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緣傳》“農民”考
——兼論明代吏員參充制度

賈海建

（紹興文理學院 學報編輯部，浙江 紹興 312000）

《醒世姻緣傳》既是古代世情小說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最豐富又最詳細的文化史料”［1］855，為我們認識明代社會提供了生動的圖景和豐富的細節?！缎咽酪鼍墏鳌返谒氖亍堆賽汗硇袃?鄉約報村農援例》，明水鎮的里長鄉約風聞侯小槐因娶汪為露之妻暴得橫財，便借納監之事向侯小槐索要五十兩銀子。訛詐不成后，里長鄉約惱羞成怒，將侯小槐舉報到縣中去納監。侯小槐向縣官辯解稱，自己是種田農夫，無力上納監生，并且“一字不識，似盲牛一般”?？h官卻說：“因你不識一字，所以報你納監。若是認幾個字，就該報你做農民了?！彪m然侯小槐“使了六十兩銀子，尋了縣公相處的一個山人說了分上”，免除了納監之事，但鄉約仍然不肯放過他，又要“舉報農民”。對于此回的“報你做農民”“舉報農民”，讀者多會有所疑惑，為什么做“農民”比納監更可怕？“這監生不（還）止于傾家，若是被他報了農民，就要管庫、管倉、管支應、管下程、管鋪設、管中火。若賠了，傾家不算，徒罪充軍，這是再沒有走滾?！保?］571－572在明代，農民除了是“士農工商”四民之一外，還有什么特殊的內涵呢？

一、《醒世姻緣傳》“農民”歧說辨析

現有的《醒世姻緣傳》校注本以及相關的小說語言詞典皆未對第四十二回中的“農民”進行注解。法律史專家郭建在談到書吏特權時引用過《醒世姻緣傳》的這一情節，認為“管庫、管倉、管支應、管下程、管鋪設、管中火”是農民應承擔的差役，而侯小槐“原來開一個小小的藥鋪，是個市民”，鄉約借清查黃冊之際，試圖將他劃為農民，以使其承擔繁重差役，從而達到報復的目的［3］71。明代戶口主要有民、軍、匠、灶等籍，后來為了征派稅役和市場管理的方便，確也出現了鋪商注籍制度，所注之籍稱之為“商籍”或“鋪籍”［4］116－127。不過，侯小槐投狀請求免于納監時，特別強調自己“世代務農，眼中不識一字，祖遺地土不上四十畝，無力援例”，因此，侯小槐本當就是民籍中的農戶，換句話說，《醒世姻緣傳》中“舉報農民”與戶籍劃定并無關系。以古漢語研究見長的趙紅梅、程志兵曾對《醒世姻緣傳》中“農民”的內涵做過專門探討，指出該“農民”實為“糧長”的俗稱［5］92－94?！凹Z長者……令田多者為之，督其鄉賦稅”［6］1899，其職責主要是催征、解運錢糧。明中期以后，賦稅繁重，農民逃亡現象加劇，政府常責令糧長補足賦稅錢糧，因此，糧長成為人人避之不及的重役。如果將《醒世姻緣傳》中的“農民”理解為糧長，在邏輯上也講得通，但與相關史實不盡吻合：

首先，從制度的設計上，編僉糧長的標準雖多有變化，但考慮的主要是田地、丁額、家資之多寡，對是否識字沒有特別的要求?！缎咽酪鼍墏鳌分锌h官提到，納監可以不識字，但“做農民”需要“認幾個字”。其次，糧長的主要任務是征解春秋二稅，政府也會委派其“擬訂田賦科則，編制魚鱗圖冊，申報災荒蠲免成數，檢舉逃避賦役人戶和勸導農民努力耕種并按期納糧當差等”［7］1。而《醒世姻緣傳》“做農民”需要“管庫、管倉、管支應、管下程、管鋪設、管中火”，卻未提及征解錢糧這一導致糧長破家亡身的苦役。再次，明代糧長有“鄉儲”“萬石長”“公正”之別名，但現有史書、筆記、方志等文獻中尚未發現糧長有“農民”之俗稱。

綜上，《醒世姻緣傳》中的“農民”既不是指農夫或農戶，也不是指糧長等里役。值得注意的是，除《醒世姻緣傳》外，其他小說作品中也出現過此種特殊的“農民”?！段餮笥洝返谖迨?，張守成解釋為何半路出家時說：“弟子自幼兒習讀經書，有心科舉，后因五谷不熟，不如草稗，卻到我本縣去納一個前程。是個什么前程？是個辦事的農民。漸漸的當該，漸漸的承行。當該、承行不至緊，就看見公門中有許多不公不法的事，是弟子發下心愿，棄職而去……”［8］729清初擬話本《二刻醒世恒言》下函第五回《黑心街小戲財神》講述一個發生在明朝山西應州府的故事，主人公淳于智文不成武不就，“舍了文武兩途，只有一個作吏。這淳于智也思量去作吏，只是山西舊例，都要有家事的才好納農民，加納兩考，如無本錢，也進不得衙門。這淳于智家里，只有四堵壁子，還是租著人家的，破了不曾修好，那里得個銀子去納吏”［9］131。由以上兩則材料可以看出，“農民”在官府中做事，與吏員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也契合了《醒世姻緣傳》中當了“農民”就要“管庫、管倉、管支應、管下程、管鋪設、管中火”的職責范圍。不過，如若想要真正明確“農民”的含義及其與吏員的關系，還需從明代吏員的參充說起。

二、吏員參充與“農民”的產生

明代選人三途并用：“進士為一途，舉貢等為一途，吏員等為一途?！保?］1715吏員俗稱外郎，“是由國家任用、在吏部注冊、地位低于官的公職人員”［10］39。明代吏員的參充主要有僉充、罰充、納充三種途徑。其中，罰充指官員、進士、舉人、監生、生員等犯錯或久學無成而謫充為吏，典型的如弘治年間鄉試第一的唐寅，在會試時因受科場舞弊案的牽連而被貶謫為吏［6］7353。由于罰充之吏員與“農民”關系不大，并且明中葉以后罰充為吏的規定漸次廢止，因此，本文重點關注僉充與納充兩種形式。

僉充即政府強制性地從當地百姓中征派吏員。吏員本質上帶有役的色彩，因此也被稱為“吏役”。明代僉吏事例規定，民戶有二丁、三丁者一丁充吏，四丁以上者，即使有“一丁或為官、或充生員，及有一丁充吏后，有司又僉其一丁充吏”的情況，也不可以優免［11］400。乾隆《吳江縣志》在總結明代役法時云：“明役法有四：曰選役，曰編役，曰長役，曰賦役?！保?2］435其中吏員即為選役：“選役者謂其才力堪中，有犯則除名?！保?2］439也就是說，吏員雖屬役之一種，有一定的強制性，但也要符合一定的條件才能參充。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吸取元代奸貪猾吏禍國殃民的前車之鑒，提出吏員“惟以農人役之”［13］402，從而成為有明一代吏員僉充的成法定規：“凡僉充吏役，例于農民身家無過、年三十以下能書者選用。但曾經各衙門主寫文案、攢造文冊及充隸兵與市民，并不許濫充?！保?4］147對于不許市民參充吏員的原因，朱元璋解釋道：“其市井之民多無田產，不知農業艱難?！械葻o籍之徒……其心不善，日生奸詐，豈止一端，惟務構結官府，妄言民之是非。此等之徒，設若官府差為吏卒，其害民之心哪有厭足?！保?3］327－328因此，農民身份成了明初僉充吏員的必要條件，僉充之吏員又被稱為“農吏”。如《咒棗記》中薩真人轉世西河縣，“忽遇上司明文，著各縣耆老保取子弟俊秀者，充取農吏。西河縣的耆老就保了這個薩君”，被僉撥在刑房為吏［15］17?！氨Ｈ∽拥芸⌒阏?，充取農吏”即僉充吏員。

由于吏員僉充與農民身份的關聯性，“農民”一詞在明代被賦予了新的內涵。王同軌《耳談類增》指出，明初時“吏稱農民”［16］253，即“農民”是吏之別稱。不過，“吏稱農民”僅見于《耳談類增》，即使這一說法記載無誤，也當只適用于明初，此時，僉充吏役者考核合格即能收參成為吏員。隨著納充吏員政策的推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

納充即通過納物或納銀獲得參充吏員的資格。明代吏員捐納之風肇始于景泰年間［17］75－81，最初只是由于西部邊地連年戰爭，在四川等個別地區實行以籌措軍餉。成化以后，或因救災備荒，或因大工籌餉，甚至以“處錢糧以裕國用”［18］322等寬泛的理由，在全國范圍內廣開吏員捐納事例，并逐漸演變為常規定例，隨之，納充也取代僉充成了吏員來源的主要途徑。關于納充吏員的程序，嘉靖年間曾任吏部尚書的許贊說：“本朝之制，民家子弟初在本處納銀充吏謂之農民，巡按考其刑名、行移、寫字……考稱者，照納銀司府州縣令典等項，挨次參充，不中者降參著役?！保?9］1370許贊所謂“民家子弟初在本處納銀充吏謂之農民”的說法，在學界有著廣泛的影響。也就是說，捐納吏員者納銀之后還要經過考選及候缺，而在成為正式吏員前即被稱作“農民”。不過，盡管明朝中后期納充已是吏員的主要來源，但在名義上僉充仍是吏員參充的“正途”，納充吏員需“援例”實施，一事一例，一般都有一定時限或錢糧額度，超過時限或捐納的錢糧達到一定數量即行停止。如弘治六年（1493），保定等府水旱蟲疫連歲相仍，為救荒開捐納吏員等事例，“俟麥熟停止”［20］1560；嘉靖十八年（1539），工部請開納監生、吏農等項事例，“詔從之，限三年止”［21］4770。因此，納充吏員盛行并成為主流后，僉充這一形式并未消失，而僉充者同樣也要經過考選及候缺，在成為吏員前也屬于“農民”。嘉靖年間《廣東通志初稿》就明確記載了“農民”包括“納銀農民”和“考選不納銀農民”兩類［22］216，并且這與嘉靖七年（1528）吏部的規定也相吻合：“凡農民選取良家子弟取具保結，教令習學書寫，講讀律例等書，轉送巡按衙門定立等第……前納銀聽參人役，送考堪中者，于農民考中數內挨次參用?！保?2］215可見，選取者（僉充）與納銀聽參者（納充）在獲得吏缺前皆是“農民”，許贊對“農民”的解釋并不全面。

關于“農民”及其與吏員的關系，萬歷年間《東里志》的說明或更接近事實：“初辟于有司謂之農民，至授職事乃謂之吏?！保?3］135也就是說，明代將初參吏員尚未考選者，以及初次考選或捐納定撥后候缺吏員者稱之為“農民”（下文提到的“農民”皆指此而言，如無必要不再加引號）。另外，由于吏缺少，候缺者眾①候缺者中既有僉充、納充之農民，也有吏員轉考、起復者等，其人數往往是吏缺的數倍。，僉充或納充吏員者往往不能立即補缺充吏，因此，農民又被稱作“候缺（聽缺）農民”，甚至存在“納銀三十年未撥”［24］624的情況。如此一來，農民不再只是僉充或捐納吏員者的一種過渡性身份，而成了衙門中長期存在的一大群體。

三、農民的地位及職責

一般來講，無論是僉充還是納充吏員，農民皆是其必經階段，因此，“報農民”可看作是“報農民以充吏”的省稱。明代吏員三年一考，“三考滿，四考勤，而定以雜職，九品、八品、七品等第，而授之冠帶，又分各衙門辦事。六月畢典，給引回家，謂之省制。候選期至，行文起取至部，高者授以京衛或外衛，經歷司七品、八品等官?！保?3］135因此，吏員考滿選官也是頗具吸引力的“異路功名”，如上文提及的張守成（《西洋記》）、淳于智（《二刻醒世恒言》）皆將參充吏員作為前程出路。即使考慮到存在“吏員需選者人多缺少，計其資次乃有老死不能得一官”［25］106的情況，但做了農民、吏員可獲得賦役上的優免，并且“庶人在官者”的身份也讓吏員有了舞文貪賄以取利肥家的權力，因此，“百姓之黠者，爭營巢窟而充吏胥”［26］105。既然如此，為何《醒世姻緣傳》中報農民會令侯小槐聞風喪膽，唯恐避之不及呢？

從農民的前途來看，理想的狀態是成為吏員，并在三考滿后入仕為官。但此過程極為艱辛：“在外農民守候一二十年方得挨參，又有上司比較、錢糧未完、查盤考察等項問革，喪家失業者十常七八，給由到部者十僅一二?！保?7］37即使能夠到部，還需“分撥各衙門辦事。辰入酉出，動經數歲，其有去家遠者囊橐空竭，無人供應，遂致沿街丐食，廉恥道喪”［28］169。同時，傳統觀念中吏員身份低微，尤其是明中葉以后，隨著捐納吏員的盛行，“納銀聽參吏員不諳刑名行移，不通楷書算法。既以納財為出身之階，必以貪財為營家之計”［29］621，吏員社會危害性凸顯，致使“士大夫之于胥吏，以奴隸使之，盜賊待之”［30］401。即便有幸為官，這些出身吏員的官員也常被蔑稱為“奴才官”［31］387。因此，普通百姓多將參充吏員看作是苦差，甚至“指為垢辱，百計求脫”［32］841。尤其是“北方州縣吏役絕少，甚有求一二人直印管庫而不可得者。每報農民哄動閭閻，誠恐有司奉行不善，翻為良民之累”［33］205。

同時，農民“未有前程之名，未沾斗糧之惠”［34］527，成為正式吏員之前需要長期候缺，甚至沒有機會“轉正”，其地位還遠在吏員之下。沈鯨《鮫綃記》第十出《謀害》中訟棍賈主文“相交的是六房書吏，使的是笞杖徒充。外郎稱我阿叔，農民叫我公公”［35］，雖是自我吹噓，但借此也可看出農民地位之低：外郎即吏員稱其“阿叔”，農民則更低一級，稱其為“公公”。更為重要的是，明代農民不同于清代的“掛名書吏”，仍要在官府中“辦事”。如淳安縣“農民舊例上班”，即每天都要到衙門點卯待命。海瑞任淳安知縣后，革除了農民上班的舊例，但“遇有差遣……挨次輪流，不論差之繁簡久近”［36］43?！赌档ねぁ返诎顺觥秳褶r》縣吏上場云：“承行無令史，帶辦有農民?！保?7］40這也說明，農民雖然尚不是正式吏員①對于此處的“農民”，以往學者皆將其理解為農夫，而未留意到“農民”在明代還有其他的含義。結合文本及歷史語境，此“農民”當指候缺農民。，但也要在衙門中應差辦事，幫辦或實際承擔了吏員的諸多差事。并且，委派給農民多是“管庫、管倉、管支應、管下程、管鋪設、管中火”等苦差。以管庫為例，這一差事不僅要負責支解錢糧，有時還需“供縣官衙用、堂食諸用以及辦禮、辦酒席”［38］67?！缎咽酪鼍墏鳌返谑呋?，晁思孝在任通州知州時，“在那庫吏手里成十成百取用，紅票俱要與銀子一齊同繳，弄得庫吏手里沒了憑據，遇著查盤官到，叫那庫吏典田賣舍的賠償，傾家不止一個”［2］229?？梢?，管庫絕對是一項高風險的差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傾家喪身。而一些地方則革庫役“以候缺農民領其事，謂之庫農”［38］66，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鄉民對報農民畏之如虎了?！缎咽酪鼍墏鳌分朽l約勒索侯小槐不成，報其納監，侯小槐請托免納后，鄉約“仇恨愈深”，所以要舉報侯小槐做人人畏懼的農民，以泄心中之憤。

四、報農民與納司吏

《醒世姻緣傳》第四十二回，魏才打聽到鄉約要舉報女婿侯小槐做農民，立馬給其支招：“火速的刷括三十多兩銀子，跑到布政司里納了司吏，就可以免納農民?！保?］572按照許贊“民家子弟初在本處納銀充吏謂之農民”的說法，侯小槐納司吏，在納銀后、正式參充吏役前實際上就是農民。同樣是農民，為什么侯小槐想方設法逃脫被鄉約舉報農民，而自己卻又主動納銀做農民呢？

如上所論，農民是候缺之“準吏員”，“凡各衙門起送農民本以學法令、辦文移”［22］217。因此，農民與吏員的來源及參充程序基本重合，也有僉充和納充兩種形式（官員、士子等罰充為吏者不稱農民）。僉充農民的基本程序是：地方鄉約、耆老推舉符合條件的“良家子弟”，取具保結，經由州縣吏房，“每半年一次，起送赴司府，轉送巡按衙門考選”，考中者挨次參用，不中者發回為民［39］410－411。納充的基本程序是：朝廷開捐納事例，納充者到布政司援例納銀或捐物，行文本縣取具保結，按照所納吏員行頭免考候缺，或者與僉充農民一起送巡按衙門考選，考核合格者按照所納吏員行頭候缺，“不中者，發回習字。其累考不堪者，年終類奏，查照義民事例，冠帶榮身”［39］411?！缎咽酪鼍墏鳌分兴枋龅暮钚』奔{司吏的過程符合納充的基本程序，并且也補充了一些史書未載的細節：

侯小槐……同了魏才來到省城布政司里遞了援例狀子。三八日收了銀，首領行頭，正數二十兩，明加四兩；吏房諸凡使用，去了五兩。行文本縣取結，鄉約里排、該房書吏，去了四兩；心紅去了五兩；來往路費，做屯絹大擺、皂靴儒絳，去了二兩多；通共也費了四十多銀子。［2］572

既然侯小槐通過布政司納農民充吏以逃避報農民，那么鄉約要舉報的“農民”應是非納銀農民，即僉充農民。前文提及，吏具有役的性質，僉充吏役本是地方的職責之一，納銀充吏盛行后，僉充這一途徑也未完全消失，仍可以“因吏缺而報農民”［40］429。同時，明代各級衙門吏員額有定數，但候補的農民卻“不限以數”［41］149，濫僉農民的現象時有發生。一方面，州縣官吏常借報農民需索錢財，如萬歷年間山西興縣知縣陳□□“僉報農民共報四十五名，每名密送銀一二十兩不等”［42］604；天啟年間四川大邑縣報農民，全縣共一百四十名，知縣翁九升“每名索銀一兩免納”［43］279。另一方面，僉充之農民，“初僉雜役，役滿參缺”［44］212，在參充吏員前，要先在衙門應差做雜役，所以一些州縣“在答應諸人，則不止祗候之民皂，而又報義民以充官；不止侍奉之門廚，而又報農民以妝吏”［45］979，這也正是《醒世姻緣傳》中說“報了農民，就要管庫、管倉、管支應、管下程、管鋪設、管中火”的原因。

捐納農民充吏則有所不同。關于《醒世姻緣傳》中侯小槐納司吏，吳曉龍《〈醒世姻緣傳〉與明代世俗生活》解釋說，納了司吏，侯小槐就成了衙門里的人，鄉約便不敢再找麻煩（報農民）了［46］39。此種解釋并不符合小說的原意。侯小槐之所以納司吏，并不是說司吏的身份可以讓鄉約畏懼，而是納了司吏自然就免除了僉充農民之役?！睹鲿洹份d：“國初令有司設司吏，許各保貼書二名。其后定設掾史、令史、書吏、司吏、典吏，后又設提控、都吏、人吏、胥史、獄典、攢典……正統元年，裁天下吏員，每房止存司吏一名、典吏二名?！保?4］124雖同是吏員，但“司吏承掌該房之事，典吏分投典管”［47］，司吏是典吏的上級，并且明朝中后期諸多州縣的司吏支取俸祿，典吏卻沒有①參見周瑛，黃仲昭《重刊興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18 頁；王心修等《（嘉靖）天長縣志》卷二《人事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26 冊，上海古籍書店1981 年版。。不過，《醒世姻緣傳》中所謂“司吏”與之不同。侯小槐所納為“首領行頭，正數二十兩”，“吏員行頭，俱以食糧多寡為稱。如在外布政司通吏謂之大二石五斗”［48］384，“首領行頭”即地方司或府經歷司、照磨所等首領衙門典吏，在捐納吏員時，“各司、府首領并州縣吏員銀二十兩”［21］6810。而地方司、府首領衙門不設司吏，只有典吏，并且，布政司、按察司等中的司吏常以書吏稱之［24］652。因此，《醒世姻緣傳》中魏才口中的司吏，是相對于州縣吏員而言，泛稱布政司、按察司等省級衙門的吏員，具體來講，就是省級衙門中經歷司、照磨所等首領機構的典吏（首領行頭）。

明代的經歷、照磨等首領官多由監生、吏員出身者選任，“以秩卑為上官所輕棄，甚則部民得以事傾之”［49］857?！缎咽酪鼍墏鳌返诎耸?，駱校尉就曾極力勸阻狄希陳做府經歷這樣的首領官：“你做了首領，就要叫人老爺，就要替人磕頭，起來連個揖還不叫你作哩?！皇悄菦]日子過的人，別管他體面不體面，做上這個官，低三下四，求幾個差委，撰幾兩銀子養家?！保?］1096不過，首領衙門雖然冷淡，但捐納吏員所需銀兩少（二十兩），與司府州縣六房中的吏員相比，事簡人閑，即使是農民也是照所納首領行頭候缺。而州縣僉充之農民，經過巡按考選后，大多數會被下撥各州縣候缺，候缺期間（時間可能會很長），需要充當雜役。因此，對于納吏避役者來說，捐納首領行頭無疑是上佳之選。如嘉靖年間湖廣按察司首領衙門吏員“止有七缺，前后納銀農民將及三百人”［24］652。如此之多的候缺人數，說明很多人并非為了充吏，而只是為了避役。行文至此，《醒世姻緣傳》中侯小槐為逃脫被鄉約舉報農民，而選擇捐納農民就有了合理解釋：鄉約所僉報之農民，多需先充雜役，并且大概率會考撥在州縣候缺，面臨著被委以管庫、管倉等苦差的危險；捐納首領吏員后可能也要先做候缺農民，但做首領衙門農民及吏員的風險較低。因此，侯小槐兩害相權取其輕。

結語

“小說家敘述時事，必須牽涉其背景。此種鋪敘，多近于事實，而非預為吾人制造結論?！保?0］6因此，在文學價值之外，小說的史料價值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認可?！缎咽酪鼍墏鳌分朽l約為報復侯小槐試圖舉報其做農民，以及侯小槐通過捐納首領衙門吏員擺脫危機的情節，即為探討農民與吏員的關系提供了契機。農民既有“納銀農民”，也有“考選不納銀農民”，是明代對初參吏員尚未考選者，以及初次考選或捐納定撥后候缺吏員者的稱謂。明朝中后期，捐納成為吏員的主要來源后，“考選不納銀農民”已淪為與“門子、屠沽、菜傭”類似的雜派［51］3578，百姓畏之如虎，而貪官污吏則借機將報農民當作斂財索賄的“登壟地”。對此問題的研究，不僅能襄助相關小說情節的理解并澄清一些錯誤認識，同時對明代吏員參充制度研究的深化也有積極意義。