外交往的文化心態、增進當今的對外交流交往等有一定的意義和作用。

五、比較研究

比較是文學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成為《聊齋志異》研究的重要方法，開拓了聊齋學的研究視野。

趙潤哲探討了《世說新語》對《聊齋志異》的影響以及晚明“世說體”對《世說新語》的書寫嬗變。她從兩本小說共同的文體根源出發，在趙伯陶先生提出《聊齋志異》對《世說新語》借鑒四個方面的基礎上補述“象物比德”“三教重儒”兩方面。并指出，《聊齋志異》與《世說新語》及其衍生體的志人與志怪題材差異在晚明“世說體”的比較中逐漸縮小，可見明清時期志人與志怪合流趨勢。

黨月異探討了《牡丹亭》與《香玉》中的至情思想。她認為，湯顯祖的至情思想對蒲松齡有明顯的影響，清初《香玉》和晚明《牡丹亭》建立了一種明確的對話關系，二者異曲同工、同中有異?！断阌瘛肥菍Α赌档ねぁ分燎檎摰倪b相呼應和進一步的情感書寫，是對明晚情感話語的自覺延伸與有意回響。從文學史發展的角度梳理從《牡丹亭》到《香玉》中至情文化譜系的傳承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尚繼武探討了《聊齋志異》與《鏡花緣》科舉敘事的異同。他認為，《聊齋志異》的科舉書寫與明清時期科舉小說的諷刺與批判主旨的主流相合，諷刺與批判的筆力較強，敘事格調上莊重嚴肅與冷峻激憤并存?！剁R花緣》的科舉敘事則屬于“異流”或支流，其中存有對科舉制度的不滿之意，但未上升到深刻批判的高度，其敘事格調莊諧并存，調侃戲謔相融。但是，無論蒲松齡的嚴肅批判，還是李汝珍的戲謔調侃，都解構了封建社會科舉考試及其制度的嚴肅性和神圣性，其作品為晚清徹底否定科舉制度、呼喚新教育小說的問世做了探索與準備。

陳國學以《聊齋志異》與《太平廣記》中的三組小說為例，分析了《聊齋志異》創作題旨的進化。他得出的創作啟示是，將神怪小說世情化，是《聊齋志異》成功的一大法寶。蒲松齡在神怪的故事中寄托了對此世的深切關懷，這使其小說充滿了濃重的世情味道，將神怪小說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

張振國探討了民國吳綺緣創作的“聊齋”體文言小說對《聊齋志異》的繼承與創新。他把吳綺緣報刊文言小說分為四類：“反聊齋”系列、“新聊齋”系列、“類”《聊齋》系列、新體系列，前三類文言小說都從題材到敘事均更多地繼承《聊齋》的傳統。吳綺緣是民國時期小說創作大家，其文言小說創作自1915 年一直持續到1949 年，幾乎與民國相始終。其創作的文言小說語言風格和手法明顯受到《聊齋志異》的影響同時又有新的時代氣息，代表了民國時期文言小說創作的總體特點和水平。

楊婷、孫超從戲仿與祛魅的角度，探討了吳綺緣《反聊齋》的思想蘊涵與藝術風格。她們認為，《反聊齋》在文體上突破反“聊齋”常效“閱微體”的傳統，賡續了《聊齋》文體及其美的創造，對其后“聊齋體”作品尊體與重美產生了關鍵作用。在思想觀念上，《反聊齋》對其戲仿文本《聊齋志異》進行了祛魅：以科學精神反對封建迷信，張揚以“情”為中心的新型婚戀觀，強調男女間平等的知識授受，表示厭棄功名富貴等。然而這些觀念突破都有明顯的思想局限，仍然依違于傳統與現代之間。整體觀之，《反聊齋》通過化古生新融入了民初小說界的“興味化”主潮，為實現中國小說基于本土立場的蛻變做出了貢獻。

麻飄飄、劉相雨以《聊齋志異》圖詠本與全圖本聊齋“女性篇”插圖為例，比較了獨幅圖與多幅圖的構圖異同。她們認為，相同圖像主題的呈現上都體現出對情節律的共同追求，細節處理中全圖本插圖存在對文本的逃逸現象，二者構圖風格上呈現出的文人畫與風俗畫、簡樸與繁華，保守性與靈活性的對比。不同圖像主題的取舍反映了雅俗差異：圖詠本插圖強調情節性，對小說的詮釋性強，風格偏雅，適合公共性閱讀；全圖本插圖喜艷情，崇尚家庭日常生活與民俗表現，觀賞性娛樂性強，風格偏俗，適合私密性閱讀。

鄒佳儀從自然審美角度，分析了《山海經》和《聊齋志異》的藝術形象。她認為，這兩部經典文藝作品的藝術形象具有豐富的自然美特征，大致可分為自然形式之美、自然內在特性之美與自然社會交融產生的精神之美、自然生命歷程之美三個范式，展現了自然審美在科學、文學和哲學以及現實上的意義。

付琳清論述了《聊齋志異》與《史記》“志人”手法。她認為，《聊齋志異》常用《史記》中的人物和故事比附小說中的人物和事件，在形式上有意仿《史記》的紀傳體和結尾點評，更繼承了司馬遷“志人”的相關手法，并發展出了新的特征，展現出了時代賦予的特性。

王海洋探討了清代仿《聊齋》小說的藝術旨歸。他認為，隨著時間的后移，仿《聊齋》傳奇諸小說由最初的藝術手法較為樸素發展為多樣而至濃艷，志怪數量也由較多而至較少以至絕跡。

六、《醒世姻緣傳》研究

《醒世姻緣傳》的作者問題，“蒲松齡說”與“非蒲松齡說”莫衷一是。

周琦玥從戲曲史料的角度，審視了《醒世姻緣傳》作者“蒲松齡說”。她認為，無論是從《醒世姻緣傳》文本內部反映的“史實史料”，還是從其中對戲曲藝人采用“春秋筆法”的譏誚反映的“觀念旁證”來看，其與清代淄川地區的戲曲生態實景、蒲松齡對戲曲藝人和戲曲演出的看法都存在諸多不相吻合之處。其中偶有出現的相同或相近的成分，卻又與明清時期整個山東乃至北方地區十分一致，并不存在能夠確鑿立論、具有明確的“確定性”或者“排除性”的特異性證據。由此來看，僅出發，《醒世姻緣傳》中的相關內容非特不能證明“西周生”就是蒲松齡，反倒還提供了否認此說的諸多材料。

蘇加慶以及張慶林、蒲圣業、周雁翔認為《醒世姻緣傳》的作者是蒲松齡。

本次論壇定位高、議題多元，挖掘了聊齋學的思想價值和文化貢獻，彰顯了聊齋學的學術內涵與學術體系，推進了聊齋學學科建設的發展。大會學術至上、求真求實、守正創新的學風品格，對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都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